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阶段划分标准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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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直拍横打；历史没革；发展阶段；打法模式

中图分类号：G846

1.前言

直拍横打技术最先产生的年代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于我国直板打法在与欧洲运动员对抗中始终没能占据上风，对付欧洲运动员的近网球，反手位底线大角度的搓球，以及反手位的对攻或者无论是调右压左，还是调左压右的战术一直都很困难，因此直拍横打应运而生。直拍横打技术从产生到今天将近2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直拍横打技术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创新，技术得到了的不断完善与充实。从我国乒坛大满贯得主刘国梁，到“世界杯先生”马琳，到三获奥运会亚军的王皓再到今天的后起之秀许昕，是直拍横打造就了这些世界冠军，也是直拍横打让中国的传统直拍打法得到一脉相承，绵延不断。

2.对直拍横打的定义

笔者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后发现，目前学术界对直拍横打的定义没有一个统一和明确的定论，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苏丕仁认为：直拍反面进攻技术就是直拍横打，具体包括平挡、快拨、快带、快撕、挑打、拉球、反拉和贴弧圈等[1]。后来苏丕仁又在《乒乓球直拍横打技术创新的启示》一文中指出直拍横打的最通俗含义即直拍选手在打反手位球时使用球拍反面，而不是用传统的球拍正面击球[2]。本文作者在参考了多种定义之后对直拍横打的定义是：直拍横打是指直板运动员利用球拍反面击球的所有技术动作总称，是从防守到进攻，从相持到反攻的一套可以连续使用的技术体系，当然这个技术体系是指乒乓球基本击球技术的体系，是从微观角度出发形成的体系。同时直拍横打还包括直板运动员在用球拍反而处理正手位的球如“反手拧拉技术”等。直拍横打跟运动员在哪个位置击球没有关系，一种技术动作是否用反面击球，这是判断某项技术是否为直拍横打的惟一的标准。

3.直拍横打的历史阶段划分和模式界定

本文根据时间的演进，在先人研究的基础上，把中国乒坛四位优秀的直板运动员根据他们各自的技战术特点将直拍横打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时纵向研究将四个阶段总结为直拍横打的两种打法。这四个不同阶段是：初创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和再发展阶段。两种打法模式是：“推挡结合横打型”和“纯直拍横打型”。

3.1直拍横打的初创阶段及其打法主要特点。

我国直拍选手在与欧洲横拍弧圈球对阵时，吃亏总是在反手位，对方反手位有拉、冲、打，而我方只有单一的推、挡、搓，难以侧身抢攻[3]。直拍横打能充分发挥手指手腕、手臂力量，动作合理，击球质量高。且技术比较符合人体生理结构，增加了对方判断、回击的难度。直拍选手利用直拍横打技术的重心移动范围较小，突然性较大，有利于下一板球的进攻。直拍横打技术与传统的反手快攻技术比较，具有对球的摩擦增大，球速加快，攻击力强，动作小、隐蔽性大，站位中近台等特点。[4]于是从八十年代末国内乒坛开始大规模试验直拍横打。这一时期的欧洲横板技术日益复兴，直拍横打技术的最初构想是从对付欧洲选手“撇”和“晃接”这一接发球开始的。主要解决的是发球后第一板上手的问题。由于处在初创阶段，刘国梁的直拍横打技术稳定性不够，而且技术种类单一，因此导致刘国梁在许多关键球时还是不敢使用。此时直拍横打只是反手推挡的补充，虽然比较新奇，使对手难以适应而丢分。但由于变化少，时间长了对手就能容易对付。因此直拍横打的发展空间在刚开始时也充满着很多未知数。该阶段直拍横打属于“推挡结合横打型”且反手是以推挡为主，直拍横打为辅的打法。

3.2直拍横打的发展阶段及其打法主要特点。

自刘国梁、冯哲、王飞等一些优秀的直拍选手开创直拍横打后，直拍横打渐渐发展到了以马琳、阎森、秦志戬为代表的发展阶段。马琳的反手背面拉在旋转性质上又多了一个左侧旋，而且运用得更加自如。并在运用时机上将其融入到了直板单面拉所特有的技术组合中。同时马琳的直拍横打技术比刘国梁更又更丰富多样，既有反手台内拧拉，还有中远台的相持。在战术配合上马琳能把直拍横打技术与其他技术有效组合，加大了反手的攻击性。在打法特点上，直拍横打的发展阶段在手段上比直拍横打的初创阶段要更丰富多样，从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直拍选手回接弧圈球后被动变主动的能力。同时在这个阶段对反手台内球的处理有了新的突破，可以直接接发球接拧拉上手，为下一板进攻制造机会，甚至是直接得分。相比直拍横打技术里的进攻性技术，直拍推挡只是又一过渡性且是己方处在被动情况实施防守的一项防御性技术。该阶段同属于初创阶段的“推挡为主，直拍横打为辅”的打法。

3.3直拍横打的成熟阶段及其打法主要特点。

直拍横打经过初创与发展两个阶段的淬炼，其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与此同时，随着直拍横打的领军人物王皓的横空出世，对直拍横打的研究也渐渐成为对直板打法的研究的焦点。从打法上看，王皓从小开始练习直拍横打，他在反手技术上放弃了直拍推挡这一传统技术，不仅避免了直拍横打与推挡的难以取舍的矛盾，同时增加直拍运动员在反手位的杀伤力和得分能力，特别是与之产生的拨、拉、打、带、挑、撕等创新技术使直拍反手位获得了生机，以致在反手位与横拍选手的相持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皓的反手技术在速度、力量、旋转等方面趋于完善，已能在近台发起凶狠的进攻，甚至在中远台面对弧圈球也能进行相持和反拉。这一时期直拍横打打法基本成熟，在与横拍对手的反手对峙时，直拍横打打法并不会处于明显的下风，反而突显出自己的特色与优势，该阶段是“纯直拍横打型”。所谓“纯直拍横打型”是指直拍选手在处理反手位的来球时全部用直拍横打打法进行回击的打法即反手无推挡。

3．4直拍横打再发展阶段及其打法特点。

许昕的打法是左手直板两面反胶弧圈打法。作为新生代直板反胶打法的代表，许昕吸取了马琳和王皓的优点。许昕的直拍横打与马琳有所区别，展现了自己的特色，因此许昕的直拍横打处在一个再发展的时期。从打法上看，该阶段的直拍横打与发展阶段相似但是不同的是，该阶段的反手相持大大提升了，同时在接发球上面更强调主动进攻。因此打法更具侵略性，但是由于处在发展期，该阶段直拍横打的使用稳定性和质量还要更加走向成熟。尽管“横打为主结合推挡”的打法有一定的和中远台都具备一定的进攻实力，但是近台变化稳定性差一些，同时该打法尚年轻，横打技术为主结合推挡的打法更符合乒乓球技术发展的总体趋势，更具潜力并将成为直板打法中的主流打法。

参考文献

[1]苏丕仁.乒乓球运动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

[2]向导.论乒乓球直拍横打技术在青少年训练中的发展方向[J].艺体教育,2007(10)

篇(2)

关键词：残疾人　西方特殊教育 

 

