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规模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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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城市规模；经济发展；公共支出效率；随机前沿方法

中图分类号：F81045；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2-0011-05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政府逐步从 “经营性政府”转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提供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和公共安全等服务，在公共支出上的投入不断增加。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客观上要求各城市具有相同需求的社会民众享受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但各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却有明显差异，即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存在明显差异。存在差异的原因是多样的，其中受到最多关注和存在较大争议的是城市规模对公共支出效率的影响，以及城市经济发展对公共支出效率的影响。研究城市最优规模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更有效地提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公共品供给效率的下降将会直接造成巨量资源的浪费。因此，这两个问题也是城市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本研究希望为此提供一些实证依据。

1 国内外研究综述

11 公共支出效率的测度

在城市规模、经济发展与公共支出效率的关系研究中，公共支出效率的准确有效度量是基础。目前影响其准确测度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测度方法局限于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方法不需要提供生产函数或成本函数的形式，也没有考虑随机误差因素的干扰，将产出或投入对生产或成本前沿的所有偏离都视作无效项，故无效项容易被高估。事实上，作为对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测度的参数方法，随机前沿方法（SFA，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基于生产或成本函数，设定了非对称无效项的分布，区分和测度了随机误差项和无效项各自的影响，经济涵义明确。Greene [1]

利用随机前沿面板分析方法对191个国家的医疗卫生支出效率进行了研究。Boetti，Piacenza和Turati[2]利用该方法研究了意大利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财政支出效率。国内仅有唐齐鸣和王彪[3]采用SFA方法对我国26个省级地方政府1978～2008年的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测算。

二是不适当的数据层面。现有地区公共支出效率度量成果绝大多数基于省级面板数据，但在省和自治区层面，中央财政投入和地方财政投入获得的产出很难区分，影响了对地方财政投入效率测度的准确性。因此，更理想的研究层面是市或县，能大大降低中央财政对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测算更加准确。

1.2 城市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支出效率的影响

影响政府公共支出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学术界对部分因素的作用已达成共识：如本地区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对经济资源有效分配的技能越强，政府的运作效率也就越高；政府出于内生的扩张本能而不断扩大，带来过度的行政干预和过多的显性成本，导致政府规模与政府效率负相关；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政府合理配置资源和改善公共产品和服务现状，提高经济效率。

关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效率与人口规模问题（如果辖区面积差异较小，即等同于人口密度问题），布坎南的“俱乐部理论”认为存在两种相反的效应：“拥挤效应”和“网络效应”，因此在城市规模与政府公共支出效率关系的实证研究中也得出不同的结论。Athanassopoulos和Triantis[4]与其他学者对欧洲不同地区上百个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成本和效率分别进行了评估，发现人口众多会对交通条件、环境污染等方面产生压力，产生“拥挤效应”，从而对政府支出产生负面影响。而Grossman，Mavros和Wassmer[5]通过对美国大型城市的研究认为，管理和监督成本与地区人口呈现负相关，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随着居民规模的扩大而产生规模效应。其他学者对欧洲一些城市的政府公共品供给效率评估进一步验证了Grossman的结论。中国绝大部分研究都认为地市、县人口增加产生的“规模效应”大于“拥挤效应”，即人口增加有助于降低人均公共服务成本、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而王德祥和张权[6]通过对中国126个地级市的研究得出相反结论，认为城市化进程中劳动技能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带来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本文认为这些争议产生的原因在于公共支出效率与城市规模的非线性关系：城市小于一定规模时，规模效应占优，公共支出效率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进；城市超过一定规模时，拥挤效应更为突出，公共支出效率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另外，王小鲁[7]从经济增长角度研究城市最优规模问题的实证成果也证明了城市的净规模收益（城市规模收益减去外部成本）与城市规模呈现倒U型关系。

经济增长与公共支出效率具有相互作用：公共支出效率能正向且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已得到学界一致认同，但经济增长对公共支出效率的影响作用却存在争议。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经济发达地区拥有提供公共服务更好的技术和制度优势，经济发展对政府公共支出效率有正面影响。Athanassopoulos和Triantis[4]，王德祥和张权

[6]的研究都说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提高城市政府经营效率的有利外部环境。但也有研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公共支出效率呈现负相关，比如：De Borger和Kerstens[8]认为富裕地区的政府财政能力较强，容易人浮于事，同时富裕地区的居民对政府进行监管的机会成本较高，导致政府控制成本及居民积极监管的动力都较弱。陈诗一和张军[9]、续竞秦和杨永恒[10]、唐齐鸣和王彪的研究也提供了人均GDP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有显著负面影响的证据。本文认为不发达地区公共基础设施普遍薄弱，公共支出投入具有较高回报，随着经济增长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回报逐步下降；但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制度、技术以及人口素质得到质的飞跃，居民监管的动力和能力也增强了，公共支出效率则会得以改善。因此，地区公共支出效率与经济发展可能呈现正U型的二次曲线关系。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既缺乏城市层面公共支出效率的准确测算，也缺乏从政府服务效率角度对城市最优规模等问题的定量研究成果。为此，本文收集了2004～2010年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总共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成本前沿模型测度这些城市的公共支出效率；并基于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支出效率的二次非线性关系假设，建立了计量模型，验证该假设并得到公共支出效率最大化视角的最优城市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转折点。

2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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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设计隐患高密度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引言】城市化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与工业化、现代化密切相关的,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率也已经达到45%以上,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100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东部地区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60%以上,珠江三角洲、长江已达到80%。经济与城市飞速发展，各种“城市病”不可避免。中国在快速扩张的现代化道路上付出了沉痛代价。

根据相关调查,在一定范围内,城市的经济发展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而有着明显的提高。城市经济发展收入同城市的外部建设和运行成本相抵之后,城市人口在10-1000万人规模的区间内有正的经济发展收益,这个收益在人口在100-400万人的区间内达到最大值,此后,随着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的不断提高,城市建设规模超过一定范围的时候,城市的规模收益会逐渐被城市建设外部成本所抵消,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会逐渐下降。

一、适当提高城市建设规模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首先，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首先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促进城乡结合,促进城市第一产业的发展。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可以发挥城市的带动作用,扩大城镇基础设施,加快城乡经济发展。其次,城市规模的扩大可以促使城市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有效吸纳劳动力,推动资金和劳动力不断向城市集聚,适当的加大城市建设规模可以根据城市规模经济递增的特点,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优良的基础条件,提供完善的生产和金融环境,提供有效地信息技术服务,集中科技,信息,技术,人力资源等相关要素,为经济发展提供成熟的市场环境。促进经济效益的不断增长。提高城市工业化规模,促进建筑业、机械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扩大生产领域,提高发展空间,促进第二产业的发展。最后,城市规模的扩大在提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同时,还可以促进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一方面由于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从而急剧拉动投资需求,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增加就业总量;另一方面,许多行业在城市规模扩张的过程中获得规模收益,一些原本无投资价值的行业由于城市消费规模的扩大而变得有利可图,许多微利行业也将提高预期收益。

