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因素精品(七篇)
时间：2023-09-21 18:04:13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社会经济因素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既包括直接影响又包括间接影响，西方的生育率转变理论是从也主要是研究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效果。在对生育率进行宏观分析时，西方学者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城市化等角度分析了生育率的变化情况，并建立起了各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1]。他们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进行，促使了人们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改变。同时，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小孩给父母带来的效用也有所下降，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行为[2]。
一、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
对总和生育率有影响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状况、城市化水平、新生婴儿存活的概率、妇女的就业水平、物质生活水平、生产力水平等。反映这些社会经济因素的指标为：大学入学比例（y）、每千人医疗床位数（张/千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新生婴儿死亡率（‰）以及妇女劳动参与率（%）、人均国民收入（美元）、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
二、研究方法
我们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为双变量相关分析法以及逐步回归分析法。在相关分析中，我们分析了总和生育率和大学入学比例（y）、每千人医疗床位数（张/千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新生婴儿死亡率（‰）以及妇女劳动参与率（%）、人均国民收入（美元）、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相关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各社会经济因素分别对生育率的影响程度。为了说明总的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综合影响，我们对总和生育率和社会经济因素做了多元回归分析。由于社会经济各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因而本文采用能够消除共线性的逐步回归分析法。
三、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世界银行的数据，对1980-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和社会经济各指标之间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得到的结果如下表1所示：
从表1可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大学入学比例、每千人医疗床位数正相关，与农业占GDP的比重、婴儿死亡率负相关，这都与上面论述的各社会经济因素对总和生育率的理论影响相符。这些社会经济因素中又以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三个变量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最大。在表1中，妇女劳动参与率与总和生育率成正比，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不符，这可能与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计算时所用的数据以及中国妇女的职业转变有关。
为了分析社会经济变量对总和生育率的综合影响效果，对1980-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和社会经济各变量之间进行了逐步回归分析。通过SPSS进行数据处理，排除具有较强共线性的几种情况（VIF≥10），得到的有效结果如下表2所示：
模型2的预测变量：（常量）、农业所占比重、大学的入学比例
模型3的预测变量：（常量）、大学的入学比例、城市人口所占比重
从表2给出的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这三个模型都通过F检验、t检验以及共线性检验，则这三个模型得到的结果都是有效的。同时，这些模型中又以第三个模型的R?都很高，因而我们选取第三个模型得到的结果。在第三个模型中R?=0.958，说明大学入学比例和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已经很好的对因变量做出了解释，从而也说明了社会经济因素对中国生育率的影响非常的显著。
参考文献：
篇(2)
1.社会经济地位的概念
所谓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简称SES，一般来说是指，结合经济学和社会学关于某个人工作经历和个体或家庭基于收入、教育和职业等因素相对于其他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总体衡量。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地位可以为成高社会经济地位、中等社会经济地位、低社会经济地位。
2.社会经济地位的操作定义
从操作定义上来看，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可以由家庭的收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的职业等来界定。
家庭的收入表示家庭所能获得的社会资源和子女可能获得的社会资源;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是社会经济地位中的最为稳定的指标;职业体现了个体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而且有时候职业还象征着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经济地位还包括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
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方法
在研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的影响时，研究者常常让儿童提供家庭经济地位的信息。这虽然提高了研究的效率，但是儿童提供的信息的可信性显然是比较低的。尤其在中国，儿童常常不能接触到父母收入状况之类的信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Currie等（1997）开发了家庭富足量表（FAS）， Wardle等后来（2002）也开发了相类似的家庭富足量表（HASC）[1]。
二.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1.对儿童身体发育的影响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儿童身体状况明显差于家庭社会地位高的儿童。2007年，卫生部、科技部和国家统计局对我国6-17岁学龄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状况的调查表明，随着家庭人均年收入的降低，学龄儿童少年营养不良率提高，家庭收入最低组儿童营养不良率比最高组的儿童高70%。[2]
2.对儿童社会情感及社交技能的影响
很多研究表明，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在情绪适应、同伴交往以及自尊方面都有不良的影响。从情绪健康程度上看，长期的贫困会影响儿童的社会性情感健康，使儿童更容易出现消极的社会情感。居住区域的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呈负相关，居住在低社会经济地位地区的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更大。从社会交往技能来看，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更少参加课后集体活动。
三.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儿童发展的理论
从目前研究趋势来看，研究者们的关注重点逐渐从实证研究转向理论研究。但是，目前的理论依然很少。
1.中介模式
中介模式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并不直接影响儿童的发展，而是通过一些中间因素起作用，而这些因素之间也会相互作用来影响儿童。主要的因素有，儿童本身、家庭环境、学校和生活环境等。
从儿童自身角度来讲，有研究者将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的影响分为因素：压力，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可能会遭遇更多的应激源;从家庭角度来说。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占有的社会资源较少，所以儿童本身的物质需求就难以满足，对于儿童精神生活的需求就更难以实现。
2.调节模式
调节模式理论是指，儿童在同样的社会经济地位条件下，可能会发展成不同状况。研究者目前已经确定了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健康发展之间的若干调节因素并且强调了那些能帮助儿童应对与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逆境的因素，主要包括三种：一是人格素质上的特点;二是家庭特征;三是有可利用的外部支持。