现代意义上的特殊教育概念是18世纪德国等西方国家在盲、聋哑、智力落后教育训练成功后，在19世纪初成立的异常儿童专门教育机构，出现了“特殊儿童”与“特殊儿童教育”。本文拟立足特殊教育之狭义上的残疾人教育，以历史分析的方法，揭示西方特殊教育的内涵。 

 

一、西方特殊教育内涵的历史根源揭示 

 

当前，对西方特殊教育的起源有一个似乎不证自明的结论，即特殊教育源于普通教育，认为是“特殊教育是普通教育无法发挥其完全功能的自然产物或教育进步的表征”。然而，通过对特殊教育产生的根源考察发现，特殊教育具有政治思想、医学／心理学和基督教的深厚始发性根源。从源头上看，特殊教育并不是教育派生体系，而是随着政治思想进步和基督教、医学／心理学发展，与普通教育 结合而理性化的产物。 

 

(一)特殊教育源起于人性解放、人权崛起，具有体现残疾人的尊严、保障其平等权利的政治蕴涵 

思想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人们把握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式。政治思想是人们对社会生活中各种政治活动、政治现象及其各种政治关系的思想反映。政治思想作为核心的上层建筑，构成了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特殊教育萌芽、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14～16世纪，自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思想运动以来，包括残疾人在内的人的权利、平等、自由、尊严、价值备受推崇，荷兰政治思想家格劳修斯提出与生俱来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人的生存权利和法律平等思想，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出“人生而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理论。在国家政治建设中，1775年美国《独立宣言》对“人生而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理论予以强调和保障；1874年法国《人权宣言》集中体现了启蒙思想家的人权理论。18世纪中叶，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欧洲开始了对残疾人的教育训练，一些卓越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哲学家、医生、教师，开始开辟特殊教育的新时代。卢梭在《爱弥儿》中，从他的自然人性的观点出发，以人生来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观念提出，教育要遵从儿童天性，适应儿童的发展，并论述了盲人与聋哑人感觉器官代偿问题。狄德罗还专门著述《供明眼人思考的谈盲人的书》和《供健全人参考的论聋哑人书简》，论述残疾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问题。裴斯泰洛齐还亲自创办了特殊教育机构。可以说，文艺复兴以来，平等、自由的人权思想，为残疾人获得平等社会地位奠定了基础。残疾人开始具有受教育的资格和权利。随着人权思想在国家政治地位中的凸显，1789年法国政府承认了莱佩的聋人教育机构，并予以国家意志保障。其后，18世纪，西欧各国在政治文明进程中，纷纷建立国家行为的特殊教育学校或对个体行为的特殊教育机构并予以国家承认。可见，特殊教育源起于人性解放、人权崛起，具有体现残疾人的尊严、保障其平等权利的政治蕴涵。 

 

(二)特殊教育源起于医学／心理学的发展，具有医学／心理学康复训练与缺陷补偿等属性特点的科学主义蕴涵 

西方特殊教育的雏形出现在16世纪末的医学训练。医学解剖学的发展，以客观的生物学为依据，指出了残疾的原因与实质，为残疾人教育训练提供了依据。1614年，瑞士医学教授菲普拉特杰尔就曾对残疾作出分类。16世纪末荷兰人阿曼，在医生工作的基础上，对聋人开始语言训练，出版了《说话的聋人或先天聋人可会说话的途径》，1770年著述《关于言语的论文》对欧洲聋人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18世纪末法国精神病医生皮内尔，指出了智力落后的病态；依塔尔第一次用实践证明了智力落后儿童教育的可能性，他对野男孩维克多，采用设计环境、感官训练、医教结合等方法进行训练，其成功经验成了19世纪前半叶整个智力落后教育的基础。1840年瑞士人古根比尔建立了第一所智力落后儿童学校；法国人谢根1846年发表了影响巨大的经典之作《智力不正常儿童的教育、卫生和道德训练》。洛克、孔狄亚克的感觉论提出让儿童学看、学听、学嗅、学尝、学触摸，

为感觉训练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洛克的认知理论和心理学观念改变了人们对残疾人的态度，残疾人获得了接受教育的理论基础。这时，特殊教育实质上是医学／心理学医疗训练的性质和意义，主要由医生实施对残疾儿童的分类，以医学／心理学的医疗手段为主，开展医疗训练。法国人谢根甚至把智力落后儿童教育学校命名为生理学学校，认为自己的教育训练是属于生理学的0。但医学／心理学的医疗训练毕竟具有了教育的雏形，鼓舞了医生、教师开展教育的热情，医学模式与思想深深影响着特殊教育发展，至今许多国家仍然使用医疗教育学的概念。 

一战后，医疗康复的概念正式进入了特殊教育领域，力求以教育训练的手段使残疾人被损害的机能尽可能达到较好水平。特殊教育的着力点是关注残疾人病理学的根源、行为特点及其矫正补偿方法。其假设是，残疾是由个体生理、心理缺陷所致，而缺陷是能够测量和诊断的，采用医学训练是能够治疗和补偿的。可见，这种医学模式特殊教育以实证／经验主义为认识论基础，在西方科学文化中被广为重视，并迅速推广，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特殊教育源起于医学／心理学的发展，具有医学／心理学康复训练与缺陷补偿等属性特点的科学主义蕴涵。 

 

(三)特殊教育源起于基督教精神的发展，具有平等、博爱、仁慈的道德蕴涵 

西方特殊教育与宗教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基督教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必然影响着特殊教育的产生。在欧洲中世纪以前，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无法科学解释残疾问题。对残疾人的产生，多从先验的神性之学给予解释，’认为是报应、魔鬼、撒旦等。尽管在基督教早期，残疾人仍被拒绝成为教会成员，拒绝对基督教的信仰，拒绝参加教会庆典，拒绝向上帝赎罪。但到11世纪中叶通过对旧教会制度的改革，教会思想逐步深人社会，并影响了社会政治制度。残疾人的教会教育开始作为个例不断出现，在早期残障人教育中，教会人士扮演了重要角色。16世纪末，西班牙修道士德乐翁成功地以小班级的方式教会聋童说、读、写。法国人莱佩在1729年至1930年获得罗马天主教士的第一个学位，他相信高僧詹森的教义至上主义，认为救济人类需要上帝的恩惠，并于1771年创办世界第一个聋人公共教育机构。至今欧洲一些宗教举办的聋校还以《圣经》马太福音中耶稣治好聋哑病人的故事作为教育思想与方法的经典表述。 

