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 孔子 礼 儒家思想 现代价值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在这样的生活背景下，孔子对当时出现的僭礼行为极为不满，他意识到，要使自己的国家鲁国强大起来，首先要澄清、规顺各种礼制和级别关系，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以礼正心、以礼修身、以礼治国、以礼为教等思想。在孔子看来“礼莫严于名分，罪莫大于僭窃”。“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对于“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八佾》）的情景，是既不能容忍也不可纵容的，孔子多次进行了批评指正。孔子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人与人之间以礼相待，各安其职，处处呈现出和谐、安定、有序的局面。

一、孔子之礼的形成背景

孔子思想体系中关于礼的形成，我们在《论语》中便可见一二：“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之矣。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侑》）意思是说，夏礼和殷礼虽然我不能拿出证据证明它，但是都有其内容，所以依据历史形成的规律，孔子关于礼思想的形成是来源于夏殷之礼。而周礼源于夏殷之礼却高于夏殷之礼，“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因为在历经夏殷对于礼的内容和形式的演进之后，虽然还有“损益”，在传入西周之后进行了大量的改进和规范，所以孔子向往周礼，希望它能改变鲁国当时“礼崩乐坏”的窘境。“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对周礼是辩证对待的，并且结合时代的变化有了更加人性化的创新。周礼在刑罚方面是坚持“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礼记》），而孔子则有了新的调整，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将平民与贵族身上固有的阶层之礼进行了德行改进;周礼中对于教育处处体现出阶层之别，规定学在官府，而孔子认为“有教无类”，为当时的社会底层人士打开求知之门，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是一项创造性的、十分惠民的好政策。

二、孔子礼思想的内涵

虽然之前学术界对于孔子思想核心到底是“仁”还是“礼”依然存有一定的争论，但大多已达成共识，“仁”属于内在的本源，“礼”属于外在的表征，孔子思想系统是仁礼合一。孔子从传统的礼乐文化中发现仁或曰提萃仁，引仁入礼，仁礼互释。发现和萃取传统礼乐文化的内在价值和真实意义，是孔子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也是孔子思想精华所在。对于孔子来说，仁是内在的，绝对的;礼是外在，是相对的，但它们是互为补充的。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恭、敬、忠”看似是“礼”的内容，但是却包含着仁德、爱人之心，所以它们也是“仁”的内容;君臣父子各执己事，也看似是“礼”，实则表现了君贤臣忠、父慈子孝的伦理道德，所以亦是“仁”的内容。又如：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三年之丧”虽为礼，但是孔子说“予之不仁也”，意指人要是没有仁德之心，那么礼又能起到多少作用呢？乐又能干什么呢？其实，孔子的隐含意思是说，若没有仁的内心修养来规范的话，礼是发挥不了它本身作用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x。因此我们可以说，“礼”的基本精神内核是“仁”，且“礼”只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孔子还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

从中可以看出，礼不仅局限于外在的形式，如果仅有外在形式的“礼”也不能称其为“礼”，孔子特别批判这种只表现为形式的“礼”。他认为，“礼”是通过调节、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和内心情感，继而让人实现仁德的。于是，蒙培元先生总结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对“仁”和“礼”关系的最好表达。以“文”比“礼”，以“质”比“仁”，即礼是人文的外在表现，而仁是质朴的内在情感表达，两者合而为一，便是真正的仁人君子。所以在孔子的意识里，礼是很必要的。《论语》记载：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

告朔之礼在孔子当时生活的年代已然名存实亡，子贡认为只为其名而杀羊，觉得不值，所以想要去掉“饩羊”。然而孔子依然认为应该每月朔杀羊送到祖庙祭祀，即使此礼在当时已不太流行。之所以这样做，孔子仅是想使人们勿要忘却此理。若取消这一仪式，那么再往后谁还记得有此告朔之礼？他觉得此种状况会使人甚觉惋惜。为了说明“礼”存在的必要性，孔子在此强调“惜礼”而胜过“惜羊”，而礼存在的价值也正是这种必要性。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林放问“礼之本源”，孔子没有直接回答，但是却明确地摆明自己对于“礼”实质的态度。并以丧礼举例说明，他认为丧礼置办奢华，就未免只流于形式，从而忽视对本质内容的思考，而简朴虽然在形式上或许欠缺，但体现礼的本质意义，即心之仁德，丧礼也是此理，所以宁可舍“奢”取“俭”。这段话通过实例说明了礼的本质。而子夏以“绘事后素”来类比“先仁后礼”，这使子夏得到孔子的大力赞赏。子夏以绘画要在空白之后才能凸显他的色彩，联系到先有仁心而后有礼乐。正好进一步说明，“仁”是一种内在的道德修养，而“礼”则是调节人和人及人和社会的行为规范，首先要从思想上来体会到“礼”的存在价值，才能从行为上更好的实行“礼”。

总而言之，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是作为一种内在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礼”则是帮助具体实践这种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的外在形式，“仁”支撑着“礼”，而“礼”又规范着“仁”，“仁”是“礼”的本源，“礼”是“仁”的表现形式，恪守“礼”即是践行“仁”，是仁的具体释放和施行，两者相互支撑，在有利的传承和突破的创新中获得融洽结合。

三、孔子礼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培养礼让尊重的文明素养

在当前科技、通讯极其发达的年代，各种思想与文化产生的激烈碰撞，使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经常会在各种多元的思想观念里徘徊、犹疑不定。而孔子礼思想中传达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礼仪，做人为人处世的理念和度的把握，都给我们在迷茫的时候指明一条希望之路。孔子礼思想透显出的君臣父子朋友之间的基本的相处之道，虽然已经隔空穿越了两千年，但是在现在依然是中国优秀传统美德的基本标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基本礼仪，显示的不仅是一种礼貌，更是一种相互尊重的文明素养。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境况，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心理需求是永远都不会变的。每个人都希望被别人尊重，由此而产生的自尊感，会增强每个人的自信，而成为将来走向成功的必要基石。而这种文明素养的养成，就依赖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渗透，由里而外地认识到“礼”的重要性。对于礼的尊崇，孔子并不流于形式，而是更注重各种礼仪在执行过程中所体现的本质理念，如“三年之丧”、“告朔之礼”，等等。在孔子看来，各种礼仪形式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所传达的核心思想，才是礼存在的本质，这是我们现代人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孔子礼思想的精华所在。

（二）奠定崇善向德的慈爱之心

孔子礼思想是他所倡导仁思想内涵的外在表现，而孝道、爱人、和谐思想均是其思想内核。孔子讲“仁者爱人”，首先从孝亲开始，然后由己及人，爱天下人。这种孝道伦理思想和天下大爱的广阔胸怀，都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急需补上的重要精神食粮。每个人都有父母兄弟姐妹，这种血亲关系，是每个人天性里需要和被需要的基本感情。子女需要孝顺父母，H爱兄弟姐妹，而自己也渴望获得这种至爱亲情的滋养，这是毋庸置疑的。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充裕，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经受着从未有过的残酷考验，而孔子思想中关于“礼”的部分，无疑是我们时常迷茫的人际交往尺度最好的标尺。每个人都希望获得别人的关爱和温暖，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一种互动的过程，只有别人感受到你的善意和爱心，别人才报之以慈善之心。所以“礼”便成为架构陌生人之间感情沟通的桥梁，从礼貌、尊重与善意中人们彼此感受到温暖，才会实现人际交往中的和谐相处。而人是一种社会动物，除了亲人外更多的是围绕在我们周围的陌生人，但是他们都是别人的父母、兄弟姐妹，出于对亲人的爱，我们理所当然地希望他们平安、健康、幸福，受人尊重，那么推己及人，别人也是一样的。这种仁爱之心、慈善之意是孔子礼思想的重点内容，希望我们都胸怀宽广，在一个温暖、和谐的文明社会里，相互尊重，互相友爱的和谐生活。

参考文献：

[1]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篇(2)

关键词 孔子思想 教学目的 治学态度 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7.01.002

Comparison between Confucius's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Modern Educational Thoughts

ZHAO Xi

（Luoyang Polytechnic， Luoyang， Henan 471000）

Abstract Confucius thought is broad and profound， far-reaching， in the er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is not developed， the idea of teaching， especially the idea of teaching and educating people at the time was widely recognized in the concept of Confucius. It now appears that Confucius's educational purposes， attitudes and methods are still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t is worth learning from modern educators.

