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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哲学读书笔记精品(七篇)

时间:2023-09-18 17:03:52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当代政治哲学读书笔记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当代政治哲学读书笔记

篇(1)

关键词: 高校当代大学生 阅读 做人 做事

一、引言

目前,针对大学生阅读的问题已有较多的调查和研究,但大都没有结合阅读的新时期特点来分析对于每个大学生来说甚为重要的做人和做事问题,因此本文就此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

二、调查的内容、方法和对象

1.调查的内容。

问卷内容主要涉及阅读与传统文化、时尚阅读、学习、人生、生活、求职等方面的30个小问题。

2.调查的方法和对象。

采取随即抽样的方法,选取了四川省南充市的4所普通高等学校(西华师范大学、西南石油大学、川北医学院、南充职业技术学院)的在校大学生(不含研究生),涉及14个专业学科门类。共随机抽取650名同学作为调查对象,回收有效问卷582份,回收率89.54%。较高的回收率和合理的分布,保证了调查结果的代表性、可靠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表 1

三、调查结果的统计和分析

(一)新时期大学生与传统文化和传统经典。

1.关于传统文化阅读重要性的问题,39.5%的人认为重要,29.7%的人认为比较重要,只有3.8%的人认为不重要。但是仍有2.6%和1.2%的人选择无所谓和不知道。(注:文中百分比描述及表2―表8所得出的百分比数存在数量交叉,下文不再一一说明)

2.新时期对做人与做事影响最大的传统文化书籍(见表2)。

表 2

排名前三位的书籍依次是历史传记类、文学名著类、哲学宗教类。

(二)新时期大学生传统阅读与时尚阅读。

1.关于喜欢传统书籍(纸质书籍等)还是时尚书籍(电子书籍等)的调查,46.6%的人选择前者,32.5%的人表示两者兼用,18.6%人选择后者。

2.传统书籍和时尚书籍哪一种对自己更有实用价值(见表3)。

表 3

3.关于时尚书对做人和做事有多大意义,63.9%的人认为是有意义的。

(三)新时期大学生阅读与学习。

1.关于学习和课外阅读是否有冲突,88.1%的人选择没有冲突。当涉及除阅读专业课书籍之外,所读非专业书籍的数量问题时,54%的人选择很少阅读。

2.关于考试类书籍是否占了平时读书量的大部分,50.2%的人选择是,当问及原因时,18.6%的人选择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就业。

3.关于所要考的证书的调查中(见表4),70%多的人认为必须考英语等级证书和计算机等级证书;41.9%的人选择学校所颁发的一系列证书。当问及是否辅修第二学位时,只有15.8%的人选择是。

表 4

(四)新时期大学生阅读与人生。

1.关于怎样看待当前大学生阅读与做人和做事问题,45.4%的人选择在学好专业的前提下,扩充专业外知识;38.8%的人选择应该博览群书,提高综合素质;21.1%的人选择有计划的读自己需要的书,完善做人,完美做事;只有4.1%的人认为读多读少没关系,社会才是真正的大学。

2.关于对阅读、做人和做事影响最大的人(见表5)。

表 5

3.关于在读书过程中认为自己最为欠缺的素质的调查(见表6),40.4%的人认为自己缺少社会工作或课外实践活动经验,35.4%的人认为缺少沟通协调能力,27.7%的人认为自己缺少专业知识和技能。

表 6

(五)新时期大学生阅读与生活、求职。

1.当被问及对未来职业是否有所规划和思考即是否有比较明确的职业方向或者职业生涯规划时,51.9%的人选择有;当问及毕业后的打算时(见表7),37.8%的人选择毕业后就能就业,25.6%的人选择考事业单位。

表 7

2.关于就业中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因素(见表8),58.6%的人认为是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36.9%的人认为是实践经历或者工作经验。

表 8

四、反思和建议

(一)新时期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及传统经典的阅读不容乐观。

一是仍有部分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阅读传统经典的必要性存在质疑;二是我国当前在大学阶段的阅读教育存在不足。

因此,各高校要重视这一问题。(1)学校可根据教育实际状况,开设相关指导课程或完善此方面的选修课程配置,增强大学生传统经典阅读的意识,提高阅读质量,实现素质教育的理想。(2)高校图书馆应积极为学生创造一种和谐的阅读氛围,提供丰富多元的阅读机会,加强对大学生的传统文化阅读导向。(3)构建和谐校园文化,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只有在好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下,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为学生的未来做好铺垫。

(二)新时期大学生对时尚书籍的过分好感和依赖令人担忧。

因此,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抑制。一是直接干预学生上网的时间,增加传统书籍的阅读时间,比如规定按时完成读书笔记,学科内容不限;二是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每个学生到图书馆的图书借阅率和利用率,从而增加对传统书籍的阅读;三是对购买传统书籍的学生给予补贴或奖励,等等。

(三)新时期大学生的阅读习惯、学习方法及人生价值观等问题棘手。

可以这样来概括当前大学生的不良阅读习惯、学习方法及人生价值观,那就是“目标淡化、眼光短浅、目的混乱、责任虚无”。因此,一方面学校要出台培养大学生良好阅读习惯和学习方法的规定和政策,在新形势下,要着眼于大学生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可结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对其人生价值观等予以纠正、引导和培养,向着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努力。

参考文献:

[1]李天英,赵惠勤.大学读什么[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王群,敬卿.阅读与人生[J].高校图书馆工作,2009,(1):3-4.

[3]刘立祥.读书与做人[J].思想教育研究,2004,(2):44-45.

[4]熊俊超.新文化格局下的大学生阅读与导读[J].培训与研究-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3,(5):87-89.

篇(2)

约翰・冯・诺依曼,美籍匈牙利人,数学家、计算机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发明家,新时代数学的倡导者,“现代电子计算机之父”。

冯・诺依曼从小聪颖过人,兴趣广泛,6岁时,他就能心算做八位数乘除法,8岁时掌握微积分,12岁就读懂领会了波莱尔的大作《函数论》要义。

冯・诺依曼的记忆力惊人,读书过目不忘。他对读过的书籍和论文,能很快一句不差地将内容复述出来。

冯・诺依曼一生掌握了7种语言,最擅德语,他在用德语思考种种设想时,又能快速译成英语。据说,6岁时他就能用古希腊语同父亲闲谈。

在计算机领域,他被誉为“计算机之父”。在经济学领域,他被誉为“博弈论之父”。在物理领域,冯・诺依曼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对原子物理学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在化学方面他也有相当的造诣,曾获苏黎世高等技术学院化学系大学学位。 30岁时,冯・诺依曼已经是纯粹数学学者中的巨人;45岁时,他被全球公认为20世纪最具世界性、最多才多艺、最才思敏捷的数学家。从遍历定理的第一个有力证明到天气控制方法,从原子弹的聚爆装置到博弈论,从一种用于研究量子物理学的新代数学到带有预先储存程序的计算机的装配,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设想。他在格论、连续几何、理论物理、动力学、连续介质力学、气象计算、原子能和经济学等领域都做过重要的工作,被称为上世纪“最伟大的全才之一”。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Ломоно?сов

他创办了俄国第一所大学――莫斯科大学;由于他渊博的学识,他也被普希金赞誉为“俄罗斯的第一所大学”;他是“俄国科学史上的彼得大帝”,俄国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在俄国的地位,有如伽利略在意大利、牛顿在英国、笛卡儿在法国、莱布尼兹在德国和富兰克林在美国的地位。

为了躲避继母的责骂、争取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机会,19岁的他带着两本启蒙书――《斯拉夫语法》和《算术》,凭着借来的3个卢布,离开家乡、踏上了漫长的求学之路。他冒充教会执事的儿子进入了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用1年时间掌握了拉丁文,并自修了希腊文,用5年时间修完了8年的课程,被选派到彼得堡国家科学院大学深造。半年后,又被派往德国学习采矿和冶金。1736年秋,他进入马尔堡大学学习物理学和化学,期间精通了德语、法语,后又到弗赖堡学习矿业和冶金学。在克・伏尔夫教授的手下,他学习了数学、哲学、物理学,又选学了化学、力学、矿山测量、水利工程学课程。

他在物理、化学、语言学、文学、哲学、历史、天文、地质、矿物、航海等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

