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方法论精品(七篇)
时间：2023-09-18 17:08:17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社区治理方法论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质性方法论与比较政治
质性研究方法的过时观点及其发展
洞察和陷阱——质性研究中的选择偏误
比较的必要性——量化政治学中的理论证实
研究设计、证伪及质性—量化研究分野
量化方法在质性研究中的接入——以选择偏误为例
政治科学中质性与量化分析的沟通
政治科学中研究设计的重要性
两种文化的故事——社会科学中的量化与质性研究
测量的效度——质性与量化研究的共同标准
两种研究文化是否蕴涵两种科学范式
社会分析中的鸭兔图——两种文化的故事
方法论的多元主义——回应布拉迪和埃尔曼
比较政治学中的概念误构
对概念、定义和模式的进一步考察
极权主义、模式癖与从错误中学习
概念延展新论:比较研究范畴之调整
民主与二分法:一个概念选择的实用主义路径
比较研究中的民主概念等级
中国古代君主与“民贵君轻”观念
略论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周思敬
国际公共事务管理基本理论问题论略
中国传统政治知识研究评述
现代氛围中的政治技术和政治技术化
《在民主与法治之间》评介
党内民主的发展趋势及必须坚持的原则
论的人民民利思想郭根山
共和政体与当代中国共和制实践的基本特色
促进社会和谐的逻辑与路径李新生
十六大以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体系的新发展
从“分管”到“辅佐”：中国副职问题研究朱光磊
近年来国内政府官员问责制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行政问责的体系构建与制度保障
论区域一体化下的区域间政府合作——动因、模式及展望
新时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政治功能分析纪德尚
社区建设中的物品供给：制度困境及其对策
政治博客现象及其公共治理
韩非奉献给君主的根本治国方略
西方多元文化主义争论、内在逻辑及其局限
中国传统民本文化的现代价值曹德本
生态政治：老子生生和谐的政治价值情怀李承
论公共管理类型——公共管理横向体系分析
试论中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价值
使类型学更有效:概念形成、测量与精确分析
方法论上的罗夏墨迹测验——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中的迥异解释
论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方向——一项对主要学术期刊的分析
公正观与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社会公正的实现
篇(2)
一、构建大思政教育管理体系
目前，高校德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教育教学部门脱节，高校思政教育教学主要由思政课教学和学生日常思政教育工作两个部门负责。侧重于理论教育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由教务部门管理，而侧重于行为教育的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则由学工部门管理。教务和学工分属不同的主管部门，在整体上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无法形成教育合力。二是教育教学人员分离。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和党务、团委和辅导员没有衔接，不能优势互补，致使教育与教学相分离。三是一些人认为德育是思政工作人员的事，与其他人员无关。青年学子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等方方面面正向合力的共同作用。我们常说“教书育人”，即教师除了教书之外还有育人的职责。这些都是影响德育效果的因素。所以，在高校德育中，要实现德育高效的目标，还需要切实树立整体思想，树立大思政理念。大思政观是指从全局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总的看法和方法。其哲学基础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发展，其工作理念是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其方法论是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通过大思政理念的树立，充分利用各方面资源，从而整体推进德育发展。就学校教育方面来说，教育管理层应树立一种大思政教育管理理念，加强对德育的组织领导，成立由校领导和各部门组成的德育工作领导组，统一领导、协调德育工作。同时，把党团辅纳入德育系统，他们是重要的德育人才资源。而专业课、基础课教师也可将育人工作渗透在平时的教学及活动中，最终推动高校构建党团委、学工部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课教师、辅导员以及后勤服务管理者的全员育人机制，形成大思政教育管理体系，创造和谐的育人环境。认为，物质世界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整体与部分是辩证统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其实，德育管理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不仅是在高校内部应树立大思政的教育理念，整个社会都应该树立这种理念。德育管理应是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管理的有机组合。目前我国很多学校由于各种原因尚未完全摆脱仅靠自身力量进行管理的意识，使得德育管理效率有限。而要提高德育管理效率，就必须树立大思政的理念，构建大思政教育管理体系，贯彻德育管理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的原则，充分发挥家庭、学校和社会的连贯管理作用。一是建立家长委员会制度，学生家长推选合适的家长代表组成家长委员会，对学校管理提出建议，并督促家长配合学校教育子女。二是建立以校长为首的协调委员会制度，由学校德育工作小组的领导、学生德育和管理的相关负责人、辅导员代表、专兼职德育教师代表及学生代表组成，以促进学校与家庭、社区互通情报，指导家长和社区教育学生，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综合一致的教育影响。三是建立社区教育委员会制度，由社区教育部门领导、社区办事处主任、社区学校校长代表、社区文化站站长与社区居委会干事代表等人组成，根据学校德育管理的要求，积极开展社区教育，并为学生提供接触社会的机会，在社会实践中砥砺学生品性，实现社区、家庭和学校教育一体化，为学生道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
二、实施德育学分制度管理
现代管理的管理效益原理实质就是增效，即有效运用人、财、物及时、空等要素，使之发挥最大效能，取得最有成效的结果。高校的德育管理也需遵循效益原理，获得德育最优效果，实现德育管理绩效。目前，高校德育绩效还没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考核与分析体系，缺乏科学的考评要求和具体的衡量标准，德育的任务目标缺乏可操作性。因而部分师生不重视德育工作，大学生思想品质的发展状况很难真正同大学生的毕业推荐、评优等相挂钩。目前，高校智育和体育已经与毕业证挂钩，而德育受重视程度较低，德育效率较低。因此，要提高高校德育绩效，可以考虑将德育学分作为突破口，探索高校德育测评体系，建立大学生德育学分制度，将德育学分制纳入高校管理体制，使之成为一项基本的管理制度。德育学分制将德育学分同学生的毕业就业和奖励关联起来，实施德育学分管理，以学分认定的形式鼓励学生参与德育的学习和实践，使德育更加生活化，从而实现大学生的自我教育和管理。学校可以成立专门的德育工作领导小组，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和要求，明确每学期或学年的德育理论学习和实践活动内容和标准，统一制定德育学分测评手册，手册由学生自行管理登记。同时开通网络平台，学生自行登录录入，由学生所在院系审核学生实践活动情况。德育理论学习主要包括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形势与政策、心理教育、法制教育、毕业教育等课程，德育实践活动包括课堂学习以外的体现学生思想政治素养、道德修养、意志品质等的日常行为表现及规定的活动，如军训。德育实践活动是德育学分制的核心内容。对于理论和实践活动的评价，均应设定基本分和奖励。对于未达到德育学分基本线的学生，学校可统一安排重修，重修仍不合格则安排在毕业学年重修。不参加重修或重修仍不合格的，按照德育学分管理制度，不发毕业证，只发结业证。对于在德育实践活动中表现优异、德育分数较高的学生，在毕业时优先推荐就业，同时将德育分作为申报学校各种奖励的重要考核标准。
三、搭建学校与社会联系的平台
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提高道德水平、培养德行的重要途径。高校通过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将学校跟社会联系起来，是非常好的一种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方式。大学生通过社会调研、公益行动、社会服务、勤工俭学等实践活动提升自己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一些高校与企业的联系十分紧密，特别是在一些应用型本科和高职高专院校，校企合作已成为普遍的人才培养模式。由于校企双方对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要求的标准基本一致，可促使学生在与现实社会职业环境融合过程中调整、树立自己的标准，适应社会需求。因此，高校可以搭建起学校同社会联系的平台，使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言行，提高德育效果。一是学校和实习单位合作，加强学生实习期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提高实践技能和思想政治素质。二是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积极引进和渗透优秀的企业文化，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通过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实践活动，可以让大学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加深对思想政治理论的理解，进而使道德认知得到改善和升华。
