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实践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政治哲学实践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社会政治的理性追寻

1.政治哲学是对社会政治的理性之思政治哲学通过反思、批判社会政治而求真,具有一种追求普遍性理想社会之原型的形而上学冲动,并以此改铸现存社会政治。这种理论探索可以是传统与现代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也可以是后现代政治哲学的微观分析,即旨在通过对政治诸范畴如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正义、政治合法性等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分析论证,追寻政治真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哲学与政治学是不同的,它有很高的抽象思辨性,可以称之为政治“形而上学”或政治“形而中学”。政治哲学探讨抽象的概念和范畴,为现存的社会政治寻找理性,让政治本身产生一种说理的力量。黑格尔在政治哲学论着《法哲学原理》中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抛开这个论断保守性的一面,我们既可以说它是政治哲学为社会政治寻找理性的一个典范,又可以说它是政治哲学在为自身寻求合法性。进而可以说,规范的政治哲学研究应是在书写政治“形而上学”。在古希腊哲学到近代西方哲学的演进过程中,哲学家们对理性原则在政治思考中的地位的认识可谓一波三折。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所处的“轴心时代”,是理性原则在政治思考中居于最高峰的时期。他们遵循理性原则,在各自心中构想着理想的国家、城邦政体及其运转规则。

这一点在柏拉图哲学的坚决批判者、非理性主义者尼采的作品中也得到佐证:“柏拉图的国家是超希腊的和不可能的。作为一种按形而上学原则组织起来的国家的创设者的哲学在此达到了顶点。”中世纪时期,安瑟伦和阿奎那等经院哲学家们抬高信仰而贬斥理性,理性只在于加强信仰。这是理性原则在政治思考中居于最低谷的时期。经院哲学家们政治思考的实质是,信仰上帝第一,人的理性第二,并以全知的“神性”代替人的理性,以虚幻的上帝之城来范导封建的世俗王国,旨在为教皇统治和封建君主统治服务。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发展与思想启蒙运动使人的主体性觉醒,信仰的权威让位于理性的权威,理性原则在政治思考中再一次进入高峰时期。一方面,近代西方启蒙理性为现当代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尤其是决定了现当代西方所谓普适性自由民主制度的运作逻辑和模式,深刻影响着当代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精神。另一方面,近代西方启蒙理性的过度张扬也导致了对理性的误解与片面使用,使理性成了片面的科技理性的代名词,“技术知识似乎是唯一满足理性主义者选择的确定性标准的那种知识”由此导致了实证主义政治哲学的困境,实证的科技的政治理性把政治简单化地视为书本政治、政治技术与功利政治。对政治问题的探究,除依靠人的理性外,还要依靠感性经验与直观。对政治的形而上学分析,借用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话说:“不单纯依据概念,同时也根据直观。”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也说:“哲学不仅需要哲学的理解,即通过概念进行理解,也需要非哲学的理解,即通过感知和情感进行理解。”“在哲学上,文体向这三个极伸张:概念或新的思维方式,感知或新的视听方式,情感或新的体验方式。这是哲学的三位一体,哲学犹如歌剧,需要这三者‘产生运动’。”深入探究发现,思考政治问题很难精确区分理性与非理性这一属人的二重性。

近代英国政治学家沃拉斯曾说,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刺激下行事。因此,政治哲学不是纯粹的理性思辨,不排斥感觉经验与直观。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哲学除了主要依靠理性演绎和经验归纳的逻辑外,还要依靠意志、直觉、直观、灵感、顿悟等非理性因素。进一步说,怎样平衡好政治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适当地把对政治原则的理性分析同对政治过程的经验性认识结合起来,这也可以说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与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政治哲学的理性,既是一种理论理性,又是一种实践理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分类法,政治哲学属于实践性科学,是目的论和实践性品格的统一。今天,我们把政治哲学视为实践哲学。按照哲学的理解范式,实践哲学的理论旨趣是要追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不仅要解释世界(像以往的哲学家们那样),还要积极变革世界,使理论不仅在“阿门塞斯冥国”自恰(借喻理论内部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还要在定在即现实政治中发亮(借喻理论外部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我们现时代的社会政治发展迫切需要这种实践的政治哲学,而那种单纯追求理论内部的理论与实践自恰的政治哲学,大有可能走充满纯粹思辨形而上学的理论危机、精神危机的道路。

2.政治哲学是对社会政治的价值之思

篇(2)