二、城市建设规模的过度扩张会限制经济的发展

城市规模的扩大并不一定会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如果城市的建设规模过快,也会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的问题,加重城市经济运行的负担,降低了城市经济发展的速率,甚至会引发一系列金融问题。

首先,部分地区过于注重城市发展速度,加强城市地域扩张的速度,不重视城市发展的质量,小城市希望可以尽快发展成为中型城市,中型城市希望可以尽快发展成为大城市,大城市希望可以尽快发展成为特大城市,不顾实际情况去追求城市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导致资金利用效率低下,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情况愈加严重,城市建设规模的盲目扩大会导致城市外部成本的增加,并且过快的增加城市建设会造成城市建筑设计隐患，城市生活和生产环境逐渐恶化,城市为此需要支付大量的公共基础投资和环境治理的费用,同时城市规模的过度膨胀,城市建设超出合理规模,导致资源配置状况恶化,这也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大量出现的“城市病”。城市的客观环境无法承受城市规模的盲目扩大,从而加重了城市经济运行的负担,降低了城市经济发展的速率。

泰国于2011年7月下旬至今引发的洪灾就是典型的事例之一:泰国洪灾目前已造成506人死亡,近百万人受灾,三分之一省份被淹,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洪灾产生的原因固然有降雨量大,雨季时间长,国内气象雷达设备老化,森林覆盖面积减产等多重原因.人口与城市建设规模扩大也是造成洪水无处可排的原因之一.曼谷、大成府和巴吞尼府是本次受灾较严重的3个地区,同时,也是泰国人口和工业高密度的地区之一。过去几十年来,城市不断建设道路、房屋和工业区,破坏了自然水道,占用了能够渗透、储存洪水的低洼地带。例如,大城府和巴乔他尼府的七个工业园区都建造在洪水进入三角洲必经的低地,破坏了自然的蓄洪条件。纵观国内,亦是如此。5月7日,广州暴雨吞噬了35个地下车库;6月13日,深圳暴雨引发内涝,街上积水近膝盖深;6月18日,武汉大雨致全城内涝,浙江、杭州一场大雨导致“水漫金山”;如此“城市病”应当引起我们城市建设者的警醒。

其次,城市规模的扩大导致大量人口和企业的涌入,导致许多企业头脑发热,盲目投资建设,同时引发社会对资金的借贷需求加大,许多企业需要的生产和流动资金增加,借贷意愿增强,借贷需求增加,间接导致银行信贷增长速度过快,贷款规模和结构不甚合理。一旦市场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暴露,就会对银行的资金回收造成严重影响,引发金融系统的波动,导致金融系统存在严重的问题和隐患。更有甚者,可能最终引发城市经济发展的瘫痪。

三、采取措施,促进城市规模和经济发展良性运行

作为现代化城市,要在城市发展规划和目标,以及城市人口、城市性质、生态环境等要素的基础上,严格分析城市的集聚能力和承载能力,提高城市建设规划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制定城市建设规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合理控制和规划城市建设规模,优化城市的布局和规模,实现城市,人口,资源的和谐发展。

对于大城市的盲目扩张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重点城市的建设不能盲目上马,要具有合理的规划和布局,引导城市合理发展,在扩大城市规模的过程中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避免重复建设,构建合理的城市规模和体系。对于外来进城人员,要设定一定的门槛和限制,减少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减少不必要的城市资源浪费。合理调配城市资源配置,优化城市发展模式,促进城市经济良性运行。

对于已经达到相当建设规模的城市来说,要把建设重心放在优化城市结构上,而不能再鼓励其扩大城市规模。同时在城市的建设和扩展规模上应该稳步提升,在城市化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辅之以政府宏观调控,完善市场环境,提高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促使其发展成为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合理城市布局,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基础的现代化城市。比如可以在实施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基础上,以生态城市为目标,适当加大相关投资,扩大建设规模,加大管理力度,打造出一个高效完善的城市规模体系,进一步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比如供气,供暖,供水以及公共交通的运行效率和规模,加大污水处理力度,推进城市道路、防洪排涝设施的建设,增强垃圾处理能力,增强城市绿化建设,加大公益设施的建设力度,比如购物中心、科技文化馆、图书馆、公园、博物馆等公共设施和建筑,扩大城市居民的休闲娱乐空间。

四、结语

总之,城市规模和经济发展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城市建设规模要依据城市的客观现状,这样才能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低水平的竞争,提高城市资源整合效率,推动城市的创新和竞争能力,提高经济的发展速度。否则只能抑制城市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永雯.城市规模与经济发展动态关联启示―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J].经济研究导刊,2011,(14):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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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预测对规划建设用地规模有关键性的影响作用

在城市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对中长期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的预测直接影响着相应时段内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规划与确定。目前，确定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基本思路，一般是首先预测不同时期的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得到估算的市区人口数，继而推算出城市的建设规模，并通过规划加以确认，成为土地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当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预测得比较大时，按既定的人均建设用地标准，城市规划建设用地规模也大，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口规模预测偏高、将浪费宝贵的土地资源，使部分基础设施闲置或利用率很低，影响到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发挥。但是，如果预测偏低，将造成建设用地紧张，影响城镇正常有序地发展。只有适宜合理的人口规模，才能保证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合理预测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是控制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保证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发挥有效调控作用的一个关键性前提。

二、当前人口规模预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预期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容易被高估

由于预测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与规划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有着直接的正相关关系，使高估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具有现实的动力。从报送审核的总体规划中我们发现，有的城市不顾过去几年人口净迁入量下降的实际情况，以及难以出现的大量外来人口迁入作为依据，预测当地未来十几年间的人口增长率比前10年平均增长率高出几倍；有的城市预测城市化水平远远超出实际增长可能，这些高估的数据和据此推算的结果，一旦在城市规划中加以认可，将导致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不合理扩大。

（二）缺乏规范的预测方法

预测人口规模的方法很多，如综合平衡法（平衡增长法）、劳动力需求法、区域城市化分割法等。但是，这些人口规模的预测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和适用范围，不应随意采用，即使是同一种方法，针对不同情况也要进行必要的调整。目前有的城市总体规划，并不考虑预测方法的适用性，选取的目的性很强，有的甚至是先确定人口规模多大，再采取可用的方法进行推导；有的规划同时应用几种方法进行预测，似乎是为提高预测的可靠性，可实际上不同方法的预测结果相差很大，有的相差20％以上。另一方面，人口容量和环境承载力对城市人口规模的约束作用，也没有在现有的预测方法中得到科学和合理的体现。