四、构建网络德育平台
篇(3)
关键词 生态文明 社会治理 治理体系 体制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部署给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构建基于治理理论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创新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1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这里所指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通常所说的“生态环境治理”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所指的是一种体制，是一个包括指导思想、组织机构、法律法规、组织人员、制度安排等要素构成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体系；后者是一种行为或过程，指生态环境的整修、修复，与生态环境保护是同义语。
治理理论是一种公共管理理论，其涵义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由于当代的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民众需求的多样性，使得管理的难度不断增大。“就治理理论兴起的直接原因而言，是西方的学者看到了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既可能存在‘市场失灵’，也可能存在‘政府失灵’。”为管理好日趋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理论就被应用于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为创新体制、机制起着框架性解释和指导作用，构建起区别于传统管理模式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党等方方面面。”因此，把治理的范畴和方法应用于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所构建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内容之一。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实现形式就是要构建多元主体的治理模式，强调多元主体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使民主、协作融入治理，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生态环境建设的运行机制，克服基于传统管理理念的旧的监管、建设体制的弊端，更有效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环境建设效益的最大化。
2治理理论对创新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的方法论启示
2.1培育多元主体
多元主体的治理模式是区别于基于统治和管理的传统生态文明建设体制的本质特征。培育和壮大包括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等非政府的主体，是构建基于治理理论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首先任务和前提条件，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容。由一元主体向多元主体的转变过程，就是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过程，既包含着制度、文化和行为方式等的综合性转变，也代表着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的创新。
2.2权力运行方式的多向性
传统的生态文明建设体制的主体一元性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方式是依靠公共权力来推行，表现出公共权力资源配置的单极化和公共权力运用的单向性特征。而治理理论强调公民和社会机构等非政府主体的参与，多主体通过参与、合作、协商谈判、反复博弈、伙伴关系等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所要实现的是一种权力上下互动的过程，其权力运行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
权力运行方式的多向性决定了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政府要改变传统的管理方法，应实现以下几种转变：一是从管制到服务。适应多主体的治理格局的要求，政府必须改变过去所使用的管理手段，加强服务职能，为非政府主体的参与创造和提供良好的环境。二是从规制到协调。要实现各种非政府主体有序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离不开政府的协调，所以政府的行为应实现从着重规制到着重协调的转变。三是从封闭到回应，多主体治理格局以互动性为基本特征，即权力从封闭的单向性的运行到对公众提出的政策建议做出迅速反应，呈现出互动性，从而提高公众参与的程度。
2.3丰富建设手段
与政府单一主体一家独大的传统管理体制相应的运行方式是以行政手段和法律为主，具有强制性的特点。而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更强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使生态文明建设手段和方法呈现多样化，除了行政、法律手段外，还包括社会化手段、市场化手段和自治化手段等。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针对所要治理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特点，采用单独或多种手段综合使用，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和解决问题，从而提高治理的效果和降低治理的成本。
2.4追求目标和评价标准由“善政”到“善治”
传统的生态环境监管的理想模式为“善政”。善政的构成要素包括严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员、高效的行政、良好的服务。善政是建立在传统的社会统治结构之上的，是包含于传统的政治与行政的理念之中。而治理的概念已经超出了传统的统治范畴，它强调了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所追求的是“善治”。
“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在“善治”状态下，社会治理能够得到最大程度上的维护和发展，经济与社会的长久利益和根本利益能得到最低成本的有效维护。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善治”，就是要使生态环境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善治”，政府必须转变观念与职能，必须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非政府主体进行培育、构建多元主体的建设格局。
3构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路径
3.1转换政府观念和职能，简政放权
构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目标就是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及公民个人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协作的建设体制，关键是能否培育多主体，创造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条件。单一主体的建设体制式往往重视政府的管控而忽视对被管理对象合法权益的保障，必然会无限扩大权力的运行，窒息非政府主体成长的空间与参与建设的平台。因此，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建设格局的首要任务是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权力运行的空间，把不该管，管不好，可以让社会管理的事情交给社会去管理，创造出非政府主体参与的空间，为其的成长壮大创造条件。
3.2积极培育多元社会主体
（1）通过培育市场主体来培育多元的生态文明建设主体。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产生和不断发展的物质基础，能够为公民的独立提供有力的保障。只有当市场完善和发展，才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与生态环境建设相关的公共服务和公共问题的治理也才能通过市场的运作得以进行，如政府公共服务的外包、政府公共服务的购买等。
（2）培育和壮大社会组织。要进一步培育社会组织力量，倡导社会责任和培养公共人文精神，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动社会参与，形成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伙伴关系，逐步迈向多主体参与，整体性协作，网络化治理的态势，实现治理结构良性和均衡，有效引导社会组织在志愿服务供给中的作用，弥补政府供给的缺位或低效，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3）引导公众参与。 转变政府观念，推进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化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的信息公开化，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优化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效果，主要体现在建立公众建议意见的回应制度及引导和进一步发挥民间绿色环保等组织的作用。最后是积极培育公民的自治意识，逐步祛除“凡事找政府”的惯性思维，强化自我生态文明建设能力。
