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过去十年，我国网络服务经济借助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宽松的创新环境异军突起，成为全球网络服务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实现了由传统实体经济向现代网络平台服务经济的跨越发展。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此衍生出的风险。一是畸形的定价机制。传统经济产业定价权始终掌握在产品和内容制造商手里，服务流通环节是在产品制造成本基础上增加服务附加值而形成的定价机制。而目前的网络平台服务经济发展模式则是服务平台商主导绑架消费者，制造商困于低价销售。这既造成了经济不能有效循环、良性发展，催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也不利于营造制造业由中低端向高端发展的市场环境。二是网络付费消费的机制不健全。由此滋生了各种深不可测的不透明商业模式，造成价值分配扭曲和价值泡沫化，使得真正的产品制造商和专业内容服务提供商难以获取实际的制造和创作价值，对网络服务望而却步。三是网络可信监督机制不完善。知识泛化成了不确定的模糊信息，原本希望通过网络搜索得到的精准信息定位和专业知识解答入口成为虚假广告的策源地，大众不得不擦亮眼睛、自我明辨是非。对网上假冒伪劣产品缺乏有效监督和惩戒机制，建立社会化监督机制势在必行。四是竞争性垄断现象严重。网络平台服务经济造就了少数大平台任性撒钱、垄断市场的格局，中小服务商难以独立生存，要么被大平台收购吃掉，要么因烧不起钱而破产。因此，现阶段的网络平台型服务经济形态应该被视为一种过渡性的新兴行业自发行为，并非健康良性的数字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的最终形态。当前，我国正逐步进入以数字经济为代表，以创新驱动为第一发展要素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继传统实体经济向网络平台经济跨越发展之后的第三个经济发展阶段，是一次新的跨越。这一时期的关键任务是修正企业主导的竞争垄断型平台经济弊端，构建以产业生态环境为核心的透明服务网络数字经济运行新格局。这种新格局更强调在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公共基础服务、公平价值交换服务贸易和社会化监督等方面的体系化和生态化布局，可以支撑价值分配更均衡、资源信息更透明、公共服务更公平、经济协作更高效、生产服务更专业、网络治理更精准、社会监督更穿透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今，国家已采取了一系列的网络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措施。中央深改委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的意见》，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出发，着力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监管制度、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制度。

把握数字文化经济价值高地，主动融入数字经济发展体系

一是积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推动文化数字化创新发展。文化是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是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资源，文化、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向和核心价值。过去，我国文化产业主体市场竞争意识不足，缺乏依靠科技提升竞争力的主动意识，导致在企业主导的网络平台数字经济发展阶段，传统文化产业难以形成集聚化经营资源和竞争优势。在当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节点期和机遇期，文化产业应积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调整发展方式，大力发展数字文化经济，加快推进文化数字化创新发展进程。二是主动融入数字经济发展体系，构建数字文化经济生态体系。文化数字化不是简单的文化资源和内容数字化加工处理，而是涵盖文化发展全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首先，要将优秀文化资源转换为具有网络经济价值的资产。过去较为普遍的做法是把文化遗产资源全拿过来，不分优劣、不谈价值地全盘转化，这是缺乏意义和效益的。文化遗产资源是整个中华民族拥有的财富，是全社会的和公益的。这些资源只有在有限权责下经过加工整理处理，形成可复用、可转换的资产，才会具有经济循环的产业价值。其次，要积极构建数字文化经济生态体系，形成数字文化经济健康发展的市场秩序。按照新型数字经济运行格局在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公共基础服务、公平价值交换服务贸易以及社会化监督生态化体系构建的要求，建立包含文化市场监管、数字版权保护、舆情风控与文化传播安全、文化服务信用和服务质量保障等功能的数字文化市场治理基础设施体系，推动数字文化市场治理现代化；建立数据隐私保护、社会公共文化资源服务等公共基础服务体系，将公共资源和个人隐私信息数据采集从各类互联网应用中剥离，统一下移至公共基础服务体系中；建立公平透明的价值交换服务贸易体系，保障产业生态中各方利益，打击垄断性定价，杜绝价值迂现；建立基于区块链的社会化监督及辅助管理体系，强化从业自律及社会化监督管理功能。

加强文化和科技融合创新，切实融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体系

篇(2)