(三)预测中采用的数据来源不规范，随意性大

预测所依据的数据，如城市历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机械增长率、城市化率等是决定预测科学性与准确性的重要内容。但在现有上报的一些规划中，对上述数据的选取随意性大，来源不规范，有的数据并非统计部门的；有的只选择短期内的数据作为预测依据，不能反映中长期的变化规律；还有的同一时间的同一指标，却在不同方法中选择不同的数据；不同城市规划工作的深度存在差异，所使用的指标口径不完全一致，这些都直接影响预测结果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四)区域内各个城市间的人口规模预测缺乏衔接

当前，多数城市都假定自身的人口机械增长率和城市化增长速度将继续上升，并在规划期内始终持续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但一个关键问题却被普遍忽视了：支撑机械增长和城市化的流入人口从哪里来？统计数据证实我国人口流动仍以省内流动为主，除了京津沪等特大型城市，多数城市吸纳的都是区域范围内的农村或次一级城市的人口。虽然我国是人口大国，但区域内可以流向城市的人群在总量上仍是有限的，很难满足区域内所有城市都“做大做强”的人口需求；更重要地，城市在区域内的分工与定位，以及区域内其它城市发展对本城市吸引外来人口的影响，目前都没有在当前城市人口规模预测工作中得到重视。城市间的人口需求缺乏整体协调、规划缺乏衔接，必然导致区域内有些城市的人口发展达不到预期目标，规划指导发展的作用得不到体现。

(五)缺乏规范预测和审核工作的具体有效的法律法规

国家一直十分重视城市规划工作，1990年颁布实施了《城市规划法》，建设部1991年出台了配套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各省市也多出台了相应的规划条例。针对城市规划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国务院先后多次下达加强城市规划工作的有关通知。但是，规范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预测的相关法律法规一直没有出台，只在《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中的第十六条提到要将“提出规划期内城市人口及用地发展规模”作为规划的内容；另外，在《建设部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规划工作的通知的几点意见》(建规字(1996)525号)，原则提出了预测人口规模工作的要求是“对城市人口规模，要综合分析，科学测算”。这种情况，既不利于预测工作的规范开展，也给有关部门的审核和决策带来实际问题，不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

三、几点建议

(一)树立起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预测工作的指导思想

有关部门应在相关文件中要求地方在编制城市规划时，从国情和市情出发，从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出发，避免片面追求城市化率，盲目和过猛扩张人口规模和城市规模的倾向。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加强政策研究，提出分类指导的意见，使规划的城市能够把握中长期大中城市与城镇的发展格局，把握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适当进度，既考虑到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趋势，又做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等承载能力的衔接平衡，同时要兼顾区域内的城市分工与协作，恰当估计本地城市化发展水平，实事求是地确定城市发展目标和规模。

(二)完善科学预测的方法

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密切合作，组织有关力量，对新时期城市总体规划中预测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的基本方法进行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出台相应的文件，以规范和依法指导城市规划编制过程中对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的预测工作。在此基础上，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明确审核的内容和标准，建立咨询和评价制度，使决策更加科学化、制度化，提高办事效率，增强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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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化规模 城镇化质量 协调关系 浙江省

一、引言

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了53.7%，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城镇化质量不高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影响了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而该方面也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外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联合国人居中心的城镇发展指数（CDI）[1]和城镇指标准则（UIG）[2]，前者涉及基础设施、废弃物处理、健康、教育、生产等方面，后者则涵盖居住、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环境治理、经济发展、管制等内容，而且在城市生活质量等城镇化质量某一侧面上也展开了较多定量分析研究，如Hikmat采用单指标分析法对约旦首都安曼的生活质量进行分析[3]。国内研究中一方面是针对城镇化质量，研究其内涵并分区域进行定量评价，如郭叶波对中国城镇化质量评价进行研究述评[4]；另一方面则对城镇化与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如刘耀彬运用耦合度模型对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进行分析[5]。而关于城镇化规模及质量的关系研究则较少，因此本研究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以浙江省为例，探究其城镇化协调发展状况，以期对此方面研究和浙江省城镇化健康发展上做一定贡献。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的内涵是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城镇化规模方面目前已达成共识，测算时主要采用城镇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建设用地占城市土地总面积比重、二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而在城镇化质量方面很多学者都有不同的见解，国内最先对城镇化质量进行定量研究的是叶裕民，她认为城镇化质量包含城镇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两个方面含义，在此基础上，对当时300万人以上的9个超大城市进行评价[6]。近几年有更多的学者聚焦该方面研究，如方创琳认为城镇化质量是经济、社会和空间三方面城镇化质量的有机统一，并从这三个视角构建分要素测度模型和分段测度模型，进而对中国城镇化发展质量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做了总体评价[7]。其他学者对城镇化质量的理解和测度一般是从经济、社会、生活、资源环境和城乡协调发展等角度出发[8―9]，具有代表性的是张春梅，其认为城镇化质量的具体涵义应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城镇的经济发展质量；二是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三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程度；四是城镇发展的可持续性[10]，其提出的城镇化质量内涵全面、具体、易测，但在构建的一些具体指标上也值得商榷，例如将城镇人均绿地面积归为可持续发展质量的，而不是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本次研究在张春梅提出的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并对一些具体指标进行修改完善，得到相应评价指标体系（表1）。

（二）象限图分类识别法

象限图分类识别方法是陈明星等提出的一种关系识别方法[11]，这里采用修正后的象限图识别方法并引入偏离程度。具体步骤如下：

1、测算城镇化质量Q与城镇化规模R，并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

ZQ=（Qλi-Q平均值）/SQ；ZR=（Rλi-R平均值）/SR

式中：ZQ和ZR分别为经标准化处理的城镇化质量与规模；Qλi和 Rλi分别是第i个城市在第λ年的城镇化质量与规模；Q平均值 、R平均值 以及 SQ、SR分别为 Qλi和Rλi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2、构造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关系的象限图，代表不同年份、不同城市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的点集（ZR，ZQ）坐落在该象限图内。

3、判断不同年份、不同城市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的关系类型。首先根据ZQ和ZR判断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关系；其次，根据ZQ+ZR判断城镇化进程；最后，根据|ZQ-ZR|判断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偏离程度，得到分级细则（表2）。

4、划分不同年份、不同城市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关系类型 （表3）。

（三）数据说明

本次研究中关于城市公园绿地面积、城市道路面积及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高新技术产业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科技厅统计信息，其他数据均来源于浙江省各市历年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其中人口数据均采用城市常住人口进行统计，原始数据中以美元为货币单位的均按当年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三、城镇化进程分析

