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各种效应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学的各种效应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微观经济学在经济学课程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

(一)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地位

从理论地位来看，微观经济学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内容。从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首次系统地阐明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论证市场机制的运行效率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基础。马歇尔(1890)奠定了经典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在完全竞争、产品同质、信息充分等前提条件下，将单个消费者和单个生产者的需求和供给相加分别形成单个局部市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各种单个市场相互关联，形成了一般均衡的市场体系。萨缪尔森(1947)进一步夯实了市场均衡分析的微观基础。将消费者的需求看成是最大化效用均衡结果，将生产者的供给看成是利润最大化的均衡结果。微观经济学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一方面自我否定、持续更新，先后经历“垄断竞争”理论革命、“不确定性”理论革命、“信息、激励和不完全性”理论革命以及“异质性、搜寻、匹配与机制设计”理论革命，微观经济学不断放松纯理论的假设，理论愈发逼近现实世界。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而言，突出的可证伪的学科特点使是微观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因而，微观经济学思维和理论逻辑被其他学科不断接纳，交叉融合后形成了许多新兴交叉学科，掀起了向其它学科渗透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浪潮。

(二)微观经济学的课程地位

从课程体系来看，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对于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质量至关重要。微观经济学对于许多经济管理类学科提供了重要支撑，能够为学习其他专业课提供有效地经济学逻辑训练和基础理论。许多专业课程都是微观经济学理论内容的细化、延伸和应用。消费者剩余理论和消费行为理论对于市场营销课程形成了直接有效的基础理论支撑；产业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正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深化和应用；而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创建的D-S框架正是对微观经济学垄断竞争理论的重大突破，也使之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四大法宝”之一。

二、微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痛点梳理

基于前文所述，微观经济学的教学效果至关重要，其教学痛点无法回避，必须进行深入剖析，挖掘出“其症结所在”。经过对于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充分调研，结合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科研的经历和经验，发现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可以数理为两大痛点。

(一)学生对于微观经济理论普遍理解程度不深

学生对于关键概念的含义和经济理论的经济含义理解不足，尤其是理论假设条件的内容与合理性。诸如机会成本概念和帕累托效率等重要概念，这些充分体现经济学理性人思维和社会福利分析思维的重要概念对于经济学思维的形成至关重要，不少学生的掌握仅仅停留在应对考试的瞬时记忆。学生对于理论的理解深度往往仅停留在几个简单数学公式的演算中，如在消费者行为均衡求解中，学生能够由基数效应论和序数效应论分别求出最优消费数量，但并不能理解序数效应论对基数效应论的理论前提的改变和进步，更不能理解显示偏好弱公理和显示偏好强公理中消费者偏好和消费者行为相互推导的逻辑关系。另外，偏好和效用函数的关系理解不深刻，无法理解效用函数形式的正仿射变换除了简化计算优势之外的经济学本身的含义。

(二)学生对于微观经济学理论缺乏体系整体认知

在微观经济学教学的过程中，发现这样一个突出的现象：许多在本科阶段期末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在研究生入学面试时仍然基本不具备经济学的思维，不能够有效利用所学经济学知识来分析具体问题。经过课题组反复研究发现，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时候，一方面对于知识的记忆具有突出的碎片化特征，只是零碎地掌握微观经济学的知识点、考试的重点和难点，却考出高分。另一方面，学生根本就没有理解微观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对于概念定义机械记忆，对于微观经济学逻辑框架缺乏整体认识。大多数学生记住市场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结论，知道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市场结构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理论等内容，却没有形成微观经济学是如何阐明市场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逻辑论证，不清楚这些章节内容的逻辑关系。

三、微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痛点的四大根源剖析

(一)理论抽象与现实世界有距离，学生无法理解纯理论对于现实世界的抽象

微观经济学具有突出的纯理论特征。鉴于社会经济现象的多变性和结构的复杂性，经济学家们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抽离出最本质的内涵和变量之间最基本的相互关系。运用相对独立于其他社会科学的范式，借助数学工具研究和分析基本经济变量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福利的变化。相对于其他经济管理类的课程，微观经济学更多体现出的是研究的理论平台和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表现出更突出的抽象性和理论性。因而，初学者接受起来需要清晰准确的理解其理论前提假设条件和理论内部的逻辑体系。从学生本身的情况来看，一方面，许多本科生刚刚经历了封闭式管理的高中阶段，缺乏对社会经济现象足够的观察和思考，社会认知和生活常识略显不足。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抽象特征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许多文科教育背景的学生在中学阶段的抽象思维训练相对不足，从问题层面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论分析的理性认识往往遇到困难。

(二)经典案例与中国实践有距离，学生缺乏直观理解教学经典案例的土壤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有许多经典案例，为学生接受微观经济学理论知识提供了大量优质素材。但这些素材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普遍采用美国经济社会的案例，有些国内知名的教材在案例选择也直接从曼昆、萨缪尔森等学者编写的《经济学原理》、《中级宏观经济学》等知名教材的案例材料中引用过来。西方经济学理论源于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选择的经典教材也无疑能够作为准确阐释西方经济原理含义的载体。但是，东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差异、社会文化的显著差异会增加对于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社会经济现实情况缺乏了解的本科生的理解。比如在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消费券常用于预算约束、预算集的解释，也经常用来作为习题对学生进行训练。在中国消费券发行时间晚、发行规模小，很多学生没有机会接触到。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程度提高，我国也有许多恰当准确的案例可以被选择，便于学生直观理解。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有助于坚持“四个自信”，强化微观经济学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发挥协同效应。

(三)理论背景与理解能力有距离，无法形成经济学思维

学生对于关键概念的含义和经济理论的经济含义理解不足，尤其是理论假设条件的内容与合理性。诸如机会成本概念和帕累托有效等重要概念，这些充分体现经济学理性人思维和社会福利分析思维的重要概念对于经济学思维的形成至关重要，不少学生的掌握仅仅停留在应对考试的瞬时记忆。学生对于理论的理解深度往往仅停留在几个简单数学公式的演算中，如在消费者行为均衡求解中，学生能够由基数效应论和序数效应论分别求出最优消费数量，但并不能理解序数效应论对基数效应论的理论前提的改变和进步，更不能理解显示偏好弱公理和显示偏好强公理中消费者偏好和消费者行为相互推导的逻辑关系。另外，偏好和效用函数的关系理解不深刻，就无法理解效用函数形式的正仿射变换并不重要，引入效用函数的目的在于利用严谨的数学推导和计算的优势。

(四)数学教学与学习需求有距离，容易挫伤学习积极性

本科微观经济学的学习要求具备一定的微积分、概率论以及线性代数基础。在微观经济学经典的蛛网模型案例中就需要学生具备一定差分方程的知识，否则学生不能求解出市场价格的表达式，难以深刻理解蛛网发散和收敛的条件、以及蛛网模型变动的经济学含义。在瓦尔拉斯证明市场体系的一般均衡时，缺乏必要的线性代数系数矩阵的知识，就不能理解瓦尔拉斯利用联立方程的个数等于所求市场价格个数的逻辑不能求出各个市场均衡时的价格向量。另外，在消费者行为理论和生产者行为理论中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和利润最大化问题都是约束条件下的极值问题。课程开设时间的错配使得微观经济学的教学缺乏必备的数学支撑，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此重视不足，易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挫败感和抵触情绪。

