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社会治理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新时代社会治理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传统文化；社会治理；功能和作用

开平市地处珠三角西南部，以碉楼而闻名。开平碉楼源于明朝后期，起初主要是为了抵御匪患以及防止自然灾害的影响。开平市赤坎镇三门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广东省第一批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自从2018年江门市第六届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在开平市赤坎镇正式落地以来，项目在社会服务和社区治理中紧密结合碉楼文化，积极挖掘碉楼文化的内涵，并且将其与现代社会治理以及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逐渐探索出了以碉楼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社区治理模式。

一、碉楼文化概述

开平碉楼是开平侨民将西方建筑理念和本土建筑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开平碉楼集合了防卫、居住等多方面的功能。不同建筑艺术风格在开平碉楼表现出了很强的兼容性，成为开平传统文化中最为主要的部分。开平碉楼具有鲜明的岭南文化精神和特色。碉楼文化是在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本土化所形成的传统文化。碉楼文化是一种原生型、多元性和开放性的地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所形成的碉楼文化理念可以概括为：以“碉其稳”，“稳”即“自卫防盗、安全稳定”；“碉其精”，“精”即“中西合璧、取其精髓”；“碉其和”，“和”即“以站为家、团结和睦”。

二、碉楼文化与社会治理的关系论述

开平碉楼文化的演进和形成与开平本地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虽然传统文化的形成与社会治理理论的演变处于不相交的时间段和空间中，但是社会治理所体现出来的“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的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在演变和形成中所体现出的伦理道德、和谐理念、追求稳定以及兼容性等方面均存在高度的暗合现象。首先，社会治理理论的“调和”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在形成和演变中所表现出来的和谐理念以及追求稳定的社会观念，均体现出了反对社会矛盾解决中的激励、暴力和不妥协的态度，追求和谐、稳定是二者共同的特征，主张通过相应的途径实现和平、和谐。其次，社会治理理论中的“多元”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中的兼容性之间表现出了高度的契合。开平碉楼文化结合了西方建筑文化和本地建筑文化的特征，因此从碉楼文化中也能够挖掘出社会治理理论中的“多元”特征。第三，社会治理理论的“过程”特征体现出了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具有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等方面的特点。而碉楼文化作为当地传统文化，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演变而来的，碉楼文化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意义，能够实现对社会关系的不断调节。最后，社会治理中的协同治理理念与碉楼文化中的合作理念不谋而合。在社会治理中，要求多元主体通过构建协同治理的环境来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而碉楼文化中“以站为家、团结和睦”体现出了在抵御自然灾害和外界干扰中的合作理念。

三、发挥碉楼文化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

开平市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在服务社区居民的过程中，要加强对碉楼文化内涵的挖掘，结合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的要求，将碉楼文化中所蕴含的和谐、团结、多元、互动等理念运用于解决社区问题、调解社区冲突以及社区教育等方面，以充分体现传统文化的新时代魅力。

（一）建立完善的组织和文化传承队伍传统文化是人的文化，需要依赖于人的创造力进行传承和发展，因此要确定碉楼文化在赤坎镇社会治理中的主导性地位，就需要以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为平台，强化工作人员对碉楼文化的研究能力，理解文化中所具备的内涵。同时也需要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等从不同的层面和维度对碉楼文化进行深入的识别、传播。因此，应以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为平台，积极发挥平台作用，整合多元化的主体，为实现碉楼文化在社会治理中功能的发挥奠定基础。

（二）强化对碉楼文化内涵的识别开平市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工作人员需加强对碉楼文化内涵的识别和挖掘。例如可通过“赤坎人家口述史计划”专项活动，形成初步的赤坎口述史，从口述史中得出碉楼文化的内涵，逐渐构筑村民的文化共同体。碉楼文化中的安全稳定、包容、团结、和睦等理念与社会治理的理念相吻合。例如可将安全稳定的理念运用到社区安全建设中，将团结合作的理念融入到社区支持网络的构建中。

（三）依托碉楼文化建立社区治理体系碉楼文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与社区治理的内涵存在多方面的吻合。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要以碉楼文化为依托，以社区治理的要求为标准，结合社区居民在各方面的需求，建立以碉楼文化传承和保育为平台的社区治理体系。以碉楼文化的精神为依托，把社区治理中的安全建设、支持网络建设、底线民生服务、社区教育等内容纳入到社区治理的内容中，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

（四）建立传统文化治理的反馈机制以碉楼文化为内涵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实践的过程中需要进行不断的优化和完善。这就要求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根据社区问题以及社区需求，不断对以碉楼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治理体系进行优化。开平市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建立碉楼文化社会治理反馈机制，结合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断积极优化和改善，以社区需求为导向进行动态化的更新和优化，提升碉楼文化与社会治理内涵的契合度，更大地发挥碉楼文化的功能和作用。

篇(2)

关键词：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评估

准确评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是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困境、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面临西方思潮冲击、社会结构变迁、信息网络化等外向性风险，又存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运行体系、课程体系、理论研究体系衍生的内源性风险。当前，可以从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危机评价等环节着手，借助可视化、可量化、可感知的评估方法，有效提升高校防范化解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能力，为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一、风险识别：发现风险项目与辨认危害要素

