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起因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金融危机的起因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2008年9月以来，美国金融危机骤然恶化，并逐步演变为一场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美、欧、日为首的各国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紧急出台了一系列救市举措。这些举措是否奏效？美国实体经济是陷入短期衰退还是长期萧条？基于不同视角，不同的争议始终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很多。但相对于不确定性而言，美国金融危机已演化成一场为害实体经济的经济危机，并已导致全球经济衰退这一基本趋势，乃是不争的事实。

此次危机比美国二战后历次金融危机都更为严重

与美二战后历次金融危机相比，此次危机发生前美经济基本面和金融市场状况更为脆弱，避免或减轻经济衰退的难度更大。

与美80年代末金融危机比较损失更为严重

1、根据美联储数据，1986年至1995年近10年，美金融机构房贷损失共计1530亿美元，房地产市场衰退长达18个季度，是60年代以来最长的房地产市场衰退，并导致了全面经济衰退。而此次危机中，房地产市场衰退迄今虽仅有8个季度，但据不完全统计的直接房贷损失已达1527亿美元，衰退长度和损失已超过当时。

2、80年代末危机时，遭受损失及破产倒闭的金融机构数量虽多，但以社区类中小型银行居多；损失集中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容易识别和清理，主要由美政府等公共部门买单，对金融市场信心影响有限。而这次危机受损最大的几乎都是大银行，包括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金融巨头；损失已波及金融体系各层面，许多损失还隐藏在资产负债表外，对其进行识别、定价和清理要困难得多。

与2001年经济衰退对比影响更为广泛

篇(2)

一、经济危机转型的内涵

20世纪80年代之前，每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时，尽管伴有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但危机从总的来说还是突出表现在生产领域，形成了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金融危机只是伴随现象。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危机更多地表现为金融危机：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1990年日本经济破沫破裂引发的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以及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频频爆发，给世界经济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新的表现形态。” 由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明显地转变为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发生了经济危机转型。

那什么是经济危机转型？经济危机转型是指经济危机由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转向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是指最先爆发于实体经济领域，由生产过剩导致大量生产能力闲置，工厂倒闭，然后进一步蔓延到金融领域的经济危机，其主导是生产过剩所引发的经济混乱。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是指由金融领域爆发的金融危机引发包括产业领域在内的全面的经济危机，其主导是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是指在金融领域爆发的包括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和系统性金融危机在内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转型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形态发生转变。传统的经济危机多数首先发生于产业领域，然后传导到金融领域，突出地表现为商品滞销，利润减少，导致生产（主要是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失业大量增加，企业开工不足并大批倒闭，生产力和产品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继而引起金融秩序的混乱并爆发金融危机，使社会经济陷入瘫痪、倒退状态。而近三十年来发生的经济危机基本上爆发于金融领域，然后传导到产业领域，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等金融指标在短期内急剧恶化的现象，致使产业领域在内的其它领域发生危机。这些金融指标包括货币汇率、短期利率、证券资产价格、房地产的价格、金融机构倒闭数目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危机都采取了金融危机 的形式，如拉美债务危机、日本泡沫危机、欧洲货币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阿根廷债务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因此，当代经济危机就其表现形态来看是金融危机，但就其深层次或本质层面来看，金融危机的性质仍然是经济危机，或者说是以金融危机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经济危机，这也恰好反映了当代经济危机的表现形态发生了改变。二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形态虽然发生了改变，但其本质未变，还是过剩，只是过剩的表现形态发生了变化。无论传统的经济危机还是当代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其实质仍然是相对过剩。只不过当代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的“过剩”不仅仅体现在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更多的是体现在虚拟经济领域的“资本过剩”。本文所分析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主要是指广义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

二、经济危机转型的特征

经济危机转型即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转向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虽然其本质没有发生改变，但其表现形态较之原先的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来说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集中反映在：

1、危机的爆发由生产领域转向金融领域

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 扩大内需 影响

作者简介:李丹(1985-)，女，沈阳师范大学学院基本原理专业07级硕士研究生;李琳(1982-)，女，沈阳师范大学学院哲学专业07级硕士研究生。

一、金融危机的起因

美国消费者长期以来透支其未来的收入，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经济贸易和财政“双赤字”模式乃至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关于这一课题的讨论已有时日，但出人意料得是，这一失衡的经济会以次贷为导火索，引发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风暴。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过度储蓄是这次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东亚过度储蓄，美国过度消费的模式已经难以继续。

