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相关法律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非法集资相关法律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非法集资行为法律简述

对于非法集资行为的早期行政约束为相关部门通过文件的形式对单位或个人通知。在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集中资金保证经济发展中需注意的若干问题》中明确指出:要及时预防并坚决制止与非法集资有关的一切行为活动，从而对非法集资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另一方面，在1998年国家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与其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首次应用行政权利对非法集资行为进行管理纠治，加大了对相关违法集资行为的惩罚力度。随后，在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通知》中，对上述法律条文进行了细化处理，从而对与非法集资相关的各项法律进行了完善和补充口。

二、非法集资案件分析

(一)非法集资案件

在2010年，广州某股份有限集团(下文简称H公司)获得了广州市人民政府的证监会推荐函，从而开始进行公司上市的准备工作。但由于相关的资金和管理原因，使得H公司在2011年底放弃了上市的计划，从而导致了许多持有该公司股份的企业和董事开始转让各自持有的股份。在转让股份的过程中，该公司的许多持股人与公司原董事秘书张李某签订转让协议，在张某为其出售股份的过程中，与广州一家不具备证券经营资质的R公司的法人代表何某签订了股东转让权的协议，由此便达成了由R公司为H公司寻找股权购买者的债权转让体系，而在此基础上李某给何某的每股人民币的价格为2. 5元，高于原公司股权持有者给张某每股人民币价格的一倍。另一方面在何某通过招聘业务员进行股权购买者的寻找工作时，将每股的价格提高到了4元，在进行股权完全转让的工作后，何某为R公司筹集到了将近700万元人民币，最终，司法机关判处R公司构成非法经营罪，并予以作案人何某相应的刑事处罚。

(二)案件分析

在上述案件中，司法机关判处B公司的经营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依据有二，第一则是根据我国的《刑法修正案》中第八条规定:未经国家相关部门批准，非法进行证券、担保或股票业务的，均以经营罪论处。在本案中，由于何某所在的B公司并不具备证券、股票的资产类项目的经营资质，因此其无权接受股票转让的委托工作。其次，在证监会2002年颁布的《证券公司承办股份转让主办券商业务资格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只有在得到证监会的批准后相关的证券公司才可以从事未上市企业股份转让权工作。基于上述法律规定，首先在本案中R公司接手H公司的股份转让工作是属于证券业务，因此对于何某所辩解的产权交易这一情况并不属实，第二，在R公司进行H公司的股权转让前，并未向证监会进行上报，也就不曾获得H公司股份转让权的相关资格。因此，基于上述原因，对R公司及其法人何某进行相应的行政和形式处罚。

三、非法集资行为的预防与制裁措施

(一)区分融资形式

区分融资形式作为预防非法集资的有效手段，对于保证企业的合法权益和经济利益具有重要的作用。就宏观角度而言，国家相关部门需要通过《证券法》对相应的证券交易信息进行披露，并使资金的供给者能够准确地判断收购相关股权或证券的经济风险，从而确保企业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就主观的角度而言，现有的企业、单位和个人需要加强对多种融资形式的区分和学习，从主观的角度去判断其集资过程是否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在自身经济行为合法的情况下进行相关集资活动，从而保证企业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完善非法集资的监管体制

就现阶段而言，对于非法集资行为处置的部门较多，涉及到了农业、林业、水利、证券和保险等众多领域，因此长期以来并未形成完善而同一的非法集资体制，因此，在进行非法集资的监管工作过程中，需要对相关的行政资源进行优化整合，通过确立一个适当地行政管理部门来进行非法集资活动的监管工作并对相关企业的证券交易数据进行实施监测，从而实现行政资源的全面整合。

(三)加强非法集资的综合治理

由于非法集资行为具有较高的隐秘性且较难被相关管理部门发现，因此在进行非法集资的监管工作时，需要通过各个行业领域的多方配合，实现非法集资行为的综合性治理。其次，明确非法集资行为监测的主体和检测方法是实现综合性治理的前提。非法集资的行为的监测主体通常由对基层信息的掌握程度较大的乡镇政府以及基层银行的监管机构构成。而监测方法则需要在相关企业的投资者或集资者进行主动备案的前提下，相关部门从数据交换、网络信息以及重点账户等方面对企业的集资和投资行为进行合理监控。

篇(2)

【关键词]P2P网络借贷平台；法律风险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4-060-01

P2P网络借贷，英文名称为Peer-to-Peer/Person-to-PersonLending，即个人之间的点对点信贷。2005年，以Zopa为代表的P2P网络借贷模式在英国兴起并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开来。2007年，国内第一家P2P平台――拍拍贷创立，P2P网络借贷模式正式登陆中国。

