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分析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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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比较；方法论

自克鲁格曼(krugman，1991 a)将空间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et al，1977)的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 geography)的开山之作，提出“核心一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以来，关于空间的经济研究得以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并随着藤田等(fujita et al.，1999)、鲍德温等(baldwin et al.，2003)对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新经济地理学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导致学科的快速发展。

但是，围绕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争论和讨论却始终未曾停止过，这些争论包括：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以及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分野、空间区位问题为何一直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等(顾朝林等，2002；朱华友等，2003；刘安国等，2005)。本文主要围绕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交流、传播、研究和应用。

一、从经济地理学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地理学科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学术界亦称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学科的本质特征而言，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尽管对于“空间”这一研究对象，经济学有着与地理学同样的目标和学术兴趣，但是它们在学术规范、学科范式、理论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却远远大于共同点。为此，有必要探讨这两个学科对同一对象——“空间”进行研究时的差别。

经济学虽然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但它本身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研究的是社会经济中消费者、厂商、市场以及政府等主体的经济行为，仅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范式较为接近于自然科学，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门“科学”。经济学建立了一套本学科的学术规范：需求、供给、价格、市场均衡等，围绕这些概念，经济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

而地理学则是另外一门几乎完全不同的学科，它是一个将“地理”因素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尽管地理学也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学科中是被当作“自然现象”来加以处理和研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学研究的经济行为与地貌、海洋等自然现象并无不同之处。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但在传统的经济地理学领域，这种实证主义更准确地说是经验主义的，它主要依赖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的地理现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则直接来源于空间科学和区域地理学。

当经济学关注空间现象时，它与地理学的差别更为明显。经济学研究空间现象，更多关注的是与空间现象相联系的消费者、厂商等市场主体的行为在空间上的表现。尽管早期的古典区位理论更多从市场主体的外生因素(变量)分析空间经济现象，而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则从市场主体的内生因素(变量)来分析空间经济现象，并为此建立了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加以表述，以便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经济学的理论规范。

至此，有必要探讨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名称。前已述及，新经济地理学本质上属于经济学科，也有的学者主张称之为“地理经济学”，正如布鲁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说，“我们宁愿选择地理经济学这个术语而不选择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原因，是该学科力图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经济学，而不是把更多的经济因素引入地理学。”“我们不使用新经济地理学这个术语，不仅是因为‘新’这个标签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不可避免地过时，而且还因为这个术语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术语暗示该理论是由经济地理学而来。但这不是事实，实际上，地理经济学牢固地根植于国际经济学、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无疑这一评说是中肯的，但地理经济学这一名称仍然存在缺陷。因为经济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与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在经济学中，地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空间，而且是没有区域特征的空间，用于经济分析中，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和特征的位置(区位)而已。因此，经济学更感兴趣的是中性的空间，当空间不具备中性特征时，还必须煞费苦心地加以技术处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设的“等距圆”、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经济”等，以便空间更好地作为一个纯粹的因素进入理论模型。而地理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则更多等同于“区域”的概念，这是整个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地理学区别于相关学科的标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说是区域因素，总是被关注的核心，而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地形、地貌、交通、生产、城市、人口等，这些内容总是被当作预先给定的外生条件而存在，地理学研究这些内容的分布规律，揭示这些分布规律背后的机制。

因此，我们说，尽管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术语最为人们所熟知，但它却是最不能反映学科特征的一个术语。因为，它听起来更像地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考虑到地理学大家庭中还有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甚至经济地理学在70年代经历过一次革命，同样诞生了极具地理学科特色的“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就更加容易引起学科术语上的混乱了。而对于地理经济学这一术语，虽然比起新经济地理学具有明显的优点，但同样存在不足。因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地理学中的内容丰富的、外生给定的“区域”。因此，关于新经济地理学这一学科的较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本学科同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间经济学”，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样。作为别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因为由克鲁格曼最早提出，从而被人们广为知晓，但笔者认为，这一术语在使用时，最好标明“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

二、从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关于空间、区位等长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从发展历史看，经济学长期以来也有着关注空间区位的传统，从经济学的先驱到近代经济学的大师，无不对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区位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区域、空间、区位等概念却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外，只有德国的经济学研究一直坚持不懈地探讨区位的经济含义，长期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先驱包括了杜能(thunen，1 826)、韦伯(we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国传统区位理论在全球广为传播后，一批欧美经济学家为此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区域经济学大师艾萨德(isard，1956)。

所有这些理论构成了经济学中称之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常被称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显然他们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受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约束、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学科范式和分析工具。这些学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而这些假设条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过预先给定的外部条件来研究区位和空间现象，在这些给定外生变量的条件下，研究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和决策。这一理论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虽然期间众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诸如艾萨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尔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这一学科的学术水准一直未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在经济学大家庭中的边缘地位也未能得到彻底改变。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命：在产业组织研究领域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消费决策和厂商定价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兹提出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清楚而简洁地表达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优点是容易应用，以至于将该模型用于分析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作为与贸易理论关联的空间和区位理论，应用该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产生的“核心一边缘”模型以及由此扩展的城市经济模型、国际生产模型、经济增长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构成了空间经济学完整、规范的标准体系，从而建立起空间经济学的学科范式。此后，围绕这些模型和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细化成为空间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界相当活跃的学术活动。

与传统的新古典区位理论相比，空间经济学注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活力，具备了现代经济学的特点和条件：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等，形成的理论模型也具有内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赖外生变量的给定，通过内生经济变量的变化，有效解释空间经济现象的演变，这是空间经济学与传统新古典区位理论的最大区别，也是关于空间、区位的经济学研究最新的理论进步。

三、从边缘学科到主流经济学：兼论经济学方法论

从古典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同时也使得关于区域、空间、区位的经济分析从此步入主流经济学的圣地，并且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异常活跃的领域。但围绕古典区位理论长期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以至于众多学者感到疑惑的是，区位作为现实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为什么经济学却长期视而不见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疑惑可以从经济学方法论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社会科学，更准确地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一门学科。因此，凡是能用“经济人”的行为来解释的经济现象，对于经济学来说就是合适的研究对象，除此之外，经济学不感兴趣。从这个逻辑出发，区位经济现象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用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语言来描述和分析的。

早期古典区位理论发展时期，当外生变量给定的条件下，研究特定区域的区位选择问题，这只是一个应用决策问题。因为缺少必要的分析工具，根据消费和生产的决策行为，无法给出区位选择的圆满解释。因此，经济学拒绝将区位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也就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当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收益递增的市场均衡和决策获得了新的分析工具，并且能有效地用于分析空间经济现象，从而构筑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用内生变量解释空间集聚或扩散，或更准确地说解释消费者和厂商的决策行为时，空间经济学才取得了登入主流经济学殿堂的通行证。因此，我们可以更一般地说，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受到分析工具的约束。没有理想的分析工具，即使是极具重要意义的经济现象，经济学也会拒绝其进入自身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而宁愿将其交给应用学科去研究，这也是经济学作为一个成熟理论学科的必然选择。

篇(2)

关键词：克鲁格曼 新贸易论 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与新贸易理论被视为上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领域中继不完全竞争与收益递增革命之后出现的第四次“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其中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通过强调收益递增与不完全竞争，并将这两方面的作用与区位（或称经济地理）联系起来，将其引入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考中。其目的在于将一直被忽视的空间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畴之中。本文拟对新经济地理学和新贸易论的基本理论做简要的介绍。

一、经济地理学的复兴和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长久以来，经济学一直忽略了空间问题，因为任何有关经济活动空间区位讨论几乎都无法使用规模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仍然是大部分经济分析的主流。