他是一个出色的人文学者,在历史学、语言学、哲学方面都有研究,被誉为“俄罗斯现代语言之父”,著有《修辞学》《俄语语法》和《论俄文宗教书籍的益处》等。

他在观测金星凌日时第一个发现了金星上存在着大气;他创立了热动力学说,指出热是物质本身内部的运动,从本质上解释了热的现象;他提出了气体分子运动论,认为空气微粒对容器器壁的撞击是空气产生压力的结果;他对气体压强给以正确解释,即是空气质点对器壁撞击的结果;1741年,他创立了物质结构的原子――分子学说,为俄国的物理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用实验证明化学反应前后物质的质量相等,这一发现比拉瓦锡发现物质不灭定律早18年;他是最早应用天平来测量化学反应重量关系的化学家。

他是俄罗斯的“全能才子”,是俄国“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他的名字叫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莱布尼茨,德国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他的研究成果遍及力学、逻辑学、化学、地理学、解剖学、动物学、植物学、气体学、航海学、地质学、语言学、法学、哲学、历史学、外交学等等,他是历史上少见的通才,被誉为“十七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他还是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德国人,而他的职业,是一名律师。

莱布尼茨在数学史和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在数学上,他和牛顿先后独立发明了微积分。有人认为,莱布尼茨最大的贡献不是发明微积分,而是发明了微积分中使用的数学符号,他也因此被称为“符号大师”。莱布尼茨还对二进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哲学上,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最为著名,例如他认为“我们的宇宙,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所创造的最好的一个”。他和笛卡尔、巴鲁赫・斯宾诺莎被认为是17世纪三位最伟大的理性主义哲学家。

莱布尼茨对物理学和技术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提出了一些后来涉及广泛(包括生物学、医学、地质学、概率论、心理学、语言学和信息科学)的概念。莱布尼茨在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神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诸多方向都留下了著作。他的著书,约四成为拉丁文,约三成为法文,约一点五成为德文。

莱布尼茨的求学经历也堪称传奇。

15岁,他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 一进校便跟上了大学二年级标准的人文学科的课程。期间他还抓紧时间学习哲学和科学。

17岁,他以《论个体原则方面的形而上学争论》一文获学士学位。

18岁,莱布尼茨完成了论文《论法学之艰难》,获哲学硕士学位。

19岁,莱布尼茨向莱比锡大学提交了博士论文《论身份》。次年,审查委员会以他太年轻为由而拒绝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他对此很气愤,于是毅然离开莱比锡,前往纽伦堡附近的阿尔特多夫大学并立即向学校提交了早已准备好的那篇博士论文。

21岁,阿尔特多夫大学授予莱布尼茨法学博士学位,还聘请他为法学教授。

据称,经当代智商测试研究,莱布尼兹的智商高达205,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天才。

托马斯・杨Thomas Young

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是个奇才,同学们都称他为“奇人杨”。上帝在造人方面从来都不是公平的,托马斯・杨就是个例子。表面上,他的身份是医生、物理学家,但这仅仅只是他的社会角色而已。他涉猎的广泛程度让人瞠目,他的才华横溢让人吃惊。

他在光波学、声波学、流体动力学、造船工程、潮汐理论、毛细作用、虹的理论、力学、数学、光学、声学、语言学、动物学、埃及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他还对艺术颇有兴趣,他热爱美术、音乐,几乎会演奏当时的所有乐器。他会制造天文器材,还研究了保险经济问题。他擅长骑马,并且会耍杂技走钢丝。

小时候的托马斯是个神童,2岁会阅读,4岁能将英国诗人的佳作和拉丁文诗歌背得滚瓜烂熟;不到6岁已经把圣经从头到尾看过两遍,还学会用拉丁文造句;9岁掌握车工工艺,能自己动手制作一些物理仪器;几年后他学会微积分和制作显微镜与望远镜;14岁之前,他已经掌握10多门语言,包括希腊语、意大利语、法语等等,不仅能够熟练阅读,还能用这些语言做读书笔记;之后,他又把学习领域扩大到了东方语言――希伯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他阅读了大量的古典书籍,在中学时期,就已经读完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拉瓦锡的《化学纲要》以及其他一些科学著作,才智超群。托马斯26岁时,著名的罗塞塔石碑被发现。石碑上刻了三种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古埃及通俗文字和希腊文。首先阐释这些象形文字的人是法国人商博良,但托马斯却是把碑文的译文发表成书的第一人。

托马斯在物理学上作出的最大贡献在光学观察上,特别是光的波动性质的研究。1801年他进行了著名的杨氏双缝实验,证明光以波动形式存在,而不是牛顿所想象的光颗粒(Corpuscles),该实验被评为“物理最美实验”之一。

篇(3)

关键词: 韩非 诠释方法 应用功能 过度诠释

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称“韩非著博喻之富”。对刘勰这里所谓“博喻”,论者大多着眼于《储说》、《说林》等篇章。①较少关注《喻老》篇将“喻”作为一种诠释经典的方法意义。《解老》、《喻老》不仅是最早对《老子》进行诠释的文章,《喻老》篇以故事诠释经典的方法是韩非首创。然而一直以来,研究者关注《解老》较多,关注“韩非对老子的继承与改造”较多,而对于“喻”这种韩非独创的诠释方法却关注不够。

有些研究者质疑《解老》、《喻老》篇的真伪问题,原因之一是韩非诠释《老子》与《五蠹》篇反对“微妙之言”的思想矛盾。②这恰恰是没有看到《喻老》之“喻”,对《老子》“微妙之言”的现实性、实用性、形象性的转化。韩非用自己独特的诠释方法使“语焉不详”、“微言大义”的《老子》之言,成为有理有据、切实可行的治国之法。这非但与韩非的主张不冲突,而且很切合。

基于以上两点,笔者再次审视韩非《解老》、《喻老》两篇,结合西方诠释学的相关理论,力图对其诠释方法论进行探究。

一、诠释的目的:“应用功能”

在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对已有经典进行诠释,是诸子论证自己学说合理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处于战国晚期的韩非也不例外。他专门作《解老》、《喻老》两篇对《老子》进行诠释。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早就明确指出“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事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一书常被视为“君人南面之术”。韩非从《老子》中看到了与自己思想学说的契合点,以老子的道论和辩证法思想作为构建其理论的哲学基础,提倡“法、术、势”相结合,建立起一套君主“无为而治”的统治理论。显然,韩非诠释《老子》并非以诠释《老子》本义为目的,而是以建构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为主要目的。正如汤一介先生所指出的:《解老》、《喻老》大都是用法家的社会政治观点来解释《老子》,对《老子》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部分则多无注解。③

德国诠释学家伽达默尔提出诠释学具有“应用功能”。他认为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一开始就受到现实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制约。“应用不是理解现象的一个随后的和偶然的成分,而是从一开始就整个地规定了理解活动。”④“应用功能”强调理解和应用的统一,理解文本总是知道如何把这种文本的意义应用于现实的具体境域和解决现实社会政治的重要问题。诠释过程也是理解、解释、应用的统一过程。与西方近代的诠释学传统相比,中国古代的经典诠释更具有强烈的现实取向与问题意识。韩非对《老子》的诠释同样带有强烈的现实取向和应用功能。他作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在把老子的超越理论向现实层面落实的过程中引进了“法”、“术”、“势”的概念。他论“道”,其意在于服务政治,站在法家的立场给予全面阐发,将“道”的“虚静无为”和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理论转化为君主统治臣民的权谋技巧。韩非把经典与社会政治、社会现实生活结合起来的诠释方式,在中国经典诠释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二、诠释的方法:现实性、形象性转化

为了使“玄之又玄”的《老子》具有应用功能和现实意义,韩非用“解”和“喻”两种诠释方法对《老子》进行由虚到实的转化。

首先,韩非将《老子》思想与政治结合,进行现实性转化。汤一介先生称之为“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解老》篇征引了《老子》中涉及的一系列哲学概念和基本思想,包括对“道”、“德”、“无为”、“无思”、“虚”、“静”、“慈”、“俭”、“不为天下先”乃至仁、义、礼、智等基本思想的诠释。韩非主要不是去作字面上的理解,也不是单纯去发挥《老子》字里行间的含义,而是试图以政治哲学家的眼光去发掘其中的思想精髓,有倾向性地进行取舍,导入法家的学说范畴内。