Keywords Confucius's Thoughts； teaching target； attitude； teaching methods

孔子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许多思想理念被后人传承并发扬光大，可以说孔子的教育思想影响着了我国的教育史。而在现代教育发展如火如荼的今天，很多人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已经落后了，但笔者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

1 孔子教学目的和现代教学目的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诸候割据，战乱频繁，奴隶制度趋于崩溃，而封建制度刚刚萌芽和发展。换句话说，孔子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在此时，孔子兴办私学，提倡“有教无类”。《论语》中这样记载孔子收学生的条件：“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悔焉。”“束修”指的是一条腊肉干，也就是说孔子教育学生的学费就是一条腊肉干，与其说是学费，不如说是一种仪式。一般情况下，只要行束之礼，孔子就会收他为学徒并认真教授他各种礼仪和文识。所以孔子弟子来自各个行业，冉雍因为其父亲“贱而恶”在当时的社会中备受歧视，但是孔子并没有放弃对其教育。可见孔子是希望让能受教育的人接受教育，希望把教育对象由少数贵族阶级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而这种教育思想与现代的大众化教育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孔子对学生的教育是以“修身”为出发点，正如现代教育中的“做人”教育为始，也主要围绕着这一根本培养学生。冯友兰在《论孔子》一文中曾谈到：“孔子的教育主要是使学生通晓古代的典籍（文），熟悉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社会制度及贵族的威仪（礼），有艺术修养并特别注重贵族的道德实践。”他在强调“文”的同时，重视道德规范，德乃立身之本。他在主观上认为文化知识在他的全部思想中占据不甚重要的地信。

曾子受孔子的影响很大，尤其是礼仪之道方面。孟敬之看望生病的曾子时，曾子说：“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笾豆之事”指行礼之仪式，“有司”类似于现代的司仪，掌管行礼仪式的专家。曾子认为行礼仪之事有专门的技能 ，而君子所贵在“道”，故而樊迟向孔子请教稼、圃之事时受到冷落。而君子所贵之“道”，就是成人成德的根本。孔子主张“诗”“书”，认为“文”是立言的根本；“礼乐”主于“礼”，孔子一直以周公为典范，推崇周公的“礼”，并认为“礼”是立身、行事乃至“成人”的根本。正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在教育他的儿子时就强调要学诗、学礼，否则无以立言立行。从现代教育观念来看，这是“独善其身”的自我修养。而“兼济天下”是孔子对弟子入仕方面的要求，是以“独善其身”的自我修养为基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之，孔子的教育思想宗旨主于“成人”，而孔子弟子资质不同，学业各有侧重，但孔子最重视的还是他们的“德行”。孔子曾评价以“言行”闻名的子贡不如以“德行”著称的颜渊，称赞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仲弓虽然不一定称得上“仁”，但“佞”却是绝对不会去做的。这足以证明孔子之教育重心在“成人”“成德”之上。

现在再来看孔子的教育目的，我们不得不思及当代教育思想。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趋向多样化、专业化。当代教育在适应这种变化的同时，似乎忽视了“人”与“德”的教育。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犯罪问题等令人担忧。古人云：“欲正其行，先正其身。”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考虑教育中“成人”“成德”的分量呢？

2 孔子的教学方法与现代教学方法的比较

“因材施教”是孔子所提倡的一大教W方法。《论语》中：子路与冉有同时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问：在知道了一件事情后，是不是要马上去做？孔子对子路说：“有父兄在，不可以如此。”但是却对冉有说“可以去做”。针对这两个不同的答案，一旁的公西华备感疑惑，孔子解释说：“冉有退缩，故鼓励其进取；子路则勇于进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缩。”可见孔子知其弟子之长短，因其材而施其教。孔子的弟子各有所长也概因如此。

同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启发式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所重。孔子注重启发，注重思考。《礼记・学记》中说：“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就是要求教师给学生留有思考的余地。在《孔子游春》中，有这样一个情景：孔子带领弟子到泗水河畔游玩。当时，泗水正涨春潮，生机勃勃。孔子全神贯注地凝视泗水，而弟子们都感到困惑。这时颜回在旁边解释说：“老师每次遇水必观之，想必其中有一定的道理，可否讲给我们听？”可见弟子们此时已经达到一种“愤”的状态，也就是激起了学生们的好奇之心。“悱”的状态，就是孔子看到学生如饥似渴的眼神认为时机已到，于是便开始一场关于“水是真君子”的引导和辩论。弟子听后备感震惊，都没有想到老师从这司空见惯的河水中看出如此深奥的道理！可见弟子受教育之深刻。由此又为孔子引导弟子在言行上做一名“真君子”埋下伏笔，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正如《孟子・尽心下》文中所云：“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这种以激发兴趣、适时引导的教育方法，远胜于呆板的死记硬背的教育方式。

嵇文甫先生在谈论教育时曾言，“填鸭式”教学法“容易导致天才教育的歧途”。《礼记・学记》中也曾说：“语之而不知，虽舍可也。”在现行教育中，提倡素质教育成为时代的主流，而素质教育提倡因材施教，提倡诱导学生发挥各方面才能，重视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发展。然而在现行教育中，由于社会与个人各方面的原因，素质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们对孩子求全责备的借口，他们错误地认为素质教育即是要求学生成为各门功课都能得高分的考试机器，从而忽视了孩子的个性与爱好，反而致使孩子、家长与社会都难以喘息。《论语・季氏篇》中，孔子曾说学习者可以分为四类：“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然而“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篇》）“因材施教”则可让“布衣之子”成为一代圣贤。

3 孔子的治学态度与现代治学态度的比较

孔子一生治学，求实、严谨、勤奋、直率且从容。他曾“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以自省来修身，在治学方面更是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宏论。再反观我们现代教育，虽然我们拥有了越来越优越的教学环境，越来越先进的教学手段，各种教学方法层出不穷，但事实上我们的教育却显得太过功利、太过浮躁了。基础教育阶段依然片面地追求高升学率，高等教育的学费却日益增高。部分教师也不安守本职工作而热衷于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走穴”活动，部分学生也不以探求真理、造福社会为学习目的，及时行乐的思想似乎占据了部分学生的内心。有人曾做过相关调查，发现许多初中生视学业若无物，两极分化尤为严重，一个班里的学生，真正认真听课做笔记的学生只有十来个，而剩下的学生则热衷于睡觉、看闲书、追星等。对此，笔者认为这绝非特例，孔子思想中的求实、勤奋、严谨、直率和从容正是现代教育所缺失的。当然这几点也是每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应该具有的精神。

金景芳先生在他的《孔子思想论述》中提到：“孔子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以至于超越中国历史的界限，受到长期的尊重，首先在于他是伟大的教育家，而不是在于他的政治思想。”尽管现代一些专家对孔子的教育思想的评价莫衷一是，但不可否认孔子的教育目的、教学方法与治学态度是民主的、进步的、积极的，并且影响到其他国家和民族。因此在社会主x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使孔子的教育思想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得以传承，我们要发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让社会主义的新一代在文化知识和道德水平上全面提高。

参考文献

[1] 郑玄.周礼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731.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70.

