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资源市场化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医疗资源市场化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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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卫生；过度市场化；政府

2014年7月8日总理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指出，人的健康是发展的动力。健康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力之一，与公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国家和政府有责任保障公民的健康权益。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与社会起点的公平密切相关，医疗卫生改革直接影响了国家的稳定发展。但当前“看病贵”的形势依然很严峻，真正普惠于民的医疗卫生体制还未真正得以实现，群众对医疗卫生改革的呼声很高，本文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医疗卫生的过度市场化和商业化。政府应该明确其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的角色和定位，尤其是在基本医疗领域的主导角色，避免过度市场化和商业化。

一、医疗卫生的市场化、商业化演进

计划经济时期，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合作医疗制度覆盖了绝大多数人口，医疗卫生设备、设施等大体来源于政府和各经济集体的投入，药品价格也被有效控制，大多居民看得起病、吃得起药，医疗卫生的公益性比较高。但医疗技术水平低、发展缓慢，医疗机构人员积极性低。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制结构由公有制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形式。20世纪80年代，政府医疗改革主张放宽政策，放权让利，自膨胀的医疗机构的管理越来越转变成企业化的管理方式，各医疗机构之间由分工协作步入了全面竞争，医疗机构成为拥有独立经营意识的利益主体。商业化的医疗卫生体制使财政负担得以减轻、医疗卫生事业得以发展、技术服务水平得以提高、供给能力得以提升，以及医疗卫生服务人员工作更加具有活力。

二、过度市场化、商业化的消极影响

医疗卫生市场的竞争日渐激烈，理论上讲，市场竞争的进行能够促进医疗卫生行业的发展，使得医疗医药机构的运转能够更加有效，最终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降低医疗卫生服务的费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的倒数第四（188位），这样的排名无疑是对医疗卫生事业市场化的一种抨击。医疗卫生的过度市场化和商业化使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公益性逐渐减弱，其追求的主要目标逐渐变为经济利益，甚至公立医疗机构的社会公益目标也在淡化。医疗卫生领域的市场化发展使得医疗服务费用不断增加，市场化的政策趋向把人民推入一个尴尬的境地。“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群众要看病，医疗卫生成本自然而然转移到了群众的身上，个人医疗费用负担重，“看病贵、看病难”、“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层出不穷，医疗卫生资源供给的公平性低下。

三、医疗卫生过度市场化、商业化导致消极影响的原因

从1978年至2002年，中国卫生总费用从110.2亿元增加到5684.63亿元，期间政府投入的总费用在逐年递增，但政府要节约开支，医疗卫生的市场化和商业化正好能起到减少政府的支出的作用，政府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百分比并不高，在医疗卫生的行政管理和财政投入中，中央政府的统一协调职能也不断弱化，地方政府愈来愈承担更多的责任，药品的生产和流通也全面走向商业化。医疗卫生改革的市场化表面上看能够减小政府开支，可是政府投入比例小意味着医疗卫生机构需要依靠创收来维持其运转和发展，甚至是用创收来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医疗机构需要支付部分的医疗机械设备等成本，同时，由于市场化带来的竞争，许多医疗机构都争先恐后购置更为先进的设备和仪器。如此一来，医疗卫生机构只能在市场化的大潮中通过创收来站稳脚跟，因而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并未得以真正的解决。

四、中国的医疗卫生要避免过度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建议

（一）增加政府投入力度

政府投入力度的不够促成了医疗卫生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发展，但由于激烈的竞争和利益的驱使，市场化不像理论上那样理想化和完美化，过度市场化的消极影响最终由公民买单。政府应该增加对医疗卫生到绝对投入，同时，考虑到医疗卫生日益重要的地位，还应该提高医疗卫生投入在政府总投入中的比重。

（二）政府需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中占据主导角色

医疗卫生具有外部性和专业特殊性，其中，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专业的医疗卫生人员和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关系，过度市场化会使医疗卫生机构与普通公众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医疗卫生是民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投入更加关乎广大群众的健康权益，而这些方面由政府投资是最具经济效益的，同时，为了真正保障公民的健康权益，不可能将医疗卫生全权的交给市场，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中，政府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

（三）引导医疗卫生服务的市场化发展

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需要政府站稳脚跟，但在非基本医疗服务方面，市场化是医疗卫生服务得以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种有效方式。只是，市场化的过程需要政府适时的引导和纠正，以防止过度市场化酿成的消极后果。非基本医疗服务方面，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而政府需要做的就是鼓励商业医疗保险等的发展，提供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严厉打击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非正当竞争等等。政府鼓励其发展，但同时要守护好群众的健康权。

参考文献

[1] 张茂松.医疗保障中的政府责任研究――兼论我国医疗保障中的政府责任缺失[J].经济经纬，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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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改革；市场经济；竞争；政府

一、 研究背景

近些年来，医疗改革逐步成为当前社会的一个焦点话题，且因为涉及到民众的利益，所以可以说是备受关注。现阶段，我国的医疗状况是不容乐观的，看病难、看病贵、医务工作者不能很好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等都是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在这样的形式下，倡导医疗改革，提出应对医改困境的措施势在必行。而且，我们也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党和国家政府推出了备受关注也备受争议的新医疗体制改革方案。

