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经济纠纷的方式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解决经济纠纷的方式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仲裁知识；经济纠纷；措施

就目前来看，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建筑行业逐渐兴起，新型建筑的施工必然是以拆迁原先建筑为前提的，在进行拆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原住民的利益。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深入发展，经济纠纷的情况屡见不鲜，在进行旧城改造的过程中，都会涉及到各种复杂的合同关系，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施工建设正常运行，还不利于人民群众利益的保障和社会的有序发展。仲裁知识在经济纠纷中的应用，有效的解决了双方的问题，促进了社会和谐进步。下面笔者对其进行浅析，希望对我国日后仲裁知识的应用和解决经济纠纷提供良好的帮助。

1仲裁知识的概念

所谓仲裁，是争议各方当事人(一般为两方)将争议提请第三者作出有约束力的裁决的争议的解决方式。如果对仲裁进行细分，一般有政治方面的国家之间就领土等问题的国际仲裁，有带行政色彩的劳动争议仲裁，有商事仲裁。商事仲裁通常又分国际商事仲裁和国内商事仲裁。在我国，国际商事纠纷，当事人一般较多选择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管辖，其他商事纠纷，当事人较多选择地级以上城市设立的仲裁委员会(如珠海仲裁委员会)管辖。仲裁具有以下较为明显的特点：1)仲裁完全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是一种协议管辖，排除了法院的强制管辖权。当事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仲裁机构、仲裁程序，指定仲裁员，选择解决争议的实体法等，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騰騰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权。2)审理案件不公开进行，开庭气氛比较融洽，当事人可以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解决问题;同时可以保护当事人双方的商业信誉和商业秘密，对双方商业关系的损害较小。如果纠纷能够得以圆满解决，那么商人们不仅可以保护他们的商业秘密，声誉和情感，还可以维持其良好的商业关系。

2仲裁知识和经济纠纷的关系

现阶段，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和进步，我国社会改革也越全面，其中涉及的经济纠纷也逐渐的增多。在以往解决纠纷的过程中，主要采取的是上诉的凡是，虽然该种方式更加的正式，但是其过程复杂，办事效率低，并且还需要大量的取证调查，需要长时间的审核，这样就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影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也不利于合同双方工作的顺利开展。仲裁裁决的应用有效的使用，改变了以往采取上诉手段来维权的方式，提高了经济纠纷的解决效率，进一步保障了双方的利益。仲裁裁决的在正常情况下，很容易被当事人接受，自觉的履行责任，如果其中一方不能及时的履行，会受到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在进行仲裁审查的过程中，其主要是审查仲裁的程序等问题，而不是虚幻的问题。尤其是在解决境外仲裁方面，仲裁方法与诉讼相比更能得到另外一个国家的认同和承认。根据仲裁的基本特点和其在解决经济纠纷中的不能代替的作用，现阶段在进行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合同双方可以根据合同来进行相关的仲裁来解决合同的纠纷，并且在合同中明确如果有该类事件发生时应该按照什么方式进行有效的解决，合同双方按照什么样的利益来进行调节，各自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和亏损。利用仲裁知识解决经济纠纷，保障了问题解决的质量和公平，并且由于仲裁方法与其他方法先相比有较大的高效性，极大的提高了经济纠纷解决的效率，进一步保障了合同双方的利益。

3为何选择仲裁解决建设工程经济纠纷

建筑行业作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建筑行业工程项目具有投资大、工期长等特点，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就需要准备的非常细致，并且相关条款的内容必须反复的进行检查和核实，即使这样，承包商和业主在实施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合同毕竟是一种书面的协议，就算在签订之前进行严谨的考察，在建筑施工的过程中，随着建筑的实施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即便开发商和业主之间遵守承若和信誉，但是在建筑实施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会出现一些合同没有涉及到的问题，或者随着施工的开展会出现二者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合同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必然会出现经济纠纷的问题。

4结束语

综上所述，仲裁知识在经济纠纷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有效的解决了经济纠纷保证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满足了现阶段社会发展和经济稳定的需要。其与诉讼相比，仲裁更加的灵活、公平、也更能有效的解决的解决经济纠纷，提高了时间的解决效率，更能够适应现阶段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并且最主要的是能够与各个国家进行接轨，保障了合同的使用，进一步的核实了双方的利益，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我国人民群众利益的有效保障。

参考文献：

[1]白冬.论经济纠纷的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模式[J].现代财经,2005,25(2):70-73.

篇(2)

1 普通住宅物业经济管理纠纷类型

随着一栋栋住宅楼的拔地而起和生活社区的日益增多，各种物业纠纷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并且随着各种法律法规的日益完善和人们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这类纠纷呈上升趋势。普通住宅的物业管理经济纠纷，其本质都是涉及到居民生活的金钱瓜葛。而在居民生活当中，物业管理涉及房屋、保洁、绿化、安保、车辆管理等业主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引发小区物业经济管理的纠纷，这些经济纠纷，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纠纷类型。

1.1 物业管理收费引起的经济纠纷

由于物业管理收费引起的经济纠纷是业主与物业管理之间最常见的经济纠纷类型。现在，普通住宅物业管理中仍然存在收费难的问题。现实中，除了恶意欠费的业主外，大部分欠费业主都有诸如物业服务不规范、物业收费不合理、房屋质量有问题等各种理由。而这些理由，有的是物业公司的责任，而有的却不是物业公司的责任。在实践中，物业管理收费纠纷主要有物业服务不到位、业主对物业管理合同认识不清、物业服务的类别和收费标准不了解、物业服务收费不透明等多方面的诱因。

1.2 业主和物业管理存在矛盾摩擦引起的经济纠纷

业主和物业管理之间由巨比主方和物业方对物业服务范围和标准的不同理解，使得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对物业服务质量得出截然不同的评价，另外物业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不高或存在管理漏洞，导致业主与物业管理之间出现矛盾或摩擦，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引起业主和物业管理之间的经济纠纷。

还有.些经济纠纷是由于物业管理存在不足或管理漏洞导致的，例如小区道路积水导致业主受伤、楼道照明未及时维修导致业主损失等。

1.3 业委会与物业管理部门之间的经济纠纷

小区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常设执行机构，维护广大业主合法权益。业委会主要负责及时了解业主需求和物业使用人的意见，监督和协助物业管理企业按照物业管理合同进行小区的物业管理工作;同时负责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等工作。

业委会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会因为小区地面停车费的收取、小区店面租金管理等归全体业主所有的经济收入与物业管理企业产生经济纠纷，同时也会因为小区公共施设维修维护、小区公共资金的使用等公共事务与物业管理企业产生分歧和纠纷。另外，业委会为了提高小区物业管理水平而选聘新的物业企业，在新旧物业更替过程中也容易与物业公司产生经济纠纷。

1.4 业主与业主之间产生的经济纠纷

在现实生活过程当中，有一些业主在进行例如维修自家房屋等个入事务过程当中，存在损坏建筑防水层、或破坏建筑外墙、或改变了房屋使用性质等行为，结果导致建筑公共部分遭受破坏，损害到其他业主的利益，甚至给其他业主带来了经济损失。当业主发生破坏行行为时，物业管理企业没有发现并进行引导或及时进行制止，就会引发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经济纠纷，也会引发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的经济纠纷。

1.5 开发商遗留问题导致的经济纠纷

开发商与业主之间的经济纠纷，多数与房屋质量有关系。有一些开发商为了牟取高额的利润，在修建房屋的过程当中，选用一些低质量的建筑用材，甚至在施工过程当中出现偷工减料的问题，或者在房屋建造过程中由于施工因素导致房屋出现瑕疵或质量缺陷。致使业主在收房或居住过程当中出现房屋渗水，地面裂缝等一系列的建筑问题。

房屋交房之后，一切管理系由物业管理企业负责，一些业主没有相关的知识，就会将房屋质量的问题归因于物业管理企业，在房屋维修不及时或房屋多次出现质量问题时，业主就会用拒缴物业管理费等方式给物业管理企业施压或者寻求精神补偿。而物业管理企业夹在业主与开发商之间更是很难开展相关工作。这样出现恶性循环，就会导致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之间，开发商与业主之间产生经济纠纷。

