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面对现代科技发展的伦理问题，哲学需面对与回应现实问题并作出诠释。而理论上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科技伦理学理论体系，实践上如何强化在全社会弘扬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推动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这是科技伦理学的当代使命。杨怀中教授的新著《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丰富并完善了现代科技伦理学的理论体系，为现代科技发展伦理难题的深入研究拓展了思路。

该著作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分析现代科学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入手，着重研究科技伦理思想的历史嬗变、科技伦理思想的精要、科学技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等重大问题。通过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辩证关系的分析，强调科学技术既是一种物质性实践，也是开拓性的社会伦理实验，并从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向度、科技文化尤其是科学精神的伦理意蕴等视角，深刻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及其表现。在此基础上，研究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互动系统及其运行机制，进而提出了当代中国科技伦理建设的若干对策和建议。窃以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一书至少表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其一，凸显问题。哲学研究呈现出的问题意识是哲学在当今时代体现出的最突出的特点。面对现代科技发展呈现的各种现象，作者能准确地发现问题。作者认为，在现代科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凸现出的问题既有科技本身的，也有科技发展产生的负效应，这些问题无不与人有关，并突显出文化的特质。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作者勇于面对问题，强调要走出西方学者提出的 “二难推理”，要面向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难题与传统道德面临的严峻挑战。最后，善于解决问题。在书中，作者提出了科技伦理建设的多维视野及当代中国科技伦理建设的运作策略，这为合理解决当代科技伦理问题提供了参考，对当前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意义。

其二，强调实践。本研究内容紧扣时展的脉搏，强调多学科的应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全新的理论与方法来指导科技发展的实践。同时，立足于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分析了科技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科学技术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通过对发展历史的考量，为现实的科技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研究还形成当代中国科技伦理建设的思路，这些思路包括：社会层面的科技可持续发展；伦理视野的科技文化建设；个体层面的科技发展与道德观念等。实践探索上，强调可操作性，以科技发展为视域来探讨伦理环境建设的内容和意义，对当代科技发展与科技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三，注重创新。对科技与道德的关系，作者认为，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都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是一个双向互动的系统。科技进步促进道德建设，并为道德建设提供物质基础；道德建设又推动科技进步，为科技发展把握前进方向。但是，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互动是有条件的，其运行重在建设；对科技在文化中的作用，作者提出科学技术进步是先进文化建设的第一推动力。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高度重视建设先进文化、发展先进文化，而要建设先进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就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文化建设，重视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在全社会弘扬科学文化；对科技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作者认为，科学技术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关键，但是科学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科学技术本身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把可持续发展引入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思想中，就是要强调科学技术发展不是为了追求单一的经济增长逻辑，而是把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同人类社会、环境相协调，即通过满足发展系统中的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协调发展来促进整体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其四，把握规律。作者认为，科技伦理学的兴起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回应现代社会发展面临问题的客观需要，当然也成为科学技术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历史必然。在此理念下，作者进行了一些理论的创新。研究从现代科技伦理问题入手，对科技伦理学的理论进行全面梳理，构建形成了全面系统的科技伦理学理论体系。作者认为科技伦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需要研究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作为一种职业伦理学，它需要研究科学技术道德现象；作为应用伦理学，它还需要研究具体科学技术领域中的道德问题。对科技与伦理的内在关系的探讨方面，着重从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互动系统及其构建、伦理道德影响科技发展的方式和途径以及科技发展的伦理环境建设等层面展开研究，为科技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科技职业活动领域，作者认为，加强科技道德建设就要有科学家与广大科技工作者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要充分发挥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的自律作用；在高科技应用伦理层面，作者探讨了具体科技领域的伦理问题，包括网络伦理、宇航伦理、生命伦理及核伦理等。作者还对高科技引发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高科技发展受到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和约束，需要对高科技发展进行反思与调控。

篇(2)

关键词：科技发达时代；职业教育；理念；现代人格；可持续发展；技术批判

作者简介：李尚群，男，湖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职业教育基本理论、教育经济与管理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28-0016-04

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技术的浪潮席卷世界，高能技术、太空技术、信息技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等相继涌现，人类不可逆转地进入了一个科技发达时代。在科技发达时代，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综合体的核心要素，人类生活变得越来越技术化、知识化。与此同时，人类也受困于一个巨大的悖论，就是人创造了技术，技术反过来控制人。技术成为一个政治与伦理问题。职业教育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实践形态，通常被界定为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在科技发达时代，职业教育的理念、制度、方法、内容等必然要发生新的变化。本文结合时代精神，并借鉴相关的理论学说，着重探讨职业教育的理念及其转型的问题。

一、培养现代人格

在科技发达时代，科学技术成为了一种强大的生产力。在科技创新能力被空前强化的同时，技术运用能力也受到特别的关注。技术运用能力的培养与提升跟职业教育密切相关。不仅如此，职业教育还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职业教育被认为是一项现代性工程，培养现代人格是其最基本的理念。

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的现代化比物质的现代化更加重要，它不是现代化进程结束后的一个副产品，而是整个现代化事业的一个先决条件。英格尔斯对传统人格和现代人格分别进行了区分和界定，并指出它们之间有一系列对立的特征。他是在对多个发展中国家进行跨文化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这一结论的。英格尔斯提出了传统人格10个方面的普遍特征，即：惧怕革命；拒绝新的思想观念和生产方式；被动接受命运；盲从权威；缺乏效率和个人效能感；缺乏创造性；对不同意见严加防范；凡事唯传统是尊；孤立封闭、妄自尊大、不关心社会公共事务；不重视教育和学术研究等。[1]而现代人格则基本上是与此相对立的，它是有助于现代化的人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取向。英格尔斯指出，“个人效能感、对经验的开放态度、尊重科学和技术、承认严格划分时间的必要性、积极取向于未来、计划等等的每一个特征，我们都把它定义为现代人的内涵。”[2]在区分了传统人格与现代人格之后，人的现代化就可以简单地界定为从传统人格转向现代人格。