二、医疗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医疗改革涉及到老百姓的生老病死，涉及到老百姓的健康水平，涉及到解决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医疗改革就是要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意识，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解决老百姓看不起病、看病不方便的困难。深化医疗体制改革，探索建立符合国情的医疗制度体系，解决民众面临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不仅仅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同时还能有效推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医疗体制改革符合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它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三、医疗行业目前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医药卫生服务体系，但是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中的不足。当前的医疗改革依然还面临很多突出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大，农村地区公共卫生和社区医疗水平较为落后；医保制度还有待健全，扩大覆盖范围，提高保障水平；医药流通领域发展不成熟、不规范，药品市场价格过高，民众买药难；对医院的运行和管理不够严格，制度不健全，弱化了公益性的医疗机构；有待健全卫生投入机制，改变单一的办医体制，逐步向多元化发展过渡；政府医疗卫生事业支出较少，与当前国情相符合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尚未建立，难以解决民众所面临的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现状。此外，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逐步加大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和自然生态环境发生改变等，这些都将成为影响医药卫生工作的重要因素。

在供给层面上基本形成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是现行的医疗卫生行业的显著特征。行业限制基本没有，也没有出入门槛，各种资本纷纷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市场需求决定着新进入资本的布局以及服务目标。无论是公立的医疗机构还是公共卫生机构，都逐步采用了企业化的运作和管理模式，独立经营、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方式。同时各医疗服务机构之间也逐渐形成了全面竞争的态势，市场供求关系成为了决定医疗服务价格体系的关键因素。与供给层面的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不同，在需求层面，医疗卫生服务需求逐步演变成为了私人的消费品。相比较于城镇地区约占半数的覆盖人口，医保制度的农村覆盖率只占到了农村全部人口的10%左右。

商业化和市场化是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基本趋势。这样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点优势：一、竞争机制发挥作用，提升整个医疗服务行业的竞争意识，提升整个医疗服务行业的服务质量；二、各种民间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全面提升了医疗服务领域的供给能力，更多更大的的医疗服务机构出现，改善提升了行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此外，所有制结构上的变动、管理体制方面的变革以及多层次的竞争，有助于提升医疗服务行业的运转效率以及医疗服务机构和工作者的积极性，推动医疗体制改革向好的方面发展。

但不能忽视的是，商业化、市场化的发展走向其实是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背道而驰的，这直接导致了强调社会公平性的医疗服务和注重宏观效率的卫生公共投入等措施的功能被弱化。它具体表现在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品性质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医疗卫生服务的宏观目标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

四、对策：政府主导，充分引入竞争、放开医疗市场，合理调配医疗资源

根据完全竞争市场模型，市场的资源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会达到优化配置。医疗卫生事业也可以逐步走向商业化、市场化。降低医疗市场的准入门槛，开放准入机制，从政策上对进入行业的资本予以相应的优惠支持等措施，吸引民间资本广泛进入，并通过竞争机制的作用，促使医疗服务机构通过提升内部运转效率、服务能力以及从业人员素质来提高生存能力以及行业供给能力。但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性、自动性、自主性的经济，谋求物质利益最大化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直接目的。在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引领下，市场竞争的结果必然是“两极分化”的情况。要避免这种情况，就需要“社会看得见的手”，如法律制裁、行政约束、道德谴责等对经济行为进行约束和制衡。因此，在未来的医疗改革中，各地区各级政府应该作为主导，领导医疗改革。在明确政府职责的前提下，重新构建政府、市场、医疗机构等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

根据新的医疗改革方案中的内容：“坚持政府主导，强化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的责任，加强政府在制度、规划、筹资、服务、监管等方面的职责，维护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促进公平公正。”可以看出，政府必定会在未来的医疗改革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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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公共教育；公共医疗；资源配置；行为失当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our country economy has made the very big progress， but the government caused in the public education and in the medical service resources deployment's behavior originally should improperly along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improved gradually the education and the medical condition's worsening， this was mainly the government too pays great attenti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educate and in the medical reform marketability leadership，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dual structure” reasons and so on disposition resources.

key word: Government; Public education; Public medical service; Resources deployment; The behavior is improper

前言

教育和医疗是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两大民生问题，是人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现代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有学者形象地把它们比作社会这辆高速奔跑的大车的两个轮子，一个管公众的生命安全，一个管公众精神与灵魂的健康发育。如果基本医疗和教育得不到保障，很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领域，人们少有微词。单就公共医疗而言，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个背景下，公共教育和医疗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和完善，但结果却令人失望。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评估，中国是世界上公共资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但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状况却恶化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政府在公共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状况与经济发展的脱节，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

一、政府过于强调经济发展，对教育和医疗有所忽视，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投入不足

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这里的“发展”本应是经济社会全面的进步。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它一切都要让步，包括生态环境、职工权益、教育和公共医疗。对于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总是希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蛋糕越做越大，其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改善，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社会各阶层共享时，它们才会得到改善。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尽管政府从未公开说过公共教育、医疗不重要，但从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看，它们不是政府关心的重点。

