社会经济区位因素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社会经济区位因素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廊坊 区域 边界因素

廊坊是河北地区的重要城市，位于京津冀三省（市）边界地区。区域边界是廊坊特有的区位特点，这一特点给廊坊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是廊坊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一、区域边界因素与经济活动的区域性

1、经济活动的区域性特点

社会经济活动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进行的。经济地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经济区域，另一种是行政区域。经济区域与行政区域并存且常有交叉重叠，关于社会经济活动地域分布，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客观现实。而就是这种客观现实造就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基本特征和某些普遍现象，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某些逻辑前提。

2、区域边界因素

廊坊位于河北省中部偏东，地处京津两大城市之间，被誉为“京津走廊上的明珠”，东接唐山，北邻北京，西连保定，南濒天津、渤海湾。全市陆地面积6429平方公里，总人口408.3万。从省、市行政区域和省、市经济区域的角度来观察，反映了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重叠的特点。从京津塘经济区和环渤海湾经济区的视角来看，廊坊身处经济区域和行政区域交汇之地，以双重身份驻立在经济区的边界线上。在本文中，廊坊的边界区位既是个地理概念，又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含义，它是凭借经济条件存在并体现自身的价值的。

二、区域边界因素的双重作用1

区域边界因素对廊坊市的经济发展表现为双重作用，即优势作用和劣势作用。

首先分析优势作用。廊坊市的突出优势是空间区位优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紧邻大城市。第二，处于京津塘经济区的核心地带，周边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第三，对外交通快捷便利。上述优势加强了廊坊与周边发达城市的经济联系，促进了自身经济的发展。

其次是劣势作用。第一是多向受力。廊坊在发展中受到不同方向的各种作用力的影响牵制，表现为自身发展路径和样式的模糊性、不典型和多样化，进一步遏制了廊坊市域内“中心城市”的形成。第二是异质受力。其造成经济运行中以政府的生产力布局规划、经济政策、产业调整计划、发展战略等行政作用力为主要内容的行政阻隔。这些行政阻隔主要来自于经济作用力与行政作用力的不一致不匹配。第三是地域局促。由于廊坊市行政区域面积较小，与临边的经济中心城市距离较近，遭受的外力较大，而廊坊市区的经济能力有限，对市区的向心力不足，生产要素难以向市区聚集。第四是梯度谷地。廊坊市与周边城市的经济技术梯度存在较大的差距，即梯度谷地。由梯度理论可知，经济技术梯度的不平衡是由经济技术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

三、区域边界因素分析对廊坊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启示

1、定位问题

廊坊要发展，必须解决基础设施匮乏、园区定位不明的问题。目前廊坊市园区的发展存在相当突出的问题。首先，定位不清、产业结构相似、缺乏统一规划。其次，廊坊市的多数工业园区由当地政府部门主导开发，制约于地方财力，园区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园区经济的发展受限，招商引资效果不高，以致廊坊市需要弥补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欠账来吸引大项目落户。

2、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解决衔接问题

调整自身产业结构与北京产业结构的衔接是廊坊接轨北京的关键。依据北京产业调整的路径，廊坊应注意产业接轨的序列和产业接轨的层次。在序列上，廊坊应以一产、二产、三产的顺序来对应北京三产、二产、一产的调整3。在层次上，廊京产业经济合作或接轨，一般按从商品交流、产品配套到产业协作的次序进行。这一次序反映了两地合作深度和广度的推进过程，也有助于接轨工作的部署。

3、消解区域间合作障碍

廊京经济合作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廊坊位于梯度谷地，廊京两市梯度差较大；二是经济合作中的行政阻隔因素。前者是经济自身差距，后者是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行政阻隔主要产生于廊坊的区域边界位置，并表现异常明显。究其经济原因是市场经济机制发育不足，政治原因在于我国现有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和行政体制。经济运行中的非经济因素影响和行政阻隔是中国经济的特有的普遍现象。

消解梯度谷地障碍，不可能一步到位。其基本思路是，廊坊只能先集中力量在一、两个行业上获得较大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提升全部产业的品质。在廊京的边界线上，力争在单体上一峰独秀，总体上把陡坡变缓坡。用峰值弥补低谷，带动总体，向目标靠拢。对于优势行业的选定，从实际条件出发，着眼于北京资本、技术扩散对廊坊的选择，结合行业前景以及环渤海经济区的产业分工，全面权衡而后定。

参考文献：

[1]张兴华.嘉兴经济发展中区域边界因素的分析与启示[J].浙江经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05）

篇(2)

关键词：国外 城市 空间结构 研究

中图分类号：TU972+.2文献标识码： A

公元前 5 世纪，古希腊建筑师希波丹姆（Hippdamus）的棋盘式路网骨架的城市空间布局公元前 1世纪，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vius）在《建筑十书》中设想的蛛网式八角型城市结构，反映了古人对城市结构形态理想化的追求与探索。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建筑师阿尔伯蒂、费拉锐特、斯卡莫齐等人师承古罗马维特鲁威，发展了理想城市理论，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城市结构模式。18、19 世纪之交，出于尝试缓和由工业革命带来的各种城市问题的目的，部分有识之士对城市空间结构作出了一些有益的理论探讨和部分试验，其中著名的有空想社会主义的城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嘎涅的工业城市、马塔的带形城市等理论。其后，盖迪斯、恩温、沙里宁、格利芬、米留庭、赖特、柯布西耶等又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将相关理论研究与规划设计实践引向了新的境界。然而，系统性的研究城市空间结构理论的还是始于 20 世 20 年代以来兴起的生态学派。

20 世纪 20 年代兴起的生态学派掀起了西方对城市空间结构较为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其后，随着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分析技术手段的多样化，先后引入了空间经济学、行为分析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研究方法，分别形成和发展了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经济区位学派、社会行为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派等理论体系。它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等人文驱动力及其作用机理，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人类对城市空间结构模式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理解。

1.社会生态学派

社会生态学派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主要利用描述性的历史形态方法，从西方城市土地利用的增长趋势中归纳出以同心圆模式、扇形模式和多核心模式而著名的空间分异规律。切尔品（F.S.Charpin）和凯瑟（E.J.Kaiser）将这三大经典生态区位理论视为城市土地利用的理论基础。此外还有狄肯森（R.E.Dickenson）的三地带说及塔福（E.J.Taafe）等的城市理想化结构等形态描述模式。社会生态学派均属于简单的圈层研究体系，止于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描述，不能充分解释某种城市空间结构模式的形成机制，不能解答社会经济变量与土地利用之间相互联系的问题，也难以解释现实城市中各种条件限制（如生态敏感区、公园等）造成的复杂情况及城市系统变化对城市空间结构模式的影响。其典型模式只概括了城市内部空间分异的部分特征，而现代城市的发展已超越了这些模式的内涵。另外生态学派把城市空间视为平面，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城市空间向地上、地下立体化方向发展，从而使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更为复杂化。

