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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土地市场;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内生增长模型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发展不断加快,对土地需求量逐渐增大,而且国家在经济可能出现过热的时候开始尝试采用土地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本文采用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关系,并进行了实证检验。
二、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关系的理论分析
(一)土地市场通过土地财政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机理分析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上收了大量财权,特别是将增值税的75%归为中央政府,并将所得税改为中央、地方政府共享的税种。与中央政府采取上收财权同时进行的是下方事权,形成各级地方政府事权层层下放,而财权层层上移的情况。在这种事权和财权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要履行自身职责,必然会寻求扩大财源,这样巨大的土地收益成为了一个最佳的选择。巨额的土地出让为地方投资和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也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一是以低廉的土地出让费用招商引资,增加地区经济竞争力,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和扩张;二是高价出让土地增加了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为地区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三是通过城市扩张促进了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土地市场发展也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和支出。土地财政、地方财政收入和投资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关系。
(二)土地市场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的三部门模型理论分析
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是用来分析区域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以及区域房地产市场之间相互关系的模型。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DeniseDipasquale和WilliamC.Wheaton提出的。该模型将区域经济划分为三个部分:区域产出市场、区域劳动力市场和区域房地产市场(包括了土地市场和地上建筑物)。
1、区域经济均衡模型。一个区域的产出需求Qd是价格P的减函数,如图1所示。产出需要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和房地产,且它们之间不具有替代作用。单位产出成本C=a1r+a2w,其中r、w分别为租金和工资,a1、a2分别为单位产出需要的固定数量的房地产和劳动力。房地产需求量和劳动力需求量分别为Kd=a1Q和Ld=a2Q,由于生产要素间不存在替代作用,所以需求量仅依赖于生产量Q,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向右上倾斜,如图2、图3所示。其中劳动力市场纵轴表示相对工资,即经过价格指数调整后的工资。在图1中,如果产品的需求曲线已知,而工资和租金又决定了生产成本,通过图1可以求出总产出量。在图2、图3中产量又决定了要素需求,如果要素的供给已知,则可以求出要素的价格。如果这三个图相互符合,那么该区域经济就处于均衡状态。
2、土地供给量增加与经济增长。假设区域最初处于均衡状态,产出量、价格水平、劳动力数量、房地产数量、工资、租金分别为Q1、P1、L1、K1、w1、r1。当土地供给增加时,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将增加,供给曲线向右移动,租金下降,如图6所示。在劳动力市场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成本下降,产出增加,如图4所示。产出增加使得要素需求量增加,要素需求曲线均向右平移,要素价格上升,如图5、图6垂直虚线所示,使得生产成本略有上身,但是仍低于初始成本。因为如果此时的成本高于初始成本,产量就会下降从而要素价格也会下降,生产成本必将下降。从分析可以得出,土地供应量增加,生产成本将下降,最终使得区域的经济产出增加。再次调整到均衡状态时的产出量、价格水平、劳动力数量、房地产数量、工资、租金分别为Q2、P2、L2、K2、w2、r2。
(三)土地市场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理论分析
目前,根据关于内生经济增长的普遍研究方法,利用生产函数来定量分析伴随土地市场发展而来的土地财政和土地出让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Barro、Davoodi的研究,描述内生增长生产函数包括三个变量:人均产出y,公共支出g,私人资本k。函数关系描述为:
y=f(k,g)①
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来源主要分为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预算内收入主要是预算内的财政收入r,预算外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出让金f,所以
g=g(r,f)②
①、②式联立后生产函数表示如下:
y=f(k,r) ③
转贴于
把③式进行线性化处理,得到下式:
y=α+β1k+β2r+β3f④
式④中,y表示人均产出,k表示人均资本,r表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f表示人均土地出让金收入。从④可以看出,人均产出的增长受人均资本、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和人均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影响,其中,后面两项表明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实证研究中,采用截面数据模型来描述上述分析如下:
yi=a+β1ki+β2γi+β3fi+εi⑤
三、实证检验和结论
(一)基于以上理论分析,现在做如下假设
一是土地市场发展和区域经济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二是土地市场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
(二)数据说明
实证检验中的GDP、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土地出让金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9》。
(三)实证分析结果和分析
1、用2008年全国31个省和直辖市国有土地出让成交价款(土地出让金)代表区域土地市场发展水平,用各省和直辖市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结果,如表1所示。
表1表明我国区域土地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导致这一结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需要土地供应的支持,包括生产用地、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的需求都会催生地方土地市场的成长和发展;同样,由于土地市场的发展使得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从而带动地方基础建设和固定资产的增加并促进经济的增长。
2、各省和直辖市人均产出y、人均资本k、人均地方财政收入r、人均土地出让金收入f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和《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9》。代入上面的式⑤
yi=a+β1ki+β2γi+β3fi+εi
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截面数据进行检验,得到如下结果:
yi=2.457416+0.314275ki+0.138452ri+0.071486fi
t-value8.41694476.321623.7516 7.54150
AjustedR-squared:0.984405
从模型检验结果可以验证假设②的成立即土地市场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结果显示,土地出让金的增加对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只有0.071,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有:土地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地方政府的直接投资使用而对经济产生推进作用的,所以现实中土地收入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会更大。
参考文献
1、钱瑛瑛.房地产经济学[M].统计大学出版社,2004.