在2000―2013年期间，浙江省城镇化进程总体推进较快，从2000年各市都处于低水平城镇化到2013年有5个城市达到高水平城镇化和1个城市达到中等水平城镇化，但同时也出现了明显的浙东北和浙西南分异的空间格局（图1）。

（一）城镇化规模

从城镇化规模评分来看，浙江省各市城镇化规模均处于扩大状态，但区域差异仍然较为明显。嘉兴和舟山两市评分较高需特别指出，其中嘉兴市主要因为该市建设用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指标值为29%，远高于省内平均值，可看出该市土地城镇化现象比较明显；舟山市是中国最大的海水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基地，城镇化基础良好，且作为浙江省内面积最小的城市，总人口也仅有110万，城镇化任务较轻，因此在城镇化规模方面进展较快。而衢州与丽水一直是浙江省内欠发达地区，区位条件较差，城镇化基础薄弱，导致其城镇化规模水平呈现较低水平。从城镇化规模发展速度来看，呈现城镇化水平低的区域高于城镇化水平高的区域。

（二）城镇化质量

从城镇化质量评分（表4）来看，浙江省各市城镇化质量也处于提升状态，但区域间差异逐渐扩大，评分最大差距由2000年的0.16到2013年的0.49。从城镇化质量内涵来看，经济质量和居民生活质量在城镇化质量中贡献作用比较大，而可持续发展质量和城乡统筹的贡献作用则比较小，由此可见，城乡统筹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将是今后城镇化质量建设的重点部分。在2013年，部分城市虽然总评分较高，但在质量内涵某方面依然会存在不足，在以后城镇化进程中可以重点发展，例如宁波市可持续发展质量方面、嘉兴市居民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质量方面、绍兴市居民生活质量方面、舟山市的经济质量，而总评分较低的城市则表现为各方面都不足，在以后城镇化进程中需全面发展（图2）。

四、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分析

在2000―2013年期间，各市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关系虽然有所改善，但大部分城市还是处于城镇化质量超前型或城镇化规模超前型，情况不容乐观。本次研究虽然所选年份不多，但城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选取的2000年、2006年和2013年共3个时点基本可以反映其前一阶段的城镇化发展成果，因此也能从这3个时点不同状态反映各市在2000―2013年期间城镇化变化情况，最后本次研究在这3个时点城镇化状态的基础上，结合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关系的变化趋势将各市划分为3种类型，分别为趋于城镇化质量超前型、趋于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趋于城镇化规模超前型。

（一）趋于城镇化质量超前型

定义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动力、市域范围内不同地区发展存在一定差距、城市地区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城镇化，但并未予以周边地区应有辐射的城市为城镇化质量超前型城市。其特点为：因其经济指标的绝对优势而在评价数据上显现出城镇化质量超前，实际情况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各个部分发展不同步，许多资源还在闲置，未被充分、合理地利用[12]。

趋于城镇化质量超前型的城市有杭州和湖州，从区位优势上讲，两个城市位于杭嘉湖平原，属长江三角洲一部分，地区工业发展较好，而且作为著名的旅游城市，旅游经济突出，各自占经济总收入的17.8%、19.5%，旅游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从城镇化规模方面来看，杭州市土地规模指标较低，表现为杭州城区周边县或村镇建设用地规模较小，资源过于集中于主城区，分配不合理，湖州市则人口规模指标较低，同时城市建设过快，从而出现资源闲置状态。

（二）趋于城镇化规模超前型

定义以土地规模扩大为主要态势，人口规模、经济规模的发展与土地规模发展相比尚属滞后、土地利用粗放的城市为城镇化规模超前型城市。其特点为：因其土地规模的优势在评价数据上显现出城镇化规模超前，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土地浪费和盲目扩展。

趋于城镇化规模超前型的城市有嘉兴、金华。嘉兴市在3个不同时点中均表现为城镇化规模中度超前，虽然其城镇化进程从低水平城镇化发展为高水平城镇化，但其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始终未得到有效控制，与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并不匹配。金华市从2000年城镇化规模轻度超前型发展为2013年城镇化规模中度超前型，主要因为金华市在处于低水平城镇化时，急于推进城市建设而对城镇化质量关注不够，表现为其城镇化质量发展缓慢且各分项评分均较低。

（三）趋于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

定义以发展健康城镇化为目标，城镇化不同方面相互协调，资源分配基本合理并充分利用、具备一定辐射带动作用、城镇化规模与质量水平能够基本匹配的城市为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

趋于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的城市有宁波、绍兴、台州、衢州、丽水、舟山、温州。其中宁波、绍兴在2006年就已经达到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相互协调并保持到2013年，说明其协调状态较为稳定，这也与两个城市发展历史悠久，经济基础较好，城市形态较为成熟有关。台州市在2013年刚刚达到协调，但就从其还处于低水平城镇化来看，其协调状态应该还不稳定，在以后需要进一步保持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同步发展。舟山、温州在2000年为城镇化规模中度超前型，2006年达到城镇化规模严重超前型，在此期间，城镇化规模发展迅速，而城镇化质量则停滞不前，这也与当时各地纷纷进行土地城镇化的大环境有关，随着城镇化质量得到重视，2006―2013年期间偏离程度有所下降，表现为趋于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但两市推进健康城镇化的相关政策还需进一步落实，才能在未来真正达到协调状态。衢州、丽水两市在2000年时城镇化规模各项指标均处于浙江省各市末位，导致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存在一定差距，2000―2013年间，随着两市城镇化规模发展速度大于城镇化质量发展速度，两者差距逐渐缩小，在2013年达到城镇化质量轻度超前，按照趋势判断两市应该会在未来的某个时点达到协调状态，此时两市应该转变现有城镇化推进政策，保持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同速发展，否则在两市达到协调后会转变为城镇化规模超前型。

五、结论及建议

首先，从城镇化总体进程来看，2000―2013年期间浙江省发展较快，从2000年全部处于低水平城镇化到2013年有5个高水水平城镇化和1个进入中等城镇化水平，并呈现浙东北与浙西南分异格局，省内在加快城镇化进程时应该统筹全局，相关政策应向浙西南地区倾斜，缩小区域差距。

其次，从城镇化规模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关系来看，2000―2013年期间浙江省有所改善，但多数城市还是处于不协调状态，而且嘉兴、金华有趋于规模超前发展倾向，杭州、湖州有趋于质量超前发展倾向，趋于协调的部分城市其协调状态依旧不稳定。其中未协调城市应该着重于缩小两者差距，特别是还未到达高水平城镇化城市，不能急功近利，而趋于质量超前或规模超前城市更应完善现有政策，质量超前的应该统筹发展，减少资源浪费及分配的不合理，规模超前的如嘉兴，应该减少其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避免继续盲目扩张。