3.3发展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与手段
要完善法律法规，做到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权运行规则，提高执行力，维护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划分行政权力运行边界，为社会化、市场化等手段的使用提供空间。
要强化市场机制在自然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一是推动自然资源市场化进程，大力探索自然资源定价机制和自然资源交易市场运行机制、生态补偿机制。要大力推行第三方治理，畅通社会资本进入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渠道，通过政策优惠、财税导向培育生态环保产业。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充分发挥第三部门作用，完善社会的自治组织机构（如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使之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建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篇(4)
一主题，就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
社会和谐与制度创新
学者们指出，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推进社会建设需要改革创新。加强社会建设，必然要求对社会事业、社会体制机制、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管理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创新，这样才能寻求到有效治理现代社会的机制、结构和管理方式，才能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冲突与合作、变化与稳定的相互关系中发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新办法。当前，应积极推动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改革创新。
“所谓社会正义，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定义，就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在发言中着重分析了社会公正问题。他指出，社会公平主要有两个维度：制度安排与百姓认可。这两个维度可以为社区制度创新提供分析框架。就社区制度安排的公平来说，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社区居委会自治组织之路、社区民间组织健康发展之路、社区服务体系有效成长之路。就社区居民认可的公平来说，涉及社区成员的满意度、认同感、幸福感等。
“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解决与制度创新关系密切。”清华大学教授李强强调通过建立解决社会矛盾冲突机制来促进社会和谐。他认为，目前我国社会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影响社会和谐的现象和因素仍然存在。因此，应建立健全解决社会矛盾冲突机制，加强制度建设，主要包括民主法制建设、利益表达机制建设、社会协调机制建设等。
社会变革与哲学思维
学者们认为，从哲学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研讨，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无疑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对于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仍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北京大学教授丰子义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行了阐述。他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这一概念，但是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入考察，他还是具体阐发了有关现代性的重要思想，并对现代性作出了新的实质性的理解。马克思主要不是从观念中而是从现实中来寻求摆脱现代性危机的出路，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变革是时代的潮流，对变革问题的哲学研究需要加强。”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袁吉富认为，对于变革问题，可以分别从个人层次、组织层次和社会层次上予以考察，由此可获取对于变革的微观方面、中观方面和宏观方面的认识。当前，从组织变革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变革尤为重要。因为人们的社会活动基本上都是在社会组织中进行的，而整个社会其实就是由诸多组织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的。
社会发展与历史方位
学者们在论坛中热烈讨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问题，一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篇(5)
【关键词】互嵌 国际机制 全球治理 气候变化 国际贸易 公民社会
【作者简介】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政治与管理学系博士生
一、背景介绍
当前，“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全球性危机层出不穷，直接危及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和人类安全。这些挑战的波及范围和深度已经超越传统国界，超出单个国家应对的能力，我们已经身陷“风险社会”。
国际贸易波动会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社会稳定和政府能力等，并引致安全隐患，它已经成为国际上的重要安全议题，并将其他领域涵括了进来。 在既有贸易体系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不公正的贸易体制一方面使弱国和贫困人口丧失利用贸易走向未来的能力，另一方面，这种不公正非但不会让贸易带来和平，反而会在国家和族群间播下冲突的种子。
同时，气候变化问题也已然成为全球最为紧急的安全议程。气候变化已然对国际社会、相关国家和受影响群众形成明显威胁。 这种隐患与威胁可能会不平等地施加于应对能力极其有限的最脆弱国家和人群身上。 作为一种子系统安全威胁，气候变化与经济、社会、政治等安全领域密切相关，这种议题间的“联结政治”(linkage politics)最终必定会产生由气候威胁引致的“安全复合体”。
但是，这两个议题在全球治理体制建构过程中屡次折戟。作为当前最为成熟的国际体制，世界贸易体制自2001年便开始启动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多哈回合发展议程，时至今日，其达成依旧充满疑问。自《京都议定书》之后，作为正在建构的国际机制，气候变化应对体制的进展乏善可陈。与哥本哈根会议相比，坎昆会议虽然在减排测量和减排基金方面达成共识，多国也表达“满意”态度； 但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纷争和共识的具体实施却令人担忧其前景。
同时，从1999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至今，国际公民社会组织在国际谈判上展现着更为明显的能见度。国际公民社会虽在规模和动员能力方面然稍显稚嫩，但作为独立行为体，它已经基本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面对两大议题步履维艰，公民社会组织开始跳出“”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框架，批判国际谈判体系及其主导思维的适应性问题，希望另辟蹊径，寻找解决全球问题的方式。
这两种机制的遭遇和新行为体的兴起展现了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即一方面，全球问题迸发，人们对治理质量和数量的需求剧增，当前全球治理体制无法回应大众需求；另一方面，面对全球问题，国际机制自身效能乏力，治理效果不彰；第三，新兴行为体并未得到主流国际机制认可和接纳，民间社会的力量被实质地排除在外；最后，全球治理理论也面临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实践的挑战。
为清晰地剖析全球治理中存在的机制创建和效率乏力问题，本文特别选取贸易议题和气候变化议题及其内在“互嵌”结构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从全球治理相关框架出发，通过对议题本身、回应机制以及参与行为体进行分析，对当前最为成熟的国际机制（全球贸易体制）和正在创建的国际机制（气候应对机制）进行理论审视，以期通过案例分析展现全球治理中议题交叠和机制关联的内在机理，并通过公民社会的视角来探讨当前国际体制与社会大众需求之间的“鸿沟”。
目前而言，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尤为重要。首先，无论是气候变化议题还是贸易议题都是当前全球治理的热点，关系着国家和民众的切身利益。
其次，气候机制是建构中的崭新机制，贸易体系则是转型中的成熟机制，将二者进行结合研究有助于探讨国际机制建立过程中的共性因素。人为分割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机制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当多元议题盘根错节之时，对议题互相“嵌入”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国际机制研究的进展。
第三，作为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新兴行为体，公民社会组织很少关注单一议题，将贸易和气候纳入到公民社会组织的视角中，有助于更为实际地展示全球治理中“不一样的声音”，有助于发掘公民社会组织话语作为一个体系的特性，更有助于为未来全面讨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基点。
