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环境的特征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市场环境的特征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 公允价值 计量理论 变革 发展

公允价值计量理论发展历程

公允价值计量理论发展初期以活跃市场环境为主背景，非活跃市场环境为特例和补充。活跃市场与非活跃市场分类以活跃和非活跃的“要素群”或“要素组”为单元综合分析市场环境对交易客体、交易主体和交易结果的影响程度。活跃市场存在活跃要素与非活跃要素，非活跃市场同样存在活跃要素与非活跃要素。市场环境的总体活跃程度或非活跃程度可以根据交易量、交易水平、交易频率和交易秩序等因素的综合分析予以确定。

公允价值定义经过了上世纪70年代的“交易观”和“非交易观”、90年代的“交易观”、本世纪初期的“非交易观”以及“有序交易”观的逐步演变，逐步形成了趋同的公允价值定义：“在计量日市场参与者的有序交易中，销售资产或转移债务的金额”。“有序交易”统筹交易已经发生和交易没有实际发生的假想交易两大块内容。

2006年9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57号准则，标志着基于活跃市场环境、以公允价值计量目标为指引，涵盖公允价值定义、计量对象、脱手价、市场参与者、主市场或最有利市场、初始确认、计价技术、计价技术中所用的输入值以及公允价值层级等内容的公允价值计量体系初步确定。基于活跃市场环境的公允价值计量以其高度的相关性和可靠性“先行先试”，撼动了历史成本独领的计量格局，抢占了计量领域的制高点，在繁荣之路上凯歌高奏。

金融危机孕育公允价值计量理论新机遇原因解析

突如其来的2007~2009全球金融经济危机阻挡了基于活跃市场环境的公允价值研究和应用的步伐，但也揭开了非活跃市场环境下公允价值计量的序幕。金融危机只是非活跃市场的一种极端环境，非活跃市场为公允价值计量纵横驰骋提供了广阔天地，是公允价值复兴的主战场。其理由：

公允价值计量的比较优势。非活跃市场环境下各种计量属性的总体信息质量特征都有所下降，但以市场交易价格为影子追踪价值变化的公允价值正切合了风险、不确定环境的要求。虽然增加了计量的难度，但以程序理性保证结果理性的公允价值计量目标仍保持不变，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性和可靠性基本信息质量特征能满足现在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其他债权人等财务报告信息的主要使用群体的需求。相比于其他计量属性，公允价值仍显示了比较优势。

非活跃市场环境的持续时间长。非活跃市场环境是环境变化的起点，涵盖从非活跃市场到活跃市场，然后从活跃市场蜕变到非活跃市场的过程，活跃市场只是整个市场环境短暂一瞬，稍纵即逝，而非活跃市场环境跨越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所描述的经济周期理论中衰退、萧条以及复苏阶段，仅仅剔除繁荣期，几乎占据了一个完整经济周期3/4的时间。

非活跃市场环境的分布空间广。非活跃市场环境跨越了活跃市场环境和非活跃市场环境两种市场环境类型，仅仅排除了活跃市场的活跃交易，包括活跃市场的非活跃交易、非活跃市场的活跃交易以及非活跃交易。关联交易、强制交易以及困境中的交易统统划入非活跃市场序列。

非活跃市场环境不仅存在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而且同样存在于西方发达经济国家。虽然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基金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决定不会单独为新兴和转型经济中的个体制定单独的公允价值计量指南，不应该有“针对发达经济的公允价值”与“针对发展中经济的公允价值”之分，但已经确定为得不到第一或第二层级输入值的难以计量的资产和负债研制教育指南。这种思路与公允价值计量的复兴之路不谋而合。

完善非活跃市场环境下的公允价值计量路径

非活跃市场环境下的公允价值计量必然导致公允价值计量研究和应用路径的转变。系统研究非活跃市场环境下的公允价值计量可能导致公允价值研究路径提前步入新的阶段。完善非活跃市场环境下的公允价值计量需抓好以下工作：

选择计量市场。非活跃市场环境下公允价值计量市场选择突破了非主市场即最有利市场的选择定律，计量市场选择依赖于交易类型的区分度：对活跃市场环境下公开市场竞价进行调整的公允价值计量，可以适用主市场观，因为对交易结果的调整并没有对交易量和交易水平产生实质影响；对交易量和交易水平显著下降的交易类型，可以适用最有利市场，因为贯穿了最高最好使用原则；对交易量和交易水平有显著下降且识别交易处于无序状态的市场选择，因为无法在市场之间进行比较，退而以交易所在的市场作为公允价值计量市场。无论选择哪一种公允价值计量市场，均需要结合交易和事件，对市场环境进行评估后确定。

挑选计量模型。非活跃市场环境下的公允价值估值模型要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做周期性校正或选用最相关计量模型，以确保模型真实反映当前的市场状况，识别任何潜在的缺陷。模型的调整主要包括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调整。准确理解计量对象的现金流量的时间分布、现金流量的额度、选择权的时间分布和条件，以及权利的保护等因素。当公允价值计量涉及重要不可观察输入值并对总体计量做出重要调整时，报告主体可能使用不同估值模型交叉验证多种估值结果。在合理范围内选择合适的估值结果，可能更多倾向于采用可观察的市场输入值的计量结果，而较少考虑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值的计量结果。在市场环境极端恶劣如无市价可依或可观察市价与经济价值发生严重偏离情况下，也可以依靠管理层对未来现金流量和适当的风险折现率的内部假设估值。根据环境的变化，对计量结果进行适当调整是必要的，但出于过度谨慎和保守目的之调整不符合公允价值计量目标。

确定输入值与公允价值层级。非活跃市场环境不存在第一层级输入值和公允价值的第一层级。由于对第二层级的调整相应降低公允价值层级的水平，所以，非活跃市场环境下的公允价值计量输入值主要集中在第二层级和第三层级。非活跃市场环境下的公允价值层级分布呈现倒金字塔的特征。非活跃市场环境下的公允价值披露不仅要披露使用重要不可观察输入值的公允价值计量，而且要披露每一个层级的进入和退出的转换。

评估计量结果。非活跃市场环境下市场环境诸要素对交易价格的敏感性可能随时间发生变异，市场参与者的风险态度和对不确定性认识也可能随时间发生改变。同质资产或负债交易价格的变化在时间轨迹上体现为一个相对集中的区间分布。非活跃市场环境下的公允价值计量更多情况下表现为一个相对有效的公允价值区间。公允价值计量就是在区间内选择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点。公允价值计量点的选择不仅与交易价格的集中和分散趋势相关，而且与市场参与者人数规模、结构及掌握信息的对称程度相关。当市场交易失灵或失效时，可能出现市场参与者集体选择背离交易项目内在真实价值及变化趋势的悖论。此时，需要依赖政府对市场进行纠偏。