风险识别是评估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前提和基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辨识是一个发现风险、辨认风险并描述风险的过程。这一过程旨在发现风险项目、辨认危害要素、描绘风险要素特性并输出风险清单。1.治理风险的识别因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要识别的要素主要包含危害要素和风险源、确定的风险事件、潜在的风险征兆等。其中，辨识源头类危害要素和衍生类危害要素是第一步。只有做好危害要素的识别工作，才能找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真正诱因。识别风险事件和潜在征兆则属于风险识别的中心任务。一切风险皆由事件触发，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消极影响的确定性事件和潜在征兆。2.治理风险的识别程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是一个发现、辨认、描述、清单输出的完整过程。其中，确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和对象是风险识别的首要环节。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大体可划定为国际国内两大变局，对象则是各危害要素。把握风险项目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二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由危害要素、确定的风险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征兆构成。归纳风险类别并凝练风险特质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三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类别大致可分为外向性风险与内源性风险。风险清单输出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四步。这一环节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输出，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分析的输入。通过形成风险清单，既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提供可量化的依据，也可以为风险分析提供可量化的标准。3.治理风险的样态归档。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因教育环境的变化，产生了不同形态的风险。根据事物发展的外因和内因，大体可归结为外向性风险和内源性风险。其中，外向性风险源自国际、国内双重语境。从国际大局势看，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错误思潮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推行、教育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运行造成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生对的认同。从国内大环境看，社会结构变迁和智能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的主阵地作用有所削弱。内源性风险则是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中存在的工作地位边缘化、工作机制滞后、政工队伍游离、主体资源流失、教学与科研绩效割裂等治理风险。如面对不断上行的社会竞争压力，部分高校为了提高院校的竞争优势，将关注点侧重于增设校园硬件设施、扩大招生规模、争取办学经费等方面，“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被边缘化的风险”[1]。4.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一般而言，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主要有德尔菲法（专家调查法）、安全检查表法、问卷调查法、Citespace计量分析法。其中，德尔菲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专家意见的反馈匿名函询法。该方法能够迅速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风险点和风险源。安全检查表法则是辨识危害要素的“索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风险排查的全面性、广泛性。问卷调查法和Citespace数据计量法则属于定量分析法。其中，问卷调查法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常用方式，能较为客观地反映某一时段学科体系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以Citespace为代表的大数据识别方法利用科学计量软件Citespace进行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不仅可以直观、准确地识别风险点和风险源，还可以构建科学的知识图谱。

二、风险分析：寻找风险点与追溯风险源

风险分析是评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核心环节。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第二个子过程，对治理风险的致因分析着力于寻找风险点和追溯风险源的成因，侧重于从环境和主体风险源出发，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发展阶段、运行机理以及内在张力。1.治理风险的分析理路。首先，风险要素包括风险源、触发行为、风险点、传导路径等。其中，风险源包括确定性风险事件、引起损失的不确定因素、潜在导致风险的事物或现象等。触发行为则是风险引爆的“助燃器”，它能激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潜在的风险因素，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风险事件。风险点是连接潜在风险源和外部环境的媒介。传导路径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中的线索。通过这一线索，风险点、风险源、触发行为得以串联。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主要由环境风险源和主体风险源引发。前者指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严峻，后者指高校内部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再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产生，实际上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风险要素的动态互动过程，即在特定危险行为的触发下，导致风险点、风险源产生集群风险，进而通过传导路径不断延伸和扩散。2.治理风险的引爆条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既受自身发展规律的约束，又面临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因而，我们大体可从环境风险源和主体风险源切入，考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引爆条件。一是对环境风险源的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环境风险源可归结为国际风险源和国内风险源。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生活方式极易受到青年学生群体的追捧。隐藏在西式生活表象下的西方价值观念是冲击我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同时，在市场经济中滋生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倾向，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对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漠视。此外，部分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认知偏差以及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一些新情况也会产生环境风险源。二是对主体风险源的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受教者和施教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其意识的多变性势必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高校治理结构中各权力主体失调引发的学术权力地位边缘化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性质异化，增强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财务管理和人事任命等各类权力运行过程的不确定性。[2]3.治理风险的分析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事件树分析法、因果分析法、根原因分析法、Citespace计量分析法、智能算法等。其中事件树分析法属于事故概率分析范畴。只有确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才能确认该事故能否构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风险。因果分析法主要结合“‘是/否’逻辑”来识别思想政治教育中“所有相关的原因和潜在结果”[3]（P53）。因而，它能帮助人们更全面地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病因。根原因分析又称损失分析，是一项结构化的问题处理方法，旨在逐步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并加以解决。[4]（P43）Citespace计量分析法和智能算法则可以帮助人们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隐性风险明晰化。这两种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随机性和偶然性。

篇(3)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四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提升司法所建设整体水平。

二、工作目标

以巩固和完善基层法治平台建设为目标，整体规划、分步实施、重点突破、全面提升，努力打造设施完备、制度健全、保障有力、素质优良、职能彰显的高水平规范化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平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和保障。通过司法所建设提档升级三年行动，持续打造司法行政基层综合性、一站式服务平台，推进司法所内涵式发展，全面提升司法所基础保障、管理水平及履职能力，进一步夯实司法行政基层基础。到2022年底，所有司法所达到提档升级基本要求。

三、主要任务

1.加强司法所党的建设

2.完善司法所组织体系

3.提升司法所队伍建设水平

4.优化司法所所务管理

5.强化司法所基础设施保障

6.充分发挥司法所职能作用

7.积极打造“智慧司法所”

四、创新举措

坚持示范引导，争先创优。立足新时代司法所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修订市级示范司法所标准，组织开展示范司法所创建复评活动，加强示范司法所动态管理。通过培育典型，树立标杆，强化典型示范带动作用，营造比学赶超氛围，不断提升全市司法所建设整体水平；

坚持整合资源，协调联动。积极整合法治宣传、法律服务、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系统内资源，通过开展结对共建、挂职锻炼、交流任职、驻点实习等方式进一步壮大司法所力量，提升司法所服务能力。加强司法所与基层综治、公安、等工作部门协作配合，打造基层综合性、一体化服务平台。积极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司法所工作常态化机制。

五、活动时间

第一阶段：动员部署阶段（2020年4月底前）

第二阶段：组织实施阶段（20205月—2022年6月）

第三阶段：总结验收阶段（2022年下半年）

六、下一步工作考虑

结合本地实际，分级分层抓好示范点建设，及时总结提炼并固化好的做法，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经验，推出一批立得住、有特色、效果好的品牌。要在司法行政内网、外网首页开辟行动计划专栏，宣传司法行政基层基础建设成果，加强工作信息和典型经验交流。要积极运用传统媒体及新媒体，宣传司法所在促进基层法治建设、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工作成效，充分展示司法行政机关服务为民的良好形象，扩大社会影响，提高人民群众的知晓度、认同度。

篇(4)