长期以来美国国内储蓄一直处于低位，对外经济表现为长期贸易逆差，平均每年逆差占GDP总额达到6%的水平。而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和石油生产国居民则是储蓄过度，长期贸易顺差，积累起大量的美元储备。这些美国经济体外的美元储备需要寻找对应的金融资产来投资，这就为华尔街金融衍生品创造、美国本土资产价格的泡沫化提供了基础。

1990年代后期，充裕的全球资金涌入美国，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美国金融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竟达到GDP的40%。但是，虚拟经济一旦脱离实体经济，必定演变成一种虚幻经济。如果将华尔街的金融产业视作一台巨大的昼夜不停运作的“机器”，它一方面吸纳全球金融资源，同时通过其“生产”变成全球各地一个个投融资项目，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用资本在生产中获得的收益回报给全球投资者。如此循环，华尔街的金融产业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由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周期已经进入IT周期波段的末尾，缺乏投资机会，而且美国已经将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国外，通过制造业信息化而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机会也失去，近期又不可能有大量的科技创新项目吸纳融资。在这种情况下，华尔街金融资产的供应没有坚实的实体经济发展作为支撑。

近年来，美国房地产投资异军突起，这应该算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但这些房地产的销售对象主要是美国中下收入阶层。在美国制造业转移的情况下，中下阶层的收入难以提高，在金融资产泡沫推动下的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升，最终把他们逼到破产的地步，引发了世界性债务危机。因此这次金融危机的本质是“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而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只是放大了“次贷”危机，将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风暴。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自去年九十月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采取了空前的救援措施，以遏制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防止经济滑向更深的衰退之中。统计数据显示，从2009年新年过后，金融危机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1月份，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活动继续收缩，工业生产快速下降，失业率不断攀升，消费信心严重不足，国内需求萎缩，进出口贸易大幅减少。而且，韩国、新加坡、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形势要比发达国家更为险峻，主要经济指标大幅下滑。

对中国而言，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多重的，有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心理影响等。直接影响如中国拥有的美元资产缩水，海外投资出现亏损，出口下降。间接影响像引致性的资本市场下跌，海外金融机构为“救火”需要抽走流动性，导致国内流动性紧缩，并且热钱开始外流，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贬值等等。同时，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居民的心理变化，预期变化以及对未来宏观经济信心的丧失，这些因素又进一步构成对中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向下压力，并且随着时间的推延，可能继续深化。李肇星也说，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深的，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2008年年底，中国政府提出将投入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

这次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有利影响。例如，可以利用这个危机让一些高耗能，破坏环境，低附加值的企业淘汰出局，企业可以完成产业升级改造，拓展国内市场，拓宽销售渠道实现自救等。另外，加工制造是产业链中价值最低的部分而外商赚取的却是高额的利润部分，对于这次危机我们不应该表现积极而更要看对方的表现，鼓励在中国市场销售外资品牌的外发订单交由国内企业完成。总之，我们要懂得分析危机对谁有利并把不利转为有利。

三、扩大内需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我国本着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平稳发展，出台了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新举措，这是当前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扩大内需不是简单等同于扩大内部消费。内需，即内部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而扩大内需，就是要通过发行国债等积极财政货币政策，启动投资市场，通过信贷等经济杠杆，启动消费市场，进而拉动经济的增长。

我国现在扩大内需是有其必要性的。首先，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国际市场风险加剧，外贸出口难度加大;其次，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民生活由温饱向小康过渡，无论是市场容量还是未来发展，潜力都十分巨大;再次，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国内市场的需求进一步扩大。所以，对我国来说，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仍然是国内需求，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1998年，我国顶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战胜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这其中，实施扩大内需政策发挥了关键作用。面对今天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依旧采取扩大内需政策。从长远看，这有利于稳定市场信心和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在当前，则对于保持今年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在清醒认识面临的困难同时，也要看到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促进科学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如国家宏观调控的效应的提高;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和抗击各种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以及我国人口多、市场大，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等等。立足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潜力十分巨大。实践证明，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扩大内需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政策。

参考文献

[1]王振中。经济学者的思索 [M]，广东经济学出版社，2001年版

[2]徐晓玲。对外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考察[Z]，

[3]危机根源是美国滥用全球资源。2008年11月8日出版的《证券市场周刊》

[4]胡星城。浅谈银行风险与信息不完全[J] 北方经贸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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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6年4月起至今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国际贸易与金融理论。其研究成果之一《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

就在南京G20国际货币体系研讨会前夕，《华尔街日报》赫然刊登出标题为《中国官方学者猛抨美元国际储备角色》的文章。美元在中国挨批，当然不是头一次。中国学术界盛行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当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归结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无论是黄金、SDR（特别提款权），或者是人民币，似乎只要有什么东西能够取代美元，那么世界经济就可以高枕无忧，就会进入一个繁荣稳定的新纪元。