2、吴灿燕,陈多长.浙江省土地财政问题实证研究[J].财经论丛,2009(3).
3、张昕.土地出让金对经济增长作用机理研究[J].建筑经济,2009(8).
4、赵国玲.“土地财政”的效应分析[J].生态经济,2008(7).
【关键词】价值 劳动 分配 区域经济
一、劳动价值论简述
劳动价值论贯穿于整个《资本论》,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基础,是马克思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也是理解基本经济制度的枢纽。马克思发现劳动价值论即创造价值的源泉,是在继承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合理内核等理论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新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要点:
第一、商品的二因素,即使用价值与价值。马克思第一次确定了是劳动形成价值,确立了决定商品价值的是抽象的人类劳动,指出价值量不是取决于个人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生产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第二、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即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方面是具体的有用劳动,它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它又是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如果没有社会分工,就不存在劳动者之间交换不同,劳动的产品的问题。如果把劳动的外在形式升华,进行生产活动的就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正是这种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
第三、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的论述。对于交换价值,马克思下的定义是:“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商品的不同的使用价值可以按一定的比例交换,是因为使用价值中存在共同的东西,就是劳动产品中都包含着人类的无差别的劳动,它不是商品的自然属性,而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交换商品,实质上是交换人们的劳动,以投入的一般人类劳动作为双方按比例交换的根据。
第四、“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拜物教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价值的本质。劳动产品一旦成为商品,取得商品形式之后,“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的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
二、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增长相关概念
(1)H.Siebert在《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与政策》一书中将区域作为一个中间性范畴描述,他认为一个区域概念介于无空间维的总量经济与定义为一系列空间点的高度分散的经济体系之间,它使得人们可对众多单个企业作某种程度的总量分析而无需对整个国民经济做全面的总量分析。然而这个说法十分晦涩,因此本文将采用陈秀山、张可云的定义,即区域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国民经济中的一个地区,它同另外的地区之间不存在边界和相应的经济上的壁垒。
(2)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区域内在一定时期内产品与服务总产出量的增加,可用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来衡量。长期以来,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是并不确切的。准确的说,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而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
(3)区域增长理论流派甚多,相应的阐释也不尽相同。其中主要有演绎的和归纳的、单一决定论和多因决定论等集中流派观点。由于各个流派期望区域人均收入趋向接近、区域不平衡加剧、区域极化过程趋向转变,还是期望区域经济演进式发展或者循环发展等等假设不一,导致不同的理论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在研究区域经济增长时,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特别是制度因素的影响作用,经济增长的内生和外源动力、区域社会环境条件、历史文化传统的作用都很重要,然而最重要的还是劳动力因素。
三、劳动价值理论与区域经济增长
马克思指出是劳动形成价值,并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是抽象的人类劳动,价值量并不是取决于个人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要进一步运用价值创造和财富生产来解释劳动价值论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还必须深刻理解生产力的概念。马克思说:“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劳动的生产力。”说明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和价值的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当生产力越发展,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商品生产所需要的劳动量就越小,该商品的价值就越小。从社会商品总量来看,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生产力的发展与使用价值之间的这种关系说明,区域经济增长直接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动因,即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因素。所以,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创造实质要说明的是价值创造的源泉是劳动,也说明了劳动在区域价值创造中的重要性。
对于现代区域经济而言,促进经济增长和劳动创造价值间的互动关系是极为重要的。现代区域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区域产业发展和优化带来的,而产业发展又决定着劳动和就业发展,表明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创造价值问题实质是产业发展对劳动生产的影响。若从实证角度出发查阅相关文献能发现,考察中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区域产业发展与劳动创造价值三者间的关联性,结果必然会呈现出区域产业结构即经济发展状况会制约经济增长,通过产业的产出结构调整,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理论的实践才会得以发挥。既是区域产业发展的非均衡既制约了劳动创造价值,又是其限制了区域经济更快增长。