P2P网络借贷是由独立的第三方网路平台提供撮合服务完成个人间借贷交易，而提供这种第三方网络平台即为P2P网络借贷平台（以下简称“P2P平台”）。P2P平台通过互联网的理念和技术实现原本难以实现的陌生人之间的直接信贷关系。这种新型金融模式突破了传统金融的限制，满足了个人消费贷款以及投资理财的庞大市场需求，对于建设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和普惠金融都有着积极正面的意义。但P2P平台运作过程中也存在着各种风险，而且已经由此滋生了一系列不良现象和问题，同时，监管部门目前对于P2P网络借贷业还没有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文件对其监管。笔者拟从如下三方面阐述P2P平台的法律风险，以供参考和进一步分析。

一、涉嫌非法集资的风险

P2P平台自出现开始就伴随着“非法集资”的争议。根据1999年央行颁布的《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和2011年最高院颁布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法律法规，“非法集资”包含了如下的特点：1.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2.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3.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4.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笔者认为，判断P2P平台是否涉嫌非法集资关键在于P2P平台的运作中是否构成“承诺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或其他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的要件。一般情况下，P2P平台仅作为居间人不介入借贷关系，而仅仅是促成由放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直接的借贷关系，仅由借款人向放款人做出收益承诺，在这种情形下，P2P平台与社会公众之间并不构成资金募集的关系，其经营行为也不构成非法集资。

在P2P平台债权转让模式中，专业放贷人与放款人所订立合同的内容不是专业放贷人对放款人承诺返本还息，而是对手里已有债权进行转让，其追求的法律效果是由借款人和放款人构成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由借款人对放款人进行返本还息，放款人明白其作为债权的受让人承担的风险和利益真正来源是借款人而非专业放贷人。因此平台并未对放款人做出任何收益承诺，不涉及非法集资行为。

在P2P平台的理财模式中，P2P平台本身并不对放款人做出任何实质的收益承诺，放款人所获的收益完全依赖于借款人的还款付息。投入计划的资金仍属于放款人而非P2P平台。通过与放款人之间发生借贷关系，转移资金所有权再用于放贷，因此P2P平台并没有成为借贷中的一方，与社会公众并不构成资金募集的关系，其经营行为也不构成非法集资。但是，在“理财计划”模式中，由于在出售“理财计划”时，暗含了平台对放款人做出了到期由专业放贷人回购的承诺，而这种回购贴现的行为实际上是对放款人发放收益的承诺。因此，此时的P2P平台就涉嫌了非法集资。

二、涉嫌高利贷的风险

P2P网络借贷虽然是一种新的金融参与形式，但其核心的法律关系仍然是民间私人个体借贷行为。《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相关规定确定了国家对形式和内容上符合法律规定的私人借贷关系予以保护。同时，《民法通则》、《合同法》和最高院颁布的《借贷案件审理意见》和《公民与企业间借贷效力批复》两个司法解释也构成了对于一般民间个体合理利率借贷行为的合法性肯定以及“高利贷”的定义。这一系列法律法规基本涵盖了P2P平台上一般常见的个体借贷行为主体和行为（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非金融机构企业之间），为P2P网络借贷行为提供了最基本的监管要求，包括借款用途限制、预扣利息的禁止等。

现有的P2P平台为了避免高利贷的嫌疑，其名义上的利率控制在同期银行基准利率4倍内。但为了提高竞争力，吸引投资人，部分P2P平台会提供额外的“奖励”，即出借人在投标之后，获得利息和还款之前，一次性获得由借款人提供的额外奖励。根据出借人接触金融占到总融资金额的比例，获得相应比例资金的变相利息。这些操作事实上已经违反了“4倍利息”原则，具有构成高利贷的法律风险。

三、涉嫌非法经营风险

为了克服我国信用制度缺陷，P2P平台在标准的放款人、借款人和中介人三方模式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小额担保型模式。这种模式在目前的实际运作中存在非法经营金融业务的风险。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融资性担保行为需要特别许可。因此P2P公司除了向工商部门进行登记注册，还需要获得地方政府相关业务监管部门的许可。《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监管部门批准不得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不得在名称中使用融资性担保字眼，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P2P平台要从事融资性担保，必须经过专门的批准和监管，否则其担保行为将触碰法律边界，构成法律风险。

我国现有P2P网络借贷平台中小额担保型模式除了引入纯第三方担保公司外，还有另一种是依靠平台自身实现担保功能。而平台自身担保容易导致出借人的所有风险转移到平台上，平台兼具担保机构功能，难以独立于交易之外，从而具有融资性担保业务实质，涉嫌了非法经营。此外，如果P2P平台在宣传是仅使用“本金保障”等模糊的词句，未明确风险承担的主体和范围，都存在不当宣传和非法经营的嫌疑。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 民间借贷 非法集资 界限 规范和引导

