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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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篇(2)

关键词: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西方经济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5-0015-02

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庞大,然而庞大的理论体系中也会存在内在的联系和区别。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是用来分析理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很好方法。因此本文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视角来比较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得出对理论体系发展有利的经验。

1 文献综述及评论

国内外相关学者对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已经做了一定量的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有以下几个:

(1)着重于阐述其方法论的思想内容:Carl Matheson(1996)系统地从历史主义的研究共识――库恩的科学革命结构中的范式到研究方案――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再到研究传统――劳丹的科学进步理论三个方面阐述了历史主义的思想源流和历史沿革,其中包括理性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Richard Harter(1998)则从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科学的历史及其合理重建、波普尔的划界和归纳、哥白尼与托勒密的实例、牛顿对科学标准的影响五个方面阐述其思想。张高荣(2004)认为科学哲学的每一步发展都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产生了影响,而拉卡托斯则是在当代经济学家中曾经最受欢迎的哲学家。卢旺林(2006)则通过比较拉卡托斯和波普尔的理论形象地科学研究纲领比喻为一部温情的“达尔文式”进化论。

(2)其方法论在各领域的应用:在经济学领域中,Spiro Latsis主编的《Method and Appraisal in Economics》(1976)是这一方法在经济学中的最早应用。随后马克・布劳格也在《经济学方法论》(1980)一书中,利用研究纲领这一分析工具对经济学理论史作了更为详尽的考察和评估。任静静(2008)通过对库恩和拉卡托斯的基本观点和理论的比较,以及应用其理论解释西方经济学说中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关系,得出拉卡托斯的理论在解释有继承性的学派时更有说服力。对于其他领域的应用研究有波动说和微粒说两个纲领竞争的历史,爱因斯坦纲领和洛伦兹纲领的竞争历史问题等等。

(3)对其方法论的批判和肯定,库恩(1982)认为拉卡托斯所要求的“实际历史”只是一种神话,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实际历史只不过是实际被写出来的历史,改进它的办法就是使之适应更多的经过解释而已被人承认的事实,其它的改进办法就是重新解释现有的材料基础或加以扩充。那种要按哲学理论去重建历史的作法有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林定夷(2008)批判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所体现的“混沌的整体主义”,认为拉卡托斯过于强调研究纲领的硬核不受检验,使得科学理论的检验活动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意义。杨玉成(2003)则认为拉卡托斯的方法论作为经济学研究纲领的工具,面临许多分歧和困境,但它确实有助于理解经济学或特定经济理论的结构。

在进行文献综述的过程中还发现关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一般集中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的比较、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的演变和研究方法、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及其政策主张、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理论和均衡理论等等。如罗嗣红(1996)在比较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均衡理论时得出两个理论的研究目标都是社会总供给等于总需求,但是两种理论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前者强调动态均衡,总量均衡与结构均衡并重,适用于各种体制;而后者则侧重于总体经济均衡,讨论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市场的均衡,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谭加劲、金剑峰(2006)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哲学与经济学、自然科学与经济学、假设前提的逐步放宽、国家与市场等方面研究了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叶航(2003)在研究效用理论时从两方面分析了“序数效用论”和“显示偏好论”对“基数效用论”的替代存在的逻辑缺陷,并认为如果效用无法计量,那么支撑整个现代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假设――“效用最大化”就将失去科学的根基。

通过以上综述不难发现,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的视角理清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内在联系和区别,无论是对于更好的理解科学研究纲领还是对于更好地把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是必要的。

2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简述

拉卡托斯在批判吸收波普尔、库恩的科学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试图把证伪主义和历史主义融合在一起,从而抚平历史主义和科学哲学之间的裂缝。在其方法论中对于科学和伪科学的划界问题十分重视,并积极主张理论的竞争。

2.1 对归纳主义方法论的批判

归纳主义主张把知识的获得、科学理论的形成等都唯一地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只有通过感性认识和经验得到的知识才是可靠的。要求在观察时摒除头脑中一切先入为主的见解,未经事实证明的命题不能成为科学的理论。拉卡托斯则批判了这种偏激的论述,他认为任何外部影响都会对科学的认识产生不正确的影响,无法说明人们为什么选择某一事实进行认识和观察。