修订计量准则（指南）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国际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等准则制定机构对非活跃市场的定义、非活跃市场环境下公允价值计量范围和方法的差异；其次表现为同一个准则制定机构在不同准则中公允价值使用的不一致性；再次表现为同一机构的同一准则在不同场合中的使用差异；最后，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上。如金融工具分类标准、减值的识别和量化、金融工具转移、套期会计以及嵌入衍生工具的识别和分离。

重点简化和规范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和披露。一是统一金融工具的定义；二是明确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范畴，将不符合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暂时剔除出去，同时将部分类似金融工具的非金融合同以及衍生工具纳入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范畴；三是简化公允价值分类，进一步扩大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的适用范围，除非有稳定现金流量特征或对现金流量的调整不大的金融项目可按摊余成本计量外，其余属于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范畴的项目应尽量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四是简化目前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关于金融工具未实现收益（或损失）的列示差异；五是简化公允价值套期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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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业环境 影响因素 模型 关系

创业环境影响因素研究现状及评述

从创业环境界定中不难看出，创业环境是由若干环境要素构成的。很多学者对创业环境构成要素进行了研究，详见表1。对现有创业环境要素划分的评述如下：

（一）缺乏从系统角度对创业环境要素的划分

创业环境是一个系统，系统的特征表现为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与相关性。现有创业环境要素研究都是基于对创业外部影响要素的研究，即外部环境研究；而没有把创业内部环境如创业团队的文化、组织与分工等纳入创业环境研究框架，创业环境研究整体性缺乏。另外，各个影响要素的层次性也不够，有单纯对宏观环境的划分（池仁勇，2002），也有单纯对市场环境的划分（Porter，1980）。基于此，本文把内部创业环境引入到创业环境研究框架，构建完成创业环境要素分析模型。

（二）缺乏对创业环境要素之间关系的研究

现有研究对创业环境要素的来源研究比较多，而一个完整的创业环境系统，必须考虑到系统各个要素之间的关联性，这样才可以更好的认识和评估创业环境。创业环境各个子系统既有独立的运动轨道，又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构成创业环境动态链，了解各个子系统之间的联系以及对创业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重点分析了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及相互作用的形式。

创业环境因素划分标准的理论探讨

（一）系统环境观

系统环境观认为环境是一个系统，它不仅包括外部环境，还包括内部环境，是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统一体。因此，在研究创业环境时，不仅要研究外部创业环境，还要研究内部创业环境；在研究新创企业与创业环境之间关系时，就不能把新创企业内部因素如创业团队和企业外部环境看成对立的断点，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在评估创业机会和新创企业绩效时，不仅要考虑到外部环境因素，还要考虑到内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当研究如何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时，环境营造的主体就不只是政府，创业团队也是营造环境的主体等等。系统环境观区别于单纯的外部环境观。

（二）均衡与非均衡

均衡与非均衡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均衡是指市场供给等于市场需求的一种状态，而非均衡是指市场供给不等于市场需求的一种状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上是非均衡的，均衡只是一种“偶然巧合”。创业企业是各种资源的需求方，外部环境是这些资源的供给方。对某种资源来讲，如果资源的需求大于资源的供给或者资源的供给大于资源的需求，这两种状态都没有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就会出现不均衡状态；但如果外部环境对资源的供给较好地满足创业企业对这种资源的需求，则实际上达到一种均衡状态，也是一种较好的理想状态。

（三）内生性

内生变量是指由系统内部因素影响而自行变化的变量，通常不被系统外部因素所左右，而外生变量是指系统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决定的变量。现有创业环境的研究基本上都建立在外部环境观基础之上，因而将环境作为企业的外生变量，作为创业环境研究的重点。然而，依据系统环境观，创业环境就是一种内生变量。首先，创业企业内部环境如创业团队、创业者等是新创企业内部因素，是可控的；其次，即使是外部创业环境因素，创业企业也可以通过调整内部创业因素，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创造性的整合资源以满足新创企业的需求，从而影响外部创业环境。因此，本文将创业环境作为新创企业管理或决策的要素而不是既定前提，构建创业环境研究框架。

创业环境影响因素模型

依据系统理论的整体性，本文将创业环境分为内部创业环境与外部创业环境，内部创业环境是可以控制的，而外部创业环境是不可控的；同时，外部创业环境本身也是一个系统，依据系统的层次性特征，将外部创业环境系统分为三个层次：宏观环境子系统（或称社会环境子系统）、市场环境子系统、自然环境子系统。依据系统理论，本文认为创业环境是由内部创业环境、宏观环境、市场环境与自然环境四个子系统构成（见图1）。

（一）内部创业环境子系统

内部环境子系统是创业者可以控制的环境系统，主要包括创业者素质、创业团队文化与创业组织。创业者素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精神层与物质层。精神层是指创业精神对创业成功的期望程度；物质层是指创业技能与技巧，创业者要具有创建和管理新事业的技术与商业知识和能力。创业团队文化是指创业团队的合作意识、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团队进取心等理念，良好的创业团队文化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内部创业环境，促进创业成功。创业组织科学的分工与合作，能提升创业组织的效率，充分发挥创业团队的潜力，充分利用内部的资源。

（二）宏观环境子系统

宏观环境子系统又称社会环境子系统，包括政策法规环境、金融环境、科技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四个方面。良好的政策法规环境会促生更多的创业机会、减少创业成本并为创业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增加创业者的动力和信息；良好的金融环境是创业成功和新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良好的科技环境能够为创业者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创业所需要的技术，有利于科技成果向产品的转化；社会文化环境传递着社会对创业的支持态度、容忍程度及相关的支持，良好的社会环境会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影响人的观念，减少创业成本。

（三）市场环境子系统

市场环境子系统又称为微观环境子系统，本文借鉴波特的产业竞争模型，认为市场环境是由供应商、顾客、替代品、潜在进入者和竞争对手五个方面组成。市场环境关系到创意能否成为一个创业机会以及创业机会的优劣。没有顾客需求的创意不能够成为创业机会，同时供应商、替代品、潜在进入者以及竞争对手都影响到竞争环境，对于创业者而言需要对市场环境进行有效评估，以决定是否建立新企业，将创业机会转化为现实的产品或服务。

（四）自然环境子系统

自然环境子系统是新创企业赖以生存所需要的资源环境，是新创企业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自然环境子系统包括自然资源环境与生态环境。企业是一个资源的转化体，通过企业系统的转化，将一定的投入转变为产出，以产品或服务的形式存在。然而任何投入都离不开资源，资源的可得性以及持久性决定创业机会是否可以持续的转变为产品或服务。另外，新创企业还必须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因为任何企业都是社会的一部分，企业的发展必须考虑到生态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会促进新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赵锡斌.企业环境分析与调试——理论与方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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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会计；公允价值；策略