从政治哲学的概念构成角度看，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是“政治的哲学”，而不是“关于政治的哲学”（philosophy of politics），因而主要是一种“元政治学”，而不是以探究政治知识为要务的政治认识论。但这种元政治学并非纯然的形而上规定，因为试图通过确认自然本原而理解整个世界的努力永无止境，而通过社会本原把握整个世界不失为实践之思，苏格拉底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了哲学的“第二次旅行”，从对完整世界的理解转换为目的性的追求，使政治哲学成为具有鲜明问题意识的实践哲学，成为有别于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鉴于这种哲学的现实指向及其对人性与公共生活原则的普遍涉猎，对其作过于明确和有限的理论“规定”将降低其实践性，也难以使之如其所是。为此，对政治哲学的“规定”应当基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并对现实政治变迁具有宽广的理论视野，因而是动态的。

作为以哲学方式展开的政治研究，政治哲学兼顾理性建构与实证考察，因而是贯穿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思索。它重视对人性及其现实性的追问，致力于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构建社会理想，在缜密考量社会现实的同时论证政治理想的公共合法性根据，并诉求更好的乃至最好的政治秩序的建构，确认理想政治生活的价值向度，从而提出了超越当下现实境遇的可能性。这种元政治学因而立足当代、指向现实，它引导现实政治的走向并反映政治发展的轨迹，力图将面对现存世界的政治理想转换为一种全新的现实格局。政治哲学当然力图体现高端的学术水准，但刻意纯化政治哲学的学术性无益于其实现自身的功能，所以对政治哲学的规定归根结底应在基于历史的实践语境中生成。

从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角度看，人皆有政治性，举凡与人的政治生活相关的内在本质问题皆为政治哲学所关注，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颇为宽泛，不宜对其作过于明确的边界限定。以现实的人即市民社会成员为核心，以人的公共政治生活范围为半径，可以大致划定政治哲学的研究圆周。这个圆周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征，古希腊诸哲的城邦之思表明当时公共生活的大致范围，及至现代社会，国家成为最集中典型的公共存在样态，所以是政治哲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政治哲学家的基本研究理路表现为，论证何为更好的乃至最好的国家，从公共理性层面规约国家权力，探讨国家保障公民权利的自由与平等诸原则，为理想国家的合法性辩护，实质在于论证人类理想的政治共同体应当呈现为何种公共生活形态。

现实的人对公共生活均有所期许，而只有将个人的愿望变成共同的理想，才能实现政治观念的现实化。塑造共同的社会理想和社会治理原则，需要达成基于公共理性的重叠共识，因而研究法的本质和权利问题是政治哲学的应有之义。法哲学、国家哲学抑或权利哲学没有过多独立于政治哲学之外的内容，命名的差异源于历史传统，作为现代学术概念的政治哲学广受关注实乃英语学界的贡献。这些研究需要回答如何公正地分配社会公共物品，如何构建符合所有人至少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与愿望的分配原则等问题。为此应深刻地理解人性及其现实性，确认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们的当下愿望及其利益诉求，归纳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样态及其价值原则的正当性，倡导政治共同体的“善”，进而确立正义的价值规范。

从政治哲学的致思方式角度看，在特定情境中作理性论证是其主要工作方式，尽管每个人都有权利在自己的意见洞穴中理解政治生活，但当今任何有价值的政治思考几乎都要重视对政治哲学的关键话语作现代意义上规范的（normative）语言分析，将规律性研究融入规范性研究中去。基于规律性研究的宏大叙事无疑仍有意义在焉，因为人类生活的公共精神与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律实乃政治哲学的要义，但确认这种要义在具体社会生活中如何对象化则凸显了规范研究不可替代的价值。概言之，论证符合政治正当性的价值及其现实可能性，寻求符合所有人利益和需求的道德根据和理由，体现了政治哲学重要的致思理路。

政治哲学的规范论证不仅依赖于技术合理性的逻辑必然性证明，也需要基于道德合理性的目的论证明，完美的形式演绎固然可以确认正义准则，但政治哲学的规范论证还要考虑这些准则实现的历史条件，使之符合人们的利益诉求与社会的道德原则。政治哲学的论证不仅体现为公共性政治理念的哲学证成，而且包括对理想政治共同体的哲学建构以及对公共权力正当性和有限性的理解。这种论证的价值立场固然力图摆脱偏好，但强调道德无涉的政治价值显然缺乏足够的正当性支撑，而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当然也需要道德和法律基础。

政治哲学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不仅体现在为“人应当如何更好地生活”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共同体”之类恒久的问题做出富有时代感的回答，而且要面对在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与人的政治生活相关的实际问题，其实，对政治哲学根本问题的回答往往要通过对具体时代条件下一系列现实政治问题的回答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答案。解析这些问题既要考量与每个政治生活成员紧密相关的具体问题，也有探究对政治生活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的论证，这些论证与结论直接关涉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如何做出真正的选择。

