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阶段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发展的阶段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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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现阶段以来，在经济学理论界对于市场经济这一理论概念的解读存在着不同的方式。但是总结起来主要有一下俩种方式：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之后而自发形成的一种经济运作方式；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更加有效率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而且后面的解释也是主流观点。我们在梳理外国文献的时候发现：一种是把市场经济解读成为一种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种经济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对商品供需状况的一种调节方式。

对于“产品经济”的解读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但是这对于后面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所知的“产品经济”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恰恰相反它是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这是因为：第一，“产品经济”的诞生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作为否定商品经济的形式而提出的。并且其也是经过空想社会主义者们通过实验的方式而提出来；第二，在现阶段西方世界经历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西方国家所施行的“高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层经面上反应出了“产品经济”的架构维度；第三，在运用抽象的思考方法考察一个家庭的参与市场经济而相应的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外部因素）时，我们会发现：当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不高时，父母会以一种按需分配的方式对家庭的各个成员进行分配。相反，当收入水平很高的时候，此时家庭不会再用计量按需要的分批方式了，这一现象在我们改革开放时期随着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到了证明。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商品经济”的最终归宿将会被“产品经济”形态所替代，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从上述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商品经济”是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在社会分工出现巨大变化而导致的劳动社会化的基础之上，它人类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商品经济的产生会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因此，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在一种一定阶段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 其实就是商品经济的代名词。因为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相反它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是市场经济制度来架构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并且通过这样系统的方式来把社会之间各个相互独立的整体连接到一起。因此，“市场经济”其实就是社会经济制度，是商品经济把社会经济活动联系到一起来的社会表现，另一个方面“市场经济”也是按照市场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关系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系统有效运行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是用来推动经济活动按照一定的市场导向来运行的系统，从而可以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系统，也是一种有效的经济制度，也是一种以商品交换和生产的社会经济运行系统。在作为经济制度来说，“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商品经济成熟的阶段所形成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作为经济运行机制来说，在凸显“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中心桥梁，主要是通过市场自己本身固有的资源配置来运行的。其实际的表现就是“看不见的手”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篇(2)

1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金融贡献度分析

1.1 政策性的金融支持

这种金融支持方式是指相关政府部门为了补充市场自身的不足，将国家信用作为有效担保，采用国家财政投入的方式，来实现对农村发展的金融支持，进而有效推动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促进农民实际收入的快速增长。国内现行的农村政策性金融支持主要以农业发展银行为主。政策性的金融支持充分体现了其非营利性，也就是使用免息或者是低利息的贷款为农民的生产经营进行适当补贴，并且也会为具有一定风险的农业经营进行担保。从长远角度来看，现阶段政策性金融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贷款的主要方式，此种方式不仅具有其他金融机构的功能，还能加速对社会资金流的引导，为农村生产经营提供保障，降低农村资金的流失，进而有效推动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

1.2 合作性金融支持

此种金融支持不仅更加符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是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农村非常流行的一种金融支持模式。通常来说，这种合作性的金融机构始终坚持自愿性、帮扶救济性、公平管理以及非营利性等目的，并使用相对便捷和灵活的信贷模式来满足部分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如，贷款金额小，贷款频率高、贷款不集中、季节性较强等。现阶段国内主要的合作金融机构就是农村信用社，其自身始终秉持自主、互助、平等、自愿的原则，采用集中农村闲散资金进行组织和调节，进而实现推动农业综合生产加速发展的目的。同时，这种合作金融机构还支撑多种形式合作经济方式。农村信用社凭借自身方式灵活、分布广的特点有效满足了农村在生产、消费、经营等众多方面的金融需求，进而使其成为现阶段国内农村金融支持体系中最重要的主体之一。

1.3 商业性金融支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水平的稳步提升，商业性金融支持势必会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趋势，这种金融支持方式是通过对经营目的、市场活动主体、实际经营范围与权责关系等进行明确，然后再通过使用相应的业务来使其实现。然而就目前我国的农村商业机构实际情况来看，其在建设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欠缺，虽然有很多地区已经设立了商业银行，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原有农村信用社的基础上进行建立的，并且，其中依然会发现合作性质的影子。现阶段国内主要的商业金融支持有很多家，如浦发银行、招商银行等股份制银行。而这部分银行的主要业务不在农村地区进行，但其中还是有一大部分资金和资源被分配到了农村地区，然后通过使用产期贷款的方式来对地区产业化经营进行扶持。

1.4 民间性金融支持

这种金融支持是在正规金融不能实现和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的情况下，通过个人或者是不具正规性的金融机构来完成相应服务的。我国从开始改革开放、社会进入转型阶段以来，民间性质的金融支持方式主要有民间借贷、民间合会以及钱庄等方式构成。以上方式都是为了更好地对农村金融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应而产生的，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几种形式的交易量以及风险更大。