2 小区物业管理经济纠纷的诱因

诱使小区物业管理出现经济纠纷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具体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物业管理企业的管理存在问题，第力(类是由开发商遗留下来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和处理，第三类则是由巨比主自身的素质和认识存在较大差异。

2.1 物业管理企业存在的问题

2.1.1 缺乏服务意识

服务理念的缺失使得小区物业管理处不能够及时做到与业主沟通，不能从业主的角度考虑问题，对物业与业主纠纷或业主投诉置之不理，甚至会对业主使用一些报复性手段，这样小区当中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如果小区物业管理处选择一意孤行，不提高自身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将会导致恶性循环，久之会将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推向对立面，会导致物业管理处与业主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2.1.2 收费规范不标准

小区物业管理部门的收费不规范不标准，甚至出现物业管理企业为牟取利益而乱收费。这一类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物业管理处没有及时做到服务分类并设置收费标准，或者收费标准过高;没有将公共设施经营收入及时公开或者上缴业主委员会;没有将公共设施维护养护费用及时公开。这样，就导致业主对物业管理处产生误解或拒缴。

2.1.3 服务不到位，管理存在漏洞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小区物业管理处担任着小区服务的角色、管理的角色，同时也担任着协调的角色。在小区物业管理会牵扯到业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物业管理牵涉其中非常多的细节，一旦出现服务不到位、协调不及时，就可能导致经济纠纷的发生。例如，业主违规装修遭到其他业主投诉，而物业管理处没能及时制止，导致其他业主遭到损失;小区发生需要紧急维修的事故，但是物业管理企业没能及时维修导致小区业主经济损失;小区绿化遭到破坏、环境卫生不尽人意，小区物业服务不到位导致楼盘保值增值空间降低等。这些经济纠纷的产生都是因为物业管理企业服务不到位而产生的。

2.2 开发商遗留问题

开发商遗留问题没有能及时解决，或者解决不完全，往往导致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产生矛盾，业主会将问题的矛头指向物业管理企业，认为物业管理企业没有尽到责任或者拖延，进而采用拒缴物业费甚至更激烈的行为对物业管理企业进行施压，从而导致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的经济纠纷。

2.3 业主自身的问题

2.3.1 业主素质参差不齐

小区业主在教育背景、职业背景、生活习惯、经济基础、思想认识水平等各个方面存在非常多的差异。任何住宅小区包括一些高端住宅小区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自身素质较低、生活习惯较差、思想认识水平低的业主。这些自身素质较低的业主，在生活行为中容易出现私自占用公共用地，对于公共环境的维护不到位，甚至破坏公共环境，随地乱扔垃圾的不文明甚至侵害他人的行为，造成其他业主损失，公共部位维护费用增加等，从而引发经济纠纷。

2.3.2 缺乏对业主责任的认知

有一些业主只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业主所享有的权利，却没有认识到作为小区主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或者说有些业主在小区物业管理活动中存在偏颇的自我意识，对于小区物业管理当中的条例，只是遵守，不能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意见;对于小区物业管理事务、业主大会、小区活动等不闻不问，而只注重自身利益是否得到满足或受到侵害。这些业主往往会成为物业管理经济纠纷的制造者或者积极参与者。

2.3.3 缺乏对物业管理的正确认知

部分业主由于法律法规知识的缺失、对物业管理不够了解等原因，对物业管理的认知存在偏颇或者误区，缺乏对物业管理工作范围、工作职责、物业管理法律法规等的正确认知。导致在业主日常生活过程中，会将其他业主侵权、突发、意外等使得自身遭受经济损失或者伤害的事件，归罪于小区物业管理处，认为小区内发生的一切事件，都应该由物业管理处来负责。这种由F}主对于物业管理缺乏正确的认知，导致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产生矛盾与经济纠纷。这也是一些小区经济纠纷法律案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与物业管理知识的普及有直接关系。

3 小区物业经济管理纠纷解决措施

3.1 建立健全小区物业经济管理法律法规

针对现阶段的小区物业管理问题，国家的法律部门应该提出相应的物业管理法律法规，用法律和法规来引导市场，规范物业管理的服务体制。从而尽可能地从法律上引导物业经济管理朝着正轨化方向发展。

3.2 提高物业经济管理水平

物业经济管理部门要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提高物业经济管理水平。对于开发商遗留问题等，积极沟通、尽快协调，为业主服务;对于自身存在的服务不到位、管理漏洞等问题，及时发现并及时修正，提高小区物业管理处的管理水平;对巨比主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一些违法行为，要及时进行制止，必要时还可以通过法律法规等相关知识，对业主进行劝导，及时与其他的业主进行沟通;最为重要的就是公共收益财务收支的公开，接受小区居民的监督，制定明确、详细的服务收费标准并公开，避免乱收费等。

3.3 普及物业管理知识

在法律案件实践中，有许多小区物业管理经济纠纷案件的原因是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对于物业管理的管理范围、管理权责等认知存在偏差。基于此，应该普及社会对于物业管理的认知，普及业主对于物业管理的认知，普及物业管理相关知识。但是这个任务交给学校教育在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交给社会，那么普及的速度、普及的人群都存在限制，甚至依赖公共媒体还有可能产生社会对物业管理的认识误区。所以，小区物业管理处应该积极普及物业管理相关知识给业主，通过组织小区文化活动、展示物业管理优秀事迹及知识等方式。这样，以住宅小区或社区为单位进行，相信能够非常有效地提高业主对于物业管理的认知，从而避免业主认知偏差与物业产生经济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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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词] 经济犯罪 经济纠纷 财产犯罪 辨析

女企业家兰州赢得官司青岛被判无期引发争论。四五年前签下几份合同，甘肃女子乔红霞在甘肃两级法院打赢了与青岛澳柯玛公司间的经济纠纷案，争到了1500多万元的偿还款。然而两年后，乔红霞在青岛中级法院被指控变造、伪造这些合同，以刑事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生。究竟是经济纠纷还是刑事犯罪，笔者下文将予以探讨：

一、经济犯罪概念

关于经济犯罪概念，我国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广义的经济犯罪概念，认为，“经济犯罪活动或表现为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活动的行为，或表现为利用职权牟取暴利的行为。总之，经济犯罪是指一切危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二是狭义的经济犯罪概念认为，“经济犯罪就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滥用商品的生活、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上所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和经济权限，违反所有直接与间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规，危害正常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秩序的行为。”

关于经济犯罪概念，笔者赞同马克昌教授的观点，即“经济犯罪是指在商品经济的运行领域中，为谋取不法利益，违反国家法规规定，严重侵犯国家经济管理制度，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照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二、经济纠纷概念和财产犯罪概念

经济纠纷是指经济活动中，各民商事主体由于各种经济活动而产生的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经济纠纷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来解决，因而经济纠纷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是赔偿责任，经济犯罪是须要制裁的犯罪行为，旨在预防和抑止犯罪，故责任是惩罚的承担，而是损失的赔偿；经济纠纷等民事案件，法院采取的是不告不理的原则，如当事人不愿提讼，法院都不得主动介入。这与经济犯罪案件存在着最大差异，依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立案侦查，同时法律还规定了报案、控告、举报、扭送、自首等多种受案渠道，而且还明确了不允许有不作为及放纵犯罪渎职行为发生。由于刑法规定的刑罚具有明显的副作用，所以作为民法我们充分保护某种合法权益时，才有刑法保护，于是刑法具有补充性，而民法并不具有补充性。

财产犯罪指侵犯财产罪，是指故意非法占用、挪用、毁灭公私财产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侵犯财产罪的构成特征，即侵犯的客体是公共财产和公民私人财产所有权，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占用、挪用或者毁坏公私财物的行为，犯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既有一般主体、也有特殊主体，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主要有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侵占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破坏生活经营罪的概念、构成特征、认定这些罪时注意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被罪的界限以及这些罪的法定刑。

