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 国际金融危机 应对策略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 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August, 2001

篇(2)

关键词:资本账户开放;资本流动程度;金融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12-0073-04

资本账户开放是金融自由化和经济自由化的一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都相继开放了本国的资本账户,对本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但此后发展中国家在纷纷效仿发达国家开放本国的资本账户时,效果却不尽相同。亚洲金融危机、墨西哥比索危机、巴西货币危机、阿根廷经济危机以及最近越南金融危机都伴随着危机之前危机发生国资本账户的大幅开放,因此很多人认为资本账户的开放是促成危机的一个因素,由此提出应谨慎开放资本账户,甚至提倡采取较严格的资本控制来避免危机的发生。因此,对资本账户开放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进行分析。

一、资本账户开放

资本账户开放也叫做资本账户自由化,是将过去封闭的资本账户制度变为开放的资本账户体制的政府决策和过程,这种决策和过程使原先资本不能自由进出国境而变成资本的自由进出。它是金融自由化和经济自由化的一部分,而自由化是一个过程,取决于内外均衡的实现特征。因此,资本账户自由化实际上就是内外均衡和资本账户管制放松之间的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正反馈机制。一般说来,资本账户开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决策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资本账户开放能够带来分配效率。有关资本账户开放所产生的分配效率可以从索洛(Solow,1956)开拓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得到预期。在新古典模型中,开放资本账户可以更有效地推动资源在国际间分配,并且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有利的影响。资本账户开放使资源由资本相对丰富的但收益较低的发达国家流向资本相对缺乏但收益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资源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降低了他们的资金成本,推动了投资的暂时性增加,带动了经济增长,最终永久地提升了该国人民的生活水平(Fischer,1998,2003;Obstfeld,1998;Rogoff,1999;Summer,2000)。这种以获得分配效率预期收益为动机的经济政策,在过去的20年间被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采用,并形成了不同的模式。

第二种观点则相反,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并不会产生分配效率预期。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如果不考虑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资源分配效率的预期也只能在经济没有扭曲的情况下才能存在。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存在许多其他的扭曲,怀疑者认为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理论预期与资本账户政策的真实性之间是完全不同的。Rodrik在其代表性文章《谁需要资本账户开放?》(Rodrik,1998)中指出,实证分析的结果并没有发现资本账户开放与投资和投资增长率之间存在关系。如果开放资本账户的收益存在,它也不会真实体现出来,但是,它的成本却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成本引发了新兴市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Eichengreen(2001)继续了Rodrik(1998)的调查研究后指出,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常不明显的。Bhagwhati(1998)和Stiglitz(2000)也认为,资本自由化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提高,它却可能导致投资热钱的流入,这些热钱与投资、产出及其他改善经济福利的实际变量无关,但提高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Edison等人(2002)发现资本账户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一国金融体系的成熟度、国民素质、经济基础和法制环境等因素影响。因此,他们认为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取决于实际情况,表现为不确定性。

二、资本账户开放下的金融风险

资本账户开放使得资本在一国和他国之间可以自由流动,这包括金融市场的自由交易和货币的自由兑换。从实际情况来看,资本账户开放为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入和流出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而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带来了极高的风险。

根据利率平价原理,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套利资本的流动会消除一切套利机会,用不同货币表示的同质金融资产在经过风险调整后应该具有相同的收益率。但是,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国内金融资产与国外金融资产不能完全替代,两者的收益率将不一致,表明资本不完全流动。发展中国家由于较长时期实行资本管制,金融市场的竞争不完全、不充分,所以银行的利差较大,并且高于国家金融市场利率。此外,发展中国家对银行存在或明或暗的政府担保和补贴,促使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在资本账户开放时向国际资本市场过度借贷。所以,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和其他金融改革增强了套利资本的套利机会,使得国际资本大量流入,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出现问题,就会使流入的国际资本突然逆转,导致短期内国际套利资本流动性增强,这种较强的资本流动性对制度不健全且已经开放资本账户的国家来说就是一种资本流动风险,它影响了资本账户开放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

Edwards和Khan(1985)在利率平价检验法的基础上,吸收了总量规模法和F-H相关系数的合理成分,提出了一套检验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的方法。Helmut和Yeches(1993)对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在这一模型中,国内和世界的资本供求状况都会影响国内的利率,国内名义的市场出清利率(i)是世界利率经汇率调整后的值(i*)和资本账户完全封闭的国内市场的出清利率(i′)的加权平均:

参数是反映一国资本流动程度的指标,当?兹=1时,国内市场利率完全是由世界市场利率决定,表明资本完全流动;当?兹=0时,国内市场利率完全由国内资本的供给和需求状况决定,表明资本完全不流动。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是介于完全开放和完全封闭之间,即是资本账户不完全开放的国家,?兹值介于0和1之间。?兹值越接近1,则资本流动性越强,它可能具有的资本流动风险就越大。所以,只要估计了?兹值的大小,就可以定量地描述一国资本的流动程度,也可以判定其资本账户开放风险的高低。