在西方，基督教是终其人一生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坚固的精神模子。特殊教育是与基督教有着深厚的渊源的。首先，西方人认为上帝是至美、至善的终极存在。基督教本身就是认识世界的一种哲学思维，同科学一样是人们与世界交往的两大思维方式之一，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生存。19世纪哲学家赫胥黎称宗教与科学是不可分的双生姊妹，牛顿认为世界的两本书是“自然之书”和《圣经》，爱因斯坦认为“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可见，科学与基督教是密切联系的，但它们分属于彼此不同的领域。科学认识只能限于现象世界，发现与回答“事实”，而基督教指向对人的终极存在的关切，给予和回答“意义”。正由于科学对解释人的终极存在的无能为力，而基督教以超自然、超自我的终极意识，使人超越理性和经验，凭借对上帝信仰获得终极关切。如同科学将理性内在于人性一样，基督教也将“上帝”内在于人性，最主要的就是给予道德的终极依据。康德阐发的道德律(实践理性)，就将道德生活与上帝至善的终极存在的性质联系起来，认为“上帝的概念是一个从起源……属于道德学的概念”，“在道德上有必要假定上帝的存在”。涂尔干对道德机制的考察发现，对上帝的信仰，使得人们对世俗的东西和自我利益有疏离或放弃成为可能。为了维护共同的上帝，人们否定自我而关照他人，融人上帝信仰的群体，从而使人具有利他精神，这就具有了道德意义上的博爱、仁慈。可见，基督教孕育、增添着人们向善的人性光辉，从而也使得残疾人教育得以沐浴在人性光辉之中。其次，西方人认为上帝是最神圣的、至高无上且无所不能的。上帝创造了人类，人类皆是上帝的馈赠。人类对上帝既恐惧又敬畏，既热爱追求又保持距离，人既不敢僭越上帝，又不能放弃上帝。上帝的博爱、仁慈或惩罚是平等的，不会因人的社会地位不同和财富多寡而有所差别。也就是说，在上帝面前，没有只升天堂不入地狱的特权阶级，也没有只人地狱不升天堂的弱势群体。于是在唯一的上帝面前，给最底层社会群体的残疾人带来与优势群体一样的平等地位——无论贫富、强弱、智愚，都同等地受到上帝的庇护、享有平等的权利，即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费尔巴哈认为，“唯弱者乃需要宗教，唯愚者乃接受宗教”，这在一定意义上指出了基督教对弱势群体的庇护作用。基督教认为人人有原罪，不能自救，人人需要在上帝面前忏悔、救赎罪过。上帝拯救人类、怜悯人类，要求“爱上帝和爱人如己”(马太福音第二

十二章三十七节)，这里蕴含着博爱的基本教义，即人应当自我完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宽容忍耐。同时，还指出“人生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是要服侍人”(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所以要服务社会，服务他人。用对他人的爱和自身的修行，取得灵魂的最终解脱。看来，基督教在给予人精神安慰和庇护、促进社会整合的同时，也带来了平等、博爱、仁慈的精神因子。残疾人弱势群体正是籍着这些精神因子有了接受教育的可能。残疾人教育开始以传教士个人行为的个案出现。传教士一方面代替上帝向残疾人博爱施恩，救赎他们的罪过，另一方面把残疾人作为救赎自己罪过的途径，通过对残疾人的救济或恩惠拯救自己的灵魂。因此，特殊教育本身就是基督教精神的化身之一。同时，由于灵魂的畈依是漫长的，是某种彼岸的永恒的渴望。因此，博爱、仁慈作为人们灵魂皈依的自由之路也是漫长的。在16一19世纪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是推动特殊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当然，随着基督教的世俗化，平等、博爱、仁慈逐渐脱离基督教，开始成为抽象的精神存在，深深植根于人们的精神意识里，进入到社会伦理。特殊教育也开始了理性化进程，开始向社会主流教育转移、结合，在组织形态上、观念上、技术方法上日趋理性化，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特殊教育学校等教育机构。可见，特殊教育源起于基督教精神的发展，具有平等、博爱、仁慈的道德蕴涵。 

基督教、医学／心理学、政治思想进步是西方特殊教育产生的三个起源，蕴含着丰富的特殊教育内涵。通过对西方特殊教育起源的历史考察发现，特殊教育中的康复训练、缺陷补偿、平等权利、博爱仁慈等核心价值，在漫长的特殊教育发展长河中积淀下来，传承下来，成为特殊教育传统的内在基因，体现出稳定性、内隐性、可传承性、难以改变性等特点，这已成为特殊教育内在的独特的精神气质，展现着特殊教育文化风貌，反映着特殊教育文化心理性格。 

 

二、西方特殊教育内涵的发展过程分析 

 

西方特殊教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又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通过对特殊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加以联系和比较，能更清晰揭示其内涵。 

 

(一)宗教／医学为主的前现代阶段、融入教育学体系的现代阶段、全纳教育的后现代阶段：特殊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 

关于西方特殊教育发展历程阶段划分，有许多不同的标准。有的以人类历史阶段划分为古代特殊教育、现代特殊教育、当代特殊教育，有的以认识论为标准划分为医学／心理学视角的隔离制特殊教育，以社会学为视角的融合教育或全纳教育，等等。笔者认为划分特殊教育的阶段应以其核心的本体论视野来看，因为本体论是对事物存在的内在根据从概念上的精确描述。从本体论视野看，特殊教育存在与发展的本体内在根据主要有三个，即以宗教／医学为主要存在的内在根据，以教育学为主要存在的内在根据，以社会学为主要存在的内在根据。这样，特殊教育发展可描述为经历了两次转向、三个阶段。两次转向为：由宗教／医学向教育学转向，由教育学向社会学转向；同时，相应带来的三个阶段为：宗教／医学为主的前现代阶段，融入教育学体系的现代阶段，全纳教育的后现代阶段。这每一个阶段不同的本体存在的根据，反映出每个阶段的内涵和属性特点。在这里，三个阶段的划分不是时间和空间概念，而是思想认识的概念，体现的是特殊教育的本体存在根据，但由于思想的存在总是具有一定的传承、交叉，所以上述三个阶段往往也是存有相互交叉，同一时空内可能不同程度地同时存在，无法严格区分。

宗教／医学为主的前现代阶段。特殊教育表现为传教士个体自发行为的“传教士教育”或“教会教育”，以及医生自发的“医疗训练教育”。“传教士教育”或“教会教育”主要以教会教规为主要思想和方法，在提供宗教的精神慰藉和庇护同时，尝试用普通学校的方法教授聋人说话以及读、写、算等基本知识。学生不多且多来自收留的残疾人，也有贵族子弟。学生除学习外，有的还要从事教会的勤杂工作。这时的教育尚未形式化，没有专门的固定的场所和教育体系、机制。如西班牙修道士德乐翁曾在贵族家中教授聋儿。医生个人自发行为举办的特殊教育，多是在博爱思想影响下，结合自己的医学知识，对残疾缺陷进行医疗训练和康复等活动为主要内容，对学生进行感官训练，提高感官机能。这一阶段的特殊教育本体上是以宗教／医学为存在的内在根据。在认识论上，把残疾人看作为身体病态的弱势群体，并以教育帮助作为救赎残疾人以及自己原罪的途径。一是朴素的上帝博爱、仁慈的救赎观，将对残疾人弱势群体的博爱，作为渴望上帝宽容、接受上帝恩惠，救赎罪过，畈依灵魂的途径。二是基于科学(医学)／经验主义视角，认为残疾是身体的病态，是能通过医学来测量和诊断的，把对残疾人的医疗训练、康复补偿作为提高残疾人生存能

力的根本。这一阶段的特殊教育多称为“医疗训练教育”、“教会教育”，不具备现代教育意义上的实质。在近代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主义思想影响下，一方面由于面向身体生理机能的“医疗训练教育”，无法对增强人的主体理性能力，如创造能力、实践与生产能力、认识能力等知识理性能力及道德、意志、审美等实践理性能力作出回答；另一方面，上帝、教会本身已成为批判的对象，于是宗教／医学为主的残疾人教育开始向教育学转移并媾和，为成为一个教育学概念设下了前提性的逻辑必然。 