三、经济犯罪区别于经济纠纷、财产犯罪的主要特征及三者辨析

1.经济犯罪的主要特征

(1)该类犯罪的侵害的客体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是该类犯罪显要的特征。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关键要件，是划分经济违法与经济犯罪的界限。如果一种行为虽然违反了国家经济管理法规，但还没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那就不构成犯罪。

(2)该类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在市场经济运行或经济管理活动中进行非法经济活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

(3)该类犯罪的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大部分是经济犯罪，都可以由单位构成。

(4)该类犯罪的主观方面，绝大多数都表现为故意，其中一部分犯罪还具有牟利、非法占有等目的。

2.三者区别及相关案件探讨

实践中某种行为究竟是经济纠纷还是刑事犯罪，刑事犯罪是经济犯罪还是财产犯罪，不是一件容易区分的事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常常相混淆。一些基层公安机关以查处诈骗等解决犯罪案件为名，直接插手干预一些经济纠纷案件的处理情况时有发生。为此公安部曾下发了《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通过中指出：“工作中，要注意划清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的界限，决不能把经济纠纷当作诈骗等经济犯罪来处理。一时难以划清的，要慎重从事，经过请示报告，研究清楚后再依法恰当处理……”

那么如何来区分是经济纠纷还是经济犯罪，笔者认为首先要从概念中把握准确，紧扣民事刑事实体法，这是我们区别二者的基础。要搞清楚一些概念，如民事欺诈，民事欺诈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一方当事人故意以不真实情况的意思表示，使对方陷于认识错误，从而达到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法行为。合同欺诈，是以欺诈行为以达到欺诈目为目的，以合同为手段，以合同的订立，履行为途径不公开地获取他人财产的行为。与经济欺诈应当说主观上存在明显的故意，二者的区别在于主观恶性的大小及其社会危害程度。合同欺诈是一种当事人的故意，这种故意并不是一种非法占有为直接目的的故意，其恶性要低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经济欺骗。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1.以骗取钱财为签订假合同，钱款都手后，毫无履行职意，这是合同欺骗，而在虚构过程中，一方弄虚作假骗取信任，目的是签订不公平或不合理的合同。但仍希望通过合同履行获取利益，应为合同欺诈。2.利用虚假合同，骗取对方货款，供自己从事其他活动，而并不履行合同，而且开初就不是为了真正地履行合同，希望通过其他方面盈利后还款，这种行为是典型的民事侵权违法活动。因其主观恶性尚不足以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尚不足以定罪。

有些案件双方从各自角度出发，本是一起民商事纠纷案件，受害方为了最大限度挽回自己的损失，不惜违背案件的事实，想方设法将案件当作刑事案件来报案，本是一起刑事案件，由于受害方法律知识的欠缺和保护意识方法的匮乏，可能当作民商事纠纷案件来提讼。

例:乔红霞案件：乔红霞，今年37岁，甘肃秦安人。1997年3月至99年6月间，乔红霞以甘肃海欣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澳柯玛集团销售公司签订数份购销合同，为澳柯玛集团在兰州、秦安等地销售家电。合作过程中，双方因货款及返利问题产生纠纷。1999年10月，澳柯玛集团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乔红霞偿付货款600余万元。后该案转由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00年3月，乔红霞以澳柯玛集团销售公司欠其返利款为由，向兰州中院提起民事诉讼。同年5月，兰州中院做出一审判决，判令澳柯玛集团销售公司偿还乔红霞多付的货款、折扣款其返利款共计1557万元。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二审法院于同年11月做出了维持原判的判决。

青岛中院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发现，乔红霞向该院提交的合同中有编造、添加的嫌疑，于是将案件移交青岛市公安局展开刑事侦查。2002年11月5日，乔红霞被逮捕。2003年11月，青岛中级人民法院以欺骗罪判处乔红霞无期徒刑，并处罚金500万元。乔红霞不服判决，上诉至山东省高院。此案经媒体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下，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月4日作出裁定，撤销青岛中院对乔红霞的有罪判决，发回青岛市中院重申。为避免司法公正受地方保护影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乔红霞案由天津司法机关管辖。后经过两次补充侦查，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认为乔红霞不构成犯罪，不符合条件，将案件退回青岛公安局。2005年10月14日，乔红霞被青岛警方从天津押回青岛。同年12月14日，青岛公安局对乔红霞的强制措施变更为监视居住。今年6月14日，公安局又将监视居住变更为取保候审。

乔案引起了包括法学专家在内的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专家认为，同一事实，不可能既属于民事纠纷，又属刑事犯罪。这是百姓看来都极为简单的道理，而在一些权力机关却成了不解的难题。这其中不外乎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公权的滥用。个别权力机关把法律赋予的权力无限放大；二是一些执法者把法律当成他们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三是地方保护根深蒂固；四是权力机关拒绝接受各方监督；五是不尊重人权。专家还注意到：2002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在《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认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中曾明确指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认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00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伪造证据通过诉讼获取他人财物的认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也明确指出：“该问题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2002年10月24日的《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认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中已经明确。该答复在起草过程中已征求了我室意见。你院（人民法院）在审理此后发生的有关案件时可参酌适用该《答复》的规定。”对此，专家们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是非常正确的，并指出：最高人员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认为当前我国对诉讼诈骗不宜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主要是考虑到在当前我国的司法领域中地方保护主义还比较严重，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事实上也很担心地方公安司法机关滥用刑事追究手段肆意生效的民事判决，从而进一步给地方保护主义可乘之机。

直到2008年初记者才获悉，备受全国关注的“乔红霞案”有了新进展，青岛市公安局已于2007年6月13日解除了对乔红霞的取保候审，羁押5年之久的乔红霞终于重获自由。

行为是经济犯罪还是财产犯罪，如普通欺骗罪与合同诈骗罪，需要加以区分。区分的关键还是在侵犯的客体和客观行为表现方面不同。财产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占有、挪用或者毁坏公私财物的行为。而经济犯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在市场经济运行或经济管理活动中进行非法经济活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一些劳务诈骗虽然也签订了劳务合同，从客体和客观方面去分析，应定诈骗犯罪而不是合同诈骗罪。当然经济纠纷与财产犯罪的区别也是通过客体和客观方面进行分析的。

例:2005年至2006年3月，张某购买了李某的水泥，张以水泥质量问题为由，欠下李某水泥货款14.2万元，李某多次催要不成，2006年9月4日11时许，双方在某茶楼协商未成，李某不顾张某阻拦将张某本田轿车开走。该案应属于债权债务纠纷，公安机关应做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建议报案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根据犯罪构成理论，抢劫罪必须要具备主观和客观要件的统一，债权人占据债务人的汽车，其目的是为了索债，其客观目的不是为了占有其财产。实践中同类事情很多，债权人往往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维护自身权益。对此，一些基层办案单位在接到报案后，对其应如何处置存在一些分歧，有的认为属于债权债务纠纷，属于民事案件，公安机关应不予立案，有的却立了案。

当然实践中有许多经济纠纷案件同时涉嫌经济犯罪，也就是常说的刑民交叉案件，由于本文章篇幅所限，就不再展开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掌握好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那么就能够更好地处理刑民交叉案件。

参考文献：

[1]马克昌:《经济犯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2]高铭喧 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经济犯罪和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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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由民事纠纷而引发的刑事犯罪案件数量在检察机关承办的公诉案件中呈逐年上升趋势，本文就这一情况产生的原因、特点及检察机关在处理及预防此类型犯罪方面可采取的对策进行阐述。

关键词：民事纠纷 犯罪 “民转刑”案件

一、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

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益、义务或民事责任为内容的社会法律纠纷。刑事犯罪与民事纠纷本属于不同的法律领域，但是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价值观念的转换，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亦呈现异常严重的态势。一方面，民事纠纷数量大幅增加，纠纷主体寻求运用解决机制日益频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类社会文化的冲突加剧，各类社会矛盾激化，部分社会主体的法律观念淡薄，加上当前社会贫富分化差距越来越大，少数贫困群体的心理失衡，产生纠纷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民事诉讼及相关制度处理纠纷的理念和程序设计上存在诸多问题，无法适应各类民事纠纷的处理要求。民事诉讼程序的专业性及复杂性、基层组织调解功能的弱化，也致使小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甚至进一步恶化。

