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体系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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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从金融监管方式来看，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是外部监管，即现场监管和事后监管，这样的监管方式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缺乏预警的效能，造成一定的监管滞后性。从金融监管手段来看，我国长期实行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金融监管以计划、行政命令和适当的经济处罚等手段来进行。基本金融法律与实际工作的要求相差较远，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监管难以通过法律手段得到保障。

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对策建议

（一）改进和完善现行金融监管体系

1、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迅速，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加快，我国分业监管的体制也越来越暴露出很多弊端，而建立统一集中的金融监管体系是当今的世界趋势，也是历史的必然。我国“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系，存在职责不清、重复监管、监管漏洞、监管效率低等问题，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监管体系，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能够更好地协调各监管机构之间的矛盾，使各机构可以加强沟通，实现信息共享，对监管工作中的重叠部分进行明确分工，从而提高监管效率，减少资源的浪费；对工作中的真空和盲点进行弥补，对金融活动实行无缝隙覆盖监管。

2、完善金融监管操作过程

首先，通过建立严格的“问责制”引入权责对称机制，强化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市场运作和市场退出三个阶段的连续性。其次，通过强化非现场监管，加强银行监管的完整性。虽然一般情况下，现场监管所获得的信息真实性较高，但进行现场检查的成本高、缺乏连续性，相比之下，非现场监管获得的信息真实性较低，但获得难度较小，具有连续性。因此，我国应加大非现场监管的力度。具体实施时，应先建立严格合理的规章制度，来保证非现场监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及时性；然后还要建立起科学的考评监测系统，利用非现场监管信息对金融机构进行评估分析；最后要通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的紧密结合，建立起完整的金融实时监管制度，对各金融机构进行及时的规范和引导。

3、完善金融监管主体自身建设

我国目前金融业法定监管主体有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为适应金融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应加强监管主体的自身建设。应弥补法定监管主体的局限性、补充监管主体，可建立金融同业公会，借助同业自律补救现有的法定监管不力，制约和防范法定监管主体权力的滥用。

（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配套改革

1、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金融监管工作的有效运行需要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做后盾。金融监管工作人员需要有法律依据对金融机构进行依法监管。我国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善，虽然颁布了《证券法》、《保险法》、《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但其内容简单，缺乏细节，操作性差，而且在很多方面存在法律缺失，使我国金融监管处于“无法可依”或“有法难依”的境地。因此应尽快制定已经出台金融法规的实施细则，增强其可操作性；对于一些监管法律缺失的空白地带，应尽快着力立法，这些法律法规应能够涵盖所有的金融业务，具有严密性、配套性和协调性。

2、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篇(2)

关键词：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9)12-0050-03

不管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际层面出发，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是金融稳定的基础保障之一。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金融监管具有保护消费者权益、维系金融市场公平与透明、监控金融机构的安全与稳健以及确保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等四个目标。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过程中，美国金融监管当局没有有效发挥风险防范职能，尤其是抵御系统性风险。在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之后，亡羊补牢成为美国和国际社会的一个广泛共识，加强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随之成为美国的重要任务。

一、美国金融危机凸显金融监管体系的漏洞

众所周知，美国实行的是以美联储为中心的伞形双层多头监管模式。“伞形”是指以中央银行为中心、各专业金融监管机构为旁支；“双层”分为联邦层和州政府层；“多头”是指美国联邦政府针对金融分业经营的需要设立了多个监管主体。从次贷危机的发生和发展来看，伞形双层多头监管对金融风险的预警、揭示和防范并非完全有效。美联储没有真正处于监管的中心，至少是没有发挥监管核心的作用。总体而言，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突出的问题。

一是现行监管体系无法跟上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发展步伐。美国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是基于70多年前的监管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和混业经营的业务模式的监管要求。对存款金融机构的监管制度绝大部分与20世纪30年代的制度相似，证券业和期货业的监管模式也是在70多年前就已基本确立。

二是缺乏统一监管者，无法防范系统性危机。在已有的金融监管体系下，没有任何单一金融监管机构拥有监控市场系统性风险所必备的信息与权威，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在应对威胁金融市场稳定的重大问题时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因此无法应对系统性风险或危机。

三是金融监管职能的重叠造成金融监管死角。例如，金融创新中被广泛运用的证券化，将信贷风险由信贷市场转移到资本市场，但由于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监管体系是彼此分割的。所以不能充分识别和控制证券化的风险。美国金融危机中的债务担保权证(CDO)和信用违约掉期(CDS)就是由于缺乏到位的监管而成为此次危机的重要推手。

四是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差，尤其是缺乏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有效监管。在全球化和混业经营的背景下，美国并没有建立功能监管或者统一监管的标准和体系，以改变其金融监管架构。特别是，分散的监管主体对一些大型、复杂的金融机构的监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低效的。

五是美国金融分业监管体系与其混业经营的市场模式严重背离。分业经营模式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变是建立在金融体系不确定性参数、风险回避系数、外部性因素和监管成本等减小的基础之上的，然而，混业经营的实际风险被大大低估了。

二、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及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受到了极大的质疑，为此，美国政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布什政府于2008年下半年出台了改革金融监管机制的“蓝图”，以期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系统性改革。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6月正式公布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方案，并将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作为挽救美国金融体系和美国经济的重要举措。

大致看来，布什政府的改革蓝图主要是提出了短期和中长期的政策选择。在短期内，美国政府主要注重提高政策协调效率和恢复市场功能等；在中长期，则致力于加强对州注册银行、支付结算体系、保险业、期货与证券业等的联邦监管，以弥补监管漏洞。2009年6月中旬奥巴马政府正式公布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方案《金融监管改革：一个全新的基础》，将在金融机构稳健监管、金融市场全面监管、消费者投资者保护、金融危机应对以及全球监管标准及合作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可以看出，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将呈现新的格局与态势。

第一，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将建立较为有效的协调机制。金融控股集团广泛出现及其所带来风险的多层次转移以及金融监管体系基础设施不足使得金融监管存在明显的差距和漏洞，而各个监管机构的协调是部分弥合这一差距的有效途径。

第二，美联储将成为超级监管机构，美国金融监管体系集中监管的特征将更加凸显。美联储的监管职能将得到强化，甚至可能成为“全能型超级监管人”。

第三，监管范围将扩大，监管力度将加强，监管标准将提高。具体表现在：投资银行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将分别被纳入美联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框架中：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必须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国家保险办公室对保险业进行联邦层面的监管：诸如房利美等国家支持企业、衍生品市场和资产证券化市场等将被纳入到新的监管体系中；金融体系中的支付、清算和结算系统也将受到统一监管；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流动性、风险敞口等风险管理标准将更加严格而保守。

第四，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将成为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重点。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对金融机构的违约概率和偿付能力并不十分了解，特别是一旦这些机构出现问题，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将受到极大的损害。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填补信息缺口，那些几乎不受监管的金融机构和表外交易也将受到监管并按照相关要求及时披露信息。

第五，全球监管和国际合作将成为有效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深化，金融风险在全球传播，金融危机也具有更大的全球传染性。然而，金融监管者对金融机构和全球金融市场的杠杆率、风险敞口和风险管理安排等的全面信息是不充足、不准确和不及时的。因此。全球金融监管的合作将成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

三、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维护我国金融稳定的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与美国的分业监管体系相类似，主要由“一行三会”(即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构成了金融监管的基本框架。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充分发挥了各自的监管职能，确保了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应该说，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框架是基本合理的，监管也是卓有成效的。