中国创新增长新动能

作者：马化腾

数字经济已经占到中国GDP的30.6%，带来280万新增就业人口，占中国年新增就业人数的21%。毋庸置疑，数字经济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被视为撬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通过短短几年的时间普及了移动支付，跨越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信用卡时代。在一、二线城市，已经可以做到无须依赖POS机，一部手机就可以解决日常交易的绝大部分需求。

过去两年“互联网+”在中国落地生根。在金融、医疗、教育、交通、O2O（线上到线下）等领域中直接贴近消费者的环节，“互联网+”已经成为工具，或是改变着和用户的交互方式，或是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改变只是开始。就像“互联网+医疗”，绝不仅限于用手机挂号、打通医保支付这么简单。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数字经济推动了共享经济在更多领域的融入。物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通过数字交互完成分离。租用带来的便利，使得整体社会资源得到最佳利用和最大节约。

数字经济也在用科技构建凝聚社会的基础要素――信任。数字时代以前所未有的低成本、可记录、实时可查询等优势，为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构建数字信用。得益于数字信用，我们可以采购远在千里之外的各种物品，放心地搭乘陌生人的顺风车，方便快捷地得到金融借贷服务。

数字经济造就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最好时代。中国互联网企业生于草莽，长于丛林，成就了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尽相同的生态。去中心化的发展让数字连接下沉为基础设施，进而使得生态体系中的各个主体得以自发式高速成长。

数字经济接下来最值得期待的是与制造业的融合。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也是经济增长的脊梁。数字经济在贴近用户侧采用轻量级、小步快跑、高速迭代的发展模式，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应当有更加系统的规划，从顶层设计开始改变，由需求引发供给，通过云、大数据、柔性制造，让生产资料得到效率最佳的配置，真正让数据提升效率、爆发力量。

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数字经济不仅仅能提高不发达地区的经济产出，更重要的是能为不发达地区的人们带来种种改变的可能。数字连接之下，即便身处最偏远地区，也能够无差异、无区别地得到和一线城市同样的优质内容，能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教育、医疗、交易等最必需的信息，以更合理的价格卖出他们的农产品。这一点，对全球不发达国家很有启示。

篇(3)

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及物联网为核心技术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已经到来，全球各同都在全面布局这一轮新的科技和产业。《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已于近期，以智能制造为我国制造业未来发展主攻方向。制造业涉及几十个国民经济核心领域，是实体经济的基石，也是现代服务的基础甲台。虚拟经济则是实体经济的催化剂、放大器和资源配置器。两种经济形态在国民经济和同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又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相互促进。金融资本与信息数据、互联网与工业体系相结合是相加的关系，金融与信息数据、未米互联网与工业产业相融合，将会出现相乘态势，产生化学效应。

我们有理由相信，以现代科技为引领，以现代制造业为基础的新的产业革命，必将成为全球新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把互联网智能赋予到工业资产中去，在推进军民融合、深化两化融合的基础上，加快实体经济与互联网的全面融合，将会使当前这场产业革命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我们所工作和生活的世界也会更加色彩斑斓。

当前新军事革命以联合化、数字化、网络化为重要特征，在由现行机械化军事体系向未来信息化军事体系转型的过程中，军民融合也要适应新军事革命方向。

一是军民融合体系建设，特别是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要突破体系束缚，促进科研、管理、市场化等领域的军民融合发展，有针对性的进入战略新兴产业，我们选择了软件信息服务、信息安全、海洋信息、卫星导航等领域；二是转变能力模型，要按照市场核心功能管理军民业务，建立面向重点能力建设项目的军民融合试验点；三是机制生成和转化，要在国家战略部署指导下，探索建立符合实际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军促民、民参军”的激励政策和组织机制，探索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优化资源配置为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创造条件；四是军民融合人才培养，要从军民融合产业管理、研发、营销等不同岗位的需求特色选拨、任用、发展人才，打通人才融合渠道，激发员工创业、创新的热情与激情。

军民深度融合，未米的重要趋势就是在做到保密安全的前提下，打破行业壁垒、促进合理流动、开展公平竞争，逐步取消制约发展、阻碍竞争的各项约束。军工企业、国防体系必须更加具有创新力和和活力，要坚决去除封闭思维模式，引领行业发展方向，构建军民融合安全发展格局。

篇(4)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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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国内印机制造业正在以两位数速度下滑

机械行业有16个小行业，包括机床、印刷机械、阀门、发电站设备等，印刷机械排名处于倒数第二。分析原因是由于印刷机械行业正处于技术革命时期，也有人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