牢记社工心，建功新时代

——**区2018年社会工作日主题活动圆满成功

每年3月份的第三个周二是国际社工日，是广大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共同节日，也是我们传播社工理念、普及社工知识，展示社工成果，扩大社工影响的好时机。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工作走向基层，走入社区，走近百姓，发挥社会工作在加强社区治理，推进社区环境营造、强化社区服务功能、促进社区和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3月23日，**区社会组织服务与发展中心和桥林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在**区民政局的指导下，共同举办了“牢记社工心，建功新时代”主题活动。

参加本次社工日主题活动的有**区民政局以及桥林街道民政科的领导，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鲁兴虎，**区社会组织服务与发展中心以及5家街道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负责人，20余家**区内为老、为小、为残等类别的社会组织。主题大会上，与会领导和专家为**区2017年度优秀社会组织、优秀社会工作项目和优秀社会工作者进行颁奖。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鲁兴虎进行主题发言，他提出发展社会工作，有利于创新社会治理，有利于回应广大居民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区民政局许欧阳讲话时指出，社会工作者在服务方向和内容多元化的社会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到2017年为止，全区5个街道均已建立了街道组织服务与发展中心，并全部委托专业社会工工作机构运营，在街道层面为各类型社会组织提供全方位服务。各类服务型的社会组织也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在为老、为小、为残、为妇女、文体活动、社区综合、纠纷调解、慈善等类型更涌现出一批旗舰。在社会组织发展的历程中，**区的社会工作者敏锐回应社会需求，及时向城乡低保对象、贫困家庭等困难群众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其链接资源、渡过难关，建构支持网络，重树生活信心；针对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和优抚对象个性化需要，提供需求评估、心理抚慰、资源支持，帮助改善生计发展状况；为不良行为青少年、社区矫正人员等特殊人群提供精神关怀，帮助纠正行为偏差，疏导心理情绪，发展社会功能，促进社会融合。展示了社工风采，诠释了社工精神，彰显了社工价值，传递了社工的大爱。

本次活动是对**区开展了近5年社会组织培育工作成果的一个集中呈现，拉近居民与社会组织距离，扩大社会组织影响力，这次的活动**区中心积极动员各个街道中心，通过“区-街-社区”三级联动宣传造势，在全区范围内充分展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形象和服务成效，激励鼓舞广大社会工作者**，在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中更好发挥作用。

篇(5)

〔关键词〕全球化；后工业化；人的共生共在；合作行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5-0077-09

思想的敏锐性总超前于时代并指导着社会的发展。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人类正逐步进入一个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新时代。考察这个时期的诸多文献可发现，探讨和论述人类合作的文献日益增多。这一现象反映了学者和思想家对迎面走来的新时代的认可、向往和追求，并试图引导社会平稳而快速的发展，从而造福于人类。由于对这个新时代的把握和认识具有很高的难度，一些文献仅表达了批判性意见，只是对工业社会的竞争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冲击所引起的困扰进行了批评，能够引导人类改变信念和行为去适应新时代的文献不是很多，能够指导这一新时代正确前进的文献就更少。可喜的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收录的张康之先生的新著《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年）以全球化、后工业化为背景，针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特征，在对人类的命运思考中构想合作行动，切中了我们时代的课题。这是一个宏大的、独创性的思考，为解决全球化、后工业化过程中的合作行动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答案。

一、人的共生共在正在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在关于合作的研究成果中，有一些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如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行为分析及博弈论专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所著的《合作的进化》一书，一度被誉为经典之作。该书的主题是合作的产生和进化。他的研究集中在人类“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从没有集权的利己主义者中产生合作”这一主题上，通过计算机模拟研究，他发现：支撑既定条件的合作的最简单的策略是早已存在于人类社会古老习俗中的“一报还一报”。很多人认为，这一策略的发现，“为我们了解个人、组织和国家间合作产生和进化提供了积极的前景，其结论在社会科学的诸领域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1〕这一研究确实有其创新之处，但是，对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治理模式建构而言，《合作的进化》的研究成果很难说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方案，根据“一报还一报”的原则很难促进合作行动的兴起和推动合作治理的形成；根据“一报还一报”的对抗性原则来设计合作治理，显然也会让人为难。

哈佛大学法学院朱迪・弗里曼的著作《合作治理与新行政法》在中国“软法”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该著作指出：“美国的协商、契约和合作治理方式是在等级和对抗性的正式法律规则背景下兴起的。因此，‘合作’出现的背景是建立管制底限的默认规则。共同治理也是在多元政治文化背景下出现的，藉此我指的是美国的私人团体是高度组织化的，而且资源相对丰富，所以，它们能够在立法和管制过程中发挥有力的作用”。〔2〕从这一观点可以看出，在美国，所谓的合作治理是存在于西方竞争治理体系的夹缝中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合作治理方式在等级和对抗性的正式法律规则背景下生存艰难。可以说，不改变工业社会形成的治理观念，在竞争性治理体系中，在西方政治民主的格局中，合作治理模式是难以建构的，合作治理的制度化更看不到希望。因为在两党对立的政党政治格局中，正如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所说：“这两个集团构成社会实体，形成国家，它们之间的对立关系实际上就是战争、永恒的战争，而国家仅仅是在表面和平的形势下，两个成问题的集团之间的战争继续进行的方式。”〔3〕

从研究方法来看，所有对于人类合作的研究都需要首先在人的层面做出突破。因为人类要适应一个新时代，首先要在观念上做出改变，合作是人的合作，人是合作的主体，合作是人的互动，合作行动是人的行动，合作行动是否成功，取决于人。所以，研究合作行动最根本的问题是：人何以要参与合作行动？如果社会科学没有或不能对这个根本问题做出让人信服的回答，并使其逐步成为人类共同接受的观念和行动指南，人类的合作就是盲目的、感性的和偶然的，不可能在人类社会已经呈现出来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作为一种行动模式出现。当然，在解释人何以参与合作的问题上，科学的研究要根据人类当下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特征来分析，决不能建构泛化的或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否则理论必然会缺乏科学性、指导性和现实行动力。