篇(3)

关健词：孔子儒家思想和平与发展和谐社会

孔子是孺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既有祟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切实的百姓日用，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结晶。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礼乐文化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据，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

早在公元一世纪，孔子孺家思想就传人东亚地区，先后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到十七、十八世纪后，孔子及孺家思想又影响到欧洲，在十八世纪曾掀起一股“孔子热”，当时人们就尊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欧洲的孔夫子。

21世纪的今天，人类在经过了三次工业革命的大变革和二次世界大战血的洗礼以后，在思想上已经进人一个迷茫时期。在人类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道德水准，西方学者因此提出了“全球精神危论”。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其价值取向更趋于复杂和多元。人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弱化和道德的下滑。这样就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人正常的发展轨道。

孺家讲究天人合一，君子以自强不息，应该说对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就说过：“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4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中国是孔子孺家思想的发祥地，近些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人却出现了文化理想的失调和价值意识的丧失，而要唤醒这些人，孔子的孺家思想不失为一剂良药。尽管孺家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但在学习孺家思想方面，我们反倒应该学习一下我们的邻国。

在韩国，孔子的名字家喻户晓。在韩国有将近80%的人曾奉孺教或受过孺教思想的熏陶。韩国把孔子尊为“万师之表”，并每年举行纪念孔子的“释典大祭”。时至今日，孺教在韩国仍占据主导地位，孔子“为国尽忠，敬信节用，爱民如子，人伦之中，忠孝为本”的思想已融人韩国人的血液。韩国借鉴了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多元化文化观，在大力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和先进技术的同时，尽量摒弃西方文化中个人至上、金钱万能、人情淡薄等弊病，倡导孺教的敬业乐群等精神，创建了家庭和谐稳定、道德风气良好的社会。而时下“韩剧”在中国的热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韩两国人民在传统孺家思想文化上的相通和共融。

在日本，有实业界一代猫主之称的著名企业家涩择荣一则写了一本《论语加算盘》的著作，总结自己成功的经营之道，那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孺家的忠恕之道，二者相得益彰，才使事业得以不断发展。比如他吸取和践行了孔子儒家思想中的“天生万物，维人为贵”的人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交互式管理模式，’；“以义统利”、“见利思义”的诚信观，还有主张“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团队精神等等。“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孔子儒家思想是我们民族世世代代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进一步发扬光大。因为儒家思想至今还具有现代意义，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仁学”与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不仅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解决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保护生态平衡，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其实任何宗教和哲学家的终极理想境界，无论是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道教的神仙世界、儒家的大同世界，基督教的天国，都是无杀人(战争)、无偷盗、无说谎、无奸的和平、幸福、快乐的世界。而儒家的“仁学”和“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可以为这方面提供十分有意义的资源。这便是儒家思想二千五百多年来常新不衰的原因所在，同时也凸显出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

“仁”是儒学最高的道德原则。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在第一位的。目前，人们在感受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更渴望人性的回归，得到精神的慰藉。因而注重仁爱之心的培养，对于善待他人、扶残助弱、扶危济困社会风尚的形成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何谓“仁学”?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子曰：“仁者，爱人”。这种“爱人”的思想从哪里来呢?子日：“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精神是人自身所具有的，而爱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但是“仁”的精神不能只止于此，还要“推己及人”，还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叫作“仁”。而要做到“推己及人”并不容易，必须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仁”是人自身内在的品德，“礼”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制度。这对于现在世界上一些国家来说就是应该行“仁政”，行“王道”，不应该行“霸道”。这对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实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孔子还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主张。他认为，以“和为贵”而行“忠恕之道”的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应该做到能在不同中求得和谐相处。这和我国一贯主张的“”“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有相通之处。颜渊也曾问孔子如何才能做到“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就是说，通过自己约束自己的欲望以达到礼的要求就是仁。颜渊继而问到如何求仁，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见，“礼”是求“仁”的行为标准和必由之路。但孔子的“克己复礼”不是宋学家所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而是适度克制，独善其身的节欲观。我们知道，欲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然而无度的欲望却无异于饮鸽止渴。因此，我们应该再度发扬孔子的价值与智慧，用孔子的节欲思想扼制和节制人类自身不断膨胀的不合理欲望，从而使得整个人类社会得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庸”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对于中庸，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意思是说中庸是一种最高的仁德。孔子认为过与不及二者都偏离中道，都是“不贤”的表现，所谓“过犹不及”、“乐而不，哀而不伤”。由此可见，中庸作为君子的德行，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念，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它有广泛的适用领域。在政治领域，它表现为宽猛相济、德刑并用的治国方略，一种“致中和”为政的最高境界。子思(孔子之孙)所作的《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仅实现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而且也实现了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类似《礼记·礼运》所设计的“大同”社会蓝图，是一个高度和谐的社会。

中庸之道适用于法律领域，从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出发，应当在立法上适当考虑民众的利益。孔子有言“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就强调了刑罚公正问题。用今天的标准看，一种以公正和人道精神为主宰的立法与司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

在文化领域，中庸之道则表现为一种理性与温和的文化发展观。它反对在文化问题上搞“不破不立”，反对横扫一切文化传统，提倡文化的“损益”式发展。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所谓“损益”就意味着对传统文化要有继承、有创新，批判地继承。而回首“五四”和十年“”中我们对大成至圣的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态度，不能不说是偏激或野蛮的，是数典忘祖的民族虚无主义。

中庸之道还适角于经济领域，表现为经济政策上的“富民”措施。儒家从“中庸之道”的立场出发，反对将社会不同阶层间贫富差距拉得过大，因为这将有碍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孔子是明确主张“富民”的，因此我们不能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简单地理解为财富分配上的一种平均主义，而是应该从建设和谐社会，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理解。

篇(4)

关键词：“忠恕”思想；价值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5-0185-02

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一直都是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基督教的“黄金准则”――“我们想要别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被作为全球伦理准则之一确定下来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亦即“忠恕”思想被认为是这一准则的同义语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一、儒家“忠恕”思想含义的探讨

关于“忠恕”思想的理解历来存在不同的观点，而在众多观点中把“忠恕”看成整体，或并列的两个概念，仍然是两大主流观点。因此，为了更好的理解儒家“忠恕”思想及其价值，我们就需要先了解这两种主要观点。

朱熹是第一种提法的代表人物，尽管他也将二者分开来进行解释，但是其仍然是将“忠恕”作为统一的概念来理解的。

朱熹对“忠恕”最为大家熟知的便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仅管朱熹对其作了区别解释，但是在其思想中“忠恕”不可分离。他在《朱子语类》卷六三中曰“因问‘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只是恕，何故子思将作忠恕说？’曰‘忠恕两个离不得，方忠时，未见得恕，及至恕时，忠行乎其间。’故曰‘无忠，做恕不出来。’”朱熹将“忠恕”作为“一件事”来解释，只是“忠恕”在层次上略有不同。“忠”为体，“恕”为用，其曾明确提出“忠是本根，恕是枝叶。非是别有枝叶，乃是本根中发出枝叶”的思想，“忠”中包含有“恕”，而“恕”只是“忠”的一个方面。“忠”是心之体，“恕”为心之有，二者共同统一于心这一理。

关于将“忠”与“恕”作为两个并列的概念来理解的代表人物便是冯友兰与杨伯峻。在他们的观点中，“忠”是仁的积极面，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仁的消极面，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曰：“‘恕’，孔子自己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则是‘恕’的积极一面，用孔子的话，便应该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认为“忠”是积极的一面，“恕”是消极的一面，只是二者在所达到的道德层次上有所不同而已。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也写道：“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冯友兰所谓的肯定与否定也就是积极与消极的意思。而他这一思想也与杨伯峻的思想不谋而合。