二次大战后，随着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在现实中的表现，并未向世人展现出一个与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相同的经济图景，以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念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开始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到了20世纪7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系列不完全竞争的模型。因此，收益递增不再是被回避、或不顾一切地被假设掉的东西。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在解释行业内贸易、专业化和无限增长方面发挥了很大的空间，丰富和扩大了传统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内涵。这两方面的理论基础就是收益递增假设，这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径。但是以往这两个理论都是围绕着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生产要素流动性这三者以及这三者间在市场运作过程中产生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作用而展开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领域也是传统经济地理学派研究的范畴。但是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们只能将规模报酬递增和生产要素内生化，而不能将运输成本内生化，因此，主流经济学派就只能将经济地理学纳入研究的范畴。从新的领域、新的视角得出一些关于传统贸易和增长理论的新的启示。在这样的背景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DS模型）和经济学家们关于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研究，为经济学研究领域带来第三次大飞跃，而被视为第四次大飞跃的新经济地理学，将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1985年赫尔普曼与克鲁格曼发表了《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随后的1991年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发表了《世界经济中的创新和增长》，前者是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的著作，后者则主要针对内生增长进行研究，这两本著作的出版，大大促进了新经济地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而真正被视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开山之作、完成了对DS模型空间意义的解释并确立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地位的两篇著作，则是1991年克鲁格曼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以及1988年藤田在《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上发表的《空间集聚的垄断竞争模型：细分产品方法》。

二、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理论

（一）中心――模型

克鲁格曼于1991年提出的中心――模型，是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理论模型，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条件下，该模型展示了两个外部条件相同的区域，在报酬递增、人口流动与运输成本的交叉作用的情况下，如何演变出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并且解释了当时美国和欧洲的制造业为何是在发达地区集中而非不发达地区集中的情形。

该模型假设前提是整个经济活动中只存在初始条件相同的两个地区和两个部门，一个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其处于完全竞争模式；另一个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其处于垄断竞争模式下。该模型中，一开始运输成本（即“冰山运输成本”）很高导致了贸易自由度低，这时这两个产业是在区域间均匀分布的。但随着运输成本发生变化，不断下降并降到中间水平时，前向与后向联系的效应最强，市场容量进一步增大。由于制造业的规模报酬递增作用，使得更多的制造企业涌入该地区，因此形成了企业集聚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对称结构被打破，从之前两个部门（农业与制造业）原本均匀分布的经济中将逐渐演化出一种以制造业“中心”、农业“”的中心――模型。这样形成的不均衡发展，在累积过程驱动下扩散到整个地区，克鲁格曼认为这是收益递增对经济地理的最高层次的影响。该模型也很好的解释了19世纪美国和欧洲制造业地带等情形。

（二）地方化

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在地理上集中的现象在许多层次上都会发生，收益递增在最低层次对经济地理的影响就表现为产业的地方化。各国发展何种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偶然性。某一特定产品的生产区位，在较大程度上是不确定的和历史依赖的。克鲁格曼举了一个1895年美国佐治亚州的达尔顿女孩制作了一件植毛制成的床罩作为送给朋友的结婚礼物，这一偶然事件使得二战后，达尔顿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地毯制造中心。克鲁格曼还列举了几个相类似的例子旨在说明地方化的逻辑是类似的。微小的偶然事件开始了一个累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个地区大量厂商和工人的存在为更多的厂商和工人集中到该地区提供了激励。由此导致的模式可能是由潜在的资源和技术决定的，但克鲁格曼认为，从根本上来讲，历史和偶然事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区域和城市之间的专业化和贸易格局也同样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

这种“路径依赖”特征的产生可能是由于某个历史的偶然事件或偶发原因，由此引发了区位事件的发生。而这一“历史的偶然”一旦产生，就很有可能建立起某种长期的聚集结果，虽然在产业区位和聚集经济中，这种聚集结果有可能存在其他的替代性均衡，或者最初产生的这一区域和城市模式其实并没有达到“最佳”的空间活动模式均衡，但无论如何，这种长期聚集的结果一旦形成，在收益递增的基础上，这个最初的区域和城市模式就会被“锁定”下来，很难发生变动。这一模型也很好的解释了我国珠三角和长三角制造业中心的形成。

（三）全球化和产业扩散

1996年蒲格和维纳布斯建立了一个全球化和产业扩散的模型。这一模型试图通过弱化运输成本的变化对于产业扩散的作用，提示国家间的产业扩散更可能因为劳动效率的变化而发生。原因在于，如果运输成本很高或很低的情况下，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受到的由此带来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向心力）都相对较低，因为劳动效率的小幅度上升而导致的工资成本的上升（离心力）都足以抵销运输成本变动所带来的产业联系（向心力）的影响。因此，为了规避或减少工资成本的上升，投资和生产开始向周边国家的转移，来满足其最终需求。而在前向与后向联系较强的国家，即在运输成本的中间区段，产业集聚更容易维持。1999年，藤田、克鲁格曼与维纳布斯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产业扩散过程，建立了一个包含三个国家和七个劳动密集度各不相同的产业模型。该模型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产业都集中在一个国家（富国），这一国家与另外两个国家（穷国）存在着工资差异。随着富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开始向穷国转移以获利，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两个穷国在一开始的工资水平是一致的，因此两国相同的产业结构相对均衡，随着两个国家内部产业联系的增强，这种均衡被打破，一个国家领先的优势被放大，另一个国家则因此而落后。通过这一模型，我们看到了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并不是齐头并进的，而是富国与穷国共存的模式。而随着产业以获利为目的由富国向穷国转移，这也使得穷国通过产业的承接和自身产业的发展而进入富国的行列这一可能性得到实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看到了产业以一系列波的形式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国家内部的产业发展也都呈现出从低向高发展的态势。

（四）区域专业化模型

为了进一步考察全球经济一体化如何影响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1996年克鲁格曼和维纳布斯建立了区域专业化模型。这一模型通过两个国家（本国与外国）和两个规模报酬递增性的产业（均为制造业），解释了产业内联系和产业间联系的强度对产业地理集聚的影响。这一模型表明：当产业间联系与产业内联系共存，而产业间联系强于产业内联系，也就是说，对于一国的厂商而言，必须通过位于另一国的厂商联系才能获得最重要利益时，在任何贸易成本下，这一国家对两个产业中任何一个产业都无法实现长期的集聚。两个国家都会各自发展这两个产业。相反，如果产业内联系强于产业间联系，而贸易成本又比较高时，为了降低贸易成本、减少贸易量，两个产业中任何一个产业也都无法实现在某一国家的长期的集聚，两个国家也都会各自发展这两个产业；只有当贸易成本足够小时，两国间的贸易量增加，这时两个产业中的任一产业才能实现在某一国家集聚的可持续性。产业内的联系与产业间联系之差距越大，使产业集聚为可持续的贸易成本的取值范围越宽。

三、新贸易论与经济活动区位

克鲁格曼认为，现实中的国家间贸易，并没有像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所言主要发生在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而是发达国家之间同质性较高的产品贸易量最大，这主要是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原理使得这些国家在发展产业专业化上获利，其结果是强者愈强。而这种产业的专业化发展与各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其实关系不大。在以上理论前提下，各国发展何种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首先是具有“历史偶然性”的。某一特定产品的生产区位也是不确定的和历史依赖的。“路径依赖”理论在国家间的专业化和贸易格局也一样适用。新贸易理论还认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使得国家和区域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并以此来创造竞争优势变成了可能。因此，新贸易理论鼓励国家和区域为创造贸易中的竞争优势而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这样可以使一个国家主动地改变其在国际经济中的专业化格局，使其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对比传统的贸易理论最大的不同就是将空间这一地理因素考虑其中，他的这一理论，不仅复兴了经济地理学，更创造性地开创了一门新的经济地理学理论。