2.2 对证伪主义方法论的批判

证伪主义方法论否定了归纳主义的理论来自观察事实的累积的观点,认为科学是一种猜想或假设。在证伪主义看来,衡量一项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时看它是否提出了“可资利用的实验和数学的技术来指定某些陈述为潜在的证伪者”。然而拉卡托斯对其标准提出了质疑,认为通常遭到反驳的不是整个理论,而只是理论的某一个条件或方面。

2.3 对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的批判

库恩范式将科学革命理解为从一种范式指导下的常规科学向另一种范式指导下的常规科学的转变。在已有的范式下会存在反常,当反常越来越多时原有的范式就面临着危机,就可能发生科学革命。拉卡托斯认为在库恩的理论中,常规时期的一种范式占据统治地位排斥了理论的竞争,有可能导致强权即真理。因此拉卡托斯的理论强调理论间的竞争,反对一种理论统治一切。

2.4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核心

为了解决波普尔和库恩所未能解决的问题,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该研究纲领由一个“硬核”、一系列“保护带”和“正面启发和反面启发”构成,其中“硬核”代表着一项研究纲领的理论的根本特征,是不同理论的根本区别。硬核的存在决定着一个理论体系的存在,因此如果接受一个理论,那么该理论的硬核是不容许怀疑的。“保护带”是围绕硬核而提出的一系列辅假说与前提条件,保护硬核不受到经验事实的否定。当反常出现时,人们通过调整和改变保护带的内容,使理论与事实重新相符合。“正面启发”是指导研究者应当怎样做,起积极推动作用。“反面启发”是告诉研究者不应当这样做,起保护作用。此外,该方法论认为一种研究纲领理论通常是指带有某种共同思想的理论集合体,而不是个别理论。

拉卡托斯认为进步的代替停滞或退化的研究纲领,然而判断进步与否的标志是这一研究纲领是否预见到了新的事实。也就是说“在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导致发现迄今为止不为人们所知的新颖事实,相反,在退化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只是为了适应已知的事实才构造出来的”。

3 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视角比较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理论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存在着许多分支,笔者将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综合派、新制度经济学再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演变。

在最早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厂商具有一个在成本约束下的生产函数,其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按照其理论,在MC=MR时,产量达到均衡产量,此时平均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并且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但是此时的新古典理论是在完全竞争市场这一假定前提下做出的,完全竞争就成了市场资源能够有效配置这一命题的保护带。然而随着市场的复杂化,垄断问题日趋明显,这一命题在预见新的事实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因此需要对该命题的保护带进行重新调整。张伯伦和罗宾逊等人针对市场上存在的垄断问题,提出了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厂商行为理论。他们认为,厂商的垄断地位使他们能够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在原来的得出的产量的基础上,如果厂商继续扩大产量,平均成本仍可以进一步降低,但此时已达到均衡产量,很明显厂商不会在平均成本最低的水平上进行生产,也就是说,资源没有达到最优配置。仔细比较可以发现这一命题并没有否定新古典研究纲领,而是修改了完全竞争的保护带,引导其一步步吸收各种新的经济事实,向前进步。后来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派”,也没有改变新古典经济学的硬核部分,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了假定条件。因此依旧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中。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硬核及其保护带的看法有多种,总的来说硬核是存在于该理论中恒定不变的内容,使它成为与其他理论系不同的理论。

其后科斯、诺斯等人提出的新制度经济学虽与新古典经济学从表面上看,具有不同的内容,但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人的硬核部分还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中的各种制度做了重新考察,并把理论的正面启发引向了制度形成和效率等研究中。因此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讲,制度经济学并没有否定新古典经济学,也没有与之形成竞争,或者说他们是同属于一个总的研究纲领的。

通过同样的比较,也不难发现凯恩斯主义的研究纲领也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纲领有着基本相同的硬核,如完全竞争、一般均衡等等。所不同的依旧是其保护带以及由此引出的正面启发。不难发现凯恩斯把乘数、消费函数、货币投机需求等作为保护带,引导人们研究有效需求、国民收入等问题。