篇(3)
论文关键词:资本形态,权力博弈,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人力资本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演化,相应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在不断变化。根据技术社会形态的划分标准,社会经济形态则呈现出一个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历史序列面貌。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则可以概括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下,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不同的。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构成要素理论,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等三个要素组成。生产力作为一个共性因素,具有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属性,而生产关系则具有不同社会的特殊性。剔除生产力这一共性,可以发现,物质资本是主导农业经济社会生产关系的首要因素,货币资本是主导工业经济社会生产关系的首要因素,人力资本是主导知识经济社会生产关系的首要因素。当然,农业经济也同时存在着货币资本,工业经济也存在着人力资本,各种形态的资本交互存在,相互作用。
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其本质是一定时期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体现。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地运动并保持增值,是统治者治理国家和加强统治的主要工具。资本所有者凭借手中占有的资本影响着国家权力的分布和运动。各种形态的资本在相互作用中,力量此消彼长,围绕对权力的争夺,进行着各种博弈。货币资本取代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战胜货币资本,权力也在资本所有者中间循环运动。在市场经济下,存在着多元利益主体,一旦资本和权力媾和,就会导致公共权力异化,影响着人力资本价值作用的发挥,并进而侵蚀社会公众的利益,阻碍社会进步的速度。当前,我国正处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等三元经济交织时期,物质资本、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多种形态的资本同时并存,并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层面,如何认识各种形态的资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以有效合理的方式对资本权力进行引导和规范,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社会经济形态演进下的不同资本形态
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期,目前正由工业经济进入知识经济时期。相应地,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产生了不同的主要资本形态,即物质资本、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各种资本不断运动,力量此消彼长,对一定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农业经济:物质资本
在农业经济社会中,土地是决定社会经济产出水平的关键因素。土地是农业发展的基础,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农业生产工具极其简单,主要包括犁、锄、刀、斧等手工生产工具、牛和马等畜力生产工具以及马车、木船等交通运输工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体力和对这些生产工具的使用。概括地说,这些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就是物质资本。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占有生产资料份额大的所有者就成为了实际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政府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控制着全社会物质资本的大多数,决定着社会财富的流动和分配。其背后的实质是,谁控制的物质资本越多,谁拥有的权力就越大;反过来,亦是如此。尽管,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出现了货币资本,但和物质资本的力量相比,货币资本的影响力是十分微弱的。并且,货币资本的出现,不仅没有削弱了物质资本的强势地位,反而强化了物质资本的力量。此时,社会经济生活中权力的博弈主要围绕对物质资本的占有和争夺展开。
(二)工业经济:货币资本
在工业经济社会中,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占有和配置。而这又主要取决于劳动工具的先进程度与劳动资料的种类和数量,劳动工具越先进,劳动资料的种类和数量越多,经济的增长速度就越快。这些生产资料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在工业经济发展后期,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即人力资本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越来越重要。与农业经济时期相比,以货币资本为主要形态的资本形式则占据了工业经济的主导方面。但与知识经济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尚未起到决定性作用。
工业经济早期,资本家凭借手中占有的巨额货币资本,到处购买铁矿石、煤炭等生产资料,在世界各地开始工厂,寻找海外有利市场,不断扩大市场需求。资本家手中的货币资本直接指挥和主导了全球的工业扩张与权力分配,围绕着对货币资本的占有和支配,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权力扩张。工业经济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不断加剧和经济危机的接连爆发,政府开始干预经济,弥补了市场调节的不足。此时,以企业家才能和劳动力教育与培训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逐渐渗入到经济发展中去,开始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另外,金融资本也开始走向全球,逐步渗透到实体经济和产业资本中去,进一步助长了货币资本的蔓延势头。因此,在工业经济时期,围绕着货币资本的权力博弈直接导致了全球市场的扩张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篇(4)
关键词：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探究
前言：
公共交通管理系统作为先进的智能信息化系统，实现了便捷、安全、可靠的运输环境，通过对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智能控制，很大限度的实现了道路信息的多元化传递，提高了道路的畅通和高科技的发展，探究和发展的最高标准也是完善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多元化性能，增加出行的便捷性和安全性，形成高标准、高质量的公共交通管理系统。
1、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阐述
由于受交通运输因素的制约，改善当今的公共交通运输，缓解由各种天气、堵塞等产生的影响，建立完善的交通智能化系统和管理体系很有必要，公共交通管理系统主要由监测公路、信息导向和语音功能几个主要部分组成。监测公路：监测公路系统主要通过视频图像和监控摄像等设施来达到监视路面的实时状况及突发状况等，能准确快速的传递现场的路况分析图，方便公共交通管理中心及时掌握信息。信息导向：信息导向系统主要是针对路况上的收费站和路段上的突发状况进行交通上的采集数字报表和资料的传递，实现了完整的探测系统设备。语音功能：语音功能主要是采用信息探测的功能，无线电话系统和遇到突发状况等。通过信息感应和图像处理及时和应急中心取得联系，大大提高了通信系统的智能性。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角度来分析，宏观调控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从公共交通运输管理系统来讲，经济效益的发展对国家的贡献有长久的影响，整个发展目标对于公共交通运输管理系统有着很大个影响。随着市场的变化，高新技术产业在不断地快速发展，很多经济企业避免被淘汰下架都在不断学习与完善新型技术，通过新型的公共交通运输管理系统的发展，运输智能的新颖性也在不断提高，加上企业间的竞争力只增不减，促使一些企业间形成了无形的效益竞争，更需要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公共交通管理系统为基础，实现智能系统的多元化发展，为此通过整合总体的经济效益的目标，最终需要多种措施来评价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所做出的影响。
2、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技术方法