只有正确认识劳动在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成果分配时的地位,明确总体劳动者与个体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中的利益分配,才能更好的运用劳动价值理论促进生产和服务,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空间经济集聚区域金融发展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国内不少学者关于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尹宗成(2008)用1978-2005年的省级数据检验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差异的动态均衡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导致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巫俊飞(2012)搜集了苏南、苏中、苏北13个地级市1990-2009年间的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从融资差异这一新的视角,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不平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得出江苏省金融发展不平衡是导致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这一结论。李林艳(2013)结合主流贸易理论透析金融发展对贸易失衡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建立一个流动性约束的跨时贸易模型进一步证明金融发展差异和贸易失衡两者间的关系。
关于区域空间经济集聚的影响因素,国内学者对相关的理论研究起步晚,且研究较少。陈得文、苗建军(2010)的研究表明了经济增长对区域的空间集聚存在门槛效应,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本地市场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知识溢出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对我国区域的空间经济集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交通基础设施效应随着区域集聚水平的提高呈递减趋势。研究还进一步验证了对外开放对我国东部地区空间集聚的拉动效应。刘畅(2012)通过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与集聚问题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利用我国省级空间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得出结论,鉴于区域经济增长与集聚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统一的过程:区域经济增长决定集聚水平,区际经济增长差异是决定集聚水平大小的根本原因。任栋(2014)试图从劳动力流动层面解释经济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并进一步解释我国区域间产业结构升级的差异化现象,对于准确判断未来我国区域经济结构和布局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分析
在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相关理论,可以说明区域金融发展的提高能促进空间经济集聚的发展。
(一)金融的发展带动区域要素的流动
金融,是经济运行中各部门联系的纽带,是集聚和集中资金的杠杆,完善的金融市场,良好的金融工具对资金的吸附作用很大,资金这种特殊要素的流动,会带动并加速技术、信息、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提高各种要素的配置效率,从而会引导和配置各种资源在区域内和区域间流动。资本作为一种核心生产要素,其流动方向与规律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集聚差异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根据新经济地理学中影响经济集聚的离心力和向心力的理论菜单来看,生产要素流动的高效性能加强经济集聚,而金融本身的发展能提高区域要素的流动性,从而直接带动空间经济的集聚。
(二)金融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知识进展、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方面。而金融的发展能提高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进而带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
金融的发展提高区域内要素生产率。一方面表现在,金融在技术创新的源头为发明和创造提供资金支持,推动技术的进步,也就增强了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内动力。另一方面,根据肯德里克和和丹尼森的研究表明,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是影响生产率的重要因素,这两个因素都需要在有效的市场中实现,而有效的市场不仅包括有效的区域商品市场和区域劳动力市场,而还包括完善的资本市场。金融发展促进资本市场的完善,从而有利于资源得到更好地配置以及规模经济发展降低生产成本。
金融的发展促进区域内产业结构的优化。金融对经济具有明显的结构调整功能,并通过这种调整产生经济结构重组的动力。一方面,在直接金融中,借助于股票、债券等直接金融工具的流动性,通过价值资本的流动带动其他生产要素在更广阔的空间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生产要素部门间转移和重组时所遇到的资产实物形态的部门转移障碍,从而消除了产业分割状况并有效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另一方面,在间接金融中,运用信贷和杠杆利率等经济手段,调控贷款方向,坚持择优扶持、区别对待的原则,对区域内继续发展和效益好的产业实施积极信贷支持,反之,加以限制。
区域经济的增长能扩大本地市场,促进当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就业岗位的供给量等,从而加速各种要素向该地区集聚,进而加强该地区的空间经济集聚。
(三)金融本身作为一种服务,可以提升当地的经济福利水平
金融本身作为一种服务,可以通过不同的金融产品,帮助当地居民平缓消费、支援企业的生产支出、增强居民和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提高经济福利效益。伴随着经济福利效益的提高,该地区对各种要素的吸引力变大,从而加速空间经济的集聚。
由以上分析可知,金融的发展通过带动区域要素的流动、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当地的经济福利水平等方式促进区域经济的集聚,从理论视角揭示了区际金融发展造成金融资本流动,进而对空间经济集聚造成影响的作用机制。参考文献:
[1]尹宗成.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11).
[2]巫俊飞.江苏金融发展不平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D].2012.
[3]李林艳.金融发展不平衡对全球贸易失衡的影响分析[D].2013.
[4]陈得文,苗建军.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内生性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究,2010(9).
[5]刘畅.中国区域增长与集聚的实证研究[D].2012.
[6]任栋.劳动力年龄结构与产业转型升级[J].人口与经济,2014(5).