关于以上提到的对儒家“忠恕”思想的论述是两种主流的解释，也最为学者们所接受，但是这两种观点仍然有不足之处。首先是朱熹对于“忠”的解释“尽己”。关于“忠”《论语》中并未有过对其的明确定义，而且其对儒家“忠”的解释难免会带有理学特有的思想，其以理学来解释“忠恕”，显然不妥。其次关于将“忠恕”作为两个并列的概念来理解，对“忠”与“恕”的解释笔者是赞同的，关键在于“忠恕”是否可以分开，因为“忠”与“恕”作为达到仁的方法，尽管其本身有积极与消极之分，但是其二者又是统一在“仁”这一终极道之下。

关于儒家的“忠恕”思想现在仍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而且我们也并不要求所有的学者都形成一定的范式，笔者认为只要各学者在自己的框架内能够自圆其说，我们就可以认可他的思想。

二、儒家“忠恕”思想的当代价值

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两千多年的主流文化，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尤其是随着要求回归传统文化的提出，其受到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忠恕思想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成份，其有所具有的现代价值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忠恕”思想本身所具有的精神文化价值

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作为主流文化受到人们的尊重，它为人们人际关系的处理、人们的道德修养、以及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都提出了道德标准，而作为儒家思想重要组成部份的“忠恕”思想，也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准则，其对于维护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尽管人们在很多方面没有达到共识，但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其所具有的重大的文化价值。

在现代社会，我们提出了回归传统文化的号召，儒家文化的首要地位再次被广大学者所提起，尤其是世界宗教大会的召开，使“忠恕”思想作为基督教“黄金准则”的同义语成为了普世伦理的一条重要准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忠恕”思想所具有的普世意义，其不仅是我国人民的精神财富，更成为全世界人民的财富。

（二）“忠恕”思想的政治价值

当今世界并不安定，霸权主义仍在继续，不同的文化冲突更是随处可见，为了有效的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不仅需要国与国在涉及国家、领土方面的问题时相互尊重、相互理解，还需要人们在多元的世界文化中相互理解与尊重，允许不同国家意识形态存在，不同文化传统存在，以及不同信仰宗教团体的存在，不能以本国的标准为标准，或者搞双重标准。有效的践行这一准则，便与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思想实分相近。

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我们既要确保本国的合法利益，也要维护他国的合理利益，不把自己的意识思想强加于其它国家，不为了本国的利益牺牲其他国的利益。“忠恕”思想不仅有利于维护国际之间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对于国际之间不同文化的发展与交流也起到了一定的传播作用。

（三）“忠恕”思想的经济价值

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世界各国无可避免的卷入了一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经济竞争，如何在广泛的范围内维持经济的良性运转，成为全球性的话题。在这方面，儒家的“忠恕”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资金、技术的限制，资源的分配不均等原因，造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果想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除了各经济主体充分合作外，发挥各自的优势，互相扶持，共同发展，也是保证经济活动不断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到诚实、守信也是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对“忠恕”思想内涵的争论，从古至今从未停止过，但这丝毫没有阻碍学者对它的热情，而这些也为现代学者研究“忠恕”思想提供了文化资源。随着近年来国学热的兴起，“忠恕”思想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吸引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在掀起回归传统文化的同时，我们并没有正规的渠道来帮助广大群众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不只是儒家的“忠恕”思想及儒家文化，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何在新条件下进行有效的传播，成为了学者们面临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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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卜师霞.孔子忠恕思想的内涵[J].孔子研究，2007.

篇(5)

孔子的《论语》告诉我们企业道德经营的必须注意的几个原则。一是诚信原则，二是义利原则，三是仁爱原则。

诚信伦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企业的道德基础。在企业价值观的塑造中，“诚”是企业聚心之魂，“信”是企业立足之本，诚信理念是中国化企业文化建设的重点之一。也是企业生存的根本。我国古有“无信不立”之说，《论语》中孔子说 ：“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企业道德经营的必备要义。儒家常讲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的先决条件就是诚信。

诚信是我国传统的商业道德。早在战国时，对商业活动就有“市价不二，国中无伪”的要求。在商业发达的明清之际，商家无不标榜诚信，也大都“以儒道经商”。晋商与徽商就是中国古代以诚信经商势力最大的两股商业力量。梁启超说，“晋商笃守信用”，徽商亦“贾而好儒”，能够“以诚待人，以信接物”。良好的信用文化成了商家们的成功之道。

诚信是现代企业的黄金品牌。时至今日，许多知名企业已经认识到“诚信”的重要性。海尔的高层管理者将不合格的冰箱砸掉，就是要实现对市场、对消费者的承诺“决不让一件不合格的海尔冰箱流向市场”。 “诚信”是品牌，也是无形资产。国际上许多大企业都很重视诚信伦理。比如，IBM把诚实作为企业的座右铭；松下公司把“赢得人们的信任”作为企业的价值观；诺基亚把“科技以人为本”作为自己诚信的实质。

企业诚信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成功的基础， 企业诚信是指企业在市场经济的一切活动中要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并以此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是企业确立价值观必须纳入的内容。当前中国企业一个突出问题便是诚信缺失。企业“诚信”缺失危害很大，企业诚信缺失影响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是许多中国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因为诚信缺失，致使企业品牌一夜倒塌。作为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三鹿和如今的双汇就是最好的明证。加强现代企业诚信文化建设确立以诚信为核心的企业价值观是企业基业长青的最基本保证。

企业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和灵魂，确立科学的企业价值观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沙因在《企业文化生存指南》一书中指出：“大量案例证明，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文化再造是推动企业前进的原动力，但是诚信作为核心价值观是万古长存的，它是企业文化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伦理观念已深入人心，对其再赋新意，让其再植灵根，对确立以诚信为核心的企业价值观是大有好处的。培育以诚信为核心的企业道德规范和开展企业诚信文化建设是中国企业避免三鹿和双汇悲剧重演的重要法宝。

《论语》中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句话的中心思想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不能取。由此延伸出来的义利原则也是企业在道德经营中必须注意的基本原则。

孔子又在《论语里仁》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说君子以坚持道义为快乐，小人以追逐财利为快乐；在经济关系上，义是处物质利益关系的最高准则，所有道德的人都要遵守，做到在物质利益前不做非分之想，不贪不义之财。《论语》中还有许多关于义利观的论述，如“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等，都是主张先义后利，强调经济生活的道德原则，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精神价值重于物质价值。这里就包含了把义和利统一起来的思想。并且认为“义”重于“利”。认为在义和利发生冲突，不可兼得时，强调义重于利，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重视道德境界的追求，重视人格尊严和气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谨尊仁义之德，要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先利顾客，后自己获利。“不义之财不可得”，更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企业职业道德具有主观上的“利他”性和客观上的“利己”性，二者是辩证的统一。“利他”是“利已”的前提基础，“利己”是“利他”必然结果。只有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而去致富，其富才能持续下去。“义”是“利”的手段和途径。企业在实践中视顾客为上帝，对用户负责，必须会赢得客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有关更多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观点，可以参见爱维龙媒段俊平先生《孔子的人生三宝与企业家修炼》、《老子的人生三宝与企业管理》、《孔子的“四毋”与企业家修炼》）