根据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终极目标来发展，全面建设综合化系统管理必须要建立健全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确定影响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技术方法，在各种因素影响的前提下，通过分析路面交通、地域影响，明确研究评价的目标是完善社会经济效益体系。通过国际权威的技术检测来评价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复杂性、选择性都对评价方法做出了实际研究，多方面的技术应用发展也是建立的一个良好评价方法，系统经营者创造的一系列综合效益成果的技术检测，旨在揭示全社会以追求盈利的前提下，放眼于公共交通管理系统所带来的评价以及最终的影响。公共交通管理系统一般是由成本和收入的最终效益来实现，例如，整个交通运输的维护费和通行费都属于企业的成本。大众出行便利，车况信息完善，促进交通的畅通，都可以作为公共交通管理系统影响评价的有利特点，把社会产业之间的联系又递进了一步，从经济的长远考虑，提出合理的研究评价成果，能带来产业的快速发展。
3、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综合评价内容
从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来看，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公众驾驶车辆的行程，来往的驾车时间，天气以及路面突发状况的等对交通影响。一方面，对交通过程中产生的车辆损伤、人员伤亡及车载货损等安全方面问题，做出了分析；另一方面，对车辆行驶中产生的尾气、燃油消耗也对环境产生了影响，通过对出行的大众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提高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智能化，不仅方便大众出行，而且还有利于系统的不断完善，提高运输的运作率，降低了成本效益的投资，维护了系统的耐用性。针对当前的市场经济模式，确保大众的切身利益，一部分可以直接得到效益，如运输中途的时间缩短，燃油量消耗少；另一部分不能直接得到效益，而是由无形中带来的效益；如改善公共交通管理系统化的提高、增加用户满意度，推行车辆自动性能安全性检测。分析公共交通管理系统影响评价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及适应的各种环境。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应该满足于社会经济的需求，从成本和效益的角度来分析，公共交通管理的系统化、多元化不仅能准确的识别自身的突出特点，还能明确评价的影响因素以及其他方面所带来的成本和效益，利用对所选择的各类系统性能、方法内容进行综合评价，提出了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多面分析，结合整理数据，实施评价的检测和成果，从抽选的数据中来看，一些评价方案往往不能到达评价的预期目的，从中就要判断符合综合评价的分析，无非就是对已经实施生产的效益做出对比，从而得出衡量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公共交通管理系统之间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牵动着经济的需求，对于公共交通管理系统追求的利润和成本，一般都会在最后的成果中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来要求和不断完善系统化发展的长远性，全面统筹分析客观现象，着眼于当下的社会经济水平，公共交通管理系统应该全面适当的改变格局，从实际出发，全面总结由实践所带来的检测，有利于评价的最终研究成果。
结束语：
综上所述，根据目前的发展来看，通过对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综合阐述，主要分析了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研究的因素、原则内容和方法，遵循着市场的经济变化模式，构建完善的系统化、科学化管理。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研究成果的科学发展和有秩序的进行，是建立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1]李忠伟.中国高速公路用地社会经济影响评价[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2.
[2]张云飞.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分析及评价研究[D].长安大学，2013.
篇(5)
关键词：农村公路，成效评价，模糊层次分析法
Abstract: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rural road construction is to improve the rural road construction and use efficient infrastructure, but because of its evaluation system with multi-factor, multi-layered, multi-program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selection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uzzy Evaluation and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ntegrationan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road construction, mainly from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Because this method to consider the role of other factors, the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roads in some ill-defined, difficult to quantitative factors were quantified, so that a more scientific evaluation methods, evaluation results more applicable.
Key words: Rural roads；effectiveness evaluation；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中图分类号：F540.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农村公路建设成效系统评价，是完善农村公路发展的方针和政策、制定较长一个时期内的农村公路发展战略的基础。传统的农村公路建设成效后评价方法只注重对项目实施前后的情况进行简单的比较，因此忽视了项目以外的其他因素对农村地区发展的影响，导致评价结果失真。模糊层次分析法是模糊综合评价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综合评价方法,农村公路评价体系具有多因素、多层次、多方案的特点，同时为了将农村公路成效评估中一些边界不清、不易定量的因素定量化，本文选用集成了模糊评价与层次分析法的双重优点的模糊层次分析法，并主要从社会经济效益方面对农村公路的建设成效进行评价，通过评价，以期最大限度的发挥农村公路的效用。
农村公路建设成效评价模型
（一）社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评定标准
为了使评价结果的确定准确且明了，同时考虑到与后文评价结果的一致性，建立一个由高到低的五级评价标准，分别是I级-好、II级-较好、III级-一般、IV级-差、V级-很差。
（二）、建立判断矩阵及确定指标权重
本项评价采用系统工程学的两两比较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这种方法可靠性较高，误差小。由以上论述可知农村公路社会经济效益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即对目标层的一级指标分别是交通影响（A1）、投入效益（A2）、开发效益（A3）、潜在效益（A4），二级指标分别是节约旅客出行时间(a11)、安全设施里程设置率(a12)、客运班线开通率(a13)、出行方式变化(a14)、出行次数变化(a15)、对国民经济的贡献(a21)、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a31)、农产品销售更加便利(a32)、促进乡镇企业和服务业发展(a41)、农民收入增长幅度(a42)、改善农民就业(a43)、就医及时性(a44)、改善就学条件(a45)、丰富农民文化生活(a46)、提高政府威信(a47)。
根据专家打分并利用1-9标度法建立农村公路社会经济效益的一级指标的权重因子并得到对目标层的判断矩阵：
B=得权重系数为:W=
2、利用上法建立二级指标对一级指标的判断矩阵如下：
BA1 = 得权重系数为：WA1=
BA2=得权重系数为：WA2 =
BA3 =得权重系数为：WA3 =
BA4 =
得权重系数：WA4=
（三）确定评价指标的隶属度
隶属度的确定通过隶属函数来计算，本项评价采用降半梯形法来表示，设Vj和Vj+1为相邻两级的分级标准，且Vj>Vj+1，x∈[Vj+1，Vj]，则x的Vj级的隶属函数为：
根据隶属度的性质，定义x的Vj+1级隶属度为1-。根据指标测算值利用上述隶属度函数便可得到各评价指标隶属于各等级的隶属度即rij，从而可得到单因素评价矩阵。
（四）综合评价结果
由评价模型，采用M(・，+)算子进行模糊合成运算可得到农村公路社会经济影响评价中交通影响评价向量A1、投入效益向量A2、开发效益向量A3、潜在效益向量A4，及相应的归一化结果B1 =V*A1、B2 =V*A2、、B3=V*A3、、B4=V*A4、。具体如表1
表1社会经济效益评价向量及归一化结果统计表
三、社会经济效益评价结果分析
由上表数据可得：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农村公路社会经济效益评价综合得分分别为89.24、86.70、78.03，分别属于“较好”、“好”、“较好”的等级；全国社会经济效益综合评价结果为84.54，属于“较好”。
评价结果表明：中部农村公路建设带来的社会影响效益最好，而对西部和东部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有限，这与实际情况吻合。目前我国农村公路建设东部地区已经处于较为完善状态，而西部地区处于不完善的状态，而中部地区农村公路的修建发展正处在有效带动发展时期。
参考文献：
[1]方述诚，汪定伟. 模糊数学与模糊优化[M ].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7.