国内外许多学者在上述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结合Kalman滤波模型对东亚国家和中国表示资本流动性的?兹值进行了实证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存在的金融风险,如表1所示。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982-2004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资本流动性最高,泰国略低,韩国资本流动性较低。这一结果和各个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密不可分。印度尼西亚从1970年开始资本账户开放,1971年就对资本流动几乎放弃了全部的资本控制,而资本流入管制逐步放松。泰国资本账户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开放资本账户,并且对资本流出采取一定的管制措施。韩国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金融改革,但是始终采取谨慎的措施开放对外资流动的管制,严格管制中长期外债,直到1994年为了加入经合组织,才加快了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另外,我们从表1中还可以发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泰国,也包括中国,资本流动性在2004年以前比1997年前有较大程度的降低,其中韩国降低最多。这表明1997年以后资本流动性有所下降,这个结果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大多数亚洲国家放慢资本账户步伐,甚至进一步加强资本管制相吻合。Lijian Sun(2002)的分析也显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泰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资本流动性值达到了0.9左右,资本控制有效性只有0.1左右,以致金融危机的爆发。上述分析完全可以表明,伴随东亚新兴国家1997年以前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加快,导致了资本流动

性增加,也使得资本控制的有效性降低,增强了金融风险,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

三、资本账户开放下的金融危机

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金融风险加之发展中国家制度不健全等因素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之成为金融风险的集中体现和极端形式。发展中国家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带来大量私人资本的流入,导致国内信贷膨胀,市场违约风险,私人金融机构到期不能还款;大量私人资本的流入直接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本币高估。如果本国汇率制度遭到投机资本的攻击,大量流入的私人资本又会大量出逃,从而引发金融市场恐慌,爆发货币危机。

对于亚洲金融危机,Radelet和Sachs(1998)认为“核心是在20世纪90年代被吸引到该地区的大量的资本流动”。世界银行(1997)和Calvo(1989)的有关研究讨论了由外资导致的金融危机。资本账户开放与外资的流入在导致金融中介信用扩张、资产泡沫化以及产生和放大商业周期中起了关键作用。外资流入潜在的不确定性与不可持续性,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另外,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发育本身欠完善,银行体系薄弱,金融部门的脆弱和政策缺陷,加上政府在资金配置中,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制度背景下,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非常大。世界银行研究了1980年代以来27例发展中国家私人非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与危机发生的相关性,认为大量私人非直接投资流入后,大部分国家出现了银行业危机、货币危机或孪生危机。

IMF调查回顾了35个经济体金融自由化的经验以及与经济危机的关联情况。该项调查显示,在24个发生了金融危机的经济体中,有13个在危机发生前的5年内完成了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进程。该项调查也显示:对14次严重的金融危机进行考察,在其中9次金融危机中,私人的净资本流入在危机前的2年~4年或者在危机过程中大幅上升,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3%的关口。另外,这些资金流入在危机期间又发生了逆转,比危机前2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35个百分点还要多。另一份实证研究涵盖了自20世纪70年代初20个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历程,该实证研究提供了有关外部危机、金融自由化以及金融部门一体化之间关系的相关结果。虽然在20世纪70年生了26次货币危机,但这一时期的银行危机却只有3次,这可以反映出当时趋紧的金融市场管理制度。然而,虽然所考察国家的货币危机发生频率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只是稍有上升(每年由2.6次上升到3.1次),但银行危机发生的频率却呈现出4倍的增长速度。

四、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金融风险

由于资本账户开放而导致的金融危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放缓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这些都给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提供了警示,尤其2008年5月份开始的越南金融危机。越南这次金融危机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其相似,同样是经常账户持续逆差、低外汇储备、资本账户自由化和金融服务市场开放的综合症。据统计,2008年5月份越南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25.2%,成为越南盾贬值的基础。目前12个月的远期外汇交易显示,市场认为越南盾兑美元1年内跌幅超过30%。经常账户逆差前5个月已经累计了144亿美元。越南股市从2003年10月到2007年3月,涨幅高达780%,全球首屈一指,房价也疯涨。但是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6月初,大量资本外逃导致胡志明股票指数下跌了60%,房地产与股市如出一辙,胡志明市的房价已经跌了近一半。面对越南的金融危机,虽然中国与越南的情况还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应该以此为镜,关注我们自己的问题,未雨绸缪,堵塞可能的漏洞。

在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中,没有像越南过早的开放资本账户,而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步进行的。虽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又重新加强了资本管制,但总体来说是逐步开放的。这就使得在有些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金融风险会随着开放的进程的扩大而增加。雷达、赵勇(2008)利用利率平价扩展模型得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风险值,如图1所示。由图1我们可以看出,从1996年中国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以后,面对国际资本大量流动以及中国加入WTO的承诺,资本账户逐渐开放,使得中国资本的流动性逐步增加。经历了1997年的资本管制重新加强,使资本流动性下降。1999年之后取值均在0.5以上,并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2006年甚至高达0.8。这表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加快,从而导致资本流动性增加,金融风险加大。

针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中存在的金融风险,从长期来看,应加强制度建设,以求如宏观经济稳定、金融机构具有竞争力、金融监管完善等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条件得到满足,为中国资本账户全面开放进行制度上的准备。从短期来看,面对资本流动性增强、大量热钱涌入、双顺差扩大、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的现实,在诸如QDII的机制下放松对境外证券投资的管制,从而减轻资本净流入对人民币汇率和货币供应的压力。

参考文献:

[1]Fischer, Stanley(1998),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IMF”, Princeto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207, pp.1-10.

[2]S. Edwards, M. S. Khan. Interest Rate Determin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A Conceptual Framework [ Z].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 531 , 1985.

[3]Stiglitz,Joseph(2002),“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 W. Norton.

[4]何德旭,等.资本流动性:基于中国及其他亚洲新兴国家的比较分析[J].经济研究,2006,(9).

[5]王晓春.资本流动程度估计方法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J].世界经济,2001,(7).

[6]雷达,赵勇.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测算[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5).

