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现象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文化经济现象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 西南民族地区 经济生产方式转型 文化变迁 互动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各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赋予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特点。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要解决西部发展问题，包括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生互动，产生了文化适应、文化变迁等新问题和新现象，社会文化变迁也对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产生了深刻的、潜在的影响。

西南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生活着壮族、藏族、土家族、彝族、苗族、布依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景颇族、怒族、纳西族、佤族、独龙族、羌族、德昂族、阿昌族、布朗族、瑶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仡佬族、水族等世居少数民族，种类多，分布广，历史悠久，文化特色鲜明，民族风情多姿多彩，多数处于经济后发展地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不断发生变化。在经济生产方式转型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原有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意识，以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和现代化，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变迁也对经济生产方式转型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经济与文化在双向的互动中发生着明显的变迁形态，显示出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的情态，社会文化观念更加开放，传统价值理念明显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南民族地区社会文化既保持着各自特色又不断变迁发展

西南各民族文化的特色很鲜明，文化个性薪火相传，一脉相承，文化认同持续延伸，以自身的特色不断发展，转向更加开放的形态。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沿着其自身的文化轨迹发展，在一定历史条件、社会环境中发生演变的。

（一）众多少数民族保持着独特而鲜明的文化生态。

由于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如语言工具、交通工具、生活方式、劳动方式、思维能力等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民族。民族是以文化来区别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西南少数民族地处区域广阔，又往往住在环境较为险要、偏远的地方，各民族来往不方便，因而各个民族或者各个地区的民族由于各自的环境孕育了不同的文化，显示出相对的封闭性，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或独特性的特点，代代相传，孕育了众多的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形成民族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多元发展的格局，并随着人类的发展和各族的生存环境的变化而缓慢地改变。在经济生产方式转型的过程中，仍然保持着传统文化生态的相对完整性。

黑衣壮广西那坡县壮族中民族文化独特的一支，至今仍显示出鲜明的民族个性。黑衣壮自称布壮，总人口51800多人，占当地壮族总数33%。［1］黑衣壮的高度聚居是长期社会变迁的结果，有相当多的村落全部是黑衣壮，有的村落90%都是黑衣壮。黑衣壮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他们勤劳、节俭、家庭关系和谐、社会安定。黑衣壮以黑色为美，以黑为神，以黑色作为族群的标记。黑衣壮古朴的族群个性至今仍表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至今仍穿着传统的服饰，住着古老的干栏式房屋，仍吃着腊肉、五色糯米饭等传统食品，仍过着二月初二、三月三等民族传统节日，仍保留着古老的族内婚制。黑衣壮生性浪漫，擅长唱山歌，每当夜幕降临，男女老少便集于村头寨尾，以歌代言，山歌成为显著的文化特征。

（二）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带动着民族文化心理的变迁。

民族文化源自不同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因素，随着这些要素的改变，在经济生产方式转型过程中，民族文化心理也随之变化，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随着文化经济的市场运作被逐渐认同，广西黑衣壮聚集的那坡县领导提出了“文化搭台、旅游唱戏、经济发展”的发展思路，以黑衣壮为品牌，依托周边大新、靖西旅游大县，着力构建沿边特色经济旅游带。2000年开始，那坡县采取措施把黑衣壮介绍给外面的世界，以文化推动那坡的经济发展。2001年通过广西民俗摄影协会，邀请了来自全国的180多位摄影家到黑衣壮居住的村落采风，并在广西首府南宁举行“神秘的那坡”的民俗风情摄影展，同年黑衣壮合唱团登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舞台，使原生态的黑衣壮文化成为一种旅游、演艺的文化资源和产业形态。又据新华社记者采访报道，51岁藏族农民旺扎一家2000年前住在土坯房里。因为修建青藏铁路要拆他们的房子，还要让土地，他们开始想不通。后来政府帮着盖起藏式别墅，住在拉萨火车站周边，铁路建设还给他们带来了致富机会。他家里用上了彩电、电饭锅，还花9万元买了辆“东风”翻斗车，大儿子跑运输，一天纯收入400多元，他们还想在车站旁开个招待所和餐厅。商品观念的形成，经济利益的驱动，跑运输、开招待所和餐厅成为现在藏民的自觉选择。［2］在现代化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西南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经济变迁是明显的，民族文化形态的变迁有先后继承的脉络，变迁的因素和过程是可以考察的。