[2]张吉军.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J].湖南: 国防科技大学理学院,2000.
[3]王进坤,郭裕.基于计量经济学的农村公路建设成效后评价[J].北京:交通部科学研究院,2010.
作者详细信息：
篇(6)
关键词：社会经济演化；拉马克主义；意向性；学习与模仿
中图分类号：F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3010406
一、导 言
19世纪中后期以来，许多学者认识到，社会经济的动态过程呈现出了与生物演化(进化)相似的特征\[1\](P65)\[2\](P115-116)\[3\](P3)，他们因此也称社会经济的动态过程为社会经济演化，还提出了构建社会经济演化理论的任务\[4\]（P373-397）\[5\](P18-19)，并提出了累积因果循环说\[4\]（P373-397）、创新推动的非均衡演进说\[6\](P73-74)、遗传结构主义的制度变迁说\[7\](P15,99)\[8\](P7-8)\[9\](P46)、演化理性的自发秩序说\[10\]（P211-221）\[11\](P44-63)、基于关联反馈的路径依赖说\[12\]（P331-337）\[13\]（P116-131）等社会经济演化学说，但直至当前，规范化的、具有理论说服力和解释力的社会经济演化理论尚未构建出来\[14\](P8)。
演化广泛地存在于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生命现象、经济与社会现象之中，但科学研究至今仍未构建出一般演化理论，为诸领域中的演化分析提供理论指导。生物演化研究由于可获得大量的古生物化石作实证，加之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揭示了生物遗传的微观实现机制，因此，率先构建起了相对系统与完善的学科层级的演化理论——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和孟德尔遗传学说的新达尔文主义，这一理论也成为了相关演化研究借鉴与比较的对象。社会经济学者如哈耶克、诺斯、纳尔逊和温特等，生物学者如赫胥黎、梅达沃、多布然斯基等，以及哲学家如波普尔等，均对生物演化与社会经济演化作了比较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总体上得出了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间存在广泛而深刻的机制差异的结论。例如，赫胥黎认为文化演化是一个和生物演化极为不同的过程，有自己的规律、机制和模式，不能单纯从生物学基础上加以解释\[15\](转引自\[18\](P23))。波普尔也认为“文化演化通过另一些方式继续着遗传演化的过程”\[16\](P48)。哈耶克、诺斯、纳尔逊和温特则明确地断言，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的\[17\](P15)\[18\](P24-25)、意向性支配着经济演化\[9\](前言)、经济演化难于贴切类比生物演化中基因突变和性别重组机制\[9\](P61)。的确，社会经济演化是由有意识的人参与的，而长久以来我们总试图把“人”置于一种宇宙殊的地位上，这当然会潜在地指引学者们刻意地找寻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的差异，以及将一些细节层面的差异放大到机制层面。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指出，人类认知的发展已使我们认识到，人，包括人类的意识，并不是游离于自然规律之外的特殊事物①。这启示我们，生物演化与由有意识的人参与的社会经济演化的同一性应是相当广泛的②。而且，在认知逻辑上，生物演化与社会经济演化作为在现象特征上呈现出了广泛同一性的两种子类演化现象，应能在本质上作同一性的理解。虽然以上两点尚不足以推断出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审视那些将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严格区隔开来的诸观点还是必要的。特别是，那些将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严格区隔开来的观点多由一些著名学者提出、宣扬及反复强调，它们已为社会经济演化研究设定了。但如果这些观点存有差误，就会成为社会经济演化研究发展的沉重理论包袱，阻碍我们对社会经济演化机制的深入理解。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5月第12卷第3期 雷国雄：社会经济演化研究中三大共识的再审视 二、社会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式的吗?
生物演化学说中有拉马克主义③(Lamarckism)和达尔文主义(Darwinism)两大理论传统。拉马克主义认为生物具有很大的可塑性，环境发生变化时生物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异，以适应新的环境条件，并且获得的性状能够通过生殖细胞直接传递给后代。达尔文主义则认为生物会发生自然的变异，在生存竞争中，有利的变异将较多地保存下来，有害的变异则被淘汰。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前期，生物演化学说一直围绕生物演化到底是拉马克主义式的还是达尔文主义式的展开争论。直到奥古斯特?魏斯曼明确地证明了拉马克主义的“获得性遗传”不可能成立，以及结合达尔文主义与孟德尔遗传学说，并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新达尔文主义提出后，相关的争论才趋于平息④。达尔文主义胜利的结果之一就是强化了对生物特性之先天与后天的区分：能够经由生物性机制遗传的生物特性是先天的，反之则是后天的。这随即就导出了一条判定拉马克主义的延伸标准：凡是探讨那些在达尔文主义看来的后天性生物特性的遗传问题的学说，就是拉马克主义的。
哈耶克在这一判定标准上作出了社会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式的判断。他说：“生物进化论现在已排除了后天获得特征的遗传，但是所有的文化发展都是建立在这种遗传上，即那些以指导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为表现形式的特征，它们并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在学习中掌握的。按现在的生物学讨论所采用的说法，文化进化是在模拟拉马克主义。”\[18\](P48)纳尔逊和温特宣称他们是毫无羞愧的拉马克主义者时也说，他们所构建的经济演化理论“考虑了获得特性的‘遗传’”\[17\](P15)。
但哈耶克等人并未意识到，将生物演化研究中的拉马克主义延伸判定标准沿用到非生物演化研究领域已在逻辑上犯了忽略前提的错误，这一错误在完整的命题表述形式下即可呈现出来：社会经济演化中传递的均是在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学说看来的后天性事物。具体地说，在我们研究社会经济演化如制度的演化时，我们并不能断然地说制度对制度的演化而言是后天的，因为在逻辑上，在我们所构建的制度演化学说中，应该另有一个先天与后天的区分，而不是援引其他理论中的区分。