民间借贷究竟应当如何界定，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是将其划分为广义、狭义两个层次。广义的民间借贷是指各种非正规金融的总称，泛指在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等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借贷活动。狭义的民间借贷仅指私人之间的借贷活动。对其广义界定更为强调民间借贷的“非正规性”。对“民间借贷”的狭义界定则强调其发生于“个人之间”。 我国法律未对“民间借贷”作出完整定义，只能结合1991 年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 条、第6 条及2008 年最高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77 条推导出实践中司法机关审理借贷案件时的认定：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

从法律角度出发，民间借贷行为应属于合同行为。它的合同主体、合同利率符合特殊的规定。民间借贷具有如下特征：

1.主体的特殊性。民间借贷行为必须是自然人向自然人借款，或自然人向非金融企业借款，或非金融企业向自然人借款。除此之外的借贷行为，包括有金融机构介入的借贷、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都不属民间借贷。此外，民间借贷行为的双方主体具有特定性，即借贷人必须向特定的对象出借借款，而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募集资金是向社会不特定对象的借款，则不属于民间借贷。

2.资金来源应是出借人合法收入的自有货币资金，而不能是出借人吸收或转借的他人的资金。

3.资金用途只能是借款人为了自己生活或生产的合法目的，不能用于投资、转贷等，更不能用于其他非法目的，否则，就有可能违反相关金融法规构成非法从事金融业务行为。

4.资金利率由借款人和出借人双方约定，但是受到一定的限制即目前我国相关法规规定的，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包括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的集资，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越权限批准集资，即集资者不具备集资的主体资格，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具有以下四大特征：“1、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包括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的集资；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越权限批准集资，即集资者不具备集资的主体资格。2、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还本付息的形式除以货币形式为主外，也有实物形式和其他形式。3、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筹集资金。这里“不特定的对象”是指社会公众，而不是指特定少数人。4、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集资的实质。为掩饰其非法目的，犯罪分子往往与投资人（受害人）签订合同，伪装成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最大限度地实现其骗取资金的最终目的。”

从私法角度观察，民间借贷行为是一种合同行为，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畴，即使该类合同约定的利息可能因超出法律规定的限额而无效，但这并不影响合同的整体效力。从刑法的角度^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行为，是一种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破坏金融秩序的行为。在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往往是以借贷关系的形式出现的，即从形式上看，符合民间借贷的要件。因此，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具备了借贷合同或相关债权凭证等形式要件，也不在于当事人的身份是自然人还是单位，而在于接受款项的一方实质上是否从事了“吸收存款”这项金融业务。只要未经许可，从事了吸收存款业务，就应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

笔者认为在现行法下，民间借贷行为的效力认定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首先是性质认定，即对于以借款关系或其他名义进行的民间融资活动，是否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金融业务或集资诈骗行为。

其次是根据性质进行效力认定，如果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行为。并且构成犯罪，应追究刑事责任，则不存在从民事案件的角度对借贷合同或借贷关系的效力认定问题，出借方的损失一般只通过刑事案件中的追缴返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当事人约定的利息和其他交易条件予以确认和保护，同时对于不能偿还借款的，按照违约处理。

最后是对不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金融业务行为和非法集资行为，又不属于现行法认可的合法民间借贷关系的效力认定，即企业之间借贷的效力认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现行法律确认合法的民间借贷为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活动。

笔者认为，限制企业之间的借贷，目的是防止企业从事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类似的金融业务。“如果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活动不是通过吸收他人资金而后借出，也不是经常性的面对不特定客户的一种借贷业务，而是偶尔从事的以自有利润解决特定对象、特定用途的资金需求，则该行为不具备前面所说的金融业务性特征，不构成非法金融业务”，则不属于违反金融法规的行为，应列入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之中。

【参考文献】

[1] [美]悉尼・霍默，理查德・西勒，肖新明、曹建海译.利率史[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2] 陈蓉.“三农”可持续发展的融资扩展：民间金融的法制化与监管框架的构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3] 吴志攀.金融全球化与中国金融法[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

篇(4)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中小企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为重要。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古老的融资方式却一直困扰着中小企业发展，其原因在于当下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与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不相适应。民间借贷已在我国金融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成为一种被广泛应用的融资方式，其合理、合法与否不言而喻。那么，了解我国当下民间借贷的状况，掌握当下相关金融法律法规是必要而又重要的，这对于未来金融立法与实践有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化发展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民间借贷繁盛之原因

