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农业商业化模式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生态农业商业化模式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具有较高的综合生产率，包括较高的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农业成为有较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的产业，这是衡量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最重要的标志。

农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农业发展本身是可持续的，而且具有良好的区域生态环境。广泛采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绿色农业等生产技术和生产模式，实现水资源、土地等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达到区域生态的良性循环，农业本身成为一个良好的可循环生态系统。

农业成为高度商业化的产业。农业主要为市场生产，具有很高的商品率，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商业化是以市场体系为基础的，现代农业要求建立非常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离开了发达的市场体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农业。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农产品商品率一般都在90%以上，有的产业商品率可达到100%。

实施农业生产物质条件的现代化。一是比较完善的生产条件、基础设施和现代化的物质装备为基础，集约化、高效率地使用各种现代化生产投入要素，包括水、电力、农膜、肥料、农药、良种、农业机械等物质投入和农业劳动力投入，从而达到提高农业生产率的目的。

实施农业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广泛采用先进适用的农业科学技术、生物技术和生产模式，改善农产品的品质、降低生产成本，以适应市场对农产品需求优质化、多样化、标准化的发展趋势。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先进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广泛应用的过程，是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

实现管理方式的现代化。广泛采用先进的经营方式、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从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形成比较完整的紧密联系、有机衔接的产业链条，具有很高的组织化程度。有相对稳定、高效的农产品销售和加工转化渠道，有高效率地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的组织体系，有高效率的现代农业管理体系。

实现农民素质的现代化。具有较高素质的农业经营管理人才和劳动力，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前提条件，也是现代农业的突出特征。

实现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通过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降低公共成本和外部成本，提高农业的效率和竞争力。

建立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建立完善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包括法律体系和政策体系。

总之，现代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使农业生产、农村面貌和农户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

从“平面化”向“立体化”发展。农业生产中巧用各种作物的“空间差”和“时间差”，进行错落组合、综合搭配，形成多层次、多功能、多途径的高效生产系统，如华北平原“杨上粮下”的种植模式。

从“自然式”向“车间式”发展。现在多数农业依自然条件，“靠天吃饭”。经常遭受自然灾害袭击，受自然变化干扰。未来农业生产多在“车间”中进行，由现代化设施来武装，这些设施有玻璃温室和日光温室、植物工厂、气候与灌溉自动测量装备等。在这些设施中进行无土栽培、M织培养等。现在已经有相当部分的农作物由田间移到温室，再由温室转移到具有自控功能的环境室，这样农业就可全年播种、全年收获。

从“固定化”向“移动化”发展。在发达国家，有一种被称为移动农业的“手提箱和人行道农业”的农业经营方式，形成农民居住地与耕地相分离的格局。人分别在几个地方拥有土地，在耕地和收获季节往往都是一处干完活，提上手提箱再到另一处去干活，以期最大限度地提高农具使用率，并不耽误农时。“手提箱和人行道农业”基本上以栽培谷物类为主，谷类作物一般不需要经常性的管理，就能长得很好。再加上有便利的交通运输工具，优良的农业机械促成了移动农业的发展。

从“石油型”向“生态型”发展。根据生态系统内物质循环各能量转化规律建立起来的一个复合型生产结构。例如：匈牙利最大的“生态农业工厂”是一座玻璃屋顶的庞大建筑物，其地上的作物郁郁葱葱，收获的产品被送进车间加工，其废渣转入饲料车间加工后再送到周围的牛栏、羊舍、猪圈和鸡棚，牲畜粪便则进入沼气池。这家工厂的全部动力，都来自于沼气和太阳能。它可为城镇居民提供所需要的粮、禽、蛋、奶及蔬菜。

从“粗放式”向“精细化”发展。精细农业又叫数字农业或信息农业。就是指运用数字地球技术，包括各种分辨率的遥感、遥测技术、全球定位系统、计算机网络技术、地球信息技术等结合高新技术系统。近年来，精细农业的范围除了耕种，还包括精细园艺、精细养殖、精细加工、精细经营与管理，甚至涉及农、林、牧、养、加工、销售等全部领域。