1公允价值的相关概述

1.1公允价值的定义

从定义为衡量方法的国际会计准则研究中的术语定义，出现在交易的资产和负债中，交易的资产和负债的形式是公平的，甚至是讨价还价的相应金额。从这个定义来看，这是不难看出的，这涉及自愿，甚至讨价还价的原则。最终目的是确保双方都能用公允价值进行衡量，以避免双方当事人之间出现权利不平衡现象。

1.2公允价值的基本特征

首先，公允价值本质上是对市场信息的评估，也是对资产或负债的价值市场的一种识别。其次，从定义可以看出，在公平价值的前提下，交易主体必须是自愿方了解情况，而对于具体交易或特征的两种物业都可以理解，双方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贸易的角度。最后，公允价值是确认价格，而不是实际交易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公允价值往往出现在实际交易不足的前提下，估值以活跃市场的报价为依据。

2在财务会计中使用公允价值的意义

2.1标志会计理论的转变

在财务会计中使用公允价值表明，中国的会计理论从原来的原收益表观转变为资产负责表观。在会计理论中，通常有两种资产，管理和收入。过去人们往往更注重企业的收入，大多数人支持收入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会计应正确衡量各企业的价值，每个企业的价值需要考虑企业的未来收支，公允价值基于此基础。这个概念就是表达对历史成本限制的批判，本质上是会计理论的变化。

2.2标志中国会计国际化

在我们的会计准则中，明确规定了可以用于公允价值计量和核算，并使用公允价值计量表明，标志着中国的会计国际化。在我国使用公允价值一方面意味着我们从传统历史成本变化到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衡量和会计模式，多元化的历史成本，另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的会计和国际会计准则。以往中国会计与国际会计准则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唯一使用历史成本计量和会计核算的财务事项，不使用其他模式进行经济计量和会计核算。

2.3侧面反映市场环境日益改善

在财务会计中，以公允价值计量且计量的前提是要有一个积极的市场环境。如果市场交易部门活跃，则公允价值在财务会计中无法计量和计量。在我国的会计准则中对使用公允价值计量范围做了具体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市场环境完善，市场交易环境活跃，所以才可以对部分事宜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和核算。

3公允价值在财务会计中的正确运用

3.1正确的评估公允价值

根据公允价值的定义，公允价值是双方根据市场价格完成交易的价格。根据国际会计准则，公允价值评估步骤如下：首先，如果活跃的资产市场或负债价值，可以直接用于资产或负债的活跃市场价值，因此公允价值可以直接从活跃的市场；第二，如果没有活跃的资产市场或负责人直接使用活跃价值和类似资产或负责市场的价值，在相应的调整中，因此公允价值可以直接从活跃市场调整中获得；第三，如果没有活跃的市场，可以使用成本法和收入法估算公允价值，成本法是指根据资产公允价值的调整估计或当期成本或重置成本考虑资产或负债，负债，收益是指使用资产估算未来收益的资产公允价值。

3.2正确理解和在财务会计中使用公允价值

在确保公允价值的正确金额时，公允价值可以在财务会计中进行计量和计量。在财务会计中，在衡量和计算公允价值的过程中，公允价值不能用于操纵企业的利润。与国际会计准则相比，中国在使用公允价值时更加谨慎。在会计准则中，明确了公允价值使用范围。在房地产投资方面，房地产只在市场环境中活跃，企业可以轻松从房地产市场交易环境投资房地产市场价值，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和会计处理房地产投资。

结束语

虽然我国公允价值的计量和使用存在一些缺陷，但这个问题应该一直在解决。这意味着公平价值应该合理科学地应用，为决策者提供更有效的决策依据。而改善这一领域，不仅需要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还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素质，使更多的人逐渐接受和应用公允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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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力空调市场营销所面临的形势

1.激烈的市场竞争

空调作为生活中重要的电器，其需求量与日俱增，为空调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契机。众多家电企业涌入空调市场，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对于格力电器同样也是如此。美的、海尔等电器企业同样是空调市场极具竞争力的企业，与格力一起构成了中国空调市场的“三巨头”。根据当前的市场环境和经济形势，格力电器市场营销战略必须做出适时的调整和创新，以更好的满足市场需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赢得优势。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推动了空调国际市场的发展，许多国外著名空调品牌进入到国内市场，加剧了空调市场的竞争。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良好的市场营销战略对于电器企业市场经营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格力电器需要采取更适合当前市场环境的市场营销战略，开拓全新的市场营销方式，促进空调市场营销战略创新，使格力电器能够在越发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赢得优势。

2.营销渠道的丰富

当前，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在市场营销当中充分的予以体现。格力空调市场营销面临着全新的机遇，市场营销的渠道变得更加丰富。充分利用网络的优势，拓展市场营销渠道，市场营销的效率得以显著提升。随着市场营销模式的转换，形成了立体化的营销体系，遵循市场营销的规律，清楚地了解市场形势的变化。只有选择选择正确的营销手段，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于格力空调的市场营销策略的制定，同样需要从这一方面加以考虑。拓展营销渠道，以更好的满足客户的需求，积极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对提升格力电器企业竞争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3.高集中度的空调市场经营

高集中度的空调市场经营是当前空调市场的显著特征，格力电器企业市场营销策略也需要围绕其进行调整和完善，以赢得市场竞争优势。随着空调市场集中度的增加，空调产业形成了寡头竞争的局面。与格力空调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主要有海尔和美的两家电器企业。在规范化的市场体制当中，各企业之间从市场份额竞争逐渐转化为内部管理竞争，着重体现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战略以及市场营销策略，优化资源配置，赢得市场竞争奠定坚实的基础。面对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力空调的市场营销战略在市场竞争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为了更好地实现格力电器企业市场营销的战略目标，适时的改革创新十分必要。

二、格力空调市场营销战略的优势

1.核心技术优势

格力空调的核心技术优势是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空调技术的不断研发和升级，带动着格力空调的发展进步。格力空调在技术方面占据着绝对的优势，通过自行研发和升级，制冷技术、自动化技术、机电技术以及家电技术都处于国家领先水平，享有发明专利2000余项。我国大多数空调企业的技术受制于国外技术，发展和提升的空间有限，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落后于格力空调。正是凭借核心技术优势，格力电器企业才能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格力空调长期处于全国销量领先的位置。“格力掌握核心技术”不仅是格力电器的广告语，同样也是格力空调发展的真实体现。