《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书突破了既往研究的思路，在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中，以开阔的视野，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个与合作行动密切攸关的研究主题：在我们的社会存在的所有问题中，人的共生共在是一个最为基本的社会主题。〔4〕张康之先生把人的共生共在问题放在当下人的生存境况中来认识，从全球化后工业化条件下人的生存境况中来考察这一时代课题，提出了人的共生共在正在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时代主题。

如果，我们用“当下”这一概念来表达人的生存的时间条件和其他条件，那么，“当下”就是对现时代人的生存时间和空间的概括，包含了人的生存条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生活的规定性、各种矛盾与冲突、社会发展趋势所形成的压力等。当下，全球化、后工业化正在成为时代洪流，这一洪流中包含了人类面临的各种危机，是当下人的生存的基本境况。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是当下人要面对的社会环境，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呈现出来的基本社会特征。两者构成了人类必须正视的人的共生共在这个时代主题的基本背景。

张康之先生深刻地指出：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是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已经发生了巨变的“脱域化”过程，是一个全面改变、摧毁农业社会结构和改变农业社会人的生存境况的过程，是塑造工业社会的组织和人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对“旧制度的大革命”。其中，包括资本主义世界化对农业社会政治方式和经济方式的改变；科学技术发展对农业社会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改变；以及通过多种方式形成的综合力量对农业社会人的观念的改变。同样，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方式得以确立和应用；现代公民权利体系得以建构，一些发达的民族国家通过资本、文化和战争殖民方式形成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形成了所谓的工业社会。

工业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这是理解这一社会运行的基本前提。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而实现的是资本入侵、掠夺和暴力征服，其目标是利益获取、争夺或侵占，这是一个血淋淋地改变社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达尔文主义思维将生物世界的竞争观念泛化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竞争观念和行为充斥到了人的思维和所有组织方式中，同样也反映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形成了这样的社会境况，那就是，“为了个人的生存而去剥夺他人生存的权利和机会，这一点一直是近代以来的这个社会的基本原理，并被扩大到了组织和民族国家，从而导致了无穷无尽的冲突”；〔5〕而且“征服和统治至高无上”。〔6〕毫无疑问，这些冲突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依然存在，并会在全球化过程中继续放大风险，从而形成很多威胁人类作为“类”的生存问题。

《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书的创新性还在于，它发现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呈现出了不同于人类曾经所经历的社会的新特征――高度的复杂性和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一社会特征是全球化、后工业化社会的“两个面相”，也是这个新时代的“基因”。张康之先生指出，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是当下人的生存境况，是当下人要面对的社会环境，也是当下人的发展条件。辩证地看，是人创造了这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又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作为人类生存的境况施予人，所以，人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他们所创造的时代的洗礼、磨砺和打造。人的这一生存境况意味着“一方面，人的生活和活动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的；另一方面，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其实就是包含在人的生活和活动之中的”。〔7〕这是对全球化、工业化社会的深刻理解。

在最新研究合作的著作中，《超级合作者》是哈佛大学数学与生物学教授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的专著，被誉为“是一部洞悉人类社会与行为的里程碑式科普著作”，他的研究成果表明，“合作”而不是“物竞”才是“遗传变异”产生的新策略，他认为合作是继突变和自然选择之后的第三个进化原则，生命的起源来自于合作。这是与达尔文主义相反的观点。此外，他提出了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空间博弈、群体选择、亲缘选择等五种合作机制。〔8〕确实，诺瓦克对进化论做出了突破性贡献，提出了让我们耳目一新的观点。从他的观点可以推断出，既然人类的生命起源来自于合作，那么，人类就是超级合作者，从而为人类为什么要继续合作找到了理由和根据。但是，从社会发展的意义来看，从问题的时代性来看，诺瓦克作为一个将数学应用于生物学的先行者，他解决问题的视角是独特的，当然也是有局限的。

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一个过渡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工业社会所造就的人类的自利性思维、确定性思维、同一性思维、竞争性思维等等，都是蕴含在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中的滞后于新时代的要素。这样的治理模式导致人类社会难以驾驭这一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从而“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而把人类引向了风险社会，也正是由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已经超越了人类的社会驾驭能力，即人类驾驭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开始在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从而让世界呈现给了我们‘危机事件’”。〔9〕在这一社会巨变过程中，危机事件频发和人类治理模式滞后所导致的解决危机能力的不足，形成了激烈的矛盾，人类面临生死攸关的新挑战。因此，人的共生共在正在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这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在全面分析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环境后所得出的让人耳目一新的结论，也是一个切中了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课题，为“人何以要参与合作的问题”找到了新答案。

二、合作行动成为集体行动模式的必然选项

集体行动是人类发展过程中选择的对抗自然界、外在挑战和整合内部力量的行动方式。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由于人类生存境况的变化，改变了人类集体行动的前提。在新的历史时代，只有以新的集体行动模式去使人的共生共在成为可能。在严格的学术审视下，张康之先生指出：“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中，人们的行动既受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规定，也受人的共生共在的目的性所界定。面对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唯一的选项就是合作行动。”〔10〕这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书给当下人的集体行动模式的方法性提示。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合作行动是当下人在选择集体行动模式时不得不接受的选项呢？我们可以从书中发现强有力的新答案。

在宏观意义上，民族国家正在遭遇挑战，合作共同体正在形成。我们知道，在人类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主义和民主国家逐渐得以产生，并成为全球性现象。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解构了家元共同体，将陌生人结成国家共同体（张康之先生在与张乾友合著的《共同体的进化》一书中将其命名为“族阈共同体”），完成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组织形式的过渡。国家共同体的缔结与发明，为工业社会人的组织和生存提供了想象框架，以一种新的集体行动的方式，实现了对人和社会的管理和控制。这是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文明成果。但是，竞争文化和自利文化导致了人类恶的行动的彰显，致使一些民族国家为了自身的发展和繁荣而采取各种方式剥夺其他民族国家的生存机会，侵犯其他民族国家的权利，不断制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类悲剧。尽管民族国家为人类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一些民族国家却成了“恶”的代名词，国家霸权、意识形态对抗和战争成为民族国家与生俱来的“恶”和“害”。此外，在管理方式上，民族国家通过人为设立的国界，将人固定和区分，制造了人为的封闭边界，制造了国籍身份……民族国家逐渐发展成为人类的樊笼。同时，它在国际社会制造对立，导致了剥削、掠夺、战争、恐怖。所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民族国家本身也对人类生存构成了一个威胁。