2013年，国内印机制造业的整体情况不容乐观，从运营角度来说是低运行，从指标上来说是负增长，这个态势在今年恐怕已成定局。我们分析统计的63家重点企业与去年同期相比，均为负增长，下滑速度达到两位数。今年上半年下滑速度已经是两位数了，第三季度统计数据也差不多。究其原因是市场没有大的新的增长点，由于企业现今的经济状况不好，再投入少了，再发展的能力差了。展望今年，印刷机械行业处于一个负增长、低运行的态势。

近日笔者参加全国机械行业分析会，了解到整个机械行业是下滑趋势，但是还没到负增长的态势。相较其他机械制造行业，我们的印刷装备制造业发展形势非常不好。笔者分析原因有以下4点：

1.在我们的行业中，低档产品仍然处于过剩的程度，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谓低档产品就是价值低、技术含量低、市场需求少的产品。目前，32%的企业依然处于低档产品同质化的生产当中。这32%的企业销售额仅占全国销售总额的1.5%，主要集中在浙江温州、唐山玉田、陕西渭南等地区，其中大多为小微企业。

2.我们还抵挡不住高档印刷机的进口，高档印刷机抢占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高端市场。根据海关统计数字，2010年高档设备进口额为22.9亿美元；2011年为25亿美元；2012年为24亿美元。从“十二五”计划第一年即2010年开始，进口量开始增加，突破了20亿美元。一个是反映了国产的高档设备进入市场太慢；第二反映了现在印刷市场对高档设备的需求增大。2010～2012年的进口统计数据表明，进口设备仍然以传统的胶印机、柔印机、凹印机、网印机为主，占70%。我们国产的高档设备占有率基本波动于5%～7%。2012年，平张纸多色胶印机仅占4.5%，可见，高档设备完全被德国、日本的设备垄断了市场。

3.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国内出口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出口额来看，2010年出口额为10.9亿美元；2011年出口额12.2亿美元；2012年出口额13.8亿美元。从数据来看，还是递增的。出口额中有60%～70%是出口到欧美市场，而金融危机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欧美市场。我们的市场不是多元化的，而是过度地集中在欧美，所以他们的经济波动对我们影响很大。很多行业都担心由于欧美市场不景气，我们慢慢退出市场，再往里进就很难了，所以大家呼吁中央重视这个问题，要坚守住这个市场，保持住来之不易的现有市场。另外，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也很大。从2005年到现在人民币升值了30%多，我们出口企业的利用空间越来越少了。温州很多企业反映不愁订单，但是不愿意接单，因为做了就赔钱。我们的数字喷墨印刷机、计算机直接制版机、切纸机这三大类设备的出口形势还是很好的，这恐怕是我们中国印刷设备的优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喷墨数字印刷机的核心技术我们是不掌握的，国内目前还没有突破。

4.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13年达沃斯论坛上表示：“政府不管的企业会成长得更快”。南有上海印包、北有北人，这是以前印机行业的两大龙头企业，而现在南北两大家在行业中失去了优势，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深化造成了目前的状况。这两大家对于行业统计数据的影响非常大。

正是由于这样的形势反映在印机行业，总的来讲，转型慢、收效差。笔者对当前统计在内的63家印机制造企业作了分析，转型的速度快慢、水平高低各不相同。但是，正是由于转型快慢的不同，水平高低不一，所以在企业之间拉开了差距，形成了两极分化。转型快、收效比较显著的有7家，分别是天津长荣、大族冠华、深圳精密达、浙江蓝宝、陕西北人、潍坊东航、中山松德。运行比较差的有16家，占25%；运行一般的有40家，占到64%，这40家企业目前还没有更大精力投入到转型当中，正处于一个求生的边缘。

传统与数字：互融互补，各自扬长

当前传统胶印机与数字印刷机，仍是“互融互补，各自扬长”的时期。因为大幅面数字印刷机也就是920mm规格以上的还没问世，所以传统印刷机仍保持着质量优、效率高、幅面大、批量大的优势。特别在包装装潢、商业印刷上表现尤为突出。而数字印刷机的幅面小，但对满足个性化的市场显示着巨大的优势。