例如,对于“道”的诠释和运用。如上所说,《老子》的“道论”是韩非法术之学的理论基础,他必须对“道”有所认识和发挥。《解老》在简单引述《老子》第1章、第14章、第25章等关于“道”的说法同时,还有一大段关于“道”的描述:

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道譬诸若水,溺者多饮之即死,渴者适饮之即生;譬之若剑戟,愚人以行忿则祸生,圣人以诛暴则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败,得之以成。

比之《老子》高度抽象的概括,韩非对“道”的描述要形象具体得多。用一连串的排比句式,描述了“天”、“地”、“维斗”、“日月”、“五常”、“列星”、“四时”、“轩辕”、“赤松”、“圣人”,乃至“万事”、“万物”得到“道”的情形,并用“道譬诸若水”、“譬之若剑戟”的比喻手法,都是为了凸显“道”的运用,达到“援道入法”的目的。在对“道”进行诠释时,韩非又引入“理”和“术”的概念,实现概念内涵的转化。老子的道是一种智慧、体验或修养的境界,出于对宇宙、历史、社会、政治、人生的理性关照和经验升华,具有一般普遍性。而韩非大讲“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道也者,生于所以有国之术”,将“道”在社会政治层面具体化、现实化,与统治国家的权术紧密相连。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认为:“盖韩子多以理为法纪之义,下文‘物有理不可以相薄’,《难一》篇‘桓公不能领臣主之理’,《制分》篇‘实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理字皆当训为法纪。” “理”与“术”由于在统治中的重要性而成为“道”,具有了根本性的地位与意义。在《主道》篇,韩非更是将“道”定义为:“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赋予“道”以本原之道和治世之道的双重含义,使“道”直接成为其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石。

韩非还发展了《老子》的辩证法,在诠释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时,以逻辑推理方式,插入了很多中间环节:他认为人遇到祸患,会产生畏惧谨慎心理,注意自身行为,三思后行,掌握办事规律,避免祸患再次发生,长此以往,就会事事成功,安享天年,富贵长寿,达到有福的境界。人若一直身在福中,锦衣玉食,就会滋生骄傲放纵心理,行为邪恶不正,举动违背常理,结果不是死于非命就是办事不利,早晚要大祸临头。在祸与福之间,韩非插入了人的心理、行为、思虑、事理等多个现实环节,强调对立面的转化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客观规律,而且也与人所处的现实社会环境以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密切关系。这就比老子的简单断言丰富具体多了。

在对《老子》的诠释中,韩非不露痕迹地将法家“法术势”、“赏罚”等理念无痕融入,用老子的思想为自己的理论作注脚。

在诠释“治人事天莫如啬”,“治大国者若烹小鲜”,“两不相伤,则德交归焉”,“善摄生”,“吾有三宝,持而宝之”等经文时,韩非见缝插针地引入了“法令”、“变法”、“法度”、“刑法”等“法”的概念。

在诠释“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夫谓啬,是以蚤服”,“无不克,则莫知其极”,“深其根,固其柢,长生久视之道也”,“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而货资有余者,是之谓盗竽矣”等经文时,引入“术”的概念。

在诠释“熟知其极”,“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等经文时,引入“势尊”的概念。

在论证祸福辩证法的时候,还不忘引入“赏罚”的概念,以立功受赏为福,以犯法受罚为祸。

其次,为了使法家的思想内容更加丰富、实际、生动而具有说服力,韩非引用许多历史故事和生活常识,对老子的思想进行具体的诠释和发挥。将“喻”这种修辞手段用作譬喻说理的方式,进而用作诠释经典的方法,完成了《老子》的形象性转化。

《解老》、《喻老》两篇涉及的历史故事和生活常识约三十三条,涉及的历史人物约四十多人,在历史故事的选取上多为君主的史事和故事。可见韩非已自觉地以君主的眼光来总结经验教训,看待和讨论社会问题。尤其表现为对“术”与“势”的重视,对战争的肯定和对五霸的推崇。

“术”、“势”等法家理念,韩非在《解老》中虽有所涉及,但毕竟较为抽象,难以准确把握。在《喻老》中,韩非又以更加形象具体的方式加以喻说。在诠释“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时,韩非指出“势重者,人君之渊也。君人者,势重於人臣之间,失则不可复得也”。并举“简公失之於田成,晋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两则史料进行喻说。前者是指齐简公被执政大臣田成子所杀--田氏代齐的史事。后者是指晋国从平公开始,大权旁落于韩赵魏范中行智六家,最终“三家分晋”的史事。这两则史事在《韩非子》一书中多次出现,可见韩非对此类事件的重视。按韩非理解,齐国、晋国的变局都是因为人君离开“势重之渊”,使“赏罚”利器旁落于他人之手所造成。是人君败亡的反面教材。

在诠释“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也”的经文时,韩非先将老子的“重”、“轻”、“静”、“躁”、“辎重”等概念作出有利于自己论说的解释——“制在己曰重,不离位曰静”,“邦者,人君之辎重也”,“无势之谓轻,离位之谓躁”。然后举赵武灵王在活着时就把王位传给小儿子,引起国家内乱,最终被囚而死的史事,以说明掌握势位的重要与失势的危险。《喻老》引文“轻则失臣,躁则失君”,与《老子》帛书甲乙本和王弼注本“轻则失本,躁则失君”不同,或许从侧面可以看出韩非关注君臣关系,是以君主立场来诠释《老子》的。

再次,《解老》、《喻老》是典型的经传体作品。文本形态呈现为:传文在前,经文在后;传文是文本主体,篇幅较长;经文只有简短的一句,是点睛之笔。韩非以“解”、“喻”两种方法——用自己的理论或列举事例对《老子》中的某个命题进行论述,这又暗合了先秦时期经典诠释的两个传统:以义解经和以事解经。

但是《解老》、《喻老》不是按照经文顺序逐条诠释,而是选取了《老子》中的一些章节进行诠释。粗略统计,《解老》选取了约13章,《喻老》选取了约12章,选取章节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其中有两章(第46章和第54章)内容重合,但解释的方法和重点不同,两次引文也有细微差别:

《解老》:“祸莫大于可欲”、“咎莫憯于欲利”。

《喻老》:“罪莫大于可欲”、“咎莫憯于欲得”。

这或许是流传版本不同造成的。在当时的条件下,文章主要在竹简上书写,整本书的流传比较困难。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这种诠释形式带有“读书笔记的性质”。⑤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是韩非根据自己建构理论的需要,有选择地借用《老子》。

对于这种情形,伽达默尔曾提出“突出”现象来解释。伽达默尔认为在诠释中“突出”一种东西,正是诠释者的前见所发挥的作用,也是“视域”的聚焦。注释形式的随意性,更易于诠释者驰骋主观思想,把某一问题说得较为完整透彻。对所诠释章节的选取,以及用于喻说的历史故事的选择,都是由诠释者的主观先见所决定。因此,对于与自己的思想学说契合度高且便于发挥的经典章节,韩非便“双管齐下”,以“解”和“喻”两种方式分别进行诠释。

例如,对于《老子》四十六章“祸莫大于不知足”的解释:《解老》篇,从人的衣食说起,圣人容易知足,而普通人的欲利之心难以消除,如身陷囚笼般终身不得解脱。《喻老》篇又举智伯史事加以诠释。智伯兼并范氏、中行氏,又不停地向赵进攻,并流露出对韩、魏的野心,导致韩、赵、魏联合灭掉智伯,三分其封地。而智伯的下场都是其“不知足”惹来的祸患。从解说到喻说,从讲道理到摆事实,韩非“解”、“喻”的阐释方法将《老子》“微妙之言”诠释得具体生动,言之有物。

三、诠释的效果:过度诠释

法国当代社会学家艾柯提出了“过度诠释”的概念。他强调了“诠释文本”(interpreting a text)与“使用文本”(using a text)之间的区别。“使用文本”是指诠释者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对文本较自由地使用,而很少受到限制,故常常是“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 。⑥而韩非对《老子》的诠释正表现出过度诠释的效果。韩非曾以“郢书燕说”的故事来批判过度诠释的问题。因刻意追求字面含义之后的深层意义,将“举烛”误读为崇尚光明,选拔有德才的人加以任用。虽然达到“王大悦,国以治”的良好效果,但毕竟解释方法是错误的。然而在具体的诠释实践中,韩非还是凭着自己的主观意识对《老子》进行了一番过度诠释。

同样是对《老子》的理解和诠释,《庄子》和韩非的《解老》、《喻老》走出“道”、“法”两种不同的路径。庄周之学“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以寓言、重言、卮言的新形式,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形上之道,注重在精神世界中的追求和超越。而韩非对老子的“法家式”解读发展了老子的形下之道,积极入世,注重参与现实的政治和人生,依法术之学开拓出了《老子》内涵的新境界。

注释:

①“彦和所云博喻之富,殆指内外储、说林等篇而言。”引自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321.