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辅之以必要的条件，就会激化，或者说爆发。许多刑事案件并非一开始就具有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而是由于民事纠纷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转化而成。近年来，由婚姻家庭、经济、邻里、劳工、琐事等民事矛盾纠纷引发的刑事犯罪案件增多，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二、由民事纠纷引发刑事犯罪案件的特点及成因

（一）“民转刑”案件特点

1、犯罪主体中农民及农民工比例高，受教育程度低

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对“民转刑”案件犯罪主体的统计表明，犯罪嫌疑人中农民及农民工的比例达到30%1以上，据某些外省市检察机关的统计此比例甚至达到80%以上。北京市检察机关统计此类案件犯罪嫌疑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与其他地区检察机关的统计数据一致。

2、多为因经济纠纷、劳资纠纷、侵权赔偿纠纷、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

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的统计，因经济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在“民转刑”案件中比例最高，为40%左右。此类案件多数为犯罪嫌疑人为追索货款、欠债等问题引发犯罪。发生比率较高的为因劳资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如犯罪嫌疑人王某为某餐厅厨师，后因餐厅整顿被解雇，李某为索要工资多次与老板协商，并到相关劳动部门反映，未得到及时解决，后情急之下持餐厅菜刀将餐厅老板身体多处砍伤。因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引发刑事犯罪的比例也较高。例如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2009年2月至3月接连受理三起故意伤害案件，均是由家庭中夫妻矛盾引发的，其中二起案件是由于夫妻间感情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对方有婚外情的发生，而产生矛盾，引起的家庭暴力案件，另一起是夫妻双方在离婚时由于财产分割问题产生矛盾，另双方积怨较深，一直未得到正确的化解，最终丈夫持刀将前妻砍为重伤。

3、“民转刑”案件中暴力犯罪案件所占比例偏高，后果严重

因民事纠纷引发的刑事犯罪的犯罪类型相对集中，暴力型犯罪所占比例较高，最突出的为故意伤害案件。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对2007年以来“民转刑”案件类型进行统计，故意伤害案件占总数的60%。其他暴力犯罪如故意杀人、抢劫、绑架、聚众斗殴、非法拘禁案件的比例也比其他类型案件相对要高。

（二）形成原因

1、犯罪个体原因

第一、犯罪个体普遍自身素质较低，在民事纠纷产生时易产生刑事犯罪的主观故意，导致刑事犯罪发生

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对2007年以来对刑事犯罪案件的调研，发现此类型犯罪主体农民工及受教育程度低于初中水平的人员占90%以上。由于缺少科学文化教育，这些人更容易表现为心态脆弱，情绪浮躁，心理失衡，行为失范，甚至不讲道德、不讲亲情，只讲个人利益，往往以极端的方式处理矛盾纠纷。这种内因还体现在法制观念淡薄，不能自觉地用法律和法规约束自己，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容易冲动，不能通过正确的途径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多感情用事，采取简单粗暴的维权方式，导致矛盾激化，酿成刑事案件，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引发刑事犯罪的发生。

第二、犯罪个体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导致民事纠纷处理不当引发刑事犯罪的发生

首先，农村地区受到客观因素影响，人们的文化水平偏低，对于社会道德和生活方式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并且家族亲属意识较强，容易因个人利益、家族矛盾，以及农村地区特有的土地以及水利关系产生民事纠纷，同时，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在这类地区作用不很明显，民事纠纷不易得到正确解决而引发刑事犯罪案件的发生。

其次，城市中的闲散无业人群以及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社会底层人群容易引发“民转刑”案件。城市中经济发展较快，社会成员的地位及贫富分化更为明显。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在经济上、文化上以及社会地位上均属于弱势群体，生存环境相对较差，生活中容易与他人产生矛盾或者家庭关系出现不稳，并且容易受到社会救济方式的忽视。这类人群也由于自身经济基础及生活环境的影响，遇到家庭或者经济纠纷后多数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在矛盾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解决后更容易产生绝望、厌世、甚至是仇恨的心理，从而引发刑事犯罪的产生。

再次，家庭内部环境不和谐，引发刑事案件的发生。家庭氛围对人的行为意识有着重大的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较之其他社会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因此联系家庭成员日常生活的经济、情感、子女、生活琐事等一系列问题十分容易引起矛盾和纠纷，单亲家庭及再婚家庭等相对特殊的家庭关系中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基础往往较为薄弱，因此在处理家庭矛盾时更容易产生家庭暴力等情况，从而引发刑事犯罪的发生。

2、社会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原因

第一、社会救济不到位

目前社会基层组织的调解工作能力总体不高，及时发现矛盾、化解矛盾的能力有限。中国现行体制下，村委会、居委会、治保会、司法所、派出所等都有调解民间纠纷的权利和职责，但是部门之间没有形成协调作战的观念。“民转刑”案件的民事纠纷大多发生在邻里、亲属、同事等相互熟识的人员之间，导致基层调解组织缺乏发现问题的敏锐性和主动性，加上部分调解工作人员工作方法不当、工作责任心不强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习惯坐等纠纷上门，导致矛盾积怨加深。

第二、公力救济程序繁琐不易行使

诉讼是一种极具职业专门性的技术性活动，在认知方面不易为一般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并且对于那种“法律适用模式”的诉讼（即以法律规范为大前提，以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最后作出判决），当事人参加诉讼的程度受到一定的限制，从而在心理上与诉讼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妨碍了对诉讼的利用。与其他民事解决纠纷机制相比，民事诉讼的程序复杂、繁琐，时间持久，成本高昂，常常让人望而却步。绝大多数“民转刑”案件的当事人认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民事纠纷成本高、时间长、判决执行难以保证，因此不愿采取诉讼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民事诉讼的严格规范性和国家强制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不适应特殊个案所需的灵活性解决要求，也难以满足当事人之间不伤和气与维持原有关系的要求。

三、预防“民转刑”案件发生的对策

（一）加大普法宣传，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

有针对性地开展全民普法宣传活动，普法宣传形式要多样化，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多方位进行，宣传的内容要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针对不同的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普法教育活动，如在农村地区以及针对农民工群体，根据其文化素质、对法律的理解能力等实际情况，普法活动应当浅显易懂，结合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制教育；针对无业人员以及社会生活的底层人员，在帮助其解决生活、工作等实际困难通的同时，向其进行普法宣传教育，使公民能够正确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用理智战胜冲动。

（二）进一步加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深化运用

拥有调解民间纠纷职责的基层组织包括公安机关、基层法庭、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治保会等，这些组织在预防调处民间纠纷、防止矛盾激化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多个部门也会形成权责不明、互相推诿的弊端，因此，建议将调解权限收归某一部门，该部门负责协调、组织相关部门具体实施调解工作，以立法形式加以明确，并将职权职责加以详细规定，建立责任倒查机制，以达到责任与权力相对应，建立积极有效的调节防控机制。如某地成立矛盾调处中心，整合了镇司法所、派出所、各行业主管部门、涉农部门、各村调解会，社会团体以及镇退休干部、退休教师等方面的力量，由综治委聘请上述人员作为中心工作人员，对一些重大复杂的纠纷案件进行联系调处，形成综治部门牵头、部门联动、多方参与的大调解格局。

（三）发挥政法部门职能，切实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各级政府对“民转刑”的危害性有充分的认识，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尤其是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机构应加强对私企等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充分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各级民事审判、调解及法律服务部门，在处理民事纠纷时，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原则，为遏制“民转刑”案件提供一个全方位、立体交叉的社会屏障。对可能引发的的案件，政法部门要加大督办力度，加快化解调处的进程，建立预警机制。基层调解组织发现民事纠纷，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提前“预警”，有效处理，防止“民转刑”案件发生。

篇(5)

    论文摘要:要想积极妥善地解决国际经济纠纷,必须了解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独有特征及制作的基本要求,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

