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公司经济纠纷解决途径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当前国有企业法制工作的问题及经营风险分析（一）机构不全，职能不强，队伍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

    一是机构尚需健全，职能有待强化。一些国有企业尚未建立综合法律服务机构，法制部门多隶属于办公室，大多未设立专门办公场所；规章、制度不够健全，尚未形成经常性长效工作机制。由于体制上的原因，法律服务人员难以介入合同审查、合同谈判、经营决策、项目论证、工程招投标等重要经营活动，造成各项经济活动缺少法律审查环节，埋下许多经济隐患和经营风险。法律服务机构总体上职能不强，对依法维护企业权益重视不够，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法律工作与其他事务性工作混同，解决经济纠纷及法律问题的力度不大，效率不高。

    二是专职法律工作人员较少，专业素养有待提高。许多国有企业缺少专职法律工作人员，多为兼职，业务能力相对较弱。在当前民事、经济纠纷日益增多的形势下，专职法律工作人员不足，服务质量不高，已成为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瓶颈。一些国有企业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各种诉讼纠纷，往往是小事拖成大事，好成坏事。目前，国有企业法律机构的服务范围涉及到企业改制、合同管理、货款清欠、民事纠纷、对外协调、土地赔偿等诸多方面；由于人员配置不到位，专业素质不强，在法律条文的理解和具体操作上存在不少问题，影响了法律服务工作的广度和深度，没有发挥好从法律上进行“源头把关”的作用。

    （二）缺乏法律和契约意识，经济合同纠纷增加。

    一是合同法律意识不强，合同行为风险加大。这是当前国有企业经营比较突出的问题。表现为一些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缺乏必要的合同法律知识，在签订和履行合同中存在实体上及程序上的诸多问题，规范化程度不高，在合同标的、文本格式、履行方式等方面存在不少法律漏洞。实践中，有的国有企业在产品购销活动中，有时不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打白条、开空白合同书；由于合同书内容、条款残缺不全，责任追究无合同依据，这样就给对方以可乘之机，往往授人以柄，难以保证合同目的实现，反而增加了合同风险系数；一旦发生经济纠纷，国有企业往往只能自食其果。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某国有企业所涉亚龙公司建筑物损坏赔偿一案，由于在签订合同时，没有规定具体日期，且在合同中提到“同意其在该国有企业塌陷地南成立汽车运输公司一处”，没有规定具置范围；整个合同条文缺乏规范性，不明确，不具体，导致合同履行纠纷，被当事人恶意利用，形成诉讼，造成不应有的经济损失。

    二是合同审查论证失严，违约责任条款欠缺。当前有的国有企业签订经济合同，对事先审查、论证、调研工作重视不够，风险意识不强；有的经营人员违规操作，甚至仅凭哥们意气、人情关系就草率签约，导致合同权利、义务设定失误，特别是造成违约责任条款残缺不全。这样一旦对方违约或者钻合同条款的漏洞，就会使己方陷入被动，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近年来，一些国有企业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合同纠纷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如某国有企业，近几年先后涉及了亚龙公司赔偿案、中煤销售案、废旧钢材销售行政复议案、企业法人年检复议案以及债权、债务案件等20余起，涉案金额达两千余万元。这些案件中，由于合同审查不严，权利义务不清、违约责任条款欠缺造成的纠纷占到一半以上，导致一些无可挽回的损失。

    三是合同担保设定违规，违约责任追究困难。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往来中，必然要与其他经济主体发生合同担保关系，有时为担保人，有时为被担保人。国有企业在签订重要合同时设定担保，可减少风险，保障履约。但如果设定担保时不规范，如担保人无担保能力，担保财产有权利瑕疵等，就会导致担保虚设，一旦发生违约，担保责任无法落实，责任追究困难重重。另外，有的国有企业在为其它企业提供担保时不够审慎，风险意识不强，有时会陷入被动，代人承担履约责任，却无法向被担保人追偿，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无计可施。

    （三）欠款回收难度大，司法判决执行难。

    一是法律救济途径单一，欠款回收难度较大。有的国有企业由于市场法律意识不够强，依法经营和依法维护合法权利的机制尚有待完善，防范、化解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强。遇有对方违约的合同纠纷，救济途径比较少，一般习惯于和为贵，以协商为主，有时难以奏效。针对困扰国有企业经营的货款拖欠问题，有的企业习惯于上门讨债，但由于债务人东躲西藏，隐匿财产，收效甚微，反而增加了讨债成本，而对仲裁、诉讼等其他救济途径较少使用。这就使得违约者肆无忌惮，长期赖帐不还。这种情况使合同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国有企业的经济损失难以弥补，违约方的责任难以落实，对国有企业经营极为不利。

    二是依法维权力度不大，司法判决执行困难。国有企业只有重视并行使合同权利，才能有效保障合同目的的实现。但有的国有企业经营人员权利意识不强，依法维护企业权益的积极性不高，造成一些外欠款项难以收回，形成呆帐、坏帐，积累了较大数额的不良资产。有时会因忽视行使自己的法律权利，例如不安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以及特定条件下的的撤销权和解约权等，造成被动局面，导致难以挽回的损失。另外，一些国有企业申请判决执行的力度不够，对申请异地执行心存恐惧，对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的积极性不高；时效意识不强，许多案子既不申请中止执行，又不申请执行，一旦过了法定期限，法院即不再受理，导致许多判决书成为“法律白条”，造成难以弥补的经济损失。

    二、加强企业法制建设，防范企业经营风险（一）健全机构，强化职能，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一是健全法制服务机构，强化法律服务职能。要高度重视企业法制建设，健全法制机构，强化职能，形成综合协调工作机制；努力构筑国有企业法制的立体化工作网络，外靠法律中介机构，内靠法制机构，把企业经营活动置于法律的监督和保护之下。企业法制部门应当担负起为企业领导决策提供法律依据，做到依法经营，科学决策，积极维护企业的各项权益，努力规避、化解市场风险，为国有企业经营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例如某国有企业在外欠款回收工作中，成立了由法制办、财务科、企管办、监察审计科等部门有关人员组成的清欠小组，通过法律途径集中追讨应收货款，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二是优化人力资源组合，充实法制机构人员。法律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法律服务的质量。因此，在建立、健全法制工作机构时候，要不拘一格，把精通法律、熟悉经营的同志充实进来。努力为法律专业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配备必要的办公、交通、通讯工具，订阅、购买各类法律资料；落实应有的职级待遇，明确权利、责任和义务，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定期为法律工作人员提供外出培训和进修的机会，不断提高其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加强与政法院校的联系，积极引进法律人才；努力借助外力，聘用法律专家担任国有企业法律顾问，参与企业经营与决策，防范、降低市场经营风险。

    三是重视法律知识教育培训，提高经营人员业务素质。鉴于一些国有企业经营人员合同法律意识淡薄、业务素质不高的现状，加强法律业务培训是关键一环。当前亟须建立、健全普及性和专业性相结合的培训机制，结合岗位实际需要，对企管部门、供销科、财务科、审计科等重点岗位的工作人员，加大合同法、企业公司法、财税法、担保法、金融法等经济法律知识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法律业务水平，强化依法营销和市场契约意识。要通过制度化的经济法律知识和营销业务知识专门培训以及人才重组，建设一支精通法律、熟悉业务的专业化经营队伍，建立健全责权利一致的营销责任制度；从而保障国有企业更好地适应市场，参与竞争，保障合同安全，减少合同风险，维护合同权益。实践中，一些国有企业在建设专业化经营队伍方面做了可贵的尝试，例如进行合同法律知识培训，举办营销策略讲座，引进专业化人才等，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规范法律服务工作程序，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一是完善法律服务工作程序，依法维护国有企业权益。法制部门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及时高效地处理各种经济纠纷，切实维护国有企业的权益。首先，对事关国有企业重大经济利益的案件，要慎之又慎，统筹兼顾，协调一致。接到案件后，要及时向上级单位汇报，争取支持，深入调查了解案件情况，研究确定法律对策。其次，在处理民事经济纠纷时，应积极主动的请当地政府参与协调、平息，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最后，协调不成而引发诉讼的，要积极应对，制作法律文书，诉诸法院裁决；诉讼过程中，努力做到有理、有据、有节，妥善处理好各类经济纠纷；对法院判决或裁定要持辩证态度，深入分析，权衡利弊，决定是否申请执行或提起上诉、申诉。例如某国有企业历时7年最终圆满解决的微山亚龙公司煤炭洗选公司诉我方建筑物损坏索赔一案，即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在本案中，该企业积极应讼，取得了省国有局的支持，充分发挥法制部门的积极作用，严格遵循程序，规避法律风险，在诉讼双方都满意的状态下结束了诉讼，就赔偿额达成了一致意见，大幅减少了国有企业的经济损失。