但是，我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是和资本项目管制、大规模经济刺激和强大的政府支持等密切相关的。如果这些条件弱化，金融监管体

系的潜在问题就可能显现化。因此，我们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加强和改进我国金融监管。

其一，金融监管体系必须动态调整，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部门发展的需要。从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来看，金融监管方式的选择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美国实行分业监管，英国实行统一监管，但是两国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美国实行分业监管，我国也实行分业监管，但我国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受到的冲击明显小得多。这也说明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是适合目前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阶段性要求的。但是，随着经济和金融部门的发展，金融监管制度必然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因此，监管部门必须动态监测现有监管框架的有效性，特别是要对监管框架中的薄弱环节进行调整和改革。

其二，不断提高金融监管协调的有效性。我国“一行三会”监管框架和美国以美联储为中心的“伞形”监管框架相类似，共同的问题就是缺乏监管部门的有效协调。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在监管协调方面虽然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但尚未建立起长期有效的跨部门监管协调机制，监管的效果还不尽如人意。有鉴于此，建立一个更为超脱的、更加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其三，努力协调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一般而言，金融创新都会伴随着较大的金融风险。在我国金融机构金融创新较为迅猛的背景下，仅仅依靠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是远远不够的。监管当局需要针对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特点，不断强化对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表内表外业务以及金融体系清算支付系统的监管，达到既促进金融创新又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目的。

其四，重点加强对大型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随着大型金融机构实力的增强以及大型金融控股集团的形成，我国已经呈现出混业经营的基本格局，这就有可能出现类似美国的分业监管和混业经营的制度性矛盾。所以，加强对大型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就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一方面。要强化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管理，严防其杠杆率过度上升，确保大型金融机构的安全性；另一方面，要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和资产进行动态监控，督促金融机构协调好其安全性与收益性的关系，防止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风险敞口过大；再一方面，要建立相应的信息收集、风险评估和预警系统，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风险评估，防范系统性风险。

其五，建立有效的危机应对机制。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建立起包括注入流动性、处置有毒资产、金融机构重组与破产等要素的金融危机应对机制。从金融危机的救援来看，金融当局的及时、有力救援是金融风险扩散的有效防火墙，同时，流动性注入和问题资产处置也是恢复金融机构和市场功能的重要措施。因此，从应对危机的角度。一个强有力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和一套运行有序有效的危机应对机制是必不可少的。

篇(3)

现阶段，我国已建立了中央银行、保监会、证监会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体系以及相应的指标体系和监测体系。但从实际运行的效果看，还存在着诸多缺陷，一是缺乏有效金融监管的条件；二是多元化监管主体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与合作；三是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技术)与行业发展不匹配；四是金融监管缺乏完善的实务操作系统。鉴于此，笔者认为，建立我国有效金融监管体系的着眼点应放在以下几方面：

一、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

世界各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并没有统一模式，关键是实现金融监管的便利性、协调性和有效性。考虑到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还将持续一定时期，因此，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建设应重点突出”三大系统”的建立与完善。

(一)完善监管当局的监管控制系统。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当局是由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共同构成的。从监管当局的结构状况看，除中央银行的监管资源基本与其监管对象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外，证监会目前只在各省会城市及其他个别城市设立了派出机构，其监管资源状况只能满足于对证券机构的市场准入监管和持续营业机构的非现场监测，还无力顾及到对其监管对象经营合规性、风险性的检查与评估。保监会在全国各地的派出机构更少，没有设立保险监管机构的地区，其对保险业的监管工作主要委托当地人民银行，由此造成对保险业的监管责权利脱节，监管质量与效率很低。对此，现阶段完善监管当局监控系统的重点，一是增设证监会、保监会的机构和人员，使其能单独完成或通过聘请中介机构共同完成对其监管对象的监管任务。二是建立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的分级联系制度，加强信息交流与技术合作，实现对有关金融机构的业务并表监管。三是各监管当局的总、分支机构之间要明确监管职权，各分支机构要在授权范围内，按统一标准行使监管职能。四是各级金融监管部门要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责任制，明确规定监管机构及其人员对监管对象存在的问题应查未查、应查出未查出、查出不报、不依法处罚、执法过错等行为所负的责任，以促使监管机构及其人员提高素质，规范行为。五是各监管当局要实行本外币业务、内外资机构、境内外机构、表内外业务的统一监管，扩大金融监管覆盖面。

考虑到加入WTO后，为有效解决混业经营条件下对金融机构的并表监管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借鉴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选择的实践，笔者认为，加入WTO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可供选择的改革模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模式：保持现有金融监管的制度结构，对于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交叉，可通过加强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来解决并表监管问题。在实践中还可以实行以一家监管机构为主的做法，来应付金融业务多样化的监管需要。世界上不少国家目前选择的是此类金融监管模式。

第二种模式：顺应混业经营统一并表监管的需要，成立一家超级金融监管机构，从而独自、全面、有效地对业务广泛的金融机构的整体情况加以监控。这是现阶段金融监管体制选择的新趋势。

第三种模式：打破现有的制度结构，在不成立统一的超级金融监管机构的情况下，按照金融监管的目标设立几个监管部门，各部门从各自的目标出发有权审视各家金融机构，组成矩阵式的监管模式。目前，这种监管模式只是一种模型，尚未进入实践阶段。

从上述三种模式比较看，第一种缺陷越来越明显。第二种模式虽然有利但对基础设施的要求很高。第三种尚需实践检验。因此，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应分两步走。第一步：考虑到国内的信用评级和外部审计尚未达到一定的水平，金融监管的基础设施等还跟不上，现阶段仍应坚持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重点是改善金融监管的基础条件，加强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与合作，以实现综合监管。第二步：根据国际金融新趋势，结合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的新要求，我国的金融监管应逐步走向“泥业经营、统一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向“混业”模式的过渡中，待条件成熟时，可将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职能与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将人民银行的监管部门、证监会、保监会合并成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当局，负责对所有金融机构及其业务的监管，监管当局可按行政区划设立分支机构，各分支机构负责对辖内所有金融机构及其业务的监督管理。

(二)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系统。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演变的过程看，金融监管大致经历了行政手段控制为主、标准化指标控制为主、内部模型法控制为主、预先承诺控制为主等几个阶段。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对金融机构内控机制要求也更加严密。现阶段的重点为，一是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各金融机构都要建立与本系统业务发展相适应的内部审计部门或稽核部门，并具有相对独立性、超脱性和权威性。可选择在系统内部设立跨地区的监管分局、稽核中心或特派员办事处，消除或减少被查单位对检查部门及其人员的行为制约。二是充实改善内控设施。金融机构建立内控系统和相对集中的数据处理中心，一方面改善内部控制的非现场监测条件，运用系统网络观测各经营机构的财务、资产等业务指标变化情况；另一方面能有效防止或减少基层行乱调帐、乱改账等违规行为的发生。三是修改完善内控制度。内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各金融机构都要适时根据其业务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修改完善内控制度，以动态适应其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对风险控制的需要。

(三)建立金融同业自律控制系统。从世界各国金融同业自律制度建设的实践看，同业公会(或协会)是适应金融业行业保护、行业协调与行业监管的需要，自发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结合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建议：一是在监管当局的鼓励、指导以及舆论的倡导下，在自发、自愿的基础上建立金融业同业公会。可根据金融机构的不同类型、不同地区建立不同的金融业同业公会，并提倡在此基础上形成全国金融业同业公会的联系机制。二是赋予金融业同业公会具有行业保护、行业协调、行业监管、行业合作与交流等职能。

