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社会治理现代化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城乡社会治理现代化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1     创建服务型政府，做好顶层设计

近年来，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计算机网络在便捷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提高企业生产效益的同时，能够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由“多头分管”向“协同管理”转变。基层政府作为农村社会治理的引导者，自身服务理念和服务水平的高低对农村社会治理的整体效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当前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以创建服务型政府为宗旨，围绕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做好顶层设计是目前政府的核心发展方向。一方面，当地基层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需依托“互联网+”的各项先进技术，充分结合“网络化”的组织结构，建立符合现阶段农村群体心理特点和心理需求的激励评价机制，并建立和完善治理信息化建设的制度保障机制，为实现农村社会治理高效性、有效性和科學性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基层政府机构在运行过程中，还需加快对硬件设施建设和软件信息平台整合，从而利用各项先进的信息技术构建一套科学的信息化管理系统，进而在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由“多头分管”向“协同管理”转变，从根本上提高管理的高效性、科学性和合理性。

2     整合农村信息资源，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综合化管理目标

经大量科研数据分析可知，目前在电子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当代社会，计算机网络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有效提高新农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性、科学性和合理性，整合农村信息资源，而后建立社会矛盾联动化解信息库，是实现现阶段农村社会治理综合化管理目标的重要基础和根本前提。从目前来看，在当前农村产业发展过程中，依托“互联网+”的各项先进技术，建立农村社会治理与服务综合信息网络，充分发挥农村网格化管理及社会组织的作用，是提高基层综合管理与服务水平的主要举措。从目前来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当代社会，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为满足自身以及家庭生活需要，不少青年劳动力纷纷前往城市地区，农村人口发展极不平衡。因此，从根本上实现农村社会的高效治理，基层政府机构需以常住、流动、“三留守”人员为主要对象，建立农村人口基础信息库和社会矛盾联动化解信息库，加强对辖区内特殊人口的重点管理和重点帮助，达到积极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目的，发挥应有的作用。此外，由于计算机网络应用普遍，人们对电子信息的接受程度也在不断提高，故在当前信息化时代，为有效提高农村治理质量和治理效率，基层政府机构不仅可通过采取推行电子村务的方式对农村进行全方位、动态式和便捷式的管理，同时还可以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力度，以期在引导农民逐步适应电子信息技术某些功能的基础上，为后期政府人员开展网络治理工作的治理目标上打下坚实基础。

3     整改政府管理方式，以期通过“一站式”服务实现农村治理

根据相关数据调查可知，基层政府受传统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的影响，内部工作人员在日常农村治理过程中，仍遵循传统的治理理念，采用传统的治理手段，极大地降低了治理质量和治理效率，造成政府管理资金的极大浪费，对农村整体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基层政府需要探索出一条深受农村人民群众欢迎的农村社会治理新途径，需多采取几种管理方式，然后对管理方式所取得的效果进行综合评价，进而选择出一条最适合的治理策略，为提高农村治理的整体水平奠定坚实基础。在当前现代化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信息化产业技术作为一种新型农村发展技术手段，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要想从根本实现农村合理化治理，基层政府机构必须依托“互联网+”的信息技术，构建加快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机制。一方面，基层政府管理人员需对管理网络进行细致化分析，在整合当前农村社会治理各项基础数据的基础上，为信息录入渠道、沟通渠道以及畅通社情民意收集渠道的拓展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基层政府机构通过采取构建综合性、集成式社会治理服务信息平台的方式，对行政机构不同部门的信息数据库进行有机整合，从而在确保实现各部门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的情况下，通过使用有限的公共社会资源，确保政府充分发挥各项效能。同时，在当前现代化产业发展模式下，基层政府机构通过对传统农村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赋值结构进行重组和再构，从而通过“一站式”服务模式，为农村治理的科学性、高效性和有效性奠定坚实基础，进而为农村产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4     依托“互联网+”技术，推进网络问政制度化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网络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和网络传播渠道，在提高基层政府“软实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目前来看，由于近几年农村产业建设发展进程不断加快，网络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使用频率不断提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提供了便捷，但加大了基层政府机构的管理难度，进而给农村整体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网络现代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双面性，因此，基层政府机构要从根本上实现推进农村经济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必须在管理过程中，切实保障信息化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覆盖农村各个环节，建立健全网格化管理体系。首先，基层政府机构需推进网络问政常态化、制度化发展，在构建网络舆论建设的基础上，借助社会舆论力量对农村实施个性化、主动式公共服务的虚拟社会治理体系和管理模式。其次，基层政府机构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社交平台，公开某些党政建设信息，拉近与农民群众之间的距离，从根本上提高治理的高效性、科学性和针对性。最后，提高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基层政府机构要建立政府引导、多方参与、全局服务的信息化社会治理体系，提高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建设的针对性和倾向性，覆盖农村各个环节，为实现动态跟踪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5     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构建城乡建设精细化管理机制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从根本上实现社会治理信息高速流转，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对农村社会治理策略进行不断创新和完善是当前基层政府机构的核心发展方向。同时，在城市一体化发展中，为有效提高治理效率和治理质量，对城乡建设进行精细化管理是目前高速发展的现代经济社会赋予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变革的历史使命。简单来讲，城乡一体化是当前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一体化建设过程中，主要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村民作为一个整体，然后对其进行统筹谋划、综合研究，以期确保农村地区农民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进而为其整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发展规划。换句话讲，在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基层政府机构要想从根本上实现对农村高效治理的目标，需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采取合适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策略，为农村城乡一体综合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一方面，在治理过程中，基层政府机构需分别利用城市以及农村各自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在促进两者之间进行优势互补的同时，为城乡社会经济、生态、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针对不同层次、形态、类型的城乡空间信息管理需求，基层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可通过对城乡事物的灵活部署以及合理化调度，为实现统一管理和弹性扩容目标奠定良好基础，同时，充分有效解决当前信息管理过程中计算和分析能力的集成和反馈等技术难点，通过采取建立城乡一体化进程的相关制度，为实施城乡建设精细化管理机制打下坚实基础，进而为提高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创造良好条件。