    二是建立重大经营活动法律审查机制，预防、减少企业经营或决策风险。法制部门、公司律师要全面介入经营管理活动，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切实把好法律审查关。首先要健全采购、销售机制，预防、降低经营风险。国有企业法制部门和公司律师全程介入，审查合同等法律文书及法律手续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并签署法律意见，并负法律责任，以降低物资成本和项目风险。对于重大工程项目，从方案设计到工程施工、监理，要采用招投标的方式进行，企业法律顾问、公司律师和项目责任人要实行工程项目终身负责制，减少项目失误，提升工程质量。其次，依法加大对外欠款的清理力度，维护企业经济权益。组织由专门法律服务人员参与的追讨债务小组，建立目标责任追究制度，对应收帐款重新梳理分类，对陈帐老帐，采取各种法律手段，通过拍卖划拨、以物折抵、延续债权等方式进行回收。最后，对各项开支行为进行严格审计和法律审查，杜绝违法开支现象；对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则委托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审计，提高透明度，防止暗箱操作，规范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益。

    三是开拓多元化法律救济途径，依法追究对方违约经济责任。国有企业要破除特殊企业观念，敢于开拓多元化法律救济途径，改变传统的上门讨债、违约协商的习惯作法，学会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救济手段，追究对方的违约经济责任。协商不成，可请主管部门或权威第三人调解；调解未果，可依约进行合同仲裁，仲裁决定具有法律强制力。国有企业也可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诉讼程序追究相对方的违约经济责任。例如，针对一些企业或个体经营者长期拖欠国有企业合同价款的问题，如果合同责任清楚，证据确凿，则可直接向法院申请支付令，强制对方支付货款及利息。如果合同纠纷较复杂，则可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院裁判强制对方支付价款，并可要求对方赔偿损失。对于法律救济途径的选择适用，国有企业要重视违约责任追究成本核算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力求以最合理的成本，通过最适当的法律救济途径，实现追究违约责任的目的。例如，某国有企业积极与中地煤公司联系协调，经过相互协商与法庭调解，重新订立协议，有效解决了1988年遗留下来的3200万元标的额的“拨改贷”欠款问题，使企业甩下了历史包袱，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四）加强企业合同管理，防范合同陷阱和风险。

    一是建立、健全合同审查机构和管理制度，发挥内外部法律服务人员的作用。市场经济就本质而言，就是法制经济和契约经济；合同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交易手段。因此，国有企业要成立合同管理委员会，建立由法制部门全程参与的合同管理职能部门，配备专职合同管理员，各部门设立兼职合同管理人员，形成统一领导，分口负责的合同管理网络体系，使合同管理工作更加规范、科学、合理。要制订严格的合同管理制度，健全合同审查机制，实行合同签约人负责制和重大合同履行报告制度，促进依法审慎签约。合同负责单位、合同承办人要对合同的前期调查、谈判、签约、履行、验收、结算等全过程负责；对履行周期长、标的额大、复杂疑难的重大合同实行计划履行、定期报告制度，及时解决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要用好法律人才的专业化服务，引入法律中介服务机构参与重大合同项目的审查、论证及谈判；力求合同权利义务明晰，违约责任条款完整，最大可能的降低合同风险，提高合同成功率，维护国有企业权益。目前有的国有企业已建立了合同审查委员会和法律咨询机构，设立了专职公司律师或聘请社会律师为常年法律顾问，不仅成功地保障了合同安全，而且在维护合同权益，追究违约责任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例如某国有企业法制部门，积极协调，借助法律顾问，依法解决了欠款合同纠纷案、吴庄村土地塌陷赔偿案等6件案件，为企业减少、挽回损失30多万元。

    二是重视合同证据工作，做好合同公证、鉴证。由于缺乏证据意识，一些国有企业陷入“有理乏据”的尴尬境地，在经济纠纷中吃尽苦头，造成一些不应有的经济损失。“法律注重证据。”因此，企业法制机构应当重视经济合同文本、凭据的收集、整理、归档工作，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一旦涉及经济纠纷，要及时调查经济往来记录，查阅原始档案，搜集、保全相关证据，提高胜诉的机率。同时，要充分认识合同公证、鉴证的重要作用，对大额合同、重要合同依法进行公证、鉴证，保证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建筑安装工程合同要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鉴证，大宗大额合同，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公证机关公证，以防范、避免合同履行风险。例如，某国有企业对于大宗物资采购、标的额在5万元以上的合同、不动产转让和受让合同一律予以公证，从而规范了合同法律行为，堵塞了法律漏洞，确保经营活动和法律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维护了本企业的合法权益。

    三是正确适用合同担保制度，预防、规避合同项目风险。合同担保制度对保障交易安全以及维护合同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国有企业在经济担保活动中，要严格遵守合同法、担保法的规定，设定担保的内容、程序要符合规范，真正用好合同担保制度，降低合同风险。具体而言，国有企业要求其他企业提供担保，应审查对方的担保资格以及用来担保的财产权利状况，并在合同中明确担保责任条款，一旦交易对方违约，可依法追究担保责任，实现担保合同权利。国有企业如果是做担保人或为其他企业提供担保，要依法审慎设定，必要时可要求被担保人提供反担保，以减小合同担保风险，保障经营安全。另外，要用好自己的合同权利，如先诉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追诉权、诉讼权等，维护己方利益，实现合同目的。例如，某国有企业与某私人企业签订产品销售合同，在履约届至之前，该私人企业出现严重亏损，资不抵债，明显无付款能力，此时私人企业却要求国有企业按时发货；在此情况下，国有企业可以依法行使不安抗辩权，要求对方提供履约担保，如果对方拒绝的话，国有企业不承担任何责任，并可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

    四是健全招投标机制，减少合同项目成本。国有企业进行大型设备定货、重要工程施工等合同项目，标的额巨大，事关重大。除了常规的合同审查程序外，要健全并实施招投标机制；强化招投标合同项目的全方位、全过程管理，促进合同的顺利履行。企管办和法制部门要从合同的立项、谈判、签订、履行、验收、结算等各个阶段都进行了跟踪管理。公司律师要全程参与招标合同项目的管理，对合同的签订、审批、履约质量把好“法律审查关”。对重大投资或招标合同项目，要邀请相关经济和法律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进行可行性论证，保证合同项目的合法性、可行性、安全性。在当前买方市场条件下，通过投标者的相互竞争，国有企业可以选择最优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又有利于降低成本，减小合同风险。例如，某国有企业在新井建设的重要项目上，实施招投标机制，保证了工程质量，并节约项目成本近千万元，同时也增加了合同项目的公开性，避免了暗箱操作和经济违法乱纪。

篇(2)

一场意想不到的金融危机把整个世界搅了个大乱局。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我国的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能否有所作为地加入到应对这场危机的行动中，这是当前司法工作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我们认为，司法工作涉及社会的公信力和公平正义度，因此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这是司法机关和司法活动的应有职责。但在金融危机前面，也不能是纯粹被动应对、无所作为。这里有一个在不同领域的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应具有不同职责与不同行为取向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三个字上：进――对于广大律师来说，应当要做到一个“进”字

进，是指主动出手、积极进取。由于律师属于社会的法律工作者，相对来说作为一种当事人出谋划策，规避风险、保障利益的角色，本是他的职责所在。所以在这场金融危机前面，律师应当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走进企业，深入厂家。对于那些陷入债务危机的企业，在清偿债务、破产保护-兼并等方面，在需要法律救济途径时，律师应当积极参与化解企业债务危机。

对于律师工作者来说，接受当事人的委托，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不仅只在法庭上。律师与当事人形成一种委托关系以后，其职责就是全过程的依法全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律师职业本身就是应社会成员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维护当事人利益是律师职业产生的直接原因，律师的直接功能也应当是维护当事人利益。律师运用社会成员、公司企业所不具备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思维，将社会成员和公司企业的权利或利益要求及其所依据的客观事实纳入到法律框架内，转换为诉讼请求，使得这些利益请求得以进入法的空间，进而实现与法官或对方当事人之间的信息沟通与交流，并获得法律的认同和保护。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一些企业经济纠纷不断增加，律师当然需要在法庭上面对法官陈述理由，极力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但企业同样还会面临经营环境恶化、资金周转困难，生产利润减少或者经营亏损，甚至面临破产风险等非讼事件。此时，律师能够依仗他对法律的娴熟了解，帮助企业化解矛盾，规避风险，寻找必要的出路，是金融危机下律师主动出击、有效进取的一个重要体现。

律师参与危机化解，可以通过非诉讼手段配合各级政府帮企业实现重整重组，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诉讼。按照破产法规定，推进司法部门尤其是律师介入企业债务危机化解，可以实现规避政府风险、留住企业、安定员工、保障债权的多赢局面。