此外，在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建设方面，还要重视社会监督力量，充分发挥财政、审计、资信评级、资产评估等机构的监督作用，及时发现与矫正金融业的不当行为，确保金融业安全稳健运行。

二、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操作系统

从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操作系统的建设看，其构成要素大致包括金融监管制度、金融监管设施、金融监管手段、金融监管队伍等内容。从我国的现状看，其完善重点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完善金融监管制度体系。金融监管制度是金融机构行为规范的准则，是金融监管部门及其人员借以判断和约束被监管对象行为的依据和手段。因此，金融监管制度的适用性与完善程度，直接金融监管的效果。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我们虽然在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持续营业和市场退出各个环节都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但这些制度的建立与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一是部分制度条款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制度落实缺乏必要的监督约束机制；三是有关制度的执行，缺乏配套政策。对此，考虑到加入WTO对金融监管提出的新要求，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重点应突出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监管制度。一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监管指标体系，逐步统一内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二是适当提高资本充足标准，建立有效的金融机构资本金补充机制；三是要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各级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权利、责任和手段；四是要建立与金融机构资产分类相对应的呆坏账准备金制度；五是建立对金融机构统一的资信评估制度；六是建立完备的市场风险控制制度。

(二)构建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我国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状态。一是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分割，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二是监管信息定时报送制度，使得金融监管信息的收集效率很低；三是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使得金融监管信息失真。由此造成监管部门不能及时发现是否出现了正常金融机构正在向有问题金融机构转化，是否出现了有问题金融机构向危机金融机构转化，是否出现了危机机构的风险向系统内扩散，从而降低了金融监管的质量和效率。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加快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网络化建设，一是要加快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监管信息的网络化建设，实现系统内部业务发展与监管信息同步反馈。二是加快监管当局的监管信息网络化建设，改善信息传递方式和速度，创造条件实现监管部门与监管对象业务系统的信息联网，使金融机构的原始信息真实反映到监管部门，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以动态观察与监管对象经营活动的合规性和风险情况。三是加快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信息网络建设，以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三)建立金融风险减震机制。考虑到加入WTO后，随着我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逐步放开，会增加国际金融风险向国内传导的途径。对此，我们有必要建立缓和国际金融风险冲击的减震机制。(1)保持适度的国际储备标准。借鉴国外经验，我国保持适度的国际储备可依据下列标准：一是外汇储备支持外贸进口的时间最低不能少于3个月的进口需求；二是外汇储备与外债总额之比不能低于30％；三是外汇储备与短期债务之比不能低于100％；四是外债与GDP之比不能超过50％；五是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应控制在-5％-0％之间；六是外国直接投资加经常项目盈余与GDP之比应控制在-2．5％-5％之间。(2)适度调整汇率制度。借鉴世界各国汇率制度选择的成功经验，加入WTO后，我国应适当调整，适当加大汇率的浮动幅度，适当放开结售汇限制，避免外汇过多地集中于中央银行，迫使央行扩大基础货币投放。随着商业银行、、居民持汇量的增加，要逐步培育与发展我国的金融衍生市场，为规避汇率波动风险创造条件。

(四)建立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借鉴世界各国金融风险防范的经验，结合中国金融业的风险实情，我国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可分为三个层次建立。一是建立国家宏观金融预警系统。可由国务院牵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证券监督委员会、国家保险监督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各大金融机构共同参加，按照统一领导、统一指标体系、分级监控的原则，组建国家宏观金融预警组织系统。主要负责全国范围内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并对全国各区域、各地区预警系统进行组织和指导。同时，负责监测国际金融风险走势，并将各种风险信息和对策措施及时传输到政府各部门和各金融机构中去。二是建立区域金融预警系统。由人行跨省区分行、区域内证券监管部门、保险监管部门和辖内各大金融机构共同组成。主要负责辖内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及时将各种风险信息和对策措施传送到辖内各级政府部门和各金融机构中去。三是建立地区金融预警系统。可由人行中心支行或县支行与设在当地的金融机构共同组成。主要负责辖区内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将各种警情信息及时输送到辖内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中去。

(五)培育金融监管人才。金融监管特别是现场检查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很高，一是要熟练掌握现行的金融法律法规政策制度；二是要熟练掌握金融企业原理和账务组织；三是要熟练掌握各类金融业务的操作流程及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四是要广泛了解中外各类金融风险的处置办法；五是要熟练掌握办公机具的运用技术等。对此，我们目前的金融监管人员普遍达不到上述要求。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建立金融监管检查官制度，通过制订严格的岗位标准和要求，通过加强对从业人员金融监管理论与技能的培训，通过在全系统实施金融监管定期、考核、录用制度，创造一种使监管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

(六)建立现代化支付清算系统。清算系统不健全是构成市场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不少国家都建立了即时全额清算系统，使监管当局能及时观察到境内外资金的流动情况，并适时采取有效措施干预市场，防止国际投机资本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而我国的支付清算系统还停留在分割、定时清算的水平上，这对于及时监管国际资本流动是极其不便的。因此，必须加快我国现代化支付清算体系的建设，以适应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金融监管需要。

(七)建立金融监管合作制度。从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出发，建立金融监管合作制度，加强金融监管合作要突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强中央银行、保监会、证监会的合作，增强监管当局的政策协调性和对部分机构业务并表监管的有效性。二是加强保监会与行的合作，增强行监管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三是加强国内金融监管当局与国际及地区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与交流，以此提供与获取对跨国金融机构并表监管的必要信息，同时和借鉴外国金融监管的经验，不断提高我国的金融监管水平。

三、培育有效监管的条件

有效的金融监管不完全取决于监管当局的主观意愿，它需要有一系列的先决条件。因此，为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我们必须加速培育有效金融监管的条件。

1．培育稳健的宏观政策与环境。其主要是：(1)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防止经济大起大落，避免由此导致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形成；(2)加快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改善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经济基础，消除企业逃废银行贷款的无约束行为；(3)加快体制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消除各级政府部门对银行贷款的行政干预；(4)妥善处理各类金融机构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以全面实现内资金融机构的重组与再生。

2．培育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其主要内容是：(1)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要依据国内金融业的现状、加入WTO后内外资金融机构监管并轨的需要、国际金融监管变化的新趋势，及时修订与完善各类金融法律法规。对于没有法律约束的金融领域，要尽快制订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于不适用或不完善的法律法规，要尽快予以修订完善；对于缺乏实施细则的法律法规，要尽快出台实施细则；对于监管人员执法行为不规范，要尽快建立执法行为约束机制。(2)制订和实施与国际接轨的准则，以使投资者、存款人和监管当局能据此评价和监测银行及贷款企业的财务能力和风险状况；(3)培育一批具有较高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平的金融监管专家、律师和法官队伍，以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3．培育有效的市场约束机制。其主要内容是：(1)建立适当的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向公众披露有关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和财务成果，增加市场透明度，发挥社会公众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市场约束；(2)完善国内金融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强化投资者——金融机构的股东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市场约束，以有效督促金融机构加强内控制度建设。

篇(4)

关键词：金融监管 现状 问题 对策

一、金融监管体系的定义

金融监管体制指的是金融监管的任务和权益分拨的方法和组织制度，首先要了解由谁来负责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按照何种方式监督和谁将负责监管效果和如何负责的这个问题。因为列国在历史发展、政治经济体系、法律与民族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别，所以他们在金融监管体制上也存在着必然的不同。

二、金融监管体系的种类

（一）统一监管体系

为了实现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监管的全面化，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