并且，更有可能的是，先天与后天的区分对社会经济演化而言，是不完全的。在社会经济演化中，文化、习俗与制度接受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选择，进而经由学习与模仿在社会中向后传递，是社会经济演化中的先天性事象；而隐默性知识却不能通过学习与模仿在社会中传递，是后天性事象。除此之外，还存在着那些基于人的生物性的知识，即固化在基因中的知识，它们在生物演化理论看来是先天的，但在社会经济演化惯常的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视域上可以认为既没有新元素加入进来，也没有元素被淘汰出局，是给定的。比照生物演化学说中作出先天与后天区分的思维，应称为先先天(Antenature)的。
哈耶克认为，一切演化，无论是文化的还是生物的，都是对不可预见的事情、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18\](P24)。按照这一理念，我们应能构建起人的知识演化模型，其中的人以其生物性知识、社会性知识和个人知识不断地适应着不可预见的事情、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的确，在高效地适应自然环境，如温度、湿度、气压、光照、营养供给等方面，人类还主导性地依靠着那些固化在基因中的知识。例如，我国地区的居民有一种调节体内红细胞数量的基因，因此适应于该地区稀薄的空气。现代人类也常用技术手段来应对这些问题，如安装供氧设备、使用空调、药物等，但这些手段的效率根本不能与那些生物性机制的效率相比拟。而在机敏地适应社会经济环境方面，人类则主导性地依靠着手口相传的文化、习俗与制度⑤。在这样的人的知识演化模型中将只有区间：经由人的生物性传承的知识区间、经由人的社会性传承的知识区间和仅在个体内部传承的知识区间，而无需作出先天与后天的区分。当然，在逻辑上我们并不能在该人类知识演化模型基础上断言，由于经由人的生物性传承的知识区间是达尔文主义演化的，同一模型中经由人的社会性传承的知识区间也应是达尔文主义演化的，但我们可断言，研究者并不能根据社会经济演化所分析的是在生物演化理论看来的后天性事物，就确定无疑地宣称社会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式的。
三、意向性支配着社会经济演化吗？
彭罗斯指出，协商行为和计算行为是人的行动在经济领域的特征，意向性是不能在经济理论中排除掉的\[19\]（P804-819）。这一无可辩驳的观点当然潜在地支配了学者们对于社会经济演化的研究。赫什莱佛提出，人能有意识地进行优化——或者我们常常认为人是这样的——而对除了少数高等生物的其他生物，选择与战略仅仅是隐喻的，这是要构建的经济演化理论与社会生物学的一个明显差异\[20\](P1-52)。阿尔奇安构建了一个依赖于机遇而不是最大化理性的经济变迁模型，但他却在同一模型中自相矛盾地提出，人类的适应——模仿与试错搜索——是有意识地进行的\[10\](P211-221)。诺斯认为，经济演化中的选择机制不同于生物演化论中的优胜劣汰，是由人们对最终结果的信念支配的，参与者的意向性是人类演化变迁的关键\[9\](前言)。纳尔逊和温特则提出，经济变迁中存在两种选择：一是对企业的选择，是达尔文意义上的被动选择；二是适应性学习，是一种反映企业意图的选择，是意向性的主动选择\[17\](P14-15)。社会经济动态自然是由具有意向性的人类活动推动的，模拟这一动态过程的社会经济演化理论当然不能排除人的意向性，但这并不足以使我们如诺斯那样断言，“参与者的意向性是人类演化变迁的关键”。
在理论上，动态过程可以分为数种类别，演化只是其中的一种。社会经济处于动态过程之中，我们识别出这一动态过程具有显著的演化特征，并将其称为社会经济演化，但我们并不能断言，这一动态过程是纯粹的演化过程。社会经济动态中也存在着大量非演化的变化，它应是一种由非演化与演化杂合成的复杂现象。同样，人类的行为也是杂合性的，兼有理与非理。因此，我们在逻辑上就不能断言，由具有意向性的人类活动推动的社会经济动态中的演化过程是由意向性支配的，因为存在着如下的逻辑可能：人类的意向推动形成社会经济的非演化性动态变化，而人的非意向推动形成社会经济的演化。
事实上，意向并不能将一般生物与人区别开来。生物也有意向：蜜蜂会循着花香采蜜，雏鸟会喳喳鸣叫争取食物，狗会摇尾巴招惹人的喜爱。但生物却不能意向性地影响生物的演化，它们根本没有这一方面的意向。人类好像有一种强烈的按照自己的意向左右社会经济演化的冲动，并且人类也总是在意向性地规划与设计着未来的社会经济模式。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这种意向，而在于这种意向是否能够达成。门格尔指出，社会现象的起源与自然有机体的起源具有类似性，大量的社会制度对于整体的某种令人惊异的明显的功用，并不是刻意追求此一目的的那种意图的产物，也不是社会成员协定或实证立法的结果，而是自然的结果\[2\](P116)。哈耶克也明确指出，演化着的社会经济秩序，如文化、制度等，是一种自发秩序，是福格森所谓的“人类行为的结果但却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21\](P458-468)。人类根本不能按意向性来设计社会的文化、制度，那样的意向性都是“致命的自负”\[18\]（P73）。
社会经济演化研究虽然尚未阐明演化的机制内涵，但不少学者已认识到，演化是不确定性变化下的一种适应性过程\[9\]（P17）\[10\](P211-221)\[18\]（P24），这在逻辑上也是明确的：不论社会经济是由理性的行为者还是由非理性的行为者的行为构成的，如果其运行在确定性之下，就必然会陷入静止状态(包括熊彼特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描述的“循环流转”状态)，而不会呈现出演化的那种持续缓慢的变化特征。意向性对作为不确定性变化下的适应性过程的演化显然不可能有意义，因为“不知道的也是不能计划的”\[18\](P96)。可见，社会经济中的演化事象并不是人们可以按他们的意向塑造的。