《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书揭示，全球化替代资本主义的世界化和后工业化替代工业化不仅仅属于概念改变的范畴，而是一种行动。它不是资本世界化和工业化的简单延伸，它所发生的方式和后果都与前者不一样，这种行动会对工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组织、行为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做出全面改变。可以看到，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商品流通和旅游越来越普遍，移民剧增，难民对国家边界的冲击持续不断，跨国企业、欧共体、G20、金砖国家和自贸区的建立，正在使民族国家的边界变得模糊，而互联网将整个世界轻易地链接在了一起。可以看到，这些冲破民族国家边界的新事物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所产生的力量决定了国家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逐渐淡化和衰落。如果说工业化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建立，那么，全球化将逐渐成为化解国家甚至民族国家的力量，并推动国家转型为合作共同体。与之相随，公民权也会在国家淡化的过程中开始分裂，多国籍和无国籍的人将逐渐增多，一个新的“后国家时代”正在萌生之中……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环境污染、气候变暖、恐怖活动、打击交易等活动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国家间无可回避的合作行动。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在人的共生共在成为当下人亦即全球各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时，合作行动成为唯一选择。否则，人类就要接受他们最不希望接受的问题――种的灭亡问题。当然，这些变化会逐渐加深的，这些变化也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各种不同的力量将通过不同的方式为人的合作解开诸多枷锁，因此，“展现全球化的前景，要么国家走向消亡，要么国家转化为一种合作共同体”。〔11〕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民主政治慢慢走向末路，合作政治正在形成。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在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中，民主因素是需要被考察的，因为民主政治一直被西方国家用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方式普遍推广，民主的概念已经被人类接受并汇集成为了所谓的“民主洪流”，民主已经成为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目前依然可以看到，民主政治依然是被人类认可的整合民族国家的重要政治方式和政治工具，也是现代国家普通认同的政治生活方式，“被认为在人的权利实现方面最为成功的路径”。〔12〕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是竞争性的。“竞争性民主制的合法性产生于自由、平等和无记名选举中的多数人选票；这种制度的规则之所以显得有些道理，其来源是一种现代人特有的世界观和自我理解……其基础是贝克尔所谓的‘伦理主观主义’……根据这个观点，只有那些所有人所意欲的规范才是有效的规范”。〔13〕确实，正是这种符合伦理主观主义的普遍认同的政治模式，造就和稳固了现代国家。

然而，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民主变成了话语霸权，这就意味着它本身陷入了民主的悖论，并因此而走向没落的方向，因为民主的霸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民主了。另一方面，竞争性民主只是维护精英们的利益的，“公民公众只要仅仅被看作是竞争各方的战利品，他们就很难被推动去参加民主过程，或至少去仁慈地容忍它”。〔14〕可以看到，20世纪后期以来，当代议制转化为反民主的制以后，民主蜕变为利益集团对社会的控制方式，遭到了人民的普遍反对，参与冷漠和操作控制是西方民主政治失败的普遍症状。尽管理论界建构了“参与民主”理论，希望完善已有的民主制度，却无法扭转西方民主走向末路的趋势。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社会难以按照工业化过程中的民主方式来整合社会了，更不要说用它去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面对民主的迷失，《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书提出，从民主向合作的过渡将成为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发展的必然政治趋势，也就是说，从民主政治向合作政治的转变将为人类找到符合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新的社会整合方式。因为“在从民主政治向合作政治过渡过程中，将会释放出巨大的反体系力量，将会突破既有的各种各样的障碍，进而为我们开拓出一条走向未来的道路”。〔15〕可以预见，走向合作政治将是民族国家终将选择的道路。

在微观意义上，合作行动者正在形成。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诸多因素支持人成为合作行动者，成为合作行动模式的主体和支持者。

其一，合作是人行动的出发点。与工业社会中的自利的人不一样，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人正在成为合作的人，合作是人的行动的基本特征和存在目的。《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书指出：“显而易见，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所施予人的压力却出奇地把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再也不可能独自生存，而是需要把自己的生存寄托于他人同样能够生存下去的前提下。这就是人的共生共在。”〔16〕正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成为人的行动的出发点。这将使人发生一个重要改变：合作行动将使人变为一个道德的行动者。这将会改变人不相信他人的行为可以适应道德判断的旧有观念。当然，作为一个道德行动者，合作行动中的人将采用道德理性来实现自我利益并关注他人的利益，也将在自我利益的实现路径上做出符合道德要求的理性判断。不难想象，这将对工业社会自利人的观念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行动模式产生巨大的冲击。

其二，人的合作身份和角色获得的主动性。在工业社会的民族国家中，人的基本身份和角色是公民。公民权是人的权利的出发点，是政府组织管理行动的出发点，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出发点，因此，公民的角色在人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但是，全球化最终会将民族国家的公民转化为公众或者网民。这一行动结果源于民族国家的弱化和网络社会的形成。在网络社会，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参与每个国家所发生的公共事件，表明自己的态度，并汇聚为一股参与社会治理的网络力量。目前而言，很多国家在主观愿望上希望无视这股力量，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这样的态度不能长久。因而，社会治理的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势在必行。

就人的发展而言，公民的身份和角色正慢慢脱离工业社会的国家和社会为人设定的轨道，人可以通过参与各种公共事务和各种组织体系去选择身份，或者通过合作行动去获得或去证明自己的身份，从而形成自己所希望的角色。张康之先生指出：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行为和行动去理解人们的身份和社会角色，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行动去获得自己的身份和社会角色”。〔17〕可以预见，“全球化是一场在根本性质上不同于以往各种各样的改革的社会变革运动”，〔18〕终将对这个时代的国家特别是人的身份和角色进行重新塑造。由于合作文化的存在，“合作的社会将会把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吸纳到合作治理的过程中，将会使每一个独具个性的人都在合作治理中找到合适的位置”。〔19〕这就会促使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合作氛围并主动选择合作行动模式。