（二）分业监管体系

需要不同的金融监管机构分工合作，相互协调，联合承当监管责任。同时，各个不同的监管机构各司其职，在此基础上又相互配合，从而形成了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系。

（三）不完全监管体系

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牵头式"监管体制，另一种是"双峰式"监管体制。“牵头式”监管体制：在监管机构之间发生监管冲突的时候，能有一个带头监管机构出面协调，来解决监管时出现的问题。“双峰式”监管体制：其在监管时会先定下两个监管目标，分别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管。一类机构是针对金融行业的系统风险，而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进行严格的监管。另一种类型的机构是专门管理金融机构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现状

在中国金融发展的初期阶段，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实行的分业监管有效的促进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发展。当时在金融风险的防范控制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机构就是银监会。它充分的与证监会、保监会进行了紧密有效的的协作，成为了当时最有力的金融监管机构。通过金融法规的有效建设，完善了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对金融监管机构进行了调整，使监管目标变得明确，不断地开发金融监管手段，使金融机构可以平稳有序的发展，还渐渐的加强了金融机构中的内部控制机制。这些都表明了我国在金融监管方面能力逐渐增强。金融监管机构对不同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入手的，分别是市场准入、经营运作以及市场退出。同时，在落实监管职责的过程中，通过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情况进行监管，及时的对经营情况做出风险评估，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当出现金融风险时，可以有效的防范风险，降低损失。但是，我国相比国外发达国家而言，金融监管体系还是发展的相对缓慢的，而且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四、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不完善

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在法律方面立法的比较晚，所以在法律监管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缺陷和不足，在加上金融市场发展迅速，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就明显落后了，在法律监管方面就形成了很多漏洞，使得金融业在某些方面没有法律依据，处于无法可依的真空状态。金融监管也无从下手，大大的影响了监管的效率。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法规大多都太过于形式化，缺乏实用性，导致其并不能很好的发挥法律的实际作用。

（二）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不强

我国在金融监管方面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且没有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使得金融体系并不能有效的发展，这不仅没有良好的发挥金融市场监管效果，还使金融监管资源被浪费掉了。除此之外，我国的金融监管手段单一，目前还停留在行政监管方面，属于一种领导性的监管，过多的干预了金融机构的发展，缺乏一种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规范金融市场，使得监管效果不好。

（三）分业监管方式存在着不足

分业监管有很强烈的“地盘意识”各自独立的监管着一块地盘，对于在自己监管的领域里的利益就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不愿意他人对自己的监管对象有过多的干预，在其他领域里，也不愿意自己的监管对象有过多的参与，这样就阻碍了金融监管体系的发展，使得其监管效率低下。而且，分业监管模式，成本比较高，监管较分散，监管意见很难统一。这样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对金融市场造成了影响。

五、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对策

（一）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由于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我国应加快金融监管立法的速度。也不能盲目的立法，要根据国内外的经济发展整体情况和我国的国情进行立法，要能保证法律法规的实用性，删除或修改一些形式化的法律法规，以免妨碍金融业的发展。为了保证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应该出具可以涵盖金融领域的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还要尽量的适应金融市场新形势将法律法规细分化。不仅如此，在执法的力度上要有所加强，对于金融诈骗等不法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对于不法集资与在证券期货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应该建立一个长效机制予以监管。争取在立法、程序的调查、多部门协调、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和民事赔偿等方面有制度性的提高。

（二）提高政府监管效率

为了适应现代金融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们可以采用新型的监管模式，也就是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对金融行业进行监管，这样就可以有效的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了。还可以充分发挥银监会的监督作用，有效的防范风险，加强与国际间的金融监管的合作，制定出科学的监管体系，建立良好的金融市场竞争环境，并有效的维护金融市场的竞争秩序，通过这些努力来提高金融市场的监管效率。

（三）改进金融监管方式

金融监管当局应该通过定期的沟通、交流协调好两种经营模式下的金融交易市场，对其进行综合性监管。为了防范外资企业利用我国的监管漏洞获得盈利，造成我国金融市场的损失，我国的金融监管应该与国际合作，加强与国际方面的联系，获取最新的金融信息。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并从中获取经验。

参考文献：

[1]刘清宝.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D].西南政法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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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已滞后于金融业的，面对快速增长对金融改革的迫切需要以及加入WTO日益临近的冲击和挑战，我们必须从思想观念上、组织体系上、法律制度上对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和框架进行有针对性的、的完善和补充。

一、完善金融监管的目标和原则

金融监管最基本的含义旨在维护金融机构安全及稳健经营，从而在整体上确保金融体系安全和金融秩序的稳定。但由于各国、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的情况不同，因而体现在各国中央银行法或银行法中的监管目标也不尽相同。相比较而言，我国《人民银行法》关于监管目标的规定则显得比较原则，其侧重点主要是维护金融业的稳健经营。诚然，维护金融业的稳健运行是我国中央银行实施金融监管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目标，但这不能概括其他金融监督管理目标。我们认为，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应主要包括：一是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二是保护存款者的利益。三是维护并促进金融业的公平竞争。

金融监管并非万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如监管不当则会导致监管成本的上升、金融机构效率的丧失等。为此，金融监管机构实施金融监督必须在法定的原则框架范围内进行，才能实现金融监管的目标。关于金融监管的原则，《中国人民银行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我们认为，金融监管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一是依法监督原则。二是适度监管原则。三是持续和系统监管原则。亦即从审查批准金融机构准入市场开始到其退出市场为止，对其整个经营活动进行全方位的持续的监督管理。与此同时，金融监管还必须遵循系统监管原则。亦即把监管对象和作为有机整体，依靠中央银行大监管体系，综合配套地运用各种手段，科学建立监管指标体系，对金融机构风险进行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四是效率原则。主要包括金融监督的经济效率和金融监管的行政效率。

二、完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

建立并完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是进行有效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目前，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主体模式不尽相同，大致有二类：一是单一监管模式，二是多头监管模式。尽管各国金融监督主体模式不尽相同，但中央银行在监督体系中皆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地位。我们认为，要充分实现金融监管的目标，除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央行监管外，还必须建立并完善包括监管、行业互律监管及自律监管在内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这也是由金融市场运作中金融机构自立性、金融活动多元性和金融业务风险性的特征所决定的。在我国，完备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应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央行监管。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根据国家授权依法对金融机构进行全方位的直接的监管。要在实施金融监督过程中免受政府行为的牵制和制约，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客观公正的立场行使监管权。

2．社会监管。即由合法成立的并经中央银行认可的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依法对金融机构报告的真实性、公正性进行审计，以便使有关方面对其财务状况、经营绩效和风险程度等作出正确判断，并对其存在的进行审计监督。由于上述机构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且具有信誉特点，从而可以弥补中央银行监管疏漏或因力量不足造成监管不力的缺陷。

3．行业互律监管。为了避免金融机构之间的不正当竞争，规范和矫正金融行为，以促进其协作运行和共同繁荣，金融业内互律监督不可或缺。这也是系统化有效金融监管的内在要求。在政府监管不到的范围，恰可通过自律的行业道德规范，行业者自觉的约束，触及法律和政府不能达到的死角，因而更为有效。可以说，互律是主管机关直接监督的补充与延伸。为此，建议金融业尽快成立金融同业公会，协调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制定同业公约实施行业内部监管。

4．金融机构自律监管。即金融机构通过建立一整套内部控制制度，借以控制经营风险，提高经营效益，其着眼点在于保证金融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防范经营风险。金融机构自律监管是抗御金融风险的基础和关键防线。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业务趋于国际化的情况下，来自外部的金融监管有时显得滞后，因而强化并落实金融机构自律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从近几年一些国家银行破产倒闭事件来看，内部控制失灵是最主要的原因。