②容肇祖引《五蠹》篇反对“微妙之言”,认为:“《解老》、《喻老》是解释微妙之言,韩非一人不应思想这样的冲突,可证非彼所作。”引自荣肇祖《韩非著作考.古史辨第四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62.

③汤一介.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1.

④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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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0.

篇(4)

Abstract: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financially disadvantaged students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humanistic quality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and interviews made by the writers about the prsent situation of humanistic quality of financially disadvantaged students, but the overall cognitive levelof those students isn't high.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mblems, such as unclear concept of humanistic quality, deviation of ideal and faith, faint awarenes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lack of reading of those students.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in order to lay the foundation of building a system to promote the level of the humanistic quality of the financially disadvantaged students.

关键词: 经济困难学生;人文素养;调查

Key words: financially disadvantaged students;humanistic quality;survey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4-0203-04

0 引言

经济困难学生是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且备受关注的群体,其承受的经济压力、心理压力、生存压力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广泛重视,国家、政府乃至学校通过各项政策、办法对经济困难学生给予了经济和物质支持,采取了系列措施提高经济困难学生的社会适应、实践能力等综合素质,而对于如何培养经济困难学生的人文精神却缺乏思考。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很多经济困难学生表现出人文素养的缺失,例如部分同学学习和做事带有较强的功利性,心态浮躁,个人心灵空虚,缺乏应有的文化底蕴,甚至出现理想信念的偏差和道德的迷失。因此,提升经济困难学生人文素养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为此,我们以昆明理工大学信息工程与自动化学院为例,进行了经济困难学生人文素养调查,了解经济困难学生的人文素养现状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构建人文阅读模式,有效引导经济困难学生在人文阅读模式下,通过系列人文阅读提升体系增加人文知识,提升自在的人文素养,最终提高经济困难学生培养质量。

1 调查设计

1.1 问卷内容

本研究来自昆明理工大学经济困难学生课题“探索人文阅读模式提升经济困难学生人文素养”,旨在分析经济困难学生人文素养现状并提出相应的提升策略。调查问卷共设计了31个问题,包括26个单项选择题,4个多项选择题,1个开放性问答题。调查内容涉及对人文素养内涵的认识、对传统文化知识的认知、阅读情况等内容。本文仅选取其中的主要问题进行描述性分析,作为后续人文素养提升途径的研究基础。

1.2 个体样本

我们以昆明理工大学信息工程与自动化学院经济困难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自编问卷,采取无记名测试的方式进行调研。实际参与问卷调查389人,占学院经济困难学生总数的61%。样本的基本统计特征详见表1。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经济困难学生对人文素养的认知

调查表明,大部分经济困难学生对人文素养的重要性持肯定态度。62.72%的同学认为培养大学生人文素养非常有必要,32.13%的同学认为比较有必要,4.63%的同学认为应根据个人选择,仅有0.51%的同学认为没有必要。但从表2关于人文素养基本内涵的认知看,69.92%的经济困难学生表示知道一些,很清楚的仅有6.17%,表明我院大部分经济困难学生对人文素养内涵的认知水平不高,认知停留在非常浅显的表面。因此,虽然绝大部分经济困难学生能够认识到人文素养的重要性,但是缺乏积极学习人文素养知识的主动性,从而出现了虽然认可人文素养重要性但却不了解人文素养内涵的矛盾。

2.2 关于理想信念方面的调查

经济困难学生在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呈现出实用主义。在上大学的目的这一问题上,53.47%的同学选择了找份理想工作,提高生活的质量;32.39%的同学选择提升自我,为参与社会竞争做准备;11.83%的同学选择更好地报效国家,服务社会。在关于个人人生理想的调查中,43.96%的同学选择养家、照顾家人,选择享受生活的为30.59%,而选择为国家、社会做贡献的仅有24.68%。关于入党动机,50.64%的同学选择了增强就业竞争力,26.48%的同学选择谋求仕途发展,21.59%的同学选择追求理想信念。从以上问题的统计数据可看出,经济困难学生在社会责任感方面有所欠缺,缺乏一定的担当意识。大部分同学重视个人理想和个人价值的实现,缺乏对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关系的正确认识。在入党时带有一定的功利化思想,将实用主义作为了入党的价值取向。

2.3 关于传统文化认可度的调查

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方面,71.21%的同学肯定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说明大部分经济困难学生能够正确客观的对待传统文化,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但在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方面,例如对待我国古代诗词曲赋的学习态度,13.37%的同学选择的是不喜欢学也不会去学,16.71%的同学选择喜欢学也会主动去学,69.92%的同学选择的是考试需要才会去学。反映出经济困难学生在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功利性和实用性,而很少从提升自我整体修养的角度出发全面系统地进行学习。在你能讲出传统节日的来历或者故事吗一题中,58.35%的同学表示知道一些但不会讲,仅有4.63%的同学表示基本能讲而且比较准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困难学生对传统文化节日的认知不够深入,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正在日渐削弱。

2.4 关于阅读情况的调查

阅读对于增加同学们的知识储备,开拓视野,提升人文素养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为了掌握经济困难学生在阅读方面的情况,我们设置了10个题目调查经济困难学生对于阅读的看法、阅读的习惯、阅读的困惑等内容,这里仅列举几项有代表性能够反映经济困难学生阅读状况的问卷内容,详见表5。

从表5分析,经济困难学生在阅读方面存在一定问题。首先,缺乏对阅读重要性的认识。问卷调查中52.7%的同学对是否喜欢读书表示一般,这可能与同学们本身阅读少,未能体会到阅读带给自己的收获,从而未将阅读作为自己的内在需求有关;其次阅读时间少,多被其它休闲娱乐所占用。在是否愿意抽出时间阅读人文书籍的调查中,52.44%的同学表示愿意,但没有时间。在如何安排自己的课余时间的调查中,排在前两位的休闲活动分别是上网、体育运动及听音乐,而选择将阅读排在第一位的同学仅占9.51%。阅读量低,层次浅。在关于每月阅读量的调查中,选择1本及1本以下阅读量的同学合计比例为74.3%。在阅读方式的选择上,52.44%的同学选择用手机看新闻信息。由此可见,大部分同学在阅读量上处于非常令人担忧的状况,甚至根本不阅读。在阅读方式上,电子阅读虽然具有方便快捷、信息量大的优势,但这种标题式走马观花的阅读往往是碎片化阅读,不利于知识的积累和沉淀。

3 经济困难学生人文素养存在的问题

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我院经济困难学生对人文素养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但也反映出一些问题,例如缺乏社会责任感、对传统文化比较漠视等,总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

3.1 人文素养概念不清晰

人文素养概念的不清晰直接导致经济困难学生无法系统的采取相应对策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人文一词最早见于《易经》,其中说到“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人文素养的字面理解,人文指的是人文科学知识,如政治学、历史、文学、艺术等。素养则是由“能力要素”和“精神要素”组合而成的。人文素养应当是个人身上所体现出的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也就是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对逐渐形成的自身素质和文化养成。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往往将人文素养等同于人文知识,因此时常用人文知识是否丰富作为衡量一个人人文素养高低的标准。人文知识只是人文素养的一项内容,而人文素养是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人的内在品质,其内涵远比人文知识丰富得多。

3.2 实用主义和功利意识较强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我们发现很多经济困难学生将学习的主要精力放在考级、考证上,并且将学习的主要兴趣投放于实用性科目上,希望能够以此为基础提升就业能力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因此而忽略责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则是不可取的,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人文素养作为综合素养的一部分,只有不断提升才能弥补我们综合素养的短板,从而真正促进就业竞争力的提高。同时,经济困难学生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关注度不够,在对国家和社会重大事件的关注度调查中,选择非常关注的仅有14.14%,可看出经济困难学生缺乏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在经济困难学生的培养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很多学生欠缺感恩意识,将个人利益视为中心,不会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因此,也就出现了在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过程中,很多学生为了争取到名额得到相应的经济资助而弄虚作假、拉取投票的不当行为。