从“农场式”向“公园式”发展。农业将由单一经营第一产业到兼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农业将变为可供观光的公园，呈现出一派优美的自然风光，农业种植布局美观合理并富有艺术观赏价值，有人漫步其间，品尝果品的美味，趣在其中，心旷神怡，如旅游农业等。

从“机械化”向“自动化”发展。农业机械给农业注入了极大活力，带来了巨大效益，大大节约了劳动力，推进了城市化进程，也促进了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和广泛应用，这些机械将要进一步发展为自动化。发达国家的农户中广泛拥有个人电脑，今后将会有更多智能化机器人参与农业管理。

从“陆路式”向“空运式”发展。所谓“空运农业”，就是利用飞机将各种蔬菜、水果、花卉等从原产地源源不断地空运到大工业城市，满足市民的需要。例如，日本各地新建新机场，在机场附近建起“空运农业”园地，集中栽培并将产品空运到大城市销售。目前，日本空运货物中有30%是蔬菜、水果、花卉等，农产品如小葱、芦笋、草莓、鲜蘑菇、番茄等。

篇(2)

1.1基础选址农家乐造林模式在荆州城市近郊农村，由于依托城市，交通方便，农产品商率较高，经济较为发达。近年来，由于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和关怀，新农村建设逐步加快，荆州市村湾绿化行动对改变农民居住环境和增加农民经济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在荆州市的郊区。在郊区经济效应的指导下，农民经济状况大大改善，普遍步入小康。在荆州的村湾绿化行动中，他们一户或数户联合甚至整个村湾一致行动，充分利用立地条件较好的四旁隙地、村级公路两旁、小广场及公共场所等，利用档次较高的园林绿化树种进行绿化、美化；利用新开发出来坡地或低产田实行经济果园建设，对现有农村水塘进行改造为养鱼池；将居住的房屋改建为“农家乐”或“农耕年华”。形成房前屋后，大树参天，夏日浓阴，整个村湾实现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青的四季美景。从景观上构成春景桃花、夏日荷花、秋风丹桂、冬雪寒梅的布局。让平日拥挤不堪的城市人民，在双休日或节假日到这里来休闲度假，深深呼吸农村的新鲜空气。春天踏青，夏日避暑，秋天摘果，冬天赏梅。这是一种新的城市农业模式，是城市人民迫切要求的休闲方式，也是荆州农村实现自我发展的重要途径。

1.2设计思路依托农村现有山、水、渠、路进行植树造林，在原有树木的基础上，进行补植，提高档次。植树时，既要考虑经济效益，更要注重景观效果和社会效益。用材林经济林并重，经济效益与景观效益并重。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各业都要办出特色。

1.3主要技术措施规划布局。按农家乐经营面积的大小，统一规划、布局。规划要从农村实际出发，一般要包涵优良品种农业区、果树区、丰产林区、养殖区（包含水面养殖、家禽养殖）等。房间隙地营造竹园，竹类刚劲挺拔，枝叶滴翠，给人以优美之感，房屋左、右、前3方栽1排常绿树，2排阔叶树，形成林盘，房前栽两株桂花和各种花卉，形成错落有致、芳香四溢的环境。选择3333.5～6667m2面积，集中栽植常绿樟树和落叶树杨树形成片林，特别是夏季烈日酷暑时，形成浓阴，林下休闲娱乐。按6667～13334m2面积不等的地块，栽植桃、李、梨、苹果等，品种要优良，管理要精细，在果实成熟季节实现自采自摘，让城市人特别是儿童享受大自然的乐趣。园内小道和步道两边建立木泥柱搭建葡萄架。家禽鹅、鸭、鸡集中圈养，以供城市儿童喂食参观。水面种植莲藕、养鱼，实现夏日荷花满池和林荫垂钓的乐趣。餐饮部要办出农家特色，尽量做到粗菜细做，就地取材，粗茶淡饭，享受回归自然纯真年华。