“退”――对于公，检机关来说，应当把握一个“退”字

“退”，是指谦抑，就是指有所“退让”。经济犯罪在我国，主要由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分别侦查处理的。经济犯罪在刑法理论上属于“法定犯”，它一般首先违反了经济、行政法规，进而又违反了刑事法规，正因为如此，一种经济行为要构成犯罪，就具有二次性的违法特征，经济犯罪与经济违法之间往往存在犬牙交错的现象。为此，在处理解决经济犯罪案件时，我们的司法机关遵循“先民事、先经济后刑事”的谦抑原则就变得极为重要。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存在着多方面、多层次的法律规范，它们有机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并存在严格的阶梯关系。在这个阶梯关系中，刑法是保证各种法律规范得以实施贯彻执行的最后一道屏障，它始终处于保障法的地位。如果说犯罪行为是各种具有社会危害中一种最极端的表现形式，那么适用刑罚不过是社会为了自身生存而进行防卫所采取的最后手段。只有当违法行为已经超越了其他法律，当其他法律制裁手段再也不能也不足以制止和惩罚触犯其规定的行为时，社会公共机构才不得已而需要动用刑法来宣布这种行为是犯罪，并动用刑罚来加以惩罚。

因此，在对金融危机下的各种经济纠纷案件进行刑事处理时，只有经过层层筛选，排除了前置法调整的可能之后，才能纳入刑法的视野之中。不然过分放大刑法的作用，让刑法跳跃式地进入到社会的各领域，在一个法治社会里，也会加大社会的司法成本。正因为如此，适当地限制刑法的干涉领域，对于我们解决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买卖合同、借款合同、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劳动合同争议案件以及房地产纠纷等类型的案件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那些介于刑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经济违法行为，我们应当通过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特征理论加以深入分析，能用民法、经济法或者其他行政法律处理解决时，就不能运用刑法做跳跃式的分析认定。

守――对于人民法院来说，就应当体现在一个“守”字

守，即守平。是指坚守公平，守住司法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是人民法院的生命线。人民法院是司法机关，是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经济纠纷的裁判者，它的社会角色和法律地位决定了它必须具有明显的内敛性、被动性。在涉及民事、经济与行政纠纷的各种法律关系和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它是社会矛盾的超脱者，它与各种法律关系、各种纠纷当事人保持着一种等距离的平衡关系。因此人民法院必须守住公平、守住社会正义的底线。不然一旦司法公正受到怀疑，社会公正便荡然无存。

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的人民法院依然染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即人民法院还必须服从、服务于整个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大局需要。司法公正能促进经济发展是不争之理，但司法公正亦存在局限性。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下，人民法院就有一个如何“为大局服务、为保障经济稳定司法”的问题。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不同于其他社会法治对司法角色的一项特殊要求。

据了解，面对企业困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出台了《关于妥善审理破产案件维护经济社会稳定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等一批司法文件和具体工作措施，江苏各级法院还为此成立了“金融危机司法应对工作领导小组”。这些都是人民法院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服从大局和服务大局有所作为的具体表现。

通过这种司法活动，对经营不善且不可逆转的破产企业，要促其迅速“退出市场”；既维护劳动者权益，又均衡保护各方债权人利益；对经营暂时困难、有拯救希望的破产企业，则要充分利用破产重整、和解等法律手段给其一线生机，助其“起死回生”。人民法院的这种司法活动被社会舆论称之为是“放水养鱼”。其实“为大局服务”不是一句空话，在具体处理案件时，人民法院采取“放水养鱼”，不是“竭泽而渔”的做法，尽量让企业能正常运转。否则法院查封了企业账户，工人可以暂时拿到补偿的薪水，但是企业倒了，工人也会失去工作岗位。这实际上是一个“双输”的局面。而人民法院通过调解、帮助重整，减少企业的动荡，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就可以实现企业和职工的“双赢”。

例如，在吉林省，法院在处理解决一起热力公司拖欠银行3000万元贷款的案件中，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向法院提出热力公司已有2500万元现金可供执行。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这2500万元是热力公司向居民和单位收取的供暖费。如果法院马上去执行，就会造成热力公司停止供热，老百姓的利益会受到很大损害，这等于让老百姓承担了连带责任，这对老百姓是不公平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把民生、社会稳定放在重要位置，把司法公正与民生、社会稳定有机结合起来，统筹考虑。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热力公司和银行通过协议方式，只做部分还款，这样既保护了银行的利益，又不损害热力公司正常的生产和供热，从而做到各方面都基本满意。这就是在金融危机下，法院的司法活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的具体表现。

篇(3)

    (一)医疗意外具有客观性

    医疗意外是医者本身存在着或受到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难以预料和防范的。这是因为:虽然现代医学的发展非常迅速,人们对健康和疾病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诊断和治疗技术也日新月异,一些曾经难以预防或者难以治疗的疾病都逐渐被现代医学征服了。但是,尚未解决的医学难题依然很多,因此,相对于社会和患者对医疗效果的期望值来说,医疗科学技术总是有限的,医者的能力总有不能及的,在诊疗护理中始终会存在医疗意外。据了解,国际上公认的医疗确诊率为70%,急症抢救的成功率为75%,这说明由于误诊而导致的医疗意外是客观存在的。

    (二)医疗意外的发生具有偶然性

    医疗意外客观存在,但并非都会发生。这是因为诊疗护理的过程是检查、诊断、治疗、痊愈的集合体,其中的致害因素是复杂的,包含了病理、心理、环境等各种因素。因此,使用非常成熟的诊疗护理技术可能会出现预想不到的医疗意外,临床上最常见的是无过错输血感染。正是人类疾病和患者体质的复杂性,才出现了诊疗护理过程中的特殊情况,造成难以预料和防范的医疗意外。

    (三)医疗意外的损害后果具有严重性

    医疗服务的对象是人,医疗行为直接面对病人的身体和生命,一旦发生医疗意外后,必然对患者身体造成各种不可逆的损伤,更有甚者将会导致生命的终结。“生命至上、健康无价”,医疗意外除了给患者带来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外,更严重的是精神上的打击和伤痛。

    二、建立我国医疗意外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一)由医疗意外引发的医疗纠纷频繁发生,建立医疗意外保险

    制度是解决此类医患纠纷,保障患者和医者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由于医疗纠纷具有客观性、不可避免性,而其一旦发生,损伤后果又是相对严重的,因而近年来,围绕此类事件发生的医疗纠纷屡见不鲜,据统计,超过80%的医疗纠纷最终被鉴定为医疗意外。现实司法实践中,法官多根据“公平责任”的原则来认定双方的责任。公平责任的运用使得医院在无过错的前提下,法官也会判决医院向患者做出数额不等的赔偿或补偿。这种只重补偿忽略分担的“公平责任”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医疗意外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在法理上存在着局限性:公平责任原则实际上不是依据当事人的行为确认责任,而是考虑到受害人所受损害导致的财产损失额的合理分担而采取的一种补救性手段,是基于道德上的公平观念的法律化,是一种“财产上均贫富”的表现。医疗行业的财产虽然相对于某一个患者而言是“富”,但如面对庞大的病员队伍,医院则不是“富”而是“穷”。其次,强调医方的公平责任会阻碍医学的发展:医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一种经验科学,医疗行为本身具有损害性、高技术性和高风险性,如果法律不允许一定风险存在,不赋予医生一定的免责事由,只要发生了损害后果,就要医方承担责任,对医方是不公平的。而在这样一个本身承载着巨大风险的医疗行为中再实行公平原则的话,对医方就更不公平了。再次,医疗意外适用公平责任原则不符合经济效益的原则:公平责任的适用意味着患方自行承担部分损害后果,承受一定的经济负担,这种经济上的负担非属于患者家庭计划之中,是一种额外的负担,会对患方正常的生活造成冲击,对某些患者及其家庭来说,更会使其生活难以为继;对医方来说,医疗意外的出现是医疗活动中客观存在的现象,根本无法克服。因此,适用公平原则不利于社会财富的积极增长、不符合经济效益的原则。

    (二)现有医疗责任保险的范围有限,应当建立医疗意外保险

    制度作为医疗责任保险的重要补充医疗责任保险又被称为医师责任保险、医疗过失责任保险或专家责任保险,是指在保险期限或追溯期及承保范围内,被保险人在从事与其资格相符的诊疗护理工作中,因过失发生医疗事故或医疗差错造成医疗事故,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并由被保险人在保险有效期限内提出首次索赔申请的,保险人负责赔偿的保险产品。医疗责任保险不涵盖医疗意外及医疗故意事故。医疗责任保险归属于职业责任保险分支。医疗责任保险主要指从事职业与思考健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人员,诸如医生、护理人员、药剂人员、检验人员等,因其服务的疏忽或过失致人损害或损失而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所以,有必要在实行医疗责任保险的同时,开展医疗意外保险,以补充医疗责任保险的先天不足,这样更加符合医疗行业的实际情况。