融人教育学体系的现代阶段。特殊教育秉承了博爱、平等、仁慈宗教精神和康复训练、缺陷补偿的理性精神，开始由宗教／医学向教育学转向，在与教育的媾和中成为教育领域的一个教育学概念，即教育的分支或属概念。特殊教育具有了完全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形式，成为彻底的“显学”。还媾和了教育的功能特点和属性要求，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外在工具价值和促进自身全面自由发展的内在价值，体现出社会化要求和个性化要求的特点。外在表现为国家行为的特殊学校教育形式不断确立，且不断以立法和制度的形式予以保障，对特殊教育做出了法律规定，体现了国家意志，明确了教师、管理、财政、教育机构等基本要素，划分有关权利和义务，指出各自的培养目标、指导思想、培养体系、发展格局和基本途径等，特殊教育有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并成为一种专业活动，理论与实践有了相对固定和完整的体系、范畴和基本根据，特殊教育开始成为一个日趋完整的学科体系，现代特殊教育正式诞生。这时，特殊教育在形式上和思想上与宗教、医学开始分离并转向教育领域，在办学主体上由个体自发转向国家意志。在认识论上，经验科学分化独立后，如心理学、生物学及其他与残疾人相关的病理学的进步为认识残疾人和进行科学主义的特殊教育提供了支持，特殊教育得以运用经验学科的新成果进行检验。从科学主义出发，秉承了残疾缺陷为病态的观念，更重视面向残疾人的残疾缺陷为本质的教育，并以盲、聋哑、智力落后、肢体残疾、问题行为矫正等更精细的分类、更专业化的学科理论建设、更相对分离的专门教育实践组织形态等，将残疾缺陷用社会分工分类的社会学方法予以常态化、体制化、社会化，从而也不断强化和夸大了他们的残疾缺陷，并视之为区别于健全人的本质不同。在安置形态上，注重采取隔离制特殊学校教育的做法进行特殊的有针对性的教育。从本体上看，现代特殊教育是以教育学为主要存在的内在根据，是教育领域的教育学概念，与普通教育相对立，具有现代教育的科学理性精神等功能属性。但正是由于教育属性功能的加入，同时带来了教育本身固有的社会分层机制，使得残疾人的社会分层分化加剧，从而产生社会歧视等效应。同时，面对工业大生产对教育培养人才的压力和教育对残疾人培养的某些无奈，以及残疾儿童培养难以适应大生产需要等实际，使得特殊教育面临着转向而与教育学分离的危机。 

全纳教育的后现代阶段。特殊教育在教育理性带来知识经验体系、推动学科建设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加重了他们命运的不幸，带来了教育与学生现实生活和主流社会现实生活的隔离、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隔离。从后现代主义视角看，残疾人生存境遇的窘迫和局促及其生命意义的工具化、飘渺化、片面化，正是特殊教育追求理性化的恶果。这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实质，是价值秩序的位移，即人的生命价值被实用价值的僭越；同时，也是以健全人为主导的社会群体的价值选择对残疾人弱势群体的压迫，是普通教育话语权对特殊教育地位的遮蔽。面对教育学对解决这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无能，特别是对回答平等问题、人的尊严问题、社会适应等问题的无能为力，逐渐受到人本主义的质疑和批判，于是特殊教育开始由教育学向社会学转向、求解。在与社会学的媾和中，特别是经过高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洗礼，于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形成了狂飙全球的全纳教育思潮，并迅速蔓延到整个教育领域。作为对现代特殊教育隔离制的回应，全纳教育以激扬高涨的后现代话语和思维，将残疾人的缺陷视为人的正常差异。反对基于残疾缺陷的医学／心理学的实证科学理性，反对隔离。在价值论上将博爱、仁慈、平等、人权、尊严、价值张扬到极致，高度彰显了人本主义的关怀。主张以社会学的视角，用民主、群体、合作的价值理念和方法论对残疾人进行教育，并提出构建全纳社区和全纳文化，通过社会资源和力量进行残疾人教育。从本体上看，全纳教育是力图将特殊教育作为一个社会学体系的概念，侧重用社会学的方法而不仅仅是教育学的方法解决残疾人的发展问题，体现了特殊教育的人文社会意蕴和价值属性特点。 

 

(二)继承与超越：特殊教育发展赋予的新内涵 

面向人的差异并正确理解和尊重、运用差异的内在蕴涵。由西方特殊教育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从前现代特殊教育阶段开

始，人们从科学(医学)主义出发，认为残疾人是“身体病态”的；到现代阶段，以隔离制教育等体制化的做法进一步扩大了人的差异，把残疾人视为异质的“另一类人”；再到后现代的全纳教育阶段，将残疾看为是“正常的”，残疾人是人类正常差异中的“同质人”，特殊教育的发展始终围绕对残疾人的缺陷差异认识这一核心。由此可见，面向差异并正确理解和尊重、运用差异，是特殊教育内涵应有之义。正确理解残疾人的差异，就是既要坚持残疾人群体存在的差异为客观事实的科学理性态度，又要坚持残疾人类存在的共性是主体的人、目的的人、自由的人的人本精神，实现二者的统一。尊重运用残疾人的差异，就是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差异普遍存在的社会，并把残疾人差异的多样性作为促进他们之间、与健全人之间、与教师之间等进行合作、创造的重要源泉，特别是把促进他们超越自我、实现潜在价值与“新自我”作为教育的新视野、新命题。无论制度安排、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和活动设计等，都体现和顺应这一特点。当前，全纳教育提出尊重人的差异和尊严，维护所有人的人权，正是尊重残疾人差异的一个进步表现。正确理解和尊重、运用残疾人的这些差异，始终是特殊教育变革紧紧把握的一个主题。 

促进残疾人超越有限障碍、敞开无限发展可能的内在蕴含。西方特殊教育产生、发展无不立足缺陷补偿、康复，提高身体机能这一中心，体现了对自然存在缺陷的超越和对无限发展、实现自己价值的向往。然而残疾人生命体器官缺损或资质、能力的不足这一特殊性的“非正常状态”，使得本源于面向人的普遍特点的教育出现不适。教育与残疾人的差异有着先天的隔阂和距离。由此使得残疾人生命体器官缺损或资质、能力的不足这一特殊性与教育成为矛盾体。这是残疾人作为群体和个体存在的特殊性与作为类的存在的普遍性的矛盾运动的产物。但正是这对矛盾体的对立统一运动。构成残疾人及其教育存在与发展的动力系统要素。无论通过科技解决缺陷补偿，还是通过教育满足其身心健康成长的发展性需求，减少自身自然存在的缺陷对发展的制约，始终是教育的一个核心的因素。西方特殊教育正是基于此不断自我调整、自我改造，能动地适应和改变着残疾儿童少年的特殊性，而对特殊性的适应、改造又不断丰富、提升和推动着教育的进步，同时也彰显出特殊教育的独特本质，即把残疾人从受制于和被动适应于自然存在的缺陷，提升到超越自然存在的缺陷之上，使外在世界和自身内在的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向残疾人本身无限敞开，并能自由地把握世界和自己。从西方特殊教育发展的思想基础看，经过科学主义特别是近代以来与残疾人相关的心理学、生物学等经验科学的检验，以及人本主义等社会科学特别是生物哲学的影响，残疾人作为“自然人”与“文化人”统一的社会存在，特殊教育不但要立足残疾人自身生物学意义上先天不足，弥补自身器官缺损等生命体机能缺陷的不足，还要面向更广阔的文化世界，用知识、经验、理性等进行文化补偿，即教育。文化补偿和缺陷补偿及其矛盾运动是特殊教育存在与发展内在动力与活力系统的一个要素。同时，残疾人在社会实践与社会关系中，作为对象性存在的“能动”与“受动”的矛盾统一，通过特殊教育促进残疾人超越障碍缺陷而趋向潜在价值的实现，使得生命活动变成自己的意志，展示了其作为人所具有的能动性这一本质力量；而尊重自然存在缺陷障碍这一客观事实，使得特殊教育获得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具体存在和科学理性。当前，全纳教育提出的平等参与、回归主流，也预设了必须超越自身障碍这一前提，将促进残疾人超越障碍作为残疾人教育的题中之义。可以说，促进残疾儿童少年有限超越障碍、敞开无限发展可能是特殊教育独具的人性光辉。 