[7]向文华.金融自由化与金融风险相关性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8]程学韵.阿根廷金融危机中银行差异性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8,(1).

[9]Lijian Sun. Financial Openness: How to Measure It?[Z].Fudan University, Economic School, Working Paper, 2002.

Financial Risk Analysis of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Jiao Chenghuan1, He Xiaoyin2

(1. Social Sciences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China)

篇(3)

关键词：资本项目开放；金融安全；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6）03－0011－03

一、金融安全的内涵

关于金融安全的定义，理论界不尽相同。李扬（2000）认为，金融安全是把金融控制在爆发金融危机临界点之下的一种合理状态。梁勇（1999）认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看，“国家安全”是对国家核心价值的维护，而金融安全从本质上就是对金融核心价值的维护，既包括维护价值的实际能力，也包括维护公众对这种核心价值的信心。对金融核心价值的内涵可从三个层次理解：首先，金融核心价值是金融本身的“核心价值”，也就是金融本身的稳定和金融发展的安全，主要表现为金融财富的安全、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金融运行的稳定；其次，金融核心价值是受金融因素影响的国家核心价值，这等于把金融的正常运行与发展看成是对国家安全的有力支撑；最后，应将金融核心价值看成是金融的安全，即在国际经济金融格局中，一个国家控制本国金融体系、驾驭金融运行的能力。因此，金融安全就是对上述三个层次的金融核心价值及相应的国民信心的维护。

从全球角度来看，金融安全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英国著名学者苏珊・斯特兰奇认为，政治经济中使用的权力有两种，一种是结构性权力，另一种是联系性权力。所谓结构性权力，就是决定办事方法和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或者说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国家与人民之间、公司与国家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等各种关系构架的权力；所谓联系性权力，即依靠某种权威使别人做他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权力。苏珊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结构性权力主要有四种：对安全控制的结构性权力、对生产控制的结构性权力、对金融体系控制（或信贷创造与分配控制）的结构性权力、对知识创造控制的结构性权力。这四种权力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可见，就金融领域而言，谁掌握了金融结构性权力，谁的金融安全度就越高，在国际金融关系中获得的利益就越大。

二、资本项目开放与金融安全的关系

（一）资本项目开放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1．资本项目开放与金融危机

资本项目可兑换对金融安全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它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上。金融危机与资本项目可兑换是相关的，即资本项目开放的同时，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会增加。资本项目开放对金融危机有一定的催化作用。

（1）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与金融危机有一定的联系。 一般而言，资本的大量流入将导致一国的实际汇率升值。在固定汇率下，为维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然会对流入的外国资本进行干预，在外汇市场上以本币购买外币，这种干预将引起本币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和通货膨胀，并最终导致实际汇率的升值；在浮动汇率下，资本的流入将同时引起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升值。由于金融市场的调整往往比商品市场的调整更为迅速，易造成汇率超调。资本流入的，通常意味着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增加。

（2）资本流动的负面影响主要在于资本流动方向的突然改变，即资本流动逆转。一般认为，资本流动逆转是触发宏观经济不稳定和货币危机的直接因素。一旦资本流动逆转，整体国际收支将转变为赤字，并因此导致外汇储备下降，这不仅将导致国际清偿能力的危机，而且带来国内银行业危机。在表1中列出了每次爆发严重金融危机之前若干年各国的私人资本净流入占GDP的比率。在列出的9个国家所发生的l4次金融危机中，危机当年本国的资本流入占GDP的比率较危机爆发前平均下降了35％。在马来西亚，1985年的资本流入比率下降了75％。表1最后一列是危机爆发当年各国短期债务对出口收入的比率，这一比率超过50％的有6次，超过30％的则有11次。造成资本流动逆转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一国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增大。政府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金融部门的脆弱性程度的提高以及某些不利于国际投资者的政策法规的出台等等，都可能加大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可见，资本项目开放本身并不是资本流动逆转的直接原因，但由于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往往存在着明显的资本过度流入倾向，而这又很可能是导致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过热的最重要因素。而宏观经济过热引起的基本经济面的急剧恶化却是最终促发货币危机的主要原因。因此，资本项目开放与资本流动逆转无疑有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在资本逆转的过程中，一个开放的资本项目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通道。

（3）资本项目开放会加大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资本输出国的金融市场会受到工业国家金融市场波动的溢出影响；新兴国家之间的关联影响和交叉感染影响增强；在资本项目开放环境下，机构投资者取代银行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体，由于其行为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羊群效应”，因此在危机时常表现为危机传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4）国际资本流动结构失衡可能引发债务危机。国际资本流动结构主要是指期限结构、长短结构，也可以指诸如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国际银行贷款以及官方资本等方面的结构。一般而言，长期资本流入较多，短期资本流入较少，则国际资本输入国的经济较为稳定；官方资本、直接投资流入较多，证券投资、国际贷款流入较少，则输入国的经济较为稳定。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模型表明，债务膨胀会削弱经济金融的稳定性，并产生交互式的紧缩通货循环。资本项目开放后，债务结构中外债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使引发债务危机甚至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增加。钟伟（2000）认为，对小型开放经济而言，经济发展既得益于国际资本又受制于国际资本。钟伟将两缺口模型动态化后，认为为了保持外资推动型经济增长，如果不重视国内投资―储蓄机制的健全，经济发展将会导致受资国偿债压力不断增大，而且，还会由于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而导致外资内流的逆转，出现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进而引发债务危机。