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应当具备什么样的主流素质，有没有可能如英格尔斯那样开出一个素质清单出来，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也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有研究者基于科技发达时代对人发展的特殊要求，提出“人的创新”这一命题。“人的创新需要思维方式的创新，需要对教育模式和人才管理模式等进行改革。中国人的素质，特别是在思维方式上，仍然深深陷入于传统模式之中，与时代要求深深滞后的思维方式表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尚未形成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的主导理念；缺乏主体自我意识；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观念保守，视野封闭；知识陈旧，学科壁垒森严；拘泥于条条框框；缺乏正视矛盾与严峻现实的心理素质与精神。”[3]当代中国的现实表明，人的创新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仍然在于人的现代化。

现代人格只能在一定的文化与教育背景下来形成。事实上，人的现代化理论常常被用来解释和说明教育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教育，特别是通过现代性改造和设计的学校教育是培养现代人格最强有力的方式。教育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主导途径。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特别指出，“优先发展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教育成了一项基础性的工程。

在现代化背景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事实上，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已经成为一种国家行为，而这一行为背后隐藏着国家现代化的现实诉求。国家试图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来提高人口素质，把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职业教育要培养具有现代人格精神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已经成为了一个当代职业教育命题。职业教育对现代人格的培养具有特殊的作用，表现为能够促进学生对技术和技能的内化，提升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能够促进学生对职业道德准则的内化，提升个体的道德水平；能够促进人对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的内化，提升个体的思想境界，从而使职业院校学生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更加符合现代化的要求。

二、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科技发达时代的重要主题，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可持续发展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可持续发展通常是指一种理想的经济增长模式，近年来，可持续发展被拓展到人的发展领域，进而提出了人的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而人的可持续发展又赋予了当代教育特殊的使命。人的可持续发展仍然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人的发展状态的持续性，二是发展能力的持续性。人的发展并不终结于某一确定的状态，而是永远向未来开放。这样发展问题就成了一个生涯问题，当人能够不断地设置阶段性的人生目标，且能够较好地实现这种人生目标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人本主义心理学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自我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试图揭示人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连续性。在人才培养目标的建构上，相对传统的全面发展目标来说，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体现在人的可持续发展可以使人更好地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教育要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体现了教育对学生未来的生存与发展的当下关怀。

职业教育要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意味着职业教育要摆脱那种狭隘职业针对性。职业教育在培养学生的基本从业能力的同时，也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跨职业能力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并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使学生拥有更加全面的文化素养。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对学生未来的生存与发展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断裂”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现代社会变迁的速度、范围和深刻性是空前的。“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有个人色彩的领域。”[4]吉登斯的学说被称为“非连续性的现代史观”，认为现代社会不是历史随着某一既定的发展线索自身演化的结果，而是一种与先前所有各类社会秩序都有着巨大差异的社会。[5]中国当代社会更是一个奇怪的社会，包容了各个时代的物质、各种生产方式和形形的精神版本。

针对现代社会的断裂现象，中国的社会学家郑杭生提出了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这一命题。所谓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是指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以及本士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这两股力量相互扭合而造成的一种社会生活动态变化的现实效果，具体表现为这几个方面的趋势：（1）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从而更易形成社会矛盾，更易引发社会动荡；（2）当代社会的“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3）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4）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5）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消蚀；（6）财富的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7）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8）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然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的一些复杂症候。[6]这是一幅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图景，这幅图景中交织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科学技术等许多方面的问题。

在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这一背景下，人的生存方式与发展路向也自然会发生变化。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对教育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人们越来越趋于这样一种认同，如果学生拥有一种持续发展的能力，就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动不居且经常处于断裂中的社会生活，并寻求更大的发展可能性。

现代教育与人的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一种深层次的矛盾，这一矛盾的突出表现就是现代教育对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的漠视或背离。有研究者认为现代教育是一种规训。“教育成为一种把人纳入其中的普罗克拉斯特床，人被削足适履地放在教育的度量结构中接受塑造。”[7]规训化的教育是不利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的，因为在这种教育中，学生实际上被当做加工的零件，是一个塑造的对象，学生在教育的流水线中被程式化和标准化了。另外，现代教育也是一种碎片化的教育，试图“用知识的碎片来建构学生”，忽视了人的完整性，特别是忽视了整体精神的培育。碎片化的教育同样不利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当代职业教育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规训化和碎片化的特征。强调外在控制，忽视学生自我塑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强调某一方面的知识与技能的重要性，忽视学生知识结构与素质结构的内在关联；强调把学生培养成具有某种工具性质的职能化的人，把人的发展过早地框定在一条固定的路径上。所有这些，都很难经受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检验。职业教育要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对当前职业教育的制度、目标、内容和方法等进行必要的改革。事实上，也有许多职业院校在这问题上正在进行独特的探索。

三、引导学生反思和批判技术

职业教育要把学生导向一个工作体系，而技术则是工作体系的核心要素，因此职业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在促成人与技术的结合。这种结合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使学生掌握和应用某种技术，也包括技术对人的影响，还包括学生主动地去反思和批判技术。在科技发达时代，技术的双刃剑效应完全凸显，技术也因此而成为一个批判反思的对象。职业教育必须对此做出积极的回应，引导学生主动地去反思和批判技术是科技发达时代的职业教育的特殊使命。

科学技术是现代人一项伟大的文明成就，也被认为是人类理性的终极证明。特别是在经济生活中，科学技术犹如一只神奇的巨手，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升。科学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体现在许多方面，如揭示了自然奥秘、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等。科学使人类过上了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负效应的不断显现，科学玫瑰红却开始逐渐褪去。有研究者指出：“一方面，正是在科学反抗神学的霸权，带领人们走出愚昧之谷的过程中，科学建立了自身的霸权，使自身成了新的神话、新的膜拜对象。科学所不予承认的东西，在我们的文化中便不被认为是知识。对科学的崇拜使得科学家们成为人类唯一公认的立法者。另一方面，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的同时，科学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危机。”[8]这很显然是一种讽刺意味。科学的“霸道”形象实质上是一种形象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科学神话的终结。

在科技发达时代，技术的本质发生了蜕变。技术已经成了一个政治问题，现代技术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已经纳入到经济与政治系统之中，对技术活动的控制与导向已经成为了各个政府的重要权责。技术专家更容易成为官僚，并在各类决策中发挥关键作用。现代技术不仅是生产力，同时，也在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当代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现代技术与科学已经取代了传统的神话和宗教而成为现代社会赖以合法化的基础。也就是说，技术可以使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得以合理化。