最后，从城镇化规模和质量各自发展来看，浙江省内11个地级市的虽然都处于提升状态，但区域间差异也较为明显，其中城镇化质量区域差异有明显扩大趋势，而在城镇化质量内涵的4方面，各市也都存在不同方面的不足，在发展城镇化质量时制定相关政策也因应该因地制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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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明星，陆大道，张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J].地理学报，2009，64（4）

篇(5)

2011年底城镇化率达到51.27%，中国开始步入城市型社会。在中央的政策指导下，不少城市都提出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宏大目标。但是城市本身的设施建设却并不到位，经济效率和资源利用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交通拥堵。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对于城市发展模式的模糊，一方面缺乏对于资源和人口的合理调控，由不合理的分布导致的发展平衡；另一方面，城市本身缺乏自我定位和实际考虑，盲目追求冰冷的GDP数字。

因此，当前应该由粗放的盲目的城市发展方式转变成为集约的有方向的城市发展方式。按照目前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就会出现规模效应，这是相对于小规模城市的优势，而且这有利于提高城市的竞争力，促进高水平的城市出现。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对不同城市规模做出比较，验证城市的规模效应，最后就合理的符合实际的城市发展道路提出个人建议。

一、 概念说明

本文的对城市规模进行如下划分：市辖区人口在500万以上城市被称为特大城市，市辖区人口在150～500万的被称为大城市，市辖区人口在50～150万的称为中等城市，50万人口以下的称为小城市。

根据本文对城市规模的定义，同时参考《201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①的数据，将除拉萨以外的286座②建制市分成四个类别，其大城市12座，大城市56座，中等城市167座，小城市51座。由于人口数量定义采用的是市辖区人口数量，为了保持一致性，所以本文使用的其他数据同样采用市辖区内的统计数据。

本文主要从城市经济发展，政府财政，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四个方面入手，对城市进行比较分析，验证我们的结论。衡量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当然是城市GDP总量，但是城市GDP受到包括城市规模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在此基础上，通过人均GDP、地均GDP和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三个指标来观察城市在GDP创造的效率。城市建设是地方政府的核心责任，而其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在推进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最大制约因素，但是真正决定这个城市的建设程度的是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收入多少显示政府投资对个人的受益程度。城市的周围的资源和环境是支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就能够说明问题。资源消耗主要考虑城市的用水和用电量，这是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提高了用水用电效率，那么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约水资源和能源。污染排放可以反映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反映城市的经济发展效率，是否是以环境为代价换来的GDP增长；另一方面说明城市的环境状况，也是生活质量的部分要求。

接下来通过具体指标上，不同类别城市的差异做出效用分析，论证城市规模效应。

二、 效用分析

（1）城市经济

就市辖区GDP总量③而言，特大城市市辖区GDP和大城市市辖区GDP之和占到除拉萨以外286个建制市市辖区GDP总量70%。再考虑城市数量上的差异，那么特大城市的平均GDP总量是大城市平均GDP总量的5倍左右。如果能促进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发展，那么对于中国GDP的总量的贡献会更大。

根据数据分析，市辖区内每增加10000人，特大城市的地区GDP会增加85489.43万元，大城市的地区GDP会增加77383.31万元，中等城市的地区GDP会增加46070.43万元，小城市的地区GDP会增加42932.33万元。只是考虑人口由小规模城市向较大规模城市流动，假设人口带来的GDP增长不变，不仅会带来人口净流入城市的GDP的显著提升，同时也会增长城市整体GDP的净增加。事实上，每年有数千万的人口流动，考虑技术进步等因素，带来的GDP增长将更多。从这个角度来说，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辖区的人口具有更有效地GDP创造能力。根据麦肯锡的报告预测，到2025年，集中型模式会使得城市GDP增长4倍，会达到60万亿元，而分散型模式的城市GDP也会增长到54万亿元。从这个数字上来看，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发展会带来6万亿的GDP净值。

从GDP创造效率上来看，人均GDP、地均GDP④和固定资产投资效率⑤在考虑人口、土地面积还有投资规模的基础上，全面衡量城市规模对GDP的影响。

从趋势上看，上述三个效率指标都反映城市规模增加能够带来GDP的创造效率的提高。

在城市人均GDP上，特大城市分别比其他三类城市高出24.7%、52.1%、53.2%；在地均GDP上，特大城市比大城市高出57%，然而却是中等城市的3倍，小城市的5倍。从人均GDP和地均GDP角度来看，这四类城市的差距悬殊。

人均GDP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决定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如此来看，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居民生活条件更加优越，而且消费能力也相对更高。但是由于这只是名义GDP数据，考虑了价格变化的因素。而且目前通货膨胀现象比较严重，城市中物价上涨更加严重。同时城市居民的住房消费占了很大比重，在城市住房价格高居不下的情况下，这种人均GDP数据显得不那么全面和让人信服。

但是地均GDP却充分说明土地利用效率，从这个层面来说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优势已经开始显现出来。而这种优势的来源主要由三个方面：

1.由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已经进入城市的高级发展阶段，不再完全依赖工业发展促进城市GDP增长，城市的产业结构也开始向第三产业转变，一些传统的低效率低效益的工业转变成为高附加值高增长的新兴产业。

2.虽然城市地方政府还未完全脱离“土地财政”的现象，但是相对而言，对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对于土地买卖的依赖性下降，而且由于土地资源有限，更倾向于出让给那些高产出高效率低污染的高科技产业，以此寻找城市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3.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城市规划相对更加完整，布局更加合理。

固定资产投资效率更具有说服力,虽然在图中差别不是很明显，但是四类城市之间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差别至少有10个百分点。中小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低下与地均GDP值不高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虽然可以将大型城市的重度污染企业集中安置在某个中小城市，同时利用外部性增加环保设施的投入，不仅解决了这些污染问题，同时也提高了固定资产投资效率，还发展了这类中小城市。但这种发展受到客观因素的限制，无法完全复制。在短时间内，中小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很难提高，而且即使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区也无法具有和大型城市一样的竞争力，但是这却严重消耗了资源。