    (三)在我国建立医疗意外保险制度具有现实基础性

    一项关于医疗风险的社会调查显示,44%的被调查者认同“诊疗过程带有一定风险性,由此带来的伤害并不全是医疗责任引起的,而是因意外情况或难以避免的”。进一步分析该调查结果可知:不能意识到医疗意外风险的患者只有12.6%。因此,从患者一方来看,建立医疗意外保险具有可靠的现实基础。近年来,绝大多数医院受到医疗纠纷的困扰,虽然采取了各种方法避免医疗纠纷,但普遍认同通过医师职业责任保险与医疗意外保险可以有效解决医疗损害风险,避免医疗纠纷。根据实施“手术医疗意外保险”的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提供的一份调查表明:实施“手术医疗意外保险”前的2003年医疗纠纷为49起,实施“手术意外医疗责任”的2004年全院医疗纠纷为9起。所以,建立医疗意外保险也会得到医疗机构的积极支持。总之,在我国当前建立医疗意外保险具有可靠的现实基础。

    三、对建立我国医疗意外保险制度的建议

    (一)医疗意外保险的内容

    1、通过政府立法确立医疗意外强制保险原则。医疗意外保险是在全社会分担医疗意外损害的一种机制,是目前最好的处理办法;实践也已经证明,该保险能够有效解决医疗意外引发的医疗纠纷,并且也得到了医患双方的普遍认同。因此通过法律的权威推动建立该制度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应通过立法确立医疗意外强制保险原则。2、被保险人是到医疗机构就诊的全部患者。由于医疗意外的多样性,虽然手术患者发生医疗意外的比例较高,从建立医疗意外保险避免医疗纠纷的目的考虑,应当将所有的患者作为医疗意外保险的保险对象。3、患者在医疗过程中出现医疗损害,除了患者过错行为导致的医疗损害外,保险公司对患者的医疗损害首先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医疗机构对该医疗损害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有权向医疗机构追偿;如果属于医疗意外则由保险公司承担。在医疗意外保险制度中采取上述损失承担方式,由于肯定了医疗损害承担的过错责任原则,有助于预防和减少医疗损害;同时将医患之间由于医疗损害产生的经济纠纷转变成为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医疗经济纠纷,显然有助于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在法制轨道上解决,避免医疗纠纷升级恶化。4、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范围限于医疗意外死亡补偿金、医疗意外残疾补偿金(伤残等级不同、残疾补偿金不同)、医疗意外治疗费,各项费用的补偿限额在医疗意外保险合同中由双方约定。医疗意外中任何人都没有过错,而医疗意外保险旨在一定程度上“填平”医疗意外造成患者的损害,不能等同于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既包括直接受害人的损害,也包括受害人承担抚养责任的被抚养人的损害)。因此,在医疗意外保险中,医疗意外造成的损失如患者误工费、护理费、亲属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等,不应作为医疗意外保险的责任范围。

篇(4)

    一、就同一法律事实，人民法院已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或作出裁判，公安机关能否再行立案侦查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对人民法院已作为经济纠纷案件受理、审理，甚至是已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案件，民事诉讼当事人或者其他单位、个人针对同一法律事实，又向公安机关举报、报案、控告，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相关人员诈骗犯罪的刑事责任；或者公安机关在工作中自行发现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之中的法律事实涉嫌诈骗犯罪，应予追究刑事责任。此时，公安机关该作何处理？能否再行立案侦查？

    对此情况，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与之相对应，公安部2005年12月印发的《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11条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经济犯罪嫌疑，与人民法院已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系同一法律事实的，应当说明理由并附有关材料复印件，函告受理或作出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同时，通报相关的人民检察院。”第12条规定“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一)人民法院决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撤销该判决、裁定的；(二)人民检察院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

    很显然，除明确上述两种情形“应当立案侦查”外，对于其他情形能否立案侦查，公安部的《规定》并未涉及。例如以下两种情形：(1)公安机关函告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并未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而是继续审理，或者仅仅裁定中止审理，此时民事诉讼仍然存在，公安机关能否立案侦查？(2)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生效裁判，并未启动再审程序予以撤销，公安机关能否立案侦查？这两种情形下，如果存在检察机关通过立案监督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情况，自然应当立案侦查。问题是，如果检察机关没有通知立案，公安机关还能立案侦查吗？

    由于《规定》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再加上近年来公安部三令五申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因而，许多基层公安机关想当然地认为：对《规定》所明确的两种“应当立案侦查”以外的其他案件，凡属人民法院正在审理或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则上不予立案。1997年1月公安部下发《关于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指出：“由于利益驱动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在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中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有的把经济合同纠纷，包括人民法院正在办理的或已办结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作为诈骗案件办理”。公安部纪委1997年4月15日下发《关于加强对办理诈骗案件的监督，坚决纠正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的意见》明确禁止公安机关“将人民法院(包括外地法院)已经受理或作出裁定、判决的经济纠纷以诈骗立案侦查”，其第3条第2项还规定：对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或已经审结作出裁定、判决的经济纠纷案件，没有确凿证据，强行作为诈骗案件立案侦查的，纪律监察部门应当以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立案查处。

    因此，基层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往往采取消极态度。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控告人、报案人或举报人认为公安机关不作为，四处上访；公安机关对本属刑事犯罪的案件不予立案，造成放纵犯罪。另外，个别不法分子故意将涉嫌经济犯罪的事件描述成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此来阻滞公安机关开展刑事侦查活动，导致出现了“以民止刑”的不正常现象。

    因此，对于人民法院已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审理或者作出生效裁判，就同一法律事实，公安机关能否再行立案侦查的问题，亟须在理论上予以澄清，在立法上予以明确，并在程序上给予制约。

    (一)理论上予以澄清

    对此，有学者指出：公安机关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立案侦查，不受人民法院是否移送案件或者撤销判决、裁定的制约，也不能依赖人民检察院通知。理由是：(一)刑事侦查权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神圣职责，不容剥夺、取代，更不容自行放弃；(二)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章等)并未禁止公安机关另行启动刑事侦查程序；(三)将民事诉讼活动作为影响刑事立案的决定性因素，不符合刑事优先的诉讼原则；(四)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审判机构不能胜任判断“是否有经济犯罪嫌疑”的重任；(五)公安机关另行立案不会对司法权威造成损害；(六)不能消极等待人民检察院通知立案。①笔者认为，除上述理由外，对公安机关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立案侦查，不受人民法院是否移送案件或者撤销生效裁判的制约，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论证。

    1.即便是针对同一法律事实，民事诉讼也无法取代刑事诉讼。同一法律事实，完全可以同时引起两种法律关系：一是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刑事法律关系，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比如合同诈骗犯罪，一方面引起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刑事法律关系，犯罪人应向国家承担刑事责任。另一方面，还引起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犯罪人应向被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不能相互替代。两种法律责任的追究，原则上应分别通过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予以实现。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一并追究其民事责任。但民事诉讼却只能解决民事责任问题，绝不可能附带解决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因此，针对同一法律事实，即使民事诉讼正在审理，或者已作出生效裁判，也不能替代或妨碍公安机关再行启动刑事侦查程序，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否则 ，就是放纵犯罪。

    2.已经生效的民事裁判原则上对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生效的民事裁判，是对民事法律事实、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的确认，与刑事诉讼中对刑事犯罪事实、刑事法律关系、刑事责任的确认没有必然联系，两者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证明标准等均不相同，原则上应分别独立进行。即使两者针对的是同一法律事实，由于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大相径庭，其就案件事实的认定对其后进行的刑事诉讼并无当然的预决效力。刑事诉讼中由于有专门的侦查机关介入，查明案件事实的能力更强，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更高，因而，完全可以根据查明的事实与证据，推翻民事诉讼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即使民事诉讼已作出了生效裁判，也不能据此否定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查明犯罪事实的必要性，刑事诉讼仍需要另行启动、继续进行。

    3.由此引起的刑、民裁判之间的冲突完全可以依法解决。对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或者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公安机关再行立案侦查，有可能导致刑、民裁判之间出现冲突。这种冲突往往并非裁判结论的冲突，因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并不相同，两者各自独立，并行不悖。可能出现冲突的是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上，包括：先行作出的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与后来作出的民事裁判相冲突；或者先行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后来作出的刑事裁判相冲突。第一种冲突，完全可以避免，因为先行作出的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原则上对此后的民事裁判具有预决效力，民事诉讼应当避免与之产生冲突；第二种冲突，是一种可以纠正的冲突，因为先行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已被后来作出的刑事裁判推翻，此种情形下，已生效的民事裁判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加以纠正，消除冲突。因此，以可能引起刑、民裁判之间的冲突为由，反对公安机关再行立案侦查，也是没有道理的。