    国际经济诉讼,也称涉外经济诉讼,是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由人民法院以庭审的方式审理,裁判国际经济活动纠纷的一种活动。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是在人民法院主理、审理国际经济纠纷案件中为实现诉讼行为而由人民法院及其他诉讼主体制作和使用的司法文书。随着国际经济不断蓬勃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国家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经济交往也越来越频繁,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因为国际经济活动而产生的经济纠纷也在所难免,要想积极、妥善地解决国际经济纠纷,必须了解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独有特征及制作的基本要求,本文就以上两大问题论述如下:

    一、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独有特征

    1.涉外性。所谓涉外性是指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所要解决的诉讼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所谓涉外因素是指案件的当事人至少有一方是外国人、外国法人或者外国的组织,或者案件中法律关系的客体在国外;或者引起案件中法律关系产生、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国外。由于这样的涉外性,法院在审理此类诉讼案件时所遵循的法律,案件本身所适用的法律都与纯粹的国内案件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有专门适用于涉外诉讼案件的特别诉讼程序,而且,各国法律都有规定,涉外案件可以按照一定的法律规则来适用外国法,这样的一种变化,要求诉讼文书也要有其新的特点。

    2.送达方式的复杂性。由于国际经济诉讼中的当事人、标的物或者法律事实是在国外,而一个国家的主权又不允许另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在本国主权范围采取司法行为,这样,在有关诉讼文书的送达方便就需要两国之间的司法协助。须在两国订有双边司法协助协定或基于平等互惠的情况下,才能按照法律或协定所规定的方式和遵循进行送达,这种送达的程序要比国内诉讼文书的送达复杂得多。

    3.文字的特殊性。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文字使用,既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又要方便当事人的诉讼。在涉及不同文字国家的两个当事人进行诉讼时,就可能涉及两国文字的使用。一般而言,在诉讼文书中,法院以本国文字写的文书为正文,其他文字的翻译文书须与正文原意一致。在中国,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以中文文书为正文。一切文书以中文本为准。

    二、国际诉讼文书的制作要求

    所谓制作的基本要求是指在写作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时所需满足的基本要素和条件,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遵循格式。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是一种规范化、程式化的文书,有较为固定的格式。在制作时须严格遵循其格式要求。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格式化具体表现为:(1)各类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结构从总体上言,可分为首部、正文、尾部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其具体、固定的内容。(2)有些国际经济诉讼文书,尤其是由法院制作的文书,如法院判决书、通知书等中的一些文字是程式化的语言,有些内容及有关事项的交代说明,都是较为固定的文字。(3)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有许多要求具体写明的事项,而且,这些事项一般都是依法律规定写明。因而,这些事项必须完备齐全。如在起诉状中有关当事人身份事项,如是自然人就要求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工作单位、职务、住址等事项;如是法人则要求除写明法人的全称、地址、企业性质、经营范围和方式、工商核准注册号、开户银行等事项外,还必须写明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2.主旨明确,选材精当。制作国际经济诉讼文书必须有明确的文书目的和文书的中心意见。所谓目的就是指制作诉讼文书要在诉讼过程中解决什么问题。事实上,每一份诉讼文书的制作都是有其特定的目的,诉讼文书应当准确明了地体现这个目的。所谓中心意见就是指解决前述问题的事实根据和法律理由。这是诉讼文书的灵魂。必须以主旨贯穿于整个文书,统领全文,因而主旨必须鲜明集中,观点突出。为了使诉讼文书的主旨鲜明突出,就必须合理、恰当地围绕主旨选取材料,选材料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材料必须客观真实。国际经济文书中的材料主要是指案情事实材料。这些材料必须真实可靠,它在诉讼文书中所反映的事实应当绝对客观、真实,这是诉讼文书对事实材料的第一要求。(2)材料不仅能够反映案件的事实,还必须能够说明当事人争议的性质,即必须能够说明案件的性质,如是违约还是侵权等。这样,就要求在众多的材料中有所取舍。(3)材料必须具体。事实材料必须具有行为的目的、产生、发展、结束的全过程,最忌笼统抽象。有时还必须写清楚行为发生过程中的细节、情节,往往有些细节最能反映行为性质。只有具体地写清事情发展的全过程,甚至其中的每个细节,才能从中看清问题的性质,从而才能分清当事人的责任,准备事实基础。

    3.叙事清楚,说明充分。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是解决争议的工具,在诉讼文书中清楚地叙事,充分地说理是解决争议的前提。(1)叙事清楚。在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凡涉及案情事实必须叙述清楚。这不仅是因为案情事实是制作文书的基础,而且因为文书是法院着手处理当事人纠纷的前提。叙述案件事实必须注意两个要求,一是法律上的要求,这就是注意法律规定的行为的构成要件,在叙述案件事实时要围绕构成要件把事实叙述清楚;二是语言表达上的要求。这就是通过语言文字把案件事实表达清楚。为此需注意以下几点:一要写清事实要素。案件的事实要素因案件的不同类别而有所不同。对于国际经济纠纷而言,其案件事实主要应围绕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争执的事实来记叙。具体要素应写明纠纷发生的时间、地点、纠纷涉及的各方。纠纷产生的起因、过程、结局、后果,各方对所做行为主观状态以及说明证据等。二要写清关键情节。所谓关键情节主要是指决定或影响案件性质、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以及影响问题严重程度的情节。这几类事实情节都必须具体祥尽地记叙清楚。三要写清争执焦点。叙述案情事实就是为阐述案件争执的焦点和理由。争执的焦点和理由是案件事实的组成部分。抓准双方争执的焦点,具体明确地叙述清楚,这是制作国际经济诉讼文书应当注意的。四要写清因果关系。在国际经济诉讼中,因果关系是确定当事人承担责任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在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叙述案情事实时就必须把“目的行为后果”三者之间关系交代清楚。五要写清主要证据。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是事实赖以存在的基础。没有证据,事实就难以确定。在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说叙述的每一个事实,都应当有充分的证据来加以说明,因而,在写清每个案件的事实后,都必须写清能够足以证明事实存在的主要证据,而且要求书写的证据应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能够说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2)说明充分。叙事清楚仅仅是为了认定案件事实与确定案件性质准备了基础,根据法律的规定,任何案件事实的认定,都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认定事实后,还需要对当事人行为的性质加以分析确定。通过分析已定事实,依据法律的规定,确定案件的性质。说理充分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认定事实有据。认定案件事实需要确凿、充分的证据。在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要具体写明证据,并且通过分析证据,证明所述事实的确凿性。二是分析事理切实。无论是认定事实的理由或是适用法律的理由,都必须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恰如其分地说明事实理由,切实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三是适用法律准确。法律是阐明理由和做出处理决定或提出处理意见的准绳。因此,在阐明理由时必须注意准确地适用法律、援用法律条款时,应力求明确具体。法律条款分款分项,在援用时应有针对性地引用某条某款某项,并且尽可能地将法律条文的原文引出或写出原条的第几条、第几款、第几项,以达到表达意思完整,阐述有力。四是论证前后一致。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有较严密的逻辑性,必须做到首尾一致,前后贯通。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选用的论证说明不能前后矛盾。案件事实、法律适用需要经过论证正确,然后,再依据确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来确定处理的结果。

篇(6)

只有刑民交叉的案件中才可能适用“先刑后民”原则

只有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而且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又相互关联的情况下，才可能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对于这类案件又可以分为下列几种情况：

其一，同一主体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涉及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根据最高法院法释（1998）7号司法解释第1条的规定，对同一主体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应当分开审理。例如，甲某给乙某长期供货，乙某欠甲某的贷款一直未还，甲某多次催要无果后，将乙某的汽车盗走并转卖获益。这样，甲乙双方之间的欠款纠纷应按民事程序审理，而甲某盗窃乙某汽车的行为应按刑事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没有直接的关系，不适用“先刑后民”原则。