满足残疾人发展性需要、提升其人本价值与意义的内在蕴涵。其实，这是特殊教育以教育学和社会学为本体存在依据的逻辑必然。从西方特殊教育发展历程看，自从特殊教育向教育转移、媾和开始，教育一直是特殊教育的本体存在而成为内在本质属性。现代特殊教育阶段，由于教育属性的本质存在，使得特殊教育已不再仅仅停留于提高残疾人身体器官机能、满足其生存需要，而更重要的是面向和满足残疾人的发展需要。一者，从根本上看，教育本身是以知识经验传递和人格培育为主促进人提高主体能力的实践活动，特殊教育满足残疾人价值实现、创造成长等能动的发展性需要。是其作为教育事业存在的真谛之所在。再者，随着社会大生产的社会竞争的加剧，满足残疾人主体能力发展提高的需要，是生产关系、生产力之于残疾人成长内在规定的本质所在。第三，进入到后现代特殊教育以来，随着教育和社会的进步，不但特殊教育的教育属性极大丰富，而且特殊教育的社会属性也空前凸显。残疾人已不仅仅满足于主体理性能力提高，全纳教育中对自由、平等、人权、尊严、个性、价值、意义等精神家园需要的满足等人的目的性价值的捍卫。已开始成为特殊教育的内在要求。对残疾人发展需要的满足和自我实现内驱力的

篇(3)

世界是平的，意味着在今天这样一个因信息而紧密、便捷的互联世界中，全球市场、劳动力和产品都可以被整个世界共享，一切都有可能以最有效率和最低成本的方式实现。

2000年以来，全球竞技场变化是如此剧烈，企业想在抹平的世界中成长繁荣，最好学会如何顺应时势自我改变、自己调适。

许多企业的决策者――无论是何种行业、企业大小、经营者或创新者――都在重复讲同一句话：“就在这两三年，就在这两三年。”

“就在这两三年”，他们做了本来做梦都没想过可以做的事，或者是做了本来做梦都没想过必须做的事。

我相信他们讲的“就在这两三年”都是针对三大汇流：

第一汇流就是2000年左右，由于政治、经济、科技、管理思想等方方面面的因素聚集起来共同起作用，创造了一个全新且更为平坦的全球竞技场。有了全新的竞技场，为了好好利用，企业和个人开始采用新习惯、新技术、新程序。本来是垂直式的价值创造，许多都改咸水平式。新场地和新方式结合起来，这就是第二汇流，把世界抹得更平。最后，感谢世界是平的，感谢新工具，十几亿人中有好多能马上加入竞争与合作，形成第三汇流。

2000年以来，竞技场变化如此剧烈，想在抹平的世界中成长繁荣，最好学会如何自我改变、自己调适。我认为，今日成功的企业都是那些最懂得三大汇流的企业，它们都发展出自己的应对之道，而非加以抗拒。以下是他们的成功法则。

[成功法则1]世界被铲平，当你也感受到铲过来的那股力量时，千万别寄希望于筑墙来防御，正确的方法是：找一把铲子，向自我的内在挖掘潜力。

吉尔和肯夫妇25年前在明尼苏达州创办了格利尔多媒体公司，专门拍电视广告，也为商品目录拍照。公司经营得不错，有40多名员工，算是个中型企业。

但到2004年4月时，肯被生意搞得心事重重。他很清楚：世界已经被抹平了，他所面临的竞争及价格压力是前所未见的。

格利尔从前的竞争对手都是规模、产能相当的公司，大家用不同的方式来做类似的事。

如今则完全不同了：格利尔公司不仅要跟一直以来的对手竞争，还得跟大公司竞争，因为现在的大公司变成大中小项目都可以处理了。此外还有自己接项目的“SOHO”族，他们凭借现代化的科技与软件，理论上也能做与格利尔公司一样的事情。

在客户看来，大公司雇个年轻人坐在电脑前，肯的公司雇个年轻人坐在电脑前，还是年轻人坐在自家的电脑前，设计的东西有什么不同吗?科技与软件赋予个人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大家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了。于是，肯有好几个项目输给了个人工作室。

20年来，格利尔只做摄影的美术面：配色、构图、质感，让模特儿在镜头前感觉自在。现在，公司的各个层面都承受到类似的铲平力量：公司采用了最新的数码摄影设备，市场跟科技逼他们自己做剪辑、影像合成、音效，还要自己做DVD压片。以往这些都是包给不同公司做的。现在整个供应链抹平了，压缩进工作者桌上的电脑机箱之中，而且客户还拒绝支付额外的费用。

原来的专业变成一种大众商品。随着三大汇流，变成大众商品的专业技能越来越多，跨越所有产业。愈来愈多的作业变成数字化、虚拟化、个人化，变成标准化，就有更多的技能变简单，变得人人可上手。

当大家都一样，供应充裕，客户有太多选择，选谁都没差多少，这时，你就成为一种大众物资。你变成了再普通不过的“香萆”。

很幸运，格利尔的应对之道是唯一的正确选择：铲子，而不是墙。肯跟合伙人挖掘自己的内在，锁定公司真正的核心能力，作为推动公司在抹平的世界向前走的动力来源。肯说：“我们现在卖的，是洞见、直觉和灵感。我们卖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我们卖个性。现在我们专心做那种不能被数字化的事情。”

以前许多公司是“藏在科技背后”。你可能很棒，但不必是世界最棒，因为你不会想到自己要跟全世界竞争。远处有地平线，人眼是无法超越的。但只在短短几年间，我们的竞争对手就从隔一条街变成隔半个地球。三年前都没想过的竞争对手，现在我们遇到了。现在大家都有着同样的工具，也看得见别人在做什么。你必须成为最棒的，做最有创意的思考者。