6     结 语

篇(2)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里，明显并存着比较现代化的和相对非现代化的两种社会形态，这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在中国，由于长期存在的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以及“剪刀差”经济发展战略，二元社会结构的表现更为突出。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的环境保护长期受到忽视，环保政策、环保机构、环保人员以及环保基础设施均供给不足。现代化进程中污染问题的加重，一方面是由于发展方式不当：过于注重经济目标，因此在农业集约化生产、乡镇企业发展之初基本不考虑环境约束；另一方面是由于经济与社会未能协调发展：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增长，而农村包括基础设施、管理体系等在内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供给制度缺失，导致农村极易“小污成大污”和“小污成大害”。

具体来说，可以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成因总结为以下四方面。

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加之农村现代化的特点以及农村环境污染的特点，导致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

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二是居民在空间分布上迅速集中。

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使农村的产业结构从自然和谐型转变成自然危害型，农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居民集中使得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成害。

不仅如此，农村的各类环境污染也呈现出与城市污染迥异的特点。以农业生产导致的面源污染为例，其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排放主体的分散性和隐蔽性。与点源污染的集中性相反，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的特征，它随流域内土地利用状况、地形地貌、水文特征、气候、天气等的不同而具有空间异质性和时间上的不均匀性。二是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农作物的生产会受到自然的影响（天气等），因为降雨量的大小和密度、温度、湿度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化学制品（农药、化肥等）对水体的污染情况。三是不易监测性。这是指对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过高，只能对受害地监测，很难监控排污源等情况。

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目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例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对诸多小型企业的污染监控，也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而未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资源家底不清，对自然这样的利用动态缺乏真实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一个基本原因。

另外，农业技术的选择缺乏环境政策制约机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几乎失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改革是以减少农技推广经费和鼓励自我创收为特点的。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农技推广系统不得不从事与业务无关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收入，包括卖化肥和农药等。由于激励不相容，导致一些推广人员对指导农民提高农药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积极性，以致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情况一直在加剧。

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必须注意到，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没有考虑农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别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尽管国际上各种市场化的实践很活跃，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发挥主导投资责任和作用。由于政府缺位，导致在农村聚居点的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上存在一种悖论：根据亚当?斯密的“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理论，可以推出“市场大小决定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基础设施市场化建设和运营的最小规模”。农村聚居点和小城镇由于单体市场规模小，其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难以进行市场化运作，因而必须依赖财政资金。而乡镇和村一级行政组织普遍财源不够，连应付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都不够，更难以估计污染治理基础设施。这种悖论造成了农村聚居点污染日趋严重并将继续严重。新晨

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

我国对城市和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如排污费返还使用，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时征地低价或无偿、运行中免税免排污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还可以申请用财政资金对贷款贴息等。而对农村各类环境污染治理，却没有类似政策。由于农村污染治理的资金本来就匮乏，建立收费机制困难，又缺少扶持政策，导致农村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机制难以建立。

篇(3)

[关键词]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基本现代化；南通；新时期

城乡一体化是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崭新阶段，是南通“加快现代化、再创新辉煌”的重要抓手；新时期推进南通城乡一体化发展，要着重实施八统筹，加快形成区域发展、规划布局、基础设施、产业分工、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城乡环保和社会形态八个一体化的新格局，朝着“六个更加”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奋力前行，为早日建成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化新南通而努力奋斗。

一、经济更加强盛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现代化的中心工作，也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核心工作。党的正确领导体现在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上。南通实现跨越发展是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这体现在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也注重第二次现代化的问题。新时期南通的跨越发展，一是表现为六个千亿级现代产业体系的迅速形成和核心竞争力的快速提高；二是表现为切实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三是表现为经济发展主要靠知识和科技创新来推动和提升。要建立健全充满活力的科技创新体系，力争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到2015年和2018年达到2.5%和3%，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0%和70%以上,人才强市战略取得明显成效，基本建成创新型城市。南通GDP按现价计算年均增长13%以上，到2015年和2018年，经济总量超过6千亿元和接近1万亿元，人均GDP突破8万元和13万元；产业结构明显优化，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37%和60%以上，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到41%和55%以上；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城市化率达到64%和75%以上；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江海开发、跨江合作实现更大突破，成为江苏新的重要增长极，初步确立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的地位。

二、政治更加清明

政治现代化是由传统的民主政治转化为高度民主政治的变迁过程，是综合性的政治民主化过程，也是各项量化的民主指标的实现过程。南通根据社会发展趋势，设定了人民群众对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满意度、对政府民主决策和公共服务的满意率、基层民主政治实现程度等项指标，其意在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民主建设。要实现政治现代化，首先必须加快改革攻坚的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夯实政治现代化水平提升的经济基础。

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加快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其次必须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这就是把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和坚持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全面落实依法治市的方略，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的各种权益；更加健全基层民主，全面扩大民主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选举权和监督权；体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公共权力运用将扩大到公共管理、公共分配和公共决策领域；富有南通特色的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建设和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获得新成效；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壮大，工、青、妇等人民团体作用发挥充分，维护民族团结的民族和宗教工作切实做好；人权保障工作得到加强，人权事业全面发展。