由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理论这一总的研究纲领,由于保护带的不同可以产生出不同的正面启发,从而形成不同的理论学派,适用于不同的研究方向。这样更加说明了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需要不断地根据内外部的因素对自身的保护带以及正面启发部分进行调整,以产生出更多的分支理论,扩大理论的适用范围,保证理论不会停滞或退化。

4 结语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虽然能够很好地解释不同理论学派的相互联系和区别,并提出了在理论竞争中发展前进,但其方法论仍然存在很多缺陷,因此对于其方法论的缺陷的研究将是以后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Carl Matheson.Historicist Theories of Rationality.The Stand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1996.

[2]Richard Harter.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3]任静静.库恩与拉卡托斯哲学比较及在经济学说史中的应用[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8,(4).

[4]托马斯・库恩,金吾伦.跛子与瞎子:哲学和科学史[J].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2,(2).

[5]罗嗣红.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均衡理论与凯恩斯总体经济均衡理论的比较[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6,(5).

[6]谭加劲、金剑峰.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J].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2006,(3).

[7]张俊山.经济学方法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8).

篇(3)

关键词：思想史；经济；范式规定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2－0026－02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经济思想史要提升科学品质，研究方法上必须要有范式规定”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综合各位名家及众多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可从理论和操作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从理论的角度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遵循的指导思想、研究体系、研究方法及服务目标

（一）以为指导思想

作为最先运用理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第一人，胡寄窗先生笃信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的指导意义，并应用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实践，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认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如果不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正确地运用思想，许多的历史事件就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其亲身经历验证并加深了其对这一点的认识，比如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认识就是依据的基本原理解决了一直困扰的问题。

而另一位名家叶世昌先生则提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以为主导”。

赵靖先生则具体明确地提出：“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就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研究经济思想史中的运用。”

在老一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之后近些年来也涌现了一股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分析古代经济思想的思潮。资本主义思想也在逐步影响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二）迥异的研究体系

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采取何种体系有两种迥异的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时不要以不适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框框来套中国经济思想史，摈弃传统的受西方经济思想史影响的“商品―资本”研究模式，而采用与之相适应的“地产―地租、赋税”的研究模式；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则必须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为基础，编写经济思想史所采取的表达方式应是通过现代的经济术语来分析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

胡寄窗先生从多个方面阐述了以现代的经济术语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系带来的好处。比如在正确用词方面，他提出了“必须以近代经济范畴为基础并兼顾旧有特点的体系来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即用现代语言诠释古代语言，使两个时空连接在一起。

（三）理论研究方法

1．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

胡寄窗先生指出：“所谓对比分析，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就是把各种经济观点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并加以分析批判。”他认为各类经济范畴进行对比是可能和必要的，同时，对比分析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他最终得出结论：“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这样做，有时甚至必须这样做。”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政治经济学前史》就是运用此法的实例。

叶世昌先生也指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参照西方经济学。但不要用所学得的经济学知识硬套中国的经济思想，不应对前人的经济思想做出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从中国社会的特点出发，从研究对象的实际理论和主张出发，而不是从相承的某种模式出发。”

香港树仁学院宋叙五教授提出的两个时空完全不同的社会如果经济发展程度相近会产生相近似的经济思想的观点，则把中国古代某个时期的经济思想与西方某个时期的经济思想紧密联系起来。这又是一种推崇比较分析的观点。

现今又出现了通过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从中找出中国经济思想史与西方经济学差距的文章，并且这种现象几乎成了潮流。也有学者认为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分析古代经济思想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2．与现代经济理论的融合

一种意见应将古人的思想停留在原有水平，用古人的语言来解释；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将古人的思想拔高到现代水平，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方法来考察和分析，即“古人思想现代化”。

胡寄窗先生提出“古人思想现代化”，一方面遵循严格的历史性，另一方面要运用现代科学观点、概念、术语和语言准确论述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应有的思想和行动，而不能无中生有、牵强附会。他指出，真正正确而恰当地将“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要经过三个必需的过程：一是“转译”；二是“对口径”；三是“加工”。他的这一观点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研究的总指导方向。