(一)融资管道的有限性。首先，为保障一国金融稳定与经济发展，国家设立银行以方便个人、企业以及其他组织筹集资金，银行贷款这种间接融资形式，成为融资最为常用的渠道。然而，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拥有全国70%左右的信贷资金，在信贷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这本是中小企业寻求信贷支持的主要来源之一，但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一直在行政过分干预的准财政运作体制下运作，导致了其对中小企业的“歧视”现象。［1］根据我国现有金融体系制度的特点，银行经营业务以风险控制为原则，想要顺利让银行放贷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对于资金短缺需要增加资本而自身资金又短缺的中小企业而言，只能被拒之门外，筹集资金难便使中小企业发展陷入僵局。银行为防范风险的“惜贷”行为一直困扰着中小企业，据吴英本人透露，不管用于何种目的，购置固定资产的目标还是想从银行借款。当时也曾到银行借贷，但极难从银行系统融资。吴英贷款几乎都来自熟人介绍，其背后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银行贷款难。其次，股票融资、企业债融资、私募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方式占所融资比例远非间接融资方式比例。我国直接融资比例还很低而初创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也不具备直接上市融资的条件。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处于疲软状态，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缩减态势。中国商务部表示，2012年2月份中国吸引的海外直接投资金额为7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0．9%，也低于1月份的100亿美元。这是海外对华直接投资连续第4个月出现下跌。可见，直接融资方式当下在中小企业之间也行不通。由此看来，中小企业虽然面对诸多融资途径，但是在现实融资环境中获取资金并不如理论上那样乐观，现实融资渠道有限的难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一大障碍。

(二)民间借贷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黑格尔说“世间万物，存在即合理。”笔者认为，民间借贷之所以存在而且长期存在亦有其合理性。从根本上讲，民间借贷的产生终究要归于生产力的发展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私有制的出现，进一步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假如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财富多少相同，就没有必要产生借贷关系，正是因为社会财富的不平均才会使缺乏钱财的人向有钱财的人借贷。但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如果社会生产力足够发达，以至于满足每个人的物质需要那么民间借贷便不会产生。所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生产力发展不够充分也为民间借贷带来了“可乘之机”。从更为直观的角度看，现阶段的民间借贷主要反映了现阶段我国金融制度管制性、融资需求性与民间借贷收益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1．我国金融体制管制“严”与融资需求“大”之间存在矛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愈发明显。与此同时，市场的不断扩大意味着市场需求的扩大。既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商事主体经营活动的宗旨，那么其必然要筹集更多的资金以获取更大的收益。然而，当下对民间借贷活动的规范却采取“以行政管制为主、刑罚为辅”的简单管理方式，使得民间借贷主体应有的权利无法得以保障，不得不在法律与现实之间徘徊，时常游走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由此看来，我国当前金融体制对于民间借贷的严格规制与对于来自民间借贷资金的需要产生矛盾。2．民间借贷的高收益性与融资需求之间存在契合性。俗话说，有需求就有市场。民间借贷这种古老的、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并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早在私有制产生之后，随着社会贫富差别的加剧就已经存在了。根据我国已有的历史文献考证，《周礼》中有关借贷的记载就既有私人信用，也有国家信用，并且民间借贷一直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绵延存续着，与正规金融共同构筑了一国的金融体系。［6］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民间借贷规模不断壮大，对民营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改革开放后的眼光来看，民间借贷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于广泛的商业活动交往中，并且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不可否认、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相对来说，民间借贷来得容易些。其实在我们义乌这样的借贷很简单的，只要你让人看上去很有钱，然后开始的时候还本付息及时点。”从吴英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对民间借贷的需求性与民间借贷自身的优异性。从现实的角度上看，民间借贷对于其他融资方式而言，具有融资效率较高，形式内容比较自由，利率弹性较大等优点。商事性民间借贷能够有效地克服国家信用的诸多弊端，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应当获得法律的肯定。

二、民间借贷潜在风险性

民间借贷虽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其潜在的问题是不能掩盖的。这些消极影响也是当下金融体制对其严格管制的主要原因之一。总体来看，民间借贷主要容易引发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民间借贷本身所具有的“意思自治”的特点会被滥用加重借款人负担，从而引发资金分配更加不均，甚至贫富差距恶化。一般情况下，民间借贷利率为银行贷款利率的3～5倍。吴英介绍，一般借贷1万元，每天要支付35元、45元、50元的利息费用。现在回顾，她认为，还在起步阶段，其实每个项目都是亏的，因为融资成本太高。吴英案表明民间借贷因其本身贷款利率相对银行贷款而言更具弹性的特点，反而也会成别人加以利用牟取暴利的工具和手段。这种民间借贷所附带的缺陷给当时带来资金运转上的风险，严重者会像吴英被指控与集资诈骗有关经济犯罪的罪名。另一方面，所借之债如不能按约定的内容和方式兑现容易引发侵权甚至刑法上的责任。民间借贷建立的基础是信用，主要是放贷人对于借贷人的信用。商业活动充满变化与风险，一旦借贷人信用因此丧失将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社会上存在以追讨债务为目的的所谓的“要账公司”，这些公司往往具有黑社会的性质。所以在借贷人不能还款的情况下，要债公司即通过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帮助放贷人追索债务。这样便会引起新的民事侵权纠纷，甚至刑事上的责任承担问题。法庭上，吴英再次披露，2006年12月21日，资金七掮客之一的杨志昂跟她谎称“有一笔20多亿美元的业务”，将她骗至温州王朝大酒店后，逼迫她签署了大量空白文件，取走了本色集团的营业执照及公章。后得知，杨志昂与吴英的借贷关系是由于杨在得知有部门要核查吴英的本色集团资金来源引起的逼迫提前还款。杨志昂“绑架”一事形象地说明了民间借贷容易引发恶性追债的问题。此外，由于民间借贷利率高于银行贷款利率，高额利率的诱惑，容易引发某些行为风险，促使某些投机者冒险挪用金融机构贷款来偿还或参与民间高息融资，导致潜在的风险扩大，而民间借款的资金来源和去向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正规金融机构难以标准化地评估资金的流向，不利于银行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影响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三、有关民间借贷法律法规之现状