2荆州市“农家乐”转型升级对策

为了适应全球经济的新变化及和人们旅游生活的新改变，荆州市“农家乐”发展秉承“以农为本，贴近生活，发展楚都文化”的新型旅游；以“战国”为魂魄，突出特色，发展有特色的“农家乐”旅游；以“融合”为途径，农、旅结合，发展产业化的”农家乐”旅游；以“环保”为前提，绿色低碳，发展低碳化的“农家乐”旅游。同时，在湖北构建世界现代卫生城市的背景下，“农家乐”的发展也必须体现“自然生态、城乡一体”的概念，即实现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体现促进农村发展、惠及农民生活、融通城乡一体、服务大众社会的核心理念。荆州市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和手段推动荆州市“农家乐”的发展，为实现未来荆州市“农家乐”的转型升级，应从以下3方面继续深化改革创新：

2.1荆州市“农家乐”人才转型培养升级方案

高素质人才是荆州市“农家乐”的升级的重要支撑，荆州市“农家乐”人才培养的转型升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转变观念，积极引进人才。人才的教育与培训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通过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提高荆州市服务行业人员的素质，从而提升荆州郊区旅游农业服务业的整体行业素质。“农家乐”的经营者和企业也要摒弃传统家庭经营观念和守旧思想，加强自身学习和参观培训，从根本上提升“农家乐”整体行业的创新意识和学习意识；采取“先培训、后上岗”和“持证上岗”制度，大力普及岗前培训，使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大幅度提升；充分利用荆州市的人力资源，与大学城展开多层次、多渠道的人才合作。与大学展开“暑期实习合作”和“课余时间兼职培训”等项目，尽量让学习旅游专业和管理专业的人才深入到“农家乐”行业中来，将学习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操作。

2.2荆州市“农家乐”市场转型升级方案

乡村生态农业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项产业。面对复杂的市场形势和多元化的市场需求，荆州市“农家乐”市场的转型升级主要侧重于以下2个方面：

2.2.1市场的基础性拓展目前荆州市“农家乐”的市场覆盖程度低，产业规模较小，远未不及成都市“中国农家乐发源地”的产业规模。在市场的基础性拓展上，荆州市应该着重于营销合作模式，推动荆州市乃至整个湖北省的乡村生态农业市场由“区域化竞争”向“区化域合作”的转型，从而实现市场资源共享、人才交流提升的共赢局面。

2.2.2深入和细分市场的营销荆州市需要深入研究湖北省乡村生态农业产业的市场需求，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设定不同的营销方案。针对湖北省荆州市的楚都文化、关公祠堂、三国争霸等历史文化类旅游产品，着重扩展湖北省周边的消费者，针对节假日休闲、旅游团等大型散客为主设置相应的与旅游风格结合的“农家乐”活动，积极发展营销合作组织，形成统一协调的市场，顺应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潮流，进行网站建设和在线服务。

2.3荆州市“农家乐”产业化转型升级方案

荆州市“农家乐”的发展应置于湖北省“农家乐”发展的大背景下，实现湖北省旅游经济的统筹发展，在实现湖北省产业的转型升级的前提下，实现荆州市“农家乐”郊区生态农业的大发展。在发展荆州市“农家乐”郊区生态农业产业的同时，将旅游业、农业、饮食产业、交通业、房地产业、环保产业等产业融合贯通，形成共同良性发展的局面。在荆州市大力发展花园城市、黄花菜基地、鄂菜产业化基地、中部花乡等现代农业产业化项目的同时，抓住荆州市的“农家乐”的发展机遇，借助其他产业发展的“东风”，使荆州市的郊区生态农业大力发展；在发展荆州市“农家乐”郊区生态农业产业的同时，重视产业链的强化发展上，大力大胆推广创新思维，以生态农业产业为优先，合理配置其他相关资源，建立旅游——文化——娱乐完整的产业链，实现郊区生态农业在产业链上的完善和创新；将引进旅游和农业项目作为实现手段。荆州市引进了鱼米之乡、关公祠堂、中国战国文化博览园、楚都文化探秘之旅等大型推广项目，应充分利用这些项目的带动和示范作用，整合产业内要素资源。