2 对国外农村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经验的借鉴

现阶段，国内虽然有正式或者非正式等多种形式的金融支持来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并且也已经成为了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然而，就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来看，其中还有很多因素在制约着农村金融支持水平的提升，导致其自身支持作用没有被完全地发挥出来，使得农村经济的发展和转型或多或少地受到一定的影响。

2.1 国外农村机构结构多样化

众所周知，国外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要好于国内很多，其不仅具有良好的金融结构，并且相应的金融网点也能够满足农村发展的实际需求。而就现阶段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农业本身就属于一个相对弱质的产业，不仅要承受外部环境因素所带来的自然灾害的影响，还需要承担市场变化给其带来的风险，而这种情况在我国国内体现得更加明显。且致使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差异较为明显，并且市场经济制度也不是很健全。正是这种农业生产所具备的高风险性，使得不少金融机构失去了对农业贷款的信心，进而对其望而却步，再加之我国给予的财政性金融供给是十分有限的，这样一来，就导致金融供给数量较为短缺。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后可知，乡镇级银行网点一般只有三个，而全国范围内还有3000多个乡镇没有任何银行网点。现阶段金融供给体系相对比较有限，并且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也比较突出，而我国东部地区的金融供给水平明显比西部地区要高很多，这种现象的发生对金融支持的长远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我国国内农村金融机构有许多种，如农业银行、商业银行、合作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等。虽然这些金融机构可以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相应的金融支持，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的农村信用社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样就使得其他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会受政策、市场机制的不足以及社会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实际影响，为农民提供相对有效且全面的金融支持服务是比较困难的，因此，这也导致三农发展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因此，我国在发展农村金融支持时，一定要充分吸收国外的经验，不断完善金融机构的结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村经济发展被有效地激发，进一步提升农民经济收入，满足农民自身对金融的实际需求。

2.2 西方国家对于农村金融的扶持力度较强

在对发达国家农村的金融体制进行考察以后可知，差不多所有国家在农村金融体制建设的过程中，都充分体现着政府扶持的特性，也正是由于这种普遍性充分体现出其他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虽然我国根据实际情况相继制定和颁布了一些能够推动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措施，但是，在法律法规方面还存在严重的不足和缺失。加之农村金融秩序没有得到很好的规范和细化，使得国家在金融机构的组成、实际功能以及所要执行的活动内容等方面，都没有进行良好的监督，因此在此基础上也导致了农村金融机构竞争混乱的情况出现，使得不良贷款现象经常出现。而这种现象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村资金的流失，致使农村经济发展得不到良好的金融支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出现了趋于恶化的现象。因此，我国就要在这一问题上加强重视，提升政府政策支持水平，进而保证金融支持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有效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3 完善农村金融支持的有效对策

通过对影响金融支持水平提升的因素进行分析可知，金融支持成效的提升不是立马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不断进行完善且要花费一定时间来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因此，想从根本上保证农村经济发展得到有效的金融支持，一定要采用由浅入深的方式，使用多样化且科学性较强的措施来提升金融支持的实际成效。

3.1 增加农村金融实际供给水平，确保各地区金融事业发展均衡

首先，要增加相关政府部门和金融监管机构以及人民银行之间的有效沟通，进而使农村金融的实际供给量在有关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得到有效增加，引导高品质的金融资源融入到农村的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将推动新农村建设、助力三农服务以及城镇一体化建设，使其能够作为对农村金融支持的评价参考。其次，使用相应的手段和措施来有效避免金融机构对其分支机构的缩减，进而保证农村地区金融支持网点的数量，提升金融机构自身服务的稳定性，进而有效推动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

3.2 推动农村金融系统完善，确保金融支持能够顺利进行

想要保证农村金融系统得到改善，提升金融支持运行的顺利性，就一定要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第一，要对现行的农村机构进行调整和完善，并在此基础上，加大对新型金融机构的建设力度，同时根据农村金融的实际情况建立一批具有融合特征的小额信贷企业、村镇银行或者是担保公司等，进一步满足农村不同层次人群对于农村金融的实际需求。第二，我国现阶段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转型的阶段，因此一定要对市场需求有一个切实的了解，再按照服务三农的原则，对金融体系进行完善和改革。此外，相关监管部门还要根据实际情况降低对部分金融工具进入市场的准入机制以及需要花费的成本，进而使金融机构在良好的形式和背景下，加速多元化、创新型金融产品及其金融工具的开发，进而保证农村金融支持可以顺利且有效地进行。

3.3 对农村信用体制进行规范和完善

第一，要有针对性地拓展农村担保抵押物的涵盖面，让农村各项资源逐渐转变成相应的信用价值，推动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林地使用权等资源的转化，使这部分转化物能够为农村金融需求提供担保，进而有效提升农村金融的支持水平。第二，使用信息化方式和措施对农村居民自身以及中小规模企业的实际信用体系进行完善，进而对业务环境进行有效的调整和改善，从根本上降低金融支持所划分的实际成本。