解析政治生活中的具体问题，重要的在于探讨符合正义原则的分配问题，而对公共物品的分配包括物质利益（material goods）和政治权力（politicalpower）两个维度。它们与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平衡自由权利、道德义务与社会平等诸原则直接相关。如今。“我们仍有足够的余地讨论：在更宏大的平等的名义下，我们应当牺牲多少经济自由；或者为了加强自己生活于其问的社群的和谐，我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个人自由”。这些探讨既涉及对公共事务内在实质的合法性界定，也包括对具体政治问题呈现程度的正当性确认。

关于物质利益的分配，主要探讨应当如何分配社会财富，以及应当如何平等地对待社会不同阶层的受惠者。政治哲学家不仅质疑不合理的利益分配原则，而且经过缜密的论证，提出新的利益分配应当遵循的政治原则。例如，关于是否应当为“最小受惠者”提供最大的利益这个与社会平等与自由权利相关的实际问题，就为当代政治哲学家广泛争论。关于政治权力的分配，则涉及谁应当拥有以及如何约束公共权力的问题。柏拉图对“哲学王”的设定实则指出，政治权力的持有者应当具有理性判断重大问题走向并及时做出政治选择的哲学素养，而我们之所以要约束公共权力，是要避免公共权力滥用对个人权利的伤害。为此，要考虑政治制度的选择、建构及其实际运作，从而为人们服从公共权力提供正当性根据。

探究对政治生活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涉及一系列指向人生幸福与社会完善的道德论证，目的是寻找适应共同体良序运行与个人自由发展的政治道德。政治哲学对道德原则的探究不同于伦理学对个人的“善”的追问，而指向政治共同体的“善”。这些原则得到强制实施是否正当，当然也需要符合实际的论证，以免妨碍个人按其合理的意志活动的自由。对民主的本质及其呈现方式的探讨因而理所当然，由于个人未必知道自己的真正需要，所以民主的公意并不必然是合理的政治选择，“苏格拉底之死”无疑反映了公意的限度，提示人们反思政治参与者的意见是否正确或是否有足够的价值，从而实现“政治哲学的生”，政治哲学家的重要使命恰在引导公众提升政治素养，使之理性表达意见以促进公共决策的制定。

政治哲学家在反思民主限度的同时，普遍倡导“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治理原则，使人们对自由权利有充分的认识。如果面对不合理的政治境况保持沉默，实际上等于将政治参与权转让他人，并认同政治决策的结果。政治哲学家并不力图将某种政治观念强加于人，而启发人们在反思中做出选择，进而形成自己的政治观念。当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使人们艰于生存的时候，富有启发性的政治哲学论著将引领人们投入摆脱困苦的解放实践。正如青年马克思所言，“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使人们意识到社会现实和自身实际处境的启蒙可以激起人们变革社会的勇气，由此引发的社会革命实乃实现政治哲学社会功能的明证。

尽管充分汲取以往时代的政治经验与思想资源，政治哲学的反思与论证均指向当代，从而体现了强烈的当代性。政治哲学的当代性从古有之，于今亦然。“当21世纪开始，新的人文环境出现了，来自过去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的相关性可能变弱了，因为人类面对的境况与过去时代的人的条件相比是如此新异。……由于人文环境革命性的变化，对人们应当如何更好地生活在一起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会改变，但这个问题会持续下去。”理解政治哲学的“规定”固然要贯穿历史而抵达根本，但把握政治哲学的当代性即其当代呈现样态及其对当代人意味着什么，不失为确认政治哲学意旨的切近路径。

政治哲学的当代性呈现了政治哲学史上列位思想巨擘为人类开启的政治观念图景的时代精神，当代政治哲学家引人注目的观念创新无疑承载着政治思想的历史积淀，对以往政治哲学经典的重新解读也旨在还原思想原像的同时为回答当代政治问题提供借鉴。政治哲学的公信力并非体现在引证政治思想史的权威而宣示某项真理，而表现为在更深刻、更理性、更富有道德感的论证中解决当代社会面临的紧迫政治问题。因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各种观念虽然映现出古典政治哲学的影子，但其立足当代的问题意识足以表明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当代政治哲学流派纷呈，关注的问题域颇为多样，但重要论证几乎都是围绕“正义”问题展开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功利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均有各自最为关心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及其论证几乎均可在“正义”论域中对话。正义是当代政治哲学的首要价值，也是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各种政治哲学流派的思想家关于正义原则的商榷实则谋求达成缩小乃至消弭分歧的政治价值共识。为此需要深刻反思“何谓正义？谁之正义”。所以，正义论是当代政治哲学的典型样态。关于正义原则的规范论证要提供为绝大多数人乃至所有人接受或满足绝大多数人乃至所有人利益的足够的道德理由.诉诸基于常识并为民众掌握的公共理性，进而达成促进共同体完善的重叠共识。