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就世界范围而言，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和国外相比，我国教育经费及其占GNP的比例很低。1991年至今，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有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没有达到4%这个比例。

由于片面追求对经济增长，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不足，教育和基本医疗经费增长跟不上规模快速增长和质量提高要求的问题日益严重。以九年义务教育为例，我国并没有真正做到“免费教育”，因为投入不足，许多农村地区依然存在严重的“上学难”问题；而高等教育也同样面临经费困难，学校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导致高校“高收费”、“乱收费”现象相当普遍。医疗方面，同样因政府投入不足，催生了医疗高收费乱收费，医疗成本更多地百姓担负，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医药费用让不少人无力求医、覆盖率极低的医保制度使大部分群众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而使社会公平性失衡……

在公共医疗投入方面，从医疗卫生总费用这一国际指标来看， 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26%，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比例为2.25%，而我国1996年的比例为2.36%，2000年下降到1.71%。这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支出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比例是极不协调的，至少没有保证趋势上的一致性。这和国际上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在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个人医疗支出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换句话说，过去这些年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居民个人负担的。

二、政府对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缺乏清醒认识，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上的市场化导向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公共产品领域是市场失灵的一大表现。

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必须由政府提供。按照萨缪尔逊的公共产品理论，教育、医疗都属于公共产品。义务教育是纯粹公共产品，就是高等教育，虽然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同时，它又有着非常巨大的正外部效应，比如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进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提高等，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公共医疗同样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实现社会公平、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收益是不可分割的，也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教育和医疗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在教育医疗的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同时，还必须看到，医疗和教育不单是公共产品，而且涉及到公民的教育权和健康权，维系着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而，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功能就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遗憾的是，教育和医疗事业的特殊性，这些年并未得到我们的政府的重视，这导致我们这些年来教育改革、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基本走的是市场化道路。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商业化、市场化取向已经显现出严重后果，带来诸多社会矛盾。以医疗改革为例，20年来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策略，导致医疗卫生事业丧失了其公共品的本质，甚至沦为赢利的工具，一再暴涨的医药费用让普通百姓承担了过于高昂的医疗成本。和医疗市场化方式改革失败一样广受诟病的，还有市场化征兆明显、追逐经济利益的冲动十分强烈的教育事业。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是过高的教育成本几乎完全由民众自掏腰包，收费节节攀升，上学难的问题日益困扰着整个社会。把公共产品和准公共品的运作完全托付给市场机制，必然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败。

教育和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失败，证明了以市场化方式配置公共教育和医疗资源行不通。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真正并有效发挥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医疗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度性的措施，强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对教育和医疗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配置，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 政府摆脱不了“城乡二元结构”思维定势的局限，按城乡分割的“双轨”制配置资源，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极不合理

在义务教育方面，本来，义务教育作为纯粹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不应因地域或个人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只负担城市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农村、农民自己负担。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后，把原来由乡镇负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责任收归为“县统筹”，但由于我国县级财政不平衡，60%左右的县级财政无力保证义务教育支出，农村义务教育进本还是农民自己负担。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形成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分治格局。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体现城市人的利益。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格局虽然发生了明显变化，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已经有较大改善，但在现实社会决策中，“城乡二元结构”划分的思维定势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其关键性体制因素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定势，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上存在极大的差距。

在医疗资源配置上，据调查，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5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投入是8亿农村人口的6倍，显示出政府在公共医疗方面的投入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从医疗卫生投入来看，1998年政府投入的医疗卫生费用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医疗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基本解体，绝大多数农民成为自费医疗群体，在没有医保、医药费用迅猛增长、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为1：6的状况下，看病就医大大超过了农民承受能力。据卫生部基层卫生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农村36%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去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去住院，有不少农民一旦有病只能听天由命、自生自灭。

当然，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的种种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府也正在着手进行一些政策的调整。虽然这样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政府走出指导思想的误区，充分认识到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其进行公平合理的资源配置，加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我们完全可以在教育和医疗事业上再造辉煌，使人民群众的教育权和健康权切实得到充分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樊勇明，杜莉.公共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教育部财务司编.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3]世界银行.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4]范柏乃，来雄祥.“中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05，（4）.

[5]杨东平.教育产业化争议辨析.南方周末.2004.10.13.

[6]徐印州.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业财政支出问题的思考.财政研究.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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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保险 改革 可持续发展

1 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情况

我国的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包括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两部分。这项制度实施几十年来，对于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减轻职工的个人和家庭负担、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也日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①医疗费用国家和企业包得过多，负担沉重、管理不善、缺乏有效的费用控制机制，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浪费；②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窄，服务的社会化程度低，部分职工的基本医疗需求得到满足与医疗资源浪费的现象并存，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不统一。由于原有的这套医疗保险制度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甚至阻碍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国务院于1998年12月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以下称《决定》），部署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要求在1999年内全国基本建立新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决定》颁布以来，全国各省市以“低水平、广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为原则，加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各省市基本上都根据实际建立起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框架，成立了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社保基办），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并由社保基金办负责审核并选定了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和定点药店，拟定出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及相应的管理办法等。在基本医疗保险之外，各地还普遍建立了大额医疗费用互助制度，以解决社会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之上的医疗费用。