孔子提出“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义利原则就是中国企业如何在发展的过程中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在孔子的伦理道德论述中，以“义”作为评判企业和人的行为的道德原则。这里的“义”就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企业只看到眼前利益。而没有考虑它所承担的“义”。没有履行它的社会责任。必然会遭到市场的抛弃。例如：“三鹿奶粉”和“双汇事件”就是把利放在了第一位，而把义丢到了脑后。中国企业在追逐利润的同时，必须坚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以牺牲道德和消费者利益换取利润，最终必然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义利观”伦理道德是企业构建价值观也必须遵循的哲学理念。

儒家伦理道德的另一基本核心是“仁爱”。儒家把“仁”概括为人的道德的最高原则，认为其他的具体道德准则都是由“仁”衍生出来的，这种“仁”的根本含义就是爱人。孔子要求人与人之间要充满爱心，孔子又在《论语》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继承孔子的“仁爱”思想，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曾提出“与人乐乐、与众乐乐”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在企业道德建设中，如果将儒家的仁爱思想作为很重要的部分。今天的中国企业如果秉承 “与人乐乐、与众乐乐”的价值观。就不会出现那么多危害社会及人民利益的事件了。

篇(6)

[关键词]孔孟 君子 理想人格 人格塑造 道德 当代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6）06-0082-07

笔者从“当下生活的时代”这一意义上使用“当代”这个词，以便将我们当下所遭遇的时代与我们前辈所生活的时代在价值取向上区别开来。我们所遭遇的“当代”，与我们的前辈所遭遇的“当代”，虽然在价值取向上同是以现代价值为诉求，但诉求的目的与重点大异：我们的前辈之价值诉求精神大于物质、理想重于现实；而我们的价值诉求却物质大于精神、现实重于理想。正是因为我们比我们的前辈更重视物质价值、现实利益，所以在我们的“当代”，功利价值一定会成为优先的、主导的价值，从根本上左右我们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一旦为功利原则所主导，势必物欲横行，造成精神价值的失落，导致意义危机、存在危机。那么，如何克服当代严重的意义危机、存在危机？对这个问题，笔者愿意以见仁见智的态度，提出自己的见解：也许可以从以儒家君子人格为榜样找到解决这一危机的出路，因为儒家君子人格从根本上就是一个拒斥功利原则的形象。

一

《论语》中，君子出现107次，将三个弟子共提及的13次以及属于“问君子”的3次除外，为孔子所提及的共有91次，涉及51章。《论语》这51章中的“君子”之用法不尽相同，但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比如《论语・述而》第26章：“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是将君子悬设为一种现实之人格榜样符号，却不赋予其实在的角色形象与行为内容；第二种，比如《论语・宪问》第5章：“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是以君子作为一种道德人格榜样来评价一个人，至于该人究竟道德如何，仅凭此评价却不得而知，只知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第三种，比如《论语・公冶长》第16章：“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是以君子为如同子产那样在政治上居于高位者，而政治地位高贵者所以称为君子，不是因为其政治地位高，而是因为其有德，具体讲就是能够做到恭、敬、惠、义这四大政治道德准则；第四种，比如《论语・里仁》第11章：“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是以君子为一种道德高尚人格，其道德之高尚与小人道德之低下正相反。孔子的“君子”说，侧重论述的就是第四种君子人格，这不但体现在他关于“君子”的论述绝大多数是论述这类君子，而且体现在他全面揭示了君子人格当然具备的道德品格与应然奉行的道德准则。

孔子指出，作为君子，其当然具备的道德品格，就是“知命”与“安仁”，所以孔子既指出了“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又强调“君子去仁，恶乎成名”。“知命”意味着君子确立了主体意识，能自觉自己生命价值之所在；“安仁”则意味着君子能顺着人之固有的德性（仁德）彰显其生命力，显现其角色（人格），实现其生命的客观化（成名）。

孔子使用“命”这一范畴，主要赋予其两义：一是指天命（上帝的命令），例如“畏天命”云云，就是用此意；另指人难以靠主观努力去扭转的人之必然的遭遇（命运），例如“死生有命”便使用该意，因为此句并不是要表达人之生死取决于上帝的意志（天命），而是要强调生死是人之必然的遭遇，人是生还是死，非人靠主观努力就能选择的，自有其客观必然性在，人之生死所体现的人之生命之客观必然性就是人的命运。君子“知命”，不是说君子当然地能体知“天命”，因为孔子明确指出“天命”乃君子当敬畏的对象，它不是君子当体知的对象。“知”（体知）之所以有别于“畏”（敬畏），是因为“知”意味理性，而“畏”则意味非理性。既然对“天命”要去“畏”而非要去“知”，那么孔子又是从什么意义上讲他“五十知天命”？我认为，孔子这么说只是要表达他到了五十岁就弄懂了所以要敬畏天命的道理，并不是在表达他到了五十岁就能自觉地敬畏天命。明白了敬畏天命的道理而又不真的去敬畏天命，这与孔子持“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有密切关系。坚持这一态度，天命固然被预设为敬畏的对象，但对其是否真的作为至善的实体而真实存在又存疑不论，所以他既不轻侮天命、丧失敬畏之心，也不真的对天命顶礼膜拜，诚惶诚恐。君子之“畏天命”也当如此理解。君子不是真的恐惧天命，相对于“畏天命”，“知命”对君子更具有本质意义。所谓“知命”，如“赐不受命”，是指君子明白什么是自己不可避免的遭遇而又不被自己的命运所束缚，敢于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孔子强调，君子能否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不取决于其是否拥有权力与财富，而取决于其是否“安仁”。“安仁”是相对“利仁”来强调的，“利仁”是以功利的态度践行仁德，行不行仁，要先看行仁能不能带来利益，而“安仁”则不计利益，就如同人之困了就睡、渴了就饮一样，并不刻意去计较行仁的利弊，只是安然地顺其仁德而行。孔子之所以强调“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将践行仁德作为君子显示其角色的本质体现，正是因为他将君子归在“仁者”范畴，以为“仁者安仁”亦适用君子，君子也能安然地践行仁德。“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所以对于君子来说，一旦忽视了爱心的付出，就有违做人之本质，只能“无终食之间违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要付出爱心。孔子又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强调君子不但能够内在当然的“安仁”，而且外在的“学道”也能以爱人为目的，将知识的学习，落实在爱人上。用孔子自己的话来说，亦可谓之“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孔子以“知命”“安仁”规定君子人格的当然本质，目的在于⒕子确定为高尚的人格，但孔子以为君子之高尚难匹圣人，难以达到圣人那般“内圣”与“外王”的高度一致，只体现在道德上的无与伦比；而君子道德之高尚，在孔子看来，主要就高尚在：“君子怀德”；“君子固穷”。对这两句中的动词，即“怀”与“固”字，都不可轻看。对君子之“怀德”，不能仅简单地理解为君子具有道德，当更深一步地理解为：仁德对于君子来说是内在的，因而君子“为仁由己”，其践行仁德是自律的，用不着外在的律条约束；君子之“固穷”，也不能仅简单地理解为君子能甘于贫穷，当更深刻地理解为：贫穷是伴随君子而来的君子原本就有的生存状况，君子既“怀德”，“义以为质”，“义以为上”，则当“喻于义”，自觉地以道义为担当，而不必孳孳以求利，将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挂在心上。这用孔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在孔子看来，正因为“君子怀德”，所以能“行己有耻”，将内在的道德自觉，转化为外在的道德自律。君子之道德自律，总而言之，可谓“立于礼”，就是自觉地用“礼”规范自己的言行，以“礼”立身。君子以“礼”立身，具体分为“修己”与“克己”。“修己”着眼于身内，“克己”则着眼于身外，借用宋儒的说法，就是一个（修己）是从“未发”讲，一个（克己）是从“已发”讲。孔子说：“修己以敬”，以“敬”作为君子自主道德修养的根本工夫。“恭近于礼，远耻辱也”，一旦以“恭敬”守身，君子便远离耻辱，显示出其人格的高尚。对君子人格显在的高尚之处，孔子有种种描述，或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君子即便不为他人所理解也绝不会恼怒；或曰：“君子坦荡荡”，君子心胸坦荡，光明磊落；或曰“君子泰而不骄”，君子泰然处事，不骄不傲；或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气质优雅，文质彬彬。