2.经济区位学派

经济区位学派与社会生态学派的描述特征和归纳方法不同，其理论旨在以市场平衡理论为基础，运用空间经济学理论和系统的数理分析方法构建和演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理论模型，分析并解释城市土地利用的区位决策和空间模式。由于在大多数西方城市，土地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主要是由市场来决定的。不同国家制定了多少不等的公共规则，但市场被认为是土地利用区位决策的结算场，城市空间结构应理解为竟争性投标过程的结果。其典型的模型主要包括以阿隆索（W.AlonsoL）,温占（Jr.wingo）等为代表的古典单中心模型、外在性模型和以开普热（D.Capozza）和海斯勒（R.W. Helsley）为代表的动态模型。

区位论学派把城市的土地利用者看作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和花费最少化的经济优化人，注重经济行为的空间特征，从最低成本区位角度探讨自由市场竞争的理想状态下的区位均衡过程。区位学派虽然揭示了城市空间结构形成的经济规律，但忽视了个人的偏好、习惯及其它非经济因素对城市土地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片面性。

3.社会行为学派

社会行为学派出现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它克服了社会生态学派和经济区位学派对人简单化和理想化假设的缺点，认为在现实社会中土地利用者的区位决策行为因价值观、思维方式、知识水平和掌握信息等方面的影响不可能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程度，而且最大经济效益和最佳效用并非人们进行区位决策的唯一目的。因此，行为学派把人的价值观、意识能动性等非经济的社会因素纳入到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范畴，用城市社会系统代替市场作为城市土地利用区位决策的场所。其代表性理论主要有以北卡罗来纳大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切品（F .S.Chapin）为代表的决策分析模型和温勃尔（M.M.Webber）的城市土地利用互动理论。

社会行为学派用人文思想批判了忽视人的价值观念和主观能动性的社会生态学派和经济区位学派，但行为学派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过于强调个人认知和决策行为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形成的影响力，却忽略了社会结构的制约作用。

4.政治经济学派

政治经济学派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该学派认为城市土地利用的区位决策和空间模式并不是由无数个体在无组织的土地市场中自由决策的结果。因为社会结构体系是个体选址行为的根源，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结构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在进行土地利用决策和开发时其权力也明显不同。个人、企业、政府的土地利用空间行为和决策受制于其所在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和社会结构，因此要揭示错综繁杂的城市内部结构表象所蕴藏的内在动力机制和演变规律，必须深入分析土地开发过程及其政治经济结构和历史背景。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性理论主要包括以哈维（D.Harvcy）、卡斯特斯（M.Castells）和斯哥特（A.J.Scot）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以弗姆（W.H.Form）、威廉姆斯（0.P.Williams）为代表的区位冲突学派和城市管理学派。结构主义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结构及变化过程，认为社会生产关系是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变化的内因机制。区位冲突派则认为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结构和区位模式是具有不同目标、不同权力及影响力程度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冲突、相互妥协的结果。城市管理学派认为城市管理者(包括公共房屋经理、地方政府官员等机构)在土地资源的分配过程中起不同作用，从而影响并决定城市的空间结构模式。

政治经济学派从深度和广度上极大地加深和拓展了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动力机制的认识，但大多数政治经济学模型只提供了一个概念性分析框架，倾向于过分简单化和政治决定主义为加强它的解释效力，还有待于与其它理论尤其是城市经济学理论进行融合。

5.城市模型研究

城市模型是在阿隆索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古典城市经济理论的深化和提高。为更理性地进行战略规划和预测分析，美国首先开展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规律的模拟分析研究。借助于计算机数值分析处理，用定量的方法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规律进行模拟分析。其中著名的有劳锐模型，它的特点是模型的可计算性和可扩展性，用极简明的形式表示居住、商业、基础产业等决定城市空间结构的主要社会经济活动与交通的相互联系。通过预测城市各区域的社会经济活动，按它们的土地利用需求和规划控制要求确定城市内部空空间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研究

空间结构

从 20 世纪 20 年代产生的生态学派，到 60、70 年代的经济区位学派、社会行为学派，继 70、80 年代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派，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理论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明显的发展，这些学派在当代西方城市空间的演变过程中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当代我国城市空间的发展过程中也可以见到若干学派的身影。

参考文献

1． 沈玉麟.外国城市建设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

2． 钟纪纲.巴黎城市建设史[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篇(3)

关键词：重力模型；增长极；点轴开发模式；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127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6-0001-03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区域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统筹区域发展已放在突出位置，统筹就是强调要协调发展，因此区域调控成为政府引导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经济区的划分作为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的重要工具，是进行合理的地域分工和区际协作，引导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的基础，对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区域开发、经济投资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1］。

一、环青海湖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一）区位条件分析

青海湖是我国第一大咸水湖，地处我国西部干旱区、东部季风区和青藏高原区三大区域的交汇地带［2］，是世界著名的湿地自然保护区和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天然屏障。环青海湖地区地处青海省农牧结合部，距省会西宁市130公里，东接全省经济重心河湟谷地，西连柴达木盆地，是青海进入新疆、的重要通道。环湖北岸有青藏铁路、青新公路315国道，南岸有109国道通过，交通比较便利。该区域自然条件相对较好、自然资源相对富集，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水资源、草地资源；以青海湖为依托旅游资源更是得天独厚，特色突出，在全省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

1.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环青海湖地区四县行政区域面积5.58万km2，占全省面积的7.75%。2008年末人口22.8万人，占全省人口的4.11%，国内生产总值553 411万元，占全省的5.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4 272.41元，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40倍（见表1）。

环青海湖地区经济发展既具有优势和各种机遇，也面临着很大的生态经济问题。

（1）区域经济总量小、质量低，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从三次产业产值比重来看，刚察县和共和县仍以农牧业为主。从三次产业就业比重来看环湖各县绝大多数劳动力仍滞留在第一产业，产业偏离度很高，产业结构极不合理，区域城镇化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见表1）。地区GDP（万元）人均GDP（元）人口(万人)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城镇化率（%）

海晏县141699416763.46.1∶67.9∶2640.8∶17.2∶41.938.2

刚察县49449114994.341.3∶14.9∶43.870.4∶0.5∶29.134.9

共和县1893981445713.118.8∶45.7∶35.562.6∶3.5∶33.934.4

天峻县172065860322.09.1∶80.9∶1076.2∶2.2∶21.625

青海省961520017389552.911∶55∶3444.5∶21.3∶34.240.86

（2）区域内四县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差距较大。

从表1可以看出海晏县和天峻县人均GDP分别达到41 676元和86 032元，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是刚察县与共和县则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共和县总人口13.1万人，天峻县仅2万人，人口分布极不均衡。从产业发展情况看，第一产业产值比重最高的刚察县为40.8%，最低的海晏县为6.1%，非农就业比重最高的海晏县达到59.1%，最低的天峻县仅23.8%。四县城镇化水平差距也很大，海晏县城镇化率为38.2%，接近全省平均水平，而城镇化水平最低的天峻县仅25%（见表1）。