平张纸胶印机里 920mm规格以下的胶印机受数字印刷机的冲击最严重。2010年，进口高档平张纸多色胶印机1290台，进口额9.6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42%；2011年进口1217台，进口额10亿美元，占进口39.6%；2012年进口996台，进口额8.2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34.2%。其中，四色以上进口的逐年增加，2009年进口223台，进口额2.6亿美元；2010年进口407台，进口额4.8亿美元；2011年进口416台，进口额5.6亿美元；2012年进口376台，进口额4.7亿美元。从这组数据能看到，我国对传统多色机的需求正逐渐向高端化发展。从2010年起，多功能、多色高档平张纸胶印机3年内平均每年进口399.7台，进口额5.1亿美元。传统胶印机仍是印刷业主流印刷设备，传统的高档多色胶印机仍然是印刷企业的主打设备。可见，胶印不是走下坡路，也不是“夕阳”。胶印机的发展有两个趋势：一是产品结构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快速度发展；二是与数字技术相融合，提升胶印机的水平。当然，如果兰达的大幅面纳米喷墨印刷机成功问世并形成产品化规模，会给传统胶印机带来毁灭式的冲击，但是我认为至少还需要10年左右。

我国传统厂商须走“两化融合”的道路

在国际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几大知名传统厂商都已经结合数字印刷技术开始了转型，最具标志性的发展就是互联网的革命。海德堡、高宝、曼罗兰做了两大工作：一个是积极地将传统胶印机进行数字技术的升级和融合，同时在智能化的技术上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所以他们将传统胶印机的技术、效率、质量做得更完美，更与市场结合。不放弃传统，而是将传统胶印机进行数字升级。第二个是与国际数字印刷制造企业联合进行技术创新，比如曼罗兰、海德堡、小森与兰达的合作。

国内的印刷设备厂商也纷纷进行数字印刷技术和智能化技术的研究，推动了我们传统印机企业也必须往“两化融合”的道路上走，两化融合就是“工业化必须和智能化融合”。

从海关统计数据来看，2010年引进数字喷墨印刷机23万台，其中小型的设备较多，进口额为 2.08亿美元。比2009年台份增长了91%，额度增长了43%；2011年引进了20.6万台，额度为2.4亿美元，较2010年从台份减少了10.4%，额度增加了15.4%；2012年引进了19万台，但是额度是2.44亿美元，较2011年台份减少了7.7%，额度增长了1.6%。从这组数据可看出，从最初一般性地引进数字喷墨印刷机，后来朝着大型化、先进化、高附加值的趋势发展。正是这种大量引进，对我们传统的胶印机冲击比较大，尤其是四开以下的小型胶印机。以前大族冠华、华光精工、威海印机做的六开、八开胶印机非常火，但是近年被进口的数字印刷机冲击很大。所以首先反映我们国内市场对数字印刷机的需求量大；其次反映出数字印刷机从最初的店面转向了生产企业；第三个是小型设备的转向大型数字设备。

服务经济时代 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

传统印刷与数字印刷的商业模式应该是一致的，都必须尊重用户的需求。针对的都是印刷市场，只不过是不同的服务对象，我认为共同点是都应该为供应商提供“增值”服务。也就是说当前我们国家倡导的服务经济的特点，我们过去的观念是认为售后服务是服务，实际上不是，售后服务仍然是产品成本的延续，制造过程、销售过程、用户使用时零部件坏了、保修等都是生产成本的延续，这不是服务，而是在弥补质量上的缺陷和设计上的不足，弥补不能满足用户的要求，这是本应该做的。

服务经济在美国发展很快，机器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占58%，日本达到15%，中国仅仅2%。产品经济讲规模效益，而服务经济既讲规模更讲范围。胶印机生产量大，服务的范围也要广。产品经济是靠产品的规模赚钱，而服务经济靠满足用户“缝隙”需求，不是大面上的要求。在美国，销售出印刷机以后，厂家会跟踪这台印刷机，看其是否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如果满足不了，再定制升级客户需要的内容。在国内，天津长荣已经提出定制生产的概念，并且已经提上日程进行研究。定制生产虽然对供应商来说难度很大，但是能够更大程度地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样既给用户创造了价值，也给自身增加了价值和收益，达到了双赢的局面。这就是服务经济的特点。