3荆州市发展郊区生态农业的重大意义

大力发展城市郊区生态农业符合我国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顺应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潮流，同时能够满足社会人群对农业现状的需求。“农家乐”是我国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农村经济商业化社会化发展的独特产物,对“城乡一体化”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就郊区生态农业——“农家乐”农业形式本身而言，它涵盖了4大消费优势：价格、区位、消费群体和文化特色，有成为大众化消费首选的良好先天条件。对“农家乐”旅游经营者而言，经营城市郊区生态农业——“农家乐”并不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而是可以作为农业的附属产业来经营。而这也是“农家乐”产业的得以迅速开展的原因。

篇(3)

为进一步强调稳步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试点范围，央行等四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旨在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全面推动小额贷款，大力扶持经营分散、资金需求的发展，将资金引向新农村地区、支持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一、农村金融服务的困境分析

1．农村资金供需缺口加剧。我国一直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进行严格管制，与农村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不适应。特别是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商业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逐步调整经营战略和贷款投向，从农村地区撤离尤其从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撤离就成为追求利润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农村金融缺口形成以后，要想弥补这个缺口，就迫使经济体内产生一种内在的自平衡机制加以解决，以满足农村各类经济实体的不同资金需要。

2．农户是农村金融风险的主体。由于农业的弱势性和高风险性，决定了对农业投资具有风险大、成本高、收益少、资金周转慢等特点，加之农村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和农村市场信息的不充分，使得农村地区的盈利性投资十分稀缺。

3．村级债务问题严重。二十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行，农业税附加和农业特产税附加，收入大幅度减少，盈利下降，进一步导致偿债能力下降，债务问题突显，债务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农村金融稳定发展的重要诱因。按照农业部2006年上半年的抽样调查，全国村级债务估计有4000亿元。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基层政府组织融资能力有限，必然严重干扰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这样，规模庞大的村级债务仅靠自身财力很难消化，大多数村委会采取挤占、挪用或摊派等方式用于借新还旧，势必影响上级财政对地方经济建设的正常投入。

4．农户之间借贷平凡影响金现有融体系发展。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十分脆弱,农村金融服务的成本大、收益小,商业化的追求使得国有银行的营业机构纷纷退出农村金融领域。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就成了金融机构不愿光顾的空白地带。而且，民间信用和融资多种多样，如担保抵押借贷、民间票据贴现、各种协会和互助会等。而正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不健全，农村资金外流严重，金融服务供给不足。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和方式远远不能满足农户生产和生活对资金的需要，农户不得不到民间金融市场去获取。但民间借贷多数还是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圈内，大多数的借款多是无息或低息的。主要以小额应急的借款为主，用于经商和农业投放的大额借款占了一定比例。事实上，农户之间的相互借贷非常普遍，较少从信用社(银行)获得借款。

二、发展农村金融服务的新思路

1．重建农村金融机构。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而农村经济的发展最终还是要靠自身内在的动力，因为它能够通过农户之间的互不吃亏的交易推导出一个稳定的制度结构，并供应可使交易费用更为节约的制度化的规则。所以，应进行农村金融体系自我平衡机制的建设。

篇(4)

赵辰

我做的事情，是乡村复兴，不是简单的乡村建设

屏南北村

北村位于福建省屏南县双溪镇，2013年获得“中国传统村落”称号，同年，乡贤张本甫发起村民自主团体“农民专业合作社”，并邀请在当地做田野研究的赵辰教授参与他们家乡的复兴，以村民自主体系主导、走整体复兴的道路为特点，渴望一种深度、可持续、人性化的，并能保护和发展并重，延续传统乡土聚落特点的复兴。