三、文化更加繁荣

教育现代化是整个文化现代化的先导和基础，它能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文化。近年来，南通以教育现代化引领和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探索，将加快今后教育现代化强市建设。要全面落实中长期科技、教育、人才规划纲要，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发挥人才资源优势，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科技和人才支撑。文化现代化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创新体系建设、信息化和全球化程度将明显提高，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知识产业得到加强，三大产业的知识含量和生产能力明显增强，依靠知识、科技和制度创新发展经济社会的领域明显扩大。文化创新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换和重塑，是从内涵到外延的不断创新和更新，它在更加广阔的意义上，成为当今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和动力。文化创新不仅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如先进理想、价值理念的更新与重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到广泛认同和遵循、新时期“南通精神”不断弘扬光大、代表人的知识现代化的人才拥有数、专利授权数以及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提高等，更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现代化提升。江海特色文化强市建设成效显著，文化事业和产业得到大力发展，文化创新扎实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不断丰富，实现文化事业强、文化产业强、文化队伍强。

四、社会更加和谐

城市化、福利化、流动化、互动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四大标志。公平、安全、和谐、稳定是社会现代化的四大目标。导致社会现代化直接动力的三次浪潮南通都有所表现。如，一次浪潮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提高等；二次浪潮的家庭保障功能被日益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所取代，普及中等教育，生活环境和质量被更加关注；三次浪潮的社会生活信息化，社会活动创新化，高等教育大众化，居住结构动态平衡化等。把南通建成经济实力较强的特大城市、江海交汇的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把有条件的县城建成大中城市，加快发展沿海重点集镇建设将迅速提高南通的城市化率。提高城乡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既反映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也体现了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的公平发展方向，更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强劲动力。要不断满足各类社会事业对公共财政的需求，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显著提高城乡各类公共服务水平，政府公共服务质量满意率超过80%。要进一步促进充分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全面做好人口工作，社会管理创新、和谐社会建设走在全省和全国前列。维护南通是全国社会综合治理最好地区的传统，全力深度打造诚信南通、法治南通、平安南通、文明南通、和谐南通，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健全，基层民主自治满意率超过80%，人民群众对政府民主决策的满意度超过80%。

五、生态更加文明

生态文明是现代化的基本要求，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突出解决制约发展的资源环境问题，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相统一，不断提升生态现代化水平。生态现代化的一般要求是：改善自然环境、提高生态效率，实现结构生态化、制度生态化和观念生态化。具体说，观念上要形成非物化、绿色化、民主协商、环境公平、经济与环境的双赢意识；制度上要形成“先形成者优势”；经济上要使物质循环利用，使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脱钩；社会上要建立生态农村、生态城市和绿色家园。2009年，南通市生态环境现代化实现指数高达93.11%，超出总体指数16.4个百分点，这说明南通在总体上没有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也不排除个别地方环境的退化。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到2015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明显减少，污染得到有效防治，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超过90%，万元GDP能耗低于0.4吨标准煤；生态得到切实保护，耕地保有量保持在45.9万公顷左右，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1%，人均公共绿化面积超过35平方米/人，污水处理率达到100%，人民群众对生态和人居环境满意度持续提高，建成国家生态市。

六、人民更加幸福

人是现代化的主体和动力，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因素，没有人的现代化，一个社会就很难完成现代化过程。人的现代化要求人具有现代的观念、人格、思维、生活和行为方式。人的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赖以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要增加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的投入，增加生态资源、环境建设特别是社会管理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投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要建立相互尊重、理解、信任和关心的良好人际关系。要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形成浓郁的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氛围。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形成更加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教育现代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逐渐形成,人人得到全面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到2015年和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4万元、5万元和1.9万元、2.5万元；社会就业更加充分，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人民群众享有较高水平的教育、健康服务和公共文化产品，幸福感明显提高。

基金项目：2011年度南通市社科基金项目（编号：2011BNT00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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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州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的经验

苏州以较小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高的城乡文明程度、较完善的城乡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使城乡一体化水平居于全国领先地位。

构建以城乡一体化为宗旨的城乡利益协调机制。改革实践中，苏州市政府站在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按照集约、智能、低碳、生态和可持续的发展要求，制定城乡一体的发展规划，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领导小组以及跨部门综合办公室，改变“管城的不管乡、管乡的不管城”的二元管理体制，使土地利用、城镇布局、产业发展、生态建设等专项规划有机融合、协调一致。

健全以“三集中”为特征的城乡利益生成机制。目前，苏州建设用地占陆地面积已超过40%，从生态和宜居角度看，粗放式增量扩张的路子难以为继。为此，苏州通过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居住向社区集中，即“三集中”，引导乡村工业和农业实现规模经营以获取规模效益，引导农民集中居住以节约土地资源，拓展发展空间。

形成以“三置换”为导向的城乡利益交换机制。在改革过程中，苏州积极引导农户把集体资产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及农村住房置换成股份合作社股权、城镇社会保障和社区住房，即“三置换”，并参照市场原则，形成利益交换机制。通过该机制，最大限度地使农民摆脱土地、农村住房、集体资产的牵A，提升农村资源的“动能”。

建立以服务均等化为内涵的城乡利益保障机制。目前，苏州已建立起城乡一体的交通、通信、供水、供电、污水和垃圾集中处理基础设施体系;已建立起集党员活动、就业社保、商贸超市、卫生计生、教育文体、综治警务、民政事务、环境保护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已实现城乡低保、养老和医疗保险的“三大并轨”，成为“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典型示范区”。