诚然，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多有可诟病之处，其中三个严重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其一，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为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其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景气对于全球经济产生了过大的影响；其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难以有效地监督约束大国的行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步履维艰，未能事先预估曾一再发生的汇率危机、债务危机，或者银行危机。

但是，尽管存在这些缺陷或弊端，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仍胜于历史上任何一个体系，包括金本位和英镑主宰世界的货币秩序。自二战末布雷顿森林体系创立以来，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从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的演变，总体上运作较好，并非像一些评论家指责的那样，千疮百孔，一无用处。

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元取代英镑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后，基本上确立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毫无疑问，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如果没有现行的国际货币与贸易体系，确保主要国家的市场开放和资本比较自由的跨境流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就没有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就缺失了一个确保成功的关键外部条件。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学者们要对美元和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如此口诛笔伐呢？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对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误读，把危机起因归结为一个所谓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归结为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角色。

其实，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主要是美国的信用泡沫和房地产泡沫所致。无论在何种国际货币体系下，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的信贷与地产危机将不可避免地波及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确有缺陷，但是它并不应担负触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责任。

一国的货币能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主要取决于该国经济与金融的综合实力，是国际金融市场参与者自愿选择的结果，并不能由货币发行国的意志所任意决定。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确立，主要归因于美国的强大经济规模与实力，以及发达的金融市场。正是因为美元所具备的自然吸引力，中国才自主选择了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挂钩，自愿选择了美元资产作为绝大多数官方外汇储备。

人们无休止地抱怨美元的特殊地位益处甚微。实际上，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元将继续是最现实也可能是最合适的国际储备货币，优于欧元、日元、英镑，以及在私人市场不流通的SDR（特别提款权）。人民币将来非常有潜力也一定可以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之一，但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进程将取决于中国的经济与金融整体发展进程，特别是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进程。

国际货币体系最关键是经济政策怎么协调。我们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应该说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结果。像美国，储备太低，消费过多、财政不稳健，欧盟的情况也是如此。我想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在功能、性质、定位上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这种协调不是非常明显，特别是对大国还缺乏一定的影响和约束力。所以，只有国际货币体系正常运转，才能保证全球经济平衡、健康、稳定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

篇(5)

爱尔兰在过去10年中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7.2%，人均GDP排在欧盟第二，爱尔兰也因其经济快速增长被称“凯尔特之虎”。但是，在爱尔兰十几年经济繁荣的同时，房地产的泡沫也在不断累积，房价一路飙升，房地产业的发展对爱尔兰经济增长发挥着明显的推动作用。然而，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房地产泡沫悄然破灭，这就使得此前一直对房地产大量放贷的银行业遭遇巨额亏损。为了维护金融稳定，爱尔兰政府只能投入巨额援助资金，这又导致其财政赤字猛增，并最终诱发了爱尔兰债务危机。可见，爱尔兰陷入债务危机背后的简单逻辑就是：房地产绑架了该国银行，而银行又绑架了爱尔兰政府，因此，爱尔兰危机又被称为爱尔兰式“房地产魔咒”。

虽然爱尔兰债务危机，直接导火索是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导致银行财务状况恶化，但其根本原因则缘于欧元机制的内在缺陷，即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立的财政政策之间难以协同。在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方面，各国政府所能动用的手段大多限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且往往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政府纷纷推出经济刺激计划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防止本国经济的衰退。但欧盟成员国政府能够采取的宏观调控手段则仅限于财政政策，这无疑增加了调控的难度，而且也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正因为如此，各成员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之际，只能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来达到刺激经济的目标，在货币政策的协作方面则无所作为，这也是导致希腊、爱尔兰债务危机的最终原因。因此，只要不能消除欧元机制的痼疾，欧盟成员国的债务危机将可能接踵而至，欧元债务危机的再次爆发也是早晚的事情。届时，其影响将不仅仅限于某个成员国，而是整个欧洲经济，进而影响整个世界经济。