其二，不同主体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涉及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不同主体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如果刑事案件是否定罪，不影响民事案件裁判结果的，那么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可以同时审理，也不适用“先刑后民”原则。但是，如果刑事案件是否定罪，直接影响民事案件的责任认定，那么就必须中止民事案件的审理，待刑事案件判决后，再恢复民事案件的审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先刑后民”原则。例如，甲单位的工作人员乙某盗用甲单位的公章，对丙方提供担保，这样在甲和丙之间形成担保责任纠纷，而乙某因盗用单位公章骗取钱财的行为是否被刑事程序判定有罪，就直接决定甲单位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的民事判决。如果刑事审判认定乙某是盗用公章骗取财物归个人使用，则甲单位对乙某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就不承担民事责任，即甲对丙方就不承担担保责任；如果刑事审判认定乙某只是擅自使用公章，甲单位公章管理有明显漏洞，那么甲单位对丙方就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甲和丙之间的担保责任纠纷案就必须中止审理，待对乙某的刑事判决后，再重新开庭审理。由此可见，必须是不同法律事实涉及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并且刑事案件的判决直接影响民事案件的责任认定的情况下，才适用“先刑后民”原则。

同一法律事实的案件不存在“先刑后民”的问题

同一法律事实的案件不存在刑民交叉的问题，只存在刑民界定的原则。同一主体基于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的案件只能是一个案件，对同一案件是适用刑事程序审理还是适用民事程序审理，完全取决于对同一法律事实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如果其社会危害性严重，触犯刑法，就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然后再追究其民事责任；反之，如果其社会危害性不严重，未触犯刑法，就只追究其民事责任。由于我国刑诉法规定可以附带民事诉讼，对触犯刑法的犯罪嫌疑人的民事责任追究可以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一并解决，因此，对同一法律事实的案件，不存在“先刑后民”的问题，只存在对案件定性的问题。例如，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使犯罪嫌疑人能够依法受到法律制裁。反之，如果法院发现犯罪嫌疑人而不闻不问，对同一法律事实的案件给予民事判决，那么，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就无权对同一法律事实重新立案侦查。致使犯罪嫌疑人只承担民事责任却逃脱刑事责任，导致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得不到应有惩罚，严重影响社会正常的法律和经济秩序。

“民可止刑”的观点将严重冲击刑事司法体系

有这样一个案例，犯罪嫌疑人以诬告陷害的手段侵占了他人公司的股权，进而通过侵占股权而非法占有了他人的巨额财产。公安和检察机关侦查完毕后已经起诉到法院，法院正在对其审判的过程中，该法院的上级法院竟然接受了被告人对检察院起诉的同一事实的民事诉讼要求，将刑事起诉书认定的被告人非法侵占的财产进行确权。造成对同一主体基于同一法律事实的案件，分别由刑事法庭和民事法庭立案审理，从而导致一案出现了两审的局面。

篇(7)

    一、就同一法律事实，人民法院已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或作出裁判，公安机关能否再行立案侦查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对人民法院已作为经济纠纷案件受理、审理，甚至是已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案件，民事诉讼当事人或者其他单位、个人针对同一法律事实，又向公安机关举报、报案、控告，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相关人员诈骗犯罪的刑事责任；或者公安机关在工作中自行发现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之中的法律事实涉嫌诈骗犯罪，应予追究刑事责任。此时，公安机关该作何处理？能否再行立案侦查？

    对此情况，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与之相对应，公安部2005年12月印发的《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11条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经济犯罪嫌疑，与人民法院已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系同一法律事实的，应当说明理由并附有关材料复印件，函告受理或作出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同时，通报相关的人民检察院。”第12条规定“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一)人民法院决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撤销该判决、裁定的；(二)人民检察院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

    很显然，除明确上述两种情形“应当立案侦查”外，对于其他情形能否立案侦查，公安部的《规定》并未涉及。例如以下两种情形：(1)公安机关函告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并未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而是继续审理，或者仅仅裁定中止审理，此时民事诉讼仍然存在，公安机关能否立案侦查？(2)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生效裁判，并未启动再审程序予以撤销，公安机关能否立案侦查？这两种情形下，如果存在检察机关通过立案监督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情况，自然应当立案侦查。问题是，如果检察机关没有通知立案，公安机关还能立案侦查吗？

    由于《规定》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再加上近年来公安部三令五申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因而，许多基层公安机关想当然地认为：对《规定》所明确的两种“应当立案侦查”以外的其他案件，凡属人民法院正在审理或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则上不予立案。1997年1月公安部下发《关于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指出：“由于利益驱动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在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中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有的把经济合同纠纷，包括人民法院正在办理的或已办结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作为诈骗案件办理”。公安部纪委1997年4月15日下发《关于加强对办理诈骗案件的监督，坚决纠正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的意见》明确禁止公安机关“将人民法院(包括外地法院)已经受理或作出裁定、判决的经济纠纷以诈骗立案侦查”，其第3条第2项还规定：对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或已经审结作出裁定、判决的经济纠纷案件，没有确凿证据，强行作为诈骗案件立案侦查的，纪律监察部门应当以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立案查处。

    因此，基层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往往采取消极态度。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控告人、报案人或举报人认为公安机关不作为，四处上访；公安机关对本属刑事犯罪的案件不予立案，造成放纵犯罪。另外，个别不法分子故意将涉嫌经济犯罪的事件描述成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此来阻滞公安机关开展刑事侦查活动，导致出现了“以民止刑”的不正常现象。

    因此，对于人民法院已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审理或者作出生效裁判，就同一法律事实，公安机关能否再行立案侦查的问题，亟须在理论上予以澄清，在立法上予以明确，并在程序上给予制约。

    (一)理论上予以澄清

    对此，有学者指出：公安机关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立案侦查，不受人民法院是否移送案件或者撤销判决、裁定的制约，也不能依赖人民检察院通知。理由是：(一)刑事侦查权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神圣职责，不容剥夺、取代，更不容自行放弃；(二)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章等)并未禁止公安机关另行启动刑事侦查程序；(三)将民事诉讼活动作为影响刑事立案的决定性因素，不符合刑事优先的诉讼原则；(四)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审判机构不能胜任判断“是否有经济犯罪嫌疑”的重任；(五)公安机关另行立案不会对司法权威造成损害；(六)不能消极等待人民检察院通知立案。①笔者认为，除上述理由外，对公安机关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立案侦查，不受人民法院是否移送案件或者撤销生效裁判的制约，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论证。

    1.即便是针对同一法律事实，民事诉讼也无法取代刑事诉讼。同一法律事实，完全可以同时引起两种法律关系：一是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刑事法律关系，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比如合同诈骗犯罪，一方面引起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刑事法律关系，犯罪人应向国家承担刑事责任。另一方面，还引起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犯罪人应向被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不能相互替代。两种法律责任的追究，原则上应分别通过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予以实现。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一并追究其民事责任。但民事诉讼却只能解决民事责任问题，绝不可能附带解决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因此，针对同一法律事实，即使民事诉讼正在审理，或者已作出生效裁判，也不能替代或妨碍公安机关再行启动刑事侦查程序，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否则 ，就是放纵犯罪。

    2.已经生效的民事裁判原则上对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生效的民事裁判，是对民事法律事实、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的确认，与刑事诉讼中对刑事犯罪事实、刑事法律关系、刑事责任的确认没有必然联系，两者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证明标准等均不相同，原则上应分别独立进行。即使两者针对的是同一法律事实，由于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大相径庭，其就案件事实的认定对其后进行的刑事诉讼并无当然的预决效力。刑事诉讼中由于有专门的侦查机关介入，查明案件事实的能力更强，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更高，因而，完全可以根据查明的事实与证据，推翻民事诉讼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即使民事诉讼已作出了生效裁判，也不能据此否定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查明犯罪事实的必要性，刑事诉讼仍需要另行启动、继续进行。

    3.由此引起的刑、民裁判之间的冲突完全可以依法解决。对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或者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公安机关再行立案侦查，有可能导致刑、民裁判之间出现冲突。这种冲突往往并非裁判结论的冲突，因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并不相同，两者各自独立，并行不悖。可能出现冲突的是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上，包括：先行作出的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与后来作出的民事裁判相冲突；或者先行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后来作出的刑事裁判相冲突。第一种冲突，完全可以避免，因为先行作出的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原则上对此后的民事裁判具有预决效力，民事诉讼应当避免与之产生冲突；第二种冲突，是一种可以纠正的冲突，因为先行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已被后来作出的刑事裁判推翻，此种情形下，已生效的民事裁判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加以纠正，消除冲突。因此，以可能引起刑、民裁判之间的冲突为由，反对公安机关再行立案侦查，也是没有道理的。