关于正义的论证方式有很多种，因而罗尔斯将其代表作称为“一种正义论”，其中多数论证源自某种基于社会契约的假设，由此演绎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理想政治制度。其他论证也各有价值，例如，马克思反对在某种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寻求完美的正义，而重视在基于社会经济生产生活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实现实质正义。他指出黑格尔法哲学辩护式的理论危险，而以批判当下的姿态确认理想政治的理论可能性与现实可行性。马克思对抽象正义原则的批判富有现实关怀，但从其批判理路中也可以归纳出可资深入分析的正义原则，特别是这种原则超越了政治哲学对单个政治共同体的适用性，可谓全球正义研究的开拓者。

篇(3)

[关键词]中国政治哲学；宏观理论建构；微观政治主体；述评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 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著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四、结束语

篇(4)

关键词：高中政治；哲学知识；高效课堂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包含极为复杂的理论知识和基于实践的经验的总结，因此，在高中政治哲学课堂中，要提高学生的整体的哲学素养，就必须深度地剖析政治哲学知识中的重难点，科学地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加强学生对抽象的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够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在生活中分析和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一、深度剖析哲学中的重难点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中包含有很多的重难点知识，这些知识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中进行反复的讲解，进行深度的解析，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吸收。在引导学生进行重难点知识的掌握时，首先，应该让学生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的哲学知识理论体系，即哲学包含有三大部分，分别是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并对三者的关系有准确的认识，其中唯物论和认识论相对于辩证法的知识来说是比较好理解的，因此，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的重难点就集中在辩证法这一大块知识点上，这一知识点包含有联系的原理、发展的原理、矛盾的原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原理以及量变和质变的关系原理以及内因与外因这几大知识点。在这一阶段，重难点主要集中在矛盾分析法这一哲学知识点上，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要对矛盾这一知识点进行深度的剖析。首先，要引导学生掌握矛盾的原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主次矛盾原理、矛盾的主次方面原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原理。在了解这些原理的基础上，教师要着重对引导学生辨析矛盾的主次方面和主次矛盾原理。首先，引导学生从内涵上进行区分，主次矛盾是存在于复杂事务中的，而矛盾的主次方面是同一矛盾中的两面；其次，从作用来看，在事物发展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主要矛盾，决定事物性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三，要认清办事情要抓住主要矛盾，想问题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即抓矛盾的主要方面。

二、哲学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生活

哲学知识是来源于实践的，因此，学习哲学知识的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所学的哲学知识指导实践，在课堂中，教师就要积极地将哲学理论知识与生活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教师可以选用生活中的小故事进行讲解，也可以选用一些寓言故事进行相关理论的分析，或者是联系形势与政策中相关的知识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哲学理论知识点。如教师可以就最新一期的地质学报刊载封面文章（英文版）介绍到的我国科研人员首先在自然界中发现金属铀，这一发现对核能原料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在自然界没有金属铀，最新一项研究打破了这一惯常认识，教师可以结合这一时政信息，来引导学生掌握相关的认识论知识。此外，还可以结合我国提出的要打造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转变，创新是关键，质量是根基。这一时政新闻让学生掌握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同时，还可以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帮助学生理解哲学知识，如，古时候有一位父亲，买了一只猫来解决鼠患，但是鼠患缓解的同时，猫也偷吃了鸡，他的儿子很生气，父亲告诉他，没有鸡我们不会挨饿受冻但是没有猫却会，他的儿子就不再抱怨了。通过这个故事，让学生理解矛盾的相关知识。

三、引导学生用哲学的观点解决问题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学生是否掌握了一定的哲学知识不是学习哲学最为重要的目的，学习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可以用所学到的哲学知识紧密地联系生产生活实际，能够分析和解决生产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在政治哲学课堂中进行多角度的引导，让学生树立起用哲学的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同时要不断地训练学生的思维品质，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能够学以致用。首先，教师可以在课堂中进行相关问题的提问，尤其是要以分析论述题的形式进行，让学生对材料或者问题用哲学的观点进行科学地分析，同时运用正确的方法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其次，可以鼓励学生进行实际的训练，如鼓励学生观察学校的布局，班级规章制度的设置，学校整体的管理制度等这些生活中的事物，对这些事物进行分析，找出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地方，说出理由，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通过这样的训练，可以培养学生用哲学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结语：总之，高中政治哲学课堂的高效构建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的努力，在教学中，教师要针对学生难以理解的知识进行深度的讲解，同时要注意讲解的方式，让学生真正地理解，并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进行灵活地运用。要明白，哲学是来源于生活又能够指导生活的，只有能够在生活中进行合理地运用，才是真正高效课堂的体现。

参考文献：

[1]张满顿.政治哲学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J].学周刊,2011,18:46-47.