此外，国际游资的炒作在一定程度上放大和加剧了债务危机的危害，希腊危机的起因就是高盛的“融资”及对冲基金的炒作。理性来看，爱尔兰财务问题本不足为虑。一则爱尔兰政府手中仍握有200亿欧元现金储备，至少到2011年年中之前尚足以偿还所有现存债务本息；二则爱尔兰政府已公布大规模减债计划，2011年赤字将降至占GDP的10％以下；三则爱尔兰的GDP在欧元区25国所占比重不足2％，在“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保驾护航之下，爱尔兰国债还不至于有背约之虞。由此看来，爱尔兰危机的影响程度之所以超出了应有的范围，国际游资在其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爱尔兰债务危机是否会演变为第二次金融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散去，欧洲国家债务危机又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障碍。希腊债务危机尚未偃旗息鼓，爱尔兰债务危机又接踵而至。受此消息影响，全球资本市场一片跌声，其中不乏对爱尔兰自身经济和财务问题的担心，但更多的则是对欧元区和欧盟救援机制的担忧。在救助爱尔兰等国债务危机中，由于欧盟没有统一的财政，只有统一的央行，欧盟无法动用财政手段，只能使用金融手段，依赖欧洲央行投放更多的货币，加之债务危机对欧盟经济产生拖累，欧元贬值不可避免。

同时，爱尔兰债务危机加剧欧元区的银行业风险。据国际清算银行披露，欧元区除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四国以外的银行对这四国债务的风险敞口就达1.57万亿欧元，而这个风险敞口中债只占16％。如果债务违约，欧元区的银行将遭受重大冲击。现在欧元区银行需要依靠欧洲央行提供大量的流动性，这进一步加大了欧元贬值风险。

但是，就目前情况看，由于有欧盟以及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的协助，希腊、爱尔兰等南欧国家的经济规模不大，其财政危机演变成第二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很小。尽管这样，希腊、爱尔兰债务危机爆发后，南欧国家债务评级被下调，利差急剧扩大，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仍然给欧洲经济前景蒙上了巨大阴影。

破解爱尔兰式“房地产魔咒”，促进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特别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房地产业发展、为了维持经济增长而放任房地产泡沫的滋生与蔓延，成为导致爱尔兰债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然而，中国当前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已经成为推动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引擎之一。中国在借助房地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增加房地产投资信贷规模和放宽个人按揭贷款门槛等措施，也放任了房地产泡沫的滋生与蔓延，导致自2009年以来的房价快速上涨。

正是鉴于目前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潜在风险，中国近期采取了严厉的房地产调控，试图避免因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引发银行的信贷危机，进而危及整个国家的金融经济安全，阻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么我们应如何借鉴爱尔兰债务危机的教训，破解爱尔兰式的“房地产魔咒” ，促进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呢？

首先，对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调控不可松懈。纵览主要国家经济大萧条的诱因，其中大部分与房地产泡沫紧密相连。从20世纪日本经济的萧条到最近的美国次贷危机，从迪拜危机到爱尔兰危机，无一不是源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因此，中国政府应给予房地产业正确的定位，在房价的调控上要自始至终地保持政策的稳定性，避免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发展，以保障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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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虚拟经济；垄断资本主义；宏观调控

一、美国遭遇危机之不可避免

在对美国金融危机起因的思考和分析中，人们基本有了这样的一个共识，即美国的经济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的后果。

危机出现以后，华盛顿高层一方面大手笔的展开政府救市计划，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寻找危机发生的原因。奥巴马政府认为，危机的导火索是一直以来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监管的缺失，这的确符合美国的实际。20世纪末，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进一步推进。1999年，美国政府正式废除1933年颁布的金融管制法，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用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来代替，但也导致了银行、保险、证券部门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流通完全出于自由放任的状态。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我们认为国家金融监管制度的松懈只是美国金融危机缘起的直接因素，而深层的原因则是美国的根本制度。在美国资本主义私有体制下，所有制的设计都是为资本服务的，把自由资本奉为圭臬，维护资本的逐利本能，唯资本是从，最终只能被资本的贪婪吞没。事实表明，即使美国政府危机中和危机后会对包括金融体系在内的所有经济管理制度有所调整，但是只要仍然是资本主义做主的美国，根本制度的软肋仍然是无法解决的致命问题。

在实体经济资本的循环运动中，资本所有者一方面因为商品资本的实现首先需要生产资本的增值，而不得不关注生产过程；但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本向商品资本的转换依赖市场交换，市场是资本增值的终结点和最后实现，所以他们更热衷于交换的过程。金融资本出现以后，金融资本的运动过程给人一种假象，似乎它的增值无需生产只需交换。这种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资本就已经是虚拟化的资本。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正因如此，利用虚拟资本的投资逐渐成为资本获得增值的捷径。

美国经济运行最大的特点就是虚拟经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美国就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把大量实体创造业转移到拉美和东南亚，而把美国本土打造成贸易、航运和金融服务业的中心，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在信息网络发达、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虚拟资本的循环速度加快，覆盖的范围也更大。因为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本身并不会创造价值，所以在高速的循环运动中，产生的资本增值泡沫也就越来越多。