2 确保医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医改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政府的责任，向中低收入的患者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通过市场化推动外资和民营医院向高端发展，为有支付能力的高收入阶层提供高档服务。只有不断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才可充分体现其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政府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卫生服务市场的参与者，通过发挥宏观调控职能，运用行政和经济手段，监督和调控有竞争的卫生服务市场，规划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约束医疗费的上涨，引导医疗市场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

2.1 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降低医疗保险风险

基本医疗保险是整个医疗保险的基础，是职工应普遍享受的医疗保障，也是医疗保障体系的基本制度，体现社会公平性的宗旨。只有全民参保才可使医疗费用在全民中分担，降低医疗保险风险。同时降低医保道德风险，提高医保抗风险的能力，使医保能够稳定、健康向前发展。

2.2 建立第三方购买制度，约束医疗费用的上涨

在现有医疗保障制度下，参保者在寻求医疗服务时，比如：大额门诊、门特等还必须缴纳全额医疗费，然后再向医保机构报销。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后果，即这些参保者在就医时还相当于自费者。若有拒付，则由患者自己承担，医保管理者的工作重心在于控制病人，而不是控制医院的行为。本来，民众缴纳保费给医保管理者，是希望他们成为自己的经纪人，代表自己同医院讨价还价。但是，现在的医保管理者成为民众的“婆婆”。

几年的实践证明在市场体制中，政府要想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完全有新的招数。就是让医疗保障管理者扮演好医疗服务第三方购买者的角色。把医疗服务中传统的医生-病患的双方关系，转变成为医生-病患-付费者的三角关系。当人们把医疗费用预付给医疗保障机构之后，医疗保障机构就可以以集体的力量，成为医疗服务市场上的具有强大谈判能力的购买者，从而有能力运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约束医疗费用飞速上涨，确保医疗服务的质量与价格相匹配。

2.3 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统筹规划医疗资源的配置，建立健全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医疗卫生费用主要来源于百姓个人，因而个人医疗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较大。百姓个人在医疗服务机构的选择上享有比较充分的自由，医疗资源的配置主要由医疗服务市场力量(也就是病人的流向)所主导，俗称“钱随着病人走”。市场力量主导的结果必然导致医疗资源向医院(尤其是级别高的医院)集中、向城市集中，而与此同时农村医疗机构和城市基层(社区)医疗机构的市场份额必定偏低，相应地其能力建设也必定遭遇困难。这对于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可及性的公平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同时也驱使大多数病人涌向医院，尤其是级别高的医院，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影响了医疗体系运行的效率。

从政府投入的流向来看，政府卫生投入也越来越倾斜于大医院，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无看病。虽然政府的资源已经非常有限了，但主要还是用于补助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医院，尤其是高级医院。以社区为基础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无论是乡镇卫生院还是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很少。这一点并不奇怪。在市场化力量主导资源配置的大背景下，人满为患的医院有充分的理由向政府要求获得更多的补助，以资助其改善设施，提高能力。行政级别高的医院，在行政体制内更具影响力。随着医院能力建设水平的提高，它们也就越具有竞争力，越能吸引更多的病人，也就越来越拥挤，从而也就越有理由要求政府进一步追加补助或投资。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建立健全社区医疗卫生体系，直接向社区居民提供基本的、费用低廉的医疗服务。

2.4 建全医疗保险的监督体系，抑制医疗市场中的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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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启动，其改革的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和市场化。经过二十多年的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问题主要表现在：

其一，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医疗服务公平性的下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卫生费用不平衡。占全国人口2/3的农村居民只拥有不到1/4的卫生费用，而占人口1/3的城镇居民享有3/4以上的卫生费用，而且农村居民占卫生费用的比例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东部地区的人均卫生费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二是医疗保障的可及性低。近八成农村人口和近五成城市人口――亦即全国近3/4的人口尚未参加各类医疗保险，在遭遇疾病风险的时候无法得到政府的扶助。

其二，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严重。医疗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医疗服务价格的增长和卫生费用的增长极为迅速，大大超过了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据统计，从1989年到2001年，按当年价格计算，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39.3%，而在同一时期，平均每一门诊诊疗费和日均住院费则分别增长了96.5%和99.8%。

其三，医疗卫生服务和卫生投入的绩效低下。有关卫生统计表明，虽然中国人口还在增长，但医疗机构的门诊量却在下降。2003年全国医院和卫生院门诊总量为20.96亿人次，比1993年减少了1.09亿人次。但同期城乡居民的两周患病率却从140.1%提高到143.0%。另据统计，2002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增至5.24%，2003年超过5.4%。但尽管如此，居民综合健康状况却没有明显的改善，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一些卫生、健康指标甚至恶化。

其四，卫生资源的布局与结构不合理，资源浪费与短缺现象并存。我国的卫生资源约80%集中在城市，其中2/3又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一些高精尖医疗设备的占有率已经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明显过剩。而医疗机构为了收回投资成本和追求高收益，随意对患者使用大型医疗设备，乱检查、重复检查的现象时有发生，加重了患者的负担。与此同时，市县以下公共卫生机构特别是一些农村的医疗卫生机构却缺乏一些基本的医疗设备和条件。