3.3 缺乏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了解

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物质生活的总称。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不仅仅有利于我们提升自己的人文修养,更重要的是强化同学们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对我院经济困难学生的调查和访谈中发现,同学们自进入大学阶段后便缺乏系统的传统文化知识学习,而中学时代偏向应试的传统文化知识学习也因为缺乏持续的巩固而逐渐淡忘,对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精神更是缺乏体会和感悟。同时,在现代社会多种文化的影响下,很多经济困难学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逐渐淡忘中华民族的信仰、文化、习俗等,反而对西方舶来文化盲目追捧,甚至出现民族归属感淡漠的问题。

3.4 缺乏阅读指导,阅读娱乐化和碎片化

在此次的调查中,我们将经济困难学生的阅读状况作为调查的一个重点内容,希望以此为作为提升经济困难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在对于阅读最大的困惑是什么的问题中,35.99%的同学表示不知道读什么;在你阅读后是否有做笔记的习惯一题中,57.84%的同学表示从不做笔记。这些问题说明同学们虽然肯定阅读的种种好处,但是对于怎样选择阅读的书籍、阅读的方式、阅读的渠道等内容缺乏了解和学习,因此为同学们普及阅读的相关知识,采取多种措施进行阅读指导就显得尤为必要。正如上海师大文学院孙邈教授说的“现在学生阅读中存在四大弊病,读图不读书,读流行不读经典,读史不读原著,读缩写不读原著”①,我院经济困难学生在阅读习惯方面也表现出“快餐式”浅阅读,大部分同学通过手机、电脑对新闻进行标题式阅读。在读物的选择方面,偏向网络小说、休闲杂志等娱乐性和休闲性的书籍,大部分同学不做笔记,对阅读的感悟、心得从来不记录,阅读呈碎片化。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很多同学表示自己虽然有读书的计划,但是无法坚持,因而出现“雷声大雨点小”最终根本不阅读的情况。因此,从整体上看我院经济困难学生在阅读方面的状况不尽如人意,阅读娱乐化、休闲化、碎片化带来的是对知识缺乏专注的分析和思考,缺乏系统的积累,最终削弱阅读在提升人文素养方面的实际作用。

4 经济困难学生人文素养现状原因分析

经济困难学生作为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人文素养表现出的问题有着复杂的个人、家庭及社会因素,总体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

4.1 自身意识欠缺,自我要求降低

人文素养要经过长时间的熏陶,最终让同学们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动,并非通过几门课程就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很多经济困难学生更愿意将时间和精力用于更有现实意义的考级考证上,而忽略人文素养的提升。另外,大学宽松的教育环境使得同学们能够在课余时间自主安排自己的生活,最大限度的发挥同学们的潜能。但是不可避免的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很多经济困难学生受“只要考上大学就轻松了”这一说法的影响,从紧张、严格的高中阶段进入大学自主管理的环境下,轻视了学习的重要性,丧失了对知识的渴望和景仰,开始自我松懈。而自我要求的降低最终带来的是经济困难学生不仅对专业学习要求降低,“大学60分万岁”成为普遍现象,同时也让经济困难学生忽略了人文素养的提升。

4.2 经济压力影响了经济困难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

①家庭经济压力降低了经济困难学生的人文精神求知欲。

很多经济困难学生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压力,改善家庭生活窘境都从事着兼职工作。虽然兼职可以帮助经济困难学生增加社会经验和实践经验,但也占用了经济困难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得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人文知识,领悟人文精神。通过访谈还了解到,很多经济困难学生认为当今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形势严峻,对于一个承载着全家人希望的大学生来说,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对于他们才是最重要的,而人文素养的提升并不是特别迫切和首要的,这一认识也降低了经济困难学生主动学习人文精神的求知欲。

②家庭经济压力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困难学生参与校园文化活动的积极性。

校园文化活动是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载体,也是最有效的教育形式。经济困难学生由于家庭背景和经济状况的差异,容易出现自卑心理,缺乏自信。在这样的心理影响下,很难积极主动并且自信乐观的参加各类校园文化活动,从而错失提升人文素养的重要机会和途径。

4.3 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得经济困难学生出现了理想信念的偏差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部分经济困难学生由于缺乏理性思辨的能力,也受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对金钱和物质缺乏正确的态度,出现盲目攀比、虚荣浮夸等不符合经济困难学生实际情况的问题。此外,网络、新闻媒体为了抓住人们的眼球,提高点击率和收视率,缺乏应有的道德底限,对某些有悖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现象进行大肆宣传和报道,宣扬低俗文化,使得身处象牙塔的经济困难学生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所误导,出现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偏离。

4.4 学校的教育理念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困难学生的人文素养

《大学》一文中说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学校的教育理念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学校面对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不得不把就业率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在制定培养方案上偏向应用和技术,客观上造素质类课程的弱化。同时,在对经济困难学生的日常教育及管理中,我们也更多的关注经济困难学生可迁移技能的提升,这样的职业生涯指导理念一定程度上也对经济困难学生人文素养教育造成了负面影响。

5 经济困难学生人文素养提升策略

5.1 重视人文教育,提升大学人文精神

党的十报告指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因此重视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的塑造,才能最终培养出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首先,要明确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理念不仅仅是一所大学为自己设立的发展目标,更是学校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的体现。大学顶层设计的蓝图与绘制离不开人文理念的润色与支撑,大学特色发展的解读与实施离不开人文科学的视野和胸襟,大学人才培养的目标与定位浸润着人文精神的素养与情怀。②其次,重视人文教育。大学不仅是“授业”,更要“传道”,科学知识的传授,是大学的使命,但离开了人文精神的“授业”,离开了人文情怀和历史传承的知识传递,知识会丧失其崇高的价值。第三,全面认识人才培养。高校培养的学生应当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大学生应该具备崇高的道德、高尚的情操、丰富的知识、和健康的体魄,因此在我们在人才培养中应当以综合素质为导向,培养德才兼备之才。

5.2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提升经济困难学生人文素养的根本还应从学生主体出发,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首先,应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倡导经典阅读、阅读沙龙等第二课堂活动,帮助经济困难学生从主观上意识到自身人文素养的缺失,进而激发其了解人文知识、学习人文知识的兴趣,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其次,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通过制定经济困难学生必读书目及考核办法,经典阅读导读等方式,有意识的培养经济困难学生学习人文知识的意识,久而久之,持之以恒,学习习惯得以养成,将受益终生。

5.3 构建人文阅读模式,不断提升经济困难学生人文素养

针对经济困难学生人文素养缺失的现状,构建系统的人文阅读模式,是提升经济困难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首先,制定经济困难学生必读书目及考核办法,形成提升经济困难学生人文素养的长效机制和培养特色。其次,结合新媒体迅速发展和普及的特点,引入电子阅读作为构建人文阅读模式的补充。纸质阅读作为传统的阅读方式,适合作为经典著作、学术专著等作品的深度阅读。电子阅读以便捷的特点更适合资讯的传播。因此,在模式构建上,除了通过制定书目推广深度的纸质阅读外,通过网络、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向经济困难学生做好书推荐、精品阅读推荐,以电子阅读的方式对阅读进行推广。最后,开展人文阅读系列活动。通过开展诗歌朗诵会、读书笔记评比活动、经典名著话剧大赛、阅读沙龙活动,提高同学们的阅读兴趣,以娱乐式阅读的方式潜移默化,陶冶性情,加强修养,营造浓郁的自主学习和阅读氛围。

6 结论

正如杨叔子院士所说“一个国家没有科技,一打就垮;没有人文,不打自垮”。经济困难学生作为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人才培养的质量关乎整个大学教育培养的质量,关乎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未来。因此,切实的调查了解经济困难学生在人文素养方面的现状并就问题进行分析,对于探索经济困难学生人文素养提升体系有着重要作用。

注释:

①蒋文学,夏延芳:《理工大学生人文素养分析》,载《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学报》,2009年1月。