（3）环青海湖区域缺乏经济增长极。

城镇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教育的中心，也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支点和人口聚集的平台。经济区域需要有一个具有强大辐射力并对区域腹地发展有带动作用的中心城市，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但是环青海湖地区没有一座城市，只有11座城镇，除共和县恰卜恰镇之外，其余城镇规模过小，缺乏增长极导致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弱，缺乏与其他区域的竞争力和协作发展能力。

（4）环青海湖区域经济区划与行政区划不协调，区域内缺乏有效合作。

环青海湖地区四县毗邻青海湖，县域间相互接连，在资源禀赋方面既有相同点又有互补性，具备区域经济合作的条件，因此青海省经济区划中将其划分为一个经济区，并于2007年成立了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以促进自然生态保护和旅游资源综合利用。但是环青海湖经济区四县在行政区划上分别隶属于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和海晏县）、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和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由于经济区划和行政区划不协调，流域各县在资源开发、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各自为政，低水平重复开发建设，没有实现有效合作和多方共赢。同时由于青海湖开发主体与治理主体不一致，也难以保证生态治理的可持续性。

环青海湖少数民族地区在西部生态经济脆弱区域中具有典型性，因此根据地区现状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不但对于促进环青海湖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保护青海湖湿地安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西部同样面临生态经济问题的其他区域也有借鉴作用。

二、基于重力模型的环青海湖区域经济空间联系实证分析

（一）重力模型方法介绍

重力模型的基本原理是：地区间的客货流量是两地区间相互吸引、相互排斥的结果，从出行起点O到讫点D的客货流量与O点的总出行发生量和D点总吸引量成正比，而与O、D两点之间的距离成反比［3］。该法综合考虑了影响出行分布的区域社会经济增长因素和出行空间、时间阻碍等因素，是国内交通规划中使用最广泛的方法［4］。

基本重力模型（无约束重力模型）可表示为：

其中qij 指i、j分区之间的出行量预测值，O和D分别表示起止点间的交通出行量［5］。∫(Cij)为i区到j区的交通阻抗函数，它反映交通区之间交通便利程度的总体差异。由于不同目的或方式的出行分布特点存在一定差异，在实际应用中，往往需要根据出行调查的实际结果，选择合理的阻抗函数，分别建立不同目的或方式的模型［6］。

（二）重力模型方法在区域空间关系和经济区划方面的研究成果

重力模型方法在我国区域空间联系和指导经济区划方面有许多研究成果。顾朝林运用重力模型方法对中国城市间的空间联系强度进行定量计算，刻画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联系状态和结节区结构［7］。王钰兰等通过空间交互理论的重力模型对成渝经济区内的城市的空间相吸引强度和吸引范围进行定量计算，据此界定成渝经济区的范围，解析成渝经济区的空间的内在结构［8］。冀俊、李少游通过重力模型，分析广西城市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进而得出广西可能形成的城市群［9］。曹纪伟、叶桢翔用重力模型分析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对圈内的小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提出小城市应依靠交通资源优势积极对接大都市圈来发展自己这一战略决策［10］。

（三）基于重力模型的环青海湖区域经济空间联系实证分析

重力模型以万有引力为依据，用自然规律来反映经济社会的复杂现象，显然有一定的适用条件。对于一些确定存在很强吸引力的城市或地区，如经济发达地区、旅游景点、政治文化中心，使用重力模型才会产生较好的效果［3］。针对包含4个县域的环青海湖地区，采用空间重力模型来定量说明区域经济中心所在以及经济中心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强度是可行的。根据出行需求调查结果并考虑计算简便，选择幂函数作为交通阻抗函数，重力模型表示为：

式中α，β，γ为待定系数，需要根据现状 OD 调查资料，利用最小二乘法确定。由于环青海湖各县之间出行主要是依赖公路客车，其单位时间出行费用基本相等，所以计算时用出行时间代替出行费用。另外，环青海湖地区四个县中，天峻县的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过小，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离青海湖景区较远，考虑到距离衰减规律的作用，所以在重力模型分析中不予考虑，只计算分析海晏县、共和县、刚察县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从中选取环青海湖地区的增长极。通过对三县公交运管所和交通局实地调研，整理出相关原始数据（略）。

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样本数据进行标定，得出α= 0.124 , β= 1.173 , γ= 1.455 ，即标定的重力模型为qij = Oi0.124Dj1.173 /Cij1.455

将所选地区的OD数据分别带入到上式中，可以计算出共和县对海晏县和刚察县的联系强度分别为0.0103和0.0055，自身的经济活力为0.1243。海晏县对共和县和刚察县的联系强度分别为0.0103和0.0037，自身的经济活力为0.106。刚察县对共和县和海晏县的联系强度分别为0.0045和0.0037，自身经济活力为0.106。各县经济联系势能总强度依次为q共和 =0.1234+0.0055+0.0103=0.1343，

q海晏=0.1060+0.0037+0.0103=0.1200，q刚察=0.1060+0.0037+0.0045=0.1142。

根据空间重力模型计算结果可知共和县的空间联系强度最大，目前具备成为环青海湖地区增长极的条件。从对环青海湖地区基本状况分析也可以看出，共和县无论从经济总体水平、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可持续发展能力、镇区面积等方面均居前列，实证分析结果与区域实际情况一致。另外，共和县的区位不但是环湖南岸，同时也是省内黄河谷地的起点，离省会西宁较近，处于青海省东西发展轴上，共和县的发展可以同时起到改善青海省两大重要的发展轴线（沿青藏铁路发展轴、沿黄河发展轴）的增长极分布状况和提升经济集聚、辐射能力的重要作用［11］。

三、环青海湖区域经济规划和开发战略措施

由于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的特殊性，环青海湖区域经济规划和开发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保护青海湖湿地生态安全为基本出发点，倡导区域合作，点轴梯度推进，并且根据资源优势，走特色经济和新型城镇化之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一）将产业规划与城镇规划相结合，培育区域增长极

环青海湖区域经济发展必须发挥增长极的作用，实施非均衡协调发展。根据增长极理论，增长极是一组推进型的产业以及这种优势产业在特定地域上的集中。所以环青海湖区域经济开发首先要重视特色产业发展，并以特色产业为支撑促进城镇发展。

环湖地区四县应抓住机遇围绕青海湖这个国际品牌，进行产业规划，协同整合产业优势，培养特色产业集群以及合理分工和优势互补的产业体系，通过产业链建立区域经济联系。

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和中小城镇的作用，将城镇化与特色经济发展相结合。根据前述实证分析结果，综合考虑环湖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等因素，可以在共和县规划建设一座环青海湖区域性中心生态城市，成为该区域对外交流的一个平台。在大力发展特色经济，逐步形成城镇产业支撑的基础上，促进农牧区人口到城镇定居就业，提高城镇规模经济效益和集聚经济效益。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服务业，使环湖地区的小城镇建设与旅游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增强城镇的经济实力与吸引力，并以此促进环湖经济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二）依托交通轴线，实施点轴开发，完善城镇等级体系