二、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在上述所分析的“三集中”所涉及的产权中，除置换后的房屋产权完整外，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资产所有权均表现为“权能”不足。这就使得农民手中的“股权证”，仅有表决权和分红权，不能抵押、担保和转让，没有“用脚投票”的权力，存在较大的“委托―”风险，无形中增加了行政成本，也使“集中”的效率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农村合作组织治理低效。截至2013年底，苏州共有各类农村合作组织4168家，持股农户比例超过96%，村均集体收入达到650万元。然而，调查显示，这些合作组织也存在着诸多的发展桎梏，如分红水平不高，分红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太低，影响了合作社凝聚力;超过90%的合作社经营管理层与村“两委”有叠合，这种叠合虽在短期内可提升农村基层组织执行力，但从长期来看，并不利于合作社成长，导致治理结构虚置，形成新的“政社不分”，制约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城镇社区管理不够健全。目前，苏州镇域常住人口规模一般在15万～30万之间，经济总量堪比内地县级市。虽然苏州正试点“区镇合一”，但其仅限于将开发区经济管理职能与镇的社会管理职能合并，并未真正突破“镇”建制束缚。另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失地农民为主的新型社区大量涌现，大量撤并村进驻同一社区。这一方面会导致新型社区自治与撤并前村民自治在衔接方面存在困难。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原村集体财产在分割、继承、管理等方面出现较多的管理漏洞。

三、深化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建立产权交易市场，实现资源配置优化。明晰产权归属，顺畅产权交易，是确保农民权益，发展农业组织，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集体资产所有权要在“确权”的基础上，赋予其抵押和担保的权能，并在此基础上，可探索性地建立县级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这一方面主要是允许农村产权在村镇内部的有偿转让以及在资产市场上的有效交易，确保农民手中的土地及相关资产能够实现其应有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对于零碎的产权，可在健全保障的基础上促使农村产权适当集中，以此促进资源能够集聚在最有效率的使用者手中。通过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借助市场的力量，可以激活各农业合作组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进而有效推进城乡一体化。

培育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代农业经营模式。现代化的农业经营主体，是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主要推动力。这方面可借鉴荷兰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经验，通过大力发展基于家庭农场的农业合作社来增强农业经营主体的自营能力。对此，可结合苏州实际，建议重点扶植和培育千亩规模以上的家庭农场，并适时出台《家庭农场法规》，为家庭农场经营提供相应良好的法制、税收、资金、装备等条件，并规定家庭农场承租经营期不宜少于10年，适时推动家庭农场之间的专业合作。同时，要理顺家庭农地与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关系，即家庭农场主要负责农业生产日常管理，而合作社主要负责加工、技术和服务等，努力形成以承包经营权入股组成土地股份合作社和专业合作社，并通过聘请职业经理人，将土地（林地）招标给家庭农场耕种，努力探索现代农业经营模式的有效路径。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加快城乡一体融合步伐。据统计，2013年苏州市农民人均收入为21569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比分别为64.23%、21.16%、7.61%和7.0%。在此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主要由市场决定，一般而言，只能通过长期的教育投资慢慢转化为农民现实收入增长;对于家庭经营性收入，政府可通过采取加快城镇化步伐，拓宽农民经营内涵，提高种植、养殖平均经营规模等方式，多管齐下地实现经营性收入的快步增长;对于财产性收入，政府可通过政策规定和审计督查等方式，确保农民合作组织能将当年盈利的60%用于分红和返还社员，确实提升农民福祉。同时，为避免失地农民“上楼万事愁”，所有新型社区都应提供良好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公民素质教育等，以此构建社区终身教育体系，增强农民收入获得能力和现代社会适应能力，加快城乡融合。

实施政社分离，统筹协调村社组织自治关系。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会逐渐进入新型社区，但村集体的经济利益和原村民的自治组织在此过程中可能会依旧保留和存在。为改变这种“政社不分”的传统村社治理方式，在构建和推进新型社区时，特别要注意统筹社区自治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对此，可建议将原村自治组织改造为经济组织，而社区组织则维持其社会管理服务职能，目的在于实行政社分离的管理模式，给予村组织充分的经济自治权。在该模式的引导下，在不断提升村组织发展活力的同时，社区组织应为其提供多方面的服务保障，积极改进村组织的管理方式，带动和推进村组织的现代化进程。借助统筹村社组织发展关系的契机，在优化村社组织治理结构的同时，努力探索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治有效衔接的多样实现形式。

篇(5)

改造提升农村产业，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改造提升传统农业，就是要推进农业现代化，运用先进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农业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科技能力和水平，使农业生产力始终充满活力;坚持用现代工业经营管理方式组织农业生产经营，用现代工业技术装备提升农业生产水平，带动城乡产业同发展共繁荣。这些新型经营主体有效引导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流动，使得社会资本有序进入农业领域，正在改变着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园区带动农村产业升级，已经逐渐成为农民致富的“龙头”。改造提升农业，就需要推广机械化。建立多元化农技推广网络，加强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实施种子工程和畜禽水产良种工程。当然，人的因素也至关重要。种养业能手、科技带头人、农村经纪人和专业合作组织领办人等新型农民，将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内核”力量。