②王晋,王岩:《现代大学中的人文教育精神》,载《光明日报》2016年2月10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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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亨利?大卫?梭罗是美国著名作家、哲学家、超验主义代表人物。20世纪初,梭罗在美国声名鹊起,到了30年代,他已被推崇为美国经典作家、自然文学之父。梭罗的代表作《瓦尔登湖》(以下简称《瓦》)被誉为“绿色圣经”,迄今已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阅。该书之所以有如此魅力,主要是因为它是一部有关自然的书,一部有关修行的书,一部有关如何实现人的内在平衡及与外在和谐的书。在心灵迷失、生态失衡的现当代社会,《瓦》自然熠熠生辉。

1845年7月4日,梭罗走进自然,践行一项伟大的实验:探究自然之美与生命的本质,并借以修身养性,警示世人。梭罗栖居自然的场所是在康科德小镇郊区的瓦尔登湖畔。他自建小砖木屋,就近垦荒,开辟了豆园,自产自销,自得其乐,颇有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蕴。然而,在自然中追求简朴以修身养性并非其终极目标。梭罗倡导简朴但并未苦行,身处自然却一心梦想建构新型的城镇。梭罗走进自然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回归俗世。梭罗并非二元对立的矛盾体,暗涌其内心的其实是中庸的智慧,这种智慧即孔子所言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合乎时宜”与“随时变通”之间的平衡。[1]意在“中的”、“和合”,致力于“有用”,即有利,时时事事付诸行动。很显然,梭罗孜孜追求的是一种适度的状态,一种德行,是圣人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亲近自然,返璞归真,内外兼修。实践精神乃其要义,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及“天人合一”观念不谋而合,隐含其中的是东西文化的共性以及人类精神的内在互通性。就其渊源、特质及现实意义作一番探究,必将为当下全球生态问题的反思与解决提供一条绿色的文学对话通道。

一、回归本真:在自然中修身至善

“中庸之道”实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强调简朴、修身,在与自我及自然的和谐中追求均衡、动态的差异共存状态,它是周遭存在和发展的定律。梭罗正是在自然万物与日常景致中寻找其踪影并加以吸收的,与“中庸之道”强调的修身养性观产生共鸣。

梭罗所处的19世纪中叶的美国正值工业化起始阶段,人们日夜操劳,为物所役。在梭罗看来,这样的生活方式实则工业化对人性的侵蚀与践踏。但可悲的是,人们深陷其中却又浑然不知。“欺骗和谬论被尊为最可靠的真理,而现实却成了虚构。”[2]96人们把想象的事情归纳为真知,在一种错误的追求下劳作,人生目标日渐迷失。梭罗在《瓦》的开篇就借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以醒世人,人们应该遵循适度原则,避免极端,并实时对自己的生活加以反思,而这种自省最好在自然中完成,因为梭罗认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只有亲近自然,才能完善自我,进入更高的境界。

梭罗历来崇尚简朴的生活方式。在瓦尔登湖畔独居的两年多光景,梭罗专注生活的本质和人生的真谛。他认为:“一个人能够放下的东西越多,他就越富有。”[2]82以房产为例,“当农人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他不见得因此而更富有,反而会是更穷了,是房子拥有了他。”[2]33唯有降低物质需求,追求内心的宁静,才能获得更多的快乐。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我们过简朴明智的生活,养活自己不是件苦事”[2]70。

梭罗搭建小砖木屋总共花费28美元多一点,14平方米的居住面积难以满足一个人正常的生活空间需要,但在梭罗看来,重要的是居住者及其生活方式。梭罗每个星期平均的食物开销只要0.27美元,即便在那个时代也少得可怜。但梭罗却能自得其乐,他就是想让人们知道,生活是可以很简朴的,“大多数的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的使生活舒适的东西,非但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必定阻碍人类的崇高向上”[2]13。梭罗的简朴应该理解为一种道德品质,而不是某种目的。[3]他以湖畔生活验证着自己的主张:唯有在简朴而真诚的生活中,人们才能真正地发现自己,超越自己,生活的真谛并不能从城镇的喧嚣忙碌中得到。基于此,梭罗试图对康科德居民那种虚伪浮夸、漫无目的的生活方式进行批评与反思。

作为梭罗的精神自传,《瓦》是一本有关修身的书,整部作品从不同层面围绕修身这一主题展开。在瓦尔登湖畔,梭罗通过寄情山水以获得精神层面的提升,寻回生命的本真。梭罗的修身养性是在他与自然荒野的完美融合中悄声无息地完成的。正如美国自然文学家奥尔森所言:“荒野之于美国人而言,是一种精神的需要、一种现代生活高度压力的矫正法、一种重获平衡和安宁的方式。他们走向荒野是为了心灵的健康。”[4]梭罗选择暂居湖畔、临近荒野,是因为他深信,湖是大地的眼睛,荒野则是最美丽的风景。在《瓦》中,字里行间浸透着梭罗对自然深沉的爱。他甚至建议每周只需工作一天,剩下的六天皆可用真心去探索、体验自然之美,因为靠近自然这片不息的生命之源,与其和平共处,融入其中,就能产生最大的愉悦,激发伟大的思想。梭罗总在感慨自己是绿叶和草地的一部分,与脚下的大地息息相通。这与中国传统中的“天人合一”境界颇为相似。

梭罗注重从个人道德良心的角度阐发自我修养与道德建设的重要性,被喻为“瓦尔登湖畔的孔子”。在小屋独居的两年多时间里,梭罗以文学的、超自然的方式探测湖水,感悟自然中的一切。“有时我感觉到,可以在大自然的任何物体中找到最为甜蜜温柔、最为率真和令人鼓舞的伙伴。”[2]132梭罗深信,融于自然的人,只要感官仍然健全,就不可能孤独,更不会抑郁,他所能体悟到的只会是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感。“绵绵细雨飘落下来,我突然感到和大自然为伴是这样甜蜜,受益无穷,就在雨点的啪嗒啪嗒声中,在我房子周围的每一声音和景象中,存在着无穷无尽的难以言表的友善,像一种氛围支撑着我。”[2]133在这里,瓦尔登湖不仅仅是一个湖,而且还是梭罗的精神家园。

梭罗重精神而轻物质,一生探索并追求更高尚的精神生活。在湖畔隐居期间,梭罗有个习惯,每天早上起床后要洗澡,以达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状态。梭罗同样信仰“德不孤,必有邻”,因此,他毅然选择暂离城镇的喧嚣,独居林中而丝毫不畏惧孤独。当然,与自然相亲相近同样不是梭罗的最终目的,修身养性才是其真正的追求。《瓦》中处处流露着梭罗对自然万物的热爱,对生命价值的珍视。梭罗走近瓦尔登湖,试图重建一个新伊甸园,一个道法自然的理想国,通过简朴实现精神的超越,以达到修身养性的境界。梭罗亲近自然、反思自我的场所既非真正的荒野,也不是喧嚣不止的村镇,而是一片位于小镇郊区、荒野边缘的中间地带。

二、栖居于中间地带:在田园牧歌中回归农事

《瓦》中虽然弥漫着诗意、浪漫的田园情怀,但始终围绕农事展开,与美国的农事传统关系紧密。梭罗还大量引用维吉尔的农事诗,罗马的农业书写等,该书甚至对建筑村舍也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梭罗所主张并亲历的农事并非一种单调的、奴隶式的劳作,而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农事活动,致力于在浪漫诗意和田间实务之间寻求平衡。梭罗在村镇和荒野之间选择瓦尔登湖畔这一中间地带暂居,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在农事与牧歌之间来去自由、游刃有余。

首先,梭罗极力为农事传统正名。一般来说,农事伦理注重实践的价值,认为劳动就是生活,与崇尚闲暇就是生活的田园牧歌式伦理不同。在梭罗看来,农事重在实践,而农业的文学想象总是有意无意地掩盖其本质特征,自维吉尔以后的农事书写近乎是诗意、田园、牧歌式“景观”的代名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想象,虽摈弃了工业文明的丑陋,却置身过于理想化的自然之美。梭罗退守瓦尔登湖畔,独居小屋,从表象上看是一种浪漫的、田园牧歌式的做派。其实不然,梭罗是试图通过某种博弈以唤醒人们对农事的尊重。作为一名超验主义知识分子,梭罗反思人们对农事的偏见,认为上帝为人类创造双手是用来劳动的,农事活动是上帝对人类的教化。修复农事的声誉是19世纪多数美国超验主义者致力完成的一项大业。