香草已经不配上桌了，你得拿出一些有独特口味的东西。从前的重点是你能做什么，现在的重点则是创意与个性。想象力最重要。

[成功法则2]小应该做大。小公司想要发展，就要学会做大。关键就在尽快学会怎么利用新工具，参与全球竞合，把事业搞得更远、更快、更广、更深。

1982年，约旦人法迪跟朋友合伙，创办了阿拉伯世界的第一家本土快递公司Aramex，在中东搞快递。当时的阿拉伯世界只有DHL一家全球性快递公司。法迪去找当时在中东没有设点的美国公司，如FedEx和Airborne Ex-press，说可以当他们的加盟商。

阿拉伯人的公司最懂中东，晓得如何克服中东特有的种种不便。Airborne有正面反应，法迪就利用这一点建立业务，把一些货运小公司购并或进行结盟，由埃及到土耳其，一直到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创造出自己的地区网络。

Airborne不像FedEx那么有钱，可在全球设点，所以Airborne聚集大约40家像Aramex的区域供货商，组成一个虚拟的全球快递网。加盟商取得的是全球快递网中的一席之地，有可以跟FedEx或DHL一较长短的电脑化查询系统。当时他们靠自己是不可能有这两样的。

一切运作顺利，Aramex主宰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快递市场，生意兴隆。1997年，Aramex在纳斯达克上市，成长到年营收近之亿美元，员工3200人，业务全是来自民间，这在阿拉伯世界是极不寻常的。

2002年，法迪找了一家迪拜的私募基金，把Aramex私有化。他当时不晓得做这一步的同时世界也正在抹平。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不仅有能力做新的事情，还必须做以前做梦都没想过的事。

法迪第一次感受到“世界是平的”是在2003年。Air-borne居然被DHL收购了。Airborne宣布，自2004年1月1日起，本来的加盟伙伴便不能再使用它的电脑查询系统了。再会了，大家自求多福吧!

世界的抹平让Airborne这个大块头可以变平一点，也让Aramex这个小块头可以往上一步，取代大块头。在Air-borne宣布接受购并，解散联盟时，法迪就召集主要加盟伙伴在伦敦开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成立新联盟。Aramex保证研发新的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查询系统，在Airborne的系统关掉以前就会建好，开始运作。

这等于是宣布，Aramex这个小鼠要取代大象了。法迪的小公司不仅可以在阿曼做Airborne能在西雅图做的相同的事，还会去找更多的全球伙伴，填满Airborne留下的洞。法

迪在招商时说，他聘用约旦的人才做一切后勤，成本只会是聘用欧美人才的零头。Aramex不是联盟里最大的公司，但却取得了主导权。

如何反应这么快，靠三大汇流。

首先，约旦年轻一代的软件与工业工程师已经成长起来，步入铲平的竞技场。他们发现，一切可以用来做大事的合作工具，他们手边都有，跟Airborne在西雅图的完全一样。工具要怎么用，全凭他们的精力与想象力。事实上，通过互联网为加盟伙伴做后勤，比大家各自与西雅图连线有效率多了。像Airborne那种中央管理式的架构，要改成与互联网连接，反而吃力。

其次，Aramex没有旧时代留下来的过时系统需要更新，可以直接上网，运用最新的互联网科技。大公司花几百万美元做出来的庞大系统，Aramex花小钱就能做出来。加盟商都可以通过Aramex的系统在网上建立自己的客户资料库，进行自己的追件和查件，做这个新的虚拟全球货运网的一分子。如今，Aramex有了40多家加盟伙伴。

[成功法则3]大应该做小。大公司要在抹平的世界里蓬勃发展，就要学会让客户做大，自己则做小。

最聪明的大公司了解到：三大汇流允许企业跟客户之间全新的方式合作。这样企业可以做到很小很细致的服务。做小的方式并不是锁定每个消费者提供个别服务。那是不太可能的，也太贵。聪明的大公司是把业务尽可能变成一张自助餐台，也就是创造出让每个客户自己服务自己的平台，依他们自己的方式、步调、时间、品位选择。等于是把顾客变成员工，同时还要让顾客掏钱买消费的乐趣!

比如星巴克，根据它的点选单，可以调制出1．9万种不同风味的咖啡。换句话说，星巴克让顾客依自己的喜好设计自己要喝的饮料。星巴克选择跟顾客合作，让顾客做大，自己做小。

“以大做小”的另一范例是网上券商E＊Trade。这家公司的CEO卡普兰解释说，E＊Trade之所以能提供细腻的服务，就是当初认识到，互联网泡沫再破灭，整个喧嚣的背后其实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就是网络创造出“企业与消费者接触的全新平台”。

留意趋势的企业都了解，自导型消费者(self-directedconsumet)已经诞生。网络等抹平世界的工具已经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可以依自己喜好的价格、经验、服务，量身订做产品。大企业只要在科技及流程上做好调整，给自导型消费者更大的自由，让消费者做大，企业自己就能做得很小。企业可以让消费者感觉：每一项产品或服务都贴近他的特别需求，是专为他一人定制的。事实上，企业只是摆出一张数字化自助餐台，让消费者自己来选择。

在金融业，这种做法已带来深刻的改变。过去，金融业是由大银行、大券商、大保险公司主宰。业者告诉你，你会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何时何地得到，该付多少。顾客虽然不喜欢银行对待自己的方式，但也别无选择。但世界抹平了，有了网络，消费者感受到他们可以拥有更大的掌控权。消费习惯越调整，从书店到金融业者的各种厂商也越需要改变，需要提供掌控的工具给消费者。

卡普兰说，网络股大跌时，E＊Trade也不能幸免。但私底下，消费者已经尝到权力的滋味。一尝到就不一样了，从本来的企业掌控消费者行为，变成消费者掌控企业行为。做生意的规矩变了，你不加以回应，不提供顾客想要的，别家就会提供，你就会出局。

金融业者曾努力做大，现在则都努力做小，让顾客去做大。E＊Trade并不自视为银行、券商、融资等不同金融服务的集合，而是为自导性最强的金融消费者服务的一种整合体验。三四年前，客户上E＊Trade的网站，会发现证券户在一页，融资户在另一页。如今，客户在同一页就可以看见自己的所有账户。

[成功法则4]最好的企业将是最好的合作者。在抹平的世界中，愈来愈多的任务都必须通过企业内外的各种合作来达成，道理很简单：未来的价值创造，无论是科技、营销、生物医药、还是制造，都会变得复杂之极，绝非单一部门或单一企业就能掌握。

下一波创新一定会交又用到许多不同专业的先进知识。每一个领域的最尖端都越来越专业化。大部分的情况，一家公司或一个部门的专业都只对业务或社会挑战的很小一块儿有用。所以，有价值的新突破一定要融合许多小颗粒的专业。合作才会如此重要。

举个刺激点的例子：电玩。长久以来电玩的配乐都是外包的。后来业者发现，配乐如果配得好，不仅电玩可以卖得更多，配乐还能单独出CD或提供下载。所以有些电玩大厂就自设音乐部门。有些艺人也认定，要宣传音乐，给电玩当主题歌要比电台播送有效得多。

抹平的世界连接的知识库越多，专业就分得越细，将不同专业重新组合而产生的创新就越多，管理跨业合作的能力就会越重要。

也许，要说明这种“典范转移”之中企业该如何应对，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劳斯莱斯。