总的看来，新经济地理学更多地还是运用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领域的问题。因为对新经济地理学产生浓厚兴趣并不断在该领域进行理论研究的不是地理学家，而是一些经济学家，确切地说是一些国际经济学家，他们的视角及研究的方向与传统的地理学家还是不一样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石是古典区位理论、规模报酬递增理论、聚集模型等，这些研究对于传统地理学来说意义并不大，但对于长期忽略了空间因素的经济学而言却有其重要的意义。以强调空间因素著称的新经济地理学在这一方面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1]（美）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M].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美）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3]张发余.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及其评价[J].经济学动态，2000.11

[4]刘安国，杨开忠.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与模型评价[J].经济学动态，2001.12

篇(3)

（一）新经济的定义

首次提出“新经济”一词的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1997、1998)以及其他多数美国文献，均称新经济的促成技术仅指信息技术（注：中国文献中的“新经济”则多由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微型机电系统等在内的多种技术促成。）。多数人认为，新经济是过去20年里各种结构变化的产物，代表着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核心是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与发展：新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相关的制度结构。

从经济科学的角度看，“经济”的含义有如下方面：(1)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或社会经济制度；(2)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活动，即人们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3)一国国民经济整体或其中的各个部门。“新经济”正是基于上述三方面的一个立体的综合概念：它并不仅指某一产业／部门或某些产业／部门，但这一或这些产业／部门是“新经济”概念的核心；这一或这些核心产业／部门的技术在整个国民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活动中具有广泛甚至全面的应用与渗透力；这一或这些核心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应用与渗透效应扩展到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即这些核心产业／部门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制度型态。新技术、新产业和新社会三个层面是“新经济”概念缺一不可的要素。作为新技术，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形成了新的独立的信息产业部门，与此同时，它在其他几乎所有国民经济产业部门都具有全面的应用与渗透力，在此基础上，信息技术正在彻底地改变社会生活方式与内容。本文认定，当前的新经济即为信息经济。

信息产业指同信息的生产、出版、传递、处理以及信息设备制造、信息系统建设等活动有关的产业部门的总称。人们关于信息产业外延的界定有多种观点，最大的共识在于信息业由属于制造业的硬信息业和属于股务业的软信息业组成，最大的分歧在于软信息业和硬信息业究竟涵盖哪些行业。试以2000年正式施行的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1997)、联合国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第三版）和美国《商业周刊》进行全球信息企业实力排行时所用标准来说明这一分歧，如表1所示。

表1　信息产业的内涵与外延：四种界定的区别

附图

信息经济指信息行业和非信息行业的一切信息活动，大致可分为三部分：(1)信息提供业，指直接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并以信息商品形式出售的产业部门；(2)政府或非信息企业为了内部需要而进行的信息活动；(3)信息工具的制造业，其中信息工具包括计算机、通信、电话、电台等。信息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上升以至于独立信息经济部门的形成及其壮大，都意味着一种全新经济形态——信息经济的出现。

（二）几种测度研究思路

第一，从各种“异常”经济现象中判断新经济是否存在，如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PPI,1999)关于新经济的系列研究报告。PPI对新经济的测度指标共有三类71项，为理解和把握新经济动态提供了基本框架，但在数据可得性方面受到很大限制。

第二，测度具体的新经济部门在开业数、生产、贸易、就业等方面活动的规模，如OECD秘书处推出《测度ICT部门》的报告(Pattinson,Montagnier  and  Moussiegt,2000)，按国际社会基本公认的信息通信部门的定义，确立了一个测度ICT部门产出的框架。

第三，在测度新经济部门直接经济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测度新技术在传统经济部门中广为应用的间接影响。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从国民经济核算框架的角度对新的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的深入影响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并指明了目前面临的诸多数据与方法困境(Landefeld  and  Fraumeni,2000)。

二、部分国家新经济基本情况的测度

按OECD的界定，确立信息产业的定义必须依据两条原则：第一，信息设备制造业的产品必须实现信息处理与通信的功能（包括信息传递与显示），物理现象的删除、检测和／或记录或物理过程的控制必须应用电子处理；第二，对信息服务业而言，产品必须使信息处理和通信功能能够通过电子手段来实现。这两条原则将信息产业限定为现代信息产业，即通过电子手段的信息产业，从而同传统的信息产业如活字印刷术等区别开来。因此，根据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第三版(ISIC-3)的框架，对信息产业的外延做出如下界定：

第一，信息设备制造业由如下生产活动部门组成：办公、会计与计算机械生产（代码为3000，下同），绝缘电线与电缆生产(3130)，电子显象管与真空管及其他相关电子元器件生产(3210)，电视与收音机发射装置及有线电话、有线电报设备生产(3220)，电视与无线电广播接收机、音像录制或翻录设备及相关制品生产(3230)，测量、检查、化验导通等设备的生产，不包括工业加工控制设备的生产(3312)，工业加工控制设备生产(3313)。

第二，信息服务业由如下生产活动部门组成：机械、设备与耗材（仅限于前述信息设备制造业定义所涵）批发(5150)；办公用机械与设备（包括计算机）的租赁(7123)；通信服务(6420)；计算机与相关活动(72)，由硬件咨询(7210)、软件咨询与估计(7220)、数据加工(7230)、数据库活动(7240)、办公、会计与计算设备的维修(7250)及其他计算机相关活动(7290)组成。

据经合组织的专家测算（Pattinson等，2000），1997年，OECD信息产业有58.6万个企业、1280万就业人员，创造增加值1.2万亿美元(PPP)；1998年，OECD信息产业出口6200多亿美元，进口6460亿美元。用多变量的K-Means聚类方法，综合企业个数、就业数、产值、增加值、R&D支出、进口与出口等数据，对上述各指标数据均齐全的14个国家应用统计软件SPSS进行聚类分析的结果如下：第一类：美国，为信息产业规模最庞大的国家；第二类：意大利和英国，信息产业规模其次；第三类：澳大利亚、捷克、芬兰、法国、匈牙利、日本、韩国、挪威、葡萄牙、瑞典同属OECD内信息产业发展的第三梯队。

信息产业大致可以分为信息设备制造业、通信业及其他信息服务业三大行业。同样根据Pattinson等(2000)的数据，SPSS的K-means聚类分析将当前OECD信息产业发展较好的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服务与通信主导型信息产业国，信息设备制造业、通信业和其他信息服务业的相对比例为3.36:41.31:55.33，如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第二类：均衡型信息产业国，信息设备制造业、通信业和其他信息服务业的相对比例为36.29:24.9:38.82，如加拿大、芬兰、法、德、英、美和瑞典；第三类：制造业主导型信息产业国，信息设备制造业、通信业和其他信息服务业的相对比例为73.51:20.7:5.79，如韩国和日本。

按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规模，参评OECD国家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德、意、日，以中等比例的的人力创造的增加值却相对最低；第二类包括芬、瑞典、英、美，以相对最多的人力创造中等的增加值；第三类如韩国，以相对较少的人力创造相对较高的增加值，即信息产业在GDP中具有相对很高的份额，但在总就业中的比例却相对最低。从表2知，美国经济并不是世界上“信息化”最高的国家。1998-1999年，(1)信息产业在本国GDP中所占比重，美国为6.43%，韩国更高，达8.66%；(2)信息产业在就业中所占比重，美国为3.41%，而瑞典、英国和爱尔兰均比美国高。