当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界的许多学者在努力使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融入现代经济理论之中，为现代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历史基础。比如，北京大学的石世奇教授提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概念欲望和稀缺与先秦各家的经济思想的基础相联系，山西财经大学的毕世宏认为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产业经济思想促进中国目前比较完善的产业体系以及经济的高速增长等。

（四）服务目标

经济思想史研究必须为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事业服务，这是中国思想史界的共识。

武汉大学的郭笑撰博士主张引进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数量分析、边际分析等方法以及运用最新的研究手段特别是网络资源。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应该本着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成为宏观经济的理论支持，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以史为鉴。

安徽师范大学戴家龙副教授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文章中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本质上是不断对中国经济思想典籍进行的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要真正融入现代经济科学之中、在现代经济理论之林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取决于其对今天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的影响能力。”

当前将古代经济思想与现实经济结合起来考察的“古为今用”之作不断涌现。

二、从操作的角度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具体方法

（一）以人物来编排

编撰经济思想史的通常方法是根据时间、年代顺序整理研究人物思想，据此编排章节结构，另外附以点评。在分析人物时可结合多种因素，如人物的其他思想、观点，其所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其经济思想的源泉与影响等。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了解经济思想发展进程，但也有一些缺点：首先，不确定性因素很多，比如理论的延续性、观点的持续变化、结论未完结、经济学者有待历史考验；其次，由于人物数量、思想素材很少，经济理论发展的面貌难以全面反映；再次，由于能够建立完整理论体系的经济学者、学派数量极少，历史的完整性难以依靠此方法获得。

（二）根据热点（或重点）问题编排

即按时间顺序以某些热点（或重点）问题为专题，然后归纳综合与此相关的探讨观点，据此编排章节结构。

其优点是由于不受时空的限制，信息量大，较为客观。但最大的缺点是不能从庞杂的思想素材中梳理出有价值的理论与科学研究成果。

（三）因循发展的线索，展现发展的过程

“写经济思想史，不能偏重于技术性的观点综述，而应着重梳理有价值的思想形成和演变的轨迹。”我们要从浩渺的思想资料中按照历史发展进程整理、合理表现出理论史的线索，并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和工具作理论分析和评判。

赵靖先生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分期，必须也只能按照自身的特殊矛盾性来划分，而不能机械地搬用其他历史学科的分析方法。”按照中国经济思想史本身的特殊矛盾性和具体历史特点，他认为可以把中国经济思想史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三大阶段。其中，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阶段可分为中国封建经济思想形成的时期、中国封建经济思想支配的时期；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又可分为近代初期带有某些资本主义倾向的经济思想和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没落两个时期。

这种方法要把握两点：一要“还原历史”，而非“制造历史”。即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客观地反映考察对象的历史内容，而不能主观臆断；其二，要史、论结合。不能仅仅限于整理历史资料和描述发展流程，还需要进行理论分析、评价阐释。

“历史的方法是通过总体考察、归纳和类比分析，从诸多复杂的现象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范性。如果从这一方法论要求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材料和研究内容就有一定的限制，思想材料必须能够提炼出理论要素，可以归入一种理论线索或理论体系。”

总之，虽然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界长期存在着众多研究者及相应数目的理论和观点，但在这个领域，当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显示着蓬勃的生命力，研究领域在不断延伸，愈加呈现出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多学科交叉和其他学科融会贯通的特征。我们深信，作为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构成部分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研究方法、理论范式、学术体裁等方面会有更大的飞跃。

参考文献：

[1] 程霖，刘甲朋．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思想[J]．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7）．

[2] 叶世昌．谈谈学习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J]．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1）．

[3] 赵晓雷．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论纲[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2）．

[4]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J]．学术学刊，1986，（3）．

篇(4)