篇(2)

论文关键词：民俗文化 保护 旅游开发 辩证关系

论文摘要：本文阐述了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存在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重点说明两者之间辩证地存在着统一关系。

旅游开发作为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实力所普遍采用的方式，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辩证的矛盾统一关系。

一、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

我国二十多年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实践与理论探讨中，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旅游开发带来的浓厚商业文化侵蚀着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带来的强势现代流行文化冲击着民俗文化。受到侵蚀、冲击的民俗文化，改变着拥有这类民俗文化的地域群体的整个价值取向，改变着群体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这种改变体现在物质、精神及行为规范等方面，在民俗文化变迁历史进程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突变特征。

与主流的汉文化相比，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属于稀缺的文化资源，弥足珍贵，突显出巨大的文化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适当的方式极易转换为经济价值。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各地普遍将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以摆脱贫困为单一战略目标或者为主导性目标，忽视了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旅游开发必然会把强势主流文化引到当地，使当地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完全暴露在外来文化环境中，当地以落后经济为基础的弱势民俗文化必然会受到经济实力较强的异文化的强烈冲击、以及旅游开发所具有的浓厚商业文化对传统的朴实的民俗文化的冲击，在仅以追求经济利益导向的旅游开发背景下，导致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的流失、甚至丧失。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优势核心资源在于独特的、稀缺的、原生态的民俗文化，通过旅游开发，将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丰厚的经济收益，改善贫困的生活条件，但旅游开发过程中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却随之削弱，被强势文化逐渐同化，宝贵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资源逐渐消失，旅游吸引力也将随之消失，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设想终将成为泡影，依靠旅游产业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也成为不切实际的设想。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构成了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对立关系。

二、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统一关系

实际上，旅游开发在科学合理的政策指导下，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会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旅游可唤醒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性、增加民俗文化价值、提高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豪感等。开发民俗旅游“既是挖掘民族文化、展演民族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被价值化的过程”。

因此，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两者之间并非单纯的矛盾对立关系，应从民俗文化所处的客观现状来看待旅游开发对民俗地区文化的正面效应。旅游开发作为民俗文化经济价值的转换器，在转化价值的同时，也承担着宣扬民俗文化、挖掘文化价值的角色。在宣扬文化与挖掘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出现的伪造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个别现象，因此，对于恶意伪造行为，应以政策法规手段进行有效管治。在宣扬文化、利用文化获取经济价值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过度商业化现象，也并非是仅仅存在于我国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独特现象。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的与民俗文化保护相背离的一些现象，其根本原因并非在于旅游开发本身，而是在于旅游开发目的导向设置出现偏颇。根据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依托的文化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因果与依存关系，一个民俗地区的旅游开发首先应是保护民俗文化、其次才是发展旅游经济。在没有保护好民俗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实现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只能是“杀鸡取卵”、难以实现长期发展。因此，旅游开发的首要任务应是保护、挖掘民俗文化资源，围绕着首要任务的次要且平行的任务才是转化民俗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获得经济利益。

依托某一旅游项目保护、传承、挖掘某一个或某些民俗文化事项，以旅游的六大要素形式呈现给游客，在保护、传承、挖掘、呈现独特文化的同时，可以自组织地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收益的顺势转化。现实中，在策划旅游开发项目时，往往首先考虑这个项目能获得多高的经济收益、能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多大的带动作用，而不是以能否保护好一个或几个文化民俗事项为首先考虑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本末倒置的民俗旅游开发理念，导致了与民俗文化保护不和谐的现象及文化破坏大量出现并难以扼制。

民俗地区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关联性。一旦某个民俗地区的特色文化流失或消逝，其经济价值也会随之消减。因此，民俗文化保护是根本，无论是政府的政策、旅游开发项目、还是来自各方的力量，都应以民俗文化资源保护为核心，这样文化价值可持续转化为经济价值才有根本保障。

因此，以民俗文化保护为核心导向的地方政策指导方针的确立、旅游开发的角色定位与开发理念的重新审视，成为加强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统一关系的重要前提。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政策引导将旅游开发统一到文化保护的大系统内，协调文化保护与经济收益的矛盾性，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经营理念的创新提高两者的内在一致性，建立起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可以遏制民俗文化的流失与变迁速度。

参考文献:

[1]钟敬文，董晓萍.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6.（11）：11-17.