    (二)立法上予以明确

    对此问题，公安部《规定》采取了回避态度，企图留给司法实践去“个案操作”，这反映出公安部对可能出现的插手经济纠纷的担忧，有其合理、必要的一面。但立法上的模糊不清，难免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混乱。因而，从长远上看，对这一问题应尽快予以明确，以便各级公安机关统一思想认识、规范执法行为。

    立法上予以明确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尊重和体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权的独立性。即便是针对同一法律事实，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或者作出生效民事裁判的，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条件，公安机关就应当立案侦查。另一方面，为防止一些基层公安机关滥用立案侦查权，借此插手、干预经济纠纷，应对此种情形下的立案侦查权予以适当限制，交由上一级公安机关审查决定。

    据此，笔者建议将公安部《规定》第12条修改为——“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一)人民法院决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撤销该判决、裁定的；(二)人民检察院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不符合上述条件，但确需立案侦查的，可以在报请上一级公安机关审查批准后立案侦查”。同时，建议在有关立法或规范性文件中增加以下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复查后，仍然认为属于民商事纠纷案件，决定继续审理的，如果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确有证据证明该案涉嫌刑事犯罪、需要立案侦查的，也可在报请上一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批准后立案侦查。”这样，既保障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权的独立行使，防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不作为，放纵犯罪；又可以通过上下级之间的执法监督，防止一些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滥用立案侦查权，插手、干预经济纠纷。

    二、刑、民诉讼并存时，刑、民诉讼的顺序安排，是“先刑后民”、“先民后刑”，抑或“刑民并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先后单独或联合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从这些文件的规定及司法实践看，在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安排上，存在着三种方式：“先刑后民”、“刑民并行”和“先民后刑”。所谓“先刑后民”，是指应先审理刑事案件，待刑事诉讼终结后再审理民事案件。所谓“刑民并行”，是指对刑事案件的处理，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同时进行、并行不悖，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所谓“先民后刑”，是指先由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待民事诉讼审理结束后，再继续进行刑事诉讼。其中，前两种方式在有关规范性文件中有明确规定，最后一种方式则是司法实践中的实际做法。

    对于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交叉的案件，在刑、民诉讼并存时，刑、民诉讼的顺序该如何安排？笔者认为，较为合理的路径，是通过分析刑、民法律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刑民交叉案件进行类型化区分，对不同类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分别适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刑民交叉案件的类型，学界一般根据刑、民法律事实之间的关系，将其划分为“法律事实竞合型”、“法律事实牵连型”两大类。对两者，应分别适用不同的处理原则。

    (一)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竞合”时，原则上应实行“先刑后民”

    所谓法律事实“竞合”，是指诈骗犯罪、经济纠纷系基于同一客观事实(即犯罪行为)而产生，两者出现了竞合。刑、民法律事实竞合，必然会导致刑、民法律关系交叉。此类案件中，犯罪人既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基于其同一犯罪行为，既要承担刑事责任，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就是此类案件的典型表现。

    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竞合”时，由于刑、民事法律事实均基于“同一客观事实”而产生，两者完全重合。因而，相关案件事实的查明，对刑、民案件的处理均有关键性作用。由于在刑事诉讼中，有专门的侦查机关介入，取证能力较强，取证要求、证明标准也较高，因而，按“先刑后民”方式处理，往往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也能避免民事诉讼在事实认定上出现错误或偏差。基于此，对法律事实“竞合& rdquo;的刑民交叉案件，在程序选择上应实行“先刑后民”，原则上应待刑事诉讼审理终结后，再来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

    但是，有原则就有例外。如果出现了诈骗犯罪案件久侦不结，或者由于犯罪嫌疑人潜逃等原因导致刑事诉讼停滞时，能否打破“先刑后民”，允许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终结之前，通过先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获得司法救济呢？笔者认为，这是可以考虑的。此时变通实行“先民后刑”，以及时弥补被害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解决生产、生活上出现的困难，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牵连”时，原则上应实行“刑民并行”

    所谓法律事实“牵连”，是指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并非完全重合，两者不是源自同一客观事实，而是仅在某个或某些构成要素上出现了交叉。这种刑、民法律事实的交叉，可能是行为主体、行为内容或行为对象的交叉。行为主体交叉，是指某人既是诈骗犯罪行为的作案人，同时也是另一民事行为的行为人；行为对象交叉，是指某人或某项财产既是诈骗犯罪行为的侵害对象，同时也是另一民事侵权行为的侵害对象；行为内容交叉，是指行为人的某项行为既是刑事法律事实的组成部分，也是民事法律事实的构成部分。法律事实存在“牵连”，是司法实践中刑民交叉案件的大多数。

    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仅存在“牵连”时，由于刑、民事法律事实并非基于“同一客观事实”产生，两者各自独立，因而在案件事实的查明上，一般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而且，由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别审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所追究的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因而，两者也不存在相互替代、孰轻孰重或孰先孰后的问题。基于这两点，笔者认为，凡属法律事实“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原则上应实行“刑民并行”，即刑事、民事案件分案处理、并行不悖。

    对“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应“分案处理”、“刑民并行”，已为多项司法解释所确认。例如，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4月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7月25日公布的《关于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导致存款被他人骗取引起的储蓄合同纠纷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问题的批复》规定：“因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他人伪造银行储蓄卡骗取存款人银行存款，存款人依其与银行订立的储蓄合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4日颁布的《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的票据欺诈犯罪嫌疑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嫌疑线索提供给有关公安机关，但票据纠纷案件不应因此而中止审理。”公安部《规定》第13条也规定：“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如果不属同一法律事实，公安机关可以直接立案侦查，但不得以刑事立案为由要求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中止审理或撤销判决、裁定。”

    但原则之外仍有例外。既然刑、民案件在事实方面存有交叉、牵连，就有可能出现《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第(5)项所规定的“一案的审理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特定情形。包括：一案的审理须以另一案所查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一案的审理须以另一案的认定结论为依据。此时，变通采用“先刑后民”、“先民后刑”等方式，则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有利于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存单纠纷案件后，如现犯罪线索，应将犯罪线索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或检察机关。如案件当事人因伪造、变造、虚开存单或涉嫌诈骗，有关国家机关已立案侦查，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此处所谓“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即是指存单纠纷中的某些重要事实与刑事犯罪事实有交叉，而其查明和证实又依赖于刑事诉讼，因而应中止民事诉讼，等待刑事诉讼审结。而在涉及确权之诉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如果当事人对知识产权、公司股权等相关财产的权属存有争议，而权属认定又对刑事案件影响甚大时，实行“先民后刑”，即先由专业的民事审判人员对知识产权的权属作出认定，再由侦查机关决定是否继续追诉，就更为稳妥。

    三、刑、民诉讼并行时，两者可能出现的冲突如何协调解决

    如前所述，刑民交叉案件大多是法律事实“牵连型”，其基本处理方式应是“刑民并行”。但由于刑、民案件在许多要素上存在交叉，并存并行的刑事、民事诉讼必然会产生一些冲突，例如主体的冲突、涉案财物的冲突、证据冲突、裁判冲突等。如何协调这些冲突，是“刑民并行”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下面，笔者从主体、涉案财物、证据、裁判等四个方面，对刑事、民事诉讼之间的冲突作一探讨。