在技术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的同时，技术也成为了一个伦理问题。由技术所制造的伦理恐慌开始困扰着人们。这是因为技术极大地增强了人类的行为能力，致使传统的伦理准则失效，而新的伦理准则又没有得到及时的制定和认同，这时伦理冲突和伦理恐慌就不可避免，如克隆人、转基因食品、器官移植与买卖、堕胎、网络黑客、数字鸿沟、杀伤性武器等引发了许多伦理争议。特别是生态环境危机成了一个严峻的全球性的当代问题，而现代技术在这一问题上扮演一个同谋与帮凶的角色。当代社会也被普遍认为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而正是技术参与制造了许多风险事件。

美国著名的思想家马尔库塞曾指出发达的工业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也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9]很显然，造成这种极权主义性质的一个重要动因正是技术。技术事实上已经取代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人成了技术时代舒舒服服、平平稳稳且又极度不自由的奴隶，成为社会这架庞大的机器上的一个功能性的部件。这样，马尔库塞从技术着手，对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本质特征进行了揭示。

另一位美国思想家弗洛姆则提出了技术的人道化的观点。弗洛姆认为正是技术的非人道化发展使得人类陷入了最严重的危险之中，而这种危险甚至有可能毁灭人类自身，于是他提出应当把处于十字路口的技术引向一条人道化的道路。人道化的一般目标是：“我们的社会中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改变的，它激发并推动人的成长与活力，而不是去损伤他；它激发个人，而不是使他变得被动与接受；我们的技术能力是服务于人的成长的。”[10]在此基础上，弗洛姆还提出了技术社会的改造方案与步骤。

职业教育引导学生主动地去反思和批判技术，这一命题的合理性不仅在理论上可以得到充分的阐明，而且其现实依据也同样充分。在当下中国，技术制造了许多敏感事件。食品安全是当下民众最为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这一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技术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例如制造毒奶粉事件的“三聚氰氨”、制造多起瘦肉精事件的“盐酸克伦特罗”本质上就是一种技术产品。另外，2010年富士康的年轻员工连续跳楼事件，更是印证了技术时代人类心灵的微妙变化。职业教育要培养学生的技术批判能力，这需要对现有的职业教育过程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与改进，但不能把这种技术反思与批判能力的培养简化为职业道德教育。

理念是指一种根本性的、主导性的观念。理念必须是明晰的，一个模糊的观念不能成为理念，另外，理念必须是先进的，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时代精神。科技发达时代的职业教育理念的提出一是基于时代精神的启示，二是吸收和借鉴了一些重要的当代思想。职业教育要培养现代人格，要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要引导学生反思和批判技术，这是关于科技发达时代的职业教育的三个命题。这三个命题是内在关联的。现代人格是一种动态开放的人格，不会停止于某一确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它是可持续发展的。另外，技术时代，能够主动地去反思和批判技术，能够理性地面对技术统治下社会，正是现代人格的重要特征。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命题正是对科技发达时代的职业教育理念的一种适切表达。当代职业教育在呼唤一次新的理念革新运动。

参考文献：

[1]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殷陆君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2-36.

[2]萧新煌.低度发现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M].北京：巨流图书公司，1985：42.

[3]韩庆祥，邹诗鹏.人学——人的问题的当代阐释[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352-355.

[4][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4.

[5]童星.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35.

[6]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新趋势——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J].社会科学，2006（10）：109-115.

[7]金生鈜.规训与教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3.

[8]王治河.第二次启蒙[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90-291.

篇(3)

关键词：现代科技；发展；科技伦理；道德

一、科学技术活动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

审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一方面享受科学技术发展所到来的文明成果，同时也承受着与科学技术发展密不可分的令人不堪忍受的沉重代价，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的价值理想相背离，成为一种超出科学技术本身而具有负面社会效应的社会问题。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针对科学技术发展所到来的伦理问题已经产生的负面社会效应进行过深刻的论述，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它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

二、科技伦理问题的表现

1.网络技术对科技伦理的冲击

（1）网络技术的概述。网络技术是以计算机信息科学为基础，以计算机为载体，最大范围提供信息服务的一项新兴先进技术。网络技术是计算机技术应用的具体形式，也是计算机技术的新的发展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起，网络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应用，已经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思维观念及生存方式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人类科技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是网络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对现有的社会伦理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面对网络技术所引发的隐私权、知识产权、国家之间不平等、非人性等伦理问题，人们有些不知所措。

2.伦理问题及反思

（1）隐私问题得不到保护。网络主张系统要开放，符号要通用， 强调言论的自由与人际关系虚拟沟通， 鼓励追求“真实”与张扬“个性”。作为它的结果，这也会使个人的隐私权被剥夺， 私人生活价值受到贬值。面对电脑黑客无孔不入的盗窃行为，信息的安全性就显得岌岌可危，人们往往在不知情中就受到损害，因而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据专家分析这种侵犯一般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对个人隐私的直接侵害。第二对个人隐私进行多手传播。第三对个人信息进行歪曲。

（2）知识产权受到侵犯。知识产权被定义为：公民或法人等主体依据法律的规定，对其从事智力创作或创新活动所产生的知识产品所享有的专有权利，又称为“智力成果权”、“无形财产权”，主要包括发明专利、商标以及工业品外观设计等方面组成的工业产权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音乐、戏剧、绘画、雕塑、摄影和电影摄影等方面的作品组成的版权（著作权）两部分。据专家研究，网络使用中出现的知识产权问题大致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知识产权的形式发生了变化， 给侵犯知识产权的界定也带来了困难。第二， 有形载体的“无形化”， 使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和物质化不再明显。第三，在网络上有无产权的信息是难以分辨。

2.生物技术对科技伦理的冲击

（1）生物技术的概述。现代生物技术主要分为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这些技术不是独立发展的，而是相互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往往是通过其中某个技术的发展带动其他技术的发展。例如“通过基因工程对细菌或细胞改造后获得的工程菌或细胞，必须通过发酵工程或细胞工程来生产有用物质。”按照现代生物技术的目的和用途，还可分为诸如医学生物技术、农业生物技术、工业生物技术、环境生物技术、军事生物技术、海洋生物技术等。