[2]李援朝.中国民俗文化知识读本[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1）：3.

篇(3)

一个城市，从构成来看，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经人们长期的经营建设而形成的城市格局、宫殿、寺观、府第、园林、街道、民居等物质环境（体形环境）；二是，上述物质环境所负载的社会结构、组织制度、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内部蕴涵，也就是城市之文化。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物质环境往往会随着时空更替而消减、转化，城市文化则可以超越时空，具有长久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是城市的灵魂。

目前，人们对有关中国传统城市文化的一些论述似乎已习以为常，例如城市文化的政治性、宫廷化、乡村性，等等。具体地说，在传统社会中，城市是维系封建大一统的据点，城市文化的形成要借重特殊的“政治力”，因此它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政治性；由于具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市民阶层出现得很晚，市民文化特征不够鲜明甚至没有完全形成，因此，

中国城市文化基本上是宫廷文化的辐射和延伸；由于城市本身缺少独立的自治能力，与乡村共处于“王制”的统治之下，以致于城市文化未能形成与乡村文化相区别的独特个性。

无疑，上述特征对于我们在宏观上把握中国城市文化有一定的帮助，但是，由于我国地域差异很大，社会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各地城市发展及其文化特色实际上各有千秋，它们为人们认识中国城市文化的整体性和丰富性提供了一个个生动的侧面。比如，在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史上，有一个令人瞩目的“江南现象”，它揭示了中国城市文化某些出乎意料的方面，堪称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座奇峰。

所谓“江南现象”，简言之，就是在中国城市文化发展过程中，江南城市后来居上，迭起，并得风气之先，成为中国城市文化经济性、文人性以及浓郁的都市色彩的典型例证。

“江南现象”的时空定位

在中国历史上，江南是一个涵义广泛、变动不居的概念。考虑到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影响以及研究的方便，江南地区大致范围可以暂定为：苏南及苏北扬州、浙北、皖东南、江西鹜源县和上海市等，在今天的行政区划上，它包括13市（地市12

，直辖市1）、65县。江南地区是一个富有特色的地域单元，其地域面积约占全国1%，人口约占全国6%，区内生产总值约占全国15%，是全国城镇密集、文化昌盛的地区之一。

江南地区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平原多，江南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的顶端，呈南高北低之势；其北部地势平衍，以平原为主，南部边缘有一些山地丘陵分布。二是水多，江南历来以水胜，有“水乡泽国”之誉，加之气候多雨，在人们的心目中，江南似乎一直浸润在烟雨朦胧之中，称“烟水江南”。江南地区别具一格的地理构架与山水组合，在一个最基础的层次上限定了城市文化富有个性的发展方向、地域格局以及城市文化景观的区域特性，在一个并不宏阔的空间里展现出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段辉煌―“江南现象”。

从中国城市文化发展的过程来看，“江南现象”主要跨及两个时期，即中国城市文化重心南移以及江南成为中国文化重心后所领导的“江南时代”。其中，前者主要包括吴越、六朝、隋唐宋三个阶段，后者主要包括元明清及以来两个阶段。江南城市文化逐步形成，不断发展，将中国城市文化发展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六朝、南宋与近代这三个阶段对江南城市文化乃至中国城市文化之经济性、文人性、都市性的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六朝时期，江南城市文化的文人色彩初步显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北人南迁，人们向外发现了江南自然山水之美，同时向内发现了自我，逐渐出现一种对高层次思想文化和艺术风格不断追求的文人意识，建立起压倒宫廷文化的新型的文人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六朝承前启后，继汉开唐，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而江南的开发则又使六朝成为地域性的概念，与中原长安型文化的横向融合相比，以建业建康为代表的六朝文化将中国文化推向纵深，或者说在南部中国形成了新的文化体系。西方学者将它与同时期的古罗马文化并称为人类古典文明的两大中心。

南宋时期，受城市与区域经济的支撑，江南城市文化基本形成，其文人色彩进一步加强，都市色彩开始显现。宋“靖康之难”后，朝廷再度偏安江南，北方中原文化又一次与江南文化融合，并发展成为中国民族文化之主体。由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江南城市文化发展不再像以前那样大起大落了，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也从“开封―长安”东西向轴线彻底移向江南地区，最终落在“杭州―苏州”南北向轴线上。在南宋建都临安的150年间，一方面，文人的地位上升，