    (二)立法上予以明确

    对此问题，公安部《规定》采取了回避态度，企图留给司法实践去“个案操作”，这反映出公安部对可能出现的插手经济纠纷的担忧，有其合理、必要的一面。但立法上的模糊不清，难免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混乱。因而，从长远上看，对这一问题应尽快予以明确，以便各级公安机关统一思想认识、规范执法行为。

    立法上予以明确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尊重和体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权的独立性。即便是针对同一法律事实，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或者作出生效民事裁判的，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条件，公安机关就应当立案侦查。另一方面，为防止一些基层公安机关滥用立案侦查权，借此插手、干预经济纠纷，应对此种情形下的立案侦查权予以适当限制，交由上一级公安机关审查决定。

    据此，笔者建议将公安部《规定》第12条修改为——“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一)人民法院决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撤销该判决、裁定的；(二)人民检察院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不符合上述条件，但确需立案侦查的，可以在报请上一级公安机关审查批准后立案侦查”。同时，建议在有关立法或规范性文件中增加以下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复查后，仍然认为属于民商事纠纷案件，决定继续审理的，如果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确有证据证明该案涉嫌刑事犯罪、需要立案侦查的，也可在报请上一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批准后立案侦查。”这样，既保障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权的独立行使，防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不作为，放纵犯罪；又可以通过上下级之间的执法监督，防止一些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滥用立案侦查权，插手、干预经济纠纷。

    二、刑、民诉讼并存时，刑、民诉讼的顺序安排，是“先刑后民”、“先民后刑”，抑或“刑民并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先后单独或联合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从这些文件的规定及司法实践看，在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安排上，存在着三种方式：“先刑后民”、“刑民并行”和“先民后刑”。所谓“先刑后民”，是指应先审理刑事案件，待刑事诉讼终结后再审理民事案件。所谓“刑民并行”，是指对刑事案件的处理，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同时进行、并行不悖，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所谓“先民后刑”，是指先由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待民事诉讼审理结束后，再继续进行刑事诉讼。其中，前两种方式在有关规范性文件中有明确规定，最后一种方式则是司法实践中的实际做法。

    对于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交叉的案件，在刑、民诉讼并存时，刑、民诉讼的顺序该如何安排？笔者认为，较为合理的路径，是通过分析刑、民法律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刑民交叉案件进行类型化区分，对不同类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分别适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刑民交叉案件的类型，学界一般根据刑、民法律事实之间的关系，将其划分为“法律事实竞合型”、“法律事实牵连型”两大类。对两者，应分别适用不同的处理原则。

    (一)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竞合”时，原则上应实行“先刑后民”

    所谓法律事实“竞合”，是指诈骗犯罪、经济纠纷系基于同一客观事实(即犯罪行为)而产生，两者出现了竞合。刑、民法律事实竞合，必然会导致刑、民法律关系交叉。此类案件中，犯罪人既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基于其同一犯罪行为，既要承担刑事责任，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就是此类案件的典型表现。

    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竞合”时，由于刑、民事法律事实均基于“同一客观事实”而产生，两者完全重合。因而，相关案件事实的查明，对刑、民案件的处理均有关键性作用。由于在刑事诉讼中，有专门的侦查机关介入，取证能力较强，取证要求、证明标准也较高，因而，按“先刑后民”方式处理，往往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也能避免民事诉讼在事实认定上出现错误或偏差。基于此，对法律事实“竞合& rdquo;的刑民交叉案件，在程序选择上应实行“先刑后民”，原则上应待刑事诉讼审理终结后，再来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

    但是，有原则就有例外。如果出现了诈骗犯罪案件久侦不结，或者由于犯罪嫌疑人潜逃等原因导致刑事诉讼停滞时，能否打破“先刑后民”，允许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终结之前，通过先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获得司法救济呢？笔者认为，这是可以考虑的。此时变通实行“先民后刑”，以及时弥补被害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解决生产、生活上出现的困难，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牵连”时，原则上应实行“刑民并行”

    所谓法律事实“牵连”，是指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并非完全重合，两者不是源自同一客观事实，而是仅在某个或某些构成要素上出现了交叉。这种刑、民法律事实的交叉，可能是行为主体、行为内容或行为对象的交叉。行为主体交叉，是指某人既是诈骗犯罪行为的作案人，同时也是另一民事行为的行为人；行为对象交叉，是指某人或某项财产既是诈骗犯罪行为的侵害对象，同时也是另一民事侵权行为的侵害对象；行为内容交叉，是指行为人的某项行为既是刑事法律事实的组成部分，也是民事法律事实的构成部分。法律事实存在“牵连”，是司法实践中刑民交叉案件的大多数。

    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仅存在“牵连”时，由于刑、民事法律事实并非基于“同一客观事实”产生，两者各自独立，因而在案件事实的查明上，一般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而且，由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别审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所追究的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因而，两者也不存在相互替代、孰轻孰重或孰先孰后的问题。基于这两点，笔者认为，凡属法律事实“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原则上应实行“刑民并行”，即刑事、民事案件分案处理、并行不悖。

    对“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应“分案处理”、“刑民并行”，已为多项司法解释所确认。例如，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4月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7月25日公布的《关于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导致存款被他人骗取引起的储蓄合同纠纷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问题的批复》规定：“因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他人伪造银行储蓄卡骗取存款人银行存款，存款人依其与银行订立的储蓄合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4日颁布的《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的票据欺诈犯罪嫌疑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嫌疑线索提供给有关公安机关，但票据纠纷案件不应因此而中止审理。”公安部《规定》第13条也规定：“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如果不属同一法律事实，公安机关可以直接立案侦查，但不得以刑事立案为由要求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中止审理或撤销判决、裁定。”

    但原则之外仍有例外。既然刑、民案件在事实方面存有交叉、牵连，就有可能出现《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第(5)项所规定的“一案的审理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特定情形。包括：一案的审理须以另一案所查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一案的审理须以另一案的认定结论为依据。此时，变通采用“先刑后民”、“先民后刑”等方式，则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有利于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存单纠纷案件后，如现犯罪线索，应将犯罪线索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或检察机关。如案件当事人因伪造、变造、虚开存单或涉嫌诈骗，有关国家机关已立案侦查，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此处所谓“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即是指存单纠纷中的某些重要事实与刑事犯罪事实有交叉，而其查明和证实又依赖于刑事诉讼，因而应中止民事诉讼，等待刑事诉讼审结。而在涉及确权之诉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如果当事人对知识产权、公司股权等相关财产的权属存有争议，而权属认定又对刑事案件影响甚大时，实行“先民后刑”，即先由专业的民事审判人员对知识产权的权属作出认定，再由侦查机关决定是否继续追诉，就更为稳妥。

    三、刑、民诉讼并行时，两者可能出现的冲突如何协调解决

    如前所述，刑民交叉案件大多是法律事实“牵连型”，其基本处理方式应是“刑民并行”。但由于刑、民案件在许多要素上存在交叉，并存并行的刑事、民事诉讼必然会产生一些冲突，例如主体的冲突、涉案财物的冲突、证据冲突、裁判冲突等。如何协调这些冲突，是“刑民并行”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下面，笔者从主体、涉案财物、证据、裁判等四个方面，对刑事、民事诉讼之间的冲突作一探讨。

    (一)主体冲突

    所谓主体冲突，是指诈骗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时也是经济纠纷中的民事当事人。由于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采取强制措施，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此时，被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参加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就成为一大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在市、县；如需离开所在市、县，则必须报请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和批准机关同意。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要离开住所或指定的居所，或者会见他人，也必须报经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和批准机关同意。因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在本市、县范围内参加民事诉讼，不需要经过批准；如果到外市、县参加民事诉讼，必须报经批准。被监 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参加民事诉讼，一律要报经批准。如果批准机关或执行机关出于各种考虑，不同意或者不批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无法顺利参加民事诉讼，其权益就难以保障。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关押在看守所，要顺利参加民事诉讼，就更为困难。司法机关出于安全、保密等考虑，一般不允许将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押出看守所。此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不仅无法出庭，而且无法与律师沟通，其各项诉讼权利的行使均受到极大限制。

    从司法实践看，解决该冲突的办法有三：

    一是对类似民事案件不予受理。即以当事人(民事诉讼原告或被告)正在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为理由，裁定不予受理。但这种做法日益遭到反对，理由是：即便是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享有各种民事权利和诉权，其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应加以限制；同理，现行立法也没有规定，对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告就不得行使诉权，因而，其他人起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不得加以限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之规定，只要符合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笔者也赞同这种看法，依据上述关于刑民交叉案件“分案处理”的分析，此种情形下应按“刑民并存”、“分案处理”方式处理，应当受理民事案件。