[2]郭强.以哲学思想引领高中政治体验式课堂[J].教育实践与研究(B),2014,12:5-8.

[3]陈维.浅谈高中政治复习中如何突破哲学重难点[J].群文天地,2012,0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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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中政治;哲学知识;高效课堂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包含极为复杂的理论知识和基于实践的经验的总结，因此，在高中政治哲学课堂中，要提高学生的整体的哲学素养，就必须深度地剖析政治哲学知识中的重难点，科学地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加强学生对抽象的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够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在生活中分析和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一、深度剖析哲学中的重难点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中包含有很多的重难点知识，这些知识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中进行反复的讲解，进行深度的解析，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吸收。在引导学生进行重难点知识的掌握时，首先，应该让学生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的哲学知识理论体系，即哲学包含有三大部分，分别是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并对三者的关系有准确的认识，其中唯物论和认识论相对于辩证法的知识来说是比较好理解的，因此，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的重难点就集中在辩证法这一大块知识点上，这一知识点包含有联系的原理、发展的原理、矛盾的原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原理以及量变和质变的关系原理以及内因与外因这几大知识点。在这一阶段，重难点主要集中在矛盾分析法这一哲学知识点上，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要对矛盾这一知识点进行深度的剖析。首先，要引导学生掌握矛盾的原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主次矛盾原理、矛盾的主次方面原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原理。在了解这些原理的基础上，教师要着重对引导学生辨析矛盾的主次方面和主次矛盾原理。首先，引导学生从内涵上进行区分，主次矛盾是存在于复杂事务中的，而矛盾的主次方面是同一矛盾中的两面；其次，从作用来看，在事物发展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主要矛盾，决定事物性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三，要认清办事情要抓住主要矛盾，想问题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即抓矛盾的主要方面。

二、哲学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生活

哲学知识是来源于实践的，因此，学习哲学知识的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所学的哲学知识指导实践，在课堂中，教师就要积极地将哲学理论知识与生活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教师可以选用生活中的小故事进行讲解，也可以选用一些寓言故事进行相关理论的分析，或者是联系形势与政策中相关的知识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哲学理论知识点。如教师可以就最新一期的地质学报刊载封面文章（英文版）介绍到的我国科研人员首先在自然界中发现金属铀，这一发现对核能原料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在自然界没有金属铀，最新一项研究打破了这一惯常认识，教师可以结合这一时政信息，来引导学生掌握相关的认识论知识。此外，还可以结合我国提出的要打造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转变，创新是关键，质量是根基。这一时政新闻让学生掌握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同时，还可以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帮助学生理解哲学知识，如，古时候有一位父亲，买了一只猫来解决鼠患，但是鼠患缓解的同时，猫也偷吃了鸡，他的儿子很生气，父亲告诉他，没有鸡我们不会挨饿受冻但是没有猫却会，他的儿子就不再抱怨了。通过这个故事，让学生理解矛盾的相关知识。

三、引导学生用哲学的观点解决问题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学生是否掌握了一定的哲学知识不是学习哲学最为重要的目的，学习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可以用所学到的哲学知识紧密地联系生产生活实际，能够分析和解决生产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在政治哲学课堂中进行多角度的引导，让学生树立起用哲学的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同时要不断地训练学生的思维品质，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能够学以致用。首先，教师可以在课堂中进行相关问题的提问，尤其是要以分析论述题的形式进行，让学生对材料或者问题用哲学的观点进行科学地分析，同时运用正确的方法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其次，可以鼓励学生进行实际的训练，如鼓励学生观察学校的布局，班级规章制度的设置，学校整体的管理制度等这些生活中的事物，对这些事物进行分析，找出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地方，说出理由，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通过这样的训练，可以培养学生用哲学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总之，高中政治哲学课堂的高效构建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的努力，在教学中，教师要针对学生难以理解的知识进行深度的讲解，同时要注意讲解的方式，让学生真正地理解，并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进行灵活地运用。要明白，哲学是来源于生活又能够指导生活的，只有能够在生活中进行合理地运用，才是真正高效课堂的体现。

作者:宝力高 单位: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三十八中学

参考文献：

[1]张满顿.政治哲学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J].学周刊,2011,18:46-47.