（2）伦理问题及反思。现代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人类社会带来了美好的前景，它在为人类解决大量实际问题的同时，也有可能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产生社会问题。转基因生物产品可能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当人体食入转基因食品，就有可能出现过敏反应。目前已经出现了饮用转基因大豆豆浆过敏、转基因西红柿导致过敏、坚果作为基因被导入其他生物引起人体过敏等现象。在进行转基因作物实验时，较为常见的标记基因是使用抗生素抗性基因来充当，这也有可能让人体对抗生素的耐药性增加。转基因微生物有可能会与其他生物进行遗传物质交换，这样就会增强有害生物的危害性或产生新的有害生物，导致疾病流行。转基因生物可以破坏生态环境和影响生物多样性。运用现代生物技术生产出抗旱、抗盐碱、抗病毒、抗害虫作物的同时，可能会导致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甚至一些物种会灭绝，还可能会加速土壤侵蚀和沙漠化。当转基因植物大面积种植时，由于转基因植物病毒载体使用可能导致病毒基因在全部细胞中普遍存在，它的重组风险比普通植物要高出许多，将会出现难以预料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春秋.当代生命科技的伦理审视[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2]柳兰芳.当代生态文明视阈下的科技伦理探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篇(4)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剧了劳动市场的性别隔离，加深了女性的生存焦虑。科学技术的进步带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劳动力市场寻求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但女性却通常被冠之以“不是家庭生活主要来源”、“只具有从事某些低知识和技术含量职业的相对优势”等，这种思维模式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隔离。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影响下，某些劳动女性依然从事低技能和低报酬的工作，她们被认为更适合从事“女性化”的职业。目前，“虽然中国城乡就业总人口的女性比例已大大上升，全国城乡就业总人口为7.58亿，其中，女性3.37亿，女性就业者总量比2000年的3.19亿增加了5.6%，占就业者总数的44.8%。2009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46%。但目前，中国女性人口的经济总参与率仍低于男性13.37个百分点”［2］。从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前后的人群特征分析发现，“女性、年轻或年老职工、低学历、服务行业就业者更容易成为低工资人群。而另一方面，这些人群的失业率也比较高。如果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会导致失业增加的话，这些人群将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3］。（二）科技发展凸显了女性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缺席，造成了女性的心理困惑。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科技开发的力度在全球范围内加大，这给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而且使当代女性的就业层次得到了提高。然而，“科技与女性”仍然作为一对发展不均衡的范畴存在，科技发展及广泛运用，导致一些女性面临失去市场价值的风险，面临心理压力甚至对科学和技术领域产生恐惧心理。传统的性别刻板模式一直认为，女性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学习和利用能力远不如男性。因此，部分女性在教育阶段仍然倾向于选择与技术和科学不相关的文科专业。女性主义者桑德拉•哈丁（sandraHarding）曾指出，科学与父权制话语体系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共谋关系。科学对性别的建构和选择没有摆脱历史（“his”，“story”）的影响，比如在男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的玩具主要是车、机械、机器人等，以此培养他们对科技的兴趣，培养他们理性的、独立思考的、前沿的和具有挑战性的意识。相反，女孩的玩具则是小兔子、娃娃等，以此培养她们感性的、温顺的性格。哈丁认为，女性在不断深入的科学教育和科学实践历程中越来越少是历史文化建构的，科学在进行男性塑造的时候，就已经把女性排除在外。（三）科技发展推动了信息传媒的广泛运用，影响了女性的价值选择。在当代社会，各种信息在网络上传授，女性落入了“信沟”。“信沟”指的是“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解读信息能力、己有知识储存量、交往范围等方面差异性的客观存在，男女两性之间和女性群体内部存在的信息认知差异。它不同于‘性沟’和‘知沟’，但又属于同类词”［4］。当前，虽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女性获得了巨大的提升，但相较男性而言，女性在信息资源的运用和研究方面仍然处于边缘化。另外，大众传媒对适用于女性的信息进行负面宣传增加了女性在对信息进行筛选抉择的难度。女性的身体在当今社会受到高度审视，在勤奋敬业的各种网站上总有对女性各种事件的报道，冲击着现代女性的精神生活。“无数的厂家商家生产销售着价值亿元的女性胸衣；美容院争先恐后地宣扬着自己的整容手术是多么出色；服装设计师们设计出形形的欲盖弥彰的性感服装”［5］。“在后现代社会，科学也排上了用场，每个女人都要计算每天应该摄入多少卡路里，运动能消耗多少。美国用在减肥工业上的钱拿来可以两次方地解决全世界的饥饿”［6］。在曼纽尔•卡斯特所描述的网络虚拟社会中，结构的逻辑性已经被流动的逻辑性所取代。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也是科学技术发生异化的根源。正如马克思在100多年前的警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7］