一、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逐步加快，各类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壮大，主体之间的“所有制边界”越来越模糊，体制内的矛盾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微观利益冲突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制度的关注程度正在逐渐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得不大量增加对体制与机制的解读，进而推演经济制度的量变与质变。尽管说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符合理论认知的一般逻辑，但是，过多的现象解读很可能误导或弱化学生对“经济制度”这一核心理论的掌握。比如，在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兴奋点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会保障、公平效率、价格机制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命题上，而对于这些体制机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热情。这种现象经常导致教学过程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先讲制度后讲体制，把体制看作是制度的实现形式，很少有教师能够在讲解体制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受到课时量和教学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师都安排了较多的课时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问题，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与质变，以及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变化等重要理论命题则“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解读。在一些经济学科排名较高的“211学校”中，由于课时充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稍显缓和，但是也同样面临着“体制重于制度，现象多于本质”的教学难题。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定位等，但是从教学角度看，最直接的问题还是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面对“有限的课时、复杂的背景和庞大的理论体系”，讲好这门课的关键在于：凝练教学目标，归纳内容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体”教学法，即确立“意识形态教育、方法论教育和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导向确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意识形态定位

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学目标？这不仅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还要取决于社会需求以及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从学科地位来看，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对此目标，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应归口于思想政治学科，而不应该放在经济学科。这种认识最主要的误区在于对意识形态教育的界定过于狭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学科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任务，这一界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而且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以西方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中国学生和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都很推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注重分析工具的运用，而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其实，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效用价值论和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体，其解释力集中表现为：以稀缺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配置为核心，进而说明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确实没有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但是整个理论体系无一不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识形态教育，正相反，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由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不仅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应该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首要目标，科学地凝练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对劳动价值论、阶级性和经济制度的专业解读。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方法论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国内大部分财经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课。作为基础课，传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学目标的重中之重。对于应该讲什么样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现有的教材版本来看，大部分教材倾向于对马克思科学抽想法的解读，而对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带而过的方式。科学抽想法固然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却不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认识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都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课程的开篇增加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基础地位。此外，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传授分析工具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育的重心。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解没有错，但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整体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性，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对分析工具）的解读必须联系整体认识局部，不能断章取义。这就要求在讲授过程中，首先要给学生建立前后关联的整体思维方法，让学生在整个逻辑体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运用和作用。为此目的，在方法论教育方面，既要注意专业术语和分析工具的讲解，还要注意思维方法的传授。

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中的理论知识定位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是理论知识教育。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的基础和载体。没有理论知识教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就是空中楼阁。同时，所谓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都要融于理论知识教育当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课时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能通过精选凝练，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经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地解读马克思的部分理论内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论发展，这种方式已为国内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经济思想的升华。马克思经济理论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除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其立意深远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理论知识升华经济思想，则很容易陷入“解释力困境”。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教育不仅要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还必须包括经济思想。

五、化解教学困境的几点建议

1.内化意识形态教育。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对资本主义部分的解读基本贯彻了马克思的研究逻辑，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的解读则缺少对劳动价值论的贯彻。基于此，解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特别是经济制度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分析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进而突出劳动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凸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别和创造性发展。

2.推动方法教育与理论体系的融合。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课程，还应该是一门方法论课程，学生希望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识”意义的认识方法。基于这样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强调“专业术语”、“分析工具”与“思维方法”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教育。为此目标，一方面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专业术语的规范性，既要反映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又要反映相关应用学科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学生增强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矛盾运动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让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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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推翻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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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说史 教学改革 应用型人才

经济学说史是我国高校经济学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我院将经济学说史开设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二年级的目的在于经济学几千年来的发展历史及演变过程，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客观性和社会性，又由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大一已经开设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大二再讲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放在经济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与其他经济学家的思想进行对比，这样有助于学生构架出完整和客观的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有助于学生更宽泛的去理解“西方经济学说”内涵，但在施教的过程中，由于存在主客观原因，教师和学生都面临着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故笔者提出有针对性的教学改革思路，以期对提高高校经济学说史课程的教学效果提供一些帮助。