三、完善对机构的预防性监管

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及业务经营进行预防性监管，是防止金融风险、维护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第一道防线，具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虽然《人民银行法》对金融机构的预防性监管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并且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在不少方面还不甚完善。主要表现为：

1．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把关不严。从金融监管的角度看，对市场准入的控制是保证金融业安全稳定的有效的预防性措施，将那些有可能对存款人利益或金融体系健康运转造成危害的金融机构拒之门外，并使金融机构的设立符合国民发展的需要。从我国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监管的情况来看，尚存在一些：一是金融机构批得过多；二是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审核不严；三是注册资本不够充足；四是越权审批和擅自乱设机构的现象时有发生。

2．资本充足率不足。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但实际上，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高，多数达不到8%的要求。

3．金融监管缺乏一套规范的的定性标准和定量指标体系。如对金融机构的设立，对违法违规的处罚，对法定代表人的知识、经验、管理能力监督等，人民银行监管部门在实际操作中带有较大主观性和随意性。

我们认为，完善对金融机构的预防性监管，第一，应加强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监管。对申请设立的商业银行一定要从严控制，审批金融机构除应坚持法定条件外，还应从经济发展的金融市场需要的角度进行审查。对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的，应严肃查处。此外，还应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资格进行严格审查。第二，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增强金融机构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主要可通过发行金融债券、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等多种途径筹集金融机构的资本金。第三，加强对金融机构清偿能力监管。请偿能力监管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的流动性问题，其关键是对不同负债的对比。如果银行各种负债之间不保持一定的比例，那么就可能因资本流动性不足而发生支付问题。在这方面，一些国家的经验可供借鉴。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规定所有银行必须保持其负债基数6%的现金余额，还要求银行保持相当于其负债基数20%的流动资产。

四、尽快建立事后保护性监管制度

有效的预防性金融监管，是保证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无论一国金融监管机构采取何种方式和手段，都难以完全避免金融机构的经营失败。为避免金融机构因经营失败而给造成多种负面效应，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及金融体系的安全，建立对金融机构的事后保护监管制度尤为必要。在我国，除建立了中央银行接管制度外，其他保护性监管制度尚属空白。为此，我们建议：

1．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在我国，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一方面自有资金占比率较低，存款是其主要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其内部管理制度尚不健全，不良资产居高不下，针对这种情况，在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尤为必要。

如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或设立中国的存款保险公司?从国外来看，各国存款保险机构有政府主办并管理(如英、美、加拿大)、政府和银行共同建立并管理(如比利时、日本)和银行同业建立这样三种类型。我们认为，我国存款保险公司由政府举办更为适宜。如果存款保险公司隶属于中央银行，接受中央银行的监督和管理，那么存款保险公司可能会形同虚设，独立性将难以实现。在处理有关保险事故时，又可能造成两者之间不正常的资金关系，迫使中央银行为存款保险牺牲货币政策目标。至于存款保险的对象，在美国，联邦储备制之会员银行均应参加(属强制保险)，非会员银行合乎标准亦可参加(属任意性)且不排除外国银行。在我国，我们认为，我国存款保险对象应为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因为只有将吸收存款的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银行都纳入存款保险的范畴，才能真正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及金融机构的稳定，才能保护所有存款人的利益。当然，不同承保对象其资产负债情况及风险程度都不相同，因此，如何确定一个比较合理的费率则值得。

2．建立中央银行最后援助制度。

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符合国情的最后紧急援助制度实属必要。可供选择的做法有：第一，对出现流动性困难但仍有偿债能力的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低利率贷款；第二，对金融机构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存款人利益时，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接管；第三，对在金融业中占有较大份额、影响较大的金融机构，可由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稳健的金融机构对其实施强制兼并。接管或强制性兼并都是中国人民银行在极端情况下对有“”的金融机构所采取的行政干预措施，其目的是恢复其偿债能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民银行完全不采取同意其破产的决定，对“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不应违反市场的原则和要求而逆向操作，否则将会使金融机构丧失竞争的外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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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金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自律组织；征信体系

一、各国互联网金融监管模式的比较

国外互联网技术起步较早，发展也更为成熟，各类互联网金融业态在国外尤其是美国已较为普遍，但监管方面各国也跟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一样，处于起步阶段，也在探索当中不断完善，目前还没有形成完善系统的监管体系。但鉴于互联网金融快迅猛发展的趋势及风险特征，国外主要发达国家正秉承审慎宽松的态度逐步加强和完善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一）对网络银行的监管

1995年10月18日，全球第一家计算机网络银行将在美国正式开业，通过全球最大的计算机网络“交互网络”向个人客户提供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银行业务服务。美国在网络银行监管方面起步更早，目前美国监管机构在对网络银行的牌照申请、业务规定、监管要求、投资者保护等方面，与传统银行要求相比差别不大，但在监管方面采取谨慎宽松的监管政策，高度重视网络建设和在线交易的安全性，强调银行稳健经营，重视对客户和投资者的保护。欧洲央行规定各成员国国内监管部门对网络银行采取一致性的监管原则，并负责监督和统一监管标准实施，欧洲央行监管的目标旨在坚持审慎宽松的原则监管原则和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提供一个透明、清晰的法律环境，保障网络银行的健康发展。

（二）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

美国和欧盟等国家由于金融业发展较早，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高效、稳定、安全的支付系统，近年来，国外对第三方支付监管的政策正在从行业自律监管向强制的立法监督管理转变。美国秉承审慎的监管原则，注重投资者资金保护，针对客户资金沉淀的管理，美国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必须持有一定金额的流动资产或者持有金额相当的担保抵押债券；欧盟监管机构对第三方支付机构自有资金比例、初始资本金数额、持续资金规定和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业务范围及其所筹集资金的投资使用范围均给予了严格管制。

（二）对网络信贷的监管

目前，各国对网络信贷的监管处于起步阶段，都在积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网络信贷监管。现阶段网络信贷资本证券化程度不高，各国主要根据一般信贷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网络信贷进行监管。

英国是P2P借贷的发源地，英国将从2014年4月将P2P、众筹等业务纳入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的监管范畴，将监管的重点转向网络贷款平台的交易行为。而在此之前将P2P、众筹等业务纳入消费信贷市场监管范畴，由公平交易管理局根据《消费者信贷法》对其进行监管。英国在市场准入方面没有最低资本金的限制但需要申请相关机构牌照。英国FCA在正式接受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同时，配套推出涵盖众筹、P2P等产品的一揽子监管细则，并着手推动建立完善的征信体系，推动行业自律监管，英国三大P2P平台就建立了全球第一家小额贷款行业协会并积极推动成立众筹协会，制定自律规范。很多企业本身，也通过制定企业内部监管规定、规范交易手续、监控交易过程，实施自我监管。

（四）对众筹融资的监管

在美国，众筹业务由SEC直接监管。美国于2012年通过了《JOBS法案》，允许小企业通过众筹融资获得股权资本，使得众筹融资替代部分传统证券业务成为可能。同时在投资者利益保护方面做出规定。JOBS法案规定众筹平台需要向SEC申请注册成为证券经纪交易商或融资平台，并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总的来看，国际上普遍将互联网金融纳入现有监管框架，注重行为监管，根据业务的实际性质，归口相应部门进行监管，根据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形势及时调整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鼓励行业自律标准与企业内控流程相互补充，充分结合征信体系，促进信息双向沟通。