    (一)主体冲突

    所谓主体冲突，是指诈骗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时也是经济纠纷中的民事当事人。由于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采取强制措施，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此时，被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参加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就成为一大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在市、县；如需离开所在市、县，则必须报请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和批准机关同意。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要离开住所或指定的居所，或者会见他人，也必须报经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和批准机关同意。因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在本市、县范围内参加民事诉讼，不需要经过批准；如果到外市、县参加民事诉讼，必须报经批准。被监 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参加民事诉讼，一律要报经批准。如果批准机关或执行机关出于各种考虑，不同意或者不批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无法顺利参加民事诉讼，其权益就难以保障。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关押在看守所，要顺利参加民事诉讼，就更为困难。司法机关出于安全、保密等考虑，一般不允许将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押出看守所。此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不仅无法出庭，而且无法与律师沟通，其各项诉讼权利的行使均受到极大限制。

    从司法实践看，解决该冲突的办法有三：

    一是对类似民事案件不予受理。即以当事人(民事诉讼原告或被告)正在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为理由，裁定不予受理。但这种做法日益遭到反对，理由是：即便是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享有各种民事权利和诉权，其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应加以限制；同理，现行立法也没有规定，对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告就不得行使诉权，因而，其他人起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不得加以限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之规定，只要符合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笔者也赞同这种看法，依据上述关于刑民交叉案件“分案处理”的分析，此种情形下应按“刑民并存”、“分案处理”方式处理，应当受理民事案件。

    二是按“先刑后民”方式处理。即法院在受理后，如查明民事诉讼当事人确因涉嫌刑事犯罪正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即按“先刑后民”处理，裁定中止民事诉讼，待刑事诉讼终结或者相关人员恢复人身自由后，再继续审理民事案件。这种做法在实践中较为普遍，对协调刑、民诉讼冲突也有明显作用。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如果刑事诉讼久拖不结，则民事诉讼必然遥遥无期。

    三是按“刑民并行”方式处理。即民事诉讼照常进行，不必等待刑事诉讼终结或当事人恢复人身自由。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刑事诉讼久拖不决，而原告的民事诉求又较为紧迫，此时如果一味中止民事诉讼，难免会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而采用“刑民并行”，照常进行民事诉讼，显然对提起民事诉讼的原告有利，但此时如何保障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参加民事诉讼、行使其诉讼权利，就成为一大难题。前面已指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提押出看守所，可能性十分渺茫。而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参加民事诉讼，往往也需要执行机关、批准机关同意。此时，实行“刑民并行”，就必须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民事诉讼权利提供必要便利。对此，笔者建议如下：

    1.对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允许其有权会见其在民事诉讼中聘请的律师。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司法机关一般不允许将其提押出看守所参加民事诉讼。因而，现实而可行的途径是：允许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享有会见权，由律师为其代行各种民事诉讼权利。但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聘请的律师享有会见权，而未允许其民事诉讼律师有权会见。这就需要在立法上作出调整，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会见，充分商谈、交流民事诉讼事宜。当然，为防止可能出现通风报信、串供而影响刑事诉讼的情况，侦查阶段会见时，侦查机关仍可派员在场。但在刑事诉讼进入审查起诉、法庭审理阶段后，鉴于刑事诉讼律师的会见已完全放开，民事诉讼律师的会见更不必加以限制。

    2.对于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到外地参加民事诉讼的，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会见其民事诉讼律师、离开住所或指定的居所参加民事诉讼活动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尽量给予方便，予以同意和批准。如果不予批准，也应准许与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充分接触，由律师为其代行各种诉讼权利，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其刑事诉讼律师，不需要经过批准，依此逻辑，会见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就更没有报请批准的必要。因此，对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会见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均不应施加任何限制。

    (二)涉案财物冲突

    1.刑、民诉讼中的查封、冻结、扣押。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对涉案资产可以采取冻结、扣押等强制性措施。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对涉案财物也可以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保全措施。当两者针对同一财物时，就会出现冲突。首先，要明确的是，对涉案财物不能重复查封、冻结、扣押。其次，鉴于刑、民诉讼的平等性，在刑、民关系上，不应实行“刑事优先”，而只能遵循“在先原则”。即针对同一财物，如果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先予查封、冻结、扣押，公安机关无权以“先刑后民”为由，要求人民法院解除或移交。同理，如果同一财物在刑事诉讼中已被查封、冻结、扣押，审理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也无权要求公安机关解除或移交。

    2.刑事诉讼中的追缴、退赔、没收、返还与民事诉讼执行。刑事诉讼中追缴之后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两种：(1)对于违法所得、违禁品、用作犯罪工具的犯罪分子本人财物，应予没收；(2)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予返还。应当说，上述两类财物，其性质或权属都十分明确而单纯，都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财产，与民事诉讼执行不会有明显冲突。即使出现重合，也可以予以协调。例如，如果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已在刑事诉讼中被返还，则在其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被告不应再就已经返还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可能出现较多问题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的财产，如果在刑事诉讼中可能被没收或用于交纳罚金，在民事诉讼中又需要被强制执行以偿还债务、赔偿损失等，就出现了冲突。对此，我国刑法确立了“民事优先”的原则。《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第60条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 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这体现了“民事优先”、“私权优先”的精神。

    (三)证据冲突

    对于特定的书证、物证，需在刑、民诉讼中同时作为证据使用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当相互给予协助，提供该证据的查封、扣押、冻结法律手续及复印件、复制品、照片等，以利于刑、民诉讼顺利进行。例如，如果文书、财物系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但已被人民法院以民事诉讼保全措施查封、冻结、扣押的，公安机关可要求人民法院提供查封、冻结、扣押的法律手续及文书、财物的复印件、复制品或照片，以说明财物所在位置、具体数目、基本特征等。如果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也可以要求人民法院予以协助，到财物存放地或借回公安机关进行检验、鉴定。同理，对于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已冻结、扣押在案的文书、财物，如果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需要作为证据使用的，也可以向公安机关调取，公安机关应当提供该证据的查封、冻结、扣押法律手续以及复印件或者照片。

    (四)裁判冲突

    刑、民生效裁判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案件事实之认定，二是行为性质之认定。

    1.案件事实之认定。前面已经指出，刑事诉讼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相反，由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较低，其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原则上对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刑事诉讼作出了无罪判决，则需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其是否具有预决效力：如刑事裁判明确排除了犯罪行为系被告人所为，则此认定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如果仅因证据不足而判决无罪，则该认定对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

    通常来说，如果是“先刑后民”，刑事裁判在先，民事裁判在后，则上述冲突基本可以避免。问题主要出现在“先民后刑”、“刑民并行”时，如果民事裁判在先，刑事裁判在后，两者出现了冲突，如何处理？笔者认为，在案件事实的查明和认定上，民事诉讼原则上应服从刑事诉讼，当两者冲突时，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民事裁判予以纠正。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可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也可由人民检察院以抗诉形式进行。

    2.行为性质之认定。与案件事实的认定不同，在行为性质认定上，刑、民裁判相互之间均有预决效力。首先，刑事诉讼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往往对民事诉讼有预决效力。例如，如果某行为在刑事诉讼中被认定为犯罪，则在民事诉讼中就必然构成违约或侵权。此即为刑事犯罪“阻却”民事行为合法。其次，民事诉讼对行为性质的认定，有时也会对刑事诉讼产生预决效力。如果民事诉讼认定某行为属完全合法，则该行为就不可能构成犯罪；换言之，在民商法上完全合法的行为，阻却犯罪成立。例如，民事诉讼认定某行为属善意取得，即意味着该行为合法，就不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当然，这里说的仅仅是行为的法律性质，而不是行为本身的查明和证实问题。如果是事实的查明和证实问题，则刑事诉讼裁判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但在行为性质认定上，由于两者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不同，刑事认定对民事诉讼就不具有当然的预决效力。同时，由于刑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是二次调整，其对行为性质的判断往往需要参照民事认定来进行，如果在民事上是合法的，则不应构成犯罪。这一原理，可用来解决刑、民性质模糊、难以界定的案件，即在无法判断某一行为是合法、非法，某一案件是刑事案件、民事案件时，应秉承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实行“先民后刑”。先由民事诉讼对合法性问题作出判断，公安机关再据情决定是否立案侦查：如果民事上认定为合法，则刑事上就不可能构成犯罪，不应立案侦查；如果民事上属违法，则仍需根据刑法关于犯罪的具体规定及相关立案标准，来判断是否需要立案侦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