篇(2)

然而，这个预言当年并未实现：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带来的震撼让大多数经济学家在惊愕之余，尚不能完全体味出其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深远影响；实验经济学却因为信徒寥寥，长期以来只能定位为经济学的一个非主流分支，远不如金融学、信息经济学等分支那样风光。

7年后的今天，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终获诺奖评委们的认同，弗农·史密斯（vernonsmith）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分别作为这两门分支的开山鼻祖，分享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相信，经济学是一门不断自省从而具备强大生命力的学科。就在阿罗和德布鲁用精妙无比的数学方程搭建起一般均衡的架构后，就有人津津乐道经济学的使命已经结束，今后经济学家们所需要做的，只是让一般均衡模型在不同假设条件下更加细化而已。

然而，总有那么一部分人对一般均衡理论乃至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完全理性假设表示担忧。早在1950年代，西蒙就指出，人类仅具有“有限理性”，因此人类的行为有时会偏离经典经济学所假定的最优化模式。对人类“完全理性”和“追求最优化”行为模式的怀疑，随着一系列心理学成果的涌现及其被经济学家的逐渐了解，终于导致一个新分支——行为经济学的诞生。

行为经济学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卡尼曼和其合作者已故心理学家特维斯基（a.tverslay）在《计量经济学》、《科学》、《商业期刊》等期刊上公布了一系列“石破天惊”的行为学试验结果。他们的核心问题是：人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世界时是否总是理性的？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实验，他们发现，人在面对问题和决策时，总是倾向于以偏概全，且囿于记忆和可利用信息的限制；此外，人类很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而失去自己的独立主张。

对于这一系列关于人类认知及行为的实验结果，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起了一个“预期理论”（prospecttheory）的名称。试举几例如下：

例一：参加试验的人被问及一个频频参与集会和游行的人更可能是一个出纳或是一个政客时，愈80％的人选择政客，虽然描述里面没有任何谈及此人是政客的证据。

例二：被测试者被要求在二项选择中取一个答案：“在英语词汇中，r更容易出现在（1）一个单词的第一位置；（2）一个单词的第三个位置”，正确的答案应该是（2），可是绝大部分人都选择（1）。可见，人们总倾向于依赖自己熟悉的、令其印象深刻的记忆去帮助他们作出判断。有谁会刻意留心哪一个单词的第三个字母是r呢？

例三：测试者被要求做下面一道选择题：（a）你输了9元钱；（b）你赢了30元钱后又输了9元钱。同样是输了9元钱，哪一种情形你受伤害更严重一些？

结果84％的人选择了（a）。

类似的实验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一系列文章中还有很多。有趣的是，身为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最负盛名的几篇文章，却都刊登在经济学或金融学期刊上，也许他们认为经济学家们最应该看到这些成果并认真反思他们那业已延续多年的公理体系吧？！

经济学界的回应远比他们想象的要热烈。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最先把认知心理学一系列成果和经济学、金融学的一系列现象联系起来（我很惊讶这次瑟勒未获奖）。这方面的努力尤以金融学领域为甚。金融学的许多困惑，如“一月效应”（januaryeffect）、“周末效应”（weedendeffect）、“动量效应”（momentum　effect）等等，在经济学家们尝试着把人类的非理性、系统性认知偏差纳入模型之后，似乎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目前，许多经济学家投入到这个领域的研究之中，这方面的成果更是日新月异。2001年美国经济学会更是把久负盛名的clark奖授予研究行为经济学的年轻经济学家马修·拉宾（matthewrabin）。人们在感叹行为经济学迄今所取得的成果时，不能不怀念最先把心理学成果引入经济学研究的先驱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吧！

实验经济学就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挑战经济学关于人类行为的理性假设时，在另一条战线上，弗农·史密斯也有类似的隐忧：市场是人类行为的总括，那么一个个具体的人的活生生的行为的总合（aggregation），就必然导出经济学基于对人类的理性假设并由数学模型推导出来的种种市场规律吗？

传统上，经济学不是一门试验性科学，因为这涉及到人类的行为，而人类行为动机的复杂性，使得任何试验结果都很难说服人。史密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成功地发展出一整套的实验研究方法，并设定了经济学研究实验的可靠标准。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和他的合作者成功地在实验室里模拟了人类在真实世界里的行为模式，并以此为基础，综合考察被测试者的行为，并从中挖掘出规律。

史密斯早期研究发现，被测试者的卖买行为会导致一个与真实价格非常接近的均衡价格的出现，虽然参与实验的个人并没有关于市场价格的充分信息。

史密斯及其合作者查尔斯·普鲁特（charlesplott）（奇怪他怎么也未获奖）后来发现，实验结果（市场价格的出现）与实验设计（市场机制）密切相关。不同的实验设计导致迥异的实验结果。这启发了他们去用实验展示选择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他们率先采用“风洞测试”（wind tunnel）的方法，研究对私有化或政府采购的不同设计，可能导致的不同的市场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篇(3)

关键词：制度企业家精神 制度理论 制度经济学

引言

Eisenstadt（1980）引入“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作为动员资源变革、建立制度以有利于利益人而扩展了制度理论的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家也引入了各种术语，例如“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和“产权企业家（property rights entrepreneur）”（Anderson and Hill，2002），以概念化追求自我利益发起制度变革获取经济利益的人。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自此演进为两个并行的流派：制度理论的制度企业家精神理论，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企业家精神理论。

制度理论在历史上集中研究组织的同质和同构行为的制度化（DiMaggio and Powell，1983），但在近些年来的文献中开始研究制度环境的内生变迁。由此引发了大量的关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理论文献的出现，这些文献集中研究追求自我利益的人利用资源来改变或建立制度结构（Battilana et al.，2009）。

制度经济学家也考虑在驱动制度变迁中追求自我利益的人的作用（Coase，1974）。在近些年的文献中，Anderson and Hill（2004）使用“制度企业家”术语描述那些致力于建立和重组产权及其他制度结构以利用经济机会者。他们认为，传统的企业家是那些通过采用新方法生产新产品的人，而制度企业家要设计新的制度安排，影响制度变迁以获取经济价值。

虽然把理性和自我利益引入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学的研究，使得制度理论更接近于制度经济学，将文化的和社会的观点引入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的研究，使得制度经济学更接近于制度理论。然而二者对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方法仍然保持分离的状态。

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比较

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流派的学者都研究了制度企业家精神，认为个人在寻求自我利益时会能动地推动制度变迁。两个流派研究制度企业家精神的视角都背离了其学科关于个人和制度关系的主流假定。制度理论的研究较大地偏离了其传统的同构性和制度特征的中心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产生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不满，并且它能够解释人的行为。这两个视角都强调了把人的行为和能动作用应置于经济学和社会制度研究的中心。