“克己”的目的在于“复礼”；“复礼”即依据“礼”践行。践行当有“道”可循。君子所循之根本之道，就是“孝悌”。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强调君子既然行事务求根本，就要讲孝悌，孝顺父母、敬重兄长，因为孝悌乃实践仁德的根本，君子如不讲孝悌，就不知从哪里去践行仁德。此外，君子还有随时随地当循之“道”。对此类君子之行为准则，孔子有诸多的论述，但概括之，不外乎三类：第一类，例如“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也；正颜色，斯近信也；出辞气，斯远鄙倍也”，又如“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都是以“道”范畴统括“不忧”“不惑”“不惧”等三种道德准则；第二类，比如“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又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都是以动词“有”统提诸原则；第三类，诸如“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不忧不惧”，“君子和而不同”，“君子易事而难说”，“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君子成人之美”，“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贞而不谅”，“君子无所争”等，都只是随机指示君子当如何言行，并不以“道”规范之或以其它概念统称之。

二

在《孟子》里，“君子”共出现81次，其用法亦同于孔子，即作为对立于“小人”的范畴使用。与小人既指政治地位卑下者亦指道德品质低下者正相对，君子一方面指政治地位高贵者，另一方面指道德品质高尚者。但正如孟子所说，高贵地位之获得与否，取决于外在的因素，“皆我所不为也”，非我等成就道德性君子所应关注的，所以孟子的“君子”说也就自然地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传统，侧重论述道德性的君子之高尚。

孟子与孔子一样，强调“君子之志于道”，但有别于孔子侧重从“立于礼”、“据于德、依于仁”来规定君子所志向的道，孟子关于君子之当然与应然，主要强调了以下三点。（1）“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这一句是说君子虽各有个性，不必求其同，但君子有根本的共同之处，即他们都具备仁德。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从这个认识出发，具备仁德，适用于一切人，不必特意强调具备仁德对于君子的本质意义。但孟子既这么强调了，就一定有他的道理。道理何在？我认为，孟子欲藉之以强调：人固然都具备仁德，但唯君子能自觉人的本质，践行仁德。君子能直觉践行仁德，用孟子自己的话说，就谓之“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孟子用能否自觉践行仁德区别君子与普通人，并不背离其关于人之本质的规定，因为：唯君子能仁，是就人自身之比较而言的；而唯人能仁，是就人与禽兽②比较而言的，前者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后者是讲人与其它动物之间的差别，因为君子毕竟属于人，所以即便讲唯君子能仁也不会导致人不能仁的结论。（2）“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是就人伦关系上使用“道”范畴，即以“仁”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准则。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君子以仁为原则深入塑造自己，但以仁为原则，不是来自外在的压力或诱惑所致，而是“自得”，是君子自主的选择。这种自主选择仁德，在孔子那里，被说成“我欲仁，斯仁至矣”，而孟子则说仁德“非由外铄我也”，更是以哲学语言深刻地表达了：君子内在具备仁德，故其对仁德的坚守，是自律的。（3）“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照上面所说，君子异于常人在于唯君子能仁，那么君子何以具有此道德理性？孟子就以这一句来回答：君子异于常人，就在于常人会因外在的压力与诱惑丢失良心，君子则“不失其赤子之心”，能在压力与诱惑面前保住人之良心，不使它丢失。孟子以“不放心”解释君子之所以异于常人，对发展孔子的“君子”说有理论意义。因下面将论及这一点，这里暂不分析。

与孔子面面俱到而细致地叙述足以显示君子之高尚的道德有别，孟子关于君子当自律的道德准则（道），只大致地强调了以下四点。（1）孟子说，“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强调一个君子要以自己的名声大于其实际的品行与才能为耻。这与孔子所谓“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相比，显然是更强调：知耻意识对于君子的存在意义来说，已超出了言行一致范畴，属于君子人格决不能缺失的自觉意识。孟子这样强调，其实是根源于他关于人就本质讲不能缺失羞耻意识之深刻认识，因为他认为“耻之于人大矣”，将羞耻意识作为人之最重要的主体意识。因此“人不可以”，不能丧失羞耻意识；人一旦丧失羞耻意识，就会不知羞耻；而这种“之耻”，对于人来说，真可谓“也”，是本质意义上的不知羞耻。（2）孟子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一个君子，最看重的就是与人一起做善事。君子所以要以助人为善作为最宝贵的行事原则，是因为君子作为普通人的道德榜样，其榜样的力量就在于行善，如果其“与恶人言”，助人为恶，就完全失去榜样的作用，从根本上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3）孟子说，“君子远庖厨也”，强调一个君子要远离厨房。从表面看不出孟子这样强调的深意，但孟子之所以如此强调，其实与他对孔子仁爱说之深入扩展有密切关系。孔子讲仁爱，只局限就人群论仁爱的普遍价值，并没有将对人的仁心推至禽兽，要求付爱心于人之外的动物。而孟子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认识出发，要求君子远离厨房，以免听到家禽被杀时哀凄的叫声而于心不忍。君子不忍心听家禽哀凄的叫声，说明君子能够做到将对于他人的仁爱“推恩”至其它的动物。（4）孟子说，“君子不亮，恶乎执”，“亮”通“谅”，即诚信；君子的操守之所以要靠诚信来坚守，是因为君子“居仁由义”之内在生命精神是靠诚信为人所理解，获得客观意义。

三

将上述孔孟“君子”说加以比较，不难看出：孔孟“君子”说有同亦有异，其同在于他们关于君子人格的本质属性――诸如君子志于道、君子怀德、君子固穷、君子喻义、君子有耻等有相同的认识；其异在于他们关于君子人格之表现特征的认识，不尽相同，甚至有别。其同意味着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其异则意味着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就孟子发展孔子的“君子”说而论，孟子对孔子思想之最有理论价值的发展，不在于上面所论及的那些思想内容上的丰富与扩展，而在于提出并回答了下面三个问题。

首先是君子何以本质上异于常人。孔子以仁德为君子根本德性，但正如孟子所强调的，没有仁，“非人也”，仁德应该是一切人固有的德性，不是君子独有的德性，那么君子与普通人，在德性上的区别体现在何处？对这个问题，孔子并未作出回答，孟子却做出明确地回答。孟子指出，君子固然与普通人一样性本善，具有一样的仁德，但君子毕竟异于常人。而“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君子与普通人的区别，归根于君子能够不“放心”，保持善良的本心（良心），普通人却因后天影响，常常“放其良心”，丢失自己的仁德。而君子之所以不会丧失自己的“良心”，是因为君子具有自觉的道德理性，与圣人一样懂得“心之同然”，即了解仁义道德对于人的本质意义。