二、科技发展视角下女性精神家园的重建路径

（一）完善和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当代社会可以看作是多样制度构建起来的社会，制度上的支持和干预直接可提升女性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制度性解决措施的缺乏往往会引致女性更多的精神困惑。一方面，需要针对女性的特殊情况制定合理的保障政策，在中国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女性目前素质条件下，需要提供相关的制度保障，保证女性的受教育权利等。加强女性在升学、就业、参政等方面的比例性保障，有利于女性权力的实现。另一方面，虽然性别平等在就业和薪水方面得到了体现，但性别歧视在科技领域仍普遍存在。所以，针对女性科技工作者难以充分协调家务劳动与科研工作的关系，国家应提供相应的福利措施。对于女性角色的社会期待和相关的社会舆论应该重视女性在发展机会上的同等机会，避免过于强调她们的家庭角色，更多地鼓励她们追求事业，为女性创造出更宽松、友善的职业发展环境。同时也要考虑女性的特殊性，即为人类再生产所做的贡献，不要让女性科技工作者反为此受到职业发展上的歧视和轻视。（二）确立合理的价值观引领科技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能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分工、缩小乃至消除男女之间的差距，而且能重塑女性的自我认同。首先，要树立批判性意识。批判意识是对既存的科技发展模式的不断反思和批判。在反思批判的过程中，探求支持科技发展模式的内在动力。科技的发展和运用向人们揭示了无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但女性精神家园的重建依然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整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使女性在一定程度上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生育活动中解放出来。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女性生命与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也陶冶了女性情操，减轻了女性发展的心理压力，丰富和提升了女性的精神生活。其次，要树立全面发展意识。科学技术一方面为人类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成果，使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更高的文明进步社会迈进，另一方面科技应用使“自然———人———社会”这个高度整合的复杂的系统遭遇冲击。如何协调好科技、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等问题乃是当今人类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女性必须积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不能被落后的思想观念束缚和控制，而要积极地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善于创新。女性的创新意识也体现在不断更新文化观念，在对外部环境进行质疑、批判与解构的基础上对束缚女性创新意识的封建传统文化理性的审视和批判。（三）重塑正义与关怀的价值生存理念。首先，女性应该在与自然相处中树立正义与关怀的价值理念。一直以来，女性都被认为更亲近自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moldJ•Toynbee）指出：“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8］女性在与自然相处中实现生态自我，也可以拥有生命的安全感和精神归属感，在自然家园中诗意地栖居。同时，女性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树立正义与关怀的价值理念。现代性的生活趋于复杂化，物质的追求遮蔽了人类的生命，使人类远离了自然的本真之美。社会的发展使女性的生存空间得以拓展，从家庭延伸至了社会，女性的精神生活领域相对更加宽广。在社会生活中，个体本来都应该是平等的，没有人与自然、自我与他者、男人与女人的对立关系。解决当代女性精神家园困境需要从更新自我意识着手以实现自我关怀，这样有利于摆脱功利主义的欲念束缚，实现精神的终极皈依。最后，女性应该在家庭生活中树立正义与关怀的价值理念。男女的真正平等必须建立在承认各自的自然差异的基础上，而不是抹杀他们之间的自然差异。女性通过强化生育自主意识能够实现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不仅利于保障自己在职业中的竞争机会，而且能够提升家庭生活。吉登斯指出，在后传统社会，异军突起的生物工程、基因工程和克隆技术等生物技术，不仅大大改变了人类身体方面的自然，而且引起了远为重大的伦理价值的争论。比如说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看，人类的繁殖过程完全可以超越于一个自然繁殖的过程，但是它并不是没有问题的，相反，它直接导致女性的身体“殖民化”。因此，女性不能让人类生殖领域任由科学技术进行“殖民化”，生殖不仅是一个自然的范畴，而且是一个伦理的范畴，女性必须从人类生存的角度审视自身繁殖的问题，必须对自己的身体倾注关怀。

作者:刘小红 单位:南京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1］［荷］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1.

［2］近十五年中国妇女就业率和社会保障程度明显提升［EB/OL］.http：///sh/2011/6/24/3136302.shtml，2011.

［3］王亚柯，罗楚亮.经济转轨背景下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3）：75-82.

［4］李小江.性沟［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5.

［5］王向贤.性别来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14.

［6］王丽华.全球化语境中的异音—女性主义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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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生命科学技术伦理研究现状

生命伦理学在中国经过30余年的发展，已逐渐成为伦理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和最活跃的学科之一，在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其中，对生命科学技术伦理的关注尤其是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相关伦理问题的讨论一直是生命伦理学的重要旨归。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各种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问题，从多重领域和视角出发进行了深入而审慎地探讨，不同领域学者观点的碰撞和交流为我国生命技术伦理研究提供了优秀的思想和学术资源。例如，邱仁宗集中讨论了异种移植和基因治疗中的伦理问题，认为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某些高新生命技术不会给人类带来严重危害前，应该对这些高新生命技术采取“有罪推定”，暂停人体试验，而用动物实验和体外实验代替。姚大志和陆树程对克隆人的合理性以及相关的道德伦理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商榷和探讨。姚大志从没有生育能力的人有权要求借助生殖性克隆享受生育繁衍后代的权利和人们的道德观念会随着历史发展、技术进步而改变两个角度切入，分析总结了人们反对克隆人类的三个道德理由：

（1）克隆人类破坏了人的尊严和神圣性；

（2）克隆人是否能够健康成长；

（3）以“非自然”的方式创造人挑战了上帝的权威。陆树程对姚大志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他认为人们对应用于优生优育、诊断和治疗疾病及器官组织移植的治疗性克隆，在伦理上是宽容的；人的生殖性克隆即使有很高的技术可行性，仍然会引发侵犯人权等严重的社会伦理问题，违背目前的生命价值论和道义论等伦理原则。张明国认为生命技术是一种风险技术，在其应用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安全和伦理风险，进而导致相应的伦理问题；分析和研究了生命技术风险的本质、特征、存在方式和成因，提出应建立和完善有效规避和控制生命技术风险的制度和伦理原则规范。方兴着眼于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伦理委员会建设，分析了我国伦理委员会发展受制约的原因：隶属关系混乱、组织形式和人员构成不规范、审查依据的法律规范不统一和法律定位模糊等，认为应在一定范围内授予伦理委员会行使部分行政职权的权限，建立独立的审查系统，充分发挥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有效作用。除了生命伦理学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在法律法规方面，近年来，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和引导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填补我国生命科学技术相关政策领域的空白，我国在重要的生命科学技术领域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例如，原卫生部1993年颁布的《人的体细胞治疗及基因治疗临床研究质控要点》、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1999年的《新生物制品审批办法》附录九“人基因治疗申报临床试验指导原则”和2003年的《人基因治疗研究和制剂质量控制技术指导原则》。这些政策法规的内容仍是主要侧重于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对相关的伦理问题关注度不够，缺乏伦理道德规范方面的详细内容和规定，还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2009年3月2日，原卫生部出台《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我国医疗技术创新和医疗抉择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从国家政策层面对现代医疗技术带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伦理和法律问题的界定和解决给予了官方解释。然而，现代医疗技术发展面临的法律和伦理问题往往十分复杂，《管理办法》并不能有效解决和消除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和法律困境。