借贷反映在法律方面体现为债权债务关系，只要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可成立。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在法律层面，《民法通则》第90条确立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但没有涉及民间借贷的主体问题。《合同法》第12章规定了借款合同的一般问题，第210条和211条分别规定了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时间及借款利率。在行政法规层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2)非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3)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4)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在行政规章层面，《贷款通则》第61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在司法解释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1条、122条、123条、125条分别涉及“公民之间的借贷”、“公民之间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1)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2)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3)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4)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借款合同纠纷按照借贷主体类型划分为四种:(1)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同业拆借纠纷;(3)企业借贷纠纷;(4)民间借贷纠纷。

(一)从横向的范围上看。总结以上相关法律法规不难发现，调整对象中包含民间借贷的法律主要为《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除此之外即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最高院相关批复的内容。针对民间借贷，我国并没有单独予以立法。这种法律现状主要是由于我国对于民间借贷的肯定仅限于法律主体之间发生的相对简单、普通的民事借贷关系，而将相对复杂、特殊的商事借贷关系予以否决。因此，在查明民事借贷相关法律的时候，《民法通则》与《合同法》涉及的内容较多，而且多关乎普通民事借贷，其余相关法律虽然针对特殊的商事借贷，但更多的是规制性和禁止性的规定。

篇(5)

曾成杰的女儿、23岁的曾珊于7月12日晚间10点过后在新浪微博上写道：噩耗传来，今天上午我爸爸已经被执行死刑了，注射死亡。我们连他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一句遗言也没有！现在政府都没通知我们！没想到他们动手这么快！至16日下午，这个帖子就被转发超过7万次，跟帖留言近5万条。

曾成杰2011年被认定犯非法集资和欺诈投资者罪。湖南省高级法院说，曾成杰从2万余人那里集资人民币35亿元，造成投资者损失共计6.2亿元。

“不人道”和“冷血”是微博用户在描述曾成杰被意外执行死刑时最常用的词。甚至官方《人民日报》都通过其新浪微博账户问道：如此行刑是否有违法理人道？

长沙市中院13日下午发帖称，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对犯人执行死刑时，犯人必须跟亲人见面。但包括几位律师在社交媒体指出，依据法律规定，法院不仅应告知死刑犯有权要求与家人见面，而且应满足家属提出的见面要求。

该院此后又称，之所以没有通知曾珊有关其父被行刑一事，是因该法院没有她的联系方式。但曾珊的律师王少光指出，长沙中院至少有他的电话号码，且该院也没有通知曾成杰的妻子和大女儿，二人目前都在监狱里。

曾成杰的女儿和律师称，他是政治操纵的受害者。律师王少光说，2008年曾成杰被拘留时，他的公司资产价值达23.8亿元，远高于它的负债。但在曾被拘三个月后，当地政府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将其资产以3.3亿元的价格出售。当时曾成杰还没有受到犯罪指控。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易延友表示，曾成杰还没被定罪，他的资产就已经被地方政府处置了，这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同时，如果曾成杰有罪，那地方政府也鼓励和支持、或者至少是纵容了他的集资活动。

篇(6)

摘 要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正规金融的主体缺位以及金融法律法规不规范等种种原因，催生了民间融资方式。民间融资一方面在推动经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补充正规金融缺位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如扰乱金融秩序、削弱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等负面效应。而西部地区作为当前我国经济整体规划中的重点支持地区，尽管在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指引下，经济相对来说已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仍不足以弥补与东部发达省市之间的差距。这其中原因数不胜数，其中不乏西部省份间自然资源缺乏、生态环境较相对差，整体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等原因。甘肃是欠发达地区，人们投融资渠道窄、金融知识欠缺、理财技能低，加之，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也没有成熟的风控体系，资金风险日益凸显，且一旦发生风险，其危害远大于发达地区。

关键词 民间融资现状 问题 对策

一、甘肃省民间融资的现状

（一）当前甘肃省民间融资的存在形式及特点

1.贷款融资。甘肃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主要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筹集资金，主要贷款形式是从各大商业银行获得的“打捆贷款”（打捆贷款的主要优点是将一些因收益不高或者没有收益而不方便向银行贷款的项目与一些未来具有明显收益的项目结合在一起向银行申请贷款），为城市各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