[7]马春文,张东辉.发展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9-40.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
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
关键词:旅游; 区域差距; 经济增长; 敛散性
作者简介: 周文丽(1979-),女,博士,兰州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旅游经济。1引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旅游业因其在平衡国际收支、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改变投资环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日益受到各级政府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许多省市将旅游业列为国民经济或第三产业的“支柱产业”、“主导产业”或“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发展。实业界对旅游经济影响的重视催生了学术界对旅游经济效益的研究,并成为长期以来研究的焦点。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是旅游经济效应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受我国旅游业发展特征及国外学术界旅游经济效应研究的影响,目前,国内学者有关旅游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省市层面上探讨旅游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判断旅游业在一地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地位,二是从全国或省际层面上探讨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探讨旅游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均衡增长影响的研究比较少见。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扩大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国内外普遍存在的客观经济现象,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必然会阻碍整体经济的健康运行。旅游具有空间流动特性,这种特性是否会将财富由富裕的地区带向贫困的地区,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增长?旅游业的发展能否成为中国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的途径?这正是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本文以Barro和SalaiMartin的收敛假说为理论基础,利用面板模型探讨了1997年~2010年间旅游业发展对我国总体国民经济及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敛散性的影响。希望本文的研究结论能为旅游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同时为相关的旅游学术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2相关文献综述“收敛”是反映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经济学概念,其实质是考察一些结构相似、初始收入水平相同的国家或地区在经过一段长时期的发展之后,其人均收入是否会趋同。在旅游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影响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中,国外大多数学者得出了旅游业发展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结论,但也有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Tourism Science旅游科学
旅游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敛散性的影响
Williams和Shaw(1988)对欧洲一些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旅游发展能促使财富由北向南、由富裕国家向贫困国家分配,对该地区的经济收敛做出了贡献。因此,从区域角度考虑,旅游可以使经济发展由经济发达地区转向欠发达地区,可以作为减少地区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一种手段。Petrakos和Saratsis(2000)基于α收敛、β收敛及回归分析,探讨了希腊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结果表明,拥有适合旅游发展的资源是影响该地区经济收敛性的因素之一。EugenioMartin等(2004)使用1985年~1998年间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探讨了拉美地区国家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发展能促进中等收入或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能促进拉美地区国家经济的均衡发展,但对于发达国家却不一定。Soukiazis和 Proena(2008)基于绝对收敛、条件收敛、β收敛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利用面板模型探讨了旅游发展对葡萄牙地区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的影响,结果发现旅游发展在对葡萄牙地区人均收入增长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会加速其收敛速度,弥补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使区域经济增长趋于均衡。因此,在旅游业供给能力得以改善的情况下,旅游可以作为促进葡萄牙地区经济增长的另一种选择。Proenca 和Soukiazis(2008)基于Barro 和 SalaiMartin的条件收敛假说,利用面板模型,结合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探讨了欧洲南部国家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及意大利四国1990年~2004年间旅游对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旅游是一个影响该地区经济收敛的重要因素,旅游对改善四国居民生活水平作出了积极贡献。