一、建立课程目标与创新目标的统一性

经济学说史贯穿了古希腊至今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大量的时间、人物、事件、著作信息纵横交错，内容庞杂且理论性极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优势在于有夯实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对课程中“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商品的价值”等概念有清晰地认识和掌握，劣势在于无法达到课程延展性的要求，具体体现在西方经济学的整体脉络，经济学家的其他经济理论的延伸，都需要经济学的知识点基础，构成经济学体系的建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对国家政治环境的建立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任何经济理论和政策都是基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例如：重商主义是主要研究国家贵重金属储备对国家财富的影响，那个的社会环境强调中央集权国家对经济完全干预，把金银看成财富的唯一形态，再从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经济理论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延伸到发展自由贸易，进行国际分工，对收入分配、工资福利的关注，从微观经济到宏观经济后，我们又看到凯恩斯理论指导的政府干预主义。而这些社会经济现象，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才逐渐展现出来的。反过来看，政治对经济又有着巨大反作用力，表现在指导或者制约经济的发展。

二、开展“学生主导”教学体系改革的实践探索

作为地方院校，正处在应用型转型的进程中，教育人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大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和探索思考能力。笔者结合经济学说史的课程特点，通过对知识的理解与概括、创新思维的培养、时间技能的形成三个阶段的运行，采取三个实践方法。

（一）教师平面导入、学生立体输入知识。

建立教师是帮助学生导入内容的角色，而不是满堂灌的机器。通过视频思考、案例讨论、再回归课本三个方位的知识输入，建立眼、耳、口三个感官的知识传导。结合经济学说史教材的特点，篇幅较大，内容庞杂繁琐，徐盛在学习的过程中往往会陷入大量历史任务和事件的大海，分不清主次，辨不明重点。因此，影响学生学习该课程的积极性。笔者根据这样的特点，帮助学生建立以时间节点为轴，环绕理论对比学习的方法。时间分为了：1、前资本主义社会（是古希腊、古罗马等奴隶制时代的经济学说）；2、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的古典时期；3、19世纪初到19世纪60年代（是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4、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是马歇尔等边际革命理论）；5、20世纪40年代之后的百家争鸣时期。同时，为学生梳理“核心线索库”。该线索库分为：时间线索轴、人物线索谱和理论线索库。其中时间线索轴分为5个主要坐标点；人物线索谱主要列举几个时期核心经济学代表人物和重要观点，并且每学习一个观点，采取“车轮碾过法”与上一个人物观点进行对比，不断循环，强化对知识的记忆；理论线索库就是建立经济学理论的脉络，将时间和人物填进去补充理论的建立。建立这样的线索库对学生来说，是学习的辅助材料也是掌握知识的图标，对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动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学生主导讲课、教师深入发散。

安排重点章节采取学生分小组讲课，老师补充深入的方式进行上课。小组按照查找资料、制作PPT、上台讲课、回答问题四个任务进行分工，自己先内部消化知识点，然后上台自己讲课帮助班里其他同学学习知识，老师随后进行点评，并补充重要的知识、深入课程难点；采取这个方法，首先锻炼学生团队协作能力，上讲台发挥能力；其次对于其他同学，一个章节的知识有两轮学习的机会，知识内容有助于深入和巩固。对于讲课学生来说，通过查阅知识、小组讨论，上台讲课对讲课章节的内容已经有了宏观的认识，并且会形成问题部分，教师在随后的深入发散中，既可以对讲课同学的问题做出针对性解答，也可以分享更多的信息给其他同学。整个班级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互相学习的氛围，这样更有助于学生主动发掘问题，解决问题。

三、结语

笔者认为，要顺利实施教学改革，并达到预期的目标，首先，教师应主动转变教学理念。在经济学硕士课程教学中贯彻培养“创新应用型人才”教育理念，使该类课程培养的学生能更好的适应市场的需要。对于经济学说史课程知识的积累，教师要不断地更新升级自己的知识体系，结合当前的政治经济局势和理论发展的前沿，在学校培养人才的总目标下不拘于固有的思维努力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转变教师主导的教学方式，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经济知识素养和为社会服务的意识。

参考文献：

[1]陈孟熙.经济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张榆琴，李学坤.关于《经济学说史》过程化考试改革的探讨[J].考试周刊，2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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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概念；宏观调控；中国范式；理论价值

学术研究应该带有本国的文化特色，应该与国家大的环境息息相关，对于我国来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范式一直以来都是很多理论研究者所追求的目标，经济领域的研究也同样如此，而我国所进行的宏观调控正是极具我国特色的经济现象，对其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可以从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经济管理的差异性出发，进一步的认识宏观调控的重要意义，从而更好的理解我国的经济体系。