按信息产业贸易在总贸易、国内生产与需求中的地位与作用，参评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澳、加、意、英、美五国，其特征为“出少进多”：信息产品出口率较低(14.6%)，而且在总出口的比重也较低(7.09%)；尽管在总进口中的比重约为1/8，但对国内需求的满足却比较重要，进口渗透率达19%。第二类，包括芬兰、法、韩和瑞典，其特征为“出多进多”：信息产品出口率相当高，国内生产量的1/3用于出口（在三类国家中为最高），出口量在总出口中相对较高（达14%）；在总进口中约占13%，国内对信息产品的需求高达21%的比例需要进口。第三类，主要是日本，表现为“出多进少”。信息产品是日本相当重要的出口品，出口率达20%，在总出口中更达26%，几乎是第二类国家的2倍和第一类国家的3.2倍，但国内对进口的依赖却相当低，进口渗透率仅8.4%，约为第一、二类国家水平的0.4倍。

表2　信息产业在部分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1998-1999年

附图

说明：(1)加拿大、芬兰、法国和德国为1997年数据。(2)研发强度为R&D投入占增加值%，相对劳动生产率为信息劳动生产率与全部劳动生产率之比率，进口渗透率为信息产业进口占国内总使用%，出口率为信息产业出口占本行业增加值%。

资料来源：根据Pattinson等(2000)及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IFS，月刊）2001年4月计算。

表3　部分国家信息产业国际地位的比较（占OECD信息产业各指标总值%）

附图

资料来源：Pattinson,Montagnier  and  Monssiegt(2000)

在信息产业领域，美国“一超独强”，日本随其后，其余国家则均属于“第三世界”。依据信息产业中企业个数、就业人数、产值、增加值、R&D支出、进口与出口等指标（见表3），K-Means聚类法测算了三类国家间的距离：美、日间的距离为33.56，美国同其余国家的距离为96.27，日本同其余国家的距离为65.92。美国信息产业的国际“超强”地位具体表现为：(1)产出规模很大，产值与增加值分别占OECD总量的46%和49%；(2)增加值创造能力很强，增加值率达49.5%（仅韩国可与其比肩，为48%）；(3)发展持续性较强，R&D支出费用占OECD信息产业全部R&D支出的一半以上；(4)庞大的国内市场是美国信息产业发展的主要支撑力量。

表4　部分国家信息产业发展潜力指标

附图

资料来源：World  Bank(2000),Table  19,pp.310-311.

信息产业的发展潜力，可以从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技术基础等方面来评价（见表4），聚类分析法将上述参评国家分为四类：第一类为美国，产业发展潜力最佳，各项指标几乎均领先别的国家；第二类为日、韩，发展潜力稍弱于美国却领先于别的国家；第三类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芬、法、德、意、英和瑞典，信息产业的发展基础较好，但落后于美、日、韩；第四类包括巴西、中、墨、俄与印度（印度由于缺少一个指标的数据而未能纳入计算机统一处理，但也可人工将其判为本类），在参与比较的16个国家中发展潜力最弱。值得关注的是，在世界信息产业领域（主要是计算机软件）内颇为引人注目的印度，在信息产业发展潜力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出众之处，可以说是16个比较国中最差的，或者说其信息产业发展的持续性令人怀疑。结合信息产业既有发展成就，信息业基础设施的国际差别表明，世界信息产业的发展似乎存在“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趋势。

三、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美国实例

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信息产业本身的迅速成长与壮大；其二，信息产品与服务价格的下降推动着经济体其他部分对其投资与消费的巨大增长。鉴于美国有关统计数据的基础较好，数据也较系统，本文首先以美国为例，测度信息产业本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美国经济与信息产业的增长态势

在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90年代，以1995年为分界点，无论是产出（注：此处的“产出”概念与GDP概念并不是同一概念。二者的关系为：产出=GDP＋家庭和政府部门耐用品引致的服务流量估算值，其中耐用品包括IT产品。）还是投入，信息产业的增长比非信息产业都更为抢眼：

其一，信息技术产品与服务增速更高。非信息技术投资和消费在整个90年代，其年均增长率从未超过3%。而信息产业中，除通信设备生产在90年代前期的年均增幅低于两位数外，其余时间，计算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以及90年代后期的通信设备生产，年均增速均在两位数以上，为非信息技术投资或消费增速的5-20倍。

其二，在信息业产出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其价格尤其是计算机的价格呈剧降之势。信息技术产品价格的年均降幅，1995年后5年为9.74%，比前五年(4.42%)翻了一倍多，其中计算机价格勘称代表。90年代前半期和后半期，计算机价格年均降幅分别为15.77%和32.09%；软件、通信设备和信息技术服务的价格也分别呈下降之势，尽管降幅远低于计算机。而非信息技术产品与服务的投资和消费不但没有下降，反有小幅上升。计算机价格的迅速下降，关键因素在于半导体产品价格的迅速下降（注：计算机内的半导体器件主要是存储芯片和逻辑芯片，存储芯片的价格，1974-1996年间下降27270倍，年均降幅41%。同期GDP缩减指数却上升2.7倍，年均升幅4.6%。逻辑芯片的价格，1985-1996年间下降1938倍，年均降幅54.1%，同期GDP缩减指数却上升1.3倍，年均升幅2.6%。自1994-1995年开始，半导体价格的下跌更呈加速趋势：微处理器价格降幅猛增至每年90%以上，半导体产品的寿命周期由3年缩短为2年(Jorgneson,2001)。Moore定律是信息技术产品价格迅速下降的经典概括。1965年，Fairchild半导体公司的研究主管Gordon  E.Moore认为（即Moore定律）：微电子芯片处理能力每隔18-24个月就翻一番，亦即芯片处理能力潜在年均增长率达35-45%。Moore的预测产生于半导体刚刚发展的年代，但35年来芯片的发展史已证明其正确性。近来，他认为该定律至少在近10年内仍将是正确的(Moore,1997)。）

（二）恒质价格指数：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难点之一

前述信息产品的价格指数，是包含着功效变化和功效恒定时价格变化的市场综合观测值，而直接用来测度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只能是功效恒定时的价格指数，即恒质价格指数(constant  quality  price  index)。从1997年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由享乐模型法（注：将半导体的匹配模型、享乐(Hedonic)函数及享乐指数方法结合起来，假设半导体价格为半导体功效决定因子（如处理速度与存储容量）的函数，将半导体功效设为固定值后，对不同时点上的半导体价格进行计量建模，即可求解其恒质价格指数，享乐函数是各类异质商品或服务的价格(Pn)同包括在其中的特征要素(ck×n)数量间的关系：P=h(c)。其理论假定为：异质商品是这些特征要素的加总，经济行为则同这些特征要素直接有关，享乐价格指数是享乐函数的应用之一。）计算出的半导体恒质价格指数引进到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之中，但并未对此前的PP.I历史数据进行修订。计算机的恒质价格指数，早在1985年就已引进到美国国民收入与支出账户中，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引进到PP.I中。作为因特网高速发展与扩散的关键，通信技术中目前仅有交换设备与终端设备、移动电话等部分通信设备具有恒质价格指数，而光纤、微波广播和通信卫星等信息传输技术产品（注：这部分通信技术的进步速度甚至比半导体梦幻式的发展速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典型如密集波长多路分离技术(DWDM)，自1997年开始安装以来，光纤传输能力每6-12个月就翻一番，难怪有人断定Moore定律的命运已被这一新定律“终结”。）还没有这一指数。软件中，目前仅打包(prepackaged)软件具有1998年以后的恒质价格指数（注：在1999年美国NIPA第十一次综合修订中，计算机软件支出已归做投资，而在此前，企业的软件支出被处理为当期费用，个人和政府的软件支出被处理为非耐用品购买。软件投资正在高速增长，其数额现在已经超过计算机硬件投资许多。BEA将软件分为三大类：其一为打包(prepackaged)软件，是以标准形式销售或授权许可，以包裹形式传输或以电子邮件形式从因特网上下载的软件；其二为Own-account软件，是为特定用途而开发的软件；其三为客户专用软件，是按用户的特定应用要求定做的。）。

（三）耐用品服务流量：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难点之二

资本服务是增长核算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其流量估算以资本成本为基础(Jorgenso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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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罗·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空间经济