1．2生命技术伦理研究的中西差异

作为顺应生命科学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新兴学科，生命伦理学于1971年在美国出现，20世纪80年代末在美国得到广泛应用，并逐步影响到欧洲、亚洲等其他地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生命技术伦理研究在认识“人”的问题时，往往局限于“人是目的，而非工具”和“人是道德的主体”等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基础上，认为应该充分尊崇个人的自由意志，并要求对个体自的尊重。“以人为中心”的极端后果是在思维里刻上了“人之外的万物皆为工具”的烙印，造成对非人类生命主体的轻视和不尊重，将其视为实现人的目的而可被利用的工具。例如，恩格尔哈特在其论著《生命伦理学基础》中论述“行善原则”时，区分了“尊重”与“行善”，认为人不应理所应当地对动物进行利用和索取，提出了人对动物负有行善义务的观点，但仍是基于“人是道德的主体”的前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墨家学说中的哲学和宗教思想中蕴含着人类行为不应只考虑人类自身的利益，还应尊重和关照动物的生存权利的先进理念，如“天地好生”、“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合一”，表达了爱护尊重除人之外的天地万物的观念，提倡人与天地万物和谐发展，比西方传统的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伦理思想更具有关怀性。另外，中国传统伦理中有很多与西方类似的原则或价值，如不伤害、有利、尊重、公正等，这些价值根源于中国本土的哲学和文化传统，其哲学文化基础和实现方式与西方不尽相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某些落后传统思想与当今生命伦理思想存在矛盾甚至激烈冲突，会对生命科学技术研究进步造成一定的阻碍，应予以摒弃和改革。例如，清代名医王清任历时40余年通过观察和剖视乱葬岗瘟疫致死儿童和行刑场死囚的尸体，绘成和刊行《亲见改正脏腑图》和《医林改错识要》，为中国解剖医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却因质疑中国传统中医的脏腑理论而遭到众多中医名家的批判，被视为“离经叛道”、“毁坏祖制”和“哗众取宠”的异类，认为他解剖、毁伤他人身体“极其不仁”、是“教人于胔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中国解剖医学进步的脚步也因此停滞不前，大大落后于西方。中国的生命技术伦理研究应该辩证地看待传统思想文化，继承和弘扬其中的优良资源，如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和以“礼”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道教“重人贵生”的生命观，佛教“因果”、“轮回”、“慈悲”、“福报”等宗教思想，更加注重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境，实现生命技术伦理学研究的本土化。例如，在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个人与家庭、社会群体的关系要比某些崇尚个性与自主的西方国家紧密得多。因此，在中国等亚洲国家地区推进和实施知情同意等原则时必须重视和考虑家庭和社会群体因素。

1．3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对当代生命技术伦理困境的疏解

恩格尔哈特认为，当今西方世俗社会面临着经济与文化双重危机，主要指“由于西方社会—民主制福利政策所引发的经济危机以及西方文化由于家庭解体所引发的社会危机。”以恩格尔哈特为代表的众多西方生命伦理学家认为儒家智慧能为这双重危机的疏解提供强有力的帮助。儒家思想既有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独特道德意识和道德主张，也有随着历史沿革和社会进步历久弥新的普世道德考量。儒家思想和学说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资源，其伦理观念和规范影响深远，在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现代社会伦理生活中仍然有着持久影响，尤其是在家庭、社会群体、人际交往和个人道德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儒家学说对现实生活和人事的关注及其独特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等，符合我国当代生命伦理学发展的客观现实需求。当代中国的道德观应该与儒家的优良传统有机结合起来。生命伦理学具有人文性和人文精神，它不仅解决现实的生命技术与人的需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还研究人和其他生命体的生命伦理问题。而儒学在本质上也是关于人的学问，如天人合一、仁者爱人等思想，蕴含着对天理与人性的透彻看法和对生命意义、人性价值的终极思考，以及人与天地自然万物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台湾学者李瑞全尝试建立了一种儒家生命伦理学，分析生命生殖和基因技术等生命伦理问题，对我国当代生命技术伦理研究具有十分有益的参照作用。其理论框架如下：以“不忍人之心”作为道德根源和动力；在此基础上阐发出以“仁”为核心的自律（自主）、不伤害、仁爱（有利）、公义（公正）四个基本原则；由以具体化为咨询同意（知情同意）、保护主义、保密、隐私权、诚实、忠诚等规则；当原则或规则在具体情境中发生冲突时，以儒家的“经权原则”来寻求反思的平衡，作出道德判断。

2加强我国生命科学技术伦理规制的设想

我国若想在生命科学技术研究中取得先机，应灵活采纳和融合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观念等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如“以道驭术”，从我国的实际问题出发，积极应对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各种伦理难题。

2．1“以道驭术”的生命科学技术伦理实践

尽管“道”与“术”在我国古代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引申意义，但从技术伦理学层面看，我国古代从一般意义上对技术与道德关系的讨论，可以概括为“以道驭术”，其中“驭”的意思是驾驭、节制，“以道驭术”指的是“技术行为和技术应用要受伦理道德的驾驭和制约”。“以道驭术”强调人与技术、人与世界多方面关系的协调解决，已经成为解决当代技术社会各种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以道驭术”注重技术应用的正负效应，主张技术要合乎“道”和“利人”的标准，技术活动各要素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和谐发展，以技术道德规范约束技术相关人员的技术活动，通过对技术的有效道德控制，消除和限制不适当的技术应用带来的消极影响。上述理念同样适用于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规制：生命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从事科研活动合乎于“道”，追求崇高的道德精神境界，遵循科技伦理规则和生命科学技术研究道德规范，而不是迷失和屈从于追逐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用服从于“道”，以造福人类、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避免和消解生命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道德滑坡和伦理困境；人们看待高速发展的生命科学技术要顺应于“道”，改变严重阻碍生命科学技术进步的落后错误的伦理规范和价值理念，增强反思，建立和完善引导生命科学技术健康有序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

2．2构建生命伦理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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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文化

文化是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同时，它也对人类社会起着巨大的反作用：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丰富了文化的内容；另一方面，日益丰富的文化又继续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到了现代高度文明的社会，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更是不可小觑。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成果，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就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不仅具有积极的反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具有消极的反作用，我们必须批判性的加以分析和对待。

虽然文化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但是我们还是期望它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积极作用。而积极意义上的文化，顾名思义，就是“以文教化”，它的作用就是以一定的人文素养教育人们，净化人们的思想，提升人们的志趣，矫正社会的不良习气，使人类社会朝着更加文明的方向发展。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原本高雅的精神文化逐渐被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腐蚀，似乎很难再在人类社会的舞台上扎稳脚跟，文化自身的“物化”、“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什么是文化异化