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创造处于极佳的历史时期，文人意识更为自觉，城市环境渗透着强烈的“文气”，画院、书院、文房等“文人天地”尤为集中地展现了当时的艺术风貌；另一方面，市民阶层出现，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和人头攒动的瓦子勾栏中，市民文化开始成长起来。雅文化与俗文化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缠绕、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对流，

城市规划建设浸润在一种强烈的、绵密的文化辐射之中。

南宋以降，江南地区便成为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最为活跃、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可以说中国城市文化甚至中国文化都处在令人眩目的“江南时代”之中。著名宋史专家刘子键先生在《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一文中曾高度评价南宋文化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模式，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皆聚在一起，这是史所稀见的。”

这一论述是相当精辟且发人深思的，如果说南宋奠定了800年来中国文化的基础，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江南地区无疑起了相当大的引导甚至决定作用。近代以来，江南城市文化开始转型，其都市色彩已经十分浓郁。前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直接发生撞击、冲突，

在近一个世纪的艰难曲折的进程中，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发生嬗变，逐步转型，其中江南的苏、松、杭、嘉、湖等地区尤为近代资本主义侵入的前沿和焦点地带，由于它们在经济和文化上居于先进的位置，其对外国资本主义文明与生产技术也富于吸收性，因此很快便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近代文化，江南城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化的地理枢纽。至于其具体的表征，张仲礼先生等有着详尽的论述，兹不赘。

江南城市文化图景之演进

“江南现象”的时空定位主要是从“江南―全国”这一“点―面”关系中，考察江南城市文化发展的宏观特征，此外，可以通过对江南城市文化地域格局的分析，考察江南地区的诸多城市如何具体地结构为一个整体，从而共同展现出中国城市文化史上的“江南现象”。

我们来归纳一下江南城市文化图景的演变谱系。

第一，江南城市文化图景演进的过程，同时也是地域开发的过程。

城市文化的发展是区域哺育的结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江南地区有着不同的中心城市及相应的核心区域，换言之，每一个中心城市繁荣的背后，都有一个核心区域支撑着。

历史上，每个城市都有可能因特殊的地缘、经济、政治等原因而成为大区域的中心，而不同中心城市的此起彼伏，便展现出江南城市文化的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南宋以降，全国性的文化中心城市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落在了江南地区，这表明当时江南城市在全国已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

第二，城镇网络逐步形成，城市经济、文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江南地区，城市文化的繁荣不只限于单个中心城市，而在于由“中心城市―县城―小城镇”所构成的更为广泛的城镇网络中。

江南城镇网络的形成有一个渐进的发展、积累过程。其中，地方中心城市基本定型于唐代。唐代江南共设置10州，计州城10座（扬州是淮南道治所在），其中常州、苏州、湖州、杭州、明州、歙州都是新兴的地方中心城市，与今天江南地区中心城市相比，除了嘉兴、无锡外，都已出现。这些地方中心城市构成了后世城镇体系的中坚部分。五代十国时，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每每成为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如十国中吴、南唐的都城为扬州、金陵，吴越的都城为杭州。

南宋时，江南地区县城的分布格局也基本确定下来。随着江南地区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

行政区数量不断增加且细分，特别是基层行政区―县的数量增加很多，相应地，县城得到较大发展，现今江南县城的基础大致奠定。

明清以来，江南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市镇数量普遍增长，星罗棋布。巨大的经济活力为市镇文化的滋生提供肥沃的土壤，许多城镇都是远近闻名的人才荟萃之地和文化中心。迄至近代，江南地区的城镇分布格局基本上是明清沿袭下来的。

这种由“中心城市―县城―小城镇”构成的城镇网络是一种经济支撑型的文化网络，它代表着江南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的精华，与中国其他城市―如都城及州治、府治、县治所在地等―主要凭借政治力量而带来的文化发达，轩然有别。如今，江南成为中国城市密集地区之一，其历史基础就在于这种逐步形成的城镇网络，在此意义上说，江南城市与发达国家那种由于大规模的工业化而带来的经济集聚与人口迁移而形成的城镇密集，实有着根本的区别。

第三，水网的联系作用。

历史上，江南地区河网稠密，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加上大运河、长江、钱塘江、黄海等，江南地区内通外连，水运交通较为便捷。这种别具特色的水网联系客观上有利于城市经济、文化、政治等中心功能的形成与发挥，同时也利于形成较为一致的地区特色。只是到了近代，随着铁路、公路交通的兴起，江南水网这种突出的联系功能才有所衰退，相应地，江南城市文化的地域格局也呈现出新的态势。