2.品牌优势

格力空调连续占据着我国空调行业的销售量第一的位置，在空调市场中具有显著的优势。格力空调正是凭借其市场营销策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发挥优势，抓住发展机遇，发挥利好因素，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进而打造良好的品牌形象。品牌代表着企业的形象。每个企业的品牌都具有其自身的特色，品牌效应特色与企业自身经营理念、经营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受到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同样也代表企业的竞争力。品牌优势是格力空调市场营销战略当中的关键性要点。根据格力电器企业发展的需要及其经营管理理念，创造具有企业特色的品牌。品牌效应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深入人心，在消费者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消费者在购买空调时，第一选择便是格力，则充分说明了格力空调在市场营销方面具有强大的品牌优势。一看到“GREE”，消费者便能够认出是格力的商标，提升格力空调的品牌优势，对市场营销有着积极的影响。格力已经超过了曾经畅销于国内空调市场的日韩品牌，如三星、LG等，格力的规模也在不断拓展，充分体现出品牌名优势的重要价值。

三、格力空调市场营销战略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首先，技术的开发成本高。格力空调具有强大的核心技术优势，依托于其强大的科研团队。在科研建设和技术研发上，格力电器企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空调技术研发投入占据了格力电器企业经营资金投入很大的比重，加上资金依存度大，销售商模式占用较高资金。上下游企业的应付和预收款会给格力电器企业带来不小的资金压力。其次，格力集团作为国有企业，存在着产权不清、体制受限等诸多问题，经营发展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加上房地产市场的变化以及成本上涨，格力空调市场营销战略面临的不小的压力和挑战。最后，空调行业激烈的市场竞争，美的、海尔等空调品牌成为巨大的竞争威胁。作为最大的竞争对手，美的空调在市场营销策略上做出了调整，加强的产品开发和推广的力度，并在空调市场当中对格力呈现挤压的状态。美的空调的市场竞争力并不逊色与格力空调，市场占有率的竞争变得越发激烈。格力空调市场营销战略必须做出针对性的调整，积极的应对来自于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以开拓格力空调市场营销的创新思路。

四、格力空调市场营销的创新思路

1.精准定位

定位是格力空调市场营销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格力空调规划了全新的市场营销方向。深入到空调市场当中进行调研，掌握当前空调市场环境，了解人们购买空调的基本需求。对格力空调产品进行总结评估分析，与美的、海尔等竞争对手的空调产品进行对比，进行精准的市场定位。在此基础上，加强营销宣传，以多种营销手段，充分发挥格力的品牌优势，将自身的技术优势传达给消费者，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服务，让更多的人认识格力品牌，在消费者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只有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市场营销活动才能有条不紊的开展，市场营销的价值也充分体现出来。根据不同的消费群体，根据其特点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扩大消费人群，以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进而扩大格力空调的竞争优势。

2.市场营销方式的转变

在格力空调市场营销的过程中，对于空调市场同类型价格、产品质量等问题要进行综合分析，同时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变化以及成本上涨等因素也要加以考虑制定正确的营销策略，不能局限于某一种市场营销方式，需要进行适应性的转变。当前，格力空调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美的和海尔在市场空间的共同夹击，TCL、奥克斯等空调品牌的紧追不舍，格力空调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一刻都不能松懈。“优胜劣汰”是现代企业的竞争法则，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保证企业的竞争力是十分关键的。创新市场营销方式，以消费者为主体，根据消费者的需要设计和执行市场营销方案。了解了消费者的需要，进行空调产品和技术的开发和创新，以全新的空调市场营销理念，充分发挥格力空调的技术优势，以实现格力空调市场营销的目标，促进格力电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建立完善的空调市场营销体系

格力空调在市场营销精确定位以及市场营销方式转变的基础上，应用现代化的营销手段，基于信息技术，建立完善的空调市场营销体系，以满足格力空调市场营销的需要，积极应对竞争压力，提升空调市场营销策略的灵活性。从空调产品功能、质量以及环保等多方面进行考虑，通过网络营销、服务营销以及绿色营销等多种途径，推动市场营销创新，在完善的空调市场营销体系中，格力空调有着更加良好的发展前景。

五、结语

市场营销策略是企业经营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前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下的必然需求。格力空调面对巨大的竞争压力，从市场营销着手，结合当前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明确自身市场营销上的优势和劣势，开拓创新思路，以实现市场营销战略创新，使格力空调市场营销的价值突出体现出来，提升格力空调的竞争优势。

作者:张爽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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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必要性；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5-0074-03

1.问题的提出

从1960年开始，环境和自然资源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已经成为全球日益关注的焦点。环境政策工具大体上划分为两类：基于政府的命令与控制的规制工具和基于市场的经济激励工具①，前一种工具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着灵活性的缺乏，执行成本过高，阻碍污染控制技术的发展等明显的缺陷。为了降低执行成本，同时获得理想的环境效果，无论是市场经济国家，还是经济转型国家都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具有激励作用的市场政策工具。发达国家的实践也验证了这一趋势：英国最早在1909年首次采用市场手段―环境税[1]，美国1976年开始实施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制度，德国在制定环境政策中偏重于经济激励手段的应用或者称之为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的应用。根据OECD的调查，在14个成员国中，共有150种经济手段得到应用[2]。目前市场政策工具已然成为环境政策工具讨论中的热点问题。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轨过程中，正面临着环境和资源的巨大压力，如何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来削减污染、节约能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是摆在环境政策制定者和相关学者面前的一个巨大挑战。我国当前的环境政策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脱胎而来，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的烙印，主要以命令―控制型手段为主。虽然这种手段对于环境质量的提高、污染排放量的减少一度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其缺陷越来越明显。环保总局制定实施的各种环境行政命令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最终导致环境政策的无效率以及不经济。我国1994年颁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要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他面向市场的方法。我国已经运用的市场环境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对污染企业征收的排污费和超标排放费、对汽车用户征收的汽油税、对一般用户征收的垃圾费等。因此，有必要研究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在我国污染削减中的应用，寻求更有效的环境政策工具，在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之间找到最理想的平衡点[3]。