其次是君子应该确立怎样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是人自觉自己之存在价值与意义的意识。孔子除了指出君子当以仁为己任，对君子当立怎样的主体意识没有再做具体的论述，孟子则不然，他一方面说“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指出君子不必为求同而抹杀个性，要树立明确的主体意识，要有圣人尧舜彼“人也，我亦人”的自觉，以“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抱负，担当自己的文化使命；另一方面他又再三强调：“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善天下”，“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对君子独立的人格精神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以凸显君子主体意识的独特性。与张扬君子主体意识相一致，孟子强调君子要有政治批评勇气，“说大人，则藐之”。孟子强调君子主体意识当突出政治批评精神，而孔子却要求君子“畏大人”。如此一比，就显出孟子所谓君子更具有政治独立意识。正是因为孟子以为君子政治上当独立，“有言责”，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所以孟子一再指出，君子当与权贵保持距离，不当接受的馈赠绝不接受、不正当的求见绝不去见、正当而不恭敬的求见亦绝不去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当有人批评君子以“志于道”谋食是吃白食，孟子依据社会必须分工的理论予以反驳，认为君子获得物质利益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君子尽言责，对社会的道德风尚形成与培养起到了好作用，社会就应该根据君子所发挥的改良社会之好的作用效果，予君子以物质报酬，这同请工匠盖房子，不是凭工匠的动机付工钱而是凭效果（盖好房子）付工钱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君子不必以“劳心”谋生感到愧疚。以往总是有人将孟子所谓劳心者“食于人”，劳力者“食人”批判为鼓吹不劳而获，是宣扬剥削合理性的腐朽思想，但这一批判因为将“劳”仅仅理解为体力劳动，不承认精神劳动（劳心）的价值，且完全不顾及孟子是基于社会分工理论来阐述“劳心”谋食的合理性，所以是无的放矢、完全错误的。

最后是君子是否会偶然背离本性。对这个问题，孔子明确的回答是：“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从字面上解，孔子这句话无非是说：小人没有一个会为别人付出爱心，君子则只有几个不会为别人付出爱心。问题是，如果这样照字面理解，势必使孔子的君子说陷入理论困境：既然“去仁”就不足以称为君子，则“不仁者”又何以称为“君子”。为了不使孔子的这一说法限于自相矛盾，我以为对之只能作这样的理解：相对于小人本质上必然不可能实践仁德，君子固然本质上必然能实践仁德，但偶然也会忽视爱心的付出，背离其本质存在。但即便这样理解，也不足以掩盖孔子这句话给自己的“君子”说造成的理困境：即便极少的君子偶尔不践行仁，但既有君子会偶尔不为仁，从理论上讲就不能从整体上定义唯君子能为仁，否则有违理论上的逻辑自洽。由此看来，孔子“君子”说由于明确肯定少数君子也会偶尔不为仁而背离其本性，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重要问题：君子偶尔不“为仁”是否有悖于君子作为君子的本质存在。孟子以私淑孔子为荣，自觉自己有责任解决孔子的理论困境，推进孔子学说。但在这个问题上，孟子的说明并不十分清晰，有必要藉分析以明之。他固然说仁德“非由外铄我也”，强调君子仁德自我具备，另一方又说唯君子“存其心”，强调君子可以做到“不失其赤子之心”。从这两方面的强调来推断，孟子似认为君子绝不会有谁会偶尔不为仁。但是，他又明确地讲人会“放其良心”。君子毕竟是人，那么孟子这么说，似乎又以为君子也会有成员偶尔不为仁。不过，孟子还强调，人可以“求其放心”，将暂时丢失的良心重新恢复。然而能做到将暂时丢失的良心自觉恢复起来，似乎不是对普通人讲的，而是对君子讲的，因为他还说过普通人丢了鸡尚且知道找回来，却不知道找回丢掉的良心。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孟子不认为君子真的有成员会偶尔不为仁、暂时丢失良心，而且在他看来，即便从道理上假设君子也会偶尔不为仁、不想付出爱心，但这也不会影响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本质存在，因为它毕竟出于偶然，况且君子既为君子，就会由于其自觉的道德理性而能自觉地“求其放心”，恢复因外在原因而偶然忽视的爱心。

四

我们探讨孔孟“君子”说之同异，不是出于纯粹的学术理论兴趣，更不是为了发古之幽情，而是希望为今人端正为人的价值取向提供启示。要发掘古代学说对当代的启示，其契入点在于以当代的要求去把握古代学术有哪些价值，而不应该以古代学说有哪些价值去规定当代应该有那些要求。就当代社会迫切要求消解道德危机、意义危机、存在危机而论，我认为孔孟君子人格所体现的道德为尚、功利为轻的生命精神，对于今人过度地崇尚功利价值，不啻有力的棒喝；具体地讲，孔孟“君子”说对我们当代人确立人生意义、存在意义，主要可以提供如下启示。

其一，以君子人格作为我们塑造理想人格的现实榜样，将理想人格的塑造与培养落实在对现实理想人格的蕲向上，避免理想人格塑造上的假大空。孔孟所倡导的理想人格，诸如仁人、贤者、君子、圣人，是有层次之分的；而其根本的区分，是将理想人格，分为现实的理想人格与可能的理想人格。所谓现实的理想人格，是指普通人通过切实的努力，最终真的可以成就的理想人格；所谓可能的理想人格，是指一种理想人格目标，对于普通人来说，其意义在于朝向它的不懈努力之生命精神张扬，而最终未必真的能成就该理想人格。具体就仁人、贤者、君子、圣人这四种理想人格来分的话，仁人、圣人属于可能的理想人格，而贤者、君子则属于现实的理想人格。贤者与君子都是仁（道德理性）和智（知识理性）兼优者，但贤者之优长更突出在“智”；君子之优长则更突出在“仁”。造就“智”之更优长，是“士”（知识分子）所能做到的，如要求广大的普通人也都能做到，却没有可能，太不现实。因此，孔孟虽然树立了各种理想人格，但作为适用于一切人之现实的理想人格，他们更强调成就君子人格对于人之塑造理想人格的现实意义。既然如此，我们今天要从孔孟“君子”说汲取精神营养，就当首先铭记孔孟的这一强调，切实地学着君子榜样去做人，切实培养诸如爱人、守义、知耻、诚信之类平实的道德品质，切不可将理想人格的塑造引向“希贤”“希圣”“希天”之不正确的道路。这样说，并不是排斥“希贤”“希圣”“希天”对于理想人格塑造之价值与意义，只是说它们对当代人解决道德危机、意义危机、存在危机并非迫切需要，所以没有现实意义。

篇(7)

关键词：孔子；信；诚信教育

在孔子的诸多思想中，“信”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在《论语》中，“信”共出现38次，不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从国家、社会层面，孔子的“信”思想都给当代以启示，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对孔子“信”思想的内在意蕴，从而提出其在当代社会对构建诚信教育的实践探析。

一、孔子之“信”思想的内在意蕴

（一）“信”是构建个人优良品德的基础

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这也就是从一个人最基本的品德说起，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就像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根本无法行走的，可见孔子从最基本的个人来切入，“信”是一个人必备的品德，不论人的职位高低，只要具备“信”变可称之为士，子贡问曰：“何如斯可以为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敢辱君，可谓上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教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此矣。”曰：“近日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由此可以看出，在孔子看来，就算身居高位，如果没有信用，没有做到说话信实，行动果敢，也只是气量狭小的小人，不能算真正的士。孔子的“信”是为其“仁”所服务的，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其中说到信实，就能使别人为你效力，从而实现仁，仁和信是相互统一的，“信”是实现“仁”的先决条件。在孔子“信”的思想里，“信”是个人优良品德的必备要素，同时是实现“仁”并为“仁”服务的条件。

（二）“信”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要求

孔子“信”体现在社会交往方面，一方面指人何以能安身立命，首先就要修养好自己的德行，端正自己的品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论语•卫灵公》）说话忠诚信实，行为坚定谨慎，即使在蛮貊之邦也能行得通，如果说话不诚实，行为不坚定谨慎，即使在自己的州郡也行不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忠信笃敬。由此可以看出，孔子认为“信”是实现道德修养，是人能行得通的前提。另一方面指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里都把与朋友交往的“信”放在重要的地位，是立世的根本，孔子也在对弟子的教育中强调与朋友交往的“信”，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不仅重视在为人处世中的“信”，更加重视在朋友交往中的“信”，只有言辞谨慎讲信用，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更加博爱众人，一方面有利于个人的诚信品德的修养，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信”是为政立国的根本