制度理论认为制度是在社会方面构建的规则体系或行为规范，以产生例行常规的行为（Jepersson，1991）。近年来，制度理论学家也提倡在形成和破坏制度方面要强调能动的、有目标的行为的作用。这个方法假定个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中，改变制度环境使其与他们的个人目标相一致。他们使用“制度企业家”作为人，“制度企业家”利用资源改变或建立制度结构（DiMaggio，1988）。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集中于经济和市场运行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制度的效应。制度是“人类设计的约束，约束形成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North，1990）。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被追求自我利益者的行为推动处于持续演化和变迁的状态（Anderson and Hill，2004）。

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方法有着明显的分歧。制度理论采用了更加社会学的方法，集中于组织学的领域及行动者怎样合法地从事企业家精神的活动。制度经济学更集中于通过建立法律和政策以实施产权，这些学者常常认为制度变迁是成本和收益的权衡。

本文总结了基于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制度企业家精神的文献，比较了两个流派在解释制度企业家的性质、制度类型、制度企业家精神的决定因素、制度变迁的机制以及经验研究的集中点等方面的异同（见表1）。

（一）制度企业家的性质

1.制度理论。在制度理论的视角下，制度企业家认识到了制度的过时，设计新的制度安排，并从事各种策略（例如，贮藏资源，动员投票人等）进行制度变迁（DiMaggio，1988）。因此，制度企业家反映了制度状况并且能够挑战现存的规则和实践；制度化他们拥护的规则和实践。

制度理论关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研究视角的特征是：企业家是一个制度的创新者或者制度变迁的人，是由广泛的动机所驱使（Dacin Goodstein and Scott，2002），并且在不同的环境中起作用。这些企业家被职能或经济压力所激励、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所激励，在实现他们的目标中，制度企业家会发现在其组织中或更宏观的背景下制度重构的机会。

2.制度经济学。在制度经济学领域中，企业家被认为是驱动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角色。实际上，对于制度企业家的认识至少可以追溯到North and Thomas（1970），他们把商人和企业家看作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制度创新的推动者。当明确地表述企业家时，制度经济学家使用了很多术语：制度企业家（Anderson and Hill，2004），产权企业家（Anderson and Hill，2004），公众的企业家精神（Schneider Teske and Mintrom，1995），内生的制度变迁（Escobal Agreda and Reardon，2000），政治企业家（Ruttan，2006），制度创新（North and Thomas，1970）和制度设计（Ruttan，2006）以刻画企业家的特征。

3.二者的比较。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观点都概念化了制度企业家作为制度创新者或者制度变迁的人，促进了新的制度安排。然而，由于制度理论不追求经济方面的自我利益，从而具有更宽泛的视角，其文献中制度企业家被充分地概念化为制度的创新者。由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限定了企业家在寻求制度变迁中是带有经济目的、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者，因此，它对制度企业家的描绘较狭窄。

（二）制度类型

1.制度理论。制度理论文献中的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描述了很多种制度。例如：私人的协议和习俗（Leblebici et al.，1991），职业化实践的变化（Greenwood Suddaby and Hinings，2002），共同技术标准的发起（Garud Jain and Kumaraswamy，2001）。绝大多数的制度类型可分为：

实践。学者们研究了标准实践的变化怎样导致会计学（Greenwood and Suddaby，2006）、共同基金（Lounsbury and Crumley，2007）和公司的社会责任（Dejean Gond and Leca，2004）等领域的变化。

标准。标准代表了把实践组织成自愿的规则集合，能够引导行业的演进。Rao（1994）认为，在高技术行业，标准的建立和使用已经影响了行业的发展。标准也被行业层面的贸易协议或者外部的利益共享者的行为所影响。

政策。制度理论近来的研究集中于法人企业或者贸易协会层面的制度企业家，他们试图影响国家层面的政策。Ingram and Rao（2004）详细描述了连锁店主努力影响法律环境并且合法化连锁店模式。在这些分散的个人的努力下，制度企业家精神已成为国家层面（Child Lu and Tsai，2007）和全球环境政策的基本影响因素（Wijen and Ansari，2007）。

2.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有正式的书面规则（例如宪法、法律、产权）和非正式的约束（例如习俗和行为模式）。Williamson（2000）对制度从最高层面的潜在的规范、传统、惯例到最低层面的组织管理结构进行了分类：

社会嵌入。在最高层面上，社会嵌入由非正式的制度组成，例如规范、文化因素、习惯、行为模式和传统。这些制度具有高度惰性，经过较长时间才能改变（DiMaggio and Powell，1983；Williamson，2000）。制度经济学的学者更多地研究了制度的作用，例如思想意识、文化、合作以及群体规范的出现（Tan，2005；Ogilvie，2007）。

制度环境。在中间层面上，制度环境由正式的规则组成，例如产权和政府职能，包括政策（Williamson，2000）。制度环境是制度经济学历来研究的中心点，特别是对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中。学者们首先研究了正式产权的作用，它界定了关于一项资产的优先权、责任和个人的义务（Libecap，1989）。20世纪70年代，在制度经济学的文献中开始出现评估产权的内生形成的研究，这些研究论述了个人采用新制度的动因（Guinnance and Miller，1996）、管理机制和各种产权设计的经济后果（Alston Libecap and Schneider，1996）。除产权之外，在此层面上学者们论述了政府政策的出现，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决定因素、变化的过程和来自于政府立法的结果（Binswanger and Deininger，1997；Schnellenbach，2007）。

管制。最低层面上是制度如何被组织并被实施（Williamson，2000）。前两个层面是指非正式的和正式的游戏规则，而管制是指游戏怎样进行（Williamson，2000）。这个领域研究的中心点是制度企业家设计、执行某种制度并形成激励的机制和合约。

尽管以上三个层面的制度常常被孤立地研究，但在很多文献中也研究了不同层面或类型的制度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共同演化。

3.二者的比较。关于制度类型的研究，制度理论的研究集中于非正式的和社会嵌入的制度。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正式的和宏观层面的制度，如政府政策和产权安排。两个流派尽管在制度的最高层面的研究存在分歧，但在更低层面上是一致的，特别是研究制度的管制层面。两个流派都研究了秩序和组织是内生地被设计以解决协作问题。所不同的是，制度理论主要强调私人协议和惯例的作用，制度经济学更多地集中于订立合约和自我管制方面的问题的研究（Anderson and Hill，2002；Casari，2007）。

（三）制度企业家精神的决定因素

1.制度理论。制度理论的研究认为各种动机和条件在导致制度企业家精神的发端中具有重要性。综合各类文献，将其分类为：

外部压力（Oliver，1992）。制度企业家会对来自职能、政治、社会压力做出反应以挑战现存的制度结构（Oliver，1992）。职能压力与环境变化有关，例如竞争和需求。政治压力来自于权利和利益的变化，促使个人质疑制度的合法性，这种情况下制度变迁源自于政治。社会压力（社会压力出现于社会规范的变化和期望以及社会冲突中）也能导致制度变迁。