2.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实施的必要性

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并不是一个新的政策主张，早在大约80年前，经济学家首次提出了用矫正税收来内化环境成本解决外部性问题，这之后50年，潜在的经济激励政策工具组合扩展到包括基于数量的控制机制在内[4]。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是指鼓励通过市场信号来作出行为决策，而不是通过制定明确的污染控制水平或方法来规范人们的行动[5]，通常被称为“借助市场的力量”。这种政策工具以“利用市场力量为特征”，核心是发挥市场所具有的激励功能。它属于间接的宏观调控方式，以市场为中介，把保护与改善环境的责任由政府转交给了污染者，从而既有助于调动污染者减少排污和促进技术革新的积极性，也有助于降低政策的执行成本。如果这些政策工具得以很好地设计和执行，将促成厂商或个人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实现污染控制目标的实现，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的两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它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和技术革新及扩散的持续激励[6]。经过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有如下的优越性：（1）作为命令―控制手段的有益补充。基于市场的工具为减少污染提供额外的刺激，为污水处理、废弃物收集和处置等环境措施提供资金的来源，弥补命令―控制手段的不足。（2）灵活性及应用领域的广泛性。市场手段一般包括收费、税收、补贴、押金―退款制度、创建市场（排污权交易）、执行刺激等多种形式，在末端治理、清洁生产等领域都能应用。（3）有比较高的效率。市场型的政策工具力求使每个厂商污染削减的边际成本相等，而污染削减成本最低的企业被激励去进行最大数量的污染削减，污染控制的费用最小，以激励企业去采取更为经济和成熟的污染控制技术。（4）节约信息。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所需的信息比命令―控制型手段所需的信息少，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所造成的污染，达到污染的削减。（5）政治上的可接受性。市场环境政策工具由于充分地利用了市场力量，透明度较高，已经在发达国家得到广泛接受。这一点可从美国和OECD成员国应用市场环境政策工具数量的快速增长中得到证明。

3.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在我国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鉴于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在发达国家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我国也应该利用这一工具，但是，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在我国应用中存在以下问题：

3.1 外部条件的限制

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在应用过程中，主要是要发挥市场所具有的激励和约束功能，然而，我国的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使得市场政策工具作用的发挥缺乏一种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其作用大打折扣。另外企业没有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缺乏成本意识，对利润不敏感；同时又由于自主经营权不完整，无法及时地调整经营决策执行这些政策工具。在目标的设定上企业往往把环境、健康和安全等问题作为规避的对象和风险来加以管理，而不是尽可能地利用市场导向在上述问题上寻求新的机遇。一些大型企业处于垄断的地位，而小型企业缺乏技术与成本―收益的信息，这都会影响企业对市场激励作出反应。

3.2 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欠缺

在命令―控制型的手段下，对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要求相对较低。长期以来政府行政能力不足，工作效率低下，公务人员的寻租行为，机构设置的臃肿，限制了市场环境政策工具作用的有效发挥。同时地方政府重经济、轻环保，对违规的企业姑息迁就，致使企业缺乏对环保的投资，加剧了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实施的难度。

3.3 市场环境政策工具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无论是税还是费的征收过程中存在着征收体系设置过于繁琐，征收未能与实际的排放量直接联系，诸如在实践中，排污许可证制度已经转变为注册制度，对企业来说是零成本或是低成本，这样，企业超标排污成为必然，污染物总量实际上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市场政策手段本身所具有的刺激功能难以发挥出来。

3.4 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虽如上所述我国有多项市场政策工具已在应用，但从整体来讲，市场手段仍显单一，应用面窄，随着情况的变化，上述手段的使用已显不足；新开展的SO2收费、生态环境补偿费等征收工作在地域上受到较大的限制；原有的手段在使用中因为缺乏配套的工具其效果也大打折扣。

3.5 社会公众的抵制

目前，我国公众环境意识普遍不强，环境决策参与不足，环境道德欠缺，而市场环境政策工具给公众带来的利益通常不易察觉，但所付出的成本却很容易看到，因为市场导向的政策鼓励将环境成本与收益联系起来。这也降低了市场政策工具带给人们的激励。

4.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在我国实施与完善的对策

针对上述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在我国应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应该进行以下方面政策调整，使我国的市场环境政策工具进一步完善，发挥其激励功能。

4.1 外部条件的建立

通过市场的建立，为市场工具作用的发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同提高。建立市场意味着提供交易的机会或者创造交易的条件，交易的对象一般是排污权或循环利用的物资。具体有三种形式可以利用：排污许可证交易、市场干预、责任保险。排污许可证交易是当前受到各国关注的环境经济政策，所以本文重点讨论此项市场工具。

完善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排污许可证交易（marketable pollution permits）即建立污染者有限的“污染权”交易的市场。这种方法允许在存在多个污染排放源的条件下，通过许可证交易可以使有些排放源突破原有的限额进行排放。交易的目的在于确保污染削减在污染者之间得到有效分配。美国从1976年开始实施可交易的许可证制度。主要包括：空气污染许可证、汽油含铅量许可证、向水体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等。美国的《清洁空气法》规定，允许进行排污交易，交易包括补偿（offsets）、容量节余（netting）、泡泡（bubbles）和银行（banking）等制度。我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在总量控制的情况下，逐步建立可交易的许可证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已经分别在上海黄浦江上游进行了排污权交易，在包头、开元、柳州、太原、平顶山、贵阳六城市进行了大气排污权交易政策试点，对污染的控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目前仍然存在着市场条件不完善、经济粗放型增长难以进行总量控制、交易成本过高可能导致排污权交易市场的低效等问题，需要在排污权的初始分配、排污权交易的激励、发挥政府在排污权交易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改进。

4.2 市场环境政策工具的完善

收费、补贴、产品税、改进庇古税，完善“污染者付费原则”（PPP），实施排污收费制度。通过对市场手段的利用，发挥价格配给的作用。将庇古的经济手段即环境资源的税收和收费等建立在科学、可靠的计量信息基础上[7]。根据厂商或污染源产生的排污量征收税费。厂商理性选择时将污染削减到边际控制成本等于税率这一水平上。而排污收费制度的一个难点是制定合理的税率，理想状态下，它应等于污染削减的边际收益，这时效率最高。然而，从美国的实践来看，由于政策结构上的问题或者是制定的收费水平过低，美国大部分的污染收费政策似乎并没有显示出“庇古税”的激励效果[8]。我国尽管在2003年出台了《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并规定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或个体户，应当按规定缴纳排污费。但是现行的排污费标准偏低，与污染治理成本相比是杯水车薪。鉴于这种情况，要想使排污收费不变成“付费即可排污”，政府就应该加强监管，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具体可按照Baumol和Oates提出的为达到特定的排放削减水平而征收排污费，收费至少等于厂商间的边际削减成本，并进而为污染治理的总投资提供最佳的费用―效益刺激因素[9]。

至于补贴，是监管者给于生产者的某种形式的财务支持。其目的是鼓励削减污染或者是为削减所必需的措施提供资助。补贴通常采用的三种形式是拨款、贷款和税金减免。虽然，这一市场手段在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有所使用，但是OECD在经济手段中排除了补贴。因为当存在生产者进出一个行业时，补贴会增加社会的总体污染。Lewis（1994）给出的例子也证明即使监管者能够很好地衡量污染对于环境所带来的货币损失，但是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私人信息导致“信息租”的情况下，补贴仍然是低效率的[10]。对于我国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广泛存在及监管措施不力的情况下应该慎用补贴的手段，以免造成大量的低效生产行为的存在。