其三，人的合作能力的增强。人的共生共在的目标能够提高合作者的能力。“合作者的意愿是否包含着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内容，对合作行动的性质有着决定性的作用。”〔20〕可见，在合作行动中，人的合作能力的增强首先是因为人合作意愿的增强，可以说合作意愿的增强与合作能力的增强是同步的。当然，这一结果中所包含的对比逻辑是针对工业社会中竞争性的人的。在工业社会的公共领域中，竞争性思维和竞争行为导致了人在集体行动中能力的削弱。但在一个新的时代，由于人的合作理性的获得，在合作的社会中，人的道德理性将得以张扬，而人的合作理性对合作利益的形成和分配有巨大价值，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促进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实现，并形成合作文化。毫无疑问，合作文化在促进人的合作能力的不断提升方面将体现出巨大的力量。

所以，为了共生共在的目标，放弃协作行动，选择合作行动，是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集体行动模式的必然选项。

三、寻找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的合作行动支点

在思索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的建构方面，《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书坚定地判断说，“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共同行动是以合作行动的形式出现的”，〔21〕合作行动是决定了人类命运的行为模式，是人类社会实现根本性的转型从而走向合作社会的起点和动力。一旦人类走进了合作的社会，就会发现，“在合作的社会中，合作治理将是这个社会的基本治理特征”，〔22〕也就是说，合作行动是人类未来发展无法回避的选择。

从分析的角度看，在社会治理方面，工业社会拥有系统而完整的整合方式――包括民族主义、国家、、权利、民主政治、意识形态和官僚制组织体系。经过系统的整合、制度化和组织化，形成了工业社会控制和管理社会的政治体系、组织体系和文化体系等，构成了工业社会的协作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对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社会，人类凭着工业社会形成的协作体系所提供的治理能力是很难适应的，“无法应对”的结果是这一治理支撑体系会慢慢瓦解。张康之先生指出：“全球化、后工业化已经做出了定义，那就是既有的制度、集体行动模式以及认识世界的方式都不再适用，因而面向未来的行程需要从一个全新的起点出发，我们面向未来的社会建构需要在一个全新的视野中去发现路径和寻找方案。”〔23〕而在路径和方案的选择上，因为“协作系统的失灵却使合作成了无法拒绝的替代模式，协作的式微和合作的兴起成为具有必然性的客观趋势”。〔24〕因而，合作行动将成为合作社会必然要选择的治理模式。

从方法论上看，“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思考未来社会建构的问题时，仅仅做出了这种简单的颠倒显然是不够的，而是需要从根本上抛弃工业社会以来的社会建构逻辑”。〔25〕因此，该书在一个宏大的视野下俯瞰人类社会的未来，根据时代的发展趋势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目的，设计了人类社会未来的治理模式――合作行动。进一步地说，如果合作行动是唯一适应后工业社会的行为模式，并可以社会化为一种治理模式，那么，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促使人类采取合作行动，并形塑合作治理模式的支点在哪里？也就是说，什么因素才能够促进人类自愿地采取合作行动呢？

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仔细思考《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书的分析框架。通过阅读可以发现，本书的主要意图是，根据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重新审视这一新时代人的境况，重新界定社会的性质，寻找关于人的新定义，建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希望通过人的合作行动去破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这一课题。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是一个利己主义的社会，市场、民主政治、选举行动或是政府组织间的协作体系的建构，都是立足于人的自利性假设之上的。在这样的社会，抛开利己主义的思维来建构合作的社会治理理论是艰难的，如果没有找到合作行动的支点，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的合作行动就只能是乌托邦。

站在人类社会走向未来的发展这一高度上，将人的共生共在确定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社会中的关系到人类命运的目标，立足人类社会的现实和面向未来，思考并解决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是张康之先生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可以说，从人类的共生共在的宏观角度来理解人类合作，并利用这种新的理解来应对走向后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困境，是一个全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是一个宏大的、独创性的思考，切中了我们时代的课题。无论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治理模式以及人的生活模式、行为模式的建构，都具有启发意义和指导性价值。也就是说，人的共生共在是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建构的支点，其全部奥秘都包含在合作行动之中。

当然，对人类来说，这一支点还需要以重新认识社会和人来作为支撑，需要我们对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和人做出新的认识。张康之先生指出：“自从18世纪后期出现了‘社会’这个概念之后，人们一直是把社会当作一个实体性存在对待的。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26〕正是因为这种对社会的误解，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将人定义为原子化的个体，将人视为利己主义者，将人视为单向度社会的异化产品。此外，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还将人视为机械社会的组成部分。在这些有关人和社会的假设前提下所形成的社会观念，都不利于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更不利于人类对合作社会的构想。因此，重新审视“社会”概念也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重要任务。与以往学者们对“社会”的定义不同，张康之先生指出：“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人的生活和活动的空间，是包含在人的生活和活动之中的。”〔27〕这一新的定义发现了“社会”的两个新特点。

其一，社会是人生活和活动的空间。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表面上看来，是人组成了社会，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全世界的所有的人构成了整个世界社会。但是，如果这样去定义人和社会的关系，所看到的就只是人和社会的机械对应关系。张康之先生对社会的新定义认识到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和社会的新关系，他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出发，超越了机械的、静止的社会认识论，也超出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对人和社会关系的认识，看到了社会和人的互动关系，不再将社会视为固定不变的机械组合，而是将人的生活和活动视为社会的构成要素，将人的行动视为社会的构造活动。这种全新认识将改变人和社会关系的观念，为合作治理打下认识论基础。这是任何读者在学习和理解这一概念的过程中都不能忽视的重要一点。