一、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之间的差异

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突飞猛进，宏观调控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重要意义已经逐渐被人所认识，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宏观调控已经在进行第七轮的发展，在这个漫长的发展和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发现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有着十分巨大的差异，这体现在管理过程中的多个方面上，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宏观调控作为一种管理制度并非是市场的本质特性，而是在市场外部所形成的，而我国把宏观调控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2）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宏观经济作用在经济体系的各个层面上，但是不应该包括经济体系原有的结构，但是对于中国的宏观调控而言，却是着重强调宏观调节对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作用。

（3）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我国在实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和政策也不尽相同，前者主要通过财政和货币来达到调控的目的，而在我国还会采取行政手段等来保证宏观调控的顺利进行。

尽管目前对于宏观调控的认知还存在着很多分歧，但是在世界金融危机大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却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这无疑提醒我们我国宏观调控极具理论研究价值，对我国构建起完善的经济体系大有好处。

二、宏观调控这一概念的形成

在改革开发之前，我国对市场经济的控制主要通过任务计划或者命令等对市场生产者实行直接的控制，而在改革开发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开始发生转型，与此同时我国对市场经济的控制手段也在发生了变化，宏观调控的作用也渐渐的展现出来。在我国进行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从最初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宏观调节，到中期的控制，再到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 “这次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必须同加强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必须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纪律的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五管齐下，进行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最终完成了概念的形成，并且在不断的进行完善和进步，可以说宏观调控是我国经济转型的产物，因此极具中国特色，并且不仅能够实现经济总量的控制，还对我国经济结构有着很好的把控作用。

三、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意义

从上文笔者的论述中不难发现，我国的宏观调控是具有我国特色的，与西方经济管理有着极大差异的经济行为，并且有着巨大的实际作用，使得世界对于我国如何通过宏观调控度过经融危机十分的关注，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宏观调控最大的理论意义就是形成了宏观经济管理的中国范式。

第一，中国宏观调控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呈现出独特的认知路径。首先我们要明确宏观调控是我国特有的概念，并不存在于西方的经济理论当中，而是在我国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宏观调控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产物，是基于中国经济现实的理论总结。

第二，中国的宏观调控行为植根于东方社会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一条中国式的经济、政治、文化线索决定了宏观调控通过目标和手段体系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尽管我国在改革开发开始之后，经济形成一片大好，但是仍然无法否认，我国的经济发展还存在很多不平衡的现象，这些都需要依靠宏观调控对市场结构的控制。其次，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经济方面有其特殊逻辑。由于市场经济除了往往带来更加激烈的竞争以外，还会带来权力的分割和转移，因此，我国不仅要保证经济的发展以外，还需要考虑各项因素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

第三，中国的宏观调控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这套理论隶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我国从改革开发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完成了经济的转型，已经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并且合乎我国发展的要求，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我们不仅能够保证经济不收外界经济危机的重大影响，也会展现出更好的发展前景和更为旺盛的生命力。

第四，中国宏观调控的研究方法同样具有差异性。方宏观经济学不同流派有关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大都基于几个隐含的假设，例如：宏观经济管理制度的特性、宏观经济管理的目的、宏观积极管理对市场结构的作用等等，不过对我国的宏观调控而言，这些假设的问题并不存在于我国的经济体系当中，因此，我们在借鉴西方经济管理经验时，应该充分的考虑到其理论意义在我国的适用性，做到合理的筛选和利用，使得我国经济能够获得更大的进步。

四、结语

我国的宏观调控所有显著的差异性都是无法从现有的理论框架中直接得到解释的，中国宏观调控具有明显的新范式特征，是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现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行为，有着自身的特殊逻辑。因此，我们说宏观调控形成了经济管理中的中国范式，我们对其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满平，黄文彬，黄应刚. 宏观调控政策运行机制、绩效评估和转换策略选择[J]. 经济学动态. 2011（03）

[2]张志敏，冯春安. 中国宏观调控理论的演变、纷争与挑战[J]. 经济学动态. 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