3.4 促进农村金融法制化的实现

首先，我国一定要根据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制定金融支持法律法规，并使用规范化的市场准入机制以及推出机制来对农村金融的实际行为进行有效监管，进而使农民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证。其次，在制定相关法规的同时，还要建立起农业保险规范，按照法律法规来对融资的合法性进行确认，并对农村金融参与人员提供相应的监督和保护，最大限度地对合法契约进行维护，进而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撑和动力。

篇(3)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发展阶段；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F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10-0255-1

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法从1995年即“九五”计划时就正式提出，到现在已有15年时间。“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三个“新”：新的高度，“规划建议”提出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提高到了整个“十二五”期间发展主线的高度；新的广度，“规划建议”把转变发展方式主线统揽包括结构调整、资源环境、民生的改善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新的深度，“规划建议”提出发展方式转变不但有明确的方向，而且有明确的路径、明确的措施，更深入，更系统，更完善。这三个“新”，着力点就是坚持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2 吉林省经济发展的策略

准确认识吉林省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发展阶段性特征，在发展中积累，在调整中发展，乃是当前吉林省的首选战略。要着眼于长远发展，全面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全面增强经济社会的整体素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攻方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调整内需外需结构，不断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根本动力，更加注重构建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发展社会事业。实际工作中，应正确处理四个关系，防止四种倾向。

一是正确处理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防止思想松懈倾向。没有量的积累，就不可能有质的变化。没有发展的积累，就没有调整发展方式的动能。当前吉林省不能放松加快发展的步伐，要把发展作为主题，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心无旁骛地、专心致志地、殚精竭虑地去筹发展之策、谋发展之计、践发展之行、干发展之事，按照近年来吉林省发展的好势头，再持续快速发展三五年。

二是正确处理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防止等靠要的倾向。发展是创造财富的源泉，积累财富才能为改善民生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才能富民，才能实现社会和谐。民生是第一目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实现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良性互动，坚持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在确保发展质量、优化发展结构、加快发展速度的基础上，努力积累更多的社会财富，为改善民生提供更多的发展成果，使推动发展成为永恒的主题，使改善民生成为工作常态，使发展的过程成为民生状况持续改善的过程。要大力发展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事业，着力解决好城乡困难群体的生活保障问题，通过办好民生实事进一步扩大内需，让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得到实惠、不断提高幸福指数。

改善民生不简单等同于涨工资、增福利，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要防止等靠要的思想，既要眼睛向上，用好用足国家政策，又要眼睛向下，靠发展、靠调整支出结构，更要眼睛向内，牢记宗旨，心系群众，同时，量财施政、量力而行、倾力而为，切不能一轰而上盲目攀比，等政策、靠财政、要资金。要统筹政策措施，实现各方面利益兼顾；要统筹资源要素，集中力量办大事；要统筹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坚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促进消费升级，把居民的消费潜力释放出来，全民创业、重商富民，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持久的拉动力量，进而实现加快发展与改善民生的良性互动。

三是正确处理传承和创新的关系，防止转弯过急的倾向。为实现既保持短期经济较快增长、又使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双重目标，必须审时度势、科学判断，充分利用经济调整期带来的转型契机，把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作为动力，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巩固和发展当前经济回升的好形势，着力夯实支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的稳固基础，着力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强化整体竞争优势，形成以内需拉动为主导、以自主创新为动力、以结构优化升级为主线、以集约内涵发展为特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的发展新引擎，促进吉林省经济进入新一轮良性循环。

四是转变发展方式与政府管理创新的关系，防止有政策不落实的倾向。政府管理创新是应对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所进行的调试性改革，它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也给政府管理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落实好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是各地、各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要进一步增强主动性，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加强规划引导，突出战略重点，明确主要任务，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入手，转变政府职能，通过政府管理理念、管理体制、管理职能创新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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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红利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管理

中图分类号：F01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4—0010—04

一、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供给约束

为了研究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供给约束，我们有必要研究各种红利空间的变化给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对需要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所处阶段进行准确判断，并概括总结该阶段的新特征。

根据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观点分为三类：（1）结构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生产结构的变动，通过设置结构性指标体系划分经济发展的阶段，代表人物是霍夫曼和罗斯托。（2）总量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最终是一个总量扩张的过程。因此，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方法是采用诸如人均GDP等总量指标。代表人物是西蒙·库兹涅茨。（3）综合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不应该是唯一的，而是若干指标的综合。代表人物是井村干男。另外，关于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内容因划分的阶段数不同，各阶段的顺序和名称也不尽相同，分为三阶段论、四阶段论、五阶段论和六阶段论。而中国正处于经济总量不断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的总体扩张状态，长期看来，宏观经济发展已经逐步由利用外生经济机会向利用内生经济机会转变，为了对这个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准确界定，本文依据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总量标准、经济结构标准、制度水平标准和创新水平标准，构建了一组指标体系来衡量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见表1。