二、统筹建设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

借鉴国际经验，互联网金融由于体系的特殊性必须纳入监管，不能留下监管空白，互联网金融对促进中国金融改革、提升金融体系效率有积极作用，应减少管制，放松准入，鼓励互联网金融发展。要积极推动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融合与竞争，鼓励金融行业创新发展。另外，监管机构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1.加快监管法规体系建设，鼓励和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

目前互联网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尚未完善，在将互联网金融纳入现有监管体系的同时，根据形势发展，不断创新监管理念，针对互联网金融出现后可能出现的监管漏洞，通过立法、补充细则等手段，延伸和扩充现有监管法规体系。以开放的思维鼓励传统业务的网络化、信息化，结合不同类型的互联网机构特点，有针对性地完善监管制度，在沿用传统商业银行监管体制的基础上，构建符合网络银行特点的风险监管制度，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第三方支付法律体系，鼓励和引导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2.是推动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强化企业内部控制和信息披露，促进企业之间、企业与参与者之间的信息对称，营造市场运行氛围。

互联网金融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作用的结果，推动行业自律监管可能比政府监管更灵活，效果更明显，自觉性会更强。应积极发展各类互联网金融的行业自律监管组织，通过制定行业标准、推动同业监督、规范引导行业发展。鼓励企业本身通过制定企业内部监管规定、规范交易手续、监控交易过程，实施自我监管。北京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上海网络现代服务业企业联盟等行业自律组织陆续成立，并自律公约，起到了示范作用对加强行业自律规范，维护行业健康发展有积极地意义。

3.加快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形成全国联网的个人征信数据库，实现信用信息有据可循。

应着力由政府主导建设社会征信体系，保证征信体系的权威性和完备性。全国统一的个人征信系统可以为商业银行提供风险预警分析，可以帮助商业银行在贷后管理阶段动态地了解个人的信用状况变化趋势，及时采取催收手段或增加信贷产品和服务。个人征信系统的建立，有助于实现信用监管，通过提高透明度和效率，从而可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通过加强风险分析，促进互联网金融体系的稳定，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4.积极参与制定互联网金融的国际监管规则，加强国际合作，发挥中国在全球互联网金融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由于互联网金融风险扩散十分迅速，全球经济牵一发而动全身，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防范需要全球各国紧密合作。我国的互联网金融处于起步阶段，互联网技术较欧美发达国家存在不足，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人才匮乏，我们要加强与国外国家和机构合作，学习先进技术，培养优秀人才。同时，积极借鉴欧美监管机构在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加快我国金融风险防范工作的进展。积极参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规则制定，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体现。（作者单位：上海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高汉，2014.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及其法制监管[J]中州学刊，（2）：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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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

2008年金融危机直接发端于美国，并且波及到全世界。面对在金融危机面前不堪一击的金融体系，西方国家对自身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重新反思，并推出了一系列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力求重构金融监管体系，强化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这里选取美国、欧盟和英国三个经济体作为代表，简单介绍其金融监管改革实践。

（一）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为代表，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起构建起严格的分业监管体系。随着金融混业经营趋势的不断加剧，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逐渐发展成为介于分业监管和混业监管之间的“双线多头”监管模式。在该模式下，联邦一级和州一级的金融监管机构按照银行、证券、保险分别对所辖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目标是“将最有经验的监管者置于其最熟悉的金融业务监管领域”。美国这种多重监管体制的形成，与其文化中崇尚自由、信奉“分权与制衡”以及鼓励自由竞争的理念密不可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种种弊端，诸如监管漏洞、监管重叠等问题纷纷暴露出来，进行金融监管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财政部于2009年6月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方案，经国会参众两院审议并修改后，最终在2010年7月形成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该法案被视为自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以来又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标志着美国金融体系“去监管化”的终结，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能力，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专门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ServicesOversightCouncil，FSOC）负责识别、监测和化解系统性风险，促进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同时强调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一方面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高监管标准，抑制其扩张冲动，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要求大型金融机构制定“生前遗嘱”（FuneralPlans），建立起有序破产清算机制，以便在丧失偿付能力后迅速实施破产清算，降低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此外，对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的超大型金融机构，美联储有权利予以强制拆分。二是扩大监管范围，提高监管标准。从监管范围看，该法案明确要求资产规模超过1亿美元的基金必须进行注册，同时提供必要的交易和投资信息，以便对其系统性风险进行评估，填补了对影子银行的监管空白。在监管要求方面，法案要求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行更高的资本充足性、流动性、杠杆率等监管标准，建立起逆周期的资本监管体系，同时严格遵循沃克尔规则，限制金融机构从事与自身业务无关的高风险交易。此外，法案还限制了场外衍生品交易，要求引入中央交易对手制度和保证金制度，以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三是注重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与制衡，强调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重要性。法案规定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具有协调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同时为了避免美联储的监管权力过于集中，还赋予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监管美联储的权力，形成了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方面，该法案表达了美国在统一全球监管标准方面的意愿，体现了与国际统一监管标准的一致性，同时也表达了参与国际危机救援和金融监管合作的积极态度。总体来看，《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在强化监管、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做了努力，另一方面还兼顾了金融效率的目标，对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作出了适应性调整，增强了对系统性风险的抵抗能力。但也正因为如此，该法案并未触及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根本，以分业监管为主的“双线多头”模式与混业经营的矛盾依然存在，原有监管体系存在的监管重叠和监管漏洞等问题也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使该法案的改革力度和最终效果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二）欧盟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自1993年成立以来，为切实推进一体化进程，欧盟通过颁布一系列政策法规不断推动联盟层面的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以1999年的《欧盟委员会金融服务行动计划》为标志，欧盟建立了莱姆法路西监管框架（LamfalussyFramework），改善欧盟金融监管决策程序，使金融监管当局能够更迅速地应对市场变化，提高了监管协调的效率。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欧盟委员会开始反思自身金融监管体系的漏洞，于2010年9月7日通过了《欧盟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对原有的莱姆法路西框架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建立起新的欧盟金融监管框架。其改革的核心是在原有莱姆法路西框架的基础上加入了两大支柱———欧洲系统性风险理事会（EuropeanSys-temicRiskBoard，ESRB）和欧洲金融监管体系（EuropeanSystemofFinancialSupervisors，ESFS），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同时加强了欧盟的统一监管。新的欧盟金融监管框架全力凸显了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将其提升到与微观审慎监管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成立独立的宏观审慎监管部门，防范系统性风险。专门成立了欧洲系统性风险理事会，负责监测、预警系统性风险，并提出应对措施。其具体职责包括负责欧盟层面的宏观审慎监管，识别、监测、评估各种可能威胁到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在可能出现重大风险时及时发出预警，并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必要的防范和化解潜在系统性危机的措施。二是提高金融监管要求。一方面强化了对金融机构的资本约束，要求其增加不同时期在险价值的额外资本缓冲；另一方面要求金融机构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建立内部流动性管理方案，定期进行压力测试，增强抗风险能力，确保流动性保持正常，或者是在出现流动性紧张的情况下具有充足的流动性。此外，欧洲议会还于2010年11月正式通过了《欧盟对冲基金监管法案》，将对冲基金纳入监管之中，并引入信用评级机构注册制，集中由欧盟统一监管。三是更加注重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将原有的银行、证券、保险监督委员会升级为欧洲监管局（EuropeanSupervisoryAuthori-ties，ESA），同时成立了指导委员会（SteeringCommittee）以加强各个监管当局的协调与合作。同时，先后出台了跨国金融危机九项原则、跨国稳定小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FinancialStabilityFacility，EFSF）等实施方案，旨在加强各成员国的金融监管合作，共同防范系统性危机，并对陷入危机的国家实施救助。相对而言，欧盟的金融监管改革最为彻底，这与其长期倡导的强化监管、重视金融稳定理念密切相关。通过确立宏微观一体化的金融监管体系，欧盟初步搭建起金融稳定合作机制，对于防范系统性风险，实现宏微观之间、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与监管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必须意识到，欧盟新监管方案的实施以及监管费用需要依赖各个成员国，要在各个成员国之间达成任何一致的意见是很困难的，所以很多人认为欧盟的金融监管将是“没有牙齿”的监管。因此，欧盟新金融监管体系的实施效果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欧盟各国关于实施细则的最终共识才能意味着改革方案的真正落实。