实际上，劳斯莱斯早就不制造汽车了，它的汽车部门己于1972年授权给德国的宝马。目前它50％的营收是来自服务。1990年的时候，它的员工还都在英国，但今天已有四成员工是在英国以外。今天，劳斯莱斯的核心竞争力是以涡轮发动机为代表的动力系统。它把约七成五的组件外包给它的全球供应链，其余约二成五的关键技术组件部分则自己制造。

劳斯莱斯公司CEO约翰・罗斯认为，劳斯莱斯还有一项核心竞争力就是结盟的能力，在生产与服务领域都结盟，跟大学也跟同业结盟。“你必须有纪律，才能清楚盟友可贡献什么，我们又该贡献什么。”研发、供应商、产品都有结盟的市场，公司必须具备一个可以应对的架构。

劳斯莱斯对于世界抹平应对得这么好，它的做法将会是愈来愈多新创企业的准则。假如今天你去硅谷找创业投资基金，说你打算成立新公司，但不考虑外包或离岸生产，他们会马上送客。

如今，创投业者要知道你打创业第一天，就准备利用三大汇流，就能在全世界找最聪明、最有效率的人才合作。所以，在抹平的世界中，有越来越多的公司一诞生就是全球性公司。

印度WIPRO的总裁保罗说：“以往，创业时可能会想，希望在二十年内成为跨国公司。今天则要想，创业第二天就要成为跨国公司。”现在，很多30人的新创公司是20名员工在硅谷，10名在印度。如果公司的产品不止一种，有些制造可能会在马来西亚及中国大陆，有些设计在中国台湾，后勤支援在印度与菲律宾，工程在俄罗斯及美国，这便是所谓的微跨国公司，也是未来的潮流。

[成功法则5]世界抹平后，第一流的公司会定期照胸部X光来保持健康，并把结果卖给客户。

在抹平的世界里，利润空间变成“香萆”的速度很快，所以今天第一流的公司都会定期照胸部X光，随时界定自己的利润空间何在，并加以强化，把“香草”包出去。

给公司照X光，就是将公司的业务拆成大小组件，投影到墙上的大屏幕，供你研究你们公司的骨骼。每个部门、功能都放在方块中剖析，标示为成本或收入的来源，还是两

者皆有一点：是独特，还是别家公司也能做的香草，可能还做得更便宜更好。

通常一家公司会有四五个个组件，照X光就是要回答：你为每个组件花多少钱?你的强项是哪些?哪几项是独特的?哪几项是和别家一样的，哪几项是你虽然有能力，却不确定是否能胜出，因为要花很多钱?

回答完这些问题，找出四五个“热点”。一两个可能是核心竞争力，别的可能是你本来不知道可以好好发展的技能。其他热点却可能是重叠了五个不同部门的功能或服务，包出去可能更好更便宜，如果包出去所造成的不便是可以克服的，就应该包出去。

一般的公司只要有25％是核心竞争力，是有战略意义的，是独特的，那就很不错了。

2004年2月25日，惠普宣布赢得印度银行1．5亿美元的外包合同，为其750家分行做好核心电脑系统的安装及管理。印度银行做的是所有跨国企业都做的事，将不算核心竞争力的功能外包出去，将自己不可能做到最好的功能也包出去，只是将此包给一家美国公司让人奇怪。

惠普相关负责人表示，惠普不时招待客户来访，很多客户都对在178个国家拥有业务的惠普应对世界抹平的能力刮目相看。惠普曾有多达87条供应链，每一条都是垂直且独立管理，如今压缩到只剩5条，分管500亿美元的业务，而会计、账务、人力资源等功能都由全公司统一处理。客户都非常感兴趣惠普是靠什么系统做到有效整合。

惠普看到客户对自己的内部系统这么有兴趣，有一天终于自问：“嘿，干吗不把这个拿去卖呢?”这就成了惠普企业流程服务的核心。它帮自己照胸部X光，发现这个过程也有别人想要的东西，这就是商机。

[成功法则6]第一流公司外包是为了致胜，而非缩编。外包是为了更快、更便宜的创新，是为了成长，为了取得更大市场，为了请更多不同专长的人才，而不是为省钱而炒更多人鱿鱼。

LRN公司专门提供法律、规范、伦理的在线课程给大企业做在职训练，也帮企业主管及董事做企业责任方面的咨询。2004年，LRN与印度的MINDTREE签下外包合同。LRN负责人赛德曼解释说：“我把业务包出去是为了致胜，不是省钱。上我们网站看看吧。我们现有30多个职位空缺，都是知识工作。”

赛德曼的经验正是大部分外包的重点。外包是为了取得人才，为了加速成长，不是为了省钱缩编。在安然事件后，很多企业对企业伦理教育的需求激增。赛德曼意识到，LRN和E＊Trade一样，都需要更整合的平台，一个一次性购足的[化界面，所有公司治理与伦理的解决方案都在里面――过去LRN给员工训练的软件是一套，给董事会的伦理咨询又是另一套。

所以，他面临的是双重挑战：既要让LRN在线上法规教育的市场占有率继续成长，又要为现有的客户设计一个全新的整合平台，这是需要一次科技的。而和MINDTREE合作，等于让赛德曼有两组团队，一组在美国，全力守住并扩张核心业务，另一组包括LRN的印度顾问，全力做LRN成长所需的科技。

毋庸讳言，单纯想省钱而把工作外移的企业是现在和未来都会有，省下的钱也只会分给股东与管理阶层。只有才会以为没有。但是，这种企业毕竟是少数。第一流企业会利用印度最好的，结合美国最好的。

英文“外包”(outsourcing，直译为资源自外部取)这个单词，实在该退休了。更好的单词是sourcing(取资源)。这就使世界抹平变成可能的，也是世界抹平后所要求的。最会“取资源”的企业市场会变大，各地员工会变多，而非市场变小，员工减少。

[成功法则7]把工作包去海外的，不仅仅是那些不爱自己土地的人，有理想的人也在做。

近年世界舞台上出现一类公益创业家，他们胸怀改善社会的大志，而且相信古人所说的方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三大汇流及世界抹平对他们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杰瑞米・哈根斯坦本来走的是一条年轻人都想走的路，念哈佛，进麦肯锡。后来他却跟一位同事走向另一条路：决定创办一个非赢利事业，专做美国公司包出去的资料输入，地点选在全世界商业环境最不友好的地方：柬埔寨。

世界抹平了才会有这种事!