通过计算指标的权重系数来计算经济发展度，其中经济发展度的计算公式为：

根据权重计算出各年的经济发展度并进行阶段划分得到结论：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第一，当前经济发展具有“双重制度变迁”的特征，一方面完成由贫穷落后向富裕状态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加速实现传统工业化的同时迎接信息化时代工业化的挑战；第二，产业结构、城乡结构、消费结构、需求结构等的调整成为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题；第三，以知识为基础的相关产业均呈现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第四，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公共服务的需求进一步加强；第五，经济发展中短期需求因素的作用在下降，而长期供给因素的作用在进一步提升。

在目前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背景下，中国体制转轨红利、投资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外资红利和外贸红利等六大红利变化对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新要求。这些红利空间的变化分析表明我国目前处在红利变化的大背景下，而且红利的增加或减少都是经济发展至特定阶段的产物，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变化的红利会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生更新的要求，一些红利的消退也为新红利空间的创造提供了现实条件。

红利变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经济结构变化速度快、物价波动不稳定的局面，又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双重制度变迁”“结构调整”等特征。这些特征使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一系列供给约束：第一，生产技术滞后造成技术供给缺乏，技术供给可以直接影响产品的生产质量，从而约束经济增长质量，不仅表现为高技术、人力资本投资的滞后，还严重表现在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领域，因此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技术创新的要求迫在眉睫；第二，生产要素的供给约束，包括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电力供应紧张、部分行业劳动力缺乏等；国家统计局2011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超过30岁的农民工比例高达61%，其中41—50岁占比24.7%，50岁以上农民工占14.3%。劳动力供应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导致十年民工荒的原因。制造业和服务业最需要的是年轻农民工，而劳动力蓄水池中绝大部分是中老年农民工。第三，制度供给缺乏导致生产效率低下，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效益不能完全发挥；第四，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供给约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在资源环境问题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供给约束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红利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求管理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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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耦合是复杂系统通过各子系统或要素相互作用与影响，促进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并且决定着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2］。耦合度反映区域各子系统或要素协调程度，它刻画了某一时点区域系统之间、系统各要素之间交互胁迫、交互依存关系的演进趋势［9］。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利用和改造也更加积极和迫切；而由于生态系统支持能力的有限，反过来制约社会经济超速发展。生态经济协调论指出，一定区域发展的实质就是区域生态支持系统与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相互胁迫、相互作用、由低级协调共生向高级协调演进的过程。耦合协调模型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主要有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等，而熵值法能够深刻地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其给出的指标权重值比层次分析法和专家经验评估法更具可信度，适合对多元指标进行综合评价［10］。因此，选用熵值法确定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模型的各指标权重。

1．2指标体系和评判标准根据丝绸之路东段生态经济区域特色，参考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中国学者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以及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2－11］，确定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表1）。评判标准是衡量区域自然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的尺度参考。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会消耗自然资源，给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压力，但这并不代表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以破坏自然生态支持能力为代价。高水平社会经济可以通过发展新技术，开发新能源等，减轻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更可以对自然生态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和修复。因此在两大系统耦合发展评判标准的划分中，既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要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为了更准确地反映两大系统的耦合关系和发展水平，以生态支持能力综合指数（F）、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G）和耦合发展度（D）为基础，提出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发展评判标准（表2）

2结果分析

2．1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2000—2012年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整体呈波动减弱趋势（图1），生态支持能力指数平均每年降低0．02，其中R2＝0．78，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近13a，研究区生态支持能力指数平均值为0．494，2000年生态指数最大，为0．655，最小值出现在2009年，仅为0．290，极差0．365，进一步表明处于干旱区的丝绸之路东段生态环境脆弱，稳定性低。分析2000—2012年研究区生态支持能力变化，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2000—2004年生态支持能力缓慢减弱，主要原因为研究区降水量下降和工业废水废气排放量增加；第2阶段：2005—2009年生态支持能力快速减弱，生态支持指数平均每年减小0．07，远高于近13a的平均减少速率，且R2＝0．92，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2009年生态支持能力指数出现极低值的原因主要是该年研究区的废气排放量剧增，由2008年的1．17×1011m3激增到2009年的1．61×1011m3，尤其是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加速了局地小气候的变暖趋势，影响区域降水，增加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进一步扩大该段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第3阶段：2009—2012年先增强后缓慢减弱。2000—2012年丝绸之路东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断提高（图1），由2000年的0．049上升到2012年的0．362，平均每年增加0．02（R2＝0．85，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分析2000—2012年研究区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07年社会经济相对低速发展，研究区该时间段人均GDP、全社会固定投资资产和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由3240元、66亿元和72亿元上升到9077元、304亿元和193亿元；第二阶段：2008—2012年社会经济相对快速发展，年增长速率（0．05）较上阶段的0．01增加了4倍。该时段人均GDP则突破了万元大关，增长至31199元，全社会固定投资资产也达到了1105万亿元。