（5）由银行体系的不稳定引发危机。资本的大量流入，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下，资本流入国的银行突然面对大量“热钱”流入导致的流动性增加，将出现过度贷款的倾向，助长了不稳健银行的经营道德风险，降低了国内银行客户的平均质量，进而导致银行资产负债结构脆弱化。

2．资本项目开放与泡沫经济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开放资本项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借此吸引国外资本，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然而，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流动有可能出现结构性扭曲，即与实体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资本流动的重要性降低，对实体经济发展贡献不显著的短期金融资本逐步取代直接投资，成为资本流动的最主要内容。这种结构性扭曲意味着资本项目开放对实体经济的贡献不断下降，经济中的泡沫成分不断增加，因而增加了整个经济的脆弱性。

一般来说，资本项目开放可能引发以下几种泡沫：

（1）货币市场泡沫。若资本流入国实行浮动汇率制，本币必然升值而被高估，本币汇率中有泡沫的成分。货币市场泡沫必然削弱进出口贸易部门的竞争力，使出口部门和进口竞争部门衰退，经常项目出现赤字，贸易收支恶化。即使资本流入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但因为保持了名义汇率的稳定，资本流入所引起的通货膨胀也会使实际汇率升值。

（2）股市和房地产泡沫。若资本流入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同时央行又不采取冲销政策，则国内货币大量增加，充裕的资金必然会流向股市和楼市，形成泡沫。大量资金的流入必然导致供给弹性较小的金融资产价格陡然上涨，搅起泡沫或在已有泡沫上“火上加油”。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如果内部利率水平高于世界利率，大量外资的流入也会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上掀起巨大的泡沫。

（3）外债泡沫。流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资本中绝大多数是对外借款即外债。根据伯格（Andrew Berg）和萨克斯（Jeffrey Sachs）考察，拉美国家所借的“石油美元”主要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投资于公共事业和增加社会福利，并没有转化为可赚取外汇的生产能力，显然外债中存在相当的泡沫。一旦国际市场利率上升，这些国家的政府就可能成为“蓬齐借款者”，外债泡沫趋于膨胀，这种泡沫的破灭是拉美20世纪80年代爆发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

3．资本项目开放与金融控制力

（1）开放国宏观金融政策的自主性和政府控制力下降。按照“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固定汇率制度下开放资本项目意味着放弃货币政策的自，浮动汇率下开放资本项目意味着放弃财政政策的自。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也表明，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流动和汇率稳定政策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目前，我国名义上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管制有余而浮动不足”。随着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将逐步开放，本外币资产的替代程度将逐步提高。在固定汇率下，资本的大量流出流入将影响我国的外汇储备，而外汇储备的增减已成为影响我国基础货币投放和收缩的重要渠道。由于央行对冲货币政策的效果还取决于公开市场业务的规模、财政赤字承受能力、资本管制程度和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调整等多种因素，所以资本的大量流出流入将削弱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一定程度上，导致政府对金融的最终控制能力下降。金融控制能力的下降意味着政府应付突发性、系统性危机的能力下降，容易造成局面失控。

（2）在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经济存在结构性相互依存关系，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相互影响，一国政策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同时国外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各种渠道波及到国内，影响到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这种政策影响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进行，最终削弱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性。

（二）金融安全是开放资本项目的前提条件

加入WTO后，中国的商品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信息市场、企业家市场、金融市场等呈现出一种国际化的趋势，市场和市场竞争变得无国界了，但是，具体的市场制度、主体企业（包括厂商、金融机构等）、消费者、就业等是有国界的。魏尚进和武屹（2000）的实证研究发现贸易和金融一体化产生的影响有所不同。他们使用了79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证明，贸易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益处大于金融一体化。这种对比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从贸易开放中受益需要的先决条件似乎相对较小，而从金融一体化中受益却要求具备若干条件，如健康的宏观经济条件、相当的国力水平、充足的外汇储备、有效的金融运作体系、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及金融监管体系等。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的许多方面仍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必须从经济发展、国计民安、安全等角度来权衡市场开放、产业准入等诸多问题，也必须从这些角度出发来考虑资本项目开放的时间。如果一味简单地追求资本项目早日开放，其结果势必造成国民财富的严重流失和经济运行秩序的混乱，这不仅不利于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而且将严重影响政治安全。总之，何时、如何开放资本项目，应充分考虑中国经济的内在要求，应从有利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经济的稳步发展这一基本点出发，并以此为基本原则。

三、维持我国金融安全的政策建议

资本市场开放有利于外资的流入、加速国内经济发展。但是，如果这种开放与国内经济实力、金融监管的手段和监管水平不相适应，则易受到国际游资和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因此，在开放资本项目前，必须建立金融安全政策（包括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以及外汇政策和相关法律制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层次上的金融安全政策是开放资本项目的重要前提，也是防范金融危机的根本保障。只有在金融安全基础上的开放才是真正的、有效的开放。

1．保持经济健康稳定增长，增强整体竞争力。只有经济金融环境稳定，才能减少不确定性，减少国际资本投机的可能性。人们对一国经济金融是否有信心，最重要的标志是：汇率水平是否合理和能否保持汇率稳定、利率水平是否合理、债务清偿能力是否充足、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以及投资环境等等。只有保持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才能使国内各种资产和要素的收益高于国外，才能增加各类投资者的信心和安全感，减少投机性资本对经济的冲击。开放资本项目的充分条件是国内政策的稳健和国际间的有效协作，其核心是强大的国内经济竞争力和体制竞争力。我国应通过结构性改革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增强经济的竞争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外延型转向注重效率的集约内涵型；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依靠科技进步，围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制度创新和结构性调整。