2001年2月，哈根斯坦跟几位麦肯锡同事去金边，他们惊讶地发现，金边有许多网吧和英语补习班，人们补习完英语却找不到工作，即使勉强找到也不是好工作。哈根斯坦成立了一个叫Digital Divide Data的机构，在金边设一家小小的打字行，请当地人将美国为了方便存取搜查而想要数字化的印刷品输入电脑。印刷品会先在美国扫描进电脑，上网传来金边。先是请印度人帮忙训练两位柬埔寨的经理人；接着雇佣第一批20名的打字员，购进20部电脑，租下每月租金100美元的网络专线。

2001年7月，Digital Divide Data开张，第一笔生意来自哈佛的学生报《哈佛深红报》。打字员每天工作6小时，每周6天，月薪75美元，是柬埔寨最低工资的两倍。

成立4年后，Digital Divide Data拥有了170名员工。除了《哈佛深红报》，生意的最大来源就是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有许多关于健康、家庭、劳王现状的研究，也都需要数字化。所以第一批员工已经有人离职出去创业了，去帮那些在做研究的非政府组织做资料库设计。他们在职的时候，发现一些非政府组织需要数字化的资料，由于没有先标准化，没办法迅速数字化。这些柬埔寨人就看出，供应链的前端还有一些有价值的工作可做，不是打字输入，而是设计标准化的格式。

哈根斯坦说，这些在柬埔寨进行的工作没半个是从美国移去的。这些打字工作老早就被包到印度及加勒比海去了，如果有剥夺哪里的就业，也是印度及加勒比海。10年前是不可能在柬埔寨做这种事的，近几年才变成可能。

附：商业就是回应人类基本需求

王育琨

全球化3．0之个体全球化，是商业本原传统回归的时代。

作者简介：王育琨，首钢企业研究所所长

历史上传统文明的延伸往往伴随着剧烈冲突，日益深入的全球化，正逐渐把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人们融合到一个体系中来。

每一个人都是复杂的，每一个事件都是立体的，每一个思想都是隐秘的。在纷纭复杂的“商业长隧道”中，那束能够照亮隧道中的黑暗与曲折的“光明”，就是人类福利层次，用更通俗的语言说就是性价比。

全球化的世界是平的

当年哥伦布环球旅行，回国后向国王与王后报告说，世界足圆的，并且以这个发现而名垂青史。《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同样做了一次从西方到东方的旅行，回家后他低声告诉夫人：“亲爱的，我认为世界是平的。”

在9．11以后，反恐战争使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失去的影响力成为热门议题。2004年，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大张旗鼓地抨击那些“叛国总裁”将工作机会外包――突然间，外包这个议题爆炸性

地登上世界舞台。

弗里德曼想换个视野透视一下这个现象。然而在印度，一个受访者冷峻地望着他说：“汤姆，我得告诉你，全世界的经济舞台正在被夷平，而你们这些美国人并没做好准备。”

这句话深深震撼了弗里德曼，他改变了采访计划，上交了休假请求，于是2005年有了《世界是平的》。《世界是平的》展示了美国专栏作家对新事物的敏锐和对历史阶段划分的敏感。弗里德曼在书中提出了三个版本的全球化概念：

1．0版的全球化：主要是国家的全球化。从1492年至1820年，这一轮全球化将世界从“大号”缩到“中号”。那个年代的全球化是由国家带领的。国家进行全球化的原因是因为掠夺主义、力量、自然资源，那个年代的改变动机是国家。

2．0版的全球化：主要是公司的全球化。从182()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的全球化是由公司全球化所带领的。全球化让世界从“中号”缩到“小号”。跨国企业进行全球化是为了市场，为了劳动力，在这个全球化阶段中，公司是全球化动机。

3．O版的全球化：主要是个人的全球化。弗里德曼宣告，从2000年开始，世界从“小号”被缩为“极小号”。这一阶段的驱动力是软件和网络，主体则是个人，因此是个体和小团队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的年代，与全球化2．0和1．0都不同，将不会只有一群西方的白人群体得以参与。这一轮将会是由各种肤色、能够随时连上网络的个体和人群来参与。

从国家行政疆域的扩展，到公司架构的广域化，最后到了个人和团体参与的无边界，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人类社会的壮阔蓝图。这个新时代独特的地方，就是这些个体和小团队必须越来越主动以全球化的视野思考，并将自己主动置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后知后觉的中国公司

那句震撼弗里德曼的话也深深震撼了我。以这种新的视野透视中国，我们发现一大批中国企业家超越自己所需，敢想敢为，已经汇集成了一股强势的中国力量。

大公司的全球化，是一国经济全球化最直接和最深刻的显现。美国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史蒂芬博士指出，“一旦中国企业开始大举海外并购，必将引起世界整个产业链的连锁反应，中国企业的并购实力让整个投行界震撼。”

震撼也夹带着缺憾。在一些并购行为中，依然有着不合时宜的陈旧观念和思维模式。TCL并购施耐德电视、汤姆逊彩电与阿尔卡特手机，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TCL收购之前是蹲在那里仰视，被它们的品牌、技术、渠道耀花了眼。并购后，更是一如既往地高擎着收购来的品牌，很有点扬眉吐气的滋味。可是，市场反应却不那么乐观。

2002年TCL收购施耐德生产线迄今一直处于严重的亏损状态。还在收购之初，德国著名的《经济周刊》总编辑、经济学家巴龙先生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若要借施耐德进入德国市场，TCL还不如用自有品牌。因为施耐德在德国的社会形象是一个保守的、不断破产转卖的私人企业，产品还不如TCL先进。如果把TCL的超薄高精尖电视机贴上施耐德的品牌到德国去卖，德国人不可能接受。可惜这样的声音没有被TCL的团队听进去，结果又接连收购汤姆逊彩电与阿尔卡特手机，同样的错误一再重复。

联想的转变比较快。收购IBM公司PC业务之初，对IBM公司PC业务团队和技术的莫名崇拜统摄了联想上下的心理。很快，联想高层看到了出M公司PC团队技术创新的乏力、运作的不经济和营销手法的单一。

对于商业基本问题的重新检视，使得联想高层获得了品牌运营的新视角，并最后下决心换帅，以重新调整公司的战略方向。调整的直接效果是：联想的东西便宜，又嫁接了有技术含量的Thnkpad，联想的笔记本把高性价比的福利带到了美国市场。

从单纯品牌经营的角度上讲，联想的“去出M化”、以我为主的经营思路，与TCL的泛国外品牌化相比，有着明显优势。联想品牌的全球化经营已然在“切割”中跳跃，且显露出尽早“独立”出IBM的征兆。在联想去IBM化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性价比这个人本价值的回归。今日之联想，已经不是社科院计算所之联想，而是已经踏上了全球化的轨道、受国际资本价值观左右的联想。人本价值的回归，是联想品牌经营的最大进境。

全球化3．0的人本情怀

时下有一种语言泡沫，言必称创新、变革、速度、新趋势，好像不如此就难以展示创新思维的风采。这是一种误解。无论是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还是公司主导的全球化，都是对个体的一种异化。全球化3．0之个体全球化，是商业本原传统回归的时代。

商业其实就是对人类基本需求的回应。我们记得“为客户节约每一个铜板”，这样最朴实的思想，一下子抓住了客户的心，在富饶的美国一举把一个街头小店沃尔玛塑造成世界最大的商业帝国。“因你而变”，这种简单透彻的理念，使得郭士纳这个外行，得以去除IBM的赘肉，使蓝色大象轻盈起舞。

杰克・韦尔奇的《赢》，更是诉诸人类情感的最明显的标本。在韦尔奇看来，构成管理基础的是四个基本原则：使命感与价值观、坦诚精神、区别考评制度、尊重每个人的发言权。而能够把这些基本原则贯穿起来的，是他这样一个信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想得到发言权和尊严，而且应当得到。”

这种回归人类基本情感的管理理论，很能打动人，以至于沃伦・巴菲特认为，“有了《赢》，再也不需要其他管理著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