梭罗所推崇的农事并非卑微低下的劳作,殷实的物质生活亦非其追求的目标。古代诗歌和神话至少已经表明,农畜牧业是神圣的艺术,但是当人们因贪婪和私心而追求扩大生产,追求高产量的时候,农事已经不再,景观也随之贬值,农夫也就过上了最为卑鄙的生活。梭罗深入研究了农事活动的历史,他认为在人类文明之初,各种有关农事活动的庆典、仪式和节日凸显农事活动神圣而虔敬的意义。但是在19世纪梭罗所生活的时代,乡村自给自足的小型农场多半已被商业化农场所替代,农夫变成了农业产业经营者,在梭罗看来这是一种堕落,农场主们如同乞丐一般,不满足于既得的享受。

在《瓦》的开篇,梭罗便已表明,现代农夫比古代的奴隶还要卑下和不自由。“我在康科德做过多次旅行。所到之处,无论是在商店、办公室、田野上,我都感觉居民似乎是在以千种非凡的方式苦行赎罪。”[2]2当农业商业化或产业化的时候,它即失去了原有的魅力,这是梭罗在自己开垦的豆园上耕作后的一番感悟,“由于贪婪和自私,以及我们大家都具有的把土地视为财产,或用来获得财产的主要手段的卑下习惯,风景被破坏掉了,农耕和我们一起堕落了,农民过着最卑贱的生活。他只是作为一个掠夺者了解自然的。”[2]167因此,梭罗在第一季将略有盈余的农产品用于出售之后,随即缩小规模,只是为了自给自足而种植,进而将自己的田地保持在一种半开垦状态。他也一直告诫自己:“我不会在又一个夏天花这么多的力气种豆子和玉米了,而要种下真挚、淳朴、信念、天真这样的种子。”[2]165这就是梭罗在《瓦》中不止一次呼吁人们所要遵循的适度原则,他坚持在精神及审美健康与身体及土地健康之间取中间点,因为适度,人们会有时间散步、阅读和写作,生活就会变得充实而又高尚。

梭罗研究学者蒂尔曼认为,《瓦》是农事理想和诗意田园的糅合,既有对诗歌和沉思优哉游哉的享受,又有着对劳作、艰辛、农事科学和常识的尊重。与爱默生将农夫视为联系人类与自然的“中间世界”一样,梭罗倡导美国人做一个在城镇与荒野之间的小农场上耕地的农夫,既不受文明的奴役,又可逃脱荒野带给人类的孤独与恐惧。[5]

通过重构“略有余粮的农场经营模式”,梭罗在农事之余留出一点闲暇以享受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以求处于自由状态。在《瓦》中,梭罗所追求的田园并未脱离现实基础,他所亲历的农事也没有变味,虽为垦荒耕植,但细腻、润泽,不失泥土味和浑朴的风格。就是在这样一种中间状态,梭罗精心构筑牧歌式的家园:诗化的村庄、农场和农事。这种中间状态实为令人尊重的观念抑或无法撼动的隐喻,一种道德境界,近乎完美地隐含于既不太荒野也未过城市化的乡村秩序的意象之中,充当调和的力量,在实用的进步主义和浪漫的原始主义之间建立有益的平衡。

农事传统的景观化或劳役化都会让梭罗深感痛心。在瓦尔登湖畔,梭罗希望做一位“高尚的野人”,古老农事传统的守望者,努力呈现农事活动的原初面貌,因为唯有在农事中,梭罗才会感觉与生活及大地联系密切。在瓦尔登湖畔这片中间地带,梭罗既可以田园放歌、优哉游哉,又可以躬身田地,自给自足,在诗意追求与尘世俗务之间来去自由、悠然自得。他如此生活的目的恰恰在于为农事传统正名,并通过唤醒麻木劳作的人们,恢复农事的神圣性,希望美国人成为 “诗人般的农夫”抑或“农夫般的诗人”。

三、经世致用:在“出世”中寻求“入世”

在瓦尔登湖畔,梭罗选择与山野虫鸟为邻,以孤独为伴,以阅读四季及山林为乐,像一位遁世者,远离尘嚣,安于一隅,自得其乐。但是稍加探究,我们便会发现,梭罗并不像我国传统意义上的文人隐士,仕途受挫后,被动无奈地出世,归隐山林,独善其身,甚至终其一生。隐居抑或出世对梭罗而言,只是一种生活实验,回归社会才是其真正的目的。梭罗的“出世”和“入世”都是主动的,他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的同时,终究不忘以出世时获得的顿悟启发世人。

梭罗虽被誉为美国独处的先哲,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他的小屋离最近的邻居只有1英里远,大约20分钟的步行路程;离他妈妈居住的康科德村镇也不远,为的是能够时不时回家取甜饼;离瓦尔登湖对面运输冰块和农产品的铁路只有半英里远,以至他经常沿铁路边散步;离通往波士顿的那条公路也就只有300码的距离,当有运输农产品的马车队伍经过时,马具的铃声在顺风的情况下,会自然飘进梭罗的耳中,他常常乐于倾听,其乐无穷。更重要的是,经常会有拜访者进出湖畔的小屋。梭罗的研究者威斯莱尔曾坦言,有人误认为梭罗是一位隐士,对他人漠不关心,其实,梭罗关心邻居的需求,经常替人请愿,他关注社区事务,和爱默生一样反对蓄奴制,不止一次帮助黑奴逃往美国北方或者加拿大。对于黑人,梭罗充满了同情和欣赏。梭罗对时事弊病的批判更是一针见血,丝毫不会含糊其词,更不会以图自保。梭罗虽然不是一个爱群聚的人,但是他懂得如何与人相处,只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而已。

梭罗选择独居湖畔林边为的是能有一处安逸栖居之所,以及来之不易的闲情逸致,以期从湖畔的实验中真正获益。但是梭罗并没有将荒野与城市对立起来。他痴情荒野,同样热爱城市周围被开垦过的林地,以及在土地上耕种的人们。《瓦》并未宣扬消极的“出世”观念,而是为世人指出更积极的“入世”道路,即通过回归自然、培养独立的人格和简单的生活方式来抵抗繁杂的物质文明,这就是梭罗践行的世俗的超验主义。

在《瓦》的第一章,梭罗就向世人表明,他在瓦尔登湖畔开垦种植的时间完全取决于实际需要,不必过长。“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又两个月。目前,我又是文明生活里的过客了。”[2]1在结尾,梭罗重申:“我在林中第一年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年和第一年很相像。1847年9月6日,我最终离开了瓦尔登湖。”[2]321既然梭罗已经完成了他的实验,就不必继续独居湖边,因为他从不执意要做一名隐士。他注重的是生活的自由,而不执着某种外在的生活方式。梭罗一开始就声明,他到林中居住,因为他希望生活得从容一些,只面对基本的生活事实。他不希望过那种不是生活的生活,除非必须如此。或许唯恐后人发生误解,梭罗在“来客”这一章再次表明:“我认为,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喜欢社交。我天生不是个隐士。”[2]141在瓦尔登湖的生活也并非超凡入圣、至高完美的,梭罗以批判者的身份,唤醒人们对现世不足的关注。“我不打算写一曲沮丧之歌,而是像一只黎明时的雄鸡,站立在鸡棚上引颈高歌,哪怕只是为了唤醒我的邻人。”[2]85由此可见,梭罗“出世”的终极目标是“入世”。

梭罗是带着感悟“入世”的。他再三提醒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求只会给自己戴上一副镣铐,只不过这镣铐是金子的。“当人如此低贱之时,自然之美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走向湖边,是为了看到自己宁静的精神映照在湖面之上,可是当我们的精神不能得到安宁时,到湖畔去是没有意义的。”[6]梭罗非常清楚,精神的宁静只有在自然荒野之中才会获得,所以他首先选择来到湖畔。然而,梭罗又没有完全否定生活的物质层面,正如他在书中所说的那样,这两者他都很尊重,这等于实践了中庸之道所隐含的“不偏不倚”的观念。如前所言,瓦尔登湖距文明世界只有一步之遥,他并没有脱离他厌恶的世界。他走向湖畔时没忘了拿上一把斧子,一把锋利的斧子,用以筑屋。这一点至关重要。梭罗躲进伊甸园的时候,没忘了随时可以再回到他批评的这个世界中来。[7]