权利和合法性（Beckert，1999；Garud Jain and Kumaraswamy，2002）。组织合法性的概念解释为组织对于社会中恰当的或令人合意的实践的遵守（Suchman，1995）。合法性被描述为组织从环境中获得并用来实现目标的资源。当制度企业家使选举人相信他们提出的新的组织形式是必要的、正确的和有用的，则这个组织形式趋于合法（Snow and Benford，1992）。权利对于合法化是一个稳定的因素，也是制度变迁的驱动力量，因为有权利的行动者能够形成依赖于他们利益方向的制度环境（Lawrence，1999）。

组织结构。在组织中制度变迁的程度依赖于组织结构和企业家在组织中的地位（Maguire et al.，2004）。成熟的组织具有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及行为模式。新兴组织缺少合作结构并处于不确定的环境中，容易受到制度变迁的影响（Maguire et al.，2004）。

制度企业家的特征（Kraatz and Moore，2002）。制度理论的研究表明，背景、经验、个人的社会资本影响制度企业家精神的活动（Dorado，2005；Seo and Creed，2002）。例如，来自于执行了特殊实践的组织中的企业家将更可能在他们的新组织中执行这个实践。

2.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主要集中于研究制度企业家精神背后的经济动机。追求利益的行为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Lacroix and Roumasset，1990）。当企业家从新制度的执行中获得的收益超过执行成本时（Alston Libecap and Mueller，1999），就产生了新制度。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集中于对制度发展的成本和收益之间权衡的因素，包括外生的冲击例如需求、供给、技术和文化的变化（Alston er al.，1999；Ogilvie，2007；Ruttan，2006）。此外也讨论了交易成本减少作为制度变迁基本动机的潜力（North and Thomas，1970）。

需求与供给的变化。需求与供给的变化对企业家产生激励以促使其变迁制度（Bromley，1989；Ruttan，2006）。例如当需求上升资源变得稀缺时，这对于个人对有限的资源推行产权具有更强的激励性（Alston et al.，1999；Alston et al.，1996）。

技术变化。技术变化驱使企业家建立新的制度体制。例如，Ruttan（2006）认为20世纪50年代高产出的稻谷品种技术在菲律宾导致了制度的重新设置：用次租赁协议以分享原先的租赁合同、转租的承租权制度均衡了市场条件。

文化方面。制度经济学文献近来更多关注思想意识和文化成为制度变迁的驱动因素（Tan，2005；Ogilvie，2007）。尤其当一定的文化资源可得时，制度企业家精神的行为更容易发生（Ruttan，2006）。

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对激励企业家进行制度变迁具有重要作用（North，1990）。交易成本是与转移、获取和保护产权有关的成本，是一个经济制度的函数。因此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减少交易成本是制度变迁中一个重要的激励因素（Coase，1974；North and Thomas，1970）。

3.二者的比较。在研究制度企业家精神的决定因素时，制度经济学文献主要集中于经济激励；制度理论文献则采取更宽泛的职能和社会的驱动力以设计新的制度安排，更多地注重思想意识和文化在驱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例如，Finbow，1993；Tan，2005）。然而在有些文献中，制度理论也承认经济因素和市场条件在影响制度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中的重要性。这些研究的进展也使得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更加接近。

（四）制度企业家精神机制

1.制度理论。制度理论的文献讨论了企业家设计并实现制度变迁的各种机制，包括如下方面：

合作和集体行动。制度理论的研究注意到了在构建新的制度结构中合作和集体行动的作用（Fligstein，1997；King and Soule，2007）。实际上，制度企业家被变通性地定义为“具有社会技能的行动者”，制度企业家对于维持其集体身份并把不同群体的利益整合在一起负有责任（Fligstein，1997）。他们的利益趋同集体行动，从而影响宏观层面的制度（Zucker，1988）。

政治策略。政治策略例如建立联盟和激励行为，这也是制度理论经验研究的焦点。Levy and Scully（2007）把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特征描述为战略行动。制度企业家精神被解释为集体行动的人，而不是社会运动的领导者。

构造制度框架。在制度企业家的政治活动中，他们构造制度框架，并描述他们倾向的制度设计以吸引最广泛的受众。Rao（1998）发现构造框架在消费者协会的建立中有一个强有力的合法化效应。

理论化和职业化。理论化，对抽象的连锁因果关系进行分类，一般被看作是对制度企业家非常有用的（Greenwood Hinings and Suddaby，2002），Greenwood发现理论化的用途在加拿大的会计业公司的职业化中发挥支配作用。

2.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集中于研究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和结果，而不大强调机制的引领作用。近年来这个流派重视制度企业家精神的机制（Anderson and Hill，2004），其研究可分为两个分支：

集体行动和利益集团的作用。制度经济学文献中阐述了利益集团在影响制度变迁方向上的重要性，制度一般会朝向利益集团支持的方向变迁，因为利益集团的声明使人们相信他们在正式制度的发展中倾向于积极的行动。

制度变迁选择的资源和策略。尽管资源和权利的关系曾经被制度经济学家所忽略，但是研究者已经认识到资源在决定制度变迁中的重要性。Goldberg（1974）研究了公司在改变规则时资源禀赋的重要性，主要评判了资源的边际贡献。在研究制度企业家采取的策略方面，制度经济学文献主要集中于个人怎样组织各种管理机制（例如，契约的形式）以从事经济活动（Acheson，1987；Anderson and Hill，2004）。

3.二者的比较。在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文献中，制度变迁的机制被描述为政治过程。事实上，两者都认识到利益集团的重要性和制度变迁方向的冲突。在解释变迁的机制中，制度理论的方法更关心共同参与和集体行动的作用。经济学家也认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性，他们更多的焦点放在导致集体参与的特征上（集团的规模，资源的贡献，不存在免费搭车问题），而非集团发展新的制度安排的策略（Casari，2007；Ostrom，1990）。

（五）经验研究的集中点

1.制度理论。基于制度理论的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经验研究集中于描述制度变迁的前因和机制（Maguire et al.，2004）。这个方法的性质强调了定性研究，并集中在组织学的领域。

2.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倾向于用长期的视野分析给定的社会或集团中的制度变迁。正如North and Thomas（1970）所说，经济制度特别是产权，一般被经济学家当作参数，但它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是清晰的变量，历史地受到根本性变化的影响。因此，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经验研究的观点，主要由一个相对长时期制度演化的历史性的描述主导。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或在不同情况下对制度变迁的比较（Grantham，1980）。

3.二者的比较。这两个流派更倾向于定性的、历史的描述。近些年在制度理论领域，试图利用大量的数据库和统计分析检验关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理论。因为制度企业家精神研究传统上论述了个人的行动以促使制度变迁，这通常度量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制度理论的研究更多地基于案例的研究。