改造提升农村基础设施，让农民的村庄美起来

如今，环境问题不仅存在于都市，农村也存在化肥农药残余和“垃圾围村”等环境污染问题。因此，让村庄美起来，先要治理污染，实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程，重点治理农村饮用水源、垃圾、生活污水、种植养殖污染、工矿污染。基础设施建设尤为重要，需要统一规划和建设村落水、电、路、信及广播、电视、绿化等基础设施和文体、教育、卫生、科技、商贸、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只有设施完善，才能改善农村生活条件。近年来，在我国各地建成了一批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聚集、商贸物流、生态环保于一体的新型农村示范社区。这些新型农村示范社区要体现民族特色、历史传承、文化内涵和地域风貌，与城镇布局、村庄整治、避灾扶贫、移民搬迁、产业发展结合起来，防止出现千“区”一貌。

篇(6)

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三类环境污染问题

根据近10年来的全国的环境统计年报、农业部环境监测中心农业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库资料及有关普查，可以将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污染问题总结为以下三类：

首先是现代化农业生产造成的各类污染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的开发已接近极限，化肥、农药的施用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途径，加之化肥、农药使用量大的蔬菜生产发展迅猛，使得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使用化肥、农药数量最大的国家。化肥年使用量4637万吨，按播种面积计算，化肥使用量达40吨／平方公里，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而设置的22.5吨／平方公里的安全上限。而且，在化肥施用中还存在各种肥之间结构不合理等现象。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仅导致农田土壤污染，还通过农田径流造成了对水体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目前，东部已有许多地区面源污染占污染负荷比例超过工业污染，对太湖、杭州湾富营养化的成因分析表明，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污染源主要来自生活污水和农田的氮、磷流失。其中太湖面源污染物对TN的贡献率已超过1／3，对TP的贡献率接近1／3。农药年使用量约130万吨，只有约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使全国9.3万平方公里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并直接威胁到人群健康。2002年对16个省会城市蔬菜批发市场的监测表明，农药总检出率为20％～60％，总超标率为20％～45％，远远超出发达国家的相应检出率。这两类污染在很多地区还直接破坏农业伴随型生态系统，对鱼类、两栖类、水禽、兽类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胁。化肥和农药已经使我国东部地区的水环境污染从常规的点源污染物转向面源与点源结合的复合污染。

因为大棚农业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剧。近20年来，我国的地膜用量和覆盖面积已居世界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过60万吨，在发达地区尤甚。据浙江省环保局的调查，被调查区地膜平均残留量为3.78吨／平方公里，造成减产损失达到产值的1／5左右。随着中西部农业现代化的进展，这类污染也在中西部粮食主产区普遍出现。

其次是由于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规模迅速扩大。但在“新镇、新村、新房”建设中，规划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未能跟上：大部分城镇只重视编制城镇总体建设规划，忽视了与土地、环境、产业发展等规划的有机联系，规划之间缺位或不协调，农村聚居点则缺少规划，使城镇和农村聚居点或者沿公路发展，形成马路和带状集镇，或者与工业区混杂。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生活污染物则因为基础设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边环境中，造成严重的“脏乱差”现象。例如，每年产生量约为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产生量超过2500万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浙江省环保局2002年进行的调查表明，农村聚居点的环境质量除了大气污染指标外，其余已经显著劣于城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较快的地区，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落后于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现象并没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对人群健康的威胁在与日俱增。

第三是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

农村工业化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县域经济发达的浙江、江苏等东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这种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污染治理困难，还导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COD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而且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显著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

与乡镇企业存在类似污染问题的是近些年来在人口密集地区尤其发达地区蓬勃发展起来的集约化畜禽养殖。居民消费能力强和农牧业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而必须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率，使集约化畜禽养殖场快速发展。如对环境影响比较大的大中型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有80％分布在人口比较集中、水系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诸多大城市周围，而整个西部地区仅占总量的1％左右，据国家环保总局2002年对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的规模化畜禽养殖业污染情况调查。因为这些地区可资利用的环境容量小（没有足够的耕地消纳畜禽粪便，生产地点离人的聚居点近或者处于同一个水资源循环体系中），加之其规模和布局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没有注意避开人口聚居区和生态功能区，造成畜禽粪便还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时，在污染排放强度上并不低于工业企业的集约化养殖场，其污染危害更加严重：不仅会带来地表水的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以及大气的恶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粪便中所含病原体也对人群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另外，农村由于污水灌溉和堆置固体废弃物，大量承受了工业污染的转移，导致了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以及延伸的食品污染。

由于我国农村污染治理体系尚未建立，环境污染不仅将迅速“小污”变“大污”，而且已经“小污”成“大害”，给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农村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中国农村人口中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逐步上升，从1988年的0.0952‰上升到2000年的0.1126％。对于基本排除在医疗保障制度之外的农民，这是极大的威胁。

总之，在农村现代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对农村环境污染，如果没有及时采取相应对策，将严重阻碍农村的社会发展和农民的福利改善。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本质和成因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里，明显并存着比较现代化的和相对非现代化的两种社会形态，这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在中国，由于长期存在的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以及“剪刀差”经济发展战略，二元社会结构的表现更为突出。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的环境保护长期受到忽视，环保政策、环保机构、环保人员以及环保基础设施均供给不足。现代化进程中污染问题的加重，一方面是由于发展方式不当：过于注重经济目标，因此在农业集约化生产、乡镇企业发展之初基本不考虑环境约束；另一方面是由于经济与社会未能协调发展：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增长，而农村包括基础设施、管理体系等在内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供给制度缺失，导致农村极易“小污成大污”和“小污成大害”。

具体来说，可以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成因总结为以下四方面。

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加之农村现代化的特点以及农村环境污染的特点，导致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

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二是居民在空间分布上迅速集中。

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使农村的产业结构从自然和谐型转变成自然危害型，农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居民集中使得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成害。