一、空间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空间经济学的发展大概有180多年的历史，生产区位理论是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首先，德国的经济学家利用比较成本学说和地租学说，始创了古典区位理论。其代表学者冯·屠能驻足农庄十载研究农业的区位问题。冯·屠能所持的理论强调的是在农业的布局与经营的方式上，与距离相关的地租与运费是最为重要的首要因素。此外对空间经济学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有劳恩哈特和韦伯。劳恩哈特构造了一个区位三角形，寻找使“里程运费在生产的区位中必须保持平衡”的最小值点，即区位三角形的极点。阿尔弗雷德·韦伯创立了工业区位理论，他在该理论中阐述了严谨的原理与规则，搭建了完整的理论框架，此外他还指出了影响工业具体区位的要素。

其次，在20世纪初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各企业为了获得利润开始高度关注区位选择的问题。在该领域研究的学者越渐增多，其代表学者提出的理论具有很深的影响力。恩格兰德尔和普瑞德赫尔两位学者把区位选择融入价格理论进行研究。帕兰德创立的不完全竞争空间市场理论成为区位选择的高层次的发展阶段。而德国的一位著名地理学者克里斯塔勒，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地理理论。此外德国的经济学家勒什在克里斯塔勒建立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把中心地理论加以完善从而建立了产业市场区位论。以上的理论属于古典区位理论，主要利用完全竞争市场的价格理论来研究微观主体的最优区位选择问题。

此外，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分析方法和理论的逐渐成熟，则新古典区位理论问世了。新古典区位理论更接近现实，其核心是宏观最优区位选择过程中一般均衡问题而不是只关注区位选择时局部均衡问题。所以新古典区位理论提出了“网络区位”。该时期的主要代表学者有雅克·弗朗科伊斯·斯塞和凯克尼等。

二、克鲁格曼对空间经济学的贡献

尽管区位理论拥有长久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空间就一直没有能够被成功地结合进经济理论的主体之中，其主要原因在于空间经济的两个最重要特征即运输成本和生产与消费的报酬递增在标准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中双双被抽象掉了。1977年，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Diversity），建立了一个分析垄断竞争的一般分析模型（简称D-S模型）此模型成为解决运输成本与报酬递增等一系列问题的强大而有力的工具。克鲁格曼利用该建模技术发展了新国际贸易理论。在新国际贸易理论中，他把固定规模报酬这一传统假定去掉，于此同时提出了规模经济，他指出在规模经济和收益递增的驱动下，由于产出规模扩大而带来的生产成本下降，促进了各国通过发展专业化的贸易提高福利。除此之外，他还指出贸易与区域发展是分不开的，他在贸易理论与区位理论两者之间建立了联系，从而很好的利用运输成本和外部规模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并解释了区域中心与格局、区域的工业集中等空间经济问题。1991年，克鲁格曼在“报酬递增与经济地理学”中，创造性的创立了新经济地理学核心模型，又称核心-边缘模型，该模型的创建把空间经济融入了主流经济学当中，从而带动空间经济学实现了质的“飞跃”。

尽管经济学家在早期就开始关注区位与贸易地理和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但一直以来经济地理学并没成为经济学的一部分。然而保罗·克鲁格曼的巨大贡献使得经济地理学融入主流经济学，更改了主流经济学忽略空间结构的历史轨道，进一步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在保罗·克鲁格曼的倡导下，许多经济学家投入空间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并且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认可。

保罗·克鲁格曼的另一个贡献是开创了一种研究的思路，该思路指的是通过引用规模报酬递增来分析并解释了集聚的模式，这样使得经济地理学中的多种不同方法彼此连接从而形成了统一框架。保罗·克鲁格曼所创立的经济地理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三个理论基础之上的：首先是关于规模报酬递增；其次是建立不完全竞争模型；最后是关于运输成本，保罗·克鲁格曼使用了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创建的冰山理论，通过一系列假设建立了上面所提到的核心-边缘模型。经济地理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极大的促进了经济学科的发展。引进空间的概念后，在进行经济学分析时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同时思考和研究，将区域经济，产业经济，贸易等众多领域的经济问题都能归属于同一个框架之中。

三、空间经济学应用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考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各异。80年代以来，我国也有学者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称之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但是我国的区域经济学在研究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没有构建出来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大多数研究的是关于实际问题和任务的对策性研究，研究的重点核心内容是区域政策，区域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于是在理论方面目前还是没有形成体系。二是缺乏微观理论基础。三是区域经济分析的逻辑前提不清楚。四是区域经济发展理论问题：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来自于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区域产业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经济学；区域空间结构理论来自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关于区域经济的核心问题（区域经济发展）还缺少自己的理论。

因此，区域经济学此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建设是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目前克鲁格曼建立的新经济地理学对于我国学者进一步研究区域经济学以及区域经济学科理论的搭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可以很好的描述并解释非均衡发展区域、地域集中和增长极的快速增长；可以分析并阐述区位与产品的差异，公司如何选择自己的区位；分析空间的比较优势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贸易模式；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关系等；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例如改革开放梯度推进的空间决定因素、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地域差异比较、中心地区的现实选择、参与经济一体化的利弊分析等。

尽管有人指出该理论有些抽象，而且缺乏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但在保罗·克鲁格曼对该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引领下，空间经济学不但可以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学科，而且为中国这一强大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空间经济学起到了极为关键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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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ixit，Avinash K.，and Stiglitz，Joseph E."Monopolistic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Diversity.A.E.R.67（June1977）：297-308.中译文参见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第三卷）[C].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240-259.

[5]赵亚明.简评保罗·克鲁格曼及其对经济地理学的贡献[J].生态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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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行性研究是房地产开发的先决条件

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先对有关的技术、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对项目各种可能的拟建方案进行技术经济分析论证，对项目建成投产后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进行科学地预测和评价，据此提出该项目是否应该投资建设。并选定最佳投资建设方案等结论性意见。

2项目建设全过程的管理．

2．1建立项目品质管理体系

(1)进行小区整体规划及单体方案招标，从中选择最佳方案，由中标单位负责项目的施工图设计任务。这样利用竞争机制，使设计单位在竞争中提高设计水平，公司从中选择经济实用、品质优秀的方案。有些企业往往利用设计招标选择好的方案，再委托另外的设计单位进行施工图设计，这种方式不可取。因为一是损害中标单位的积极性，不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二是局部设计需要和整体设计吻合，由不同单位设计会影响整体效果。

(2)组织设计人员踏勘现场，提高对现场的感性认识，同时避免设计图纸脱离实际、与现场环境不协调。

(3)设计招标时可以把方案的造价作为评标的一项内容，促使设计单位改变设计方法，由以往的单纯设计变为设计与预算同时进行，根据预算调整设计。在设计阶段控制投资最有效的方法是利用优化设计，国内最常用的方法是在方案设计阶段进行多方案比较来对方案优化，而国外最常用的优化设计方法是业主在施工图纸完成之后，再聘请另外一个设计公司或者就由原来的设计公司从控制投资的目的出发，以第一次的设计图纸为基础，再对建筑物结构的选型、材料设备的选择、施工方案及施工的可行性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论证，然后由原设计公司或者另外聘请的设计公司对第一次的图纸进行二次优化设计，这样做可能会增加项目的工期，但是进行二次优化设计给业主带来的收益要远高于由于工期的延长带来的损失，因此可以大大节省项目的造价。

(4)组织设计评审小组对各个专业的设计进行审核，评审工作主要在规划及方案设计阶段。评审小组由项目策划、销售、监理等各方面负责人及各专业的专家组成，对设计提出全面的意见。对设计的评审许多开发公司往往依据个人的意见，由领导拍板，这样缺乏科学性。