未来可能的研究整合

（一）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制度理论视角的研究机会

基于制度理论的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主要指派了组织学的领域作为分析的层面。在未来的研究中，制度理论流派可能主要得益于从制度经济学引入若干方面进行整合：一是扩展典型研究制度的类型；对制度企业家精神研究的制度理论视角能够得益于检验由制度经济学家研究的制度类型。二是评估制度的演化。三是在整合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上，基于制度理论的制度企业家精神能进一步发展市场和制度设计之间的关系（例如，Bromley，1989；North，1996）。四是进一步研究制度变迁的后果和结果也是有益的。在采用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上，制度理论研究能够促进研究制度设计的非计划的后果和社会上有害的不利效应。

（二）将制度理论整合进制度经济学视角的研究机会

制度经济学家目标在于预测实现或禁止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未来的研究继续进行这个层面的这个中心点的分析时，在研究制度企业家精神中制度理论能够告诉制度经济学很多信息。这样的机会是特别成熟的在理解经济发展怎样被影响：一是在整合制度理论的观点时，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能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对于权力—和它与产权的关系—怎样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二是进一步的研究能够明晰制度企业家精神本身怎样被社会制度促进或禁止，以及社会制度影响内生制度变迁的可能性。三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能够扩展他们对于制度变迁发生的机制的评估。进一步的研究能够检验集体的动员和利益集团的资源配置怎样影响制度的演化。四是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企业家精神研究也能得益于检验宏观层面的认识的框架和逻辑学，对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可能性和性质的认识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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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宏观经济学是使用国民收入、经济整体的投资和消费等总体性的统计概念来分析经济运行规律的一个经济学领域，它是以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主要考察就业总体水平、国民收入等经济总量，包括国民收入理论、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财政和货币政策。近年来随着全球经融危机的出现，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为了对抗经济危机，世界各国也制定了各种经济调控政策来稳定经济，加速经济复苏，这些经济政策的实施都是以各种宏观经济理论为支持。其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在稳步增长的大趋势下经济力不同程度的大起大落，这种频繁的经济波动，使我国经济不可避免受到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也受到影响，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压力，使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和和谐造成危机，急需解决。宏观经济学中的管理理念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研究如何使用正确恰当的经济理论解决问题是宏观经济学应用的重要问题。

二、宏观经济学在房地产业的应用

近年来房价居高不下，买房难问题成为整个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而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发展，同时出现的还有房地产泡沫这一经济预期，认为房地产业虽然能够带动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极不稳定的，像泡沫一样容易破裂，存在很多的危机。为了抑制房价过快增长，纠正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规律，稳定市场，起初房地产泡沫的预期，政府不断出台各种宏观调控政策，而通过增加政府投资就有效地减少了个人在房产方面的投资，然而投资的减少也导致了消费的减少，出现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挤出效应是宏观经济学领域重要的管理理念，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而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的降低的效果。房地产方面的挤出效应就是政府在房地产方面支出增加，从而使私人投资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减少，而出现挤出效应。政府增加房地产方面支出的原因一是，房地产属于高利润行业，吸引更多的人投入大量资本，但是企业将大量资本投入楼市会影响其自身核心技术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体经济结构的变化；其次，房价过高，加重人民购买压力，居民为了买房会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费，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就是房价过高，抑制了居民其他方面的消费，阻碍政府拉动内需经济政策的实施；最后，现在有很大一部分个人投资楼房，将买房作为一种投资，抱着“炒房致富”的想法，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房市过度繁荣的假象，房价越炒越高，而到城市工作的农民工越来越难以在城市中置业，最后不得不回到家乡。房地产过热现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宏观经济学在研究抑制房地产业快速增长，房产泡沫不断增加的现实情况提出利用增加政府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从而减少企业或者个人的投资冲动，然而政府投资的增加并没有出现预期的溢出作用，反而出现了挤出效应。

为了实现溢出效应，抑制挤出效应，需要政府增加支出之外，还需要政府向市场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其次，制定法律法规严肃处理房地产的违法违规交易，再就是制定政策减少社会上对房地产开发的热度，最后，要建设足够用的经济保障房保障较贫困居民的住房问题，从而抑制房产业的繁荣景象，只有通过宏观经济学的管理理念分析研究，通过政府和市场经济的共同作用，才能够缓解房地产行业过热的现象。

三、宏观经济学管理理念和措施在就业问题上的应用

目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重要问题就是由于通货膨胀而引起的就业问题，而就业问题也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根据数据显示，我国的失业率达到了25%，而大学生就业问题热度也不断上升，如何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成为经济发展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宏观经济学中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基础。经济学中认为失业是一个人愿意并有能力为获取报酬而工作，但尚未找到工作的情况，即被认为失业。近年来爆发的通货膨胀成为社会失业率不断上升的原因。经济学上通货膨胀是指整体物价水平持续性上升，货币贬值，购买力下降。通货膨胀是导致我国失业率不断上升的重要原因，研究如何降低通货膨胀率提高就业水平，这是宏观经济学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

首先，减少政府支出，减少社会总需求，减少推动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性。其次，减少政府在提高居民收入方面的支出，根据凯恩斯消费函数和永久收入理论得知，居民可支配性收入越多需求就越多，而居民这支配收入减少，需求就会相应减少，从而有效抑制过度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最后，提高所得税税率，这样就会减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降低总体需求，抑制通货膨胀。在抑制通货膨胀增加就业的同时，也要通过社会和学校的共同支持来帮助减少失业，增加大学生就业，例如加强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提高学校对学生的评估水平，不断锻炼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政府主持开办失业人员就业再培训工作，扶持失业人员的自主创业活动等等，通过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提高就业水平，减少失业率。

四、总结

宏观经济学中的管理理念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论基础，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根据这些管理理念而延展出的各项经济措施对于社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也起到了更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更加需要宏观经济学的相关管理理念和措施帮助解决，只有通过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关注努力，社会经济水平才能够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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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理论内核；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3）06-0015-07

一、引言

贸易经济学（或商业经济学、流通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贸易领域的各种经济关系和运行规律的学科，由于一直没有明确统领学科发展的理论核心，贸易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摇摆不定，其科学共同体中存在“宽派”和“窄派”之分。在研究方法上，未能充分应用现代经济学定量和经验实证分析方法，从而削弱其对现实问题的理论解释力。近年来，很多学者通过借鉴产业组织学、新制度经济学等成果来重建贸易经济学（夏春玉、丁涛，2011；冉净斐、文启湘，2004；石明明、张小军，2009），并取得较大进展。但受制于理论内核界定的模糊，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缺乏科学研究纲领标准的评价，理论创新路径也不够明晰。因此，与其他蓬勃发展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相比，贸易经济学的发展还比较滞后。