二、理论分析框架：议题交叠、机制关联和新兴行为体
“风险社会”趋势的加剧凸显全球治理体系的困境。无论是基于现实国家利益，还是基于建构中的全球共同责任，各国都希望并纷纷诉诸不同问题领域的国际机制应对当前的挑战。但是，全球治理的“制度丛”(institutional complexes)并没有展示出足够的回应力和有效性，甚至形成“制度拥塞”现象。 全球问题的波及范围和破坏性远远超出国际体制的驾驭能力，不同问题领域互相交缠，对当前国际体制形成更大挑战。同时，各种机制大多建立在人为划分的专业知识基础之上，缺乏对治理框架下的不同机制契合程度的考量。这使机制间的关联性和内在冲突日益明显，影响着国际机制的回应性，削弱了全球治理体制的有效性。此外，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体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合法性质疑。机制“需求-供给”鸿沟需要公民社会主体的参与。
本文将从问题结构、机制关联和新兴行为体等角度对当前全球治理和国际机制理论进行审视，并从理论角度寻找导致困境的原因和内在机理。
1. 交叠的问题结构
“全球化”趋势日益深入，其脆弱性和敏感性影响也不断扩展，首先，全球性问题继续并且以加速方式迸发，远远超越以前的问题数量；其次，问题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影响程度越来越深入；第三，全球性问题开始“结合”起来共同侵蚀国际安全和人类安全， 这都挑战着专业化和单一化的问题应对模式。
恰如奥兰•扬(Oran R. Young)所言，许多全球问题出现“非线性”特征，并且问题的演变经常会被“突然地、恶性地并且无法挽回地”中断，然而，当前全球治理措施适用范围略显简单，难以应对“以前从没有碰到过、突然改变、无序变化和紧急发生”的问题。 基欧汉(Robert Keohane)曾经指出，如果仅仅将世贸体制作为跨政府的贸易机制，其运行“非常成功”，但是若将贸易和其他问题领域的联系（贸易与……的问题）考虑在内，则会出现问题。 吉尔平(Robert Gilpin)也认为，贸易问题其实已经聚集到“文化、国家和其他不容易通过讨价还价找到折中方法的复杂问题上”。
2. 关联的国际机制
国际机制之间的相互关联机理日益明显，超越了治理机制的设计初衷，制度关联(institutional linkage)的方式与契合程度影响着国际机制有效性的发挥。 尽管全球治理框架包含“制度丛”或各种“安排的聚集束”(clusters of arrangements)， 但是全球治理的效力依然饱受质疑。
现存的治理结构是“一个复杂的非中心化的权威格局”，其优点是“这些互相独立的体制具有在国际秩序的其他组成部分遭受严重挫败后生存下来的能力”。但是，由于体制由不同行为体“因不同的目的”而建立，并且参与创制的人“频繁地”聚焦于建立具体的单一体制，“很少或者根本就不想协调”其在不同机制中的工作，并建立相关机制间的关系，因此机制劣势也显现出来，即“体制在解决问题的重叠和交叉方面能力还很不够”。
“具体问题的体制密度越来越高”， 应对单一具体问题的国际体制在其运行中也越来越依赖于“与其他制度安排的复杂联系”。这种制度之间的互动对相关体制的运作结果具有重要影响，“进一步看，随着将来国际社会中功能性不同的活动之间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和国际体制密度的增加”，制度间的“撞击”和互动“注定”凸显。
3．全球公民社会兴起
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越来越成为全球治理之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新行为体出现直接冲击着当前的全球治理结构和国际机制的回应性需求。
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单靠国际政治主要行为体就能实现。第一，当前国际结构形态早已步入“复杂聚合体系”(complex conglomerate system)时代， 全球公民社会兴起，与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一起成为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与国际行为体形成多重关系。
第二，以国家行为体为主要参与者的全球治理体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合法性挑战。 当前的主流国际体制在程序上无视其他行为体的参与和透明度，在结果上则可能沦为大国牟取利益进行再分配的“漂白”工具，从而造成弱势行为体利益的被剥夺与不公。
第三，国际机制“有效性”和“回应性”要求全球公民社会的参与。公民社会在网络塑造、议程设定与倡导、推动国家合作、提升公共参与以及促使公共政策变化等方面有助于提升国际体制的问题解决能力。
奥兰•扬认为，尽管全球治理中，国家依然是最为重要的行为体，但是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正在加强，特别是全球公民社会“正在形成”。 他坚信“有证据”显示“一种次要的社会体系正在国家社会周围成长”，全球公民社会已变成“全球治理中社会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相应地，在国际体制背后存在着“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关系领域”。
他同时指出，在实践方面，“国际体制中非国家行为体起着重要作用”，基于社会的影响，“全球公民社会发挥作用的力量”可以对相关国际体制的运作带来巨大压力。所以，单从研究方面而言，就需要“更多地关注那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复杂的方式互相作用的制度安排”；同时，有必要探讨全球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机制，并提出国际社会及体制与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联系是全球治理中值得关注的“一个新的研究议程”。
综上所述，全球化潮流对国际社会结构的“解构”依旧在继续，不同问题领域之间的交叉也日益展现，以前应对具体问题的专业化机制及其关联反而成了制造问题的“罪魁”。与之相关，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机制需要予以改变，全球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对国际机制有效性的影响也需要厘清。
三、“贸易-气候”互嵌结构：议题交叠与机制关联
1. 文献回顾
对贸易议题和气候变化议题之间的联结研究尚属一个比较新的课题。对气候议题“话语”的建构大多把握在思维主导的国际组织手中，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银行等。 对“气候”话语在国际组织中发酵的现象，已经有学者作了阐述。
国内关注单一议题的学者比较多，对气候变化与贸易联结的关注大多是介绍国外相关研究进行阐释。在目前的文献中，有的学者从政策方面呼吁重视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有的从作为环境问题组成部分的气候变化 和货物贸易规则角度，初步探讨国际贸易机制与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松散的潜在的联系”；也有学者根据世贸组织与环境署报告，介绍梳理气候和贸易之间的关联。
但是，公民社会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审视。虽然公民社会也比较早地意识到贸易和气候的关联，却未进行理论化， 遑论从公民社会话语体系角度对气候变化及贸易议题进行深入研究。人们对贸易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结关注明显不足，需要改变。
2. 贸易与气候关系：概述
气候变化“很有可能”由人类活动导致。 自由贸易作为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支柱，全球贸易发展与温室气体的排放有着紧密联系，对气候变化负有历史责任。
一方面，贸易利益诱惑是西方国家开展工业化的动力，工业化等人为因素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原因。贸易开放主要从三个方面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即规模效应(Scale effect)、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和技术效应(Technique effect)。
其次，支撑国际贸易运行的环节，特别是贸易运输所使用传统能源而遗留的“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
此外，缺乏管制的贸易自由化还扮演气候变化“共犯”角色。在利益驱动下，若干能够吸收温室气体、减缓气候变化进程的资源被“商品化”并进入市场；或被利于产生市场利益的资源替代或挤占空间。
当然，如果人们能够从贸易中获益，可能逐渐要求有助于环境和气候现状的产业结构和贸易体制。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实际上是反方向运行的。贸易拓展并不必然导致全球暖化，但是合理贸易体制有助于改善全球暖化现状。
3. 全球贸易体制和气候应对机制的关联
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之道通常并不局限在单个领域，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与其他领域和国际机制紧密关联。
对贸易和环境关系的关注源于《21世纪议程》。 先于气候治理框架存在的国际制度（如贸易、能源、金融和政治）已经影响着全球变暖的进程，若不同时调整这些体制，气候治理框架自身无法遏制全球变暖步伐。
更为重要的是，国际机制是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大国权力利益分配的产物。议题不同的国际机制建构也遵循同样的权力利益逻辑，气候谈判不仅关系权力利益分配，而且也必然影响到作为有机系统的全球机制“群”中的权力利益调整。
鉴于气候变化造成的严重影响，国际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便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并于80年代开始探讨利用国际制度来治理气候问题。从198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成立开始，国际气候治理制度框架日益扩充，主要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波恩政治协议》、《马拉喀什协定》、《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德里部长级宣言》、《巴厘岛行动计划》、《哥本哈根协议》和最近的《坎昆协议》等。这些协议构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先期框架，但是真正的气候应对机制及其实施框架尚未达成。