（2）地方财政收入

从财政收入来看，特大城市平均水平为807亿元，大城市平均水平为 150亿元，然而中等城市平均水平为30亿元，小城市平均水平为12亿元。绝对数额的巨大的差距，虽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但却无法否定其中城市规模的作用。从下表看出，在人均财政收入上，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分别是中小城市3倍和2倍。那么由此导致人均享受的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也会出现差异。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除支付必要的行政开支以外，其他部分会投入公共设施、教育科研、医疗保障、交通建设以及城市宣传等各个方面，这些方面的投入都会提高城市居民的居住幸福感，同时也支持未来城市的发展。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2012年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合计为2295.1亿元⑥。庞大的财政支出，极大地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就以公共交通为例，北京增加了2012年的地面公共交通的补贴，预算约94亿元。根据北京地铁公司数据，2010年全年客运量15.95亿人次，客运量首次突破15亿人次。这样的政策不仅是市民减少了交通运输成本，同时鼓励市民选择公共交通。既缓解了城市交通的压力，同时促进了公共运输行业的发展。这对于北京城市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相比于其他的地方政府，由于财政收入比较低，无法投入如此巨大预算提高公共设施的建设。

财政稳健的政府会更能促进城市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众所周知，2010年地方政府的负债高达10万亿。面对这种债务问题，中央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地方债的试点。而涉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的信用等级问题。财政收入充实而且经济发展良好的政府具有更高等级信用，在融资方面也会具有更大优势。同时大型城市具有更优质的资源以及声誉，还有广大的高消费人群，这在招商引资方面会具有比较大的吸引力。综合上述因素，由于城市规模的影响，政府也会表的更加令人满意。

（3）资源消耗

如果没有资源支持经济的发展，那么最后城市的发展还是会出现瓶颈。城市发展还需要解决水电节约问题。而见效最快、效益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提高水电资源的使用效率，增加循环利用。根据《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经计算得到下图。

上图显示，小城市单位GDP的城市供水量高于特大城市31.2%，单位GDP的城市供电量高于特大城市64%。由于中小城市还处于比较低级的发展阶段，工业技术和规模效应不明显，导致单位GDP产值的资源消耗远远高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小城市的资源利用效率太低，而且还将持续很长时间。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会进一步造成资源浪费和分配不平衡，限制了大型城市的发展，丧失了其长期积累的优势。以供电来说，目前中国60%以上的供电来自于火力发电。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那么煤炭的消耗和温室气体的排放也都会显著增加。从环境保护角度来说，分散精力物力发展中小城市会加重环境的负担。如果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就能使效用最大化。

（4）污染物排放

为了考虑城市发展的污染程度，主要以单位工业产值废水排放量、单位工业产值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单位工业产值烟尘排放量衡量城市污染程度。单位工业产值的污染物排放，证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工业的污染物排放比较低。

小城市的单位工业产值的废水排放量是特大城市的9倍，单位工业产值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是特大城市的11倍，单位工业产值的烟尘排放量是特大城市的13倍。同样的工业产值中小城市的污染物排放量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好几倍，而这就造成环境的恶化。

中小城市吸引的企业污染程度较重、规模小、效益差，如果大批更换环保设备，必然增加固定成本，很有可能就是会使这些企业盈利减少甚至无利可图。政府此时的主要目标在于发展地方经济，缺乏环保意识，牺牲了本地区未来的发展潜力。然而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却已经形成很强烈的环保意识，不管是市民还是政府，在市民的监督下，政府也会积极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督促企业向低污染甚至无污染方向发展，这也有利于提高市民的生活舒适度。

在过去改革发展的三十年中，我们饱尝由于污染造成的一系列问题，而如果继续发展中小城市，只会重蹈覆辙。所以我们应该吸取经验，重点发展大型城市，进一步促进技术改革和废物废水的循环利用，同时在保证中小城市的发展的同时，降低污染程度。

三、 观点总结

从上述几个方面，我们看到最突出的特点不是中小城市后发优势，更多的是后发劣势。相反，大型城市则由于城市规模呈现先发优势，即规模效应――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政府行政效率更高，资源消耗效率和污染排放效率更低。这些优势决定了大型城市更能解决好将要面对的问题，比如：交通堵塞问题、公共设施增加、增加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伴随规模优势出现的“城市病”，对于地方政府也是巨大的考验和挑战。但这并不意味就会抵消城市规模的优势。而且上述指标是城市发展很重要的问题，只要合理处理这些规模的负面影响，那么城市规模的净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既然我们无法忽视对于GDP创造、财政收入、劳动力福利还有环境友好程度上的各种优势，那么选择优先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以经济联系带动中小城市发展是比较合理的。

参考文献:

[1]Preparing for China’s urban billion.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arch 2009

[2]单菁菁、钟少颖：《中国城市科学发展评价》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

篇(6)

关键词：区域 适度人口规模 人口预测 江岸区

一、引言

区域人口适度规模的研究是区域的经济、社会、人口发展战略的基础。城市首先是产生聚集效益的人口集中区域， 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经济和科学文化的聚集效益。同时城市的用地规模、各种建筑和工程设施规模，以及生产力规模和消费力规模等均与城市人口规模有着密切联系， 因此城市人口规模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江岸区位于长江北岸，武汉三镇汉口一方的东部，全区土地面积64.24平方公里，总在籍人口69.7万人，常住人口89.5万人。近年来江岸区经济迅速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适度人口规模研究是区域进行合理规划的重要参考，是进行良好的区域规划和管理的前提约束。研究江岸区适度人口规模，对江岸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影响区域人口规模的因素

一个地区的适度人口规模取决于很多因素，区域人口规模研究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涉及到区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质量和实力需求诸多方面， 每个方面又包含着众多的影响因素， 这些因素既相互独立， 又相互影响。

（一）经济因素

经济发展对一个地区的人口规模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城市经济对人口规模扩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带来就业机会的增多，使区域内劳动力需求扩大，从而促进人口的集聚；二是经济增长带来居民收入的增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增强了城市对外的吸引力；三是经济发展要求城市空间的扩大，使得城市用地增加，城市化发展促进农业人口的非农化。

武汉市目前正处于工业的鼎盛时期，在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市场的作用自然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带动人口向城市聚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江岸区不能长期建立在大量的低成本的劳动力的基础上，知识经济和技术创新和高素质高成本的人力资源中心是区域持久发展的重要依托，也是武汉市引领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的关键。城市功能的变化会导致人口在区域内根据产业功能重新调整，同时这种结构优化会直接带来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成为限制人口迁入的重要因素。据此，可以预测江岸区的适度人口规模将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

（二）社会因素

社会生活条件及容量是影响区域人口规模的重要因素，城市区域的就业、教育、交通、用水、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现代城市出现的一系列“城市病”，表明城市的发展遇到了城市社会生活质量的问题，在进行适度人口规模预测时， 不仅要考虑现今的社会生活条件， 还需预测未来城市可能达到的社会生活条件。

对城市的社会生活投入不够，造成住房紧张、交通堵塞、水质下降、能源不足、教育滞后、人才短缺、城市服务落后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其后果是城市区域的社会生活的人口容量不断下降，这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