从主流经济学对贸易理论研究看，经济学说史上解释贸易产生和发展的贸易理论与分工深化的历史演进逻辑是相一致的。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的是产业间贸易，这主要是基于国与国之间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形成的国际产业间分工。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与国之间同一产业内部的国际分工开始出现，产业内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例逐步上升。这种国际分工现象是难以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论来解释，而新贸易理论运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产品差异化等概念和思想来构造新贸易理论模型，分析产业内贸易的基础，在贸易发生的原因、贸易的商品模式、贸易和流通方面得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结论。

20世纪60年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大幅度上升，一些学者研究产品生产阶段或工序在不同国家间分配，如Dixit和Grossman（1982），这属于早期的关于产品内分工的研究。随着分工深化，服务不仅成为产品内分工的重要贸易标的，而且通过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推动产品生产流程的优化。进入90年代，随着全球外包、海外外包、转包等产品内分工现象的出现，以Grossman和Helpman（2005）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引入产业组织和不完全契约的分析范式，进一步丰富产品内分工的理论内容和贸易理论的分析工具。产品内分工产生的动因主要来源于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如Dixit和Grossman（1982）认为生产分割为不同阶段上的比较优势是创造产品内贸易利益的基础b 3592，而卢锋（2004）则认为不同生产阶段对应的有效规模存在差异。

随着分工深化，一些学者考虑分工机制的内生演进，并在这样的条件下解释贸易的产生。如Stiglitz和Dixit（1977）、克鲁格曼（1979）等从产品种类数的内生性分析贸易对生产规模和参与贸易国家的福利影响，而Roser（1983）、Becker和Murphy（1992）考虑专业化水平的内生性。杨小凯（1992）等对分工的内生性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劳动分工演进过程的特点是内生均衡的移动而不是静态的均衡，在此基础上比较利益会内生地创造，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和市场容量的扩大，国内贸易自然会延伸到国际贸易。

作为一个科学的研究纲领，贸易经济学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并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按照拉卡托斯的界定，一个完整的或成熟的科学研究纲领应有一个公有的理论“内核”，有一组保护硬核的“保护带”和引导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启示法”。本文以分工深化为主线探索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基于科学研究纲领标准分析贸易经济学的“保护带”和“启示法”，并试图从内核、保护带、启示法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构建贸易经济学严整的知识体系，最后提出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路径。

二、分工深化为贸易得利的普遍性奠定基础

自人类社会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使商业成为独立经济部门后，分工深化不断促进贸易发展，不仅促进交易量和商品交易品种增长，而且使交换范围从区域扩展到国际市场。交换是最微观和最基础的活动，贸易是分工基础上的交换。分工深化不仅扩大市场规模，而且提升生产和交易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和交易制度的完善，降低交易费用，增进交易效率，从而形成报酬递增的源泉。以分工深化为主线，不仅可以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而且可为贸易得利的普遍性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为贸易经济学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内核。

（一）分工深化扩大市场规模

首先，按照斯密定理，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水平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其次，市场规模与分工是相互作用并自我演进的。杨格（1928）提出著名的杨格定理：迂回方法的经济，或其它形式的劳动分工经济更多取决于市场的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杨格论证市场的大小不仅由人口规模，而且由有效购买力决定，而购买力由生产率决定，生产率又依赖分工水平，市场规模与分工程度相互依赖并以累进的方式自我繁殖，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扩大交易对象、品种和规模，最终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实现报酬递增。

（二）分工深化提升专业化收益

按照杨格的论述，分工可用三个概念来描述，第一个是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专业化水平随每人的活动范围缩小而提高。第二个是间接生产链条的长度，第三个是此链条上每个环节中的产品种类数。通过分工深化，在生产中不断引入迂回或间接生产方式使用劳动可增进专业化水平和收益。对个人而言，Roser（1983）指出，分工收益由人们关于专业化决策内生决定，对专业化水平的选择来自于人力资本报酬递增。

另外，随着产品工序和间接链条迂回生产方式的不断引入，以及专业化人力资本和知识高级要素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导致企业间生产效率的差异。企业生产效率的异质性来源于企业内生地选择不同技术水平和雇佣不同类型员工，从而提升企业专业化水平和收益。Helpman（2006）认为企业异质性会内生行业新的比较优势，产业链链条得到延伸，最近几十年跨国公司内贸易和产品内分工的快速发展充分证实这一点。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分工深化都提升交易主体的专业化水平，发挥知识等高级要素的边际贡献，减少重复学习时间和费用，并通过更高的专业化水平提升生产和交易效率，形成报酬递增的经济利益。

（三）分工深化推动技术进步

分工深化还推动技术进步。马歇尔认为机械的改良与分工的日益精细是同时并进的，机械改良使得进一步分工的工作价钱便宜和更为精密。技术进步不仅包括新自然资源及其应用的发现、科学知识的增加，而且包括交易方式、交易制度、商业习惯、流通组织的变革。

技术进步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加强报酬递增的力量，从而为贸易得利普遍性奠定坚实的基础。以近几十年来流通创新为例，交通运输技术的改善极大地扩展市场范围，增进人类交易能力。而以光纤通信和数字通信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不仅提高信息交流的准确性，而且降低通信损耗，这极大降低了由于信息传输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企业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实现远距离的信息交流，监督和协调其分散的贸易活动，并对相关业务信息快速进行存贮、分析和处理，为其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较为准确的信息支持。信息网络的普及使得全球范围的生产者、消费者、供应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推动贸易组织的创新，催生供应链战略联盟、价值链集成商、品牌运营商等新的贸易组织方式的出现。而这些买方驱动的价值链创新形式极大地降低生产者和消费者相互搜寻的成本和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不断提升交易效率和贸易量。分工深化还不断推动交易制度的规范与完善，减少交易中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交易费用。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交易制度的完善使更多的产品适合引入迂回生产方式，也使产品生产工序、环节乃至投入要素可分性得以增强，并降低协调价值链各环节的交易费用，不断提升交易效率，为贸易得利普遍性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按照科学研究纲领的标准，围绕分工提出的“劳动分工的客观存在”、“分工促进劳动生产率”、“流通的本质”是贸易经济学不可证伪的公理，构成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商人、商业、商品、交换这些重要的贸易经济学概念也是以分工为思想内核的。交换是使用价值的互换，交易是价值角度的互换，交换是最微观的经济活动，交换发展为交易（贸易），贸易和交换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分工深化不断增进交易效率，为贸易得利的普遍性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以分工为理论内核也不断推动贸易理论研究纲领的发展。

三、以分工为理论内核的贸易经济学“保护带”和“启示法”

（一）贸易经济学中的“反面启示法”与“保护带”

根据拉卡托斯界定的科学研究纲领，纲领由一些方法规则构成，主要包括正面启示法和反面启示法，反面启示法告诉研究者需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正面启示法则告诉研究者寻求哪些研究道路。反面启示法禁止否定后件式对准内核，通过独创性声明来阐明，甚至发明“辅助假说”，这些辅助假说围绕内核形成“保护带”，将否定后件式转向这些辅助假说。辅助假说保护带可以通过检验，调整替换，以保护因而硬化的硬核。