2．2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

2．2．1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演变由图2可以看出，2000—2012年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整体不断提高，由2000年的0．15上升到2012年的0．61，平均每年增加0．04（R2＝0．97，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尽管该区域的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不断增加，但最大值（2012年）0．61仅达到低水平协调发展标准。按表2的评判标准，研究区2000—2012年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经历了3个阶段。第1阶段：2000—2007年严重失调发展阶段，且其g（y）／f（x）均小于0．8，因此属于经济损益型，即经济发展滞后，勉强保持在生态承载力阈值内；第2阶段：2008—2009年轻度失调发展阶段，g（y）／f（x）小于0．8，属于经济滞后型；第3阶段：2010—2012年低水平协调发展阶段，仅2012年的g（y）／f（x）大于0．8，属于经济发展与生态同步低水平协调发展型，其他年份仍属于经济滞后型。

2．2．2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空间分布对f（x），g（y）和D，g（y）／f（x）值进行分析，可将丝绸之路东段生态经济耦合发展类型划分为4类：轻度失调发展生态损益型、轻度失调发展磨合型、低水平协调发展同步型、低水平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图3）。其中，甘肃省兰州、武威和定西地区属于轻度失调发展生态损益型，耦合度D分别为0．56，0．56和0．58。这些地区人口较多，经济发展超过了自然生态的最大支持能力，有限的生态支持能力无法满足相对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不调和，系统落后，如果长此发展，该地区经济和生态必将走上恶性循环的道路；甘肃省酒泉和平凉地区属于轻度失调发展磨合型，虽然整体发展缓慢，但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支持能力处于相互适应磨合的调整阶段，短时间内可以促进二者共同发展；甘肃省张掖和陕西省的咸阳、西安地区属于低水平协调发展同步型，这些地市g（y）／f（x）值在1附近，生态压力不大，社会经济发展尚在生态支持能力范围内，二者处于低水平协调状态；而天水市和宝鸡市则属于低水平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其F值大于G值，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低。经济发展滞后，基本保持在生态支持能力范围内，生态环境压力小，社会经济发展仍有较大空间。总体来看，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不断下降，且耦合协调类型多数为生态损益或滞后型，表明该段生态支持能力无法满足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快速工业发展模式，给该段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3讨论

生态文明建设不只是生态、环境领域一项重大研究课题，而是人与自然、发展与环境、经济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协调、发展平衡、步入良性循环的理论与实践，是人类社会跨入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对于生态环境脆弱的西北干旱区，尤其是承担复兴西部经济发展，解决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更是重中之重。从丝绸之路东段现实情况出发，当前最紧要的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强化第一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适当调控第二产业；实现由主要靠物质（资金、资源、环境）投入向主要靠知识和技术进步加快发展的转变；调整优化经济区域布局，按照不同生态功能区确立发展方向、重点；坚持经济、社会、环境、资源、民生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发展。本研究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丝绸之路东段的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表征。但是，本研究以值域标准来进行刚性划分耦合基本模式评判标准的方法，势必会带来一定误差［12］。另一方面，由于个别数据为插值以及数据标准化的原因，计算结果具有一定的相对性［13］，因而在反映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的协调耦合方面尚有不足，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和深入分析。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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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新常态;结构转型;区域经济增长;供给侧改革

一、 引言

自2014年经济“新常态”概念提出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双去”（去产能、去杠杆）叠加、“三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并存的“新常态”，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表现为生产成本不断上升、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市场机制运行不畅，出口导向型增长难以持续等问题。2015年我国GDP同比增长6.9%，经济增速整体处在回落后趋稳的弱势状态，总量增速弹性很小，传统产业尚未找到新的增长模式，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失衡，从而导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困难。

从长期经济发展来看，“新常态”经济应该最终表现为区域产业经济圈、创新型企业成为经济主要推动力、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出现新的增长点，传统产业形成可持续发展模式等。然而，就目前中国经济形势而言，寻找新常态的“”才刚刚开始。宏观经济处于增速换挡期，劳动力人口占比不断下降，资本成本逐步上升，人力资本及产业附加值增长缓慢，全要素生产率逐渐下降，并且传统投资领域大多面临产能过剩，发展空间有限。解决我国区域经济失衡、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是促进“去产能、去杠杆”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因此，本文基于产业结构转型视角，对“新常态”下中国区域经济结构差异化进行分析，探究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