[2]郭强.以哲学思想引领高中政治体验式课堂[J].教育实践与研究(B),2014,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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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希腊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当代政治哲学

?学术

中图分类号：B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1）03-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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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希腊的政治哲学

学术

?古希腊是西方的政治哲学的发源地，西方哲学在古希腊实现了它的第一个辉煌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关于政治哲学的主题及其他一些主要问题都已经有了雏形，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也日趋深入全面。政治哲学在理论上和思想上的丰富多彩性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体现。当时的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具有两个最为基本的特征，其一是为政治哲学家们所主张的政治哲学观念找到一种终极性的依据，这是第一个特征。其二是政治哲学的原理、观念、原则以及相关理论受到当时的政治实践影响，多以城邦政治为中心展开的。

?正义是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中一个最为基本的主题。毕达哥拉斯学派运用“数”来解释万物的本原，追求和谐，而且用数的关系来表示和谐。在他们看来正义就是数的平方，因为平方数是由若干相等的部分组合而成的，这便是一种和谐。赫拉克利特认为战争具有普遍性，正义就是战争。但是关于将正义看作和谐还是把正义看作战争这二者之间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一时期古希腊另一位著名的大哲学德谟克利特认定国家的利益高于其他一切利益，德谟克利特所认为的国家与其他学者的国家在性质上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民主制度他所积极主张的，只不过他的这种民主制度的根基乃是等级制度与奴隶制度。

?柏拉图的思想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的高峰。他一方面从其哲学立场出发以其哲学方法深入地探讨了正义以及其相关的概念，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理想的社会基本结构。柏拉图对正义的探讨乃是他的全部哲学探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的方法也就是他的辩证法，问答加归谬的方法，借以找到所探讨的事物本身，而后者在柏拉图看来就是理念。柏拉图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理想国》的主题就是正义问题。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与柏拉图不同，主要体现在他关于古希腊城邦政治制度的研究和他关于理想国家的观念上面。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动物，所以他们必须生活在一种政治共同体之中。城邦是一种自然的制度，是从最自然的人与人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人的一切言行都以某种善为其目的，因此，人类的联合体也同样是以善为目的的，城邦是一种最高的联合体，以最高和最广泛的善为目的。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的基本思想，我们了解到，政治哲学一方面与所处社会、历史环境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受当时社会政治现实的限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乃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滥觞，也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主要资源，虽然历经批判，但是即使在当代的主要政治哲学流派里面，人们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思想的影响。

?

二、 现代政治哲学

?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覆载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从马基雅维利所处的十五、六世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马基雅维利被称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为现代政治哲学提出经过系统论证的基本观念、概念和方法的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社会契约这样一种理论设计确立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方法，既然某种外在的神的旨意和先天的道德规范是不存在的，那么人世间的规则就必须由人自己来订立。而人之所以具有这种资格，乃是因为他们的自然权利。从自然权利到一个国家的主权，霍布斯完成了人类依据自己的理由来建立社会或国家及其规则的理论论证。洛克也是通过社会契约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产生，与霍布斯不同，他认为，即使在自然状态之中，人们也都能够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而所以要订立契约以建立公共权力，乃是因为自然状态是不稳定的。这样建立起来的公共权力拥有立法、行政等权力。卢梭关于社会契约、人民主权和个人权利等问题的一些主要观念是与洛克大体一致的，然而后人对卢梭的评价却意见纷歧而至于大相径庭，最极端的观点将卢梭看作是现代极权主义的祖师。后一种评价的最主要根据就是卢梭提出了公意的观点。卢梭认为，建立国家或社会的目的乃是社会的公共幸福，但是只有公意能够按照这个目的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康德的实践哲学深受卢梭的影响，这就是对人的尊重，而这一点奠定了康德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从而也就奠定了其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是目的。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的，但是这并没有使他的政治哲学更具现代性，他的政治哲学既太受其哲学体系的束缚，也太受他所在的那个王国的局限。黑格尔虽然也强调自由，注意到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但在他的政治哲学里面，国家才是至高无上的东西。黑格尔的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方法论上的影响，与社会契约论相反，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将人类社会的制度看作某种客观的、外在的因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必然产物，除了顺应这种规律，人的其他活动都几乎是无足轻重的。

?现代政治哲学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与现实激烈的革命和其他社会变迁而导致的冲突一样，不同派别之间的观念也始终处在于针锋相对的斗争之中。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派别和斗争的内容有其变化，但基本趋势是越来越晚期，两大派的阵营的分野就越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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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政治哲学

?我们这里所谓的当代与现代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分明的界限。这个当代相对于西方思想和社会的巨大转折而言，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而就整个世界在基本方向方面突然之间趋同这一历史现象而言，当是在二十世纪末开始的。后一种变化对当下的世界以及对未来的人类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但是它尚未在政治哲学里面反映出来。另外一个重要的理由在于，政治哲学实际上在十九世纪末开始衰落。尽管如此，在这一个时期仍然出现了一些对当代社会产生不小影响的思想家和学派，他们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多数是在批判现代社会时提出来的，比如，西方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提出一些积极的建议，而自由主义传统的思想家通过批判专制主义和计划经济而深化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解，发挥那些体现了重大的现实意义的观点。这些批判、观点都是颇有价值的，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导向政治哲学的复兴，但并没有达到这一步。