在纳尔逊和温特、诺斯等学者看来，人类意向性地支配着社会经济演化还表现在，当人们对当前的制度、技术、惯例的绩效不再感到满意时，就会在压力下创造出新的制度、技术与惯例\[8\]（P14-15）\[17\]（P157-176）。林毅夫甚至认为，激励着意向性创新(在实验室中作的系统性的试错搜索)的制度的缺失是中国在元明以来落后于世界(即李约瑟之谜)的主要原因\[22\](P244-291)。这种主动性的机制在生物演化中显然是不存在的，因为生物演化中的基因突变(即创新)基本上以固定的频率发生着。即使社会经济中存有这种主动性机制，它也不能将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区别开来，因为在事实与逻辑上，我们并不能基于人类具有这种推动社会经济演化向前的冲动就断言其支配着社会经济演化。首先，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之一，门格尔称之为闲散的好奇心，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熊彼特称之为企业家精神。事实上，大多数人总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着创新尝试，只不过那些仅产生了较小的绩效提升的创新尝试以及那些数量更多的失败了的创新尝试往往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并把它们记录下来而已。也就是说，创新可能是社会经济演化中常态性的人类行为，学者们称道的意向性推动的创新只是选择性观察与记忆的结果，是幻象。其次，社会经济演化中的诸多创新，特别是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创新往往是偶然间得到的，并非意向性创新尝试的结果。例如，伦琴发现X射线，弗莱明发现青霉素，洛伦兹发现混沌现象等，获得的均是他们意向性研究目的之外的成果。其三，人类意向性创新特别是一些在事后看来的重大创新受到创新能力的约束，这种约束与生物演化受到基因突变发生频率的约束相同。例如，福特一直想找到提高汽车装配工作效率的方法，但长久以来都想不出好的方案，只是由于偶然参观邮购公司的传送带，灵感突现才创新出了汽车生产流水线。凯库勒构思苯的结构、门捷耶夫探寻元素周期律、汉密尔顿构思四元数的运算法则等都经历了反复的猜想与验证，并且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都受到了灵感的“扶助”。创新依赖于灵感的本质是创新依赖于时间，这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创新中更为明显。人类社会产生新宗教形式、新道德规范、新流派艺术作品的频率是非常低的，并且可以大致认为是以固定的频率“生产”出来的，激励对此往往无效。这样看来，在由创新活动推动的社会经济演化中，即使人类具有强烈的实现创新突破的意向性，这种意向性也不是社会经济演化的决定因素。自然地，我们也不能根据人类具有强烈的实现创新突破的意向性就断言社会经济的演化是由意向性支配的。
四、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的
传承机制不同吗？ 在代际传承形式上，生物演化与社会经济演化表现出了诸多差异。例如，生物以有性繁殖(包括细菌繁殖中的基因片断交换)的形式延续，DNA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机制作用，社会经济则以学习与模仿的形式延续，并且不存在类似于DNA的有形事物；生物演化仅通过生理上的双亲传递信息，社会经济演化特别是其中的文化演化则往往通过无数个“祖先”向后传递信息，并因此使得文化演化较之生物演化进展得更快\[9\]（P61）\[18\]（P24）。不少学者因此认为，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在传承机制上是不同的。那么，这些传承形式上的差异是否足以支撑我们作出社会经济演化在传承机制上异于生物演化的论断？
生物有性的代际遗传机制是如下展开的。在一般生物体的正常细胞中，有两套由DNA记载着的遗传密码，一套来自父本，另一套来自母本。例如，人类的一套遗传密码由23条染色体(DNA长链)组成，因此每个正常的人体细胞中有2套共46条染色体，或者说23对染色体，其中一半来自父亲，另一半来自母亲。代际遗传的第一步从生殖细胞的减数分裂开始，每个生殖细胞减数分裂后生成两个细胞，称为配子，其过程包括两个组合。一是两条分别来自父本和母本的相同序号的染色体相互靠近，在一定的点位链接，再分开为两条染色体。在这一链接与分开的过程中，将发生基因片段的交换，如图1中三个连续的放大框所示，由abcde基因片段组成的一条父本
图1 生物有性遗传机制示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生物学表述绘制。
染色体与同序号的由a′b′c′d′e′组成的母本染色体经过链接与分开过程形成了两条新染色体ab′cd′e和a′bc′de′(也可能在某些链接点不发生交换，形成如ab′c′d′e和a′bcde′的新染色体)。二是基因片段组合形成的各染色体按序号分别进入一个配子细胞，即将各同序号的两体染色体分别送入两个配子细胞，组配成两套遗传密码，如图1中“过程二”箭头指向的变化所示。经过这两个组合过程后，两个配子中各含有一套遗传密码，并且这两套遗传密码与分裂前的生殖细胞中的两套分别来自父本与母本的遗传密码均不相同。当其中的一个配子经由受精过程与来自另一减数分裂形成的配子融合为一个正常细胞并发育成新生物体后，新生物体表现出来的特征将既不同于其祖父(母)，也不同于其外祖父(母)，而是一个全新的个体。提及生物遗传物质DNA，研究者就会联想到其可纵向拆开的双链结构，并因此萌生出将与DNA相关的机制均归之于这一奇特结构的想法。但值得强调的是，在生物代际遗传的核心过程中，DNA的双链在纵向上并不拆开，而只是在横向上断开后再接上，这种在横向上可断开再接上的性质提供的对遗传信息的组合创新机制才是生物代际遗传机制的本质，这一点早在18世纪初即已被法国遗传学家莫佩蒂乌猜想到，并在DNA被发现的近100年前由孟德尔通过严谨的实验数据分析提出。可纵向拆开的DNA双链可实现对其自身的精确复制(其间可能发生差错，即突变)，也在生物代际传承中发挥着通过复制形成多个后代的重要作用，但这一机制并不是生物代际传承机制的核心。
社会经济演化通过学习与模仿传承的本质也是组合创新。哈耶克指出，学习在本质上是组合性的，它使得不同天赋的个体通过吸收不同的传统形成了社会经济的无限多样性，而如果学习是对同伴的完全复制，社会经济中广泛存在着的学习将减少其多样性而不是如现实中的那样保持或增加着多样性\[18\](P146)。阿尔奇安指出，模仿均是非完全的，模仿者所模仿的只是某些看起来有助成功的独特因素，是对他者与己者因素的组合\[10\](P211-221)。例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学习与模仿欧美，就不是一种完全的搬抄，而是结合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组合创新出了特色性的“神政的、家长式立宪主义”，既延续了日本传统上的封建性因素，又引入了反映民主政治要求的立宪主义因素。
当然，学习与模仿并不是如有性繁殖那样两两封闭的，个体在构思一种新方法时往往汲取着众多他者的新奇因素，但这可能只是我们仅注意到了那些成功组合的构成而忽略了各具体组合过程产生的误解。应该承认，人的关注能力是相当有限的，他们在每一时点上往往只能关注一个人，甚至只能关注到一个人行为的某一个方面(类似于DNA上的基因的单元)，他们在如此关注时，就在将其关注到的他者行为的新奇元素与己者的元素相组合，这个过程显然是一种两两封闭的组合，甚至只是一种简单到只变更一个单元的两两封闭组合。而且，人类还具有理性，他们能在信念知识的支撑下基本正确地判断出诸多(但不可能是全部的)新组合方案的绩效水平，这样，不少绩效水平较低的方案不经由显性的执行过程就被排除了，而那些被我们注意到了的组合方案，则主要是理性不能确知其绩效水平因而需通过显性的尝试来确定的方案，以及那些通过显性与隐性试错选择出的绩效水平相对最高并因此被反复执行着的方案。这些方案从构成元素来看有多个“祖先”，但若追溯其形成过程，仍是多轮两两组合的结果。