在我看来，乡村复兴是一项社会运动。中国的乡村问题在改革开放后加剧，不能再耽误。曾经过度的消费、剥夺乡村的资源，让城市发展，如今乡村问题很迫切。从中央到民间，大家都很关注，但也不是某个行业能够解决的事情，全社会都应该参与。过分强调建筑师的作用是不客观的，单靠建筑师，做不成复兴乡村的事情。

建筑师大多比较个性化，做出的东西有辨识力，这是建筑师追求的东西，也很正常。但当你做的事情是社会意义的，这就会产生矛盾。现在的建筑师，好像在乡村里做一个建筑设计作品，就猛然到了一个道德制高点，这是很莫名其妙的。随便用竹子盖了个东西，就很高级了？这其实不算什么，农村随便一个匠人都可以做到。我们不能把这个行为，放到一个那么高的位置。当然，这样的建筑作品和乡村复兴工作中的建筑，是没有可比性的，他们是不同的评价体系，好比小吃和星级酒店美食，都很好，但是评判标准不同。

建筑师在乡村，不能只管专业内的事情，村落是一个有机整体，需要整体思考。我不赞成只提“乡村建设”，“乡村复兴”才是真正的命题。乡村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工程，需要社会多方力量的协调，而且工程量大，见效慢，需要耐心。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七个部委都很有实力，但没有一个统筹的操作模式，各自为政都来关注乡村，就很令人担忧了。乡村不能这么做，它很脆弱，需要整体的长远的规划。所以，当建筑师来到村落，他应该统筹整个村落的发展规划，就像我们在北村做的那样，涵盖农业规划、旅游规划、水利、资源统筹等。我们拥有一致的目标。

屏南北村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在我接触之前，他们的村民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当地现代乡绅的带领下，做了很多前期工作，如整治溪流、田埂，修路、修桥等。我因为在闽北的木拱廊桥研究工作而接触到北村，村民希望我去做村落建设的事情。一开始我就想，要做就做乡村复兴工作，不做单纯的建筑。虽然我也算是古建筑专家，但我应该做更重要的事情――让北村活起来，不谈发展的保护是没有意义的。北村被评上传统保护村落后，政府的资金也到位了，我们需要协调官方目标和村民愿望。从2013年至今，北村还没有大的改变，但是村民成立了很多组织，如村民合作社、古村落保护会、青年联谊会等。目前主要精力放在基础设施的改善上：首先是道路，然后是廊桥、河道、停车场、废水处理、公共厕所等等，让外来的人会方便些;同时也开始了样板住宅改造，民宿的改造也正在设计。

我们对北村的理想是：常住人口能从户籍人口的四分之一（以老人、小孩为主）达到户籍的一半，中青年回乡创业，带来资金、技术、项目;拥有支柱产业;成为深度旅游休闲村落。而最最重要的是，北村要拥有复合型的产业结构――生态农业、农副产品、休闲度假，不能是单一的观光型旅游产品。未来人们到北村过周末，村民和游客的状态是这样――村民像接待远方的亲戚一样招待你，他可以赚你的钱，但是他不靠赚你的钱而活，因为，他们的生态农业或者其他产业也可以养活自己。我反对单一的经济模式，它会导致极端的商业化。过分依赖单一的旅游产业，必然会由于市场的竞争而恶化乡村的人际关系与自然环境，最终破坏乡村的传统文化形态，是杀鸡取卵的行为。