点轴开发理论指出在重视“点”（增长极作用）的同时，还强调“点”与“点”之间的“轴”（交通干线）的作用。 “点―轴系统”反映了社会经济空间组织的客观规律，是一种最有效的区域开发模式［12］。环青海湖地区是天然环状经济区，地广人稀，宜居地分散，城镇如“飞地”，彼此不相连，只有通过交通轴线连接起来，才能相互发挥经济辐射作用，所以环青海湖区域经济开发适宜增长极培育基础上的“点―轴”开发模式。借助环青海湖分布的交通干线作为轴线，立足本地丰富的畜牧业、能源、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优势，把环湖地区发展成为现代畜牧业生态经济圈、环湖旅游生态经济圈、环湖城镇生态经济圈［13］。以特色产业和现有城镇为重点，依据区位条件、交通条件、资源禀赋条件等，选择培育有一定发展前途和潜力的次级“成长中心”城镇。充分重视中小城镇的定位与发展，优化区域的城镇规模结构体系，促进城镇体系的完善。

（三）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与环青海湖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生态安全和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只有提高环青海湖地区城镇化水平，才能够有效地将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在少数生态极上，实现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转化，收入水平提高，才能从根本上减轻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实现生态经济良性循环 ［13］。

笔者实地调查发现环青海湖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进城的顾虑还比较多，乡土情结很重，这也是该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再加上该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有限，也不宜大规模的开发。为此，结合青海湖湿地生态保护的长远要求和区域社会经济现状，该区域最适宜的战略选择应是走健康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13-14］。要坚持以人为本，城乡统筹，通过合理的城镇体系规划和牧区居民点规划，促使人口和经济活动相对集中于生态环境条件较好的宜居区域，改善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保障水平，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集约化发展道路，并在规划建设中坚持突出民族特色和地方风貌。比如将生态畜牧业与生态旅游业有机结合，通过开发地方传统特色的畜牧业产品，开展牧家乐等形式，使旅游业发展带动畜牧业持续发展，不但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转型，增加牧民收入，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也使区域少数民族传统得以保留和发扬，有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

（四）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推进流域经济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

环青海湖地区具备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良好基础，推进环湖地区经济合作符合区域内各县利益，是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必然选择。环青海湖四县应当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形成共荣共赢的整体合作理念，根据资源禀赋进行专业化分工协作，合理配置资源，避免区域内部恶性竞争。通过产业间优势互补，以共创旅游品牌为突破口，打造极具竞争实力的特色农畜产品、加工产品和特色服务品牌。同时环湖地区应依托优势资源和重点项目联合对外进行招商引资，共同开展区际合作，加快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逐步形成协调发展、竞争合作的区域发展格局，引导区域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通过环青海湖区域内产业分工与合作，建立区内利益协调机制也是推进流域综合开发与治理的有效途径，只有通过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协调，形成地方政府之间的合理分工合作关系，实现流域经济一体化，才能为流域经济发展和综合治理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环青海湖区域规划和经济开发要坚持以人为本，政府主导，统筹城乡，完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打造环青海湖少数民族特色生态经济区，实现环青海湖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08BMZ-039）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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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1.1研究方法与思路城市流是指城市间各种要素在城市群内相互流动、作用的一种基本形式，包括对流、传导和辐射［7］.城市流强度则是指在城市间的活动中，城市外向功能（各外向服务部门功能）所产生的影响量［8］，是表征城市与外界联系程度的数量指标。城市流强度作为衡量城市与外界联系的数量指标，一般用城市从业人员作为城市功能量指标，即通过计算该城市某一产业部门从业人员的区位商来衡量其是否具有外向功能量.本文将运用区位商原理，建立城市流强度概念与模型，对淮海经济区20个地级市的主要外向部门的区位商（Rij）、外向功能量（Ei）、城市流强度（Fi）等指标进行测算，分析与比较淮海经济区各城市经济空间联系强度，探寻城市流变化的一般规律.

1.2数据来源城市服务往往通过经济体系中关联度大、辐射性强的行业来实现.利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年）》的相关数据，去除农、林、牧、渔业以突显城市的非农功能，重点关注外向型服务业和第二产业.选取淮海经济区20个地级市的采矿业，制造业，电气、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15个行业的单位从业人员数、总从业人员数、各城市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分析各市对外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

2城市经济空间联系强度

2.1城市区位商分析根据公式（2）计算出淮海经济区20个地级市15个外向服务部门的区位商（表1）.区位商大于1，就拥有专业化水平，且越大说明了其专业化程度越高，反之，则没有专业化水平.徐州有7个外向服务部门区位商大于1，其中，采矿业3.17，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1.83.这源于徐州是全国重要的煤炭产地，其矿产资源丰富且是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是连接东西南北经济的重要“十字路口”.连云港有6个外向服务部门区位商大于1，但各个部门的区位商很接近，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区位商为1.30.作为淮海经济区重要出海口的连云港，并没有高效发挥出港口的拉动效应，而淮海经济区作为连云港最直接、最重要的经济腹地，也没有对连云港的发展起到载体和支撑作用.淮安、盐城以及宿迁分别有6，6与4个外向服务部门区位商大于1，说明这些城市的集聚与辐射能力相对较弱.菏泽、济宁、临沂、枣庄、日照、泰安及莱芜分别有5，5，6，4，8，2与5个外向服务部门区位商大于1，其中，济宁、枣庄、泰安和莱芜采矿业的区位商均大于4，说明这4个城市的矿产资源蕴藏量大，采矿业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起到带动作用.开封、商丘及周口分别有5，4与8个外向服务部门区位商大于1.淮北、宿州、阜阳、蚌埠及亳州分别有2，6，7，8与5个外向服务部门区位商大于1，其中，淮北市采矿业的区位商高达13.86，是居于第二位的枣庄的2倍，成为其第二产业的主导部门.从整体来看，淮海经济区内各城市的第二产业均占有较大比重，而软件业、餐饮业、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职能领域所占比重较小，说明淮海经济区目前仍集中于传统的生产领域，产业结构层次低.另外，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主要外向服务部门的区位商相比同期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以及环渤海经济区等城市的区位商偏低，说明淮海经济区各城市的集聚与辐射能力相对较弱，各城市主要外向服务部门的区位商之间的差距并不显著，说明产业趋同现象严重.