（三）英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针对混业经营建立起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这一体系以《金融市场与服务法案》为基础，由三个管理当局，即英格兰银行、金融服务管理局和英国财政部对金融稳定共同负责。2008年金融危机使英国政府意识到，这种“三方（tripartite）”的监管体系存在很大的漏洞，没有哪个单独的机构有责任、职权或权力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监督，识别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并采取协同行动来对此做出反应。鉴于此，英国政府着手对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针对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监管漏洞问题，英国政府陆续推出了《对冲基金标准管理委员会标准》、《银行特别条款法案》、《2009银行法案》、《特纳报告：通过监管改革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2010年金融服务法》等一系列方案，力求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全面改革。2010年大选后，联合政府宣称将撤销金融服务管理局，将其功能并入英格兰银行，并陆续推出了《金融监管的新举措：判断、焦点及稳定》和《金融改革新方案：构建更强的监管体系》等方案，旨在构建更稳定的金融体系。尽管前后两任政府对金融监管体系架构的改革存在不同意见，但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均作出了较大的努力：一是成立专门的部门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强化英格兰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2009年银行法》明确规定了英格兰银行在金融稳定中的法定职责及其核心地位；2010年6月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则提出在英格兰银行下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FinancialPolicyCommittee，FPC），以承担宏观审慎监管职能。该委员会为金融稳定的最高决策部门，负责制定维护金融稳定的各种政策，而新设的审慎监管局（PrudentialRegula-toryAuthority）则为金融监管政策的执行部门。二是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2009年银行法案》明确规定英格兰银行可以实施各种政策工具来保障金融稳定，同时赋予其更大的灵活性。同时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制定“生前遗嘱”，使问题机构迅速并有效地实施破产，降低其倒闭所产生的影响。此外，ICB（IndependentCommissiononBanking）的报告还提出要彻底分离零售业务和批发、投资业务，尽可能地降低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效应。三是强化金融监管合作。《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认为强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至关重要，并提出了具体措施：一是通过实施统一的监管标准提高各国金融监管水平，避免监管套利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二是以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为核心，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建设；三是特别注重欧洲范围内的金融监管合作；四是加强跨境金融监管合作，逐步建立起国际金融危机预警系统；五是增强对跨国金融机构的跨境处置能力。从总体看，英国政府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都是为了增强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从长远的角度讲对于维护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从短期看，过于严格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首先，零售业务与批发业务的相互隔离要求部分商业银行对原有业务进行精简和调整，可能带来部分金融业务的萎缩和人才的流失。其次，ICB提出的10%一级资本充足率、维持债务缓冲资金等要求远远高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一方面伦敦本地的金融机构需要大量补充资本金，有可能导致当地资金成本的大幅提升；另一方面由于存在明显的监管套利，金融资源可能会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外流，反而不利于维护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二、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以金砖四国为例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未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体系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使之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先行者。借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之机，新兴市场国家积极参与各种全球金融合作，着力提升自己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同时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对本国内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适应性调整。

（一）巴西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巴西的金融体系主要实施混业经营，由国家货币委员会（CMN，下辖巴西央行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个人保险委员会（CNSP）以及补充养老金委员会（CNPC）共同对金融体系实施混业监管。在该体系下，巴西中央银行拥有除保险、养老金及证券市场以外的所有监管权，其他监管机构基本处于从属的地位。这种相对集中的监管模式与巴西混业经营的金融体系相匹配，而且能够有效减少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与信息共享障碍，有利于中央银行对绝大多数的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2008年金融危机并未对巴西本土的金融机构造成太多的伤害，反而是由于外部资金的大举撤离导致了证券市场的大跌和汇率的急剧提升。为此，巴西中央银行通过各种渠道向市场释放了大量流动性资金，包括购买陷入困境金融机构的贷款等。同时，政府也要求其下辖的三家银行，巴西银行、国家储蓄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实施扩张的信贷政策，以弥补私人银行部门和本地证券市场的信贷供给萎缩。经过多方努力，巴西金融市场于2009年中即恢复了稳定。危机后，巴西开始对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微调，以期强化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具体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一是提高对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要求，增强其透明度；二是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要求监管部门定期对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行为进行风险监测与评估，特别是对投资与交易等高风险业务以及流动性状况进行监测；三是提高准入要求，规定监管部门在金融机构成立之前，应对其商业计划书、公司治理结构、资本充足性、流动性等进行严格的论证，必要时应要求金融机构进行压力测试，提高准入标准；四是加强与监管部门与审计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在监管过程中鼓励审计部门的参与，提高信息来源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以对监管对象作出合理判断，增强监管的有效性；五是强调与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合作，特别是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相互合作，以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在近十多年间，通过中央银行的大幅改革，巴西的金融监管逐渐朝着最优实践、国际化的方向发展，而且从合规监管逐渐转向审慎监管，从被动监管转向主动监管。在此过程中，巴西金融监管体系更加注重风险和控制，关注监管过程的连续性，强调监管计划与监管手段。作为资本自由流动的新兴市场国家，未来巴西更应关注资本跨境流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的传递，以及汇率的大幅波动可能引起的金融体系动荡，同时在稳定货币方面还应继续努力，藉此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

（二）俄罗斯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俄罗斯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证券业和保险业均在20世纪90年代才刚刚起步，规模相对较小。俄罗斯的金融体系既有分业经营，又有混业经营，相应其金融监管体系也采取分业监管与混业监管相结合的模式，以分业监管为主。俄罗斯的商业银行可以经营证券业务，因此商业银行的证券业务是由俄罗斯银行（中央银行）和证监会实行共同监管，其余皆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俄罗斯的金融业也表现出较大的动荡，具体表现为金融稳定性指标的迅速恶化、流动性风险加大、银行盈利水平下降以及信贷资产质量下滑等。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银行体系高度依赖于境外融资，大量外资的快速流出使俄罗斯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受到了极大冲击，股市出现暴跌、货币急剧贬值，市场流动性迅速枯竭，直接诱发了银行体系的信用危机和债务危机。由此也导致俄罗斯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失调、高度依赖能源出口、金融市场不发达等问题和矛盾进一步凸显。危机过后，俄罗斯银行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强化监管，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一是强化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监测能力，通过立法强化央行对金融机构信息的获取权力，确保各类信息数据的真实性，定期对各类风险进行压力测试和情景模拟，并建立危机早期预警系统。二是强化金融稳定，逐步减少国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比率，规定国有资本的输出不能有损于金融稳定，金融机构不能以危害金融稳定来获取利润。三是完善问题机构的退出机制，重点强调提高问题机构早期的资产保全能力，充分保护存款者和债权人的利益，同时还规定对跨国问题机构的紧急破产清算可采取建立国家间的协定来共同执行。四是限制外资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确保对国有银行的控制权，外资金融机构参股比例不得超过12%。五是加强与其他国际的金融监管合作，与多个国家签署了监管合作备忘录，同时加快俄罗斯金融体系与国际金融体系一体化的进程。俄罗斯金融监管改革是与其经济转轨过程相一致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俄政府着力构建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金融体系和与之相配套的监管体系，俄罗斯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作用逐步凸显，独立性大大增强。但受转轨过程中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为了在短期内快速发展金融体系，俄政府更多强调的是弱化管制，这导致其监管体系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控制力和监管力相对较弱，而且激进的改革措施也导致其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很强。在外部融资依赖度很高的情况下，俄罗斯金融体系很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可以说，危机后俄罗斯在强化金融监管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其整体方向仍不是特别明确，相关的改革措施也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