Liargovas等(2007)以希腊51个州为案例地,构建旅游发展指数来评估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结论显示,与具有较低旅游发展指数的地区相比,具有较高旅游发展指数的地区能够从社区支持计划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即旅游发展不但无益于区域经济均衡增长,反而会加剧区域贫富差距。这一结论与欧洲利用旅游促使国家和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政策相悖。Pessoa(2008)以葡萄牙波尔图、阿尔加维、米尼奥—利马等地区为例,对葡萄牙区域经济增长战略进行了评估,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该地区与外部市场脱离,存在老龄化、外向移民、缺乏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等突出问题,因此,优先发展旅游的战略对区域经济收敛没有太大影响。文章还认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单靠旅游业难以实现与其他发达地区的均衡发展,在依靠旅游业的同时,必须同时考虑其他竞争因素。3收敛假说新古典增长模型用技术进步解释各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差距,认为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出呈现递减趋势,落后经济体比发达经济体具有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它能在一定时期后赶上发达经济体,使经济的发展最终趋于稳定状态。经济增长理论把这种可能的现象称为经济增长的收敛。经济增长收敛主要有三种假说:σ收敛、β收敛及俱乐部收敛,β收敛又分为β绝对收敛和β条件收敛。
从变异系数的大小来看,全国31个省市人均GDP变异系数在0.6~0.7之间,变异系数最高,就全国范围而言,各省市间经济增长的差距最大;东部地区各省市人均GDP变异系数在0.4~0.5间,差距次之;西部和中部地区变异系数在0.4以下,差距较小。从变异系数的变化来看,全国31个省市人均GDP变异系数先升后降,总体趋于上升,说明各省市人均GDP差距有所扩大,经济增长趋于发散;东部地区变异系数基本保持稳定,各省市经济增长差距的变化并不明显;中部地区各省市人均GDP变异系数有小幅下降,各省市人均GDP差距有些许缩小,经济增长有收敛迹象。西部地区各省市人均GDP变异系数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说明西部地区各省市人均GDP差距扩大,经济增长趋于发散。
4.2旅游收入与人均GDP的相关性在探讨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区域内各省市人均GDP差距及其变动趋势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各地区旅游收入与人均GDP的关系。1997年和2010年分地区的全国31个省市旅游收入及其排名和1997年、2010年各省市旅游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见表3。由旅游收入的相对位置来看,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人均GDP排名靠前的省市,其旅游收入排名也较前,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及等人均GDP排名较后的省市,其旅游收入相对位置也较后。与人均GDP呈现出的梯度分布特征一样,我国各省市旅游收入大体上也具有东、中、西的梯度分布特征,说明旅游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为了进一步考察旅游收入与人均GDP的相关性,我们计算了1997年~2010年间,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区域内各省市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和旅游收入年均增长率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分别为0.1138、0.1613、0.6208及0.3804,相关系数显示各地区人均GDP的变动与旅游收入的变动呈正相关关系,其中中部地区相关程度最高,其次为西部、东部和全国,进一步说明旅游收入的增长与人均GDP的增长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由旅游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来看,1997年~2010年间我国各省市旅游收入增长较快,1997年各省市旅游收入总计5311.4亿元由于统计方法和统计口径的不同,31个省市各年旅游收入总和不等于全国旅游收入,因此,5311.4亿元为31个省市旅游收入的加总。 ,2010年达到37236.6亿元,增长了601%,年均增长16.2%。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内各省市的旅游收入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4.9%、20.9%和23%,年均增长率的均值均高于其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的均值,旅游发展促进了地区人均GDP的增长。就各省市旅游收入差距及其变动来看,全国范围内,1997年青海省旅游收入最低,只有1.3亿元,广东省最高,为812.0亿元,是青海省的624.6倍。2010年青海旅游收入仍然最低,为49.7亿元,江苏最高,达到3788.4亿元,是青海的76.2倍,差距明显缩小。因此,13年间,与人均GDP差距变化趋势不同的是,旅游收入差距有了显著的改善。
5.1模型及数据说明为了进一步探讨旅游发展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敛散性的影响,本文接下来利用条件收敛方程做进一步分析。方程以各省市实际人均GDP的增长率为因变量,以实际人均GDP的初期水平和实际旅游收入为自变量,将实际旅游收入看作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条件变量引入方程中,其具体方程如下:ln(yi,t/yi,t-1)=γi+blnyi,t-1+clntoui,t+μi,t(3)式(3)中,区域经济增长收敛于不同的稳定状态γi,即方程具有不同的截距项。如果收敛系数b
5.2估计结果分析如表4所示,表中前半部分是绝对收敛方程的估计结果,后半部分是引入旅游收入后的条件收敛方程的估计结果,同时对两个方程进行估计有利于我们更为直观地比较判断旅游这一条件因素对于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