不仅如此，农村的各类环境污染也呈现出与城市污染迥异的特点。以农业生产导致的面源污染为例，其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排放主体的分散性和隐蔽性。与点源污染的集中性相反，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的特征，它随流域内土地利用状况、地形地貌、水文特征、气候、天气等的不同而具有空间异质性和时间上的不均匀性。二是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农作物的生产会受到自然的影响（天气等），因为降雨量的大小和密度、温度、湿度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化学制品（农药、化肥等）对水体的污染情况。三是不易监测性。这是指对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过高，只能对受害地监测，很难监控排污源等情况。

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目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例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对诸多小型企业的污染监控，也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而未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资源家底不清，对自然这样的利用动态缺乏真实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一个基本原因。

另外，农业技术的选择缺乏环境政策制约机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几乎失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改革是以减少农技推广经费和鼓励自我创收为特点的。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农技推广系统不得不从事与业务无关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收入，包括卖化肥和农药等。由于激励不相容，导致一些推广人员对指导农民提高农药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积极性，以致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情况一直在加剧。

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必须注意到，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没有考虑农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别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尽管国际上各种市场化的实践很活跃，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发挥主导投资责任和作用。由于政府缺位，导致在农村聚居点的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上存在一种悖论：根据亚当·斯密的“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理论，可以推出“市场大小决定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基础设施市场化建设和运营的最小规模”。农村聚居点和小城镇由于单体市场规模小，其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难以进行市场化运作，因而必须依赖财政资金。而乡镇和村一级行政组织普遍财源不够，连应付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都不够，更难以估计污染治理基础设施。这种悖论造成了农村聚居点污染日趋严重并将继续严重。

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

我国对城市和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如排污费返还使用，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时征地低价或无偿、运行中免税免排污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还可以申请用财政资金对贷款贴息等。而对农村各类环境污染治理，却没有类似政策。由于农村污染治理的资金本来就匮乏，建立收费机制困难，又缺少扶持政策，导致农村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机制难以建立。

篇(7)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人的现代化；城市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4）-04-28（5）

新型城镇化是链接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环节。中央城镇化会议明确提出，中国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关键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因此，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核心，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推动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并培育一代又一代具有现代观念、开放意识、创新精神、公益理念、健全人格的高素质市民。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首先要求实现人的现代化。这里所称的人的现代化，是指置于现代化系统中的人的现代化，因此首先有必要对现代化这一重要范畴加以界定。现代化，即如人们所言，它是受人们的价值观念指导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涉及到文化各个层面的人类文化的进步运动，也是一个包括科技、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大子系统在内的庞大系统工程。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导向工业革命，提供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和动力，同时使作为经济、政治、文化和人格载体的社会主体即人所组成的社会结构发生相应的分化与整合，从而促进作为经济和社会集中体现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变革，民主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大众参与。相应地，人们在文化方面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从教育水平到知识心理结构，也会在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中发生变化。[1]这样的理解，超越了过去人们对现代化的狭隘认识，即现代化不只是纯经济、纯物质层面的，它内含着人的现代。现代化的一切发展，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发展，实现人的现代化。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Alex・Inkelex）就曾提出，人的现代化是指“他是一个见闻广阔的、积极参与的公民，他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他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他乐意接受新经验以及新的观念，也就是说他是相当开放的，在认识上是灵活的”。同时，英格尔斯通过对6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总结出“现代人”的12个特征：现代人应具有与宿命论相对立的效能感；乐于接受社会变迁；愿意接受新的生活经历；尊重并愿意考虑各种不同意见；积极获取并关心新的知识与信息；守时惜时，具有较强的时间观念；无论在公共生活还是在私人生活都趋向于计划性；基于对理性的依赖而对周围人给予依赖；重视专门技术和公正的分配；有较高的受教育和职业期望；具有普遍主义的倾向，不应特殊的个人特征而给予不同的对待；对生活采取分析的态度，倾向于更积极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2]

国际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则列举了现代青年和现代劳动者的特征：

青年对长者不那么顺从，对消费不那么计较，对享受不那么耽溺；劳动者敢于负责，懂得自己工作怎样与别人配合，能承担更多的任务，能迅速适应变化的情况，以及敏感地与周围人协调一致；乐于探索工作的意义，敢于怀疑权威，持有独立见解，以社会主人翁的姿态从事工作，办事灵活，行动敏捷；以自己与众不同而自豪。[3]

中国学者参考国外现代化问题专家的意见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的标准：（1）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参与能力；（2）具有高度的法治精神；（3）具有开放的头脑；（4）具有合作精神和竞争观念；（5）具有强烈的个人效能感；（6）尊重科学，不迷信权威。[4]在此基础，我们也可将人的现代基本素质特征及其构成进一步概括为：其一，有现代化的理想与进取精神。其二，有社会公德和现代人格。其三，具有现代法律意识和理性精神；其四，具有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化时空观念。而如果把这些特征加以高度概括，现代化的意识、现代化的素质和现代化的能力实际上就可成为衡量人的现代化的几条客观标准。[5]

新型城镇化要更好地实现人的城镇化，需要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目标。现有格局下，考察新型城镇化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需要从人口的现代观念、市民的休闲生活、教育条件、公共服务、社会参与、城市治理现代化等层面积极推动，以夯实人口城镇化的基础，并最终逐步实现人口的现代化水平。

1 淮安人口结构与城镇化的人口结构

2004年淮安市辖4区4县，包括92个镇和24个乡，总面积1.01万km2，总人口524.06万。自2000年以来淮安的城市化进程以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2004年末淮安全市城镇人口达到 190.47万人，城市化水平为36.35%，已经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