（三）环境因素

影响城市人口规模的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因素和环境质量两方面。自然因素中对城市人口规模起限制作用的主要是土地、水资源和能源，在确定其城市人口规模时就应该考虑水资源这一因素的限制；而在东南沿海城市因其快速的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要非常旺盛，建设用地资源则成为影响城市规模的重要因素。

江岸区作为一个开放式的区域来说，任何可通过市场交换的稀缺资源、商品，只要有硬通货，都可通过市场购买来补充，因而都不构成区域人口承载力的制约因素。而对于不可从区外购买的资源或环境，当地资源和环境的数量和质量则构成区域人口承载力的制约因素。

（四）区位因素

在确定区域人口规模时，我们还应从区位条件和区域中的社会经济发展规模出发，分析区域城市化水平和城镇体系的合理结构，确定本区位在城市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定其发展的合理规模。

江岸区在武汉市的核心区位决定了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广大空间，它将作为武汉市实现其华中地区综合大城市圈战略的核心地区，也就意味着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力度投入，努力发展该区经济，完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居民生活质量。因此，江岸区人口规模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区域适度人口规模也是随着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动态变化的。

三、江岸区人口适度规模研究

（一）土地适度人口规模

我们把江岸区土地资源承载力定义为：区域内所有土地面积除了难以利用和禁止利用部分外，在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该区域现在和将来可能承载的人口。

江岸区是作为武汉市主城区的核心城区而存在的，武汉市的人均建设用地约为120㎡/人，根据武汉市的平均指标，江岸区的土地适度人口规模约为53.5万人，这显然低于江岸区已有的72.3万人的规模。因此，作为武汉市中心城区的江岸区推行土地利用集约化，其人均建设用地明显低于武汉市平均水平，这里按照世界城市人均建设用地指标的83㎡/人计算，可推测江岸区的土地适度人口规模应不超过87万人。综上分析，江岸区适度人口规模大约在54万-87万人之间。

（二）水资源适度人口规模

水是自然界生命系统不可缺少的要素，是人类宝贵的资源。淡水资源虽然可以借助于水的全球循环而得到更新，但可利用的淡水资源总量可以说是相当稳定和有限的，这意味着随着人口增长、生产发展，淡水需求量不断增长，水资源是区域人口规模增长的重要限制因素。

武汉市作为百湖之市，虽然水资源相对丰富，但是可利用的淡水资源仍是宝贵的自然资源，近年来武汉市填湖开发也给水资源现状造成一定影响。两江交汇，湖泊众多，但武汉市人均用水量近十年来却一路下降，从2002年至今，武汉人均用水量由609吨降职390吨左右，降幅达36%。武汉市个人用水量为179升/人/日，低于全国居民用水标准180升/人/日。参考《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研究》的预测结果以及江岸区用水现状和特点，人均年需供水量约400m?，即全区人均用水1.1m?/人/日，从水资源可承载能力来讲，全区人口规模以60万-90万为宜。

（三）经济适度人口规模

以经济为着眼点，研究适合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适度人口，即为经济适度人口。

基于经济增长的适度人口规模，选取江岸区GDP、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口等经济指标，建立其与总在籍人口规模的统计回归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验证这些经济指标与人口规模的关系，并对模型进行修正。根据江岸区历年GDP总量的数据，在2000-2012年间，江岸区GDP实际年均增长率达14%以上，但江岸区GDP的快速增长是在基数较低的情况下实现的，伴随着基数的逐年加大，要保持如此高的增长率，其难度将越来越难。按照江岸区“十二五”发展规划（2011-2015年间武汉市GDP年均增长速度要达到12%），考虑到江岸区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假设2013年GDP年增长率为16%，以后每年GDP年增长率比上一年回落0.5个百分点。在此假设基础上，预测得到2013-2020年江岸区GDP值。利用上述推算得出的江岸区2013-2020年经济GDP数据，代入修正后的经济适度人口预测模型中，采用逐年移动推算可得2013-2020年江岸区各个年度适度经济人口规模数量，预测结果显示，到2020年，江岸区总在籍人口约为83.5万人。

四、结果比较与分析

某一地区的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规模更多地取决于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某种期望的或理想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标准。因此，无论是人口容量、还是适度人口规模，都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常数，而是一个变量。然而，在一定时期内某一地区人口容量和适度人口规模又是相对稳定的。

本文土地资源适度人口、水资源适度人口和经济适度人口三个维度对江岸区的适度人口规模进行了研究。从土地资源适度人口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江岸区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偏低，这与该区实施集约型土地利用密切相关，根据世界平均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推测江岸区适度人口规模不超过87万人，这与该地区常住人口89万人非常接近。

从水资源适度人口分析中，我们可以预测江岸区的水资源适度人口在60万-90万之间。这一角度与土地资源适度人口比较类似，但又不完全相同，它反映的是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对区域人口承载力的影响。

从经济适度人口规模的角度，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来对江岸区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在几项重要经济指标中，GDP对人口规模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相比于土地和水资源适度人口，经济适度人口灵活性更大，因为经济发展随着经济结构和产业模式的转变有着更为广泛的发展空间。预测结果显示，江岸区经济适度人口在80万左右，另外在加上非在籍的常住人口，这一规模将在100万左右。

五、江岸区适度人口规模发展战略及措施

（一）人口总量控制

城市人口的规模扩张具有惯性，如果对此听之任之，不加干预，则江岸区人口规模的膨胀可能还会持续下去，直到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和资源短缺问题，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必须采取综合手段，大力控制人口规模：一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自然增长；二是加快区域现代化建设，提高城市生存成本；三是加强社区建设，重点整治“城中村”。

（二）人口结构合理调控

江岸区人口结构的调整，重点应放在人口结构的调节置换方面，即抑制低素质人口的增长，促进高素质人口的增长，实现人口结构的动态优化。首先，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人口结构置换；其次，推动城市功能升级，实现人口动态优化；最后，实施第二次城市化，提升人口综合素质。

（三）人口可持续发展

江岸区要在新一轮的发展中取得优势，必须由自然资源依托型发展模式转为人力资源依托型模式，要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效地发挥其巨大的潜力，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一是确立人力资源开发的理念；二是构建完善的教育培训系统；三是增强城市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

六、结语

人口与城市持续发展的关系日益得到重视，人口适度规模是区域发展最为基础的人口环境。区域的人口发展，应该坚持科学发展观，在现代化城区的框架下，突出人口发展重于人口控制的理念，拓宽人口现代化视野，积极寻求人口总量控制与人口结构调整最优化、人口规模变化和人口素质变化最优化、人口发展和城区发展最优化，最终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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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瑞君 朱宝树 王大.开放型区域经济适度人口的研究方法及其应用[J].人口研究，2003（5）.