?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标志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第一，罗尔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以提出新的价值主张和规范，第二，建立了自己的方法以论证自己的主张，第三，从外在的方面来说，罗尔斯的理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诺齐克针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重新论证了自由至上主义（个人权利至上主义），提出最弱意义上的国家的主张，而像泰勒、桑德尔等人以黑格尔哲学为背景主张和重新论证共同体（社群）相对于原子主义式的个人的重要意义。在欧洲，哈贝马斯的理论也因与罗尔斯的直接论战而突现出他的折衷主义的特点。政治哲学的这次复兴运动在二十一世纪的前景尚不明朗，但是这场复兴所引出的争论似乎没有上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争论的那种尖锐和针锋相对的气氛。它所表明的究竟是问题太过困难而无法解决，还是问题无需解决，尚需要我们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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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翠：浅论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历程与内涵嬗变［J］，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01期；

?［2］李淑梅：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理性建构方式及其启示［J］，求是学刊，2006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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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是西方第一部以高等教育哲学为书名的专著，是作者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五十余年的经验总结，也是作者对高等教育的许多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晶”。该书从美国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出发，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沿着高等教育哲学的两个理论基础彼此间的联系与冲突的路径，深刻分析了高等教育最为关键且又彼此关联的若干基本问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完整丰富的高等教育分析框架。

一、历史回望：认识论与政治论的冲突与并存

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出的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高等教育哲学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布鲁贝克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是以高深学问的选择、传递、批判和创新为逻辑起点的。这个逻辑起点即“主旋律‘E’调（E代表专门知识expertise，即深奥的探求，它构成了高深的学问）”。围绕问题的主旋律“E”调进行论述得出其结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其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则以政治论为基础。

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趋向于以“闲逸的好奇”精神去追求知识。认为大学是一个“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逻辑就是追求知识的客观性；高深学问的选择、传递、批判和创新只受学术的客观性或独立性的认识规律制约，崇尚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摆脱一切价值的判断，回避学术对社会的影响；认为应“在学术和现实之间划分一条明确的界限来保证知识的客观性”。因此，传承知识、探求知识是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在这种哲学视野中，高等教育的价值体现为追求知识，在价值观上是一种知识本位的高等教育价值观。

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认为，人们探求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它强调高等教育应该关注社会的要求，认为高深学问的选择、传递、批判和创新是以实际问题为价值取向的。人们追求高深学问主要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都是有限的。“大学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知识之翼”。在这种哲学主导下，高校以服务社会、促进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价值。在这种哲学视野中，高等教育的价值观是一种社会本位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其活动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利益高于一切。它是实现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人不再是目的，而沦为了手段和工具。

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交替并存于高等教育系统中，有时是认识论哲学占主导地位，有时又是政治论哲学占主导地位，总体上呈现一种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联系的矛盾关系。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想方设法摆脱价值的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这种矛盾在客观上成了高等学校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矛盾产生的深层根源之一，其相互联系之处在于：一方面，政治论使命的实现以认识论为依托；另一方面，认识论目的的达成又越来越依赖于政治论的照应。

二、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主要贡献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自1987年被译为中文以来，在我国高等教育学术界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一方面，表现在该书的引用率上；另一方面，反映在针对该书的评论、比较、体会、反思、启示的文章大量涌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该书的认识与理解。笔者认为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最突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巧妙地找到了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高深学问。布鲁贝克认为：“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所谓‘高深’只是程度不同。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是如此突出，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该书以高深学问为原点，推导出高等教育的八个基本问题：由高深学问是应当被关在象牙塔中以防被曲解，还是应当放到市场和政治竞争场中去锤炼，分析概括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和政治论；由学术活动是否应当由掌握高深学问的专家予以控制，导出学术自治的问题；由为了高深学问的发展，是否应当保持完全价值自由的客观性和理智上的独立性，导出学术自由的问题；由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掌握高深学问的才能，导出高等教育为谁服务的问题；由学生学习高深学问是以知识本身为目的还是以为工作准备为目的，导出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问题；由高深学问如何教授和承载高深学问的教材如何选择，导出教学与课程的问题；由“高深学问处于社会公众的视野之外，公众就难以评判学者是否在诚恳公正地对待公众的利益”，导出治学道德的问题；由对高深学问的探索具有宗教的内涵，导出庇护高深学问的大学在世俗社会中扮演教会角色的问题。其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