2．保持必要的资本管制措施。资本管制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次优选择。它对稳定宏观经济的核心作用在于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独立的货币政策不仅意味着政府保持着调节总需求、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能力，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在缓冲外部经济冲击、保持健康的国际收支状况方面保留着政策空间。应灵活地运用资本管制措施，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而帮助稳定对宏观经济稳定的信心，以对付外来冲击。同时，实施资本管制能给资本外逃增加一个额外的逃避成本，减少资本外逃的数量，减少宏观经济中潜藏的危机根源，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关于管制的具体形式，可以考虑对短期资本征税，如采用托宾税或准备金等方式，对资本流动的方向或规模进行调整。

3．完善金融审慎监管制度，建立健全金融市场运作的法律法规。国际经验表明，管理与资本流动相关风险的更为可行的方式，不是直接控制资本流动本身，而是通过实施稳健的监管政策，增强金融体系的风险管理能力，降低经济运行中可能受到的资本流动相关风险冲击的可能性。应增加更有效的监管以确保竞争和行为的谨慎，强化以银行为关键主体的金融监管和风险监管。主要包括：（1）加强资金投向特别是外资使用方向的监管，防止信贷膨胀刺激进口消费和泡沫经济；（2）加强银行不良资产管理，推进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3）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附属金融公司的管理；（4）加强对本国银行外汇业务操作的监管。另外，由于近年来，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多地采取证券投资的方式，因而发展中国家资本项目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证券市场的开放。所以，健全证券投资的基础设施，加强证券市场监管也十分必要。

4．保持充足的国际储备。充足的国际储备不仅有利于减少资本项目开放带来的负作用，而且还能缓解国际收支的周期性影响带来的冲击，维系国际投资者对国内经济政策和汇率政策的信心。同时，应加强和完善对外汇储备的管理，对外汇储备结构进行经常性的调整，提高外汇储备的使用效益。

5．建立金融危机的预警体系和金融安全网。金融不稳定因素转化为金融危机前是有一定征兆的，建立危机预警体系能够把握主动，降低治理成本。设计一套完整的预警体系，应该根据国际警戒线和我国自身的实际情况，所选择的各项指标应具有代表性、可测性和有效性。金融安全网一般包括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机制，它对于处理危机、减少损害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表2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计的金融危机预警指标体系。

6．扩大区域货币合作，推进国际政策协调和监管合作。参与区域货币政策合作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是通过建立区域性的监管体系，加强区域间的信息共享和联合监管，以便能够在较早阶段发现危机的迹象，降低危机的危害程度。二是通过建立区域最后贷款人机制，扩大贷款基金规模，可以对专门从事投机的金融巨鳄产生威慑效应，对为数众多的中小投机力量，也可以起到稳定作用，有效地防范流动性危机，为资本项目开放后的金融稳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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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4］姜波克，陆前进．国际金融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钟伟．资本浪潮――金融资本全球化论纲［M］．北京：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2000．

［6］梁勇．开放的难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M］． 北京：高等教 育出版社；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7］王元龙．中国金融安全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8］陈松林．中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2．

篇(4)

关键词：FDI 非FDI 易变性 资本账户开放

中图分类号：F8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6-027-03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从宏观层面看，长期稳定的国际资本流入能够有效地促进一国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各新兴市场利用外资流入来发展本国经济的例子不在少数；而短期的国际资本如果在一国频繁地大出大入则极有可能会造成对本国金融市场的动荡，从而对宏观经济环境产生严重冲击，殃及各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至今犹在。从微观层面分析，一国对外资本流动的稳定与否能够通过国内金融市场的传递，影响国内企业的预期以及居民的储蓄和消费决策，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体。因此，我们引入国际资本流动易变性这一概念，来反映短时间内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变化或者流动方向上发生逆转的可能。

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巴西的金融危机等接连爆发，针对国际资本流动易变性的研究开始逐渐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资本收益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溢价提高等因素会在短期内使得国际资本的流向突然发生改变，出于避险的目的往往在特定时刻从发展中国家回流到发达国家（Lucas，1990）。Claessens etal.（1995）比较了20世纪70到80年代的长期和短期资本流动，发现在易变性上两者没有明显差异。Sarno&Taylor（1999）对1988年至1997年间不同形式的资本流动进行了实际测算，得出证券资本易变性最高的结论。IMF（1999）测算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净资本流入的变异系数，认为在易变性上长期和短期资本没有差别。Levchenko & Mauro（2007）测算了1970年至2003年各新兴市场经济体，证实FDI是最稳定的资本形式，证券资本中的股票资本易变性比较有限，债券资本会在逆转后迅速反弹，而其它资本大规模逆转且反弹相对迟缓。Broto（2008）对资本流入的易变性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发现不同类型的资本易变性存在明显差异。

国内近些年来也开始出现对于资本易变性的研究，李泽广（2003）构建了资本易变性的测度指标，并分析了我国资本易变性的宏观经济效应。王维（2007）对资本流动组成部分的易变性分别进行测算，并论述了资本流动易变性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张文熙（2007）实证分析了非FDI资本流动易变性的影响因素。谢寿琼（2009）分析了我国国际资本易变性产生的原因及其对我国金融市场稳定性产生的影响。韩剑（2012）对资本流入的易变性及其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我们对2001-2013年间我国FDI和非FDI资本以及非FDI的各组成部分分别进行易变性实际测算，并根据不同类型的资本的易变性，进一步论证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顺序，同时强调在逐步开放的过程中对短期投机资本的跨境异常流动进行动态监测和完善预警机制的必要性。