“江南现象”

的形成机制

概括说来，“江南现象”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以自然为基础，因地制宜。

江南独特的自然生态对“江南现象”形成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一方面，从江南的文化景观看，从春船菱藕到渔歌唱晚、从小桥流水到服饰民居，我们都可以觅得水的影子，江南文化的丰富多姿有赖于水的浸润和滋养，江南城市与自然生态则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表现出强烈的“亲水性”特征。另一方面，随着江南地区的日益开发，其自然空间的相对优势逐渐转化为经济力量，构成江南城市文化鲜明的经济性。

以自然为基础，因地制宜，这是形成“江南现象”的基本前提，在当今的城市规划设计中，我们宜自觉地继承这一传统特色。

第二，得风气之先，因势利导。

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上，江南城市后来居上，这与江南人的创新意识分不开。“适我无非新”（王羲之语），江南人以其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世界，所触着的一切似乎都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如果我们把南朝建康的郊外草市、唐代扬州的商业街与夜市、南宋临安城的空间结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和专业市镇繁盛等联系起来，便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城市的“经济创新”，似乎大多始于江南城市中，加上近代上海的“租界”建设等，它们共同构成十分有趣的现象。

“美不自美，

因人而彰”（柳宗元语），因势利导，使得“江南现象”从可能成为必然，这对我们在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第三，吸取别人所长，“巧于因借”。

江南城市文化的成长、进步是自身发展不断积累的过程，同时又是与其他区域文化乃至各种民族文化之间相互碰撞、交融的过程，其早期的发展受到北方文化南下的推动、促进，明清以降又遭受西方文化的撞击砥砺和改造更新。参照江南城市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冲撞、互补、交融、整合的过程，我们可将江南城市文化发展概括为以下三个明显的阶段。

一，江南之江南。远古至两汉，江南文化主要是以吴、会稽为代表的吴越文化，一切文化巨匠、学术盛事似乎与江南城市无涉，江南一直处于传统文化的边缘地带。

二，中国之江南。三国以后至晚清，历经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江南文化逐渐繁盛。中唐以前的建康、扬州，两宋至清末的杭州、苏州、扬州、徽州共同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主流。

三，世界之江南。近代以来，上海凭借其地域上的边缘优势发展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文化中心和东西方文化交接之地。在对待外来文化上，江南地区不是盲目排外或全盘接受，而是主动吸收其精华，大而化之，为我所用，这对我们当今在全球化背景下，正确处理外来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关系显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结语

篇(4)

据了解，为了推动文化产业商业模式的探索和创新，传播优秀的文化产业商业模式，由文化产业研究咨询与投融资服务机构――新元文智集团发起的“中国文化产业最佳商业模式高峰论坛”，每年举办一届，以此来深入探讨文化企业商业模式的方向与方法，研讨科技如何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装备制造是文化科技融合切入点

在主题演讲中，改革办副主任、中央文字办副主任高书生表示，文化与科技融合需要一个切入点，而文化装备制造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他说：“当前很多人都在呼吁文化与科技融合，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切入点，如果没有切入点，融合就是空话。以目前的情况看，文化科技如果要融合，文化装备融合是最佳的切入点。”他谈到，文化装备制造业包括印刷设备、广电设备、演艺设备等，而且这个行业在我国是有基础的。

高书生在论坛上对什么是文化产业的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他同时表示，当前文化产业发展最缺少的是投资需求，研究文化投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多方面着手建立投融资体系

北京市文资办主任周茂非在主题演讲中表示，文资办正建立文化投融资体系，来解决文化创意企业投融资难的问题。周茂非指出，当前融资难是文化企业最大瓶颈，文化企业目前的特点是轻资产，这对文化企业发展造成了很大障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北京文资办在100亿专项资金中拿出一部分建立全方位的文化投融资服务体系，一方面出资成立100亿文化创意产业基金，为好的企业提供资金，另方面还成立了两家文化创意贷款小额公司，覆盖全市、面相全市文化企业提供服务。第三是今年文资办从专项资金中拿出5000万，作为担保基金，为文化创意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最后，还与银行合作，建立统贷投资平台，与银行选定若干文化企业，提供快速审批和优惠利率。