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以商业化、市场化为走向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将市场经济的原则移植到具有公益性质的医疗卫生事业中来。二是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管理责任缺失：如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卫生资源的配置极不合理，对医疗卫生机构缺乏有效地监管等。

二、要解决我国医疗卫生体制中的问题，既不能继续沿着完全市场化的方向继续走下去，也不能走回头路，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医疗卫生体制。必须根据我国国情，在总结以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体制。

一是要明确医疗卫生的基本目标定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所能提供的医疗卫生资源是有限的，但社会成员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确立合理的医疗卫生的基本目标。要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使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不断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目标定位，坚持这一目标定位，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是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一般来说，在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坚持了公平，就会影响效率；讲究效率，就会有失公平。但两者不是绝对矛盾的，也有相统一的一面。如果经济活动的规则公平，制度完善，管理科学，是能够同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计划经济时期，在我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用占GDP3%左右的卫生投入，大体上满足了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不少国民综合健康指标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绩效十分显著。因此，在我国未来的卫生体制改革中，应理直气壮地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

篇(6)

一、行业的市场规模巨大，但是市场化发展前景不明朗，处于行业转型与改革期

1. 中国的医疗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巨大，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

2. 2000年之前，中国医疗卫生行业管理体制严重限制了医疗服务行业的市场化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目前面临改革压力；

3. 2000年，随着《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颁布和实施，中国医疗卫生行业的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

4. 随着中国医疗卫生行业的体制改革，中国的医疗服务行业成为资本追逐的热点，越来越多的资本已经进入或准备进入中国的医疗服务行业。

中国医疗卫生市场规模巨大，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中国人均卫生费用和总的卫生费用支出逐步增大，从1978年至2000年间，卫生服务弹性系数平均为一点二，也就是说，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百分之一，卫生总费用相应增长百分之一点二。

据预测，中国的医疗市场有望继续高速增长

1. 人均卫生费用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成正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国家，人均卫生费用较高;

2. 我国卫生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中处于一般水平，有望继续提高;

3.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人均卫生费用将继续增高，在全国人口保持增长的情况下，我国整体医疗市场规模将持续增长。

二、中国医疗卫生行业管理体制长期以来禁止非国有资本对行业的营利性投资行为，限制了行业的集团化与产业化发展

2000年以前，中国的医疗卫生行业体制的部分特点：

1. 国家、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国有机构投资建设医疗机构，并不断给予财政补贴和其他支持;

2. 严格限制非国有资本对医疗机构的投资;

3. 规定所有医疗机构为非营利性机构（除极少数的诊所外），获得收入只能进行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再投入，不得用于投资回报;

4. 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享受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土地优惠等方面的政策，同时价格受到严格限制。

通过对营利性资本的行业禁入政策以及医疗机构收入分配、价格的限制，失去了行业的市场化运作基础，限制了行业的产业发展及投资热情

三、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已是箭在弦上

行业体制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医疗卫生行业的发展。医疗行业的开放，有利于建立市场竞争体系，提高资源配置、行业运行效率和服务能力，将是医疗行业改革的方向。

四、2002年，《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颁布实施拉开了医疗卫生行业体制改革的序幕

2002年，《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中的部分规定：

1. 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医疗机构按机构整体划分。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医疗机构的经营目的、服务任务，以及执行不同的财政、税收、价格政策和财务会计制度。

2. 营利性医疗机构是指医疗服务所得收益可用于投资者经济回报的医疗机构。

3. 营利性医疗机构根据市场需求自主确定医疗服务项目，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

4. 营利性医疗机构参照执行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和有关政策。

文件的颁发和实施，使投资于医疗行业获取收益在国家政策层面得到许可，同时营利性医疗机构可以自主确定服务项目，自主确定服务价格，照章纳税，使医疗行业具备了产业化发展的基本条件。

五、随着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医疗服务行业成为资本追逐的热点，大量资本已经或准备进入医疗行业市场

由于医疗行业极具潜力的投资机会，国内一些知名的企业及投资机构，如上海华源集团、德隆集团、清华紫光、大鹏、联想集团、新希望集团、大连实德集团、伊利公司、中信集团等均有意在医疗行业投资。

国内外的金融机构也极为关注医疗行业的投资动向，一些知名的医疗机构获得了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大额授信。德国、新加坡等政府，也在极力促进本国医疗机构在中国医疗行业的投资。

预测，中国卫生体制改革过程中将逐步引入市场化资源配置手段，以撮高行业效率，丰富医疗服务层次

发达国家医疗产业改革动态

一、世界先进工业国家的医疗制度

世界先进工业国家的医疗制度非常接近，只有美国有显著差异，但都有不同程度问题，一直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努力寻求医疗服务市场上的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的平衡点。