美国是资本所有制的国家，而且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在美国，政府是由垄断资本支撑起来的，总统是由大财团赞助支持才选举上去的，国会的议员也是各大财团声音、意愿的表达者。在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少数垄断寡头手中拥有着巨大资本，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进一步自由化，发达的信息技术又提高了虚拟资本迅速流动的技术平台，可以想象这一切怎样刺激起资本所有者无度的贪婪和任意的搜刮；由垄断资本支撑的政府，在基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设计中，虽然也会从社会经济政治运动秩序的维护出发，但对私有制的维护和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坚持是其坚守的底线，这又为资本无度逐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保障。因此，危机的本质在与资本的贪婪，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制度维护下资本扩张驱动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由美国政府牵头、全球各资本主义国家一起参与了政府救市行为，这使很多人将此现象解读为一股社会主义新浪潮再度出现。经济制度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性质，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两者一经建立则保持相对稳定，现实的经济制度又通常以调整的具体体制和政策来维护基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就这场金融危机来说，美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因这场危机而发生根本变化，私有制和自由主义仍然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核心制度。至于体制和政策层面，由于金融危机的重创，美国和西方各主要国家都会对其有重大调整，例如，他们又会在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理论的权衡利弊中寻求解决方案，重建金融监管和市场监管体系等，甚至在这一过程中会吸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某些因素，但这并不意味他们要从根本上取代基本制度核心层面的价值观，改变其性质。因为在所有的救市方案的实施中，看不到对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丝毫损坏。

二、中国规避危机的制度优势

与美国不同，中国经济今天发展所遇到的困境并不是因为自身根本的经济制度所造成的，而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客观环境中受美国金融危机效应的冲击。金融海啸并未发生是现在的中国经济状况。据《中国商业银行发展报告》（2013）披露，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接近70万亿元，自2008年起，每年增长率均超过15%。其中国有商业银行―即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占比重55%，股份制商业银行―即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广发银行、招商银行等占比重15%，其他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信托公司、邮政储蓄银行等）占比重30%。

由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最大的重创是海外市场萎缩所导致对外贸易总额的急速下跌，从而使一大批以对外贸易为主业的企业生产经营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带来企业破产或因为经营困难而缩小生产规模，企业裁员或减薪；社会上待业人数增加，社会消费不足等，因此，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上。客观地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凡是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想要完全避免危机的影响而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但中国的经济危机不是原发性的，是被波及所致。尤其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始终认为，一切摆脱经济危机政策的制定都放在维护人民利益的基本点上。

在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优势：

首先，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没有照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更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而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在关键重要领域保持了相当强大的国有实力。当公有制作为市场主体中的主要部分时，私有资本的贪婪无度就不可能成为市场的主宰。

其次，中国保持了一个具有高度权威性的中央政府，保持了国家计划调控的余地。经济危机爆发后，针对国家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明显加重的情况，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稳扎稳打，积极应对，为了克服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困难，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我们采取了若干措施，这些措施对于缓解经济运行中的冲突矛盾、增强信心、稳定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再次，中国入世以后，对一些领域的国际化速度仍然比较谨慎，例如金融领域，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银行运作尚未完全与国际接轨，人民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这些都使得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受到冲击的影响较小。

最后，中国政府四万亿的投入不需要用来填补类似美国的金融缺口，而是更多地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直接培育国内的投资和消费市场，拉动内需。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加深和蔓延，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还会继续，但是我们相信，中国凭借自己的社会条件和智慧，能够规避更大的风险，并做好迎接更大挑战的准备。

参考文献

[1] 方先明，孙高平.金融危机期间中美两国宏观政策比较[J].人文杂志，2013（9）.

[2] 陶明.全球金融危机中美经贸磋商合作机制的完善与中国的对策[J].跨文化管理，2013（00）.

[3] 张良贵，牟晓云.美国金融危机对中日韩三国经济影响的经验分析[J].东疆学刊，2012（2）.

[4] 沈骥，曹星.中美两国经济周期协动性分析[J].经济与管理，2011（12）.

[5] 隋建利，刘金全.金融危机情形下中美两国货币市场及产品市场运行差异性探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1（07）.

[6] 王嘉琪.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政府的政策抉择--基于中美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比较[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01）.

[7] 王达，项卫星，刘晓鑫.论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美经济关系失衡及其调整[J].东北亚论坛，2011（01）.

[8] 陈华，.中美经济刺激计划政策工具及其传导机制的国际化比较[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06）.

[9] 蔡毅.美国金融危机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影响机理剖析[J].才智，20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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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危机;银行危机;早期预警模型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主权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