5.2.1全国样本估计结果分析由表4绝对收敛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b>0,绝对收敛系数为正,绝对收敛假说不成立,说明1997年~2010年间,我国经济增长是发散的,发散速度为3.33%。进一步验证了前文σ收敛得出的结论。旅游对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由表4中条件收敛的估计结果反映出来。估计结果显示,旅游影响系数c>0,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旅游收入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旅游收入每增加1%,人均GDP增长率会提高0.0089%;在收敛方程中加入旅游收入后,收敛系数b仍为正,但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发散速度变慢,发散速度由原来的3.33%下降为1.95%,说明旅游发展不仅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而且对缩小我国地区经济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收敛也具有积极影响。
5.2.2次级样本估计结果分析东、中、西部地区次级样本的估计结果见表4,绝对收敛方程的估计结果显示,东、中、西地区的收敛系数均为正,且检验相当显著,b>0,绝对收敛假说不成立,说明1997年~2010年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增长呈发散态势,东部和西部的结论与前文σ收敛得出的结论相同,中部的结论与σ收敛的结论有所不同(不同的可能原因参见后文结论部分)。EGLS估计结果表明,1997年~2010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分别以2.32%、3.13%及3.32%的速度发散,西部地区差距扩大趋势较为明显,其次是中部和东部。条件收敛结果显示,收敛方程中加入旅游收入后,东部地区的收敛系数b变为负的,即加入旅游收入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态势由发散变为收敛,收敛速度为 1.09%,说明旅游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及贫富差距的缩小具有显著影响;中、西部地区的收敛系数b虽仍为正,但均有了明显变化,据收敛系数计算的两地区收敛速度由原来的3.13%和3.32%变为2.33%和2.79%,即,加入旅游收入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开始以2.33%和2.79%的速度发散,说明旅游发展虽然未使这两个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收敛迹象,但却减缓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发散速度。东、中和西部地区旅游影响系数c西部地区的旅游影响系数c可能受到截面个数少及时间跨度短的影响,未通过t检验。 均为正,说明旅游收入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旅游收入每增加1%,会使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增长率分别提高0.0266%、0.0064%和0.0031%。综上所述,可以看出1997年~2010年间,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是发散的,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日益加剧。旅游发展对全国、东、中及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及其收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旅游对全国及各地区经济增长及其敛散性的影响具体见表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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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随着交通运输的日益发展,贸易往来和地区专业化生产也在区域中发展起来了。第二阶层的人口开始出现,他们进行着简单的手工业生产,为当地农民服务。由于乡村手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全部是由农业人口提供的,所以手工业分布与基本阶层农业人口分布直接相关。
(2)在大多数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一阶段往往是自给自足型的经济。在这一阶段中,当地居民几乎完全与生活必需品的供给联系在一起,基本上没有贸易上的投资,人口是按照维持自给自足经济所必须的资源基础而分布的。
(3)随着区际贸易的日益发展,区域也开始趋向于从原来粗放的畜牧业转向发展系列农作物产品,如种植水果、生产日用农产品和发展蔬菜农场等。
(4)随着人口的增长及农业生产和采掘工业生产效益的下降,区域被迫开始实现工业化。区域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立足于建立在农林产品的基础之上,主要发展食品加工、木材产品加工和纤维纺织业等。工业化的后一个阶段则出现了诸如冶炼业、金属材料加工、化学工业、建材工业等。
(5)在区域经济成长的最后一个阶段,区域实现了为出口服务的第三次产业专业化生产。这时,区域开始输出资本、熟练技术人员和为不发达地区提供专业化服务。
据此,在部门理论看来,任何区域的发展都必须经历两个相辅相承的成长过程。一方面区域经济必须经历由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商品经济转换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运输成本下降起着关键性作用,因为只有运输费用降低才使区际贸易成为可能。此外,要想区际间资源转移获得最大比较利益,还必须建立区际贸易基础。另一方面,与此相适应,区域经济必然要相应地完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过渡。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则是区域工业化战略的实施。甚至在胡佛等看来,由农业、采掘业等初级产业向以制造业为中心的次级产业过渡被认为是维持区域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部门理论由于系根据大多数欧洲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总结出来的,符合大多数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客观规律。但该理论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正如大多数评论家所指出的,并非什么地区经济发展都必须经历这样的“标准阶段次序”。
二、输出基础理论
输出基础(ExportBase)概念最先由城市规划者们所采用,他们用它来预测地方化城市经济的短期变化趋势。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曾建立了一种能定量地对城市经济进行预测的理论模型。在这种模型中,经济被划分为两个部门,即一个输出基础部门(包括所有的城市外部需求导向的产业活动)和一个自给性部门(包括所有的城市内部需求导向的产业活动)。在这种模型中,通常假定自给性部门不具备自发增长的能力。但是,随着外部需求的扩大,输出基础部门的扩张、并为地方经济带来额外收入时,这些部门也会随之相应扩张。