要了解什么是文化异化，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异化？从观点看，异化作为社会现象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反观到文化异化的含义，即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化产品反过来奴役了本文由收集整理人，限制了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人类社会也随之朝着畸形的方向发展。

西方流派中的法兰克福学派，在意识形态-文化批判这方面成果显著，其中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杰明等人的理论对后世影响极大。陈学明老师在其所著的《文化工业》一书中，对这些人物的思想进行了详细梳理，对我们深入了解“文化异化”这一现象起着很大的帮助作用。

在《文化工业》一书中，作者首先向我们阐释了三个重要概念：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精英文化，也称高雅文化、主流文化、上流文化。它淡化乃至超越实用功利的目的，以审美为主要或唯一的功能，不满足于仅仅供人消遣，更注重于陶冶性情。由于它需要接受主体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趣味，所以受众的范围较小。精英文化包括的内容有古典艺术、芭蕾舞、交响乐、油画、话剧等。”“大众文化又称市民文化、市井文化、娱乐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不同，大众文化主要是现代文化，古典艺术一般不在大众文化之列。它的受众范围也比精英文化大得多，因为它只需接受者识文断字，甚至文盲也行。与精英文化相比，大众文化更强调实用功利的目的，如政治宣传、道德教化、情感宣泄、器物使用等，如果说精英文化是矫正人性的话，大众文化则是迎合人性。大众文化包括的内容有流行音乐、幽默、滑稽等艺术品种。”文化工业一词是由法兰克福学派发明并使用的，他们所说的文化工业是一种特殊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主要指借助大众传媒，在闲暇中操控大众的通俗文化；而“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文化的现代形态，主要指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文化工业即现代大众文化，除了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内涵，还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文化的产生越来越类似于现代大工业的生产过程。文化产品的制造者不仅是为了创作，更多是为了营利，文化产品的生产完全是标准化的，类似于工厂生产产品，是成批的复制与拷贝；第二，文化的产生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现代化的载体，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等使得大众文化对时空获得更强的占有性和对接受者产生更大的强迫性。第三，文化的主体越来越不是作为文化消费者的广大人民群众。现代大众文化有专营的制作人、经营者，这些人对大众文化的发展及其内容起着主宰作用。在大众文化的市场利益份额中，他们是主要得利者。”所以我们可以将文化工业视为大众文化异化后的形态。

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精英文化持有很高的评价，对大众文化不置可否，但是对文化工业却持有很低的评价，这对我们反思现今社会下文化庸俗化、商品化、去个性化的现状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三、文化何以被异化

我们的文化被异化了吗？很多人也许会质疑：现代文化不是很丰富吗？文化不是很多元吗？网络的便利和出版业的发达使得各种文化产品如雨后春笋般走进千家万户，似乎每个人都掌握了与文化近距离接触的权利，拥有文化产品不再是少部分人的特权。我们的文化生活比起以前来，不是越来越丰富了吗？对，很多人都有这种质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文化异化已经渗透进大众的生活，除非对这种现状进行深入反思，否则很难发现文化已经被异化了。

文化的积极作用是什么？是教会人们如何思考人生、反思生活；是教会人们如何辨别真伪、独立剖判；是教给人们智慧，引导人们走向幸福生活。优秀文化就像一位智慧的老者或伟大的精神导师，与之相伴，我们才能感受生命的热情、思想的澄澈、人生的美好。但请我们认真感受一下，我们周围充斥着的现代文化果真让我们体会到了如此美妙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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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不，我们体会不到。相反，我们感受到的却是精神的痛苦和思想的贫乏。

法兰克服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文化异化的根源：第一，批判文化工业的商品化。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文化艺术已同商业密切融合在一起，文化产品的接受和生产为价值规律所统摄，文化创作由于一味的迎合消费者的心理，而失去了独立性，具有共同的商品形式和特性。第二，批判文化工业的标准化。文化工业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大规模生产各种复制品，如电影、唱片、照片、录音带等，它促进和反复宣传某个成功的作品，使风靡一时的歌曲和连续剧可周而复始出现，而这种做法恰恰扼杀了艺术的个性。艺术作品本身需要个性化，但是由于文化消费者的顺从听命和文化供应者的厚颜无耻，艺术创作性受到限制，导致经常重复性生产无创造性的作品，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呈现出假个性和非个性化倾向。第三，批判文化工业的强制化。由于文化工业的典型做法就是不断重复、整齐划一，使闲暇的人不得不接受文化制作人提供给他的东西，消费者的闲暇时间不得不被满世界的庸俗文化产品所充斥和占据着，因而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具有强制性。

四、人文精神及其缺失

“人文精神”通常被理解为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它的基本涵义就是：尊重人的价值、尊严与精神，努力实现人的自我潜能。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这一理解对处于文化异化困境中的当代人来说，具有警醒作用，因为当代人最缺乏的就是这种人文精神。

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的是“科学主义”、“商品拜物教”、“技术与工具理性”，这些现象都是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现。它们主要产生于工业文明高度发展和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高度一体化的社会中。当代工业文明、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的高度一体化，使得商业化的生产-消费领域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一切生产活动以单纯的经济效益为根本目标，甚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也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变得商品化和庸俗化，目的仅限于娱乐和消遣，而不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内涵。久而久之，人们被这些庸俗的文化产品所影响，精神境界和人生追求也变得越来越庸俗。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又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心理，就更加强化了文化产品的娱乐消遣作用，这种恶性循环导致社会庸俗化愈演愈烈。个人越来越成为这种畸形社会的被动适应者，日益丧失了自主性、创造性和批判性，没有了自由想象的空间和能力，成为马尔库塞所批判的“单向度的人”，人类社会也演变为“单向度的社会”。

五、如何改变文化异化的现状

哲学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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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自由自觉”就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点就是人可以自由选择、规范、创造自己的生活，而动物只能消极适应环境。既然人能够自由选择，那就意味着人类不是仅仅被动的适应。通过理性辨别和省察，人能发现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并发挥主观能动性加以矫正。

篇(7)

关键词 波斯曼 技术垄断 文化反思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The Cultural Reflection of Postman's Technopoly Concept

ZHANG Yi

(Public Management College,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4)

Abstract Technopoly is the important point in Postman's book "Technopoly", he warned that we have now entered a era of technology monopoly the culture, culture succumb to the technology, reminding us to be alert to technopoly on the cultural hazards, he criticized this point very deeply. There is a reference value for us to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as well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ultural values.