二、 文献综述

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大多对“新常态”的特征、经济表现、形成机制等进行研究，但是，对“新常态”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及结构转型的研究，还缺乏实证数据分析的支持。如李扬、张晓晶（2015）从产业周期视角，研究新常态经济面临的问题，并建议通过提高创新驱动力、调整产业结构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金碚（2015）指出要形成“公平-效率”的“新常态”关系，促进经济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动”向“创新驱动”发展。刘伟和苏剑（2014）建议采取以供给管理为主、需求管理为辅的定向“微刺激”政策体系，促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的实现。齐建国等（2015）指出，在经济增速换挡过程中促进消费、投资、进出口的“三驾马车”平稳转型长。此外，陈彦斌（2014）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微刺激”政策效果已经出现“边际递减”效用，应该加强对供给侧改革的支持力度，优化产能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此外，国内外学者围绕产业结构差异、溢出效应、增长效应及作用路径等深入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联系。如Xiu等（2014）证实了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存在滞后性，城乡要素错配阻碍了城乡产业结构调整。干春晖等（2011）指出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侯新烁等（2013）通过测算经济结构转变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并建议统筹考虑周边地区的发展路径，实现“区域板块”的经济增长。袁江和张成思（2009）分析中国的经济周期与经济结构的关系，发现经济总量扩张伴随着结构转变。陈晓光和龚六堂（2005）则证实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驼峰型”。项俊波（2008）将区域经济结构、投资、消费、金融、国际收支等指标纳入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指数，并用宏观数据进行论证。由此看出，新常态下我国区域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献仍处于空白。因此，本文将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聚类分析法对我国产业结构失衡进行研究，为区域经济格局转型提供借鉴。

三、 实证检验

1. 样本来源与选取。本文基于产业结构转型视角，选取WIND数据库中2015年我国29个省及直辖市的宏观经济数据，将影响因素设定为第二产业占比（x1）、第三产业占比（x2）、城市化程度（城市人口占该省份总人口的比重，记为x3）以及民营经济发展水平（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产值占该省份工业总产值比重，记为x4），建立经济发展函数为，其中Y=f（x1、x2、x3、x4）为该省份人均GDP。

2. 偏相关性分析。我们对人均GDP、x1、x2、x3、x4进行偏相关性分析，得到各个指标间的偏相关系数：（1）人均GDP和第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城市化程度以及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131 9（P=0.495 2）、0.639 0（P=0.000 2）、0.940 3（P=0.000）、0.265 7（P=0.163 6），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占比及城市化程度具有显著较强的正相关性;（2）第二产业占比和第三产业占比、城市化程度以及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是-0.576 1（P=0.001 1）、-0.290 9（P=0.125 8）、0.398 7（P=0.032 2）;（3）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程度、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695 6（P=0.000 0）、-0.192 5（P=0.317 2）;（4）城市化程度和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是0.179 2（P=0.352 4）。

由此看出，城市化程度和人均GDP相关系数高达0.940 3，城市化进程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明显;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城市化程度受人均GDP、第三产业发展程度影响较高，表现为显著的正偏相关系数;但是，民营经济发展程度目前主要依赖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于民营经济拉动作用不足。

3. 回归分析。为了进一步探究所选宏观经济指标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我们对人均GDP及自变量x1、x2、x3、x4进行对数化处理后，并进行回归分析：

LnPGDP=3.101 4+0.2733 2x1+0.204 4x2+1.734 2x3+0.289 8x4

（16.29） （2.39） （1.03） （10.27） （1.26）

R2=0.910 1，F=60.71。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方程拟合程度较高（R2=0.910 1），回归显著性较好，在影响人均GDP的宏观经济因素中，城市化水平的贡献度最高，其次分别是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这也说明我国区域经济结构失衡、民营经济对经济贡献率不足。

4. 聚类分析。根据Hollis B. Chenery（1986）提出的工业化阶段理论，对工业经济发展阶段划分如下：准工业化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级阶段、工业化中级阶段、工业化高级阶段）、后工业化阶段（发达经济初级阶段、发达经济高级阶段）。由此，根据x1、x2、x3、x4四个宏观指标，对我国29个样本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现状进行聚类分析（采用软件为STATA），以便区分不同经济结构类型（见表1），分析结果如下。

（1）第I类包括我国三大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人均GDP都在10万元以上，已经进入发达经济初级阶段（Chenery第5阶段）。从产业结构来看，3个直辖市第一产业占比仅在1%左右，远远低于其它省份水平;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其规模已远远超过第二产业，尤其是北京的第三产业占比甚至高达79.7%。同时，3个直辖市的城市化程度普遍较高，位于82.3%～89.6%之间，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是，民营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北京为例，其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占比为48.7%，不及江浙地区。

（2）第II类包括浙江和江苏。作为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该两省人均GDP在2015年达到7.8万元～8.8万元，进入了工业化高级阶段（Chenery第4阶段）。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占比很小，仅为5%左右;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程度类似，所占比重均在45%左右，且第三产业占比呈现增长态势。另外，城市化程度远远低于第I聚类，处于65%左右，达到中等国家水平。但是，浙江和江苏两省的民营经济发展程度是全国最高水平，在72%～74%之间，对经济贡献率很高，是该省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3）第III聚类包括福建、广东、辽宁和山东。这些省份正处于从工业化中级阶段（Chenery第3阶段）迈向工业化高级阶段（Chenery第4阶段）的过程中，是我国重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人均GDP在6.4万元～6.3万元间，第二产业仍然处于核心地位，第三产业也具有了相当的比重。但是，城市化水平较低，在46.1%～52.8%之间。民营企业发展也十分迅速，有望成为该聚类新的增长动力。