二、我国不同形式资本的易变性

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非FDI为储备变动额（ΔFER）扣减贸易项差额和FDI后的余额。具体来看，非FDI包括了以下几部分：经常账户中的收益和经常转移项的差额、资本和金融账户中的一国在外直接投资、资本和金融账户中的证券投资项差额、资本和金融账户中的其他类投资、净误差与遗漏项。采用公式CV =STDEV（各类型资本净流入/GDP），CV（Capital Volatility）代表资本易变性，即不同形式资本的易变性为其净流入值与当年GDP比值的标准差，测算值越小，该类型资本流入越稳定。

（一）非FDI资本相对于FDI资本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易变性

从图1可以看出，除了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以及2012年欧元危机等国际市场不稳定因素使我国FDI的数据稍有所回落之外，其他年份流入我国的FDI基本呈现较为稳定地增长，而非FDI则有起有落，近两年流出的数据还有猛增的趋势。如果不考虑统计中的其他因素，可得出结论：相对FDI较为稳定的增长而言，非FDI呈现更为明显的易变性。

按照上述测算公式及2001-2013年的相关数据：CVFDI= STDEV（FDI/GDP）=0.006885，CVNFDI=STDEV（NFDI/GDP）=0.020034，非FDI的易变性测算值远远大于FDI，这也从数据上进一步证明，相对于FDI来说，非FDI流入极不稳定。

（二）非FDI各组成部分的易变性有明显差异

根据表3中相关数据与GDP历年数据，可得出我国非FDI资本中各组成部分与GDP分别的比值（表4）。

依前述公式CV=STDEV（各类型资本净流入/GDP），按照表4中的数据计算出非FDI各组成部分的易变性测算值，结果显示如下：

1.经常项目下的非贸易项易变性近年来有所增加。经常项目下的非贸易项数据中，政府间转移支付相对稳定，而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转移收支变动主要是源于其主体的避险和套利动机，尤其是其中的投资收益部分。因此，国内外金融市场状况以及投资者心理预期对这一项有较明显的影响。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引发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投资者心理预期不稳定，这一数据显现下滑趋势（如图3所示）。此外，当前我国对资本项目仍实行管制，很多不能直接进出我国的国际游资则想尽办法借道，例如以个人外汇、职工报酬和赡家款、捐赠等名义出入，不少短期资本就是通过这种渠道进入我国的股市和楼市，当市场上出现不稳定因素时它们又迅速抽身避险，这一部分就体现在经常项目下的经常转移。

2.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对较为稳定地增长。资本和金融账户中的一国在外直接投资数据，即该国对外进行的FDI投资。这部分资金流动主要是股本的形式，因此国内外的企业投资环境是主要影响因素。如图4所示，200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差额为-69亿美元（即对外投资净额为69亿美元），2013年这一数据达到-732亿美元（即对外投资净额为732亿美元），虽然中间的年份出现过上下波动，但从图4中2001-2013年的整体趋势看，对外直接投资相对稳定增长。同时，随着我国资本“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以及我国作为投资母国地位的逐年上升，这一项数据应该还会延续稳定增长的大趋势。当然，这部分资本中也不排除通过虚假注资进行资金转移的可能。

3.证券投资易变性较强。资本和金融账户中的证券投资项差额涵盖了货币市场工具、短期、中长期债券和股本证券等几大类，其中短期债券和证券类项目与短期资本流动关系密切。投资者对中长期类证券的投资一般是为了获取利息和红利收入，因此经济增长率和利率水平是影响其变动的最主要因素；而短期类证券投资的变化则与持有者的套利动机有关，具有较强的投机性，而其套利往往是投机者基于对一国汇率变化、国内外短期利率变化以及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所作出的心理预期。图5显示，我国近年来证券投资项差额在2006年前后出现了明显的大进大出现象。

4.其他投资易变性近年来大大增加。资本和金融账户中的其他类投资，主要由外汇存贷款和贸易信贷组成。一般来说，一国贸易信贷和外汇存贷款的变化主要是基于国内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如果这项数据中有异常资金的流动，则这部分资金应该属于投机性资本流动。因此，外汇贷款和贸易信贷若出现了非正常变动，则可能是由于国内外利差、汇率变动以及国内资产价格波动等套利因素所引起的。我国自2000年以来经济稳步增长，连续多年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如图6所示，其他投资项数据从2006年以来不稳定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这就表名其中隐藏了不少的投机性资本流动并且频繁出入。

5.误差与遗漏项近年来易变性增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与遗漏项，反映的是官方控制之外难以解释的外汇储备变动，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方控制之外的资本流动规模，也因此有部分学者用这一数据来考察热钱流动的规模。图7显示，近年来我国的误差与遗漏项波动有所增加，在多个年份出现拐点，这说明存在着大量无法解释的资本出入而且有波动增强的趋势。如2008年到2010年间及2011-2012年间的数据下滑现象，这可能与金融危机及欧元危机后资本迅速回撤发达国家有很大关系。

三、从易变性来看资本账户的开放顺序

从前面2001-2013年间我国FDI和非FDI资本以及非FDI各组成部分的易变性测算结果来看，各类型资本流动的易变性有较大的差异。这也为我们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顺序进一步提供了实证依据。

首先，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同时，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从前文进行的易变性测算结果来看，我国多年来FDI呈相对稳定增长的趋势，FDI的易变性远小于非FDI，同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在非FDI各组成部分中易变性也最小。因此，对于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可适当放松管制，并积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适时走出去。