2.2城市外向功能量分析根据公式（3）、（4）计算出淮海经济区20个地级市15个外向服务部门的外向功能量（表2）.徐州、菏泽、济宁、临沂、枣庄、泰安、商丘、周口和淮北的外向功能量Ei分别为14.73，11.99，20.15，13.18，12.41，15.02，14.16，13.34与11.35，说明这9个城市在淮海经济区城市经济空间联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济宁市、泰安市和徐州市的外向功能量Ei分别为20.15，15.02和14.73，居于淮海经济区的前3位，这3个城市在淮海经济区城市经济联系中的突出地位与其采矿业，电气、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业，教育和其他服务业外向功能的传导与辐射相关.另外，济宁市的外向功能量比位于淮海经济区几何中心的徐州市高37%，综合比较各部门的外向功能量数值可以发现，徐州只有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具有较明显的比较优势，主要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区域交通枢纽地位，但因缺乏具有比较优势的外向型服务业，削弱了其对周边城市的辐射作用.济宁市只有采矿业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占城市外向功能量的84%，第二产业仍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亟待实现.值得注意的是淮北市，其外向功能量Ei为11.35，采矿业占99%，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占1%，其他部门外向功能量均为0，作为资源型城市的淮北市第三产业对外服务能力很弱，经济主要依托采矿业外向功能的强劲拉动.淮安、盐城、莱芜、开封、宿州、阜阳和亳州的外向功能量数值介于5~10之间，位于淮海经济区城市外向功能量的中间层次；连云港、宿迁、日照和蚌埠的外向功能量均在2~5之间，位于淮海经济区城市外向功能量的最低层次.这说明空间要素的流动性不强，其辐射能力弱，特别是作为港口城市的连云港，其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发展不甚成熟，拥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最后，不同城市的外向功能量差距并不太大，城市之间对外服务功能弱，反映出淮海经济区内尚未形成一个能覆盖整个区域的核心，空间组织松散，应加快区域中心城市的培育，充分发挥淮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努力打造区域内增长极.

2.3城市流强度分析根据2013年淮海经济区各城市的从业人员数qi，国民生产总值GDPi，利用公式（5）、（6）求出各城市的功能效益Ni，城市流强度Fi，城市流倾向度Ki，具体见表3.表3反映出淮海经济区各城市在区域中的联系地位：高城市流强度值的中心城市为徐州和济宁，是区域经济的集聚与辐射中心；中城市流强度值的中心城市为菏泽、临沂、枣庄、泰安、商丘和周口，是区域次级辐射中心；低城市流强度值的中心城市为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日照、莱芜、开封、淮北、宿州、阜阳、蚌埠和亳州，是地方市域的集聚与辐射中心.徐州、济宁的城市流强度分别达到931.73亿元和836.61亿元，对周边城市具有相对较强的辐射和带动能力，因此，可以作为淮海经济区的双中心城市.另外，通过分析Ei和Fi，各城市的第二产业职能均占有较大比重，而房地产、商业、社会服务等职能领域所占比重较小.这反映了淮海经济区目前的外向功能量不高，产业结构层次低，区域仍集中于传统生产领域的现实状况.上述对淮海经济区20个地级市的城市流强度分析表明其存在结构性差异.本文引入城市流强度结构公式，用数量比来描述组成城市流强度的因素，进而解释这种结构性差异对城市流强度的影响［10］.从公式Fi=GDPi•Ki可以看出，城市总体实力和城市流倾向度构成了城市流强度，且城市流强度的大小也由他们之间的相对比例决定。利用公式（7）、（8）对淮海经济区20个地级市的GDPi，Ki值进行同一化归，得到GDP′与K′，并作出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的城市流强度结构图（图1）.从图1可以看出，淮海经济区各城市综合实力与城市流倾向度的结构性差异：高城市流强度值城市徐州和济宁的综合实力较高，是淮海经济区经济实力最强的两个城市，城市综合服务能力处于中游水平.两个城市的GDP′>K′，说明二市的城市流强度主要取决于城市综合实力；特别是徐州市的GDP′要明显高于K′，其相对较低的城市流倾向度则反映了徐州市的综合服务能力不强.作为淮海经济区的两大区域中心城市，从城市发展成长视角来看，今后要稳步提升城市综合实力，不断健全综合服务能力，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加大对其他城市的辐射与带动作用.菏泽、临沂、枣庄、泰安、商丘和周口为中城市流强度值城市.其中，菏泽、枣庄、商丘和周口4个城市的K′>GDP′，尤其是商丘市的K′居于该层次中的首位，K′远高于GDP′，城市流强度主要取决于城市综合服务能力，故今后不仅要努力提高综合服务能力，还需重点增强综合实力.与菏泽、枣庄、商丘和周口四市相反，临沂、泰安两市的GDP′>K′，城市流强度主要受城市综合实力的影响.在今后的发展中，这两市要想成为区域副中心，应加强城市分工协作，积极培育特色产业，从而增强对外服务能力.低城市流强度值城市有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日照、莱芜、开封、淮北、宿州、阜阳、蚌埠和亳州，其中，连云港、淮安、盐城和日照四市的GDP′>K′.显然，他们的对外服务能力不强，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着眼，进一步提高其综合服务功能相当必要.而宿迁、莱芜、开封、淮北、宿州、阜阳、蚌埠和亳州等市，其K′值均不同程度地大于GDP′值.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淮北、宿州和亳州三市较低的城市综合实力与较高的城市流倾向度之间形成极大的反差，这3个城市虽然不具备较高的外向功能量，但由于各市从业人员总量均很小，因此，以单位从业人员外向功能量来测算的城市流倾向度均较高.而盐城市由于从业人员数量巨大，因而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它的功能效益与城市流倾向度.因此，要加强这3个城市的外向联系能力，当务之急是要强化其综合经济实力，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上，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区域外转移，大力发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外向带动型新兴产业，提高综合经济实力与综合服务能力.

3结语

篇(5)

[关键词] 中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现状;策略;概况;核心区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0037（2015）05-14-3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Central Plains Economic Development

Zhao Qian

（Henan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Zhengzhou Henan 450003）

Abstract：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re is an increasing tendency that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transfer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eastern industries transfer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countries promote and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mid-rise strategy， the progress of Central Plains region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ith Henan Province as the main body is accelerated， to further enhance the consensus of the whole province to seek development， the force of serving the overall interests， and the spirit to tackle difficultie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ows a good trend， a good situation， and a good momentum.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central plai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tatus quo，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Keywords：central plains economic development， regional econom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urrent situation， strategy， general situation， core area

河南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中原经济发展中，应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和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决策部署，把改革创新、扩大开放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2014年，河南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小幅波动、缓中趋升等特点。预计2014年我省GDP增长8.7%，居民消费指数CPI上涨2%左右。区域经济是以一定地域为范围，与经济要素及其分布密切相关的区域发展实体。在中原经济发展中，如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河南省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在中原经济发展中，必须重视区域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为国民经济的提升提供可靠的保障。

1 区域经济的概况

区域经济是指经济发展的内部要素与外部条件在一定区域内相互作用而出现的生产综合体。各个区域经济的发展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等。区域经济可以对区域性的资源开发与利用现状进行充分反映，特别是在合理利用矿物资源、土地资源、人力资源等，主要体现在地区生产力分布的科学性与经济性。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中原经济区必须遵循“核心带动、轴带发展、节点提升、对接周边”的发展原则，实现放射性、网络化的发展局势。在中原经济发展中，区域经济的发展，应进行多个区域的划分，如以郑州为中心，实现中原城市群全覆盖，制定科学有效的战略目标，为实现各个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2 中原经济区各区域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

2.1 中原经济区核心区经济发展现状

中原经济区核心区城市数量为9个，分别为郑州、漯河、洛阳、开封、新乡等。5.88万平方公里为土地总面积，21%为全区土地面积的比例，4 150万人为人口总量，与全区人口总数相比，其比例为28%。该区域内具有较为丰富的矿产资源，如煤炭、铁矿石等，工业发展速度较快，交通极为方便，核心区是高等圆角及科研院所密集地，在地理位置与产业资源中具有显著优势，对中原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与其他区域相比，其GDP总量如下表1所示。