（4）第IV聚类包括重庆、吉林和湖北，集中于我国中西部内陆地区，人均GDP在5.1万元～5.3万元之间，均处于Chenery第3阶段，即工业化中级阶段。第三产业发展较为缓慢，尤其是吉林省第三产业比重仅为37.4%、民营经济占比为28.5%。该区域的城市化程度较低，民营经济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贡献。但是第三产业发展不足、民营经济占比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些省份的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速的提高。

（5）第V聚类主要包括我国的中西部省份，其中西部省份4个，中部省份1个，人均GDP在4.0万元～4.8万元之间，尚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Chenery第3阶段）。第一产业比重在8.6%～23.1%左右，尤其是海南的第一产业占比高达23.1%，该比重在全国仅次于黑龙江的46.4%;第二产业对区域经济贡献率较高，内蒙古及陕西均超过50%。此外，民营经济对经济贡献率不足，严重阻碍了经济结构的转型，经济发展欠缺新增长点，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

（6）第IV聚类包括我国7个东中部省份，包括黑龙江、河南等。这些地区人均GDP在3.5万元～3.9万元之间，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Chenery第3阶段），且第一产业占比较高，尤其是作为东部老工业化地区的黑龙江，第一产业占比高达46.4%，是全国最高值;第二产业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除黑龙江占比20.5%外，其余的第二产业普遍占比在40.1%～51.5%之间;民营经济发展不足，城市化进程处于中西部的平均水平45%左右。总体上，这些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较沿海地区低，且私营企业发展停滞，经济仍以重工业为主，结构化转型难度较高。

（7）第VII聚类包括贵州、云南和甘肃，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人均GDP仅有2.6万元～3.0万元左右，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的起步期。第一产业占比普遍高于10%，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第一、二、三产业结构在15∶55∶30左右，工业经济较为落后。同时城市化水平较低，民营企业占比仅在26.6%～32.6%左右，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工业化水平有待提高。

四、 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对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均GDP、第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城市化程度以及民营经济发展程度进行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1）偏相关性结果显示：城市化程度和人均GDP相关系数高达0.940 3，城市化进程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明显;第二、第三产业、民营经济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城市化程度受人均GDP、第三产业影响较高，但民营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刺激作用不足。

（2）多元回归结果显示：在刺激区域经济发展上，城市化水平的贡献度最高，其次分别是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

（3）聚类分析显示：北京、上海、天津已经迈入发达经济初级阶段（Chenery第5阶段），城市化水平较高;浙江和江苏是工业化高级阶段（Chenery第4阶段），民营经济发展程度最高;其余省份多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Chenery第3阶段）;贵州、云南和甘肃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的起步期，普遍以第二产业为主，民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对当前“新常态”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果转型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发挥产业结构优化在改善区域经济失衡、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优化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同时，建议完善中西部地区的生产力布局，依照当地资源优势建立支柱产业，推动民间资本对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拉动作用。

第二，放宽对科技型、创新性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加大优惠政策的鼓励力度，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便利的融资渠道和产业引导，特别要鼓励民企通过联营、参股、控股、特许经营等方式联合国企，形成混合型企业集团。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如VC（风险投资）、PE（私募股权）的投资，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

第三，以改善供给结构为重点，促进社会资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流向知识、资本密集型产业，加快区域资源整合。在技术要素供给方面，提高企业的科研创新成果的转化和研发能力;在资金要素方面，实现由政府引导为主、社会资本为辅的产业引导体系，促进民间资本对产业升级的带动，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 陈晓光，龚六堂.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5，（2）：58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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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5）：4-16.

[4] 侯新烁，张宗益，周靖祥.中国经济结构的增长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J].世界经济，2013，（5）：88-111.

[5] 金碚.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工业使命[J].中国工业评论，2015，（2）：10-14.

[6] 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J].经济研究，2015，（5）：4-19.

[7] 刘伟，苏剑.“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J].经济科学，2014，（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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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项俊波.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分析与思考[J].新华文摘，2009，（1）：23-29.

[11] 袁江，张成思.强制性技术变迁、不平衡增长与中国经济周期模型[J].经济研究，2009，（12）：17-29.