成立于1948年的多边贸易体制(GATT/WTO)可以称得上是最为成熟的国际机制。目前，它包含153个会员，以WTO规则为基本规范的双边和地区性的贸易体制也逐渐增多， 国际贸易体制的先期存在也使气候危机应对不得不考虑其与贸易体系的联系与路径依赖。
首先，贸易途径已经成为支配气候应对措施（减缓、适应与资金支持等）的思维。当前流行的气候变化应对机制中无一不充斥着资本、市场和贸易的影子。
减缓 (Mitigation)和适应(Adaption)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措施。 其中，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又可以细化，如《京都议定书》引入“共同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排放贸易”(Emissions Trading)、和“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三个国际减排额度的主流机制，由此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这些灵活机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减排，又同时使二者共同获益。再如，《斯特恩报告》中提议四种应对方式，即“碳排放贸易”、技术合作、采取行动减少森林砍伐和适应措施。 此外，这些策略还包括各种能够改善气候现状的技术与服务，鼓励使用高效低排放的能源和使用其他绿色产品等，也包括帮助受影响人群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相关技术、服务和产品。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条第5款和《京都议定书》第2条第3款都强调一种“有利的和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不能在国际贸易中受到任意不公正的歧视和隐蔽限制。
这些措施的实际运行基于市场和贸易的思维，并在国际机制特别是贸易体制之下运转。如“碳交易”等实质上基于贸易和市场机制；各种产品和技术的流通扩散也需要贸易体制支撑。支持者辩称，这将能够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和商品的自由流通，推动全世界的气候变化减缓进程。
其次，在当前的多边和双边贸易体系中，对气候治理的关切已经成为一种“显学”。但是，多边贸易规则并没有针对气候变化的具体适用规则，只是将其视为环境议题予以规范，从而构成当前贸易与气候应对措施的基本框架。
孕育世贸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Marrakesh Agreement)特别强调贸易开放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多哈部长宣言》(Doha Ministerial Declaration)第31条针对贸易和环境议题，也提出“削减或适当地消除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世界贸易体系中的相关规则，特别是多哈发展回合，如果能够真正实施，有助于国际社会特别是脆弱国家提升气候变化应对适应能力；规则的不当使用则可能危及气候制度框架的有效性。
从贸易角度来看，应对气候变化主要要求当前贸易体制能够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气候相关服务、技术和商品流通，提升受影响国家和群体的应对能力。货物和技术的自由流通涉及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关税或配额规则、补贴政策、非关税壁垒问题、技术标准、卫生标准、知识产权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服务贸易。 通过这些政策，推动“气候友好”(climate friendly) 的技术和服务自由流动，并建立贸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支持体制。（参见下页表一）
WTO希望通过三个方式减缓气候变化。第一，通过价格和市场机制将温室气体排放内部化；第二，通过开发金融机制推动“气候友好”商品和技术开发与流通；第三，通过设立相应技术要求来推动相关技术和商品的使用。 同时，气候减缓措施及预期措施都会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相联系，如污染许可证自由分配。各种“边界碳调整”（border adjustments）也可能采取这种形式。 WTO设立贸易技术壁垒委员会（TBT）致力于确保管理、标准、测试和认证程序等不会带来繁冗障碍，并以规则保障高效能源技术和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不会在国际贸易中被施加障碍，从而保证对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这也可保证缺乏技术的国家更加容易地获取相关技术。
但是，现在的多边贸易体制及其规定实际上限制了气候变化应对技术、服务和商品等要素的自由流通。第一，贸易规则限制了气候政策的选择范围，技术产品流通阻碍和发达国家的补贴在当前世贸体系下容易形成贸易摩擦和冲突。 若干贸易体制条款可能会阻碍气候变化的减缓。
第二，当前贸易规则不利于“气候友好”技术的转让，特别是非关税壁垒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的阻碍。“清洁发展机制”的推广会经常遭遇贸易壁垒的阻碍。 若干发展中国家因知识产权无法采用“气候友好”的技术、产品和服务。
由此可见，原本两个不甚相关的领域和治理机制已经难以阻挡地结合在一起，形成难以分离的综合体。在多哈回合谈判之中，气候和环境商品、技术与服务是多哈回合受阻的重要原因；而在气候变化谈判之中，与贸易紧密相连的关税壁垒、绿色壁垒、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问题，也是阻碍气候措施达成的主要力量。 2009年底WTO失败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草草收场也为贸易与气候议题的关联提供了负面证明；而2010年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进程的缓慢也似乎与坎昆会议细节问题（如气候友好技术与产品转让）的磋商成效受到掣肘。
那么，贸易和气候议题谈判为什么会“同病相怜”？除关注行为体的传统“利益博弈”之外，有无其他分析路径？当前全球主流的国际体制和全球治理思路与当前多种议题谈判同时进入“死胡同”有没有内在联系？
四、批判的力量：全球公民社会看“贸易-气候”体制
作为新兴行为体的全球公民社会，它拥有一套与国家行为体不同的问题意识和观察视角，并在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
根据波兰尼(Karl Polanyi)的观点，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和社会间存在着持续的张力，自发调节的市场无法持续下去，市场秩序可能会给社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同时，正是因为市场的威胁，社会意识的日益觉醒，形成了“自我保护的社会”，从而与国家展开互动，以应对商品化对社会的破坏性后果。并且，对市场价值而言，社会价值不应该是从属性的。
就公民社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方面而言，基欧汉和奈认为，“全球化造就了各种非政府行为体……的扩散，它们期望自己的声音为人所知”，并在全球治理结构中，非政府行为体，尤其是全球公民社会渴望参与到“与自己休戚相关的领域之中”。
全球公民社会对气候治理中的贸易自由化倾向进行反思便是在全球多层次治理层面上“波兰尼命题”的体现，也是其参与“休戚相关”领域的表现。在贸易和气候变化议题方面，公民社会反思并批判了当前气候治理体制建构过程中的市场拓展现象，并从社区、民众和权利的角度展现了其与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与冲突，凸显了公民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
本文分析了23家贸易相关国际非政府组织及组织网络 自2006年气候议题升温以来至2010年12月份坎昆会议闭幕的声明、工作论文、社区调查和研究报告及访谈，聚焦于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并追踪“反”贸易自由化组织网络――“我们世界不容出卖”网络（OWINFS）的相关理论观点，希望从全球公民社会视角来梳理公民社会话语的完整脉络。
1．从观点到模式：公民社会的批判
公民社会在气候议题领域影响力逐渐增强，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着力于批判当前的主流气候机制，提出替代性(alternative)建议。全球公民社会试图通过抗议、倡导和政策建议等方式撼动主流国际机制、国家以及跨国公司权威，呼吁建立气候治理框架时能够抛弃“新自由主义思路”。公民社会分别从全球暖化的原因、应对手段的误区、贸易体制问题等方面对主流观点予以批判和反思。
第一，自由贸易及其驱动的能源密集型(energy intensive)工业发展源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正是它们的集合才最终加剧了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暖化和气候变化问题。要遏制气候变化步伐必须从贸易根源上寻找答案，也正是现在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多边贸易体制才使得气候变化减缓步履维艰。 这也恰恰符合波兰尼所认可的打破国际冲突怪圈的“关键性步骤”在于“扭转社会生活应该从属于市场机制的理念”。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也曾经指出，人类面临的威胁是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西方社会所主导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制造了风险，同时也加强了对风险的掩盖。