一方面，希望能够确保医疗的平等与质量。另一方面，希望能够提高医疗体系的医疗效率。

美国

美国医疗制度变化：最初的完全市场机制作用――政府与第三方逐渐介入医疗服务市场――重新强调加大市场机制的作用转变。

美国政府强调私立医院的发展，对公立的公益性医院的重视不够，这就导致了医疗总支出的增长速度很快，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而用于公共卫生的支出只占总支出的3%,在单纯强调医疗产业的市场化后，美国的基本医疗保障受到影响，医疗卫生机构为了追求利润，一味加大新药研制和针对疑难杂症研究的投资，忽视了大多数人的基本医疗需求。

英国

英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与美国相反，政府提供了所有医疗福利，但是政府也明显感觉到了巨额医疗投入带来的财政压力，正逐渐向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转变。

英国的医疗制度改革

・原有的国家卫生保健服务体制：国营的医疗体制。

存在的问题：医生属于国家公务员，收入采取薪金制，没有形成促使医疗效率提高的经济激励机制；通常医生把自己本可治疗的病人过多地介绍到其他医院。

・英国的医疗制度改革：1994年实施把市场机制有效的运用到医疗领域。医院不再是国营身份，而是独立核算的公营企业机构。

美英医疗制度改革的启示

尽可能地利用市场机制以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否则再好的医疗体制都会难以维持，不可能进入良性循环。

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决定了不可能以市场机制解决全部问题。改革就是要探索如何将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医疗服务的支付来源和方式，以及政府的角色转换成为核心问题。

医生既是病人的专家顾问，又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双重角色决定了要处理好医生在医疗服务链中的重要位置。因此处理好医生在医疗服务链条中形成的种种关系已成为改革关注的又一个重点。

世界先进工业国家的医疗制度（新加坡医疗体系模式）

医疗卫生既是服务业，又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由于患者和医院之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医疗行业不能完全市场化。对世界各国的医疗体制形态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新加坡医疗模式对于中国有借鉴意义。

在新加坡，政府财政投入已经建立起完善的社区医疗卫生中心，社区的医疗服务可以覆盖100％的居民。新加坡医疗机构分两种，一种是个人出资兴办的营利性综合全科医院，一种是政府、慈善机构建立的非营利性医院，另外还有大量的私人医生为居民服务。每个新加坡居民都有自己的医疗保险账号，政府、个人和企业三者共同交纳保险，居民可以用保险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或者直接用于医疗消费。

新加坡规定严格的病人就诊逐级转院制度，病人先到社区医院就诊，如果社区医院没有能力治疗，再转到大型的综合医院。当然，私人医生也有转诊和使用医疗保险的权利。业内人士认为，这样的规定，可以保证宝贵的医疗资源用于重要的环节，从而克服国内某些大医院、专业医生看“小病”等资源浪费的问题。

中外医疗产业合作的机遇

政策机遇

2003年，卫生部表示“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政府只直接举办部分公益性医院，包括区域内布局合理的妇幼保健院、传染病院、精神病院、血站和急救中心以及部分社区服务中心站，其他医院中的国有资本将逐步退出”，这是卫生部官员首次在媒体上提出“抓住两头（区域最好的医院，以及基层医疗服务机构），放开中间一片”的改革思路。

中国加入WTO之后，医疗产业政策逐渐放开。目前，外资最大占有合资医疗医院的70％，中资为30％，但可以预测，外商独资的医院也为期不远。

中外合作或合资的医疗机构也享有同公立医院同等的法律地位，也可以根据其利益分配机制，划分为非营利性或公益性医院。

市场机遇＋管理机遇（一）

市场规模巨大，且快速增长，并且逐步开放的医疗行业，对资本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时由于目前行业整体管理水平落后，存在较大管理提升的空间，对于拥有先进管理技术的外资机构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市场机遇（二）

中国目前面临的情况，一方面是庞大的医疗健康消费市场正在形成，另一方面是国内的医疗建设缺乏资金，融资渠道单一。目前中国对建设医疗机构的投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中国在医疗建设上的缺口吸引了私人、社会和海外资本的进入。

利益丰厚是国外资本抢摊中国医疗市场的驱动因素。业内人士估算，北京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一年的营业额一般不会低于4亿元人民币，最高的几家有可能超过10亿元。同时中国每年的卫生支出接近1800亿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3％，这一数字还将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市场潜力巨大。

外资、民营和私人医疗机构将成为医疗市场的生力军，改变中国传统的医疗模式。

资本机遇（并构重组）

资本机遇（上市融资）

外国战略投资资本定将持续增加，国有医院的民营化和股份制趋势将进一步增强。

重组或股份制改制成功的部分医疗机构，将很快在中国及海外资本市场上以上市或发行企业债券等形式进行融资。

技术机遇＋人才机遇

中外医疗项目的合作，特别是资本项下的合作，有利于市场的共同开发，利益的最大化，无疑大大增强了合作双方的技术交流与提高的动力，希望能以更加优势的医疗技术在竞争中占有优先位置。

技术的交流必然大大增加人才的交流与互换。

各类性质医疗机构之间人才的竞争将更趋激烈，包括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及研发人才等。同时也为各类人才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挥能力的平台，实现其自我价值。