表1为淮安市城镇规模等级结构，可以看出，淮安市46.24%的非农业人口居住在仅占城镇个数1.12%的中心城市淮安，30.84%的非农业人口居住在占城镇个数93.26%的83个人口少于2万人的小城镇中，只有22.92%的城镇非农业人口居住在仅占城镇个数5.62%的5个小城市中。城镇规模等级体系发育不全，无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10～20万人的城镇虽有2个，但人口也刚刚超过10万人，5～10万人的城镇只有2个，2～5万人的城镇只有1个，1万人以下的城镇多达80个。由此分析，淮安市域城镇规模结构可以归纳出下列特征：城市化水平不高；城镇人口分布表现为“中间小、两头大”的哑铃型。[6]

2 淮安城镇人口的生活方式

理论上，对生活方式概念的界定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下和价值观念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体系。[7]我们对生活方式的分析边界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生活方式的内容去界定。对广义的生活方式的分析应该涵盖政治生活、宗教生活、物质消费生活、闲暇和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等广阔领域；狭义的生活方式主要把分析的边界限定在日常生活领域：物质消费、闲暇和精神文化、家庭生活方式；本文主要从狭义的方面分析淮安城镇人口的生活方式，即对淮安市城镇人口休闲、消费、日常生活等基本的生活方式进行分析。

在休闲生活方式上，淮安市城镇居民已经逐步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居民，特别是进城打工者终日为生计奔波，谈不上闲暇时间；即便是在茶余饭后，也大多聚在一起家长里短，或靠打牌、饮酒来消磨时间。近年来，城镇居民的闲暇时间在增多，闲暇时间的活动形式日益多样化，活动方式日益文明化。读报、看电视、上网、旅行等已经逐步成为一种主要的娱乐方式。每个月用于娱乐和其它文化消费的比例在明显增加。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推广，城镇居民在闲暇生活方式的内容选择上还会逐渐向现代化生活方式转变。

城市家庭消费模式中的不同开支反映着城市消费结构。在我国消费环境的影响下，城市消费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一些高收人家庭的消费比例中，花销在住房、车驾、奢侈品、娱乐上的费用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一些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比例中，花销在旅游、居住、交通、通讯上的费用开始增加；而低收人家庭的消费比例中食品、衣着、文教、医疗占据消费的绝大部分。

食品的基本消费支出为1514.249元，占人均实际消费支出的62.89%。食品类的基本消费需求占该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居各类之首，这反映了食品类消费的弹性较其它类小，其基本消费需求与实际消费的差距与其它类相比最小。从供应保障的角度来说，是最需要关注的类别。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医疗保健类的基本消费需求比重分居二、三位，分别为59.75%和50.19%。一方面，这与近年来医疗、教育费用持续上涨有关，老百姓不得不用更多的钱来支付基本的医疗、教育等费用。

交通和通讯的基本消费需求比重最小，25.04%，说明交通和通讯类属于发展型和享受型的消费，由于经济相对落后，没有地理优势，思想观念相对保守等因素，导致淮安对外的交往和联系相对较少。说明居民对该类别的消费具有较高的承受能力，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衣着3类的消费数据显示，全省数据都低于淮安的，说明淮安在这3个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8]总体而言，淮安市城镇居民已由温饱型的农产品消费过渡到了小康型的工业品消费，并正在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演进，理性与享受型消费正在形成。居民消费结构将从物质消费为主转变为非物质消费为主；生存资料消费比重将进一步降低，享受和发展资料消费比重上升，对服务消费的需求和质量要求意识大大提高。

3 淮安城镇人口观念与思维方式的缺陷

3.1 缺少创新，发展视野局限

传统的民族文化宣扬恪守古训，以古人是非为是非，求稳怕变。这种心态严重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人那种因袭传统、害怕变革的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接受崭新的思想观念，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因循守旧、变通意识差仍然是中国人思维的一大局限。[9]淮安作为苏中落后的地级市，同样面临着创新不足，思维固化的局限。欠发达地区的城市要靠自身的经济积累，最终达到一个相对发达的发展水平几乎是难以实现的。淮安市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时期，与周边地区交流不足，与苏南苏中合作不够，致使淮安各方面一直处于江苏各市的落后水平。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淮安人需要转变因循守旧的传统思维方式，适应新时代，接受新观念，从思想观念上适应农村现代化进程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现代社会竞争更趋激烈，变化和更新更加迅速。如果说继承与模仿是传统社会的特征，并借以延续社会，那么，创造与变革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以此推动社会飞速前进。

3.2 转变对待知识和开放的态度

与先进地区相比，淮安教育还存在着诸多困难、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还未得到完全落实。教育规划相对滞后，教育投入不足、财政性保障水平不高。二是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城乡、区域、校际之间办学水平差距明显，优质教育资源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幼儿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和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三是教师队伍综合素质还需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水平未能完全适应教育现代化的要求，教师队伍存在结构性矛盾，教育发展理念、管理水平还需进一步提升。四是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有待增强。职业学校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数量、质量、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还不相适应。五是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有待提高。科学研究重大成果缺乏，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还需进一步改进，等等。与落后的教育相对，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们对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少城镇居民急功近利，忽视在培养人才上的物质投入。许多居民对知识、科技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源于直观的感受，而非对科技、知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作用中的深刻认识。

3.3 固步自封，流动渠道不畅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城镇居民越来越多地接触到都市文明和大众传播媒介，城镇居民的成就动机和进取精神被大大调动起来。然而，知足常乐、小富即安、依赖等待、不思进取等思想观念并没有完全清除。因此，只有从根本上转变城乡居民的思维方式，改变知足常乐和故步自封的态度，增强成就动机与进取精神，作为城镇化主体的人方能适应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不断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步伐。