在《瓦》中,梭罗隐居湖畔的同时还向世人展示了作为斗士的一面。对于社会弊端,他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梭罗对人类社会中他认为是恶的东西的憎恨程度不下于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在梭罗身上,有着隐士和斗士的奇妙结合。[2]代序:8-9 作为一名超验主义者,梭罗努力超越物质世界最终是为了改变它。《瓦》记录的恰恰就是其改变物质世界的方案。很显然,湖泊山林并不是梭罗的最终目标,而是实现自我救赎与复兴的场所。经过自然的洗礼,梭罗期待重建一个精神更加高尚的有机社会。在一个因商业化而变得冷漠的时代,带着这份神圣的使命,梭罗亲历自然,实践其中,然后再回归世俗,从一个高尚的野人的视角,给世人展现一种“更高的精神法则”。而梭罗这一伟大理想的规划与想象化的实践均在自然荒野中完成,因为他深信,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存这个世界。唯有保护好自然荒野,人类才不会丢失自己的心灵。“入世”后的梭罗肯定不会忘却那一片湖泊山野,因为那儿是人类永远的精神家园,下一次出征与洗礼的发生地。也正因此,梭罗被后人誉为美国自然文学之父、环保主义的先驱。

四、东西互鉴:生态视域下的对话想象

梭罗在《瓦》中表现出来的中庸智慧在本质上是他对自然本真的价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也生发于他对东方经典的阅读与思考,抑或两者的杂糅,蕴含其中的是深切的人文关怀与丰富的生态情愫。在生态危机日渐蔓延的当下,这种智慧为中西生态文学和生态文明对话、构建全球生态话语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学真正产生深度碰撞应该始于19世纪,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对以爱默生和梭罗为代表的超验主义者所产生的影响。

19世纪40年代,爱默生接触到了欧洲学者翻译的《孔子的著作》和《中国古典:通称四书》,书中的思想深深打动了爱默生,他甚至称后者为“我的中国书”,足见他对该书的喜爱程度。爱默生把孔子与基督耶稣并行比较,然后论证说孔子提出“中庸之道”的时间比耶稣提出“金科玉律”的时间早了整整500年。[8]在《经验》一文,爱默生说:“中间世界最好,在两个极端之间保持平衡乃上策。”作为梭罗在哈佛大学的一位重要导师,爱默生对于梭罗的影响自然不可小觑。梭罗虽早在1838年就在日记中提及孔子,但对东方经典的系统了解大致始于1841年,当时其导师爱默生赴国外讲学,梭罗搬入他家居住,真切地接近儒家思想并逐渐对遥远的中国产生了亲切感。1843年他选登在超验主义俱乐部喉舌杂志《日晷》上的21条语录就出自他此前的读书笔记。在哈佛求学期间,梭罗潜心研究修辞的同时广泛阅读欧洲及东方经典。学习古代典籍,凝思于久远的伟大而不朽的思想,大大提升了梭罗的心智,使其视野豁然开朗。他呼吁人们重视东方文明,认为西方世界尚未从东方取得它注定要接受的全部光亮。[9]

在梭罗看来,在道德堕落、人心迷失、物欲横流的年代,重温古代东方贤哲的思想不无益处。梭罗参阅东方著作的目的是透过东方智慧来省察西方世界。很显然,梭罗在《瓦》中表现出来的人文情怀及生态情愫与儒家思想不无关联,林语堂曾言,在所有的美国作家中,梭罗的人生观该是最富有中国色彩的,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感到与梭罗心心相通。在日益遭到工业文明破坏的自然面前,在寻求精神独立的时代,急于摆脱欧洲文化羁绊的爱默生和梭罗等悄悄地将目光转向东方。他们希望从异质的古老文明中找到不一样的智慧,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学者布伊尔所言,梭罗身在地方,却着眼全球,从某种意义上讲,梭罗及其导师爱默生是世界哲学家、作家,他们的思想没有地理和历史的国界,与东方哲学家不无共通之处。[3]23-24

《瓦》在某种程度上是中西文化交流与互建的典范。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行孔子之道的时代,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时代,最令人向往的时代。”[10]当今社会,在人与自然,以及多元文化之间开展对话是必然趋势。而儒家思想具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可以为各种对话提供丰富的资源。[11]《瓦》中或多或少蕴含儒家智慧,在19世纪人为物役的美国,这种智慧曾是一剂良方妙药,治愈了美国人的工业病,教会他们学会仰望天空,敬畏大地。在当代,这种智慧又重新回归东方语境,被慢慢挖掘,为重审我们的传统,恢复我们的文化自信,找寻一条解决生态问题的有效路径带来一种似曾相识的启示。[12]这一过程实则东西互鉴的过程,是两种话语和哲学体系进行建设性对话的过程。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独居两年两个月后就离开了,但是他与自然亦或儒家的对话却远未结束。在《瓦》中,梭罗也是这样暗示的,只要人类社会还在,只要自然尚存,两者之间的对话就是未完成的,因为对话是一种理想,是对人与自然以及文明之间冲突的充满现实意义的回应。唯有对话,才会带来无限生机和希望。

五、结 语

在独立战争与南北战争之间,现代资本主义在美国逐渐形成,商业和工业资本开始掌控一切,日益征服人的肉体和灵魂。人们追逐物质、唯利是图,贫富悬殊日渐加大,形成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有良知的人都在寻求超越政治的解决方法,要么是地理的,要么是历史的,要么是精神的,要么兼而有之。

梭罗就是这么一位仁人志士,一直致力于记录自然与人类世界的异化状态,努力追求一种警醒与昏睡之间的平衡,以期修身养性,涵养并留存其道德观的精髓。梭罗崇尚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对这种价值的认可是一种有道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带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梭罗在瓦尔登湖畔融入自然、反思自我,记录点滴感悟以期警示世人。梭罗将单纯的自然日志书写提升到一个更崇高、更精神化的境界,其中梭罗集中呈现的是一种适度的准则。在瓦尔登湖畔,梭罗将简朴与修身放在首位,以探究人生最基本的、得体的需求;梭罗在恢复农事传统的同时又在告诫世人千万不可成为劳作的奴隶,但梭罗的农事又不失田园牧歌的意味、诗意的向度;梭罗隐居湖畔小屋却不忘俗务,直至回归村镇;梭罗走进荒野,终究是为了感悟并回归尘世。

不同于西方传统中的“中点”,一种基于数值分割的“黄金中道”,梭罗在权衡各种可能性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做出明智的判断与选择,其理想的境界是“和”:一种平衡的、发展的和的状态,一种宁静的,更接近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庸之道,梭罗及其作品的伟大之处可能就在于此。经过岁月的洗礼,这种“伟大”已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今天看来,梭罗及其《瓦》的意义主要在于,当人类一路高歌,不择手段追求物质财富,并将世界弄得面目全非的时候,有一个声音终究会回响在他的耳旁,提醒他停下脚步,回望原初,放慢节奏,换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健康的、不失诗意的栖居方式。

在19世纪中期,环境问题自然还未凸显,梭罗隐居湖畔也许并非为了什么环保,但这并不妨碍当下的我们对梭罗进行生态解读,因为他在《瓦》中走进的是人类共同的自然,反思的是人类共同的问题,努力构建的是一种普适的伦理价值体系。因此,该书关乎人类乃至生态的整体,及未来与发展,没有地理、历史或文化的界限。[13]在瓦尔登湖畔,梭罗与其内心及自然开展对话,获得了对人生深切的体悟,由此形成的文本已经沉淀为超越时空的、实现价值践行与意义追寻的自然书写典范,可以直接同世界范围内身处心境及环境危机的广大读者进行对话。要想使得这种对话更加深入,更富成效,更能启示人类未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学者同样也要展开多元对话。由此,我们才能更加充分地发现该书的人文内涵及生态意蕴,更好地理解并享受这本伟大的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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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转引自毛亮.“疏离”与“参与”:梭罗与《公民的不服从》[J].外国文学评论,2013,(2):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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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转引自左言东.人类危机呼唤孔子智慧[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166.

[11][美]杜维明.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M].彭国翔,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16.

[12]张造群.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根基[J].社会科学战线,2014,(11):2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