和其他科学学科一样，贸易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中同样拥有引导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启示法”。应用反面启示法，保卫贸易经济学分工的理论“内核”不受经验事实的反驳或否定。如分工的程度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内生专业化与分工、贸易产生的原因、流通渠道的演化、零售业态变迁等等，这些关于贸易经济过程、组织存在的一些重要假说或假设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或经验证据来加以检验、证伪或拒绝。以分工作为理论“内核”，反面启示法禁止否定后件式对准分工这一内核。通过独创性声明来阐明“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分工内核形成“保护带”，将否定后件式转向这些辅助假说。辅助假说保护带可以通过检验，调整替换，以保护理论硬核。在这个过程中，以经验事实不断证实和增加辅助假说保护带内容，这就保护理论内核不受谬误的攻击，从而推动贸易经济学进步的理论问题转换。

（二）贸易经济学中的“正面启示法"与“保护带”

同时，应用“正面启示法”可改进和发展贸易经济科学中的“可反驳”部分，通过调整和完善“保护带”来发展贸易经济学。正面启示法包括一组部分明确表达出来的建议或暗示，以说明如何改变、发展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变体”，如何更改、完善“可反驳的”保护带。比如对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在不同交易环境下，引起分工深化的主导动力机制发生变化，或是提高报酬收益，或是降低交易费用，这样就产生新的潜在获利机会，推动分工深化。分工动力机制有资源决定的比较优势，也有市场规模和内生比较优势。具体分工环境中新的潜在获利机会为交易的形成奠定利益基础，也就催生新的贸易运行方式，影响贸易主体行为。“正面启示法”通过界定具体分工环境中交易条件，对某一种分工形式产生的报酬增进和交易费用节约进行阐释，从而不断发展调整和完善“保护带”贸易产生原因，而分工内核则不可否定和反驳。

正面启示法比反面启示法灵活，当一个纲领进入到退化阶段，正面启示法一个小小的革命或创造性的转换会再次推动纲领的前进。例如，针对“批发无用论”，其解释主要在于，在报酬不变的前提下，市场需求发生根本改变导致定制化程度提高后，市场内生出降低产品技术信息甄别费用的需求，企业自创品牌与自建营销网络将导致专业市场的瓦解。采用正面启示法，一些学者以规模报酬递增替换规模报酬递增不变的假设，考虑批发市场拓展对分工交易可靠性影响，从而构筑以批发市场为基础的区域内生报酬递增机制和区际分工协作网络，并寻求经验事实的支持，有力地对“批发无用论”进行反驳，推动贸易经济学批发商业理论的发展。

因此，贸易经济学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纲领，以分工作为理论内核，同时存在一组保护分工内核的“保护带”和不断发展完善的“启示法”，由理论硬核、保护带、反面启示法和正面启示法四个部分构成贸易经济学严整有机的理论体系（见表1）。

（三）贸易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研究主题

在分工理论“硬核”和“保护带”的基础上，贸易经济学还提出了本学科的核心概念和研究主题（见表2），并通过具体的论据和严密的论证，形成本学科的理论结论，从而不断丰富和拓展贸易经济学的研究纲领。

四、贸易经济学的知识体系

依循分工的理论内核、保护带和启示法的划分，按照分工一交换一（贸易、流通、商业）的商品经济运行的逻辑关系，贸易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应包含贸易成因与发展、贸易实现以及贸易活动人格化和专业化三个方面内容（见图1）。贸易成因与发展是贸易经济学核心和理论根基，贸易实现是贸易经济学基本理论在总体和宏观领域（流通）的拓展和外延，贸易活动人格化和专业化是贸易资本活动规律的生动体现。

（一）贸易成因与发展理论

贸易是商品交换活动的总和，以分工深化为主线，围绕贸易互利性、普遍性和均衡性，贸易成因与发展理论包括：（1）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主要从两个视角分析贸易的互利性，一是趋异视角，从价格、成本、劳动生产率、技术差异等方面进行分析。以绝对优势、比较优势、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二是趋同视角，从规模经济、技术外溢、干中学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为代表。（2）贸易互利的普遍性。贸易运行效率的综合评价方法；提高贸易效率的途径，主要解释分工与专业化如何增进贸易（流通）效率，侧重于解决专业化和交易费用冲突下贸易效率的发展问题。（3）贸易互利的均衡性。贸易利益的分配；宏观贸易政策体系（贸易促进政策、国际化政策、现代化政策、贸易安全政策）；贸易发展战略的调整与创新。主要涉及产业链的产销衔接、国内区域市场与区际贸易发展、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协同。

（二）贸易实现理论

贸易实现理论具体包括贸易时间实现、空间实现、利益实现和实现形式四个方面内容：（1）贸易时间实现，即不同产业背景下贸易时间实现方式问题。包括贸易时间价值、现货交易和期货交易、贸易实现中的时间差异与套利行为、流通运行速度等内容。（2）贸易空间实现。贸易空间的分工基础与运行条件；贸易空间效应（点：聚集效应；线：伸缩效应；面：网络效应）；零售商圈与城市商业空间布局。（3）贸易利益实现。流通效率的综合评价；流通费用、成本、利润构成与核算方法。（4）贸易实现的形式。即供求形式、价格形式、支持与补贴；商流、物流和信息流运行过程、特点及其相互关系。

（三）贸易活动的人格化和专业化

贸易活动的人格化研究贸易资本微观活动的基本内容和规律，贸易活动的专业化是从国民经济角度考察商业的产业地位和作用，从社会角度考察商业的分工体系，并在宏观管理体制上对商业主体和行为进行监督与规范。贸易活动的人格化和专业化的核心问题包括：（1）贸易活动人格化。贸易主体的投资、经营；商业企业的购、运、存、销；商业企业的价格竞争与非价格竞争；商业盈利模式。（2）贸易组织。主要从贸易组织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强调组织功能是流通或贸易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基本功能。包括贸易企业的规模扩张与复制；贸易企业的经济联系方式；商业企业与非专业化商业企业的融合等方面内容。（3）商业产业。包含商业市场结构；零售、批发商业的分工。（4）商业产业管理体制，其核心是促进商业领域规模经济与有效竞争。包括：商业管理体制环境、商业管理体制的理论基础、管制目标、管制工具选择（经济性和社会性规制手段）。

五、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路径

作为一个科学的研究纲领，它的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是和现实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外界现实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变化，贸易经济学必须不断发展完善，对新的贸易现象予以科学的解释，对贸易现象进行科学的预测和指导。随着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和要素内分工深化及其与国际化、信息化的交互作用，社会的经济形态发展到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分工和交易的范围极度扩张，以致使一切可以用于交换或交易的有形物质与无形物质都纳入了贸易的范畴。为此，贸易经济学理论发展应当遵循科学的理论创新路径，推动研究纲领的不断进步。

（一）坚持分工的理论内核

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发展首先应明确和坚持分工作为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应用启示法，构建辅助假说和保护带，将针对分工内核的反驳转向保护带。例如，分工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演进，对于分工基础变化而出现的新贸易现象，可以通过修改和替换保护带（贸易产生的原因）予以解释，而无论是产业间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分工的理论内核是不容动摇，贸易是基于分工基础的交换也是不容反驳的。