4.3 加强政府监管，建立责任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污染削减的责任人

通过政府的有效干预，利用市场与弥补市场之不足。建立责任制激励厂商去考虑他们的决策对环境的潜在影响，提供“成本―效益”方面的激励。责任制存在于罚款、押金返还制度、绩效债券三种形式中。罚款是一种重要的激励机制。基于Holmstrom（1982）关于企业中行为激励的研究，Xepapadeas提出一套随机惩罚机制来促使污染者提供恰当的污染控制。该机制提出如果总体环境浓度超过了标准，监管者就会随即选择至少一个生产者来罚款，再把收取的罚金减去社会损害之后的一部分返还给其他生产者。这一机制提高了不进行污染控制的预期成本，减少污染的排放。

押金返还制度规定，潜在污染性产品的购买者要预先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当他们把污染性产品或其包装物送回到回收中心再利用或处理的时候，再把这种额外的费用退还给他们。押金的大小应基于产品非法处置引致的社会成本。这一制度能提高回收和再利用率，因此也被描述成鼓励更高水平的物资循环利用机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取了这种制度来处理仪器和饮料包装、杀虫剂包装、电池、轮胎、剂和塑料等物品。但是由于押金的设定如果太低，起不到经济刺激的效果；过高，消费者和物价管理部门就会抵制。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关的应用，但是我国的彩电等电器对欧盟的出口已经面临此类问题，因此，这种政策在我国的实施已经迫在眉睫。

绩效债券虽然证明有许多优点，但是Shogren（1993）阐述了道德风险，流动性约束、合同的法律约束三个关键性的限制因素，从而使得绩效债券的现实应用很困难。

4.4 实施信息披露，推动公众参与，提高群众基础

具有充分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能使市场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因此信息披露能够促进市场导向环境政策工具的形成。从国外的经验看主要是通过信息公开（information disclosure）这种方式让公众进行监督。一方面是实行生态标志计划，如北欧国家对工业产品使用生态标志（白天鹅）、澳大利亚采用了标明能源效率的星级生态标志、印度尼西亚实行了《污染治理、评价和分级计划》、菲律宾启动了《工业生态监督计划》等；另一方面是在重大项目的环境评价中要求进行公众听证。公众参与要通过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贸易协会、社会团体之间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顺利表达公众的意愿，还需要提高以社区为基础对环境与资源进行管理的能力建设。提高我国的污染削减水平，发挥市场导向环境政策工具同样离不开广大公众的积极参与。我国在1996年12月时的《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1996~2010）》中明确提到了环境教育和宣传的重要性，1996年5月出台的《水污染防治法》中明确提出公众意见对建设项目决策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和发达国家居民的污染削减意识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在市场手段发挥作用的同时，强调公民承担环境责任的同时，扩大公众的环境权益，通过责权利的规定来激励公众对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政府也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产品加贴标签，提高消费者的信息知晓度，定期举行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公众对厂商行为的了解，也给厂商形成削减污染的压力。

中国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使得环境经济学家把设计和制定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政策作为研究的重点，因此，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在我国的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在污染的消减过程中，新的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政策工具和手段还需不断补充和完善，在实践中存在着可接受性差及成效不十分确定等问题和障碍，有些政策工具的执行还缺乏相应的制度基础，必须的理论基础也还显薄弱，还需要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注 释：

①

国际上对环境政策最新的分类是四类，分别为利用市场、创建市场、行政手段和信息及公众参与。为了方便比较，本文采用传统的分类方法。

参考文献：

[1]吕晨光，周珂.英国环境保护：命令控制与经济激励的综合运用[J].法学杂志，2004，（25）：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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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ohn Alder ＆ David Wilkinson,Envivonmental Law ＆ Ethics,1999,chapter7,p.211.

[4] [5] [6]保罗・R．伯特尼，罗伯特・N．史蒂文斯[美].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7]曾凡银，李茹兰.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制度设计与政策框架―基与环境的角度[J].财经问题研究，2004，（6）：42-49.

[8]保罗・R．伯特尼，罗伯特・N．史蒂文斯[美].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55.

[9]徐波等.发达国家环境管理经济手段的类型与选择[J].人文杂志，2003，（1）：122-126.

[10]姚志勇等.环境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55.

［作者简介］张玲（1971-），女，陕西大荔人，西安理工大学经济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经济学。

篇(6)

关键词：市场环境 股权集中度 盈余管理

一、引言

目前股权高度集中已成为我国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的特征。委托理论指出当上市公司多数处于股权高度集中状态下时，大股东持股比例极高，容易带来公司的委托问题，尤以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最为明显，大股东为维护其自身利益，必然通过操纵盈余信息报告及其他手段，利用信息不对称为自身谋求利益，甚至侵占小股东的利益。此外，股权高度集中的企业有着极强的股权融资动机，通过资本市场的配股增发等手段达到其圈钱的目的，陈小悦等发现上市公司为了达到“配股生命线”而操纵了报告盈余。张祥建（2006）发现上市公司在配股过程中存在系统盈余管理行为。股权高度集中的企业，具有更强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以满足资本市场监管政策的需要。此外，企业盈余管理是在特定市场环境中的行为选择，不可避免受到外部环境如法律环境、政府干预、市场发育等因素的影响，故本文以2003年至200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樊纲和王小鲁（2010）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数据构建各地区的市场环境变量，着重考察股权集中度、市场环境因素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盈余管理行为作为一种公司财务行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必须放在市场环境的大背景下加以理解，然而目前国内外关于盈余管理与市场环境的研究较少，少有文献主要从以下角度展开：市场环境、法律环境（民事诉讼）、政府干预、大股东控制（产权性质）等。王彦超等（2008）指出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发展，经济事务等越来越需要法律规范的介入，同时法律环境越健全，违约几率越大，发生诉讼的可能性就将越大，而公司一旦被诉后，普遍会采取减少盈余的盈余管理方式。李秀玉（2009）指出，法制越好，盈余造假越容易被发现，公司为避免触犯法律将有更强烈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La Porta等（1998，1999，2000）提出不同地区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会对公司会计政策和行为产生影响，对于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地区，财务会计系统可能成为补偿弱投资者保护负面影响的一种替代机制。陈胜蓝、魏明海（2006） 发现，来自投资者保护较弱地区的上市公司更愿意提供较高质量的财务会计信息，以补偿弱投资者保护带来的负面效应。此外，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证券市场环境也不断改善，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逐渐减弱，部分上市企业不再背负地方政府目标，然而在证券市场的监管并未减弱，ST、PT等监管准则仍较为严格，使得企业在面临吊牌危机时，不再能够通过政府补助途径获取帮助，企业将更多通过盈余管理等途径进行合理规避。此外，企业将以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主要目标，而不再是政府目标、社会利益，故企业在面对避税需求时，因地方政府干预减弱，受到的地方政府监管也相对减弱，亦可能通过盈余管理等方式达到其目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市场化指数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