对于涉足数字印刷领域的传统印机制造厂商，笔者有一些忠告和建议：

1.当前一定要树立新的服务经济的观点，从市场的缝隙中满足客户的需求，做到双赢。

2.传统印刷机械制造商一定要与科研所、高等院校、高科技的企业结合，做好“协同创新”。协同创新的提出是由于当前国际上技术创新的速度加快了，互联网高速发展，所以企业组织的边界被打破了。由于技术创新突破了传统的线性链条和封闭的模式，应该呈现出非线性的、多角色的、网络化的、开放性的特征。中关村的科研公司如雨后春笋，就是因为很多企业研发外包。这样一来成本才更低、速度更快，这是很多跨国公司发展技术的经验。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了新的数字印刷机的研究，而数字印刷机绝不是传统印机厂的优势，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没有更雄厚的资金，所以应该更新原有的科研开发的观念，改革技术体制，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的市场机制。天津长荣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9个方面的技术引进，很多都是与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台湾的企业合作研究的。

3.在产品质量的稳定可靠上，传统印刷设备供应商要不断地下功夫，尽快地规模化生产高档印刷机，注重工艺制造水平的提高、关键技术的攻关突破以及生产过程的信息化技术，确保产品进入市场以后的稳定可靠性。

篇(6)

近年来，国际金融、国内金融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我国早期的金融学教科书所教授的内容是从国内金融向国际金融延伸；而在国外的金融学教材中，每一个国家的国内金融是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来看，后一种理解可能更为合理——将世界看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不同国家承担的角色以及不同国家之间所产生的联系是不容忽视的。

在这个大的视角之下，需要对传统国际金融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研究领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研究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过去国际金融重点研究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货币制度等，但发展到今天，研究侧重点可能应做出调整。

二、国际金融重点问题研究的新方向

目前应当抛弃在短期内会产生超主权货币的想法，仍应以世界多元货币体系为研究对象。多元货币体系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同时也存在各国货币政策应如何协调配合等问题。

第一，应关注近年来数字货币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其对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产生的冲击。在数字货币1.0时期，创造单一国际货币的设想迅速遭到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抵制，例如，美国、英国、欧盟等。原因在于创造超主权货币对其他国际货币会形成挑战。货币代表着权力，而且代表了国家主权。在2021年举办的博鳌论坛上，有专家对中国数字货币的发展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看法，一是发展数字货币不应冲击货币主权，二是数字货币使用领域应限定为消费和零售。这是符合货币本质的。

数字货币2.0版本则基于不同的主权货币创造了一个稳定币。在此基础上，又创造了类似SDR的一个货币篮子，基本维持了现有的货币格局，只是运用了新的货币载体，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沿着这个思路研究下去，对研判国际货币的未来以及人民币今后的发展都将非常有价值。虽然短时间内无法创造出一个超主权货币，但是当主要储备货币以一个篮子的形式组合起来，在实际运行时，就出现了一定的超主权货币的特征。这些货币都是可自由兑换的，例如，在欧洲使用美元是非常方便的。这就意味着数字化的美元在欧洲也可以使用，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超主权货币的特征。

由于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因此存在被孤立的可能性。我国应加快人民币可兑换改革和国际化步伐，否则在疫情结束、数字货币普遍使用之后，人民币可能处于不利地位。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二，应关注国际收支与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联系。过去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探讨，例如，不可能三角理论等。但实际经济运行不像理论描述的那么简单。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对国际收支变化和国内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需要深入研究。特别对于中国来说，很多因素会对我国产生很大影响。过去对于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关系的研究，较多是从实体经济的角度出发。在这个大架构下，资金的流动承载着实体经济因素的流动。而根据IMF的研究，在本世纪以来的二十年中，各国之间的贸易差额在逐渐缩小，但国际投资头寸在增加，其原因是需要研究的。如果这一趋势确实存在且正在发展，那么国际收支和一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需要重新探讨。

第三，应关注国际金融的治理体系问题。世界在不断变化，二战后形成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世界银行为主要支柱的国际金融架构已不再有效并需要改变。改变的方向可从近年来各国倡导的提议中看出一些端倪，例如，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在推出时是一种新的国际治理机制，是基于价值观相同、互相认同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即成员经济体对人权、竞争中性等问题看法相同。而这一特征在传统的治理体系中并不突出。

类似的协定层出不穷，例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我国已表态参与，美国也表态参与，这代表着一套新的体系，与二战后形成的体系不同——从美国主导转变为由多个国家和多项因素共同决定。虽然美国在其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但之前近乎一家独大的格局已不复存在。在全球多元化的格局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在国际上推广了代表中国心目中“良治”的全球治理体系，其具体内容仍需不断充实和丰富。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理念要能够被全世界所接受，要与现有的理念和制度安排相协调。目前，我国所做的阐述还不够，未来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