第二，当前主流的气候治理框架是由发达国家占优势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发展和管制模式，是从推崇市场机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出发的。但是，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其本身就有若干内在问题。 在这种模式主导下，用于解决气候危机的各种手段，实际上就是“购买”适应和减缓措施。 以贸易和市场为机理的“碳交易”、“碳转移”以及“清洁发展机制”等，都充斥着对市场的过分信任，被指责为“大骗局”(Big Hoax)。 《京都议定书》生效后，“碳交易”发展迷茫、“碳价格”被发达国家控制、 气候危机恶化已证明以贸易作为治理手段的疲软。
第三，在新自由主义机制之下，贸易过分自由化会催生若干错误手段，并主宰当前气候变化谈判议程。 公民社会组织质疑WTO“贸易导向”(trade-oriented)的“环境产品和服务”（EGS）自由化是解决气候危机的关键。若干学者也提出质疑，即关税削减能否推动“气候友好”技术和产品的扩散。
公民社会指责WTO以“多哈发展回合”为名义推进自由化，这非但不会带来发展，更不会解决气候变化，因此它们呼吁终止自由贸易，并在新自由主义体系外寻找气候变化的手段。 有学者认为，多数国际组织一边将“气候保护”挂在嘴边，另一面却和往常一样坚持本业。 （参见表二）
就清洁发展机制而言，其初衷是通过市场和产权界定来对环境保护予以经济激励，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搭建桥梁并提供实际帮助，在经济发展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减少排放。但是，碳排放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机制在实践中偏离轨道，被扭曲成投资者获取暴利的途径。市场机制的介入实际上削弱了《京都议定书》效力。 清洁发展机制可能产生新的贫困和扩大的不平等，加剧资源私有化，损害社区的永续发展，甚至还会浪费各种资源，危及粮食安全。 此外，若干跨国公司通过碳交易逃避减排责任，其权力因贸易自由化渠道而得到强化，加之大多推行清洁发展机制的母公司都位于发达国家，因此这些措施被看作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的“碳倾销”(Carbon Dump)或“碳殖民主义”。
第四，尽管当前贸易谈判和气候谈判存在差别，但是国际贸易机制中的主要成员也同时主宰着气候变化谈判，因此气候谈判很可能也被纳入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主导范式中。新自由主义体制不仅在过去几年中拖累金融体制，并且还很有可能导致气候变化谈判裹足不前。 有学者通过文本分析认为主流的国际组织仅仅将气候变化视为“空包弹”(Empty Signifier)，它们并不想改变，而仅仅是“将气候保护‘纳入’全球霸权秩序却无需改变世界经济的社会结构”。
2. 从权利正义到弱势人群：公民社会话语的特质
公民社会希望以“权利为本”（rights-based）方式，推动相关机制从“市场迷信”与“经济发展”向“永续社区”(sustainable community)发展和“人民”（peoples sovereignty）终极关怀方向转变。正是这种价值和转变从深层塑造了全球公民社会与国家行为体不同的问题意识、批判视角和方法论视角。
首先，与政府及政府组织聚焦国家利益分配和义务承担相比，公民社会更加强调公平和正义的基本理念。国家行为体在制度建构中主要关注竞争性的权力结构和气候变化导致的国家与国际安全后果。全球公民社会则将气候变化发展限定为“气候正义”(Climate Justice)议题，并将视野落到人类安全领域。这种公平不仅是国家之间的公平，也从相关国家国内不同群体间角度上来看待公平。气候变化的起因是发达工业国家，但是在各国危机应对能力不平衡的前提下，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对生态脆弱和欠发达国家而言尤其恶劣。
其次，全球公民社会强调“权利为本”的逻辑起点，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权利和弱势人群的基本权利与发展权。与一刀切地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极端观点和“权力利益为本”不同，国际非政府组织提出“温室发展权”(Greenhouse Development Rights)概念框架，在既定全球气候变化指标的基础上，关注基本人权，赋予相关贫困人群以发展权，并免于其气候义务。
第三，与国家及其衍生行为体聚焦于维持或者改革现存国际机制不同，全球公民社会则具有明显的“反体制”色彩，这种色彩也源自于公民社会的“反全球化”传统。有些国际非政府组织人员认为，如果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种斗争，那么这种斗争并不是东方与西方或者南方与北方之间的斗争，而是全球民众与从气候危机中渔利的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间的斗争。
第四，公民社会在工作手法方面呈现不同于国家行为体的特征。它们更加重视自下而上的工作方法，注重从微观社区的实际需求出发，强调参与的重要性，打破国家的界限，从全球主义的视角来对待相关的弱势群体，并能通过自身参与发现被故意或无意忽视的盲点议题、人群和相关议题。
最后，与国家行为体相比，全球公民社会或非政府组织更关注社区层面多元弱势群体生计影响，它们关心不被重视但长远而言有重大影响的人群和议题，除为欠发达国家发声之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弱势关怀还包括“气候强制移民”、“气候难民”以及其他受影响人群，特别是妇女群体、儿童、少数民族、土著居民及其传统文化传承，并强调本土社区资源保护的重要性。
公民社会组织坚信爱因斯坦所言：“我们不能用制造问题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公民社会观点超越传统自由制度主义和现实主义窠臼，能对解决全球问题提供新思路，并利用其关注权利为本、微观层面和社区参与的优势，在社区层面催发公众意识，在行动中寻求可行的解决之道。
当然，从公民社会角度来看待全球问题，可能陷入“只破不立”，显得比较“激进”和“革命性”。虽然其若干策略方法在某些社区推行取得成功，但是其普遍性还是未知数。其独特话语体系可以激发我们思考与反思当前国际体制进展过程中的问题，把这些问题纳入到主流思维框架中，将有助于更好地缩小民间社会需求与国际体制供给之间的鸿沟，也能更好地维护大众的利益与发展权利。
如果在当前主流国际体制中，能够真地引入“人民”、“权利为本”和“永续发展”等公民社会的需求，减弱结构对民众权利的限制，缩小国际机制“需求-供给”鸿沟，这将不啻于一场全球治理的新试验。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问题领域结构、治理机制连接和行为体等视角出发探讨了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与气候变化间的关系，解答了贸易开放对全球变暖的负面推动作用、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及具体措施中的贸易思维和当前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对气候变化应对的阻碍等问题。同时，本文关注了全球公民社会在气候和贸易议题领域的声音，在对主流观点进行分析、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展现出它们的独特视角。本文试图对其进行理论化总结，解释其动力机制，从而有助于丰富当前国际关系多元视角的气候变化议题研究。
篇(6)
一、公司治理的理论内涵
公司治理作为公司运作的一种制度构架，是引领公司发展方向的一种基本安排。公司治理概念在有关经济管理文献中出现的最早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该时期英国许多著名公司的相继倒闭引起了英国对公司治理问题的讨论。世界上第一个公司治理原则是由英国财政报告委员会与伦敦证券交易所联合成立的公司治理原则委员会于1992年12月发表的《公司治理财务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关于董事会的最佳行为准则。此后，不同层次的公司治理原则相继面世，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制定的《公司治理原则》。
公司治理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公司治理指由所有者与经营者组成的制衡关系，体现了一定的治理结构。张维迎认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形下，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和激励的问题 。狭义的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是委托理论，而委托理论主要依靠的外部监控机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导致公司治理的失效。广义的公司治理不仅包括股东对经营者的制衡机制，而且涉及广泛的利益相关团体。根据经合组织（OECD）1999年的定义，公司治理明确了公司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并清晰的说明对公司事务进行决策的规则和程序。狭义的公司治理强调权力制衡机制，主要通过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作用于公司管理；而广义的公司治理机制超越了狭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其核心是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从而在考虑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基础上，实现股东价值长期最大化。应该说，建立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上的广义的公司治理对公司发展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更具有现实意义，更有助于把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更有助于理解企业管理的理论。
公司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该制度用以支配或者协调公司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确保公司决策的科学性，达到维护所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目的。
二、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区别