2.2 中原经济区区经济发展现状

中原经济区区城市数量为9个，10.76万平方公里为其土地总面积，5 252万为总人口。这个区域地形主要为平原，具有较为优越的农业发展条件，在北、西、西南等区域油气、煤炭及有色金属资源较为丰富，在黄淮区域却十分缺乏矿产资源，相对而言，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相比中原核心区，在GDP总量、人均GDP方面区较低，以上表1（2011年）为例进行分析，区占核心区GDP总量、人均GDP的比例分别为71.2%与56.2%。特别是黄淮4市，因投入长期不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较为滞后，致使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现阶段河南省存在极为严峻的生态形势，在人口、资源及环境中的矛盾也愈加凸显。2009年我省废水排放量达到了33.4亿吨，其中42%为工业废水排放量，7 979.4公里为全省监控河段总长度，其中53.3%为I―Ⅲ类水质。河南省四大水系分别为黄河、淮河、海河及长江，通过监控检测，氨氮为其主要污染物，按照从重到轻的污染程度进行排列分别为：海河流域、淮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22 185亿立方米为河南省工业废气的总排放量，135.5万吨为二氧化碳排放量，59.7万吨为烟尘排放量。这些污染物的大量排放，严重影响了空气质量，造成了生态破坏。

3 中原经济发展中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

3.1 地理条件及区位因素

地理位置与区位条件等自然环境是影响中原经济各个区域发展的主要因素，其主要体现在区位与资源方面。因核心区地理位置较为优越，资源较为丰富则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他区域则相对较低。在测定中原经济区范围过程中，应对各个区域内产业影响力、开放影响力、科技影响力进行充分考虑，通过调整与分析，对其空间范围进行最终确定。

3.2 科技及人力资源因素

作为经济活动所造就、具有特定地域构成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区域经济能否快速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具有紧密的联系。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社会化、产业化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的应用对要素存在形态的改善、要素组合联系的优化存在推动作用。同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源能够有效提升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在区域经济规模扩大、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具有关键作用。人力资源与科学技术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作为科学技术进步的载体，人力资源可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4 中原经济发展中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策略

4.1 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在经济发展中世界各国都会遇到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因自然条件、资源分布、区域位置不同，导致各个经济发展区域存在严重不平衡状态，这种状态的长期存在给国民经济、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基于此，必须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统筹安排，始终坚持协调发展战略，这是国民经济增长与中原经济发展必须遵守的原则。

4.1.1 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面对中原经济各个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应选用科学有效的协调措施，在合理范围内有效控制各个区域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在核心区域应促进新经济增长点的发展，并以此带动其他区域经济发展，在发展核心区域经济的同时，推动其他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在政府的领导下，对经济较为落后的区域实行资金扶持，通过大量投资，完善该区域基础建设设施，为其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4.1.2 比较优势的发挥，为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虽然中原经济发展中各个区域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不足，但我们不能对其优点加以否认。通过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可以向优势产业提供更多区域优势资源，帮助区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4.2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区域产业分工体系的建立

区域内各企业间、企业内部各部门间比例配置为区域产业结构，在区域生产力组织系统中区域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对中原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区域主导产业选择是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核心，通过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可满足区域内各方面的需求，如科学技术水平、消费水平。

2010年，河南全省资源型重化工业产业比重已经超过70%，在全省工业增加值中，6大高耗能行业如有色、化工等所在比例为41%。在核心区产业结构优化中，应对其资源、技术及人才优势充分利用，并对第三产业加大发展力度，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4.3 推动区域合作，形成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发展合力

进行长效机制的合理构建，进行区域规划、区域性政策文件的制定与实施，并对其进行监督和评估。重点做好核心区、区发展规划工作，实行《新区设立审核办法》，对各个区域内的相关基础设施加大建设力度，推动中原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化核心区、区等各个区域之间的合作，并进行合作平台的建立，因地制宜地进行特色合作区的设置。同时对中西部地区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为中原产业转移、产业结构优化提供可靠保障。并进行扶贫开发工作机制的创新，支持集中贫困地区高速发展。

在“十二五”规划指导下，进行贫困地区扶贫政策的有效执行，并进行扶贫搬迁投资计划的编制，为推动中原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5 结语

综上所述，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由我国体制所决定，在中原经济发展中，往往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等现状，如无法避免该问题的出现等。应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措施，进行有效的处理。河南省作为中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必须在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前提下，不断优化各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加大区域合作，为中原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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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旺，周跃云，胡光伟.超大城市“新三化”的时空耦合协调性分析――以中国十大城市为例[J].地理科学，2013（5）.

篇(6)

纵观整个地理环境,只要存在地理梯度的非均衡[6],就必然产生生态经济系统的边缘效应。处于水平方向上的海陆交界、经济结构上的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交界、城市与乡村的交界,均体现出不同强度、不同规模、不同方式与不同类型的边缘效应。因此,多个生态经济系统的交界地带即边缘区域,有可能成为生存和发展的最佳环境。即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产生的前提是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生态位,这种生态位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与其他生态经济系统相对比较中体现出来。它可视为二维空间中的矢量,应包含两个方面含义[7]:一是生态经济系统结构单元的状态,表现为过去资源、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与环境相互作用积累的结果;二是对环境的现实竞争影响力或占有支配力。以上两个方面的综合,决定生态经济系统单元在特定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相对地位与作用。由于地区社会、经济、生态发展不平衡以及各地区在城市中功能的差异,导致各生态经济系统间及其内部的生态位均存在着差异。因此,只要具有高的生态位,处于多个生态经济系统结构上的边缘区域,也有可能成为整个生态系统功能上的中心,如处于海陆边缘地带的香港特区和上海市。

省域行政边界地区的边缘效应分析

主要表现在:①要素的丰富性。省域行政边界地区,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地域上相邻的省级生态经济系统的边缘区域。受惠于边缘区域丰富的各类要素,将产生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边缘效应,具体表体为加成效应、协合效应和集联效应[4]。其过程是先通过加成效应,将物质、能量、信息、时机或地域等生态因子加层,扩展边界地区的生态位;接着边界异质环境中的各种生态因子处于合适的生态位后产生“谐振”,继而各因子之间产生强烈的协合效应。同时因集肤效应的存在,加大的信息和丰富的要素则产生互补性的汇聚,引发超越各地域组分单独功能叠加之和的生态增殖效益,从而激发行政边界地区产生边缘效应。②政策的灵活性。当前,区域合作已成为许多国家应对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策略和手段,区域合作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两大重要趋势[8]。由于强调区域间的联动发展,紧密的经济联系使省域行政边界地区重视并积极寻求区域间整体的合作,寻找共同发展的合力,以期顺利完成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升级,故在政策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③界面优势。利用界面优势,通过行政边界地区的二元性结构为省域间的区域合作提供广阔的空间,并使之成为省与省行政区域间政治对话、经济交流、文化传播和信息沟通的媒介,为省域生态经济系统提供交互的平台。因此,利用不同生态经济系统的边缘效应,可成为转型期扭转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被“边缘化”局面的“外力”。