(5)合理安排设计进度，使出图的时间与招标、施工计划吻合。

(6)通过合同明确规定设计的职责，规定设计质量奖惩方法。并要求项目负责人必须在工程进展过程中亲临现场对施工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指导。

2，2建立完善的进度计划管理体系

(1)设计报建进度计划：主要包括规划设计及报建进度、单体方案设计及报建进度、单体施工图设计及报建进度、市政园林设计及报建进度；

(2)施工准备阶段进度计划：主要内容包括工程招投标、材料设备、分项工程招标、施工临时水电安装和施工临时设施进度计划、办理施工前手续计划；

(3)施工进度计划：主要包括土建施工和水电设备安装、材料定板定货计划、铝合金门窗工程和木门及防火门工程进度计划等；

(4)配套设施工程进度计划：主要包括永久供水供电报装及施工、电信工程、防盗系统工程、有线电视工程、煤气工程、市政工程和绿化园林工程进度计划等。

2．3建立完善的项目投资管理体制

(1)建设用地成本：土地有偿使用费、征地拆迁费等；

(2)工程建设成本：土建费、水电设备安装费、市政永久水电、电信、煤气、防盗、天线、道路、绿化等配套工程费、设计监理费、向政府交纳的配套设施建设费、人防易地建设费、档案保证金、劳动保险金等；

(3)销售费用：销售营业、售楼中介费、广告宣传费等；

(4)财务费用：贷款利息、资金运作利息等。

(5)工程计量控制；主要负责工程的预算与结算工作，审核工程量及工程价款，编制工程招标文件及标底，编制工程款支付计划，控制工程款的支付。计量工作是成本控制中最繁琐的工作，这要求计量人员有丰富的经验及专业知识。此外还应做到：

(1)了解施工现场、了解工程量实际发生变化情况，及时对工程量的变化进行核实。

(2)要参与材料设备的定货洽商，据市场价格变化情况来确定材料设备预算价，不能盲目照搬定额或文件价。另外，地产公司可以委托有资质的监理公司履行工程计量职责及工程执法招标工作，地产公司只需负责对其结果审核及支付工程款。

(3)建立完善的合同管理体系。在项目的开发实施工程中，开发公司会与设计院、监理公司、施工单位、材料设备供货等单位发生合同关系。通过合同形式来约束双方的责任、义务与利益关系，共同完成项目建设过程。开发公司通过合同对各单位进行监控，以保证项目按计划完成。同时，对违约方要依据合同进行索赔。

(4)组织对各单位的协调工作。开发公司必须在项目进展的各个阶段都真正起组织者作用，通过组织召开定期例会的方式，加强各方的沟通。例如，在设计阶段要定期组织设计例会及方案讨论会，通过例会协商解决设计中出现的问题。在施工阶段，项目经理应组织工程例会，及时解决工程有关问题。项目经理亲自组织召开例会，是督促各方的工作进度最有效方法，是一种主动监控方式，但开发公司的组织作用应与监理公司的组织作用明确划分开来，监理公司的工作应着重在对各施工单位、设备安装单位、材料供应商等的组织协调管理，目的在于保证工程的施工质量、进度及投资达到计划要求。而开发公司着重对整个项目全面管理，使项目的品质、进度及总成本满足计划的控制目标。所以对施工单位的管理应委托监理公司负责，而开发公司应着重在对设计的监控，使整个项目的策划意图通过图纸表达出来。

(5)负责申请并获取项目开发建设工程中的有关批文及许可证等。如土地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证、建设规划许可证、建筑施工许可证等。

(6)负责有关配套设施的报装工作。如电信、煤气、公共天线、门牌、施工临时水电及永久生活水电等报装工作。

(7)组织项目的有关验收工作。如竣工验收、建管验收、小区综合验收等工作。

3房地产企业必须重视品牌发展战略

当前，我国房地产行业正处于高增长、高需求、高品位的发展阶段。未来房地产市场，只能靠精品和品牌来占领，品牌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外国房地产名牌企业对中国市场虎视眈眈，有的公司甚至规划要每年开发上千万平米。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必须加快品牌化的步伐，把房地产品牌做好，牢牢扎根在中国大地，迎接新的挑战。

决策者应对企业品牌进行长期性、全面性和总体性的谋划和运筹。品牌策划有其自身的规律，其策划者必须树立创新意识，在经营管理上要有超前意识、运作和实施过程中必须具备高超的组织协调能力、资源统筹能力、挖掘和吸引顾客能力、综合市场竞争能力。要提升企业核心、房地产企业竞争力，就必须牢固地树立品牌意识，并按照品牌策划的自身规律运作。

4高素质人才至关重要

新经济时代的市场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对人才的重视和开发，是新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搞好人才资源开发，是新经济时代的客观要求。但在大多数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仍存在着下列的问题和误区：

(1)人力资源管理者的素质低，管理理念落后。许多企业的领导尚未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核心地位。

(2)缺乏完善、科学、规范的人力资源体系。没有从开发人的能力的角度，制定出符合企业未来发展需要的系统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缺乏制度性和规范性。

(3)人力资源开发工作不力。一般来说，人力资源开发是考虑个人的个性特征、性格、气质、能力等内在素质如何配合组织的发展需要，简单地说，就是事得其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在新经济时代，针对人力资源开发出现的新问题，只有采取新的人力资源开发方式，才能取得成效。

首先，提高人力资源管理者自身的知识水平。要实现从传统人事管理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只有依靠一批既懂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人力资源管理专门人才才能完成。

其次，完善激励机制。今天社会经济生活较以往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单纯应用传统的激励方式已不能满足需要。只有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建立起多维交叉的员工激励体系，给员工发挥潜能、施展才能提供舞台，并将企业的奋斗目标和员工的个人目标相结合，从而让员工同企业一起成长，使员工能够分享企业成长所带来的好处，感受到成功的幸福，他们才能自觉自愿开拓创新，敬业敬职。

第三，建立科学严谨的员工培训体系，真正实现由传统企业向学习型组织的转变。在新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应着眼于人的健康人格的培养，包括持久的工作热情、坚韧不拔的意志力、人际关系的协调和团队合作精神等。

第四，营造良好的企业氛围，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企业文化是全体员工衷心认同和共有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它规定了人们的基本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在我们所面临的新经济时代，企业人才资源管理的核心对象将是层次较高的知识工作者，企业在实践中只有塑造以尊重人、关心人、信任人、培养人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才能集聚人才，从而在经济竞争中成为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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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生产率；空间趋同；集聚外部性

中图分类号F2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12-0040-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2.007

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奇迹”之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两大困境。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遵循渐次推进的模式，希望靠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带动内地经济的增长。虽然各地经济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基于“新古典增长经济学”收敛假说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仍然是不争的事实[1]。另一方面，传统经济赶超思路使得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过于强调单一的经济利益，线性过程的最终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与废弃物的大量排放。2012年冬季卷几乎大半个中国的浓雾阴霾，给各级政府以及每一个国人都敲响了环保的警钟，多个城市PM2.5指数频频爆表，也引发国际舆论的密集报道，残酷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更深刻地面对生存环境恶化的严峻形势。面对环境压力，我国提出减排目标，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在此背景下，节能减排约束使得区域经济趋同的作用机制更加复杂，难度更大。