假设1a：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强

假设1b：政府干预程度越弱，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强

假设1c：法律环境越好，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股权集中度是公司治理的一大重点，王艳艳等（2011）指出，股权集中度对会计盈余质量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积极的利益协同效应 （alignment effect），二是消极的堑壕效应（entrenchment effect）。当股权集中度较低时，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此时积极的利益协同效应开始发挥作用，即股权越集中，则外部中小股东与控股股东的利益越趋于一致，控股股东就会按照所有股东的共同利益行事，从而提高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即盈余质量，以尽可能避免管理层为谋求自身利益而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当企业处于高股权集中状态时，问题主要来自于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堑壕效应表现更为突出，此时大股东会利用控制权大于所有权的地位为自己谋利，利用投票权控制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和财务报告方式，侵占外部股东利益，降低会计信息可信度，从而导致盈余信息含量的降低。尤其是当股权高度集中时，大股东们为达到在资本市场圈钱的目的，从资本市场敛取广大中小股东财富，首先会尽可能地维持公司股价的高水平，这就会使得控股股东在公司财务报告公布时有极大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以尽可能保证公司盈利好消息的公布，避免公司股价的波动；其次，证监会对公司配股、增发、ST、PT、摘牌都有严格的财务要求，如规定上市公司申请配股，公司最近3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上市公司连续两年亏损，将被特殊处理（ST），连续三年亏损，将被摘牌。可见公司盈利性对企业而言，尤其是对股权高度集中的企业而言，股东更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以保证符合证监会要求。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2：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程度U型相关

假设2a： 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假设2b：股权集中度越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程度关系的研究仅仅是从公司治理的企业内部角度考察，然而企业行为必然受到市场大环境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虽然都在深交所或上交所上市，但它们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并不完全一样，它们分别来自我国不同的省份地区，各地区的法律制度、经济发展程度、金融市场活跃程度、政府行为等均存在很大不同，樊纲（2006）指出我国市场化的进展程度是很不平衡的。就区域而言，东部沿海省份，市场化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而在另外一些省份，经济中非市场的因素还占有重要的地位。就产业部门而言，制造业、建筑业和某些第三产业部门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而另外一些第三产业部门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各上市公司面临不同的市场环境、政府干预程度也不尽相同，必然将影响到其盈余管理行为选择，即便相同股权集中度的企业，其盈余管理行为也必将受到影响。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假设3：不同市场环境下，股权集中度对盈余管理程度影响不同。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弱，法律环境越好，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越强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3年至2007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的A股制造业公司；剔除ST、PT公司样本；剔除2003年至2007年所有当年IPO的公司样本；剔除变量数据不全的样本。本研究中用到的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巨潮资讯网。最终得到有效样本3132个。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简单描述性统计，由表中可知我国制造业企业普遍股权集中度较高，均值达到了59.46%，但企业之间的差距也较大，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最高达到96.07%，最低的仅有13.48%；从市场环境看，各地区的差异也较为明显，以市场化指数为例，上海地区高达11.71，地区仅为0.79，此外各地区法律环境和政府干预指数也存在显著差别，这与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程度不同有着较大关系；表中的EM变量还说明不同企业间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显著差别，企业在不同的股权集中控制下，根据不同市场环境采取相应的措施，粉饰报表，对业绩进行盈余管理。此外，其他指标如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每股经营现金净流量、净资产收益率等分布较分散，差别较大，说明上市公司质量存在很大差距，本文中把这些变量纳入控制变量范畴，能更好地探讨市场环境、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表（3）中，可以清楚看到我国制造型企业绝大部分企业的股权集中度极高，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低于25%的企业仅有28家，而2398家超过50%，可见股权高度集中已成为我国制造型企业公司治理的一大显著特点，研究股权集中度，尤其是制造型企业的股权集中度问题对研究公司治理有着重要意义。

（二）相关性分析 如表（4）所示，通过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可知EM与其他研究变量均存在相关关系，其中与marindex、govindex、lawindex、CR10等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本文的预期是相一致的。此外，其余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较低，仅marindex、govindex、lawindex三者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7，为避免共线性问题，在之后的模型检验中，将把三个变量分别代入进行检验。

四、结论

本文以制造业为例，选取2003年至2007年间所有A股上市的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市场环境、股权集中度、盈余管理水平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市场环境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当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干预越少、法制环境越健全时，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也越高；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水平的U型关系并不显著，更多表现为U型的右侧，即当股权高度集中时，股权集中度越高，盈余管理程度也越高，这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普遍股权高度集中的国情是相符的；市场环境对股权集中度影响盈余管理的程度有加剧作用，处于高市场化地区的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越高，对盈余管理行为选择的动机更强。由此认为，证监会及证交所在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时，尤其应该关注高市场化地区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出于隧道效应，股权高度集中的企业中大股东有更强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甚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破坏市场秩序，这种影响在市场化进程高的地区表现更为强烈。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仅针对制造业中的A股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并未对整个行业体系进行实证分析，至于其他行业或者整个市场上，不同股权集中度的企业面对不同市场环境，其盈余管理行为选择是否不同，关系是正向还是负向，这都是以后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2]王彦超、林斌、辛清泉：《市场环境、民事诉讼、盈余管理》，《中国会计评论》2008年第3期。

[3]罗正英、吴昊：《终极控制、治理环境与盈余管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非货币易的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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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虹、毛道维、李恒：《公司治理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6]雷光勇、张引、金鑫：《股权分置改革、大股东行为变迁与盈余管理幅度》，《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双月刊） 》2010年第2期。

[7]李孟寅：《市场化进程、股权制衡与盈余管理》，《生产力研究》2011年第1期。

[8]马连福、胡艳、陈德球：《大股东制衡、投资者关系管理与盈余管理》，《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12期。

[9]陈胜蓝、魏明海：《投资者保护与财务会计信息质量》，《会计研究》2006年第10期。

[10]黎文靖、路晓燕：《地区环境、第一大股东与会计信息质量——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数据》，《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年第12期。

篇(7)