2.发行企业债券。甘肃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企业债券即所谓的“城投债”，是甘肃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第二大筹资渠道。“城投债”是相对于产业债券而言的，又叫“市政债券”，主要是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作为发行主体，其最终信用主体是地方政府，所筹资金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3.发行中期票据。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甘肃国投”）于 2009 年 8月 26 日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期限为“3+2”年利率为 3.8%的100亿中期票据资金。此次中期票据试点是以省政府信用为基础、以优质企业资产做抵押、拓宽中央政策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的有利尝试。甘肃国投主要将募集的资金投资于两个方向：一是主用于全省公路和铁路等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二是用于省内大型及重点工业企业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改造及节能减排项目。

4.项目融资。项目融资是指以某一项目的资产、相关权益或未来收益作抵押取得融资的一种行为。项目融资的具体方式体现为 BOT、TOT、BT 等经营形式，甘肃省主要采用的是BOT（Build-Operate-Transfer）模式。如兰州威立雅水务公司，该公司作为兰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的首家中外合资企业，充分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及发展理念，为兰州市城市污水处理及供水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此后，雁滩、西固、盐场污水处理厂也采用BOT模式，特许经营期限为25年，共计融资3.63亿元，减轻政府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通过中外合资可以带来大量国外资金，加快兰州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

（二）甘肃省不同市间融资渠道及协议方式的对比分析

（三）甘肃省不同市间融资规模的对比分析

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借贷目的的变化，白银市民间融资金额也呈增大趋势，少则三五千，多则数万元，2013年民间借贷金额约在31.8亿元左右，（其中城乡居民0.98元，私营企业2.05万元，个体工商户1.07元），比2012年增加2800万元，其中城乡居民870万元，私营企业1070万元，个体工商户860万元。

至2013年6月，庆阳市民间融资金额约为42.25亿元，较2012年同比增加31.11亿元，是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总额的2倍多。全市主要有四种民间融资的类型，其中，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3.74亿元，当年累计发放贷款10.47亿元；担保公司担保贷款2726笔15.1亿元，当年累计发放担保贷款2543笔11.06亿元；典当行典当余额0.82亿元，当年累计发生典当业务471笔、1.48亿元。

截至2013年定西市民间融资总规模为24.8亿元。具体用途主要有农村日常生活支出、购买、修建房屋、经商和办企业等。

到2013年为止，平凉市民间融资总额约为26.94亿元，农户间相互借贷总额为0.75亿元，在银行、信用社有贷款的860户农户向银行、信用社等贷款额为1.85亿元，银行信用为民间借贷总额的62.6%。农村微小企业在银行、信用社的贷款为11.8亿元，农村微小企业通过民间借贷融资额为12.54亿元，民间融资总量已超过在金融机构的贷款量。

二、甘肃省民间融资的优势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甘肃省民间融资相较于正规金融的比较优势

与正规金融相比甘肃民间融资存在借贷手续简便、利率灵活、信息成本低、监督成本低等方面有很多优势。

1.借贷手续简便。与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相比，民间金融的借贷手续比较简便，中间环节少，资金来源主要是居民的闲钱，借贷对象是在比较熟悉的亲戚、同村或邻村村民及朋友之间，建立在对双方对彼此人品、信誉有充分的了解的基础上，无需担保人，小额借贷直接发生，但大额借贷由于存在一定的风险，通常需要借贷双方都熟知的中间人作担保，签订协议，但无需任何抵押品。

2.利率灵活。民间融资的利率非常灵活，借贷利率由双方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协商议定，如果当时资金供给趋紧或借款人急需用钱，则利率较高；反之利率较低。同时借贷双方的关系也会影响利率高低。

3.信息成本优势。民间金融大都建立在借贷双方相互认识并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借贷信息通过亲朋好友、合作伙伴传播，建立在长期互相信任的社会关系之上，与正规金融的较高的信息搜索成本相比，存在很大的信息成本优势。

4.监督成本优势。民间金融交易中借贷双方持续的社会关系大大减少了贷款者对于借款人的监督成本。“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充分体现了信誉在民间借贷中的重要性。道德约束降低了借款人的违约风险，也降低了贷款人的监督成本。

（二）甘肃省民间融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我国关于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相关法律不够完善。截至目前为止，我国虽然也已经出台了许多与民间融资相关的法律，但相关法律所允许的民间借贷的有偿性，借贷利率可以高于国家银行利率，突破了以往民间借贷在利息方面的限制。加上民间金融变化速度之快，相关法律法规未及时跟进，导致了法律监管体系的不完善，存在诸多漏洞。