公司治理不同于公司管理，公司治理的核心是确定公司的目标且科学决策，但公司管理的核心是确定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方法；管理是运营公司，治理是确保这种运营在正确的轨道上。总之，公司治理关注的是“公司去向何处”，而公司管理关注的是“公司如何到那里”。二者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目的不同
公司治理目的是实现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制衡，公司管理的目的实现公司自身的目标。但从两者的最终目是一致的，即公司财富最大化，这样既可以实现公司经营目标，又可达到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满足。
（二）导向不同
公司治理体现的是战略导向，确保公司处于正确的轨道上；而公司管理以任务为导向，通过具体的业务操作以完成公司的任务。
（三）主客体不同
公司治理的主体是利益相关者，主要指股东、债权人、经营者、政府、雇员、社区等，由于他们投入了专项资产，必然参加公司治理以维护各自利益。公司管理的主体主要指经理和雇员，他们为应对供、产、销等基本生产经营问题而进行日常决策。公司治理的客体一般包括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董事会的治理以及董事会对经理层的治理；公司管理的客体包括供应、生产、营销、人事、投融资等。
（四）外部环境约束程度不同
从法律的约束力来看，公司治理要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较高层次的法律，同时还要遵循政府及相关自律组织的治理指引，如我国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体现了较强的约束力。公司管理在遵守基本的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如何管理由公司自己决定，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
（五）资本状况反映的信息不同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说，资本状况反映的是股东权益和债权人权益，体现的是股东和债权人的相对地位问题；而资本状况相对于公司管理就是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以及管理水平。
（六）实施基础不同
公司治理通过主要的契约以及市场机制来实现的，而公司管理主要是通过行政权威的关系来实现。
（七）实施手段不同
公司治理的实施主要通过内部治理结构、外部治理机制以及相应的约束激励机制来实现；而公司管理主要通过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来实现。
（八）政府的作用不同
在公司治理中政府通过积极的干预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政府也是现代意义上的治理主体之一；在公司管理过程中，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而是通过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达到对公司管理的影响。
（九）稳定性不同
为了保证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公司治理一般在较长的时间内会保持相对稳定；公司管理则会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适时调整相应的管理方案，以保证完成公司即定目标。
三、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共性
公司治理涉及的是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委托关系及维护公司相关利益者的权益；公司管理是解决高级管理者与次级管理者及普通员工的委托关系，解决的是公司运营的效益问题。表面上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没有交集，但两者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即实现公司财富最大化；治理与管理是相互依存的，治理规定了整个公司运作的基本框架结构，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公司达成目标。
（一）战略管理是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共同领域
早期的公司管理强调作业层，与公司治理几乎没有联系。20世纪80年代，激烈的竞争使战略成为企业发展面对的主要问题，这一转变使公司管理与公司治理出现了共同的领域，即战略管理。战略管理是企业为实现战略目标，制定战略决策，实施战略方案，控制战略绩效的一个动态管理过程，一般由总经理提出战略动议，经过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认可，然后再由总经理组织分解、贯彻和实施，同时此过程又受到董事会的监控。因此，战略管理的参与者即是公司治理、管理中各层次的集合体，治理层负责批准和监督，管理层负责提议和实施。因此，可以构造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关系模型，二者的共同领域是战略管理（见图1）。
公司治理是作为一种制度设计，是公司管理良好运营的基础；公司管理是在公司治理的基础上进行的具体作业管理，体现的是方法论，二者的衔接部分在于战略管理环节。
（二）公司治理、公司管理和战略管理的价值统一
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最终目的都是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公司治理、管理和战略管理统一于公司的价值实现过程。由此，可构建公司治理、公司管理和战略管理的价值统一模型以达到三者的有机组合（见图2）。
公司治理是企业运作的一种制度机制，它规定了整个企业运作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推动公司各个利益相关者一起努力通过公司战略来实现公司价值，起到了一种导向作用；公司战略是公司价值创造的关键性因素，是公司价值实现的源泉，有利于提升公司长期价值；公司管理是管理者影响组织成员以实现公司战略的过程，目的在于实现企业经营良好绩效，在公司选择了正确的战略之后，公司管理保证公司战略在企业内部自上而下的有效执行，良好的公司管理体现了一种效益保证。
四、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协调机制
《古今汉语词典》对“机制”一词有三种解释：一是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二是有机体的构造、功能特性和相关关系等；三是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方式。”协调是组织为了顺利地实现决策目标，而要求自身各相关要素分工协作以达到运转高效的目的的一种行为方式。我们认为公司治理和管理的协调机制指的是为了实现公司财富最大化的既定目标，使公司保持良性运转的状态，而采取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公司管理手段有机整合的一种互动方式。
（一）通过战略管理以及相应机制实现二者的有效整合
公司治理提供了一个企业运作的框架和基础，而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负责具体的目标实施，同时公司管理又会对公司治理起到调节作用。必须使二者合理分工、密切合作，公司才能实现良性运转。因此，有必要对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进行整合研究。
整合的含义为通过整顿、协调达到有效重组。对公司治理和管理进行整合，一是通过战略管理环节。主要解决科学地制定企业的战略的问题，同时恰当处理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关系。公司的战略制定权限应该在公司治理系统和公司管理系统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为了保证战略决策制定的科学性应适当给予经理层一定随机处置的权利，同时因为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工作性质存在很大不同，应在二者之间保持着一定的互动关系，即董事会对经理层应适当放权。二是在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之间二者之间设置联系通道。如在公司治理系统中的董事会下设置审计委员会，同时使内部控制、内部审计等机构处于审计委员会的领导下，这样既保持了内部控制和内部审计的保持相对独立性，又有利于充分利用公司管理系统的资源，并且可以使公司治理系统迅速掌握公司管理系统的有效信息。
（二）在变化的环境中实现二者的动态协调
公司治理规定着整个企业的发展方向，公司治理系统与经济环境的结合产生公司管理活动的具体模式，并指挥公司管理保持良好运转；公司管理则是对企业具体的作业层次进行管理，促使企业目标的实现，并且为公司治理系统提供有效的信息和方法，科学的管理是提高公司有效治理的前提，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这种结合使二者得以实现良性互动。
由于各个公司面对的经济环境不同，使得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模式具有多种形式，这些不同的模式相互作用可以形成多种不同的均衡状态，在公司治理系统、公司管理系统与整个企业面对的环境交互作用下，可以形成适合某个具体企业的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稳定状态。企业面对的外部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同时企业的内部环境也是不稳定的，所以应该政府法规以及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之间达成均衡状态，并且根据环境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以保证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完美结合，创造出最大化的公司财富。
参考文献：
1、李维安.公司治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委托――关系[J].经济研究,1996(9).
3、任翠玉. 对公司治理与管理控制的再认识――基于公司价值创造模型的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6(6).