输出基础思想后来被著名经济史学家、1993届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North)用来预测区域经济的长期变化趋势,从而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输出基础理论。诺思在其1995年所发表的《区位理论与区域经济增长》一文中,根据把太平洋西北岸作为其实证研究的基地而得出结论:区外对木材、毛皮、面粉、小麦等产品需求的扩大,不仅会影响到那里的绝对收入水平,而且也会影响到诸如辅产业的特征、人口的分布、城市化模式以及收入与就业波动范围等。他进一步指出,对区域输出需求的增加能对区域经济产生乘数效应,这不仅会导致输出产业投资的增长,也会导致对其它经济活动的投资增长。因此,按照诺思的观点,一个区域要求得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在该区域建立起输出基础产业,而特定区域能否成功地建立起输出基础产业,又将根据它在生产和销售成本等方面对其它区域所拥有的比较利益而定。
与诺思的输出基础理论相对应,蒂博特在其于1956年所发表的《输出与区域经济增长》论文中也提出了相类似的“大宗商品输出理论”(thestapleexporttheory)。该理论认为,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往往开始于该区域发现了一种诸如矿产品等特殊的自然资源,或者因为其自然条件特别适合于生产某种出口作物,在世界市场商品价格为既定的条件下,资本甚至劳动力将输入该区域,于是供出口的“大宗商品”生产将发展起来,而地方工业和地区市场是随着出口品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因此,按照该理论,特定区域要取得发展,必须以建立外向型的“大宗商品”出口产品基地的方式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大宗商品输出理论”可以被看作为输出基础理论的一种变种,也可以将其归之为广义的区域输出基础理论之列。
三、资源禀赋决定论
无论是部门
理论还是输出基础理论,均是从部门或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区域发展过程的,而较早从空间或区位的角度来对区域发展进行实证研究的理论可追溯到珀洛夫(H.S.Perloff)与温戈(L.Wingo)所提出的资源禀赋决定论。
珀洛夫与温戈在《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1961年)等论文中,将诺思等人的区域输出基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推广,并把制造业的建立看成是区域经济出现增长的首要条件。在他们看来:企业家总是选择使其生产利润最大化的区位进行投资。为此,他们需要对不同区位的生产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分析,并相应地作出区位投资决策。就特定产业来说,由于不同区位的“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取得其基本生产投入要素和接近产品市场的机会也将有所不同,相应地其成本与收益变量也就有所不同,从而企业家必然作出有利于某一特定区位而不利于其它区位的区位投资决策。并且一旦投资向某一区位倾注就会产生相应的区域乘数效应,从而加速经济活动在特定区位上的集聚过程。
珀洛夫和温戈通过对美国经济从早期农业社会阶段向先进的工业和服务业社会阶段过渡过程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经济上的日趋成熟,不同的自然资源都在区域发展中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并且随着不同区域自然资源禀赋之不同,这些区域也将出现或大或小的繁荣。一般来说,区域增长主要取决于区域生产国民经济所需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及按竞争利益向区外输出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并且这种输出能力增长将导致区域经济发展进程将通过乘数效应方式而得到强化。乘数效应大小将依赖于某些反映区域社会经济特征的“内在”特征而定。在这些内在特征中,尤为重要的有:输出产业的性质、地方产业关联程度、劳动力的质量与数量以及工资水平、地方收入分配状况等。但是,随着区域经济的扩张并出现自我强化和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时,新的内在因素,如与社会分摊资本及与产业集聚相关的外部经济、内部规模经济等将成为决定乘数效应和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因素。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将导致工业“核心地带”的形成。而工业核心地带的出现为经济增长在全国范围内的出现造就了基本条件,正是由于工业核心地带的出现而使得新的区得到连续的发展。即随着所需投入量的扩张以及地区新的“自然资源禀赋”的发现,经济增长将逐步“渗透”到地区。
珀洛夫等认为,美国东北部“核心地带”的形成,最早即在于该地区拥有钢铁工业发展的“自然资源禀赋”,这一自然资源禀赋使得该地区在本世纪初发展成为美国的钢铁工业中心,并进一步在后来发展成为美国主要的制造业中心。而美国自1920年以来所出现的不同州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的整个趋势中,核心地带对地区的“渗透过程”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本世纪以来,随着工业资本投资在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等落后“内陆腹地”铺开,或者是从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等落后“内陆腹地”向美国东北部高收入地区的移民,州际间的区域差异已逐步缩小。
珀洛夫等人的资源禀赋决定论将区域发展与自然资源禀赋以及区域乘数效应等因素联系了起来,其理论思想与蒂博特的“大宗商品输出理论”和诺思的“区域输出基础理论”具有某种类似特征。所不同的是,该理论已经将“核心地带”与“地区”等空间变量引入到区域经济分析之中,并且所分析的对象已由孤立的区域经济分析转向综合的区域发展分析,因而更接近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
四、经济进步延滞假说
珀洛夫与温戈的资源禀赋决定论已经将“核心”与“”等空间因素引入到对区域发展的分析之中,而美国著名农业发展经济学家、1979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T.W.Schultz)对“农业社区”与“经济进步中心”即农村地区与工业城市中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区域经济进步的“延滞假说”(theretardationpothesis)。舒尔茨最早在其于1950年所发表的《农业部门贫困的反思》一文中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正当美国经济处于空前高速增长时,一些“农业社区”的生活标准还总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他最初在该文中所给出的答案是,这种相对贫困并不是由土地的自然特征来决定的,而是由农业社区与“经济进步中心”的亲疏性(Proximity)所决定的。他在1951年所发表的《土地经济学构架:长期观点》一文中,又将这种思想具体化为所谓的“延滞假说”,该假说的基本内容包括:(1)经济发展出现于特定的区位基(locationalmatrix)上,经济中一般存在着一个或数个区位基。(2)区位基一般以典型的工业化城市经济结构为其基本特征,经济发展往往出现在这些区位基的中心;基的中心一般都不会属于农垦区而往往为工业化城市中心,但由于这种城市中心的崛起而使得一些农垦区比另一些农垦区处于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区位上。(3)位于或靠近特定经济发展区位基中心的区域经济组织将运行良好,受惠于中心的农业区的经济组织也将运行良好,只有远离区位基的农业区的经济组织运行状况比较差。