Key words Postman; technopoly; cultural reflection

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是世界著名的媒介理论家和批评家，他在其著作《技术垄断》中，系统提出了“技术垄断”（Technopoly）的思想，极其详尽的论述了技术垄断对人类文化的巨大影响，并对技术垄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1 “技术垄断”观的提出

作为一个技术文化批判者，波斯曼对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有其独到的见解。在芒福德、埃吕尔、伊尼斯以及麦克卢汉等人的影响下，波斯曼以时代的技术特征为基础对人类的历史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统治文化阶段和技术垄断文化阶段。与此相应，人类文化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类型、技术统治文化类型和技术垄断文化类型。

在波斯曼看来，从远古到17世纪，人类处于工具使用文化阶段。在这一阶段，技术以工具的形式存在，它受到社会体制或宗教体制的约束，能够以一种友好的方式从属于社会和文化。从18世纪末开始，人类进入技术统治文化阶段，这一阶段工具逐渐成为了思想世界里的核心角色，其它一切都服从于工具发展的需要，都必须给工具的发展让路，但此时的技术仅仅是将文化置于从属地位。技术垄断文化阶段开始于20世纪末，在这一阶段技术清除了任何替代它的选择，“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应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①在这种情境下，技术已成为了我们的一种信仰，左右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似乎“只剩下一个可以相信的东西――技术”。文化必须寻求技术的认可和支持，才能获得其存在的一席之地。

波斯曼详细论述了机器意识形态和“软技术”对传统文化的侵蚀。他认为在技术垄断的条件下，人类对机器的迷信程度不断加强，尤其在电脑和医疗领域里技术垄断文化的表现更加明显：计算机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近乎完美的机器，它把我们有关自然、情感或精神的主张置于从属的地位；病患病症的确定也不是由医生来诊断，而是要依靠医疗设备的检测。在这些技术面前，我们变得更加现实、更加物质化和更加浮躁，已经不能继续静下心来思考。在这种情境下，技术就成为了评判一切的主宰，而延续人类文明的传统文化则退居一隅，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颠覆人类传统的文化信仰，使文化屈从于技术至高无上的权威。

波斯曼这种看似危言耸听的观点给我们清晰描绘了技术垄断对文化的巨大影响，提醒我们要警惕技术垄断带来的危害，他本人对技术垄断这一状况也持强烈的批判态度。

2 波斯曼的批判

波斯曼对技术垄断是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的。作为一个印刷文化人，他时刻警惕着电子信息技术对文化的侵蚀，强烈批评电视文化等新媒介对现代社会的不良影响，提醒人们要警惕并抵抗技术垄断带来的危害。

波斯曼认为“技术垄断”是文化的“艾滋病”（AIDS），即“抗信息缺损综合征”，文化“艾滋病”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我们对信息缺损的恐惧。我们处于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是拓展了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在这种“信息过载”的情境下，对信息的筛选、加工和控制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在庞大的信息面前我们变得手足无措，信息防御机制也因此失灵、崩溃。信息的不断增加不仅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还对人类的文化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这种情况下，文化的发展不可能出现超越，从而使得文化的有机整合变得更为困难。

波斯曼还揭示和批判了智力测验、民意测验以及各种统计手段等各种“软技术”的偏颇和欺骗性，提醒（下转第24页）（上接第4页）人们这些“隐形技术”只是技术垄断者转移公众注意力的一种方式，其目的是“寻找一种权威的源头”，进而服务其社会政治需要。这种方式“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了普遍的伤害，对教育的伤害尤其严重”。波斯曼强烈地批判了作为技术垄断理论基石之一的唯科学主义，认为唯科学主义是一种对“技艺的滥用”，它们把人类经验的物质领域和社会领域混为一谈，这些在波斯曼看来都只是一些“虚幻的信仰”。正是由于各种“软技术”和“社会科学”对技术的谄媚，才引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漠视，从而导致了传统文化的流失。他在为传统文化流失痛惜的同时，也号召人们以强烈的道德关怀和人文教育来抵抗技术垄断对文化造成的冲击。

3 “技术垄断”观的文化反思

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经彻底娱乐化的世界，在层出不穷的新技术面前，我们虽然暂时获得了视觉和心理上的满足，但却逐渐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技术的限制和牵制，毫无防备地就成了技术的奴隶。处于这样一种单纯依靠技术的情形是危险的，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人类文化也是畸形的、病态的，整个社会缺乏一个平衡机制，我们需要反思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以及我们所持有的价值观。

技术和文化从人类文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相互博弈，随着人类发展，技术不断地进步，科学技术对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让・拉特利尔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深刻改变了文化的内容，而且改变了文化的基础。”②在“技术高歌猛进，传统信念贬值”的社会情境下，我们迫切需要重新审视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认为，任何技术活动都是社会性的活动，它们的发生与发展都有一定的社会前提。因此，技术的发展是根植于当时社会环境的，文化的选择、不同群里的价值偏向及其利益需求都对技术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在处理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时也一定要以当下社会文化的特点为基础，引导技术的发展，进而使得技术和文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事实上，技术本身就包含着文化因素，它是整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技术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但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毕竟需要依靠人的智慧，绝对不可能凌驾于社会文化之上。因此，面对技术垄断，我们没有必要恐惧，而是需要以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它，不单从技术与文化的角度，也应该从人与自然、人与技术以及技术与社会等角度来宏观把握技术对文化造成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可以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个层面来分析技术垄断时代，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应对技术垄断的新方式和新途径。

波斯曼的技术垄断观虽然是一种对技术的神化，带有技术悲观主义色彩，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它提醒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地关注技术的发展，而应树立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使文化也相应地向前发展。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思想的独立和文化的传承，技术就不可能垄断文化，文化也绝不会向技术投降！

注释

① 尼尔・波斯曼著.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0.

② 让・拉特利尔.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M].吕乃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