1文献综述

关于经济能否趋同，实现区域均衡发展也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2-3]。关于区域经济趋同研究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区域经济趋同（收敛）只是一种表象，区域经济趋同源于知识溢出下的生产率趋同[4]。随着我国特定地理上经济活动集聚性不断强化，部分学者采用新经济地理分析框架，从地理集聚的角度开展对区域生产率趋同的研究[4-7]。无论是新经济地理理论还是马歇尔、雅各布斯外部性理论，大多专注工业活动集聚能否促进经济效率[8-10]，一致认为地理空间上经济主体的集聚可以便利知识的传播、资源的共享以及生产要素的匹配从而提高生产率。但是，从新经济地理角度研究空间集聚对环境约束下的生产率问题却鲜有涉足。按照直觉判断，工业生产的集聚会加重工业污染排放，降低当地环境质量，使得多数文献只是关注集聚带来的环境负外部性。事实上，环境质量的恶化并不是空间集聚的必然结果，不同的集聚程度和集聚方式可能对应于不同的环境效应，如果能充分发挥集聚的正外部性，是有可能抵消环境负外部性甚至改善环境效率的[11]。现实中，为了节省治污成本、便于管理，政府通常愿意将企业集中到园区统一进行环境规制；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无论转移出去的产业还是新引进的产业都不再以“散点”的形式分布，而是以集聚的形式存在。这都说明，产业集聚的外部性正在无形中发挥着作用。若集聚的生产更能实现环境污染水平的帕累托最优，那么中国现行的分散化生产的政策导向可能与减排目标相悖。目前还没有文献在更大尺度上关注区域工业活动集聚与碳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我国碳生产率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表现出显著的地域性特征，那么碳生产率是否存在趋同？空间地理因素与碳生产率差距的缩小是否存在显著关系？为此，本文利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ESDA），重点考虑集聚外部性等因素对碳生产率趋同的影响。

沈能等：集聚外部性与碳生产率空间趋同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12期2碳生产率的空间相关性

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对我国省级（自治区、直辖市）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及减排对策进行了相关研究。而关于碳生产率的研究较少，何建坤只是进行了全国碳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和提高碳生产率途径的因素分析，目前缺乏关于区域碳生产率的研究。碳生产率是指在一段时期内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同期CO2排放量之比，等于单位GDP CO2排放强度的倒数，反映了单位CO2排放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本文借鉴潘家华关于碳生产率的测算方法[12]，计算出各省区市及三大地区碳生产率数值。考虑到篇幅问题，下面只列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2000-2010年碳生产率数据（见表1）。

在检验空间趋同前有必要考察碳生产率的空间相关程度。全局空间相关的分析一般采用Moran’s I统计检

单元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x是变量的离差形式，S0是W中所有元素之和。Moran’s I的取值范围为-1≤I≤1。若该指数等于0，表示目标区域空间分布的相互独立；若该指数小于0，表示目标区域存在空间负相关性；若该指数大于0，表示目标区域存在空间正相关性，指数值越大表示空间相关性越明显。

Moran I=N2S0x’Wx2x’x（1）

国内大部分文献选择二元邻接矩阵，但二元邻接矩阵只适用于考察相邻地区之间的重要事件，比如战争等。对于技术溢出而言，选择距离权重矩阵更合适，因为技术扩散不仅发生在相邻地区之间，还可以在更远的空间单元之间发生联系。距离权重矩阵如式（2）。

wij=e-adij；…w’ij=wij2Σ2jwij，…i≠j.（2）

[5]张浩然.地理距离、集聚外部性与劳动生产率[J].南方经济，2012，（2）：15-25.[Zhang Haoran. Geographical Distance， 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 and Labor Productivity[J]. South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2012，（2）：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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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借助理论。如果把人生比成一盘棋，理论家好比支招的人，他可以比下棋的人多算几步、甚至十几步、几十步。

计算Facebook的路数的“棋谱”有两门，分别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社交网络这盘棋，棋路与其它的棋非常不同。一方面，要有经济学家的算路，否则就会象推特那样，叫好不叫座；另一方面，要有社会学家的算路，否则就会象Myspace那样“速灭杀丁”。

鉴于国内还看不到一家SNS(社会网络化服务)可以很好平衡这门算路，后来者目前就有一个很好的居上机会，通过掌握深入的算路，提前发现未来商机，实现咸鱼翻身。

网络社交的理论界桩

网络时代的社交有其特殊的社会和经济学意义，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我们都可以了解到网络社交的重要性，而社会学和经济学也必须面对自己在网络社交时代的新发展。

具体聚焦到网络社交这个主题上来，我们发现“棋谱”或“菜谱”相当多，首先需要梳理一下。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交叉，依重心的不同，形成两类差异很大的学科，一类叫社会经济学，以经济人为重心；一类叫经济社会学，以社会人为重心。

社会经济学，又称社会问题经济学(如夏普等《社会问题经济学》第18版)，内部已经形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古典传统“福利导向”的社会经济学，简称“福利学派”。国内这一分支的(如白雪秋、宋国兴主编《社会经济学》)与夏普一样，主要研究弱势群体利益相关的贫困、失业、环境污染、走私等社会问题，与社交网络无关；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等人在“经济帝国”思想支配下创建的社会经济学，简称“帝国学派”，从经济人角度研究成瘾等社会行为背后的理性选择。

经济社会学，又称新经济社会学，以别于早期的经济社会学。主要分为两个流派，一个是低度社会化理论，主要从交易费用角度在经济学中引入社会因素，如威廉姆森的制度经济分析，国内是汪和建的《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一个是过度社会化的观点。

如果以棋谱比喻，社会经济学注重“实地”，经济社会学注重“外势”；如果以菜谱比喻，社会经济学偏重“炒菜”，强调物化的因素，经济社会学偏重“汤菜”，强调人化(或文化)的因素。

在所有这些理论中，最有助于我们分析象Facebook这样的SNS的理论，无疑是新经济社会学这一支，包括格兰诺维特的理论(代表作《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国内有张其仔的《新经济社会学》。因为它们与网络社交的关系最相关。

旧经济社会学与新经济社会学的最大区别，就在网络理论的有无。“新”主要新在网络上。这个网络虽然本意不是指互联网，但与SNS关系更为密切，因为它是指人际互动网络。

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理论，有别于低度社会化理论之处在于，他不认同交易费用的决定作用，因为认为那太经济化、物化，而强调信任在网络中的作用，也就是强调人心的作用。但格兰诺维特又不同于一般社会学家以一般道德的观点解释诚实行为，认为那过于社会化，“人”化，而强调在人与人互动中产生的信任起决定作用，有点象经济学中强调的有限重复博弈对合作的影响。

打下上述这些算路上的关键界桩，我们就可以深入实质性的分析，看理论为网络社会提供了什么指引，而网络社交又给理论出了哪些难题。

网络社交中的深度判断

1、仅有关系不行，还要有信任

中国是个非常讲关系的国家，格兰诺维特在建立社会网理论时，特别看好中国。他说“研究社会网的社会学”“应该在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据说他爱吃中国菜，而且还能在一家一家中餐厅中比较出正宗与否。于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中国学生，轮流请吃，关系大为密切。以致美国学生大为吃醋，说他爱中国学生甚于美国学生。

关系并不是社会学的专利，经济学中也有关系。当关系作为社会概念最初引入经济学时，还不能同经济人行为区别开来。经济学中讲的关系是契约关系，是基于原子论的一个个孤立个人之间的物化关系。

在网络社交实践中，我们看到一种竞争，就是以Facebook为代表的熟人网络与Myspace为代表的生人网络之间的竞争。按照契约关系理论以社会化为优先的标准，熟人网络是低级的，因为是私人关系；生人网络才是高级的，因为是公共关系。后者比前者的社会化程度高。因此应该是Myspace赢，而Facebook输。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我在Myspace死亡前半年提前给他总结的第一位死因就在这里：“Facebook的理念是分享，发展的是熟人之间的关系，做的是礼品经济；Myspace的理念则是发现，发展的是生人之间的关系，做的社会化。Myspace把SNS误解为社会化，是主要死因。SNS的本质是社会资本，即关系加信任，相比较而言，二者都有关系，但Myspace缺信任，因此天然有残缺。”