舒尔茨所提出的“延滞假说”后来由尼科尔斯(W.H.Nicholls)和唐(Tang)在南加利福尼亚、佐治亚和田纳西等州进行了检验。其研究结果证实了“延滞假说”所作出的结论。他们根据统计资料分析发现,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发达的县,其劳务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效率也高,越靠近这些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越高,农村收入也更高,这些都是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对农业要素市场所造成的影响的结果。
五、区域创新扩散理论
无论是珀洛夫与温戈的资源禀赋决定论还是舒尔茨的经济进步延滞假说,均已经强调了“核心区”或“经济进步中心”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贝里(B.J.L.Berry)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实证考察了城市体系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扩散理论。
在贝里看来,城市中心在发展中的作用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创新的渗透作用,使经济增长通过城市等级而逐渐向下传播;二是增长利益的扩展作用,包括从核心区往腹地区及从大都市中心向城市间区的扩展两个方面。在他看来,增长起源于企业和家庭对创新的采用。区域不平等则是由于创新的收益效应为时间的递减函数,并受扩散的门槛范围所制约。因此,城市中心本身即能起着一种“发展作用”,因为它们能强烈地影响着不同地方创新采用时间的先后顺序,而经济变化的影响将按城市等级顺序由高级城市中心逐渐传播到低级城市中心。
贝里
认为,创新在大范围内的等级扩散及其横向扩展将带来城市与区域的经济增长与收入提高。或者说增长起源于创新通过城市等级顺序的向下渗透以及创新向城市周围腹地的横向扩展。
从贝里的这一理论结论中可以推导出各种政策主张。一般说来,要促进区域成长就应该去加速创新的扩散,从而使创新逐渐渗透到贫困地区及小城镇之中。而且如果城市中心“创新潜力”大小真与其本身规模及接触创新采纳中心之机会相关,那么应采取的政策措施应该是去促进地区城市中心的人口增长,并改进它们同最大或最早的创新中心接触可能性。
六、区域发展倒U字型假说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那么,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将如何,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研究应该首先应归功于杰弗里·威廉逊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所提出的区域发展“倒U字型假说”。他根据其在50年代对24个国家有关区域差异的国际性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在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收入差异将会不断扩大,但是在达到发展过程的某一点后区域差异开始缩小。
由于威廉逊把区域人均收入作为指示器,将权变系数作为度量区域收入差异之工具,通过对24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区域不平等格局的经验考察得出了惊人的结果。即当这些国家按其发展水平进行“排列”时,我们可以发现,区域不平等格局呈现为倒“U”字型状,其中,如巴西、哥伦比亚、菲律宾与波多黎各等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到达了倒“U”字型的顶端。威廉逊又将横断面分析法扩充到对单个国家区域收入差异变化趋势的分析上来,并从24个国家中的16个国家中取得其所需的一年以下的短期数据。其结果是,这种趋势分析进一步证实了所假想的格局:人们预料富国各区域之间会逐步趋同。事实上,它们也正在走向这个阶段,而不是趋向于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而穷国正相反,它们以区域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为特征。
威廉逊的发现是引起区域发展理论家发生争执的重要源泉。然而,他所得出的结论,即“在发展的初期,区域间以收入差距扩大和‘南北’二元性增强为特征;在国家成长和发展较为成熟的阶段,则以区域间趋同和‘南北’问题消失为特征”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被区域发展理论家所接受,并把它看成是发展中国家将会出现的或应该通过政策干预使之出现的模式。
七、经济增长空间影响论
以上我们已经分别考察了部门理论、输出基础理论、资源禀赋决定论、经济进步延迟假说等区域发展经验理论,首先对此一系列理论进行总结的是美国区域规划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Friedmann),他在其1966年所出版的《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通过汇集这样一组研究成果而把它们综合成“经济增长空间影响”的八条命题,这些命题可以依次简单地表达为:(1)区域经济是向外界开放并受制于外部影响的;(2)区域增长是由外生力量所诱导的;(3)输出部门向自给部门的增长传播取决于该区域的社会政治结构、地方收入分配结构及其区域收入开支状况;(4)地方领导是成功地适应外部环境变迁的关键,而领导素质取决于区域发展的实践经验;(5)区域经济增长可以部分地看成是企业布局问题;(6)经济增长趋向于在城市区发祥地产生,并通过该发祥地来组织相关的区域经济;(7)劳动力流动将对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施加一种均衡力量,但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形;(8)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将推动着空间经济向逐渐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些命题大部分均可以分别在诺思、珀洛夫、舒尔茨等人的著作中找到理论依据。据认为,这八条命题由于综合了各家之言,因此它为区域规划者提供一种区域发展过程的标准考察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