（二）不断发展替换退化的保护带

近年来，贸易经济学的退化主要原因在于贸易经济学学者没有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调整替换保护带，一定程度上导致退化的问题转换，受到一些反例甚至受到支持反例的观察现象的反对。如“无流通论”、“批发无用论”等等，贸易经济学理论工作者需要通过“反例”的观察现象，将反证据变成证认的证据，而这些反常必须在辅助、“观察”假说和初始条件构成的“保护带”中引起变化，保护分工内核不受到反例的攻击。

在发展贸易经济理论过程中，应围绕理论内核，采用反面启示法保护内核不受对立现象的攻击。同时，采用正面启示法不断修改替换退化的保护带，解释发展、动态的贸易现象。贸易经济学理论发展必须克服研究内容的部门色彩，并努力走出“政策解释学”的学术传统。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对学科建设的影响，我国在贸易经济学的学科范围内曾经分别创建了商业经济学、物资经济学、粮食经济学、供销合作经济学、国际贸易等部门经济学科，这种部门分割的特征影响了贸易经济学理论的系统性，也使退化的“保护带”未得到及时替换，进而使贸易经济学面对新的贸易现象不能做出科学系统的解释。近年来，贸易经济学界努力克服研究内容的部门色彩，在学科重建上取得积极的进展，一些退化的“保护带”得到替换。但内外贸分立的贸易经济学研究尚未得到统一的整合，还需要进一步根据正面启示法不断提炼研究主题，以替换退化的保护带，只有这样才能推动贸易经济学研究纲领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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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院校发展经济学教学方法

一、导言

发展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直到80年代才被引入中国。在经济学的众多学科分支中，只有发展经济学是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中国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更加值得思考和重视。因此，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对我国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发展经济学课程在民族院校的深入开展，除了让学生掌握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理解经典的理论模型，以及认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谋求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外，学生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能够结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发展环境，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民族地区的现实问题，并努力探索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因此，在民族院校全面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有助于民族地区的学生全面、深入的了解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发展经济学自引入中国以来，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在本土化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我们也看到，在中国高等院校的课程开设中，除了经济学专业以外，很多财经类专业要么不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要么把发展经济学开设成选修课，课时分配不够，其他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就更加难觅发展经济学课程的身影。为民族地区培养干部人才的民族院校到目前来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对发展经济学课程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以中南民族大学为例，近年来，发展经济学课程开设专业不断增加，然而也仅限于经济学院，目前经济学院仅有两个专业将发展经济学设置的是必修课，安排48个学时，其他四个经济类专业都为选修课，并且仅有32个课时，教材内容只能完成一半。

二、民族院校《发展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

《发展经济学》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课题组成员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民族院校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引入有效的教学方法，首先需要全面掌握民族院校《发展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目前的发展经济学教学涵盖的主要内容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导论部分。主要介绍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演变过程，对发展中国家的界定。其中有一个章节是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含义、关系和度量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解释。在这一个部分教学中，帮助学生正确了解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学生明确发展经济学不仅仅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还要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二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与传统的经济学课程和理论不同的是，发展经济学在讨论经济增长问题时，不但介绍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经验总结而来的经济增长理论，而且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征，提出了针对性的经济增长阶段与起飞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这两个理论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思路有更大的参考意义。在收入分配问题上，运用一般经济学理论分析收入分配的类型以及测量的方法。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发展经济学通过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储蓄、投资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影响来解释收入分配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存在较为突出的贫困问题从概念入手，深入解读，说明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重要意义。三是经济增长要素。依据早期经济增长理论得出的结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经历了唯资本论、唯计划论，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核心作用逐渐体现出来。虽然资本不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要素，但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匮乏是共性，因此，必须正确理解资本积累的作用以及资本形成的过程。人口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到底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人口转变阶段以及发展中国家高出生率的行为分析，有助于学生理解人口政策的变化。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并不完备，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和失业问题较之发达国家更加复杂，因此，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以及投资效率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引进能够较快的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然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何测度，技术引进的选择对技术吸收的影响需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多方位的考虑。资源、环境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我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的，由于资源与环境的不可逆性，以资源促发展，以牺牲环境促发展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要时刻平衡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通过政策引导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四是经济结构转变。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结构严重不合理，农业比重过大，且效率低下，农业技术变革推进缓慢，与农村、农民和农业发展配套的政策制度不能有效实施。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亟待提高工业化比重，完成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以及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正确选择是加快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目标的有效保障。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流动问题，失业问题的考虑能够扫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过程中的障碍。五是对外经济贸易。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得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为重要。传统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国际贸易能够提高社会福利，然而对于落后地区而言，在既定的国际贸易次序下，贸易战略和贸易政策的选择将影响地区福利水平的变化。在利用外资方面，国外借款必须适度，以免引发债务危机；制定的优惠政策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也需适度，正确看待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作用。六是制度与市场的关系。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机制是不完备的，因此了解发展中国家制度的重要地位，避免低效率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了解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市场失灵，提高政府效率，促进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动态转换。发展经济学教学内容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互呼应，发展经济学能够解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能够指导民族地区结合自身经济发展的特征，确定一条高效的经济发展路径。因此民族院校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是相得益彰的。

三、民族院校《发展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

目前，民族院校《发展经济学》课程教学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相对比较落后。由于受到目前《发展经济学》课程教材的限制，民族院校在讲授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以及贫困等问题时，常常只能依照已有教材的案例来进行解释和说明，而教材中的这些案例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案例选取国家的发展时期比较久；二是案例选取国家学生不太熟悉。例如在介绍后发优势理论时，大部分教材选取的是印度80年代的发展情况，在介绍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时，大都也是以北美国家80年代的发展情况为案例。民族院校大部分的学生来自民族地区，他们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即熟悉也感兴趣，民族院校在教学内容上亟待更新。因此，有必要根据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按照《发展经济学》课程各章节研究内容，设计有足够针对性和说服力的案例供学生分析讨论，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结合民族院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其中因地制宜的案例教学方法是较好的选择。以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样本，结合发展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将案例合理的运用到课堂教学中，激发民族院校学生的学习兴趣。民族院校的学生来自我国的各个民族地区，对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比较熟悉，也感兴趣，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引入他们身边的案例，借助各种多媒体手段对案例进行展示，引发学生对案例中引发的发展问题进行激烈讨论，最后通过案例总结最终能够完全掌握相关知识点。在发展经济学教学手段选择上，可以整合民族院校的多种资源，利用各种民族地区社会调研的机会，引导学生结合发展经济学的问题深入民族地区开展调研，既能让学生更加了解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同时也能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提高调研的效率。

作者:曹考 单位: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郭熙保.发展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柏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J].经济技术协作信息,2010(8)

[3]霍明明.论发展经济学的发展[J].中国市场,2011(1)

篇(7)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