    二是按“先刑后民”方式处理。即法院在受理后，如查明民事诉讼当事人确因涉嫌刑事犯罪正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即按“先刑后民”处理，裁定中止民事诉讼，待刑事诉讼终结或者相关人员恢复人身自由后，再继续审理民事案件。这种做法在实践中较为普遍，对协调刑、民诉讼冲突也有明显作用。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如果刑事诉讼久拖不结，则民事诉讼必然遥遥无期。

    三是按“刑民并行”方式处理。即民事诉讼照常进行，不必等待刑事诉讼终结或当事人恢复人身自由。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刑事诉讼久拖不决，而原告的民事诉求又较为紧迫，此时如果一味中止民事诉讼，难免会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而采用“刑民并行”，照常进行民事诉讼，显然对提起民事诉讼的原告有利，但此时如何保障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参加民事诉讼、行使其诉讼权利，就成为一大难题。前面已指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提押出看守所，可能性十分渺茫。而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参加民事诉讼，往往也需要执行机关、批准机关同意。此时，实行“刑民并行”，就必须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民事诉讼权利提供必要便利。对此，笔者建议如下：

    1.对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允许其有权会见其在民事诉讼中聘请的律师。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司法机关一般不允许将其提押出看守所参加民事诉讼。因而，现实而可行的途径是：允许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享有会见权，由律师为其代行各种民事诉讼权利。但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聘请的律师享有会见权，而未允许其民事诉讼律师有权会见。这就需要在立法上作出调整，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会见，充分商谈、交流民事诉讼事宜。当然，为防止可能出现通风报信、串供而影响刑事诉讼的情况，侦查阶段会见时，侦查机关仍可派员在场。但在刑事诉讼进入审查起诉、法庭审理阶段后，鉴于刑事诉讼律师的会见已完全放开，民事诉讼律师的会见更不必加以限制。

    2.对于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到外地参加民事诉讼的，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会见其民事诉讼律师、离开住所或指定的居所参加民事诉讼活动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尽量给予方便，予以同意和批准。如果不予批准，也应准许与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充分接触，由律师为其代行各种诉讼权利，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其刑事诉讼律师，不需要经过批准，依此逻辑，会见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就更没有报请批准的必要。因此，对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会见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均不应施加任何限制。

    (二)涉案财物冲突

    1.刑、民诉讼中的查封、冻结、扣押。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对涉案资产可以采取冻结、扣押等强制性措施。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对涉案财物也可以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保全措施。当两者针对同一财物时，就会出现冲突。首先，要明确的是，对涉案财物不能重复查封、冻结、扣押。其次，鉴于刑、民诉讼的平等性，在刑、民关系上，不应实行“刑事优先”，而只能遵循“在先原则”。即针对同一财物，如果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先予查封、冻结、扣押，公安机关无权以“先刑后民”为由，要求人民法院解除或移交。同理，如果同一财物在刑事诉讼中已被查封、冻结、扣押，审理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也无权要求公安机关解除或移交。

    2.刑事诉讼中的追缴、退赔、没收、返还与民事诉讼执行。刑事诉讼中追缴之后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两种：(1)对于违法所得、违禁品、用作犯罪工具的犯罪分子本人财物，应予没收；(2)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予返还。应当说，上述两类财物，其性质或权属都十分明确而单纯，都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财产，与民事诉讼执行不会有明显冲突。即使出现重合，也可以予以协调。例如，如果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已在刑事诉讼中被返还，则在其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被告不应再就已经返还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可能出现较多问题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的财产，如果在刑事诉讼中可能被没收或用于交纳罚金，在民事诉讼中又需要被强制执行以偿还债务、赔偿损失等，就出现了冲突。对此，我国刑法确立了“民事优先”的原则。《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第60条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 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这体现了“民事优先”、“私权优先”的精神。

    (三)证据冲突

    对于特定的书证、物证，需在刑、民诉讼中同时作为证据使用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当相互给予协助，提供该证据的查封、扣押、冻结法律手续及复印件、复制品、照片等，以利于刑、民诉讼顺利进行。例如，如果文书、财物系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但已被人民法院以民事诉讼保全措施查封、冻结、扣押的，公安机关可要求人民法院提供查封、冻结、扣押的法律手续及文书、财物的复印件、复制品或照片，以说明财物所在位置、具体数目、基本特征等。如果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也可以要求人民法院予以协助，到财物存放地或借回公安机关进行检验、鉴定。同理，对于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已冻结、扣押在案的文书、财物，如果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需要作为证据使用的，也可以向公安机关调取，公安机关应当提供该证据的查封、冻结、扣押法律手续以及复印件或者照片。

    (四)裁判冲突

    刑、民生效裁判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案件事实之认定，二是行为性质之认定。

    1.案件事实之认定。前面已经指出，刑事诉讼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相反，由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较低，其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原则上对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刑事诉讼作出了无罪判决，则需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其是否具有预决效力：如刑事裁判明确排除了犯罪行为系被告人所为，则此认定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如果仅因证据不足而判决无罪，则该认定对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

    通常来说，如果是“先刑后民”，刑事裁判在先，民事裁判在后，则上述冲突基本可以避免。问题主要出现在“先民后刑”、“刑民并行”时，如果民事裁判在先，刑事裁判在后，两者出现了冲突，如何处理？笔者认为，在案件事实的查明和认定上，民事诉讼原则上应服从刑事诉讼，当两者冲突时，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民事裁判予以纠正。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可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也可由人民检察院以抗诉形式进行。

    2.行为性质之认定。与案件事实的认定不同，在行为性质认定上，刑、民裁判相互之间均有预决效力。首先，刑事诉讼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往往对民事诉讼有预决效力。例如，如果某行为在刑事诉讼中被认定为犯罪，则在民事诉讼中就必然构成违约或侵权。此即为刑事犯罪“阻却”民事行为合法。其次，民事诉讼对行为性质的认定，有时也会对刑事诉讼产生预决效力。如果民事诉讼认定某行为属完全合法，则该行为就不可能构成犯罪；换言之，在民商法上完全合法的行为，阻却犯罪成立。例如，民事诉讼认定某行为属善意取得，即意味着该行为合法，就不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当然，这里说的仅仅是行为的法律性质，而不是行为本身的查明和证实问题。如果是事实的查明和证实问题，则刑事诉讼裁判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但在行为性质认定上，由于两者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不同，刑事认定对民事诉讼就不具有当然的预决效力。同时，由于刑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是二次调整，其对行为性质的判断往往需要参照民事认定来进行，如果在民事上是合法的，则不应构成犯罪。这一原理，可用来解决刑、民性质模糊、难以界定的案件，即在无法判断某一行为是合法、非法，某一案件是刑事案件、民事案件时，应秉承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实行“先民后刑”。先由民事诉讼对合法性问题作出判断，公安机关再据情决定是否立案侦查：如果民事上认定为合法，则刑事上就不可能构成犯罪，不应立案侦查；如果民事上属违法，则仍需根据刑法关于犯罪的具体规定及相关立案标准，来判断是否需要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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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党组和分管院长的正确领导下，2010年上半年。本院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庭紧密结合“人民法官为人民”和“守业服务年”主题实践活动，围绕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要求，能动司法，服务大局，妥善审理各类民商事案件，有针对性的开展调研工作，努力改革审判管理和抓好队伍建设。全庭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较好的完成了上半年各项工作任务。