[12] 王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总体特征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学位论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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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创新；经济发展；资源配置；创新管理体制

中图分类号：G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02-0149-01

一、我国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支撑的现状

（一）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效率总体偏低

有关数据显示，全国各省份创新对经济的支撑效率普遍偏低。近年来我国创新对经济支撑的平均值仅为60%左右，距离100%的效率目标还有很大距离。这显示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尚有待提升。国家的研发经费的投入快速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率。然而，高技术产值平均增长率较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的总产值占比很低，一直没有明显提升。这表明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仍然有限，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背景下，如何高效利用现有的创新资源、让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是当前社会转型的迫切任务。

（二）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效率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

虽然总体上看，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效率比较低，然而，这种支撑作用显示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科技创新对经济的支撑效率在东中西部地区显示出明显不同：东部地区显

著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并且正是由于东部地区的高效率提升了全国平均水平。科技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依赖于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与环境。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在于技术转移的市场平台、技术转移体系、创新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等制度建设和市场环境是否完善，以及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能力。从这些因素看，东部地区要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二、创新生产系统和创新支持下的经济系统两阶段效率分析

（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受制于创新支持下的经济发展阶段

有关数据表明，创新投入到创新产出的转化效率（创新生产阶段）明显高于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效率（创新支持下的经济发展阶段）。这可以看出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不强主要是受制于创新支持下的经济发展阶段，即创新支持下的经济系统效率低制约了整体效率的提升。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科技成果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的潜在空间很大。

（二）省际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差异明显

据有关数据和对各省创新过程两个阶段的效率差异的比较，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创新对经济发展强支撑型：这一类省份创新对经济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效率都很高，基本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以天津、上海、广东等省份为代表。第二类是创新成果转化制约型：这种类型包含了很多省份，表现最为典型。这一类省份的特点是：创新生产阶段效率较高，但是创新支持下的经济发展效率比较低，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不强，两个阶段的效率差异明显，这种类型囊括大部分省份，甚至北京两个阶段的效率差异也较大。

这充分说明创新成果转化难是普遍现象，也是制约创新支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

第三类是创新生产制约型：这一类省份表现非典型，创新支持下的经济发展阶段效率高，但是创新生产阶段效率较低，创新对科技的支撑作用受制于创新生产阶段，如江西、海南。

由此，我们可以获得两点发现：一是创新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受到创新生产阶段和创新支持下的经济发展阶段两个系统的影响，任何一个阶段无效或者低效都会对整体效率形成制约；二是我国省份之间差异巨大，创新支撑经济发展的过程在区域间表现差异非常明显，各有不同。

三、创新成果的优化配置

（一）开放型的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滞后制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除了少数省份实现中间产出的最优配置外，绝大多数省份都没有实现中间产出的优化配置。总体来看，一是创新成果普遍不足；二是代表技术转移指标的“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在绝大多数省份内都处于显著不足状态。

“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能够反映我国技术交易转移体系建设情况，这项指标绝大多数省份都没有实现最优配置，充分说明目前我国技术交易转移体系建设亟待加强。当前跨区域的技术交易转移服务体系建设尤其滞后义亟须建设区域间和省际相互开放、互联互通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

（二）创新资源和成果的区域互联互通是提升创新对经济发展支撑效率的关键

一类是由于创新资源投人过多导致，如江苏、北京、浙江和湖南；另一类是和有限创新资源投入相比，“专利授权数”相对丰裕导致，如黑龙江、重庆、安徽和新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可以通过建立区域性创新资源共享平台和区域性创新成果协作平台来促进创新资源和成果在区域间的流动与共享。通过这些平台建设，促进这些资源和成果相对丰裕（或者由于自身能力限制成果难以转化）的地区向其他地区转移，这样不仅能够提升自身效率，而且也能促进其他地区的效率提升，实现双赢。

四、我国科技创新及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一）完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体系

为了使科技创新更好的支撑经济发展，应尽快推动完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体系，以法制为基础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的建设。消除现有法律体系中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相关法律立法精神相冲突的地方从法律上保障科技成果转化主体的权益。同时，出台配套细则，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对创业人员的经济激励措施。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向经济成果的转化，充分发挥创新在经济转型和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二）改革科技管理体制

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创新成果的转化率不高与成果本身的“非市场化导向”密切相关，尤其是大学和科研院所作为创新主体，其科研成果的非市场化导向与当前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密切相关。

（三）建立开放型的技术转移交易服务体系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环境

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建设滞后是当前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发展的关键制约，构建全国层面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乃当务之急。

（四）建立共享平台和交流体制

建立区域间互联互通的创新资源和科技成果共享平台，提升区域创新支撑经济发展的能力。制定政策，支持科技人才和创新资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区域间共赢。

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普遍偏低，其中创新成果未能有效D化是制约创新有效支撑经济发展的主因，同时开放型技术交易体系建设滞后制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创新资源与创新成果未能实现优化配置成为普遍现象，创新资源和成果的区域互联互通是提升创新对经济发展支撑效率的关键。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与外部经济及政治压力都要求中国经济必须转向创新驱动和价值驱动，这都要求中国当前亟须解决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问题，亟待提升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凤朝、潘雄锋：《中国技术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