篇(7)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课堂教学效果好不好对主渠道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就必须在创新课堂教育教学方法上取得新突破。
1提高教师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创新转化能力
教师要精心设计教学，教学设计好了，才有可能编制好教案，有效地实施教学策略，高质量地组织好教学。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创新转化过程，实际上就是教师将教材进行再转化、再创新的过程，需要教师具备系统性的创新思维。将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是课程实施过程的关键环节，着重解决教师怎样教、学生如何学的问题。搞好教学设计，编制高质量的教案，需要教师认真研读教材，把握教材的精神实质，完整、准确、科学地展现教学内容，既要依据教材又不能局限于教材，同时要了解并掌握学生的思想特点和理论诉求，不仅要从教育者教的角度，更要从学生接受的角度来筹划教学、设计教学。具体说来，教师需要在把握教学基本要求和教学目标的基础上，从以下四个方面实现由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创新转化。第一，从课程结构的整体视角来疏通各门课程内容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逻辑关系，避免各门课程内容之间的简单重复，实现课程讲授内容的整体优化；第二，理论联系实际，把握学生思想动态，强化问题意识，把规范的教材内容转化为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教学内容。第三，尽可能地用学生熟悉的语言来传授教材书面语言的内涵和实质，做到“浅入深出”和“深入浅出”，把规范的教材语言转化成生动活泼的、易被学生接受的教学语言。第四，合理设计教学环节，创新教学方式与方法，把教材的基本要求和教学目的转化成教学策略。
2促进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是创新课堂教学方法的重点
从我们对内蒙古某高校本科学生的抽样问卷调查结果看，在“你认为目前最常见的无效教学方式”的选项上，被调查者中有50.65%的学生认为是“僵化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教师一言堂，不与学生互动”；“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对学生吸引力的最主要原因”的选项上，45.30%的学生认为主要原因是“教师的教学方法陈旧、单一，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由此不难看出，现存的教育模式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进，仍然是以灌输方式为主，以教师为中心、学生不能有效参与教学过程。因此，改革这种低效的教学方式与方法，既是学生的心声，也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内在要求。好的教学方法，必然是能够使学生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学习者、积极思考者、自觉实践者。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着力点，就是如何促进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激发学生的灵性思维，引导学生积极探索、主动求知。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学法指导，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的兴趣，积极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努力营造师生情感交流、师生互动、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氛围，把平面的、单一的课堂变成多维的、立体的和丰富的课堂，让教学充满人性、充满个性、充满活力。
3有效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是创新课堂教学方法的难点
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具有形象性、多样性、新颖性、趣味性、直观性和丰富性等特点，它根据教学目的、要求和教学内容，创设了形象逼真的教学环境、声像同步的教学情景、动静结合的教学图像、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有它自身的优势和价值。处理好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关系是提高教学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现代化教学手段运用的最终目的不在于是否使用了现代化教学手段，而在于教学中如何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才能更好地达到预期教学效果。如大量使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忽视了对相关现代教育思想理论的讲解学习，则不能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去更新教学方法，精心设计教学模式，忽略了对其他媒体和方法的运用等等。据调查问卷显示，大学生选择“僵化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不注意创新教学方法”的占50.65%，这说明，学生认为多媒体教学手段使用不当，对课堂教学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任课教师对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要有新的认识，必须根据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来确定课件的教学用途和设计思想。使用多媒体教学时，应注意灵活性，强调重点和难点的突破，将抽象的知识变为具体的媒体资料，根据学生的实际理解能力和内容的难易程度，控制好教学进度，让学生及时接受和消化。
二实践教育方法改革要有新思路
1实践教育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高校开展的实践教学活动，具有临时性、阶段性特点，理论教育与实践活动教育在教育目标、内容上联系不够紧密，与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存在脱节现象；实践教育活动的组织主要是由上至下，实践活动形式与学生的兴趣和意愿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学生参与度不高，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目前高校的实践教育体系实际上有三种类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各类德育实践活动，科学文化素质实践教育活动。从实施的实际情况看，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环节与德育实践教育活动内涵界定不清。有人把课程实践教学环节简单地与暑期“三下乡”活动等同起来，或者与一般德育实践活动混同起来，没有充分认识到两者的联系与区别。第二，科学文化素质教育实践活动所蕴含的德育功能挖掘得不够，实践活动搞完后，从表面上看，内容丰富多彩、活动形式多样，实际上却没有给学生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只相当于完成了一项工作任务，没有起到实际教育效果。
2按照“大思政”的思路整合实践教育体系
一是将课程实践教学环节与德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建构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德育实践活动体系。目前多数高校的课程实践教学环节一般都采取三种方式，即课堂实践、校园自主实践和暑期社会实践。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为德育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支撑，德育实践活动各种资源载体可为课程实践教学所用，包括活动主题、活动方式、实习基地等。因此，把课程实践教学环节与德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建构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德育实践活动体系不仅是必要的，在具体操作上也是可行的。二是按照整体性育人理念改进科学文化素质实践教育活动形式，进一步拓展和建构实践育人体系。科学文化素质实践教育活动涉及专业实习、科研训练、素质拓展、职业规划、就业实习、文化娱乐等多项内容，形式也丰富多样。但教育者必须认识到，这类实践教育活动所蕴含的思想德育功能，一般说来都不会直接体现，还必须由组织者自觉地挖掘、渗透和注入。因此，教育者在设计、策划、组织开展实践活动时，应按照整体性育人的理念，根据提高大学生科学文化素质目标的内在要求，从实践育人的过程角度考虑，必须把寓教于乐同德育功能结合起来，使隐含在活动中的科学价值观及其道德观念能够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学生通过参加各类科学文化素质实践教育活动，得到启迪，自觉接受教育，从而实现文化育人的终极目的，使科学文化素质实践教育活动体系成为高校育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3把握实践活动教育体系，创新专题式实践教育活动方式
如前所述，高校实践教育体系主要有两大类，即以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与道德素质为目标的实践活动体系，以提高科学文化素质为目标的实践教育活动体系。高校有关部门应依据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实践教育体系特点和教育目标，在把握实践活动教育体系的前提下，创新具体的实践教育活动方式与方法。其关键点必须着重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实践活动专题的确定，需注意把课程理论知识学习、运用以及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同实践活动融合起来，使学生通过参与实践活动能够进一步加深对课程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达到培养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提升思想道德境界的目的。二是在具体设计诚信实践教育、党团主题教育活动，公益劳动、社区服务、参观调查、科研训练、素质拓展、就业实习、文体活动等专题实践活动时，应尽可能地考虑到个性差异以及不同年级和专业的特点，把握好专题实践活动项目之间以及同一主题各子项目之间的内在联系与衔接，以加强实践活动的针对性、持续性和实效性。三是在专题实践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的设计上，应注意联系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应富有创意和吸引力，要尽可能考虑到大学生的意愿和兴趣，至少给学生留有自主选择的空间和余地，以展现学生的主体性，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否则就达不到发自内心感受和“我要参与”的效果。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必须自觉顺应时展和形势的要求，准确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情况、新特点，贯彻以人为本的创新途径，找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创新的着力点，实现方法创新的理论性与实践性、时代性与实效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系统性与开放性、前瞻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有效地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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