【关键词】 市场化程度;会计盈余;稳健性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引起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会计信息质量不仅与会计准则有直接的关系,在更大的程度上与相关制度的安排有关。盈余信息是会计信息中重要的一种,它表明公司的经营业绩,对投资者、会计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都非常重要。Basu最早研究了会计盈余的稳健性,他发现自1980年以来,会计盈余的稳健性在提高,原因在于审计师责任感的增强,并利用会计盈余与股票收益之间的关系设计出计量盈余信息稳健程度的经验性指标,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公司的盈余信息存在普遍的稳健性,且盈余信息的稳健程度随审计师面临的法律风险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我国,对稳健性原则的关注仅仅是近十年的事,这种关注主要体现在会计准则对稳健性原则的应用,并且,会计制度对稳健性原则的重视提高了上市公司盈余信息的稳健程度。另外,其他一些学者主要是从公司内部治理因素来分析对稳健性的影响,很少有文献从市场化程度来研究对会计行为和信息质量的影响。Ball et al.认为,财务报告质量不仅由会计准则本身决定,还受经济和政治环境最终决定,其中市场环境是影响财务报告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转轨型发展中国家而言,从市场化进程方面来研究财务信息的质量是非常必要的。

国内对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实证研究结果不多,并且结论也不完全一致。如Ball等应用中国1992年-1998年上市公司的数据,选择依据国内企业会计制度和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报告的会计盈余,发现不管是基于国内的企业会计制度还是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报告,都缺乏稳健性,其原因在于国内相关的制度背景,但他们并没有给出相关制度因素的证据。Lee和Cao使用1992年-1999年的数据应用七种不同的方法度量中国盈余-收益的不对称,结果发现盈余-收益的不对称性是普遍存在的,但不对称的特征在公司与公司之间不同。对这种不对称没有统一的解释,整体上在这期间中国会计缺乏稳健性,在中国会计稳健性似乎与配股权的管制有关。

国内文献主要研究公司治理对盈余信息稳健性的影响。刘立国和杜莹对我国1993年-2000年间对发生财务舞弊的25家公司进行了比较,发现舞弊公司的流通股比例更低、公司第一大股东更可能为国资局。陈旭东和黄登仕采用中国上市公司1993年-2003年的数据,运用Basu模型,计算了上市公司分年度的会计稳健性以及行业特征。实证研究发现,随着中国会计制度的改革,证券市场监管和处罚力度的强化,注册会计师的脱钩改制,会计稳健性在1998年后逐渐增强,2001年以后上市公司的会计具有稳健性,会计稳健性具有行业特征,在制造业尤其明显。刘凤委和汪扬研究了公司治理机制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结果发现股权性质影响会计稳健性,国家控股的公司会计稳健性越差。

二、研究假设

我国历时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进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但是市场化的进展程度是很不平衡的。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自2000年开始致力于对我国不同地域的市场化进程进行调查研究,并了四份关于中国市场化进程的研究报告――《中国市场化指数》。该报告首先计算出各省区市场化指数的总体评分,然后再细分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方面对中国各省区的市场化程度进行比较分析,指出由于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以及国家政策的不同,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相对少一些,企业的经营决策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变化情况,因而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更大的作用;其次产品的价格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市场供求决定,而不是政府指定,并且存在较低的贸易壁垒;再次要素市场发育也更完善,企业更容易从银行取得贷款,在引进外资和雇用劳动力方面也有很大自;最后,法律监管环境相对严厉一些。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情况则相反。这势必会对企业财务会计信息产生影响。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低,其盈余信息稳健性越差;反之则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及变量

本文选择除金融业之外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在2001年-2005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再剔除当年IPO的公司和数据缺失的观察值,此外还剔除了所用到的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数之外的观测点,最终得到5 740个样本。研究所用的财务数据来自CCER数据,市场化指数来自《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 年度报告》。变量定义如表1。

(二)模型设定

根据市场有效理论,如果市场是有效的,股票价格能及时反映所有公开的信息,那么,就可以用正的股票收益率表示“好消息”,负的股票收益率表示“坏消息”。Basu(1997)利用盈余与股票回报的关系设计出检验稳健性的模型:

模型中主要考察λ4和λ5,λ4表示市场化程度对好消息反映的影响,λ5表示市场化程度对稳健性指数的影响。如果 λ5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显示,市场化总指数的均值和中位数都在逐年提高,同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和法律环境指数都在提高,说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企业经营的市场环境越来越好,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EPS/P的均值和中位数几乎相等,并且五年中没有太大的变化,而R的均值都比中位数小,即左偏,且逐年增大,这似乎表明EPS/P对R的增加不太敏感,间接说明盈余信息稳健性在增强。

(二)回归结果

1.基本结果(见表2)

表2是所有样本的截面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是不考虑市场环境的结果,R的系数为0.032表示盈余对好消息的反映强度。稳健性指数为0.11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盈余总体上具有稳健性。在模型2中加入市场化总指数变量(M),此时M*R*D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显著,同时模型的拟合度有所提高,说明市场环境对盈余信息有显著影响,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其稳健性越差,越支持笔者的假设。

为了进一步控制年度因素的影响,表3是针对总样本按年度回归的结果。M*R*D的系数都为负,除2001年和2002年两年不显著外,其他三年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绝对值在逐年增加,说明稳健性在逐年提高,这进一步支持笔者的研究假设。

2.进一步的分析

前面的分析认为,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盈余信息的稳健性越差,接下来分别从市场化的四个方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和法律环境)考察其对盈余信息稳健性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在模型1中,主要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对稳健性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G*R*D的系数为-0.02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大(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越小),对盈余信息稳健性的损害也越大。在检验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对稳健性的影响模型2中,P*R*D的系数也为负,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地区损害公司盈余稳健性。在模型3中,将影响变量换为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检验结果显示为负,在5%的水平上显著,基本说明在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差的地区,其公司盈余信息稳健性也越差。在考虑法律环境对稳健性的影响(模型4)时,回归结果也为负,在5%的水平上显著。以上分析进一步支持笔者的假设。

3.敏感性分析

以上的回归都是采用横截面数据对模型进行估计,考虑到文章数据的一些特点(横截面和时间序列的结合),笔者也使用了面板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了重新估计。采用随机效果方法对五年中均存在观察值的公司(共721家)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所得结果仍支持笔者的假设。另外,还利用市场化总指数、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产品市场发育程度指数、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数、法律环境指数分别减去他们的最小值后作为M、G、P、F、L的值代入模型,回归结果基本支持笔者的假设。

五、结论

研究结论表明,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低,其盈余信息的稳健性越差。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法律制度环境对企业盈余信息的稳健性也有明显影响。也就是说,为了提高上市公司盈余信息的稳健性,除了从公司内部治理外,还可能逐步改善市场环境,促使他们提高盈余信息披露的质量。

不同于以往文献仅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或法律制度方面讨论对盈余信息稳健性的影响,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首次系统地分析了市场化进程中各因素对盈余信息稳健性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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