孔子的“信”不仅强调其对个人和社会交往方面的重要性，更关注其在为政立国方面的地位。一方面体现在为政者应遵守对民众的承诺，履行诺言。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指出，为政者应认真严肃地对待工作，对百姓做到言而有信，关爱百姓，使百姓得到合理的使用，这样百姓才不会有怨言。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指出，只有在上位的人讲信用，老百姓就没有敢不实在的，才会真心为国家效力。另一方面体现在居上位者应取信于民。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足兵是为了更好地达到民信，可见孔子重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没有百姓的信任，足食和足兵也没有什么益处，政府或者国家也不会长久的存在。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也就是说，君子首先要建立信用、取信于民，然后才能役使人民，而使人民没有怨言，不觉得自己在受虐待。这就要求居上位者要像尧舜一样，首先建立自己的信用，才能更好地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

二、孔子之“信”思想的培育

（一）重视把“信”作为其教育内容

孔子从四个方面教育学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重视从历史文献、生活实践、待人忠诚和讲究信用四个方面来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并且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作为其道德理想进行教育。孔子认为讲究信用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个国家治国理政的根本，圣人、君子乃至每一个人都应该讲信用，并且通过好学来把握信和拥有更好的道德。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孔子重视好学，掌握真正的知识，不好学即使拥有很多的优点也终究会导致许多的弱点，并表明爱好诚实却不喜欢学习，他的流弊是抱守小信而败坏事情，不能算得上真正的有道德。把“信”与“好学”联系起来，通过真正的知识来对“信”加以引导，使其真正地做到“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把教学生“信”与“好学”联系起来，从而避免道德上的流弊，培育良好的道德行为，更好地应用于实际生活中。

（二）强调修身自省以达

“信”在对“信”的培育方面，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从自身来反省帮别人谋事是否忠诚，与朋友交往是否诚信相待，只有自己做到了诚实信用，才能来要求别人做到诚实信用，正如孔子所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想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想通达，也让别人通达，在“信”方面的要求就是即使身居高位也要首先做到自己讲信用，才能让别人来讲信用，通过自己内心的自省来达到这样的境界。孔子认为个人在培养“信”中应掌握其主体地位，正如“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强调要向贤人看齐，见到不贤的人就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类似的问题，在培养“信”方面就要向具有信用的人学习，见到不讲信用的人就要反思自己有没有做到诚信待人。通过自身的内省和向别人学习，以此提升自己的信用品格，培养自己成为讲信用的人，这是对自身品格的要求，只要尽心想做到讲信用，就一定能做到，而如果不尽心去做，是为不为，非不能也。这也就是强调自己内心的自省，真正要求做到诚实讲信用。

（三）重视“信”与“义”的结合

孔子重视“信”的培育，将诚实讲信用作为人的基本道德规范，并且强调“信”与“义”的结合，“信”的内容应该符合“义”的规范。如果一味地遵循“信”而离开“义”的内在要求，则只是片面地强调“信”，不仅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可能还会导致恶，使“信”失去价值。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在这里就强调以忠诚信实为主，跟从义的指示，这才是真正的崇德，由此可看出，“信”的遵守和践行必须以“义”的内容为规范，才能称之为真正的道德高尚。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许下的诺言如果合乎义的话，这样的诺言就是可以遵循实践的。由此可看出，孔子心中的“信”是合乎“义”的信，而不是盲目的“信”，如果不合乎“义”的“信”，还一味坚持“信”则可能使其背离“信”，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君子如何才能真正称之为君子，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认为君子首先应该用义来修养自己的品质，按照礼来行动处事，用谦逊的态度讲话，靠信实取得成功，这才是真正的君子，要想成为君子，这些“义”“礼”与“信”都是成就君子必不可少的品质，君子始终坚持以“信”合“义”的原则作为其道德规范的价值准则。

三、当代诚信教育的实践探析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加快社会主义诚信道德建设，推进社会主义诚信教育，结合孔子“信”思想内涵的精华和对“信”教育的培育，对当代诚信教育的实践提供了许多启示。

（一）开展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

诚信教育的模式关乎诚信教育的成效，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可以避免将诚信教育束之高阁、空洞化。如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将诚信教育植入日常生活中，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将枯燥无味的理论生活化。组织和模拟诚信教育环境，用真实的案例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诚信问题、信用法规及诚信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宣传普及教育。立足当前信用经济时代所存在的信用问题，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信用消费观，避免因不当的信用观念，产生失信行为。脱离生搬硬套的教育方式，将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进行结合，注重家庭与社会的合力，形成诚信教育的氛围。诚信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要根据不同社会人群诚信面临的实际问题及道德接受能力的差异性，善于运用不同类人群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切合人们思想实际的诚信道德教育”[1]，根据不同的群体，运用不同的方式，加强诚信教育的效力。开展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使诚信教育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人们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们更多地了解诚信的法律法规，自觉践行诚信，不断扩大诚信教育的影响力。

（二）完善诚信教育机制建设

诚信教育机制建设是完善诚信教育的重要内容。诚信教育机制旨在强调以诚信作为教育机制的核心，从社会、政府角度完善诚信教育的统一。建立诚信档案系统管理诚信档案从大的方面应包括公民个人诚信、企业诚信、政府诚信等，从小的方面应包括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公民个人的水电费、通信费的缴纳、银行按揭的支付，企业的缴税和对员工及社会的诚信，政府的政务公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应建设诚信档案，进行统一的管理。运用诚信传媒的中介作用，宣传讲好中国古代诚信故事，传播中国现代诚信教育声音。通过媒体的宣传和介绍，充分了解诚信教育的故事及身边的诚信案例，加强诚信教育的吸引力，使其深刻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诚信魅力并进行诚信文化教育。利用古代优秀的诚信故事，结合当代生动的宣传方式，将古代与现代的诚信教育贯穿一线。大力宣传当代诚信道德模范，发挥榜样教育的道德模范作用，弘扬社会正能量，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进行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诚信道德教育环境，渲染诚信教育氛围。要建立对诚信的褒奖善惩罚恶机制，对失信行为进行道德惩戒或让其付出法律代价。诚信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行为，更应该成为一种全民道德规范，营造“时时守诚信，刻刻不失信”“失信行为寸步难行”的舆论环境，引导公民自觉践行诚信价值观。

（三）重视诚信教育主体的自觉性和外在规范的制约性

在当代诚信教育建设中，既要强调诚信教育主体的自觉性，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通过“反求诸己”来深化和反思自己，拒绝不诚信的行为，强调自身的道德规范，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及西方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利益机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处事。部分人被利益驱使，产生失信行为，例如大学生校园贷款，已引发诸多失信案例，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些现象涉及法律法规，通过自身约束已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此要强调外在的规范和制约，“使‘道德上的诚信’与‘法律上的信用’达到最终的统一”。道德和法律可以相互完善和补充，法律的制定和实行可以弥补道德上的“不能”，通过道德的自律来弥补法律内在的一些弱点等问题。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诚信法律体系，为诚信道德的构建提供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诚信是一种道德要求，同时也是一种法律要求。通过道德上的自律和法律上的他律，建立公民个人诚信形象和其规定的法律责任，使诚信教育深入人心。把诚信教育的主体自觉性和外在规范的制约性结合起来，有利于加强公民的诚信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1]王国轩，张燕婴.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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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淑芹,曹志瑜.社会诚信建设：难题与破解[J].哲学动态，2013（10）.

[7]阮航.略论儒家伦理话语在当代中国的重建[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