2.非法民间借贷现象比较严重。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回报，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他们利用普通民众急于投资的心理和对丰厚利润的期待，以民间借贷高利息回报为诱饵，打着民间借贷融资的幌子，实则行集资诈骗之实，导致了很多投资人被骗的案例。这些例子一方面反映了民间借贷的盲目性将严重威胁着我国金融系统的安全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也间接反映出我国在民间借贷监管这方面还存在比较大的漏洞。

3.“高利贷”现象普遍存在。民间借贷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高利贷化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中小企业对资金需求越来越大的同时，国家却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银行五大量闲余借贷基金，如此巨大的资金供需差异导致利率的升高。但当贷款人还滞后还款期和无力偿还时，放贷方就会通过非法手段暴力讨债，造成许多诸如贷款者背井离乡、家破人亡的现象，引发了组多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4.民间融资运作不规范，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民间融资缺乏正确的引导及有效的监管政策限制，同时我国在民间融资法律制度建设以及监管上都存在缺位现象，导致其运作不规范。而银行负利率，进一步促使民间资金难以找到出口，从而导致民间融资很容易就转变为高利贷，甚至变成非法集资活动。 特别是近几年来，全国各地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呈逐步增加的趋势。

三、促进甘肃省民间融资良性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法律保护机制

建立健全法律保护机制，允许民间融资公开发展，对解决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普遍存在的融资难问题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引导民间融资正确发展，充分发挥其拾遗补缺的作用，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明确民间融资的合法性，对资金来源和运用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赋予其合法地位，使民间融资由“地下”走向“地上”，使其公开化、合法化、阳光化。同时也加强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力度，防止一些非法集资者混水摸鱼，危害社会。

（二）改善融资方式，推进有抵押融资

改善融资方式，推进有抵押融资，增强投资者信心。例如兰益学生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使用的 BOT 融资方式，即产权方将某个项目经营收益权授予投资者，投资者从中获取回报模式。

（三）强化监督约束机制，建立必要的监测体系

强化监督约束机制，建立必要的监测体系，对辖区内的民间融资总量、利率水平、资金来源和运用情况进行及时监测；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机制，增强民间融资主体的法制意识、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同时加大对非法融资活动的打击力度，净化民间融资市场健康发展。

（四）健全和完善民间借贷监测管理体系

建全已经建立的监管网络体系，同时建立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度，形成政府、人民银行、银监局、工商局、公安局等多个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的民间融资监督体系，明确界定民间借贷与“高利贷”“地下钱庄”，规范正常的民间借贷活动，坚决打击非法集资、高利贷等非法融资行为，取缔非法金融组织。

参考文献：

[1] 刘恩云.中国农村民间金融研究综述[J].安徽农业科学，2011（15）.

[2] 徐灵通，甘肃省民间投资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2（04）.

[3] 王娟.甘肃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消费市场影响的实证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4（10）.

[4] 智明，赵一静，史正保.甘肃省中小企业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J].金融视界，2013（09）.

[5] 余薇.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及对策实例研究[J].商业时代，2012（06）.

篇(7)

近年来，国际金融形式一直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为主要依赖对外贸易为主的沿海地区的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新闻媒体也对中小企业融资状况而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特别是“吴英案”死刑判决作出以来，金融界、法律界都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现阶段，我国金融界和法律界虽未对民间金融的内涵达成共识，但对民间金融是“处于国家监管的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行为”的这一特征都是认可的。民间金融运行形式主要集中于私人借贷、私人钱庄、合会、企业连结贷款等，这些常见的运行形式也已被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所认同。

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中，主要通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两个罪名进行严厉的打击，以维护银行系统对于金融行为的垄断地位以及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所以，本文主要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对民间金融活动的入罪标准与刑事规则体系完善展开论述。

二、目前我国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立法现状

（一）我国立法对民间金融活动合法地位确认的缺失

目前，我国所有从事金融业活动的经营主体或组织的设立都要经过我国金融业特许机关—央行或银监会的批准或审核。因此，除了对具有直接性私人合同关系（如个人借贷）的交易行为提出了法律上的明确合法地位之外，其他凡未经央行或银监会批准的从事和设立合会、私人钱庄、民间集资或其他形式的民间金融组织和活动均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也均不涉及民间金融相关法律地位确认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一些合理且确有必要存在的民间金融交易形式由于法律地位确认的缺失而被认列入从事类似于非法集资、放高利贷等非法金融活动的非法金融机构之列。

（二）民事法律对民间金融活动的规定过于简单

以民间借贷为例，在民事法律中只是规定了普通的民间借贷关系，即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以及企业内部的集股融资进行了法律规定和确认[1]。所以，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时，虽然有民法通则、合同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做依据，但是仍然缺少一部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使得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边界依然模糊，判案时易引发分歧。