一、以社会矛盾化解为目标。

庭新收案件39件（其中一审案件2件，2010年截止6月30日。二审案件37件）与去年同期相比收案数量增加了5件，增幅为14.7%诉讼标的金额4.31亿元，去年同期（5.62亿）相比有小幅度下降，与2008年相比，下降大幅度较大，减幅达57.7%连同去年旧存案件11件，上半年我庭共办理一、二审案件50件，已审结34件，结案率为68%未结案件中部分是近期新收案件，局部在公告送达和司法鉴定期间，局部案件在做双方调解工作。已结的33件二审案件中，维持原判的16件，改判的8件，发回重审的2件。二审案件维持率为48.5%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个百分点。二审案件改判率为24.2%与去年同期改判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调解、撤诉案件共7件，占21.2%与去年基本持平，相比2008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从受理的案件类型来看，公司股权转让、股东内部纠纷和激进借款担保纠纷仍为我庭主要案件类型，分别受理了12件和18件。从上诉案件原审法院分布情况看，南昌中院上诉10件，上饶中院上诉8件，景德镇、赣州、宜春、抚州、九江中院分别上诉3件，新余、萍乡中院各2件。民商事案件审理中，庭始终以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为中心，坚持公正、高效、和谐司法理念，通过处置好商事纠纷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一是审慎处置涉国有企业纠纷。随着我省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推进，涉国有企业主要案件类型由企业改制纠纷，包括因改制行为效力发生的纠纷和改制后因对外债务的承担而引起的纠纷，转变为不良金融债权的借贷纠纷和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涉国有企业的不良金融债权借贷案件数量虽呈下降趋势，但各方利益抵触加剧，利益平衡难度加大，特别是债权转让顺序被认定合法的情况下，各方利益更是难以协调。庭始终以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大局为重，强调对不良金融债权转让相关顺序进行严格审查的同时加大运用调解、协调、和解等多种措施的力度，从源头上化解纠纷，为国有企业改革发明良好的资产环境。对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庭通过对不服破产裁定申诉案件的审查和对具体案件的协调加强对下级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指导和监督，强调在案件审理中要加强与政府部门协调配合，要指导企业依法依规变现资产，积极预防破产中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维护企业的安定和社会稳定。二是从维护稳定角度动身审理好各类公司诉讼纠纷案件。公司诉讼纠纷案件主要表示为公司股东内部之间纠纷、中小股东诉讼、公司解散诉讼等，这类纠纷处置不好很容易影响公司的稳定和生存发展，进而会不同水平地影响市场秩序的稳定。处置公司内部纠纷时我庭坚持公司意思自治，司法谨慎干预的审判理念，对中小股东提起的知情权、盈余分配等诉讼，既注重协调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注意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之间的利益平衡。如我庭审理的秦玉林与九江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中，小股东秦玉林因满意公司不分配利润，与其他股东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向法院诉讼主张分配公司利润。由于公司股东会未形成利润分配决议，直接判决分配利润可能会造成司法过度干预公司自治权，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否分配利润是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如果判决采用诉请又有利于对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维护。合议庭通过提出其他救济途径的调解方案反复做股东之间调解工作，庭领导也多次参与协调，最终以其他股东收购该小股东股份形式调解结案，既保护了中小股东权益、维护了公司的稳定和正常经营，也有效的回避了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矛盾抵触。三是以平等维护为前提，慎重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审理违约责任纠纷。审理各种类型合同违约纠纷中，庭严格适用合同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和最高法院指导意见的规定，以促进交易、规范市场秩序为指导理念，涉及合同撤销、变卦或解除的诉讼中审慎适用情势变卦原则，对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依据公平原则，同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卦或者解除。主张违约损失赔偿的诉讼中，依法分配举证责任，严格依据违约事实和违约责任，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认定违约金数额。

二、能动司法。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助推全省七个系统国企改革。依照本院年初重点工作任务分解方案的安排安排，一是紧跟省委决策安排。庭作为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提供法律保证和服务工作的牵头部门，征求本院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发挥司法的能动性，依法为全省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司法保证和服务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的宗旨、内容、任务分工、工作方法和工作要求。依照实施方案的工作方法，庭走访了七个系统的相关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召开专题座谈会广泛听取了有关推进七个系统国企改革的意见建议，及时摸清了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法律问题以及七个系统国有企业对法院新的司法需求，明确了为国有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的方向和思路。省委省政府对全省推进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动员部署后，庭及时起草并报经院领导批准后下发了本院《关于为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做好司法保证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对全省法院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服务提出了具体要求。二是加强沟通协作，融入大局，共同推进全省经济发展。庭紧紧围绕全省进位赶超、跨越发展的目标，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服务经济发展大局的同时，更加注重立足全局、融入全局、服务全局，更加注重与省国资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证厅、省保监局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共同推动全省经济跨越发展。庭一如既往的就国企改革问题加强与省国资委的信息互通、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继续配合支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证厅开展小额担保逾期贷款的催收工作，依法保证和促进我省小额担保贷款在推动守业、带动就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平安市场规则建设的引导作用，加强与保监局、平安行业协会的联系沟通，促进我省平安行业健康、规范发展。庭推动下，院于今年2月与省保监局签订了加强合作交流机制的备忘录》明确了三方建立联系人制度、开展业务培训研讨交流、联合开展调研、建立联合调解机制、建立案件料理协助机制等事宜。为积极落实《备忘录》要求，6月底、7月初我庭与省保监局共同组织先后召开了二级法院与当地各平安公司联合座谈会，就平安合同纠纷案件中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平安人的合同解除权行使等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法院与平安行业如何共同服务全省经济发展进行了广泛交流。三是发挥商事审判庭特点，支持和推动企业守业投资。商事审判工作与经济形势、经济建设的发展息息相关，商事审判更多的解决企业、公司法人经济纠纷。庭一方面结合全省法院开展的守业服务年”活动，充分运用商事审判掌握的经济形式和规律，通过依法平等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企业自主创新和引进战略投资者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法治环境。另一方面，庭结合审判实践中发现的法律问题，发现的纠纷多发点，深入企业，走访座谈，协助企业掌握经营规律，指导企业依法回避经济纠纷，切实担负起为企业创业、经营提供司法保证和有效司法服务的职能作用。

三、注重实效。

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争取出台平安纠纷审理相关指导意见；2为配合省委关于国企改革的决策安排，针对法院受理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数量剧增，庭要求在去年组织开展的破产案件审理情况调研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入调研，出台案件审理的具体指导意见，统一全省法院审判思路；3针对银行卡被盗取存款而引发的金融机构与储户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日益增多，组织开展了ATM机银行卡存款纠纷中存在问题调研，调研基础上，出台审理相关案件的指导意见。从上半年完成的情况看，三项调研前期任务均基本完成，平安合同纠纷的调研已经完成资料收集工作；ATM机银行卡存款纠纷调研演讲已完成；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审理指导意见已基本(资/料来.源,年初我庭针对审判实践反映进去的问题确定了以下几个调研任务：1平安合同纠纷中关于平安人是否告知义务的认定和交通事故责任险中在盗窃、醉酒驾驶和无证驾驶三种情形下平安公司对人身伤亡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于:gzu521学;习/网]gzu521.com成形，将于近期下发全省法院和本院相关部门征求意见。此外，上半年我庭配合最高法院完成了以下几项调研任务：1对《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进行调研，向最高法院反馈了相关意见和建议；2向最高法院报送了2005年至2009年五年全省法院受理和审结金融纠纷案件数量统计和审理情况；3向最高法院报送了2008年以来民商事审判工作相关情况，详细反映了当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存在困难和问题，并相应的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民商事审判工作的措施和建议。4针对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演讲报最高法院，为完善相关司法解释提供素材和资料。

四、加强审判管理。保证公正廉洁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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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子商务企业；伦理问题；解决途径

电子商务是指利用简单、快捷、低成本的电子通信方式，买卖双方不谋面地进行的各种商业和贸易活动。目前，我国电子商务企业主要包括基本两种类型：第一，“不完全的电子商务”：传统企业在其原有经营范围的基础上，引入电子商务交易模式，开辟电子商务业务活动，拓展企业经营方向和范围；第二，“完全的电子商务”：借助计算机技术，通过整合商业运作中的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实现交易方式和手段的电子化。

一、我国电子商务企业发展现状及特征

（一）从企业规模看，我国电子商务企业总量持续增长。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相关调查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商务网站总量为3325家，而2010年12月已达到25000家，电子商务企业规模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0%。

（二）从地域分布看，我国电子商务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较发达的省份。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12月，我国长三角地区电子商务企业占有29.5%的份额，珠三角占有10.8%，北京占有9.7%，电子商务的发展与地方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扶持力度和消费者观念密不可分。

（三）从行业分布看，我国电子商务企业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相关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底我国电子商务企业行业分布排名前十名的依次为：纺织服装、农林畜牧、数码家电、钢铁机械、化工医药、礼品饰品、五金工具、包装印刷、建筑建材、食品糖酒。

二、我国电子商务企业发展的伦理问题

我国电子商务企业正在以其举足轻重的角色地位支配着市场经济发展走向，成为市场交换中的“主力军“。为了帮助更多的企业提高风险意识，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对于电子商务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迫在眉睫。

（一）企业成本控制方面

许多企业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试图在不断降低企业成本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然而由于交易成本控制手段缺乏，信息化成本和收益不匹配，组织机构成本居高不下，客户服务相关成本支出过低，上游成本控制缺乏规范性，缺少交易顺利完成的保障措施等问题。再加上物流成本、库存成本控制不全面，成本较高，且退换货的逆向物流成本控制意识薄弱，信息安全体系、支付体系以及其他相关支持体系不健全，由此引发的经济纠纷、法律纠纷数不胜数。

（二）企业市场准入法律制度方面

我国现阶段电子商务企业缺乏统一的企业市场准入立法，立法分散、层级低且漏洞较多。审批程序繁杂，监管部门多头，与电子商务活动本身要求的低成本、高效率和开放性等特征相矛盾。监管体系落后，非信息话的监管手段和被动的监管模式都无法适应整个市场的发展需要。由于现行立法体系的分散和庞杂，立法内容互相冲突，许多企业在这种权力交叉地带钻法律的空子，人为地造成了电子商务市场准入机制的不平等。