文化经济是21世纪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任梅松在主题演讲中提出：文化经济是21世纪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他说，现在有一个很热的词叫文化经济，到底什么叫文化经济？就当前经济发展来说会带来那些影响？我个人理解，文化经济是21世纪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它的出现有两个背景，一个背景是地球资源瓶颈，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时代，也就是地球出问题了，地球一会变冷，一会变暖，加上这多年矿石资源的开发利用，给地球带来非常大的影响，这个资源瓶颈，已经约束了我们人类进一步的发展。第二个背景是，在与此相应的不管是中国也好世界也好，大家呼唤生态文明，因为没有生态，没有美丽的中国，人类生存不下了。

篇(5)

经济发展以文化内容为主导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文明发展阶段，文化经济的迅猛崛起，标志着人类社会新阶段的来临。在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起核心作用的生产力要素是不一样的：农业经济阶段是自然力，工业经济阶段是资本和大机器，文化经济阶段则是人文精神和知识、技术的有机结合。因此，文化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甚至知识经济内涵都不同的新型经济，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代表了一个全新的文明发展阶段。实际上，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化需求的增长，人们越来越重视产品的文化属性和文化个性，精神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这种情况反映出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以文化内容为主导的经济形态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主流，人类社会发展正步入一个文化经济时代。

社会生产方式以人文精神为主导

如果说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核心是突出知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价值的话；那么，文化经济则是对知识经济内涵的扩大和深化。文化经济内在包含了知识经济，并在经济系统中充满了文化因素。其内容构成不仅有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还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文化艺术、娱乐休闲等精神因素，不仅包含科学精神，还体现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尤其突出了人文精神、观念文化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价值。如今，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观逐渐渗透到经济发展领域；精神、智力因素与自然资源、经济资本一样成为生产力中的组成要素；信用文化、经济伦理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在企业管理和决策中的效能越来越突出；文化附加值成为物质产品价值中的重要部分；以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对经济竞争力越来越具有决定性影响，如此等等。所以，可以把文化经济阐述为“以人为本的经济”。

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现象。文化“经济化”指的是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经济成分不断增加，市场手段不断引入，文化生产、文化管理中愈来愈渗透各种经济要素，文化活动愈来愈自然地融入经济活动之中，形成了新兴经济产业——文化产业，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日益具有经济功能和市场效益。文化“经济化”最直接地表现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包括教育产业、智力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媒体产业、艺术产业、健康产业、体育产业、休闲产业以及政治性的文化产业等等。文化产业将成为未来产业结构发展中的主导力量。经济“文化化”指的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文化内涵不断增强，文化要素不断发挥作用，人文精神和文化资源在各种资源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经济产品中的文化含量不断丰富，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中愈来愈多地被注入文化的理念和内涵。经济“文化化”最直接地表现在生产文化或产业文化的发展上，包括管理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文化、品牌文化、人力资源等在内的产业文化是经济文化化的重要标志，产业文化将是未来经济结构升级中起核心作用的因素。

篇(6)

《小康》：公民道德建设的“德清现象”多年来受到广泛关注，您认为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在德清而不是其他地方？

张晓强：这种现象出现在德清，不仅在于民风淳朴，追溯当地整个历史脉络来看，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成一定的态势，首先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积淀作为支撑。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德清在物质和精神之间找到了平衡，从而能够协调发展。

“德清现象”不是刻意打造出来的，而是源于当地百姓对社会道德问题的深刻认识，进而寻找特定的形式加以改善，这是一种民间的道德自觉。社会道德的提升和发展完全靠灌输式已经没有生命力了，一定要内化为一种自觉、一种文化现象，只有通过道德的自觉才能够形成全社会共同的信仰和道德操守。

《小康》：今年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两富”即物质富裕、精神富有，而德清多年来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成绩都比较突出，在您看来，道德力量和经济发展这两方面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

张晓强：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对于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一体两面，是一个有机整体。现阶段道德文化力量的重要作用正日益凸显，它不仅能够弥补市场多元化条件下社会管理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和弊端，还能够推进转型升级、产业培育和经济社会发展。