其次，放松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管制。如前所述，资本与金融账户中的其他投资，从其组成来看本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近年国内经济稳步增长的事实却与其他投资易变性最强的测算结果不相吻合，这说明有大量投机性资本流动暗含其中。因此，需要对这部分进行严格甄别，如果是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要逐步放松管制，同时，加强对其他投资中疑似投机性资本流动的管制。

最后，审慎开放股票及债券交易。影响一国中长期证券投资变动的主要因素是其经济增长率和利率水平，而短期类证券投资的变化则与持有者的套利动机有关，因此投机性相对较强。就债券和股票两者相比较的话，债券的影响力更大，因此，短期债券应该最后放开。

同时，在资本账户逐步开放的过程中进行短期跨境资本动态监控，合理引导官方控制之外的资本流动。如前文分析，经常项目下的非贸易项易变性近年来有所增加，这和国际游资暗藏其中有很大关系；误差与遗漏项的易变性近年来也在增加，即有大量无法解释的资本出入且波动性在逐渐增强。因此，在推动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短期跨境资本的动态监控，完善预警机制，同时合理有效地引导市场预期，从而引导官方控制之外的资本流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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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维.国际资本流动的易变性：测算、效应及管理[D].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7

[3] 余珊萍，张文熙.中国非FDI资本流入的易变性测度[J].东南大学学报，2008（9）

[4] 丁志杰，杨伟，黄昊.境外汇款是热钱吗――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8（12）

[5] 谢寿琼.国际资本易变性对中国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J].发展研究，2009（5）

[6] .我国热钱流入规模及影响因素的分析与思考[J].金融发展评论，2011（5）

[7] 韩剑.国际资本流入的易变性及其对策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2（5）

[8]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J].中国金融，2012（5）

[9] Gabriele， Boratav &Parikh. Instability and Volatility of Capital Flow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Economy，2000

[10] Ozan Sula &Thomas D. Willett. The Reversibility of Different Types of Capital Flows to Emerging Markets. Emerging Markets Review， 2009

[11] 董芳.近年来我国非FDI流动的特点分析.中国外资，2012（5）

[12] 辛佳临.我国资本流动易变性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财会通讯，2011（8）

（作者单位：南华工商学院 广东广州 510507）

篇(5)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征收金融资本税很可能被提上今年G20峰会的议事日程，并成为应对全球资本流动失衡以及全球金融治理的新趋势。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随着全球浮动汇率体系的建立以及各国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资本的大规模跨境流动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最重要特征。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极大增加了各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风险管理的复杂性，并对货币汇率体系和金融稳定产生现实的影响。因此，各国如何应对国际跨境资本流动，采取何种政策工具有效实施资本流动管制，已经成为当下最迫切的战略性议题，而这其中曾被认为是“非常规”手段的“托宾税”，很可能成为未来“常规的资本管制手段”。

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估计，自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至今，跨境资本向新兴市场国家的流入已积累了巨大规模。2010年，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资本流入达8700多亿美元，国际金融协会预测，今年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经济体的资金将有9600亿美元，明年则将超过1万亿美元。新兴经济体正在遭受的资本流入压力是史无前例的。

新一轮跨境资本流入大潮，不仅将全面推动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导致货币被动升值，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还将加剧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的矛盾，以及经济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影响各经济体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传递途径和政策效果。在海量的资本一次又一次严重冲击实体经济运行的的大环境下，托宾税终于进入了各国政策制定者的视野。

形势比人强，就连一向力挺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改弦更张，去年初发表了名为《资本流入：管制的作用》的政策报告，罕见地承认短期资本流动不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并认可在一些情况下有必要对资本流入施加管制措施。今年3月21日，IMF执行委员会在题为“国际资本流动监控政策框架”的讨论与相关补充中确认，将首次正式制定国际资本流动管制的限制性框架。

近日，饱受金融市场动荡之苦并负债累累的欧盟终于加入了倡导征收“托宾税”的阵营，明言对金融交易或金融活动征收“托宾税”将是欧盟委员会实现预算独立的首选。就如去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提议对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银行股本和受保险存款以外的负债征收0.15%的银行税一样，欧美立场的改变，似乎也不仅仅是出于挽救财政的考虑，实施“金融危机责任税”，向投机资本问责将不可避免。

当然，全球征收“托宾税”操作上还存在一定的难度，随着金融创新不断加强，各种避税工具层出不穷，金融资产多样化使各类头寸相互混合，对征税提出了挑战。此外，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合理地分配税源，也是一大难题。按全球外汇市场每日净成交量为4万亿美元计，一年有250个交易日，则全年总交易量在1000万亿美元左右。如果按总净成交量征收1%托宾税，则税收收入每年为大约10万亿美元，这笔巨额的收入又该如何分配？不过，与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巨大损失相比，技术上的操作困难想来不会阻碍这一未来的大趋势。

篇(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6AJLY005)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4-0774)。

摘要：文章通过建立一个劳动力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均衡模型，对国际资本不流动与国际资本不完全自由流动两种情况下的分析表明，国际资本流动加剧了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风险，并且国际资本流动对就业水平影响与本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度有关，增加开放度有利于提高本国的就业水平。我国应在采取有效措施减小国内劳动者就业波动的同时，逐渐提高资本市场的开放度。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就业率；均衡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7)11-0045-05　收稿日期：2007-08-24