（三）印度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自1991年印度的拉奥政府推行经济改革以来，印度的经济、金融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新兴市场国家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印度主要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印度储备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主要负责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管理外汇市场，同时对银行业实施监管。此外，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保险监管和发展局（IR-DA）分别负责对证券业和保险业实施监管。印度的金融监管改革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按照侧重点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7年之前的放松管制阶段。在该时期主要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相应的金融监管也为放松管制，包括利率市场化、放松准入限制、全面引入市场竞争等；第二阶段是1997年之后的加强监管阶段。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度政府意识到过快、过度自由化的危害，因此加大了对金融业的监管力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改革存款保险制度、强化对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和投资行为的监管、制定紧急纠错法案等，旨在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这些改革措施极大的促进了印度金融体系的平稳健康发展，也使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几乎未遭受大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后，印度政府也意识到监管改革的重要性，推行了多项改革措施以应对系统性风险：一是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建立宏观审慎分析框架，对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和监测，并适时发出风险预警信号。二是强调金融监管协调，加大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拟成立“金融稳定与发展局”凌驾于印度储备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和保险监管和发展局之上，以加强监管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以及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三是扩大监管范围，提高监管标准。将没有存款项目的金融机构纳入金融监管范畴，同时提高监管要求，加强对资本充足率中资本数量和质量的监管。四是加强对跨国银行的金融监管，注重与东道国的监管合作。印度一直以来都实施非常严格的金融监管，早在2007年初就全面实行了巴塞尔协议II，并将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由8%提高至9%；同时建立起相对健全的存款保险制度，覆盖了所有的商业银行，极大地保证了银行体系在危机中保持相对稳定。但是，严格的金融监管也限制了金融体系的效率，其法定存款准备金和流动性比例要求都很高，极大地削弱了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此外，政府还要求金融机构要优先考虑农业、中小企业的贷款，加大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降低了其盈利水平，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较低。未来，印度监管当局应在稳定与效率之间适当向效率的角度倾斜，在维持金融稳定的同时，提升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

（四）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逐步建立起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保险、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得到迅速发展，金融监管也逐步发展成为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足鼎立”的分业监管模式，对提高监管机构的专业化管理水平、防范金融风险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未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带来太大的冲击，但现行的“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系业已暴露出一些固有的问题和缺陷。一是中国人民银行未能有效承担起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法》中明确规定其具有维护国家金融稳定的职责，但在实际中中国人民银行更专注于维护货币稳定，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被弱化。二是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尽管“三会”已建立起定期信息交流制度和联席会议机制，但从实施情况来看，该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三是存在多头监管与交叉监管下的监管漏洞。随着混业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分业监管下的真空和漏洞问题越来越明显，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存在着较大的漏洞，容易加剧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总体来看，危机后中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改革实践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一是加大对金融稳定性的评估力度。中国于2009年8月正式启动IMF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并于2011年11月首次了《中国金融体系稳定性评估》，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总体强健，但脆弱性在逐渐增加”。二是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力度。中国人民银行自2010年起定期对系统性风险进行测度，同时加大了金融统计标准化建设和信息共享力度，并开始着手建立系统性风险监测预警体系。三是参与国际监管规则的制定，提高监管标准。银监会在金融危机后积极参与到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中，同时结合巴塞尔协议III和中国实际情况，出台了更为严格的“中国版”巴塞尔III。四是更加重视金融监管协调。国务院《关于200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求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建立起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强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五是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积极拓展跨境金融监管合作关系，举办跨境监管磋商，目前已与44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当局签署了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或合作协议。

三、主要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的共性与趋势

总结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可以看出，尽管各个国家金融监管的改革内容、力度都有很大差异，体现了各个国家在各自经济、金融背景下的选择与侧重，但更多的是共通之处，而这些共同点也从一个侧面凸显出实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意义。

（一）防范系统性风险，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现代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使金融机构的关联性越来越密切、金融产品的复杂程度也越来越高，与之相伴而生的潜在系统性风险也就越来越大，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金融稳定的重要威胁。2008年金融危机从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充分证明了系统性危机高度的传染性和巨大的破坏性。因此，针对于本次危机的金融监管改革重点都放在了防范系统性风险，提高金融稳定性方面，实施宏观审慎监管也成为危机后主要国家的共识。相对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态度要比新兴市场国家更为鲜明，改革力度也更大，实施方案的细化程度等都要远高于新兴市场国家。美国、欧盟和英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都明确提出要建立负责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专业部门，并且都被明确赋予了宏观审慎监管职能，拥有对系统性风险进行识别、监测、评估和预警的权力。而对以金砖四国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尽管都提出要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建立系统性风险预警体系，但均未提出设立专门的部门来实施宏观审慎监管，也没有明确具体由哪个监管主体来承担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设立了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机构，但究其功能而言，大多仍局限于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预警上，仅负责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具体的决策和执行仍主要依赖于微观审慎监管机构。这就产生了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的想法和建议无法顺利实现的可能，而且由于监测预警和决策执行职能的相互分离，还会产生信息和政策传导过程中的时滞及失真问题，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性。尽管还存在各种不足，但总体而言，在新的金融监管改革中，宏观审慎监管已经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由哪个机构来承担起该职能，它都已成为未来金融监管体系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扩大监管范围，提高监管标准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原有金融监管体系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明显不足，二是对流动性风险监测不足，三是金融机构吸收损失的能力不够。因此危机后各国在金融监管改革中不约而同的扩大了监管范围，并且提高了监管标准，旨在弥补监管漏洞，提高整个金融系统的损失吸收能力。从维护整体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将影子银行纳入到金融监管体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是弥补监管缺失和监管漏洞的重要手段。但是从国别差异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待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态度应有所差别。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衍生市场已经非常成熟，且表现出脱离原生金融产品、过度创新的特征，因此应将其纳入监管范围并实施严格监管。新兴市场国家的衍生品市场大多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创新力和服务范围尚不足以满足经济、金融发展的需求，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强调对影子银行和衍生品市场加强监管时，更重要的是鼓励其在合理的范围内加大创新力度，以满足金融发展的需求。与此同时，必须引导、促进衍生产品和市场实现有序、健康发展，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健、正常运行。除了扩大监管范围外，各国在金融监管改革中还十分强调提高监管标准，加大对金融机构在资本充足性、流动性、杠杆比率等方面的要求，旨在通过事先的防范提高金融机构的损失吸收能力。提高监管标准确实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但不可避免会带来盈利能力和水平的下降，这也是各国在制定监管标准时需要重点考虑的。无论采取何种标准，对各国来说，更重要的是应尽量保持监管标准的统一，这样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避免监管套利，从而保证全球金融稳定的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