我个人一直认为，把SNS当作社会化，是一个SNS从业者至今仍存在的极大思维误区。它与扎克伯克关于SNS的原创思路正好相反。坚持认为SNS是社会化模式，会由于理论基本面上的失误，导致商业实际操作上的两方面误区。一是社会化必然导向认为公共关系高于私人关系，把这一点绝对化，会把社会网操作成经济网，而失去社会网的内在活力。二是社会化会必然导向以交易成本最低为取向，而失于发挥信任对网络的增值作用。契约本质上是非信任关系，是在信任度为零条件下进行交易的原则。信任一直被排除在经济学之外。按此逻辑操作，难以把建立信任这种基于“社会”的长处和优势真正引入经济。

我们从理论上总结出的SNS以生命换来的教训，格兰诺维特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提前预言了。问题在于搞互联网的不爱看书，也不爱通过杂志学习知识，而偏爱拿自己的小命耍着玩。我们现在来看格兰诺维特在四十年前指出的导致Myspace死亡的问题的理论根源所在。他在批评经济与社会结合中的“低度社会化”倾向时，指出其中基本面上的问题在于过度迷信“经济”，而忽视“社会”。

以经济方式，外在地处理信任问题是否可行？威廉姆森用交易费用理论对待网络关系中的诚信，有一个严重问题：它直接在理论基本面上，就会产生与网络模式冲突的悖论。格兰诺维特揪住威廉姆森《市场及科层》中基本观点上的一个致命问题不放。这就是，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理论将直接导致以科层制，而不是扁平化网络来处理信任和网络欺诈。格兰诺维特讥之为缺乏文化的“利维坦”。我们不可想象SNS为解决诚信问题，而诉诸科层制的办法。现在小结一下，社会学和经济学在交叉融合中，对网络社交提出的第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在于，把异质关系网络和信任，作为社会人特有的长处加以吸收。按照社会网理论推论，网络社交中的关系应该不是指契约关系。可以认为，网络社交所建立的关系，是有别于“你是你，我是我”的契约关系，而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非契约关系。不是物化的关系，而是人化的关系。这里与经济相对的社会，不应被理解为社会化，而应理解为与物相对的心，即与物化理性相对的人本。

2、光有信任不行，还要有个性化互动

社会学和经济学在网络社交模式上的交汇，不光是向经济中引入社会的因素，也在向社会中引入经济的元素。

格兰诺维特在社会网理论中，批评了过度社会化的观点。这是指，在信任问题上，只考虑并且只相信道德这种社会因素的作用，而无视经济因素作用的观点。在实践中，这是指在诚信问题上，过多强调道德作用，而不讲经济规律的偏颇之见。比如，以为尽社会责任，提供公共产品，就是做善事。

社会网络中常见的一个经典问题是，从低度社会化，直接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度社会化。原因是由于固持经济理性，在发现经济解决不了信任问题后，直接把信任推给道德来解决，而忽视了可以用经济的方法解决信任问题的隐蔽方法。

这个问题的推广，是网络社交如何与社会责任相容的问题。成熟的社会网理论发现，由于网络的存在，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可以内在统一起来。也就是将社会责任内生于经济利益，通过讲求社会责任获得经济利益。格兰诺维特自豪地声称：“我已经论证了是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能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信任。”前者指的是威廉姆森的制度分析，后者指的就是相反的诉诸“普遍道德”的倾向。

格兰诺维特发现单纯诉诸“普遍道德”的社会学家的一个思维盲点，他们没有发现人际互动是从经济内部解决信任问题的必由之路。这就涉及到对网络之道的根本理解。

格兰诺维特发现，“不管过度与低度社会化有何明显不同，很讽刺的是：两者共同地以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两个观点对社会秩序的解答因此合二为一，共通地将行动者孤立于实时的社会情境之外”。

格兰诺维特的意思，“翻译”过来，实际是想说，对于社会网，既不能(象经济学家那样)把它当节点理解，也不能(象社会学家那样)当铁板一块的整体理解，而只能理解为节点之间的互动。社会网是异质性的个人之间的互动。这是格兰诺维特社会网理论的精髓所在。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格兰诺维特对网络实质的理解。他在互联网没有出现的时候，就指出对网络的根本理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其方法的特点是，脱开了网络的技术方面，而直指网络的灵魂，从道上理解网络。我们现在搞SNS的人，90%以上都是投机分子，他们根本不想去了解网络之道，而只想捕捉偶然机会、撞大运，结果成为命运的奴隶。

当这样理解网络社交时，个性化和互动就成为关键词。进一步深化理解，第一个方面，个性化不是一对一的小农经济，它一定是成本合算的。而这个合算，还不是指从静态效率上看合算，而是更深远地从动态效能上看合算。Facebook的成功正在这里，它利用数据挖掘，提高了个性化的效能。我国的许多SNS之所以学不像，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从深度悟到互联网个性化的要领，因此也不知象数据挖掘之类东西有何用处。

第二个方面，互动不是简单的对话，而是互动网的形成，在其中信任关系得以低成本地建立。这一点，用经济学可以解释。在博弈论中，人们看到，博弈的次数，与信任关系、机会主义倾向有内在联系。在一次性博弈中，信任关系最差，合作难以建立；在有限重复次博弈中，信任关系建立起来，但机会主义仍不能避免；但是在无限重复博弈中，信任进一步提高，机会主义得到抑制。如果这种经济学逻辑，再加上社会学逻辑，就会演化成商业生态系统。

在义乌小企业信贷关系中，我们看到低成本信任的建立过程。最初，银行不愿向小企业贷款，因为征信成本过高。但稍加调整后，让三个上下游小企业建立联坐担保机制，再一起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就欣然同意了。在这里，信任关系的建立，既不是靠社会学家的道德，也不是经济学家的科层化的制度设计，而是建立了一个人际网络，通过网络的互动(包括责任的互动、诚信的互动)，很简单地实现。

在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各种结合实验中，我们看到格兰诺维特抓住了人际互动的社会网的理论特征，他几十年前的见解，越到互联网前沿检验，越觉出先锋和前卫来。可以说，通过这个窗口，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我们都可以了解到网络社交的重要性。

网络社交带来的新的难题

上面说到，几十年前的理论，可以指导我们对网络社交的理解。下面可以看到，社会学和经济学也必须面对自己在网络社交时代的新发展。

格兰诺维特研究的主题是“社会网与经济行动”，但他毕竟不是研究互联网的，而互联网，尤其是SNS的发展，又对社会网产生着新的冲击，带来新的发展。那么，网络社交发展中，有哪些重要方面，是格兰诺维特的理论概括不了的新东西呢？

择其要者来说，平台是格兰诺维特不曾重点研究而在SNS实践中越来越重要的现象。

格兰诺维特讲的社会网，只是直接的人际互动形成的网络。但SNS正发展成为以SNS平台为基础支撑的人际互动网络。象Facebook已形成了平台与增值业务的分离。其标志，就是网站直接有API(应用程序接口)，建立平台级的人际互动服务与应用级的人际互动服务的分离。这没有否定格兰诺维特的理论，但却要求理论进一步发展，以适应更复杂的新现实。例如信任，可能成为平台上专业化的支撑服务，得到专业化的发展。

“个人关系的特殊性”在新技术条件下，又展现了新的可能，要求理论跟上“语言转向”的步伐。格兰诺维特在这方面显然落后了。话语分析是他研究的弱项，却是SNS前沿最活跃的地带。仅以Facebook来说，它在挖掘社会网中“个人关系的特殊性”方面，超越传统分析学派(从索绪尔到拉康)理论，又提出了不同于Google路线的人工智能的新路线，带来人人界面知识挖掘的新问题，以及对意义的新疑问。这也是网络社交给理论带来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