比如，近年来金融环境恶劣，但三县两区中德清受影响最小，仅两家企业受灾。逆势之下，德清还受到众多金融机构的关注，多家金融机构纷纷准备前来布点。这些金融机构对区域的选择第一看产业经济基础，第二看人才、政策配套，第三非常关注诚信环境。可见道德文化的重要性正在逐渐凸显。而德清作为道德高地，秉承“不让一个投资者在德清受委屈”的理念，正是吸引这些金融机构的重要因素，道德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小康》：对于德清“草根奖”的未来您如何看待？

张晓强：民间自发形成的“草根奖”在当前形势下非常重要，但当整个社会管理走上正轨以后，这部分职能就会正常运行，因此我认为“草根奖”未来的发展，最起码会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可能会不断扩展、推进。以农村社会舆论的力量来说，草根的道德自觉目前暂时还找不到更好的形式，所以“草根奖”是目前阶段一个必然的表现形式，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数量和覆盖面上都有继续发展的可能。

当前形势下，公民道德建设非常需要“草根奖”的星星之火，但随着“草根奖”不断发展壮大，当讲道德成为人们的习惯和态度，内化成为民众的自觉， “草根奖”也就可能由此进入减少甚至消失的第二阶段，而这标志着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到达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们期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篇(7)

民间存在流散的大量文物是不争之事实，从解放初期全国各大博物馆、文物商店至故宫博物院来看，众多现存于各大馆藏中的精珍之品，部分也是来自于民间捐赠。虽然现今民间藏者手中的大多数藏品不珍不精，甚至来路不清，但根据文物政策及国家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对于现今国内流散在民间的文物藏品，只要符合年代标准，符合定级标准，符合相关物权法、文物法规定之文物类藏品，理应验明正身，建立一套完整权威的民间文物藏品保护类档案，利国利民更有利于文物保护与传承，只有这样民间文物类藏品才会真正得到保护，才会真正得到传承与弘扬，才会正确引导民间收藏品市场。文化底蕴决定传承弘扬的过程，收藏的初级阶段，是以经济利益的驱动及投入为代价，方法及过程的转变是传承延续民族文化结晶物体的又一高度。经济价值观与文化背景及收藏目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守法、合法名正言顺方可顺理成章，一旦入编确定为文物入编大典将是价值文化传承弘扬保护的真正体现，更是每个收藏者最高的追求。

不懂法，不守法，不按法规，不按经济规律文化传承过程办事的现象不应在我们新世纪新时代的大经济大文化背景下发生。史无前例的全民参与的传承弘扬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现象(收藏)是全民族知识及经济发展繁荣昌盛的表现，也是人们意识形态领域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以及综合素质不断提高的结果。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理应给予民间文物类藏品相应的肯定与强有力的支持。从而彻底避免各种不良现象的发生。

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对于民间收藏现象以及收藏界十分困惑的现象将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全国几千万的藏者更是如鱼得水，收藏信心以及对收藏品文物保护的意识将会大大提高，同时对与弘杨民族文化，保护民间文物藏品提高全民族的文物保护意识也将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推动作用。

根据国家最新出台的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第六条规定，文物藏品所有权人要求认定文物的必须以书面要求申请认定，同时应提供填报藏品所有人姓名、住所、有效身份证号码或有效证照号码，以及认定物品(对象)的来源说明，经文物行政主管单位专家委员会审查确定为文物类的，藏品持有人或文物所有人应依法负有对文物藏品的保护责任，同时持有人对所填报提供的文字、图片、专家审批资料以及持有人的身份有保密要求的，认定机构以及国家法律规定的文物行政主管单位可以对其身份保密，相关个人及藏品资料将永久存档保存。

申请民间的文物藏品定级入编，需经过本人申请，提供原始照片资料，填报相关表格后将基本申报资料邮寄到《中国民间文物藏品定级大典》征集办公室，等待通知，每一类别文物类藏品经国家文物定级行政主管单位专家组审查，符合定级标准的给予办理定级。集中审定后最终确定是否属于文物范畴，是否符合申报资格。一经定级入编将意味着此件藏品将在国内有档案可查，更会引起各类商贾投资人士的极大关注，同时在适当时机将组织入编定级为文物类别的藏品进行专场展览，专项交易，定期推广宣传，以便吸引更多的资金进一步促进提高全民文物保护意识，更好的保护流散在民间的大批珍贵文物类藏品。此举将对收藏品市场的无序状态、混乱现象起到积极引导作用，树立正确的收藏与文物保护观念，让更多的收藏界人士爱惜文物，合法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