一、引言

在当今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世界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的非均衡发展，表现为资本市场整合的速度远远快于劳动力市场整合的速度，出现了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巨大而劳动力的国际流动相对很小的要素不对称流动现象。同时，与国际资本流动增加相伴随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就是平均失业率及其波动性的增加。OECD国家在1986～1998年间的平均失业率与波动性分别比1970～1985年间增加了60％与50％。近年来我国资本流入迅速与规模大幅增加，国内劳动力市场的波动性也在逐渐增强，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以FDI和非FDI为代表的国际资本流动对一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研究。Alfred Marshal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认为长期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没有直接影响，只是通过相应的利息收入影响贸易差额；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影响很大。马文秀的研究表明，外资的大量流入加剧了一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增加了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罗良文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提高了就业总量。Pedro Pablo Alvarez Lois分析了国际资本不完全自由流动时世界利率水平的波动对一国的影响。窦祥胜全面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的消极影响，认为国际资本流动与一国的泡沫经济、经济周期、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形成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此外，陈利敏对资本项目开放度对外资的就业效应的影响作了研究，认为由于当前外商投资结构存在问题，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化会不利于稳定就业。CostasAzariadis.，Christopher A.Pissarides等最新文献研究了国际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对一国就业的影响，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加剧了一国就业的风险，但对就业水平没有影响；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国际资本流动会增加一国的总体福利水平。

篇(7)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传导机制;次贷危机

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机制是指一国的金融危机传导至其他国家的途径和过程。在回顾金融危机历史和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机制主要可以概括为四种传导途径——国际贸易途径，金融机构途径，国际资本流动途径和预期途径。

一、国际贸易途径

一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可以通过国际贸易途径，导致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面临经济基本面的恶化，从而进一步引发他国的金融危机。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的。其中，价格效应是指一国的货币贬值将增强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价格优势，收入效应是指货币贬值国的国民收入降低，将减少其对外国产品的进口。

在此次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中，危机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影响世界各国经济，进而增大了金融危机在其他国家爆发的概率。价格效应方面，美元的贬值将会损害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特别是在国际出口市场上同美国出口商品构成同质性竞争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如欧盟和日本。收入效应方面，美国是全球最重要的进口市场，美国的经济衰退将会直接降低美国的进口需求，导致其他国家出口放缓，进而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这种影响对那些依靠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尤为显著。如，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石油输出国、加拿大等。

二、金融机构途径

金融危机还会通过金融机构间复杂的资金联系在国家间进行传导。金融机构间的联系渠道主要包括相互持股、同业存款、跨国金融机构母子公司等。特别是在金融衍生产品发展迅速和金融机构全球化趋势日渐增强的今天，这一传导途径相比以往更加重要。

在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中，这一传导途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危机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间的传导。在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提出破产申请以后，法国巴黎银行、德国工业银行以及瑞联银行等许多一向以稳健经营著称的欧洲著名银行都宣布由于参与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的投资而遭到巨大财务损失。英国北岩银行遭到的挤兑冲击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2008年9月，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以后，与美国金融联系最为紧密的欧洲更是首当其冲。英国、荷兰、瑞士等国的大型金融机构频频告急。这其中，除了次贷衍生产品本身带来的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联系，近年来欧元区金融机构对美国贷款的强劲增长，也增大了金融危机通过金融机构传导的几率。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两年中，欧元区五大国家对美国贷款的复合年增长率高达27%，是对其他地区贷款增速的两倍以上。 转贴于

三、国际资本流动途径

伴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资本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也日渐频繁，这也导致金融危机通过国际资本流动的途径在各国间进行传导。这一过程主要通过机构投资者调整其资产组合实现。根据J.Tobin和H.Markowitz的资产选择理论，资产多样化可以降低同等收益率下的总体风险。因此，投资者一般都会将资金分散投资于不同的证券组合。由于新兴市场的金融资产属于风险和收益基本相近的同一类别，相关度很高，一个新兴市场国家有价证券收益率的显著变化就将导致跨国机构投资者对其证券组合中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至少是与该国相邻近及贸易联系紧密国家的资产进行调整，从而引发危机在不同国家之间传导。另外，一国的危机将减少市场参与者的流动性，迫使投资者重新安排他们的资产组合，以满足利润、监管和流动性方面的要求。如果流动性冲击过大，一国发生的危机将令投资者在未受到初始危机影响的国家出售他们持有的资产，从而引发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动荡。这一过程也将导致金融危机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传导。

在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中，资本流动这一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途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主要是国际市场上投资者结构变化的结果。以新近崛起的主权基金为例。我国政府于2007年9月成立了中司实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管理战略，但由于中司最初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金融资产，而这些资产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导致美国信贷危机的风险也借此渠道传入我国。

四、预期途径

由以上三种实际关联（直接的贸易或金融联系）无法解释的危机传导机制，可统一归为净传染机制，亦可称作危机传导的预期途径。具体说来，预期途径产生的原因是当一个国家发生危机时，投资者对其他一些类似国家的市场预期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风险的传导和危机的产生。预期传导机制又可从羊群效应和示范效应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其中，羊群效应是指投资者在市场上常常根据其他投资者的行为决定自己的选择；而示范效应则是指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后，投资者会根据所掌握的情况重估所投资国家的风险，并据此改变自己的资产组合。

当然，在现实经济运行过程当中，金融危机的传导途径极其复杂，可能是其中一种途径或几种途径的综合。鉴于此，笔者认为，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防范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最重要的是加强各国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合作。具体到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层应首先对金融危机可能传入我国的途径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再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加以防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