而且，即使每一轮次的学习与模仿均发生在多名个体之间，也不足以使我们将其与两两封闭的有性繁殖式组合区隔开来。两两组合的组配成本当然低于多个体间的组配成本，但当个体之间差异较小时，两个体间的组合将只能生成大量相同的个体，而多个体间的组合却能保证组合出的新个体基本上是不同的。例如，如果DNA链仅由三个基因组成(或只有三个基因位上的基因不同)，两个体间的组合则最多只能生成8种新的个体类型，这样，当繁殖倍率大于8时(现实中的繁殖倍率往往是一个相当大的数)，两两封闭的组合模式就会产生出大量的重复个体，也就是说，其不能高效率地实现生产数量较多的差异性个体的机制功能。而在此情境下，多个体间的组合却由于具有更大的组合空间，可保证新繁殖出的个体基本上是不同的，其支付较高的组配成本因而是值得的。在这一意义上，生物演化中的两性传承模式与社会经济演化中开放的学习与模仿模式，就只是在不同情境下为有效率地达成产生出数量众多的差异性个体的机制功能而选择的不同形式而已，它们在机制层面上是相同的。
五、结论与启示
按照许多学者的观点，社会经济演化研究已走过理论丛林阶段，系统总结有关社会经济演化研究的学派理论、基本观点、一般认识等，构建包容多方面社会经济演化现象的统一性理论，突破性地完成马歇尔与凡勃伦提出的理论研究任务的时机已经成熟\[23\]（P1-6）。在这一理论发展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那些有关社会经济演化本质与机制的诸观点作深入的再审视，去伪存真，破除教条，为实现社会经济演化理论研究的突破奠定基础。
诚如本文研究揭示出的那样，社会经济演化研究领域中的三大“共识”所依存的推断逻辑均存在着差误或漏洞，并不是确然成立的，其中，“社会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式的”论断的推演逻辑犯了忽略前提的错误，“意向性支配着社会经济演化”论断的推演中存在未予考虑到的逻辑分支，“社会经济演化以不同于生物演化的遗传机制传承”则属认识狭窄，将细节层面的差异扩大到了机制层面。两百余年的社会经济演化研究产出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也累积起了诸多的教条，只有以严密的逻辑分析为工具，不畏权威，敢于批判，才能揭示并破解这些教条，勘正社会经济演化研究的方向，推动社会经济演化理论的发展与成熟。
参考文献：
［1］ Spencer,H.Social Statics\[M\].New York:Augustus M.Kelley,1969 .
\[2\] \[奥\]卡尔?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索\[M\].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
\[3\] Spencer,H.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M\].New York:D.Appleton,1897 .
\[4\] Veblen,T.B.Why is 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898,(12).
\[5\] \[英\]A?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6\]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M\].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7\] Ayres,C.E.Theory of Economic Process:A Study in the Fundamenta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
\[8\] \[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9\] \[美\]道格拉斯?诺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钟正生，邢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0\]Alchian,A.Uncertainty,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0,(6).
\[11\]\[英\]F?A?哈耶克.自由\[M\].杨玉生，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2\]David,P.A.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2).
\[13\]Arthur,peting technologies,inereasing returns,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J\].Economic Journal,1989,99.
\[14\]宋胜洲.基于知识的演化经济学：对基于理性的主流经济学的挑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15\]Huxley,J.S.,T.H.Huxley.Touchstone for Ethics,1893-1943\[M\].New York:Harper,1947.
\[16\]Popper,K.R.,J.C.Eccels.The self and its brain:An argument for interactionism\[M\].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7.
\[17\]\[美\]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胡世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8\]\[英\]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M\].冯克利，胡晋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9\]Penrose,E.T.Biological analogies in the theory of the firm\[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2,42.
\[20\]Hirshleifer,J.Economics from a biological viewpoint\[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7,(1).
\[21\]\[英\]F?A?哈耶克.哈耶克文选\[M\].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2\]林毅夫.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A\].林毅夫.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三联出版社，1993.