主要为:①开放性。开放性是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的基本特点,同时也是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有序结构产生和维持的基础。开放的省域行政边界地区,省内和省际之间的合作有利于生态系统通量的加大。边缘地区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汇聚地和中转地,让边缘地区获取和利用更多的资源和机遇,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利于系统之间的交流。边缘地区是省域行政边界区域间有效合作的窗口,是区域经济互动的前沿地带,保持区域经济活力和获得边缘效应,首先要开放和打破行政管理界线与地方保护主义。②占据不同行政区的关键节点。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位于不同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环节,占据着生态经济系统“增长极”向边缘地区进行梯度递推的关键节点,也是平衡同一生态经济系统内部发展差异的重要突破口,因此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的发挥还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③协同作用。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的重要特点是开放性,开放性与协同性共生于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一个生态经济系统的进化可能会改变作用于其他生态经济系统的选择压力,从而引起其生态经济系统的适应性变化。两个或多个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位存在着一定重叠,势必产生相应的竞争,生态经济系统的自身进化常常受到相互之间的影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互相作用的协同进化系统,因此协同作用也是形成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的基础。

玉林市的生态位和发展环境

广西经济区的边缘:玉林市地处广西东南部,地理位置上处于广西经济区的边缘地带。玉林市属桂东南丘陵盆地,山地面积仅占1/3,境内地势低平;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和光热资源充沛,年均温21℃,一年“三熟”,特别适宜农作物生长,一直是广西乃至我国重要的“粮仓”,也是全国和广西的热带水果生产基地[9]。长期以来,玉林市经济以第一产业占较大比重,2010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由2000年的39.3∶30.4∶30.3转变为20.5∶44.5∶35.0,第二产业已成为玉林的支柱产业,但是整体经济总量偏小,实力较弱[10]。广东经济区与广西经济区的边缘界面:玉林市位于广东经济区与广西经济区的边缘界面,其东面、南面分别与广东省茂名市和湛江市毗连。随着联结两广交界区域交通的改善,玉林市将作为广东省进入广西省的重要节点,也将成为两大生态经济边缘界面———广东经济区“西拓”和广西经济区“东进”的要地。广东经济区与广西经济区之间的生态位的“位差”,使玉林成为联结广西经济区和广东经济区之间经济往来的重要经济纽带。华南大经济区中广州中心向广西境内辐射的通道节点:从整个华南大经济区来看,玉林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珠江三角经济区和环北部湾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西南地区东向出海、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西进参与西部大开发和内地向东盟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进军的重要节点和便利通道之一[11]。目前以广州为龙头的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加快,接受国际产业转移能力增强,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有望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经济发展的“引擎”。玉林紧靠广东、海南,前临香港和澳门特区,背靠大西南,在整个华南大经济区中是广州向广西境内辐射链上的重要通道节点。

优势:首先,省域行政边界通达性增强,加大生态经济系统边缘玉林市物能通量的流动。南宁至广州高速公路的开通,使玉林的经济区位发生重要转变,由原来位于广西经济区结构上的边缘地带变为广东经济区进入广西经济区的“桥头堡”。玉林位于在粤桂城市发展轴上的两大省会城市广州和南宁的中间地带,受两端城市的双重辐射作用,接受来自两省的经济扩散效应,极有可能迅速发展成为新的城镇生长点。同时,由于玉林处于华南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的中心区域,随着广西和广东区域合作的进一步加强和密切,玉林成为华南经济区中广州中心向广西境内辐射的关键通道节点。其次,玉林市内及与周围地市交通环境的全面改善,加大了生态经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的物能流动。以玉林为中心,半径为200km范围内分布着南宁、柳州、梧州、肇庆、湛江、北海、钦州、防城港、贵港、贺州等10个地级市,以玉林为中心的“2h经济圈”已形成,是桂东城市群的重要中心城市,辐射人口近3400万人。玉林市已形成以城区为中心的“0.5h经济圈”和即将形成的“X”型大交通网络,区位优势更加凸现出来[9]。可见,玉林是联结广西经济区和广东经济区之间经济往来的重要“经济纽带”,玉林融入粤港澳经济圈的条件十分优越。两个不同经济区的粤桂文化、发展观念的交融,深深影响着玉林人的观念和意识。玉林人的勤劳、务实、精明和开放,使玉林素有“广西的温州”之称。改革开放初期,玉林是广西商品经济最为活跃发达、市场最繁荣的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占据了广西半壁江山的玉林,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玉商文化”为民营经济发展起到巨大催化作用,玉林已成为广东企业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12]。玉林主动接受生态位的位差带来的“势能”,变为经济发展的“动能”,促成一批以产业集群带动的专业镇。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初具规模的中小企业名城,为承接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p#分页标题#e#

劣势: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四不沿(不沿边、不沿海、不沿江、不沿线)”和“三无(无国家重要项目投资、无大宗矿产资源开发、无强大的经济支撑)”,玉林经济曾一度持续低迷[11]。玉林地处广西经济区中心的边缘,来自南宁和国家的支持力度有限,主要“增长极”对玉林的辐射带动作用力弱,资金投入、政策支持及灵活程度是制约玉林经济发展的重要颈瓶。机遇:目前广州已经成为珠三角地区发展和华南经济区的“火车头”,龙头地位更为坚实,处于由战略新起点向宽裕社会和加快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13]。历史上玉林与广州有着非常密切的经贸来往和经济联系,玉林位于广东经济区与广西经济区的边缘界面要地和华南大经济区中广州中心向广西境内辐射的通道节点上,势必拥有更广阔的经贸合作前景。广东经济区新一轮的战略转移已经开始,社会经济正进入近乎“脱胎换骨”的质的上升转变期。广西经济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销售市场,以及与广东经济区的雄厚资金、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滋生了两大经济区积极加强合作的共同需求。玉林是两大经济区的重要结合部,联结广西经济区和广东经济区之间经济往来的重要“经济纽带”,更是广西融入大珠三角经济区的“桥头堡”。两大经济区的区域合作和联动发展,为加快打造中小企业名城的步伐和实现玉林经济的崛起创造了良好时机。

挑战:发挥省级行政区域间的边缘效应,很大程度受限于生态经济系统的开放程度。广西经济区与广东经济区两个不同经济区发展观念,南宁对玉林资金上的投入、政策上的默许,或者遭遇资金和政策瓶颈上的干扰,对玉林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具有较大的制约性影响。由于省级行政区域间开放性的加大,也带来边缘区域竞争的加剧。广东的邻省还有福建、江西和湖南,广东经济区在对外转移产业时,有必要权衡其交易成本和考虑相互的市场需求。同时还存在广东经济区对玉林乃至对整个广西经济区的接纳程度的挑战,即影响到玉林在省域行政区域间边缘效应的参与度。因此,对玉林而言,对广东经济区能量的承接能力和功能上的融入能力也是对自身建设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严峻考验。区域不平衡和协同进化是区域发展的常态[8]。广西经济区与广东经济区利益的不平衡,往往伴随着恶性竞争,是两大生态经济系统协同进化的反映。如何协调区域间经济利益的不平衡,有步骤地配合和确保做出互补性的贡献是生态经济系统边缘效应发挥的关键因素。