篇(7)

【关键词】 西部城市化 大城市 对策建议

一、西部城市化发展滞后的主要表现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和结果，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指标。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部经济的较快发展，西部城市化进程亦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是，与东、中部相比尤其是与东部相比，西部城市化发展仍显得明显滞后，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城市数量少，密度低，城市化水平亟待提高

2004年占全国总面积71.5%的西部，仅拥有城市171座，占全国城市总数的25.87%，每万平方公里仅分布城市0.25座；而仅占全国总面积11.1%的东部，拥有城市263座，占全国城市总数的39.79%，每万平方公里分布有城市2.48座。同年，西部共有城市人口（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下同）29398.62万人，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24.95%；东部拥有城市人口46763.54万人，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39.69%，西部仅相当于东部2/3。若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地区城市化水平，则西部城市化水平为28%，全国为41.2%，西部城市化水平明显偏低。

2、城市平均规模偏小，规模等级结构不协调

2004年在西部拥有的171座城市中，巨型城市1座，超大城市2座，特大城市6座，大城市13座，中等城市48座，小城市101座。若以西部所有城市为100，则巨型城市、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所占比重分别为0.59%、1.17%、3.51%、7.60%、28.07%、59.06%，大城市的比重尚不足10%，发展明显不足，而小城市比重超过59%，占绝对优势。从分省情况看（见表1），西部12省（市）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均不合理，垂直联系不连续，出现了断层。其中重庆、贵州、云南、新疆4省市有特大及以上规模城市而没有大城市，仅有2个小城市。这说明西部城市体系发育很不健全，在特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缺乏大城市这一过渡，各级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呈分散化的自我发展，缺乏联动效应。

与东部城市相比较，西部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不协调这一薄弱环节更加凸现。2004在东部拥有的263座城市中，巨型城市6座、超大城市7座、特大城市16座、大城市38座、中等城市95座、小城市101座。巨型城市、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所占比重分别为2.28%、2.66%、6.08%、14.45%、36.12%、38.41%，特大城市比重较西部高出2.57个百分点，而大城市比重较西部高出6.85个百分点，小城市比重低20.65个百分点。

3、城市经济实力相对薄弱

经过建国后50多年的发展，西部城市经济已逐渐成为地区经济的主体与主导力量，但与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城市经济实力不强。2004年，全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63350.67亿元，西部城市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4239.96亿元；东部城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9710.84亿元。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中，西部所占比重仅为14.84%，东部为61.04%，两者比重相差悬殊。西部、东部城市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4.11。2004年，有90个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00亿元，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13419.71亿元，占地级及以上城市的69%，但这90个城市中东部城市占了63个，而西部只有8个；5个超3000亿元的城市依次为东部的上海、北京、广州、苏州、深圳，均与西部无缘；23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万元的地级及以上城市，除了黑龙江的大庆与新疆的克拉玛依外，其余均是东部地区的发达城市。

二、西部重点发展大城市的原因分析

1、从完善城市规模等级体系看

表1 西部各省（区）市城市规模等级分布情况

目前，西部城市规模等级体系发育很不健全，大城市发展不足。2004年，若以特大城市为1，则特大城市与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之比，西部为1∶2.17∶8∶16.83，东部为1∶2.38∶5.94∶6.31，全国为1∶2.63∶7.2∶10.5，西部无论是与东部相比，还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城市规模等级结构都凸现出大城市发展相对滞后这一薄弱环节，使得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缺乏大城市的过渡，严重影响了城市整体辐射功能的发挥。

2、从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经济效益看

在我国，城市经济规模效益十分明显。在这里，我们着重考察我国西部地区城市经济规模效益情况。从人均产值效益看，2004年西部地区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人均工业总产值具有明显的差异。特大、大、中、小城市人均产值分别为16207.07元，8563.26元，6205.21元，5871.26元。若以西部所有城市的平均指标值8245.27元为100，则特大、大、中、小城市相对水平分别为196.56，103.86，75.26，71.21。不难看出西部城市生产效益随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长，50万以上的大城市超过平均水平，以下的中小城市低于平均水平，其中大城市是小城市的1.5倍。

再从土地效益看，城市规模效益尤为明显。2004年西部特大、大、中、小城市每平方公里工业产值分别为343.08万元，157.41万元，85.07万元，43.45万元，与所有城市的平均指标值113.22万元相比，特大、大、中、小城市的相对水平分别为303.02，139.03，75.14，38.38。

这表明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具有十分显著的土地规模效益，大城市是小城市的3.6倍（见表2）。若考察我国所有城市的规模效益，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见表3）。

表2 西部地区不同规模等级城市效益分析表

（注：（1）表中数据的统计范围均为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2）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5》整理得出。）

城市规模经济效益规律表明，在我国西部地区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资金短缺，经济效益低的情况下，为了加速地区经济发展，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必须集中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大城市，充分发挥大城市的优势和主导作用，积极培植地区经济“增长级”，以带动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和地区经济的高速高效运行。

表3 我国不同规模等级城市效益分析表

三、借西部大开发快车道，优先发展大城市的对策建议

1、实施“串点成线，以点带面”的城市开发战略模式

西部城市化水平低，城市数量少，密度稀的区情决定，城市的开发应选择“串点成线，以点带面”模式。既在特大及特大以上城市如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重点发展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贵阳、南宁、西宁等大城市，增强这些城市的吸引力、辐射力和综合服务的能力，使之逐渐成为西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通过这些大城市的发展，以重要的交通干线为轴线，继陇海―兰新重点经济带，长江上游成渝经济带后，重点开发呼包―包兰―兰青重点经济带和南贵昆重点经济区，加强四个重点经济带间的相互联系，构成合理的西部大开发空间格局。

2、立足西部实际，加快西部大城市的产业与经济的发展

西部大城市的发展应立足于西部具体的区情，因地制宜、结合优势产业，促进经济发展。如呼和浩特的乳品制造业，毛纺织业，包头的稀土加工独具优势，在呼包―包兰―兰青重点经济带，就应积极构筑以可再生能源开发与稀土精加工等新技术应用为先导，以能源工业，畜牧业及其毛纺、奶肉制品工业、商贸服务业等为支柱的产业结构。

3、加强西部大城市之间及西部与东、中部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协作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区际分工弱化，这种现象同样出现在城市之间。无论在工业化初期还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区域分工与城市分工都是客观存在的，西部城市必须认清自己城市的性质、职能与地位，在积极参与全球化分工的同时，加强西部城市之间以及与东中部城市之间的合作与联系，并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避免恶性竞争，增强联动效应加强区域间贸易往来，促进城市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世庆：西部地区城市化特点与城市化战略[J].开发研究，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