篇(7)

    字化车间的建设思路,提出数字化车间的建设模型及相关考虑因素,并对数字化车间的应用前景进行展望,力求为现代企业转型、两化融合的建设提供些许参考。

    1 数字化车间的形成及意义

    1.1 制造业车间应用管理的演化过程

    当今社会不断高速发展,科学技术以及管理也随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工业化以来加工制造行业在技术应用以及管理中得到了几次大的变革,我们从社会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在工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每一次有力的变革都会给工业水平带来较大幅度的提升,笔者经过分析将制造业车间应用管理的演化过程总结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手工作业、单一生产;第二阶段是工业技术引入、流水线规模生产;第三阶段是信息技术引入、信息化辅助生产;第四阶段是信息化与工业化结合,实行两化相互融合。

    1.2 数字化车间的建设意义

    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会带来工业发展的长足进步,充分践行两化融合概念的数字化车间也不例外,通过数字化车间的建设,解决企业核心环节的两化融合问题,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工业技术的优势,使两者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一方面更好的发挥信息化平台优势,发挥信息技术的指导及决策分析作用,改进工业流程,指导并促进工业水平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各种工业技术对信息化的支撑和基础作用,做好数字化车间的建设,已逐步成为现代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2 比较实际的建设思路

    2.1 建设思路的整体考虑

    数字化车间的整体建设思路,应该从实际出发,以信息技术和工业技术的应用为手段,以改善工艺流程、提高生产效率为目标,建设符合企业实际,切实提高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数字化车间。

    2.1.1 数字化车间的建设范围

    数字化车间的建设范围,应当以企业实际业务范围为主,业务涉及的加工制造、物流、管理和维修等环节均应纳入数字化车间的管理范围,即数字化车间应该是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需涉及车间业务的方方面面,这样才能发挥各个环节的联动作用,提高整体水平。从数字化车间的整体建设范围及规划上,应当通盘考虑,应用到业务流程的每一个环节,使车间业务的点、线、面各个层次均纳入管理范围。

    2.1.2 数字化车间的建设模型

    数字化车间的建设,应当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工业控制技术的优势,以建设高度自动化和高度智能化,尽可能降低人工参与的自动运转的制造车间为目标。通过智能设备、自动化技术、自动识别技术、AGV 等技术的应用,实现实体设备的自动控制和运转,通过信息技术的数据采集、信息传递、监控和广播等技术的应用,进而实现将整个车间建设成一台结构合理、动力充沛的自动运转的机器的数字化车间建设目标。

    2.2 可用技术探讨

    2.2.1 数字化车间的网络建设

    数字化车间的网络建设是串联各项业务,使之互相协作的保障,根据目前技术的发展,需要配套建设的网络环境包括工业以太网网络和工业自动化网络,以用于支持工业现场设备、模块、系统等等之间的通讯和关联。

    2.2.2 数字化车间的应用技术考虑

    技术进步是推动企业发展变革的原动力,数字化车间的建设也是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依托,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的应用而使科学技术为生产服务,将技术进步转化为实际的生产成果。通过前面对网络建设及硬件支持的分析,综合考虑数字化车间的建设模型,可以将建设数字化车间所需的基本技术手段总结如图4 所示。

    2.3 数字化车间建设中需注意问题

    任何事情的全面实施都需要进行全盘考虑,针对问题的多面性需要进行全盘考虑,在进行数字化车间的建设的过程也必当如此,这样面对数字车间的建设过程就能够更加清晰的给予认识,在建设的过程中就不会因为小问题而给整个项目带来损失,笔者针对整体过程中所出现问题进行总体分析,认为在此期间所需要格外注意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①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安全生产问题;②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分析问题,切不可盲目照搬和教条主义;③在项目建设中需要分析技术可行性问题;④发展创新问题。

    3 数字化车间应用展望

    为进一步推 进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水平,通过数字化车间的建设,在基础的工业单元层面对信息化和工业化进行有机整合,实现两化融合的科学发展。可以说数字化车间的建设不仅是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更是两化融合的发展要求。 从国家两化融合的发展规划可以看出,数字化车间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的必

    然产物,是新时期工业化进程中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切入点,数字化车间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不仅适用于制造行业,更可因地制宜的推广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多个行业,为国民经济发展助力,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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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杨海成,江彦,丁常彦,白云川. 跨国精英关注中国“十一五”制造业信息化大势[J]. 中国制造业信息化. 2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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