其二，社会是人的行动形式。如果我们看到了社会是人生活和活动的空间，那么，我们就会重点关注在社会中生活和活动的人的一种相互作用的行动状态。这样一来，在社会的构成上，我们就会关注人的行动和社会的关系，从而改变以往对社会和人的关系的机械论认识。张康之先生指出了社会的构成和目的：社会无非是人的行动的形式，而人的行动则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28〕这需要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从时代的发展来看，不同时代的人的生活和活动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形式也是不一样的。在此意义上，社会作为人的生活和活动空间，作为人的行动的形式的有机组合，永远处在一种变动的不定型的行动状态。另一方面，社会的目的需要由人的行动去加以诠释。其实，社会本身没有目的，社会的目的来源于并取决于人的行动的目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基于人的行动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假设，社会的目的就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从而社会的目的就是蕴藏在人的行动中的合作行动。

我们认为，“人的共生共在”是人类合作行动的支点。没有这个支点，人类认可和参加合作行动的难度会大大提高；没有这个支点，合作的社会将难以形成；没有这个支点，合作治理将难以成功。可以说，《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为人类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应对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社会中的发展问题找到了钥匙。对于从工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的人类来说，这一支持合作行动的支点是基础性的、根本性的。为了完成这样的目标，张康之先生进而重新定义了人的概念。

在《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书中，张康之先生对人作出了新的定义，实现了关于人的认识论转向。张康之先生指出，后工业社会对人的理解，要超出工业社会所有的哲学思考所提供的答案，因为我们处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是什么’的问题应当被转化为‘人应当怎样’。即人应当怎样做才能使包括生命在内的完整存在成为可能。”可以说，从对人本身的探索和审问转化为对人的行动的求索，这是张康之先生的发明。对于这一新问题，他的回答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合作”。这就是他对人做出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定义。他的独创性的思考，为我们理解后工业社会的人指明了方向。

张康之先生以乐观主义的心态宣布合作的“新人”已经降生。他认为：“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它不仅成为人的消失的条件，反而意味着完整的人的回归。”〔29〕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所呈现出的社会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人的发展而言是一次重要的机遇。但是，机遇的取得取决于后工业过程中我们对人的哲学思考，那就是要超越工业社会中原子化的人、自利的人和单向度的人的局限性和碎片化状态，而是要在人的共生共在的客观要求中使人回归，从而成为完整的、“合作”的新人。

张康之先生呼唤合作的人苏醒。“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恰恰要呼唤人，让人复苏，而不是把视线过多地投入制度模式、社会结构以及那些非人的社会构成要素。”〔30〕进一步地说，改变工业社会以来的人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人需要放弃工业社会以来的确定性思维，放弃对同一性的追求，因为它们导致了人的行为的形式化和人的工具化。最为重要的是，张康之提出了把握“新人”的二个要点：第一，关注人的观念、想象和目的。“只有从人的观念、想象以及目的这些方面入手，才能真正把握人的行动和正确地规划人的行动”，〔31〕即从关注人差异性出发去规划人的行动。第二，理解人的行动的体系性。由于社会是由人的行动构成的，因此，特别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作为单个的人的行动者几乎无法存在，每一个行动者都是由多人构成的一个行动体系。在这样的行动体系中去认识人就更需要在人的具体性中去把握人。〔32〕也就是说，人只有在整体性的思考社会行动的时候才能形成行动的体系性，进而实现人的完整性。

张康之先生强调了人的合作行动对于人的存在的意义。他认为，“在对人做出定义时，应突出强调人的行动，而且，这种行动是合作行动。合作行动不仅定义了人，而且包含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内容”。〔33〕以人的共生共在为目的的合作行动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会排除工业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搭便车现象。由于每一个人都是行动者，“自我也是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出现的，始终在合作行动中在场，再也没有旁观者与行动者的区别。”〔34〕这就要求合作者完全告别利己主义思维和利他主义思维。张康之先生指出：“对于人的共生共在而言，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主张有着同等的破坏力。人的共生共在不允许任何利己的冲动引发破坏效应，也不赞成任何出于维护共同体的冲动而去刻意地让人做出贡献，特别是不允许一切非理性的奉献”。〔35〕从理论上讲，这就切除了工业社会的思维方式和治理模式的支点。

有了“人的生共生共在”这一坚实的支点，顺理成章，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模式，即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合作行动的基石也就建立起来了。因为，在人的共生共在的目标的引导下，“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将以合作关系的形式出现”。〔36〕这种合作关系会在社会意义上促进人类行为方式和集体行动模式中的合作行为普遍化，从而打破工业社会的官僚制组织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并形成非控制导向的合作制组织。同样，在合作关系的建构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合作型信任将得到自觉的建构，基于道德的制度将会作为合作行动中的规范出现……这些因素将交织成合作治理的基石。从这些分析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到合作行动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中的建构价值。

当然，任何一种正确的思想都只是为社会发展指出一条光明的道路，而在所指示的道路上，社会发展能否走上正轨，将最终取决于人类对先进思想的接受状况。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将对人类的行为进行约束和催促，这就是所谓的时代潮流的力量所在。我们期待“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目标能够早日成为我们社会的共识，并有着更多在这一目标下的实践方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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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我演讲的题目是《担当的力量源自哪里》，“艺术天才”纪伯伦曾说:“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为什么而出发？！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人生课题，不由得让我想起第一次走上工作岗位时的画面，那时还很年轻，心中满满的激动和荣耀，那是一种任何言语都无法表达的纯真情感，对未来充满期待和憧憬，更是对即将开始的人生新征程充满热情和力量！记得××××年××月我刚从部队转业到××××工作，闻听喜讯，亲朋、战友纷纷表示祝贺，那一刻，我是幸福的！父母也打来电话，“祝愿我工作顺心，勉励我踏踏实实干事，本本分分做人”，质朴的言语，厚重的期许，让我记忆犹新。往事的回忆，智慧的汲取，总给人继续前进的动力，让自己对本职工作的使命有了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有一次和父亲聊天，谈起他小时候在农忙时帮家里挑担子的事情，父亲说，最开始挑20斤的担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常常是两步一停、三步一歇，一天下来肩膀上磨的全是瘀青和血印，晚上躲在被窝里偷偷抹眼泪，后来慢慢适应了，30斤、40斤、50斤，直到肩上的茧子越来越厚。我问他：“这么苦，您吃得消吗？”他笑了笑说：“自己多挑一点，爸妈就少干一点！”简短平实的话，却让我回味至今，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用稚嫩的肩膀替父母扛起家庭责任的重担，这种力量究竟源自于何处？这就是担当。