（三）行政法规对民间金融活动过多的否定

针对目前金融市场出现的各种民间金融组织，我国金融监管机关对其是否合法的判断依据主要是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有关问题的答复》、《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等部门规章。其规定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这意味着我国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如合会、私人钱庄等擅自向特定多数人或者不特定多数人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等金融活动的机构都被视为非法金融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一概不被法律所认可。[2]

三、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完善

（一）合理运用前置法认定民间金融活动罪与非罪界限

在实践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刑事问题刑法来解决，民事问题民法来解决”这样的固定思维方式，在犯罪的认定过程中，很少注意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近年来，在刑法界引起广泛关注的“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即主张在对不作为故意杀人、婚内、财产犯罪的认定中运用民法理论来分析刑法问题，并指出不能简单地直接从刑法中寻找依据，而是应当首先从能否构成犯罪的刑法规定赖于建立的其他前置性法律当中去寻找。笔者认为，基于刑法对民法的保障属性，在刑法与民法交错问题的处理中，要注重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以外的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是否构成犯罪？实践中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非法集资解释》则采取了折中的态度：“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吸收资金，可以免于刑事处罚；情节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3]对于上面所述情形运用民法前置处理是否更加妥当？答案是肯定的。对于这类情况，可以赋予被害人自行选择维权方式的权利。被害人可以选择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主张自己的债权，也可以让自己的“存款”继续“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常见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的确定

目前，我国对于非法集资行为进行认定的法律依据主要是2010年1月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如前文所述，该《解释》首次对非法集资相关行为从法律要件与实体要件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并首次提出了不以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判定行为，的确较之前的行为界定标准而言，具有较大的进步空间。然而，根据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与实践中的行为表现来看，该《解释》只是解决了部分应急性疑难问题，而且其部分规定也存在的一定的不合理之处。鉴于此，本文认为对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区分应从筹资本质、筹资影响、筹资基础三个部分进行界定。

在筹资本质方面认定，应把握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行为的内在本质即行为方式和目的。既然是被视为非法从事金融业务行为，其行为运作特点和运作目的理应体现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同的金融特征，即吸收资金的用途是投资或转贷谋利。这在行为表述用的是“存款” 一词，而非“资金”也得以证明，“存款”在金融学中具有特定含义，是指类似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社会公众的剩余资金的一种吸收，与之相对应的是贷款。刑法第175条没有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而是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是表明成立本罪要求行为人从事金融业务。如果将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之外的生产、经营活动，认定本罪，实际上就意味着否定了部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4]换言之，筹资人吸收资金的目的如果是用于自身生活或生产需要，则所吸收的资金不属于存款性质，应是资金或借款。但当筹资人吸收的资金是用于发放贷款谋利，则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如果不从行为运作特点和目的上严格界定去两者之间的区别，极易将民间借贷的合法筹资行为界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5]

在筹资影响方面，我国民间借贷行为范围相对比较窄，有一定的边界性，出借人一般是向亲戚、朋友等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借款，其范围的扩展和延伸也具有相对的地域限制，而且其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而非法集资行为多半是无范围限制和地域限制，大多数是向社会泛的采用散发小广告、发宣传单、派人劝说等非法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借款范围非常广泛，而且产生的影响较大。

在筹资的基础方面，民间借贷的交易双方之间是既基于金钱利益又基于人情因素，甚至有时候人情占主要原因。而非法集资的交易双方之间则纯粹是基于金钱利益为基础，投资者多半是受到非法集资一方的高利率许诺诱惑。

四、民间金融活动刑事规则体系完善

（一）制定法律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

现行的民间借贷存在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监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等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日本和台湾做法，制定《民间借贷法》，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例如，日本于1915年制定《无尽业法》，对无尽（合会）的会金总额、运转期限、成员数量都进行严格限定，从而规范了无尽的运营。根据台湾和日本的民间金融经验：对待民间金融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过份压制，而是在充分尊重金融市场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健全法律制度，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化地位并加强法律监管。

（二）设置前置处理程序

在实体法方面，对涉及民间借贷的罪名，可增设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以参考《刑法修正案七》中对偷税罪的修改，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增加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规定：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公安机关通知，在限定期限内全额退还被害人本金及合法利息并依法缴纳罚款，受过行政处罚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相关行政处罚，可由行政法规来另行规定，比如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公众举报并查证属实后，可视情况责令嫌疑人在3至6个月内向被害人偿还本息，并要求其向金融主管部门缴纳罚款等。

注释：

①杨兴培、朱可人，《论民间融资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出入罪标准》，载《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

②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③参见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④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⑤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参考文献：

[1]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

[2]腾昭君，《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4月。

[3]胡运锋，《我国民间金融问题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5月。

[4]杨兴培、刘慧伟，《论刑法介入民间金融活动的原则和界限》，载《海峡法学》，2012年9月第3期。

[5]杨兴培、朱可人，《论民间融资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出入证标准》，在《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