中国医疗市场的中外合资医院

中国现有200多家合资医院

北京目前共有医疗机构9000多家，而中外合资医疗机构、股份制医疗机构却只有25家。也就是说，北京高端医疗服务的需求存在着巨大空间，所以，外资医院早已瞄准了这个短缺市场。

目前北京已有25家中外合资医疗机构，如和睦家医院、北京国际医疗中心、北京香港国际医务诊所等，其中以妇产科为主的和睦家医院经营状况较好，并已在纳斯达克上市。当然，由于受国内医疗体制及投资比例等限制，目前此类医疗机构的规模都不大，基本上只能称之为诊所、社区专科医院，而能够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医院基本没有。

中外医疗产业合作的风险

法律风险

法律法规的缺陷与滞后

立法机构上的缺位、技术上的缺陷、立法内容上的冲突与滞后，使中外医疗项目合作时，缺乏法律保障与依据。

中国目前尚无一个类似《医院法》或《医疗机构管理法》的基本法律。除卫生部2001年颁布的《医院管理结构与管理条例》、《医疗结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与《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缺乏一个明确医院产权属性的国家法律或行政法规。目前多种产权属性的医疗机构的定义、界定、运作规范及利润分配等均处于一个无法可依的状态。

中国目前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与外资的合作，特别是参与并购重组等资本项下的活动时，仍然缺乏一个明确的操作规则与流程。换言之：还没有制定好游戏规则，故这游戏就变得随心所欲，机会大，风险也就越大。外资并购重组国有医疗机构时，同样面临上述的法律风险。

如其中的土地评估、固定资产评估、品牌评估及市场评估等均无法可依，导致谈判旷日持久、隐患多多。

政策风险

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定性――将医院产权属性与医院分类管理的概念混淆，造成管理上的混乱与政策导向上的错误。

将医院公益性与营利性及营利性的对立化。

对外资医院与民营医院有政策性的歧视与不公正的限制。

政策的不连续性与不透明性。

体制风险

体制风险主要针对国有医疗机构而言。绝大多数情况下，国有医院的院长只是国有资产的运营者，其授权范围、决策权限、财务控制及发展动因等方面均不明确，导致在中外合作谈判时，搞不清楚谈判主体，还有漫长及敏感的请示、等待批复的过程。

当与卫生局直接谈判时，又面临官僚体系、文牍主义、地方利益分割与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大多数时候，卫生局长还得给市长或书记汇报，实在是一个考验耐心的过程。

政策风险

医疗机构人员安置

大部分国有医疗机构是事业单位，其员工没有社会保险，在并购重组过程中，随着员工身份的变换，应当补缴的社会医疗保险该由哪个机构承担，目前没有相关政策。

土地处理

国有医疗机构的土地是划拨土地，在并购重组后，该部分土地是否需要补缴出让金，如何确定出让金？

税收政策

如果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目前设置为非营利性的，几年之后转为营利性医疗机构，其历史收入在税收方面是否存在追溯问题？

政治风险

外资进入中国医疗市场应当重视医疗机构国有化的风险。

医疗行业是一个政府干涉较多的行业。医疗卫生服务是一个商品还是基本人权，医疗行业能否市场化运作是一直存在较多争议的问题。

目前世界各国对医疗行业市场化问题存在不同的政策。在中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医疗行业市场化的问题的争议也将始终存在，存在中国在未来进行医疗机构国有化的可能。例如：1948年英国颁布实施国家卫生服务法，推行了医疗机构的国有化浪潮。

管理风险

中外文化背景的差异、组织文化的差异、长期体制差异带来的管理思维惯性差异，都会直接导致管理风险。

管理层共同价值观的认同；

管理层的团结、中高层之间的团队合作；

战略决策的重大失误等。

品牌风险

对国外资本的本性要有足够认识。当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扩张战略有它的三步曲：一是输出设备技术，二是输出资本，三是输出品牌。

品牌输出首先攻击的是市场，重点是攻击需求而不是供给，这样就可以更少地动用本国的资源和资本，主要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人力和资源，生产和提供并非高技术的产品和服务，在当地市场销售，挤占当地市场，压制当地名牌，获取巨额利润。这种超常的经济手段，不仅使我们没有反抗意识，而且釜底抽薪、直接抢夺消费者，诱导他们的消费偏好，从而从根本上占据市场。长期下去，中国自由品牌生存空间令人担忧。

总论

国内医院的转轨进程必将加快，外资、民营及私人医疗机构的经营理念正在对传统医疗模式形成新的挑战。

篇(7)

在争论和关注医改政策的时候，很流行一种划分身份的方式――按“市场派”和“政府主导派”来站队。在我来说，我一贯是毫不犹豫亮明自己的“市场派”身份，而且还自认为是其中最急进的一小撮。所以，早前听说仇和在宿迁“卖光”了所有的公立医院，我是击节欢呼、雀跃支持的。

不过，欢呼归欢呼，支持归支持，经验告诉我，宿迁医改仅凭“卖光”公立医院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深化改革，就拿目前的成绩出来当成医改成功标本昭示于人，是经不起内行检验的。所以，现在读完北大经济学李玲教授通过实地调研得出的宿迁医改报告（6月22-23日《中国青年报》），我不得不承认，这份调查报告是真实可信的，结论为宿迁医改存在严重失误也并非无道理。