目前，淮安农村劳动力剩余严重，高达110万人左右， 而且农村劳动力总体素质偏低，初中学历以下劳动力占总数的比重高达85.77%，同时， 劳动力仍以本地就业为主。实践证明，资金、劳动力的流通是促进欠发达地区逐步发展的行之有效的有力手段。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四川、江西、湖南、安徽、广西等地涌进广东的民工达650万以上，他们不仅解决了广东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这些外出的民工回乡后带回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对振兴欠发达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前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是解决淮安新型城镇化的关键。

3.4 缺乏效率，时间意识淡薄

淮安作为苏北地区的中小城市，城市规模小，工业服务业欠发达。总体来说生活在城镇居民的生活节奏明显慢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同时亦无法与苏锡常等二线城市相比。慢节奏的生活状态导致居民的时效意识不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俨然成了大都市人的观念，小城市的居民不受此规则的规范。目前城镇居民的闲暇生活较之以前有了很大改变，但是还有的人乐于打牌、下棋、搓麻将、拉家常、聊天、闲逛，大好时光白白流逝、消磨掉。费时间，不讲效率仍然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要实现新型城镇化中的人的现代化，在思维方式的转变中必须增强居民的时效观念。

4 新型城镇化的“人的现代化”战略路径

4.1 发展现代化教育事业

21世纪是科技人才竞争的世纪，无论哪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观念都应由偏重资本推动转移到依赖科技和创新上来。在这个大环境下，淮安市必须继续以“科教兴市”作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教育实施的体系大略可以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大类。[10]从淮安市城镇化的需要来分析，第一，我们应通过各种宣传、培训等教育活动，提高家长对终身学习的认识与了解，将终身学习的基本观念根植于每位乡村居民心中，培养家庭成员终身学习的态度与习惯。第二，在学校教育中，应以终身教育作为指导原则，改进学校教育的目标、课程、教材、教法及评价标准，以奠定终身学习的必需知识，并掌握终身学习必需的方法和技巧。鼓励成人重回学校就读，实现学校教育资源向社区民众开放。第三，建立、健全专门性成人教育机构，为成人提供各种学习、进修的机会，鼓励非正规教育机构及大众传媒加入终身教育的行列。

4.2 开展农村教育活动

根据我国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要重点加强以下教育活动。第一，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科技知识，重点要传授一些适宜当地农村推广的种植、养殖及一些三产服务性技能；还要深入开展“扫盲”活动，特别要提高中老年妇女的科学文化素质，使封建迷信等在农村没有生存土壤。第二，加强各种宣传、教育活动，严厉遏制农村、聚众赌博现象。第三，采取适合乡村居民的文化程度、语言习惯、思维方式、接受能力的方式和手段，以教育、经济手段为主，结合运用法律、行政手段，双管齐下，开展普法宣传，增强村民法律意识、可持续发展观念和环保意识。第四，要发动相关部门及有关志愿者，开展对乡村居民的健康教育活动，切实提高乡村居民的生活卫生水平，形成健康、科学的生活习惯。

4.3 优化经济、政治环境

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稳固和完善社会的经济结构，并为人的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物质保证。当前乡村城镇化，需要通过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促使人民生活的富裕化。而优化经济环境的过程中人的聪明才智也得到了充分发挥，人的综合素质得到充分提高，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的现代化。 促进政治环境民主化。传统乡村居民由于封建意识影响较深，缺乏现代公民意识和政治热情，政治知识严重匮乏，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很低。而从实现人的现代化角度分析，乡村居民的政治参与可以培养乡村居民的现代公民意识，锻炼其政治能力，提高其政治素质，使其成为符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新型合格公民。在城镇化进程中为推动人的现代化，必须努力创设条件，让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体之一的广大乡村居民通过民主投票选举、依法诉讼、妇女参政等形式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愿望，并通过村民自治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4.4 城市治理现代化

城市治理要求由原来的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模式，过渡到具有较强参与性、

依靠开放的民主程序的模式。[11]国家与地方政府、私营部门和市民各担其责，共同努力。城市治理必须调动各级人力、财力和技术资源，才能实现成熟的城市社会所要实现的目标。城市治理还要求市民和企业都参与进来，作为负责的伙伴，互相协作，共同改善生活环境。目前我国公众在参与城市治理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说参与的深度不够，参与的范围不广，公众参与的机制不健全，公众本身的参与意识很淡薄等。[12]

城市治理的现代化理论特别强调公众的参与。在未来的城市治理中，城市政府应该有意识的下放城市治理的权限，让更多的有意愿的公众成为城市的治理者。其次为了方便公众的参与，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城市治理的经验，设置相应的参与治理的机构。例如地方社区组织。结合中国的国情，“地方社区组织”以社区为依托。与居民委员会结合参与城市规划。居民委员可以作为“地方社区组织”的强大的支撑点，因为居民委员会是我国最健全、最具活力的基层社区组织，居民委员会的权力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保障。如果这一构想能实现的话，此种由下而上的城市管理手段比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将更奏效。最后，培育公众的参与意识。与其说公众参与是一项技术，还不如说是一种信念和制度。如想顺利推动公众参与，那么最重要的是培养参与意识。一方需要将城市规划公开、透明、允许并鼓励公众讨论、评判；另一方面需要普及城市治理的知识，使公众能够用基本知识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

城市治理的现代化作为城镇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最终也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一切以人为本，城镇化的最终结果将是越来越多的人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也是21世纪中叶实现基本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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