\[23\]贾根良.演化经济学译丛总序\[A\].\[美\]霍奇逊.贾根良，等，译.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注释：
① 西蒙在《管理决策新科学》一书中指出，“关于人的独一无二性的定义，一直是人的宇宙和伦理系统的核心。有了哥白尼和伽利略，人，他不再是处于由太阳和星星围绕着的宇宙的中心位置的人。有了达尔文，人，他不再是由上帝创造并特殊赋予灵魂与理智的人。有了弗洛伊德，人，他不再是其行为——潜在地——受理性精神支配的人。当我们开始生产能进行思维和学习的机器时，人即不再是唯一能对环境进行复杂地和有理智地操纵控制的人了。”
② 罗斯比就指出，拒绝生物学类比是愚蠢的，因为人类本身就是生物系统,见Selection Processes in Economics(2001)。
③ 霍奇逊和柯纳森近来也撰文指出，将社会经济演化视为拉马克主义式的是误导性的，见Dismantling Lamarckism:Why Descriptions of Socioeconomic Evolution as Lamarckian Are Misleading(2006)。但他们论证的逻辑并不简洁，且未揭示出这一观点所依存的逻辑中最关键的错误。
④ 但即使这样，拉马克主义并未完全败北。寇普就提出，生殖细胞具有对生长力过去工作效应的记录，就像和记忆相类似的情况，因此，某一器官如果在一新环境中变得更加有用，那么它的生长在每个世代中将会被促进，从而能更好地适应环境,见Edward Drinker Cope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1977)。但在笔者看来，即使这一机制存在，其在生物演化中可能仅是次要的，而且这种记忆性机制也应是经由自然选择留存下来的。
⑤ 不少学者认为，诸多生物性特征使得人类可以更好地进行社会交往，如低平的颧骨、暗红的嘴唇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仅仅依靠这些生物性特征，人类就能高效地应对复杂万变的人类社会。
（责任编辑 朱 蓓）第12卷第3期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篇(7)
统计学在现代社会经济中得到广泛地运用的发展，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手段。统计学与社会经济存在着密切联系。本文通过分析统计学与社会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将统计学更好地运用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
【关键词】
统计学； 社会经济； 关系
1 统计学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
统计学在社会经济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为收集经济数据提供必要的方法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经济数量模型，开展定量分析。因此首先有必要收集必要的经济数据。经济统计学给出了各种经济统计指标的科学定义和计算口径，给出了具体收集各种指标的方法和途径。离开了统计学的支撑，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能够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经济数据。
1.2 为总结和提炼客观经济现象的数量变动规律提供方法
社会经济的个别现象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了相当多的偶然因素，只有通过统计的大量观察法，才能从偶然中发现必然，总结出现象变动的数量特征。微观经济学中著名的恩格尔曲线（Engel’s curve）与宏观经济学中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 ，就是通过统计观察发现数量特征的典型事例。
1.3 为检验经济学理论的真实性和完善程度提供方法论基础
任何经济理论都只是相对真理，只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较好地解释某些经济现实。因此需要人们利用经济数据去检验这些理论是否能够与实际情况相符。这种分析被称为实证分析。实证分析所获得的新知识常常为实质性学科的研究开辟新的领域，例如消费函数。
2 社会经济统计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
美国著名统计学家Tukey1962年发表了题为“数据分析的未来”的长篇文章，论及对数理统计研究的评价标准。对分析数据工作有无直接作用。是否发明了新的统计方法或者将一些统计方法组合应用于新的领域。对分析数据工作有无间接作用。虽然未发明新的统计方法，但就学科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为学科的发展、揭示新的方向或思路，或开辟新的研究分支和领域。如费歇在1921年发表的题为《理论统计学的数学基础》和1925年发表的题为《点估计理论》的文章，虽则并末提出新的统计方法，但其中所提出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主导了以后许多年的数理统计学的研究思路影响延续至今。成果的数学水平。解决或推进有统计学背景的数学问题方面有独到和创新之处。
对于社会经济统计研究来说，衡量社会经济统计研究成果也可以有类似的三个标准：
第一，经济学标准。通过对经济数据的分析，发现了新的经济规律，或者是很好地论证和说明了某种经济现象发展的趋势和数量变动规律。
第二，对经济数据分析工作的直接作用。提出了新的经济指标及其核算方法、发明了新的分析方法或者是将产生于其他领域的方法成功地应用于经济社会领域，或者是巧妙地结合运用已有的方法等等。
第三，对经济数据分析工作的间接作用。虽然未提出新的方法，但就学科的理论框架进行有益的探讨，为学科的发展、揭示新的方向或思路，或开辟新的研究分支和领域。关于大统计学科的讨论等等，经济统计领域大国民核算体系的提出等等也属于类似的工作。
长期以来，我国的数理统计学界，采用发展纯数学的方法去发展统计学，特别是在成果评价方面，重理论轻实用。这种“政策导向”使许多数理统计学者对实用问题不感兴趣。研究内容流于空疏，无补于实际。
我国的经济统计学界没有很好地将现代统计方法应用于社会经济领域，去得到一些非统计专业的经济学者难以得到的很有参考价值的定量分析结论。因此，难于获得社会的支持。使学科发展的“良性循环”无法形成。相当一部分经济统计学论文的统计特色不够鲜明，不会江统计学深入运用到社会经济领域。与经济学其他学科的研究没有明显的区别。个别论文甚至只有文字的论述或数学公式的推导，而很少统计方法与统计数据的应用。
3 统计学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正确运用
3.1 坚持统计学的正确方向
对社会经济进行研究时，需要应用通用的统计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要密切结合有关经济理论，建立和完善以有关经济现象为对象的特定的统计方法。因此，搞经济统计时不能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经济理论，而应该从我国国情出发，要密切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将研究适合经济领域特有的统计方法作为研究的重点，同时积极参与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发挥经济统计学的作用。
3.2 经济研究最重要的是经济思想而不是数学公式
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经济学家的水平，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高低的标准。我们在对社会经济进行深入研究时，不能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不注意问题的实质和方法的适用条件，片面追求复杂的方法和复杂的模型。我们应该找的最佳的方法和手段来解决复杂问题。
3.3 重视社会经济思想的运用
在肯定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需要指出：经济学不是数学。在经济研究中，经济思想是最重要的，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工具。经济学的主要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
【参考文献】
[1]陈希孺：数理统计学及其与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关系[J].中国统计，2001年第7期。
[2]余明江：统计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再认识[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