担当的力量源自于爱。是什么给了花木兰放弃采桑织布的生活，选择代父从军征战沙场的勇气？是“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的孝心！是什么给了鲁迅不惧威胁利诱，把钢刀一样的笔锋刺向敌人心脏的骨气？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崇高使命感！又是什么给了焦裕禄忍受病痛折磨，为兰考艰苦奋战治理“三害”的坚守？是“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爱国为民情怀！

担当的力量源自于责任。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都承担着应有的社会责任。教师的担当是坚守三尺讲台默默耕耘，春蚕到死丝方尽；军人的担当是手握钢枪保家卫国，一腔热血沃疆土；党员干部的担当是危难面前那一声“看我的，跟我冲”的呐喊，是全国“孺子牛奖”获得者潘秀玲“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无论严寒酷暑积极开展困难群众大排查大救助”的真心。

篇(7)

关键词：档案工作者 基本素质

新时代背景下，档案工作产生了根本性变革，从传统纸质档案管理向档案信息化管理转变，所谓档案信息化是指运用网络技术及信息系统的传导，合理配置、充分开发档案资源，最终实现资源共享。档案工作者要担当新时代赋予的新要求，学会使用科学技术管理档案，成为"档案信息引领者"，因此笔者认为档案工作者应具备以下基本素养：

一、政治素质

档案人员要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学习政治理论，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提高政治鉴别力，培养敏锐判断力，树立正确理想信念，保持优良作风，严守国家秘密，不计较个人得失。

二、责任意识

档案工作者应满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爱岗敬业，尊重历史事实，维护历史真实面貌，实事求是地对待档案，收集、保管好档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好务。具体来讲：首先，档案工作者应及时、主动掌握本馆档案，全面了解其他档案馆馆藏的相关资料，并根据社会发展、经济建设需要，寻找和挖掘新信息源，广泛搜集，丰富馆藏档案的质量与数量；其次，档案工作者必须具备较强的责任心，稳扎稳打地做好档案工作，保证归档案卷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以确保其作为历史证据的可靠性；最后，档案工作者应具备良好心理素质，适时调整心态，加强自控能力，甘当无名英雄，在平凡工作岗位上无私奉献、兢兢业业。

三、服务能力

伴随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地突飞猛进，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信息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个性化的趋势，这为档案工作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档案工作者要适应这一变化，转变对档案价值的传统认识，树立新认识即服务意识。首先，要加强档案工作宣传，积极向社会公众宣传档案价值，强化社会公众对档案价值的认知，为档案使用、挖掘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档案工作者要转变"幕后服务"的传统观念，勇于走到台前来，变"为用户找档案"为"为档案找用户"，提升服务质量；其次，档案工作者要学会发掘和整理分散、系统性较差的的档案信息，保证档案信息的原始性、真实性、客观性和完整性，档案工作的开展要积极围绕党政部门工作中心和社会各界需要，通过对档案进行研究、开发和编纂，形成全面、详实、准确和系统的实用型档案。

四、终身学习理念

在新时代背景下，档案工作者要紧跟时代脚步，改变传统思想观念，不断学习新知识，树立终身学习理念。首先，加强培养业务素质，树立"四心"，即"安心"-安心档案工作，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热心"-满腔热忱，诚心诚意地为各用户服务好；"耐心"-摆正位置，耐住寂寞；"信心"-树立在档案事业中干出一番成绩的信心和决心；其次，积极参加档案管理培训，按时完成继续教育，努力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不断完善知识结构；通过实地参观优秀单位，开拓视野，完善实际工作中的不足；最后，除了参加理论知识学习外，更要注重对档案管理技术的学习，提高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和分析能力，从而使档案工作者卓有成效地完成本职工作。

五、合作意识

当今社会是一个协作竞争、合作制胜的时代，档案工作者应树立合作意识，能与他人友好合作，拥有强大的亲和力，并能借助他人力量，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不断推动档案工作的发展。新时代背景下，图书馆、情报机构、社会文化机构和档案管理机构正在逐步趋向一体化，并共建和共享信息资源，档案工作者要学会巧妙地与这些机构沟通合作，拓展信息平台。由于档案服务的对象也随着信息量的增大和公众知情权的觉醒迅速扩张，档案工作者肩负的使命更加艰巨，敬业精神也被赋予了新内涵，档案工作者作为知识和信息的管理与开发者，要全面认知自己扮演的角色，用饱满的热情、积极地心态为社会服务，抛弃只停留在实体管理档案的传统理念，发扬无私奉献精神，提供质量高的信息知识产品，从而不断提升业务能力。

六、沟通协调能力

优秀的档案工作者还应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档案管理工作开展的顺利程度，依赖于领导的重视程度及各个部门的配合，档案工作者要培养善于沟通及处理事务的能力。由于档案管理部门服务对象形形，缺乏良好的沟通能力，就很难胜任此项任务，善于沟通协调是档案管理工作中非常重要的环节。首先，档案工作者要积极主动地沟通上级业务部门和上级主管领导，档案工作的顺利开展程度跟领导的重视程度成正相关关系，所以领导对档案工作的重视和支持是做好档案工作的重中之重，档案工作者应积极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用实际行动，赢得领导的重视，而且档案工作者自身的工作态度、工作效率及工作质量也影响档案工作质量的高低；其次，档案工作者要充分沟通协调各个平行部门，一个单位完整的档案是由本单位各个部门独立的档案构成，档案工作者需要与其他部门积极协调配合，得到各个部门的支持，才能投放齐全的档案，这就要求档案工作者要适当了解各个部门的工作，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沟通和协调。

参考文献：

[1] 陈玛丽.新时期档案工作者素质分析[J].河南科技，2012.5

[2] 甄丽萍.关于档案工作者素质的探讨[J].兰台内外，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