玉林在中国城市体系中的相对生态位

基本假定:一个城市对另一个城市的影响力与两个城市人口的乘积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关系:F=PiPj/R2[13]。式中,F表示一个城市对另一个城市的影响力,P采用2010年各市统计的城市人口数据,R为两个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并考虑到城市经济实力(GDP影响系数:GDPi/GDPj)产生的影响,综合生态位表示为:F=(GDPi/GDPj)PiPj/R2。通过估算,由图1可见,距玉林200km范围内的10个地级市与邻省省会城市海口、昆明、贵阳和广州、北京、上海等17个市中,对玉林发生重要影响前5位城市的综合生态位依次为:广州(82)、南宁(31)、贵港(26)、湛江(19)和佛山(14),其中又以广州和南宁对玉林的影响最为突出。即在广西经济与广东经济区的边缘效应的发挥过程中,玉林最易受这两个经济中心的影响,也就是这两个经济区边缘效应最强的区域。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估算涵盖玉林及对玉林具有重要影响的北海、贵港、海口、湛江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共17个重要城市的相对生态位(图2),以测定玉林在广东和广西生态经济区内的相对影响力,并进行比较,可得到以下结论:①从中国城市群的整体来分析,由于距离的原因,北京、上海对玉林、北海、贵港、海口、湛江5个地市的影响明显弱于广州。在两个经济区中,对它们影响最大的依次是广州、南宁和柳州。玉林受南宁(45)和柳州(21)的影响力均比贵港和北海强,在广西经济区中的发展优势明显;贵港和北海受到湛江的影响力分别为19和21,稍强于玉林(17),但玉林对贵港的影响力高达67,因此玉林同时接受两个经济区的辐射能力,即承接能力比贵港强。②从5个城市相对生态位的比较来看,广东省内的湛江和广西省的贵港、北海拥有较好的相对生态位,对边缘效应触发和玉林构成较强的竞争关系。③北海、海口对广州和南宁的影响力已有一定的接受能力,其发展态势不容低估。

篇(7)

近年来，随着科技、信息、旅游、文化、制造业的崛起，西安已成为西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一极，扮演着北方内陆区域社会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风向标角色。而物业管理作为现代服务业，关系到一个城市巨大的有形资产的保值增值，关系到城市管理的好坏和人居环境质量的高低，关系到一个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因此，其综合效益将会越来越显著。但从目前的状况看，西安物业管理行业无论从发展规模、产业深度还是行业规范及管理理念方面，都显得与西安这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极不契合。

基本情况

目前，西安市本土的物业服务企业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房地产商的附属企业。其主要任务是服务房地产主业，是房地产售后延续产业，其发展理念、市场竞争导向受到一定的限制；第二类是原行政事业机构或国有单位的后勤部门。这类是物业管理社会化的产物，聚集了大量人才技术，但转型不彻底，依附性较强，在用人机制、发展动力等方面存在着局限性；第三类是数量众多的民营物业服务企业。这类企业以业主需求为导向，以追求效益为目标，按照市场化原则运作，具有灵活的运营机制，正在蓬勃发展。

从规模、经营深度看，西安本土物业服务企业很少有深圳、北京等城市那样的连锁品牌企业和深耕企业。目前，沿海的一些物业管理企业所管理的各类物业面积多达几千万平方米，分公司遍布全国主要大中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拥有物业管理、咨询、房屋置换、电梯、保洁、维修等专业公司的大型服务运营商。这些物业服务企业通过自身的多元化、一体化发展，为自身的产业发展找准了方向，也摆脱了低层次的竞争。纵观西安物业管理行业，基本属于“耕种门前自留地”状态。西安地处北方内陆区域中心，但鲜有物业管理企业走出家门，在周边城市拓展市场。西安物业管理企业管理的物业面积最大的也只在三酉多万平方米左右，经营管理方式也基本停留在修修补补的运行层次，现场管理多，技术咨询少，日常维护多，价值管理少，单一型企业多，多元化、一体化企业少。可以说，西安物业管理企业在经营理念和服务方式上的创新还很少。

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西安物业管理企业在规模、资质、市场化程度等方面与东部城市厦门、杭州以及西部城市南宁存在较大差距。南宁物业管理企业总体数量虽不及西安，但物业管理一级资质企业却达到14家，而西安仅为4家。西安的物业管理市场覆盖率仅为40％，而厦门为76％，杭州为70％。在物业管理企业规模化、市场化、集约化等方面，西安与这些城市尚有不小差距。

可以说，西安本土物业服务企业还不具备专业化、社会化、规模化特点。单一型物业服务企业多，缺乏行业标杆和集团化发展的品牌企业，这与西安作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极不相称。

如何走出行业发展的低谷呢?

从事物业管理的人都知道这个行业正面临的困境，如法规政策不到位、多年的矛盾难以解决、成本上升人才难以聚集、收费困难利润低薄、企业社会地位低等等。物业管理行业目前的处境与整体产业政策、政府重视和政策扶持有很大关系。物业管理属于产业链末端，综合性、社会性很强，既管理着庞大的资产，也肩负着很多的社会管理服务责任，如为政府分忧解难、吸纳劳动力等。准确地讲，物业管理不能定位为一个单独行业，而应当定位为具有社会基础服务性质和福利性质的综合性行业。如果没有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没有统一的行业规范和运行准则，物业管理将难以摆脱困境。

其他中西部城市是如何引导和发展物业管理行业的呢?中西部城市不乏物业管理政策实践的先行者，如郑州、成都等，在制定行业规范、技术指引、政策保障等方面卓有成效。成都市物业管理协会制定了写字楼物业管理规范、消防技术规范等行业规范和标准，而郑州物业管理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在政府的协调支持下，实现了水、电、气、暖等部门直接向最终用户收费，从而有力地维护了物业服务企业的权益，推动了行业的健康发展。这些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笔者认为，一个城市可以利用和谐的社区、完善的设施、增值的物业和优美的环境等来吸引投资商、居住者、旅游者，再通过发展旅游、文化、物业管理等“软性”产业，来推动整体产业的发展。如果说其他产业更多的是需要资金、区位优势、技术人才、物流与投资大环境等因素，那么物业管理这种“低门槛”行业则更多地需要政策的扶持和规范引导。物业管理行业为政府吸纳社会闲散劳动力(包括下岗职工)，替政府培训技能工，创建和谐社区和人居环境，以及带动相关产业的方面，其社会贡献要远远大于其本身的社会地位。西安市如能在政策上优先扶持物业管理行业发展，可大大降低发展经济的成本，是一条低成本、高产出、经济和社会综合效益显著的城市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