（三）企业经营策略和社会责任问题方面

不少企业存在错误的经营理念，认为电子商务就是把传统的商品机械地搬到互联网上销售，因此在产品策略、价格策略、分销渠道和促销手段等方面未能适应消费者的需要，只希望实现企业成本的“快打快收”。许多企业违背了企业社会责任中的诚信原则，通过虚假广告和信息扩大企业规模，将交易风险转嫁给消费者，在追求“量”的同时忽视了“质”的发展。

三、我国电子商务企业发展问题的解决途径

（一）选择合理的商业模式和经营范围，树立供应链一体化的物流管理思想，建立标准化的物流管理体系，在物流管理基础上控制库存成本和逆向物流成本，同时构建安全高效的信息系统，降低风险成本，注重增强客户服务的针对性和培养客户的忠诚度。通过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服务，而不是单纯依靠降低生产成本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

（二）借鉴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立法经验，尽快制定统一的《商业登记法》、《电信法》等法律法规，规范电子商务企业的市场准入机制。改革企业登记和监管模式，建立政府与社会的二元监管机制，明晰权利与责任的统一关系，使企业能够公平、平等地实现自身发展，减少不必要的经济纠纷和法律纠纷。

（三）在电子商务红火、人才争夺战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与其上演“人才争夺大战”，不如改善公司管理，提供人才施展才能、健康发展的平台。通过讲座、课程培训等多种方式建立内部的人才培养机制，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以提升员工的忠诚度，同时与各高校电子商务专业进行良好的沟通和协调，为教师与学生提供实践教育平台，实现人才阶梯的有效衔接，真正做到“公平”与“效率”兼得的良好竞争模式。

（四）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坚持诚实守信第一，利益、利润第二。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优势，制定合理的市场营销策略，使企业的产品质量与服务、价格定位、销售模式以及促销策略等更好地符合自身发展与消费者需求。加强电子商务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工作，建立科学有效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质”与“量”真正做到“两手抓两手硬”，在吸引公众眼球的同时打造电子商务品牌效应。

参考文献：

[1] 李长兵.我国电子商务企业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研究[J].科学.经济.社会，2011（1），第155-158页 .

[2] 何俊.电子商务企业的社会责任[J]. 信息化建设.

[3] 刘志超，何振亮.浅谈我国网上零售的发展障碍与对策[J].商业研究，2006（19）.

[4] 张安榕.我国电子商务企业成本控制问题与对策探析[J]. 科技广场，2011（4），第50-54页.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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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抓好工作落实

一直以来，我区高度重视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不断加强综治维稳工作站和相关制度建设，使综治维稳等各项工作有人管，具体工作有人抓。根据2014年度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目标责任书要求，我区以文件形式明确各项工作任务，并以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来保障工作落实，使各项综治工作具体化、务实化。

二、加大矛盾排查，确保各类矛盾可调可控

（一）上半年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

上半年，我区综治中心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共57起，其中涉及农村集体土地征用、流转矛盾5起，涉及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1起，涉及城乡建设管理2起，涉及土地、山林、水利、资源权属3起，涉及环境保护矛盾3起，涉及村务管理2起，涉及劳动社保5起，涉及医疗事故1起，涉及房产物业3起，涉及人身损害矛盾1起，涉及婚姻家庭矛盾3起，涉及邻里关系矛盾10起，其他矛盾18起。截至目前，我区已调解结束55起，剩余3起矛盾正在进一步协调处理中。

（二）近期重大矛盾纠纷情况

上半年，我区排查出重大矛盾纠纷1起，为辖区钟新村赵冲村民组村民邢治意，因其讨要无锡圣丰公司昌明化工厂工程款无果非正常死亡事件。因邢某在外债务数目较大，且邢某本身文化程度不高，此前未从事过工程建设类工作，所从事的工程又系在他人手中转包而来，各类账册手续均存在不尽完善之处，故所拥有的债权追回难度较大。其家属及债主要求开发区管委会为其解决生前债权债务问题，矛盾纠纷复杂重大。

我区对此事件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了专门工作组，积极做好邢某家人及利益相关人的安抚和矛盾化解工作。目前，邢某家人思想情绪稳定，无异常举动，据邢治意遗书中自述与其合伙参与了昌明化工换热设备有限公司工程建设的张光军、宗守红至国家局进行一事，我区及时组织人员进行了调查处理。关于张某等人提出的要开发区拍卖该工程、清偿张某等人经营损失和利息、负责向李金林等人追讨通过邢治意借取得张某11万元债务及彻查周介红承兑汇票等要求，因无相应权限且涉及合同纠纷，我区已建议张光军等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下一步，我区将在做好稳控措施的同时积极引导邢某家人及相关债权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三、及时办理案件，确保园区和谐稳定

上半年，我区接到县部门交办案件21起，其中涉及农村集体土地征用、流转资金问题1起，拖欠工资问题6起，建设工伤事故1起，拆迁安置问题1起，经济纠纷2起，土地承包1起，基础设施建设1起，房屋房产问题1起，工程款纠纷问题1起，村务管理问题1起，其他问题4起。截至目前，已解决20起，现双庙村西保村民组村务管理问题还在协调处理中。

1.关于工程款问题。经查，经济开发区昌明化工换热设备有限公司已将相关工程款项支付给了工程承建单位江苏圣丰建设有限公司。材料中所提款项，据了解已由邢治意所在项目部提取。

2.关于人提出的要求拍卖工程设备，清偿其损失和利息问题；向李金林等人追讨所欠债务及彻查周介红承兑汇票等事情。经查，事项为合同（经济）纠纷、私人借贷纠纷，根据《条例》相关规定，不属于我委受理范围，已经建议人通过司法途径主张诉求。

现对该事项处理有任何进展我区均及时通知张光军本人，积极做好事件的解决工作。

四、其他各项工作

（一）健全矛盾化解长效机制工作。该项工作已布置到各村（社区），要求及时完善综治维稳工作站，更新健全队伍，建立信息预警，排查工作真抓实干，建立好基层应急机制和应急队伍。

（二）加强个性化调解室工作。我区的土地争议和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和两代表一委员参与调解制度均已建立。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筹建村级个性化调解室，主要意向为帮助和督促各村建立好“五老”调解组织。

（三）社区调研和业务培训工作。根据县综治委《关于做好社区建设调研活动前期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区综治部门已完成社区建设调研调查问卷工作，问卷及汇总材料已于5月6日按要求报送到县综治办。根据县综治办《关于开展综治业务培训暨法制专题讲座的通知》要求，我区于5月13日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和县综治部门组织的综治业务培训班。培训后，参训人员一是反映大有收获，二是反映培训时间短内容多，一时间难以消化，建议上级部门能够抽出时间给予组织专项培训（如综治工作台账规范化讲座）。

（四）网格化管理工作。我区网格化管理基本信息录入已基本完成，四类人群细分和农村党员详细项目维护工作各村进度不一，已在本月例会上做了布置和强调。开发区管委会各领导账户已建立，各村（社区）能做到定期上报工作日志。目前，我区网格化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文件签收方面问题，本月例会我们已就此问题予以了重点强调。

（五）防控体系建设。我区目前已聘用辅警17人，达到了万分之八的比例要求。技防方面，至平安建设二期技防建设工作结束后，我区公共区各类视频探头共计66个，监控终端设在开发区派出所值班室，24小时有人值守，发现情况能够得到及时处置。目前，我区根据上级要求正在积极争取资金准备在各村主干道路口设置视频监控点，本年度美好乡村建设点——韦家村的视频监控工作已纳入整体设计中。目前工作中存在难点主要是“平安e家”电话机的推动工作，村级基层组织和群众均对其不感兴趣，推动进度不理想。

（六）防范和重点人群管理工作。本月防范工作主要抓的是对曾经有信仰历史人员的日常监管，每周我区各村（社区）针对此类人员以各种方式了解其最新动向，形成记录上报综治办备案，每月综治办会同公安机构再对相应人员摸排一遍，防止脱管。重点人群管理方面本月我们主要是开展了对辖区内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摸排工作，对于相应人员及时予以登记造册，确定村级包保责任人，经常关注动向。

（七）领导开门接访工作。按照上级领导开门接访相关要求和安排，我们及时领回了群众工作笔记，于5月17日党工委会议上进行了分发，并就此项工作进行了安排。目前我区领导开门接访工作已按照全年值班表安排依序开展，每日由值班领导接到群众，受理案件，及时交办和处置。

五、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继续做好日常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组织下属各村（社区）根据属地原则，在日常工作中真排实查，将排查出的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开发区。

二是根据本年度工作特点，重点做好防范工作，做好日常监管工作，确保本区人员无脱管现象，无反宣情况发生，不公开聚集滋事。

三是根据上级要求，做好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长效机制建立健全工作，积极探索成立各类特色调解室，为基层调解工作增加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