二是提出了著名的两派高等教育哲学分野。布鲁贝克认为，20世纪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是认识论，另一种是政治论。这两种高等教育哲学都以探究高深学问为基础，但是探究的目的和方式不同。前者认为探究高深学问的目的是知识本身，追求的是真理，探究的方式是完全摆脱价值的影响，认为学术与现实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获得依靠的是高深学问自身的规律，所采用的学术标准是真理的客观性；后者认为探究高深学问的目的是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追求的是权力，探究高深学问时必须考虑价值问题，认为学术与现实之间是紧密相连的，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获得依靠的是服务社会，所采用的学术标准是社会的需要。布鲁贝克借此分析了美国的高等教育，认为自美国建国起“高等教育的两种哲学――认识论和政治论――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自19世纪末开始，这两种教育哲学就并驾齐驱，但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它们的冲突始终贯穿于书中的各个章节。不过布鲁贝克认为，这两种教育哲学是可以调和的，“使高等教育哲学的政治论和认识论之间达到最有效的和谐”的方法是把思维和行动结合起来，“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必须用实用主义的认识论作补充”。布鲁贝克提出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较强的普适性，各种高等教育哲学和各类关于高等教育的观点基本上都可以纳入这个分析框架之中。

三是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当我们打开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时，会立即感受到一种浓浓的实践性”。该书开篇就以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批评与挑战入手，当美国高等教育已成为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天”，当“社会和职业界已经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甚至有人认为美国高等教育出现了“本体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的时候，布鲁贝克认为“需要对高等教育的一些基本概念作一次痛苦的重新评估”，“教育实践中矛盾错综复杂之时，就是检验这些实践的理论基础之日”，而且认为高等教育哲学“不可能从哲学界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实用主义或存在主义这些流派中演绎出来”，而是要“从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矛盾和未定论的问题出发”，并且在书中多次强调“是经验而不是逻辑”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具有强烈问题意识的、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对于一向注重体系建构的我国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和思路的拓展。

三、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局限性

近年，国内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质疑的声音逐渐多了起来，这一方面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自醒，“开始对经典著作进行求真性的论证与批判性的反思”；另一方面也说明经典著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笔者认为，该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推敲和商榷。

首先，我国研究者对《高等教育哲学》提出的是否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的认识是有分歧的。译者王承绪先生的解读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认为该书“提出了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然而，也有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该书是为论说高等教育哲学提供一个基本的叙述框架，而非旨在表达作者本人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

笔者认为，布鲁贝克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实际上，布鲁贝克的本意并非要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而是要对高等教育的现实矛盾和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对众多的哲学流派进行整合。这些意图在该书中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触及高等教育本质的价值观念的冲突明确地要求对此类问题作出哲学性的解决――这就是说，要求通过更为根本性的理论思考来澄清问题，平衡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已经太多了……现在，我们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本书试图建立一个参照框架，并且试图像音乐家在一个主题上做出变奏曲那样对各种哲学流派，甚至对一些不可调和的哲学流派做出处理。”因此，与其说布鲁贝克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不如说给了我们一个思考和分析高等教育问题的方法和框架；与其说布鲁贝克是在构建自己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不如说是在自己的分析框架中对众多哲学观点进行归类和评说。

其次，以高深学问作为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是否准确。虽然如上文所述，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提出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是布鲁贝克的重要贡献，而且以之贯穿全书，分析合理、逻辑严密，且能自圆其说，但是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无视人的存在。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教育的第一意义存在是人，人是第一位的。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康德说：“人是目的。”如果说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我们就会进一步追问：高深学问的基点是什么？显然还是人，没有人就不可能有高深学问。这样看来，高深学问并非高等教育的本原。而以探究高深学问为基础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存在同样的问题。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关注的是高深知识本身，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关注的是高深学问对国家和社会的作用，在这里依然看不到人的身影。人在这里沦为探究知识和服务国家的工具和奴仆，而与这两种哲学相关联的高等教育的两大职能――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被误当作高等教育的本体意义上的存在了。

再次，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和读者的角度来看，一方面，《高等教育哲学》是根植于美国本土的完全美国式的高等教育哲学，虽然从目前世界高等教育面临着许多共同问题的角度看，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具有较强的普适性，但是各国高等教育又存在各不相同的问题，若完全套用，很容易导致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另一方面，该书的观点经常被淹没在大量引述的他人的观点之中，对于不太熟悉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话语系统和学术传承的中国读者而言，若想全面、准确、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这部著作是非常困难的，极易造成误读和误解。

参考文献：

[1]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马廷奇.冲突与整合：西方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的演变[J].江苏高教，2002，（3）.

[3]卢晓中.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评析[J].现代教育论丛，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