但是，承认李玲教授报告内容真实可信和宿迁医改存在严重失误，并不代表我就会投诚到李玲教授的“政府主导派”阵营中，摒弃我的医疗行业必须彻底市场化的医改思路。因为，在我支持仇和的“卖光政策”之初，我就清醒地认识到，仇和的“卖光”之举，仅仅是医改尝试迈出了一小步，如果现阶段就要来评价它成功与否，相对于它要达到的目的――更好地为老百姓享受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它肯定存在严重失误。

从李玲教授主持完成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宿迁目前的“卖光”式医改，也就仅仅限于解决了以前医疗体制的部分积弊，诸如医院经营方式改变、管理加强、竞争手段丰富，医务人员积极性增强，老百姓感受到了服务态度改善，医疗服务质量提高。但是，老百姓“看病贵”的老问题并没有解决。反而，市场化条件下的私立医院以逐利为目的，巧立名目，花样翻新提升医疗费用，增加了老百姓的医疗负担。

老百姓仍然感受到“看病贵”，是因为口袋里没钱，政府在保障老百姓享受基本卫生保健服务这一块严重投入不足。就宿迁医改而言，我一直没有看到有关仇和“卖光”医院所获得的这笔资金的去向报道。这个问题，作为资深的医改政策专家的李玲教授居然没有彻查。实际上，这笔不菲费用应该非常及时地转换成投入建立医保体系的启动资金。如果有了这种投入，再彻底开放医保市场化，医保机构还是帮助老百姓捂紧钱袋子的最有力监管者，因为它跟彻底市场化的医疗机构是天然的“敌人”。逐利的需要促使医保机构必须聘用专业医疗人士来打破医疗机构对诊疗信息的垄断，围绕诊疗手段的合理性和增降患者医疗费用跟医疗机构锱铢必较。在这种开放的医疗和医保市场条件下，老百姓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有良好信誉，有能力对付医疗机构弄虚作假的医保机构参保，他还用得着担心被以逐利为目的的医疗机构巧立名目暴利盘剥吗？

实践经验证明，在医保机构彻底市场化非常成熟的美国，医保机构对医疗机构的监管是很有威慑力的。在中国，医生凭借医疗信息的不对称性和监管乏力，同一种病情的疾病，同一所医院里不同的医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开出多种不同的检查和治疗组合，从而导致医疗费用千差万别，悬殊巨大；而在美国，每一个医生只能照本宣科开出同一种组合，医疗费用也相对衡定。在这一点上，并不是美国的医生天然就比中国的医生医德医风良好，而是他们身后有医保机构本着自己的利益出发，在行使有效的监管责任。如果美国医生胆敢不顾章法任性乱来，等待他们的不是泛泛的医德批判，而是实实在在的医保拒付！

综上所述，我认为，宿迁医改走到现在，失误可以算是由一种跛脚鸭式的缺陷构成的；作为研究医改问题的专家，我不相信李玲教授不清楚医保体系在医改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当李玲教授费了老鼻子力气去实地调研，报告中却几乎没有只言片语揭示出是彻底的市场化医保体系严重缺位，导致宿迁医改功败垂成这个重要原因，我很难相信李玲教授不是囿于门户之见而有意为之。

新闻评论：以百姓的福祉衡量医改的成效

前不久，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说，宿迁坚定不移地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并在规范、完善、提高上下功夫，继续扩大优质医疗资源，靠机制创新、制度完善解决医疗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政府要不断加大医疗卫生的投入，竭尽全力抓好公共卫生事业的扩大和发展。他同时表示，欢迎专家、媒体继续关注、监督和指导宿迁的各项改革。（见《中国青年报》6月26日）

这是当地官员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医疗卫生改革课题组调研结果的一个回应。6月22日、23日，《中国青年报》连续刊登了这一课题组对宿迁市区、沭阳县以及乡村的医疗卫生状况进行的调研报告，调研结果是，目前宿迁市“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这一调研结果与之前《中国青年报》刊登的记者调查一文有所不同。本人以为，无论调查结果如何，只要以客观公正的心态来看待，对宿迁医改都会大有裨益。正如宿迁市卫生部门有关人员所说，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宿迁医改，是一条还没有走完的路。

宿迁“卖光式”医改一经媒体披露，有人叫好，有人怀疑，吸引了社会广泛关注。而这一课题组的调研结果也不是对宿迁医改的完全否定，而是对医改进行深层次探究，看到了以前没有看到的一些问题。只有发现了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所以，关键是看宿迁的改革决策者和执行者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欢迎专家、媒体继续关注、监督和指导宿迁的各项改革，务实的态度难能可贵，其意义也许大过宿迁医改本身。

宿迁医改成功与否，百姓是否得到了实惠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标准。如百姓是不是得到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百姓是不是看得起病？如果这两条都实现了，宿迁医改模式无疑是成功的。事实是，宿迁医改确实推动了医疗事业的发展，带动了医院的兴盛，看病是方便了，但费用也随之增加了。这就与医改的目标有所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