谢英俊

农民盖房子，是生产行为，不是消费行为

轻钢生态房

轻钢生态房，用轻钢和本地随处可见的竹子、木头、泥土盖房子，通风抗震，成本低，组装简易，所有衔接处均采用螺栓固定，村民不请专业施工队也能够把房子盖起。谢英俊团队用培训、合作等手段鼓励当地村民自己造屋。如当地政府的引导作用，建立示范村，充分和村民沟通，让轻钢结构的造屋方式，在当地变成一种产业链，从材料制作、运输、搭建等工序中，为村民提供工作机会。

“上山下乡”热潮，过去是畸形发展，现在则比较有自觉性，回到了新的常态。总体而言，这次的“下乡”会健康一点，没有革命的激情，更加实事求是，但还是存在危机。乡村复兴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长得超出了大家的想象，它比城市问题还要复杂、敏感，需要更细致的对待。目前，乡村建筑的需求是每年800―1000万户，市场比城市还大。乡村的热潮现在远远还没开始，好比只是听到了楼梯的脚步声，却还没有见到真人。各层预算还没落实，接下来才是真正的火爆。所以，乡村需要人才、资金，但最需要的是要有正确的认识和专业的知识，一窝蜂上得太快太猛太粗糙，会适得其反。

面对乡村课题，很多建筑师的专业积累不够。在建筑师的养成教育里，没有针对农村的特殊训练，强调的是个人的专业素质、强烈意志，甚至偏见。农村更多是需要农民的力量去解决问题，不是单向性的意志灌输。很多年轻建筑师以为自己受过很好的教育，高人一等，在农村里要去教导、救助农民，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向农民学习，他们的方式与你原先的知识体系不一样。现在的房子，用的是新工法，新材料，不是三五百年积累下来的。不要看农村破败，它却是千百年的历史积累，有自己的生存以及与自然共处的智慧。

建筑师的角色是，做局部的事情，做村民做不了的事情。村民是主体，他们解决自己的问题。到了乡村，要多听多问，分清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这是最难的。但凡是大包大揽的，下场都很惨，最最糟糕的是做什么“交钥匙工程”。

农村盖房，其实是很复杂的人际关系，他们需要亲友资助，互相帮忙。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农民盖房子，是生产行为，不是消费行为。生产行为，意味着，盖房子可能不是一次性投入，可以慢慢盖，有多少钱盖多少，扶贫款项省一省，说不定还能变成万元户。如果政府或企业包揽，很可能会越扶越贫。当它是生产行为的时候，你怎么设计他的房子？我们的方式就是，协助他们建造轻钢生态房。提供他们轻钢材料，他们可以自己掌控，自己设计。目前，我们在云南大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区地区的扶贫项目，就是就地取材，运上小部分的钢料，村民用泥土、石头、木材自己建造。只有自己盖的房子自己满意，别人盖的，永远都会被埋怨，帮他盖一个房子，一辈子都要接他们电话的。

我们不做古村落，针对的是乡村新建筑的农房改造，帮助村民建造安全、廉价、美观的房子，这种方式特别适合贫困地区。我们也认可做一些美丽的样板示范，用正面的价值观念去慢慢地传达一个概念，从而影响村落。但我们农村的问题很尖锐，很急迫，中国农村需要的是大量的建造，传达新的价值观念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就是慢了点。我们追求的是可重复的、可广泛推广的、经世致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建筑是人类最大的积累。农村建筑对农村复兴的作用是非常直观的，是农村生活改善的硬指标。村落的整体改造，是当地的一件大事，对人际关系、村落组织都会产生很大的冲击，是一个严酷的调整，是高强度的社区重整。当大家在齐心合力的造屋运动中，实现了住宅改善，环境改善，这个社区也就不一样了。

张雷

乡村不是实现建筑理想的实验地

云夕深澳里

云夕深澳里书局，张雷团队“莪山实践”首个建成作品，位于杭州桐庐江南镇深澳古村。深澳有着1900余年的悠久历史，始于申屠家族的血缘脉络。村中有独一无二的地下引泉及排水暗渠（俗称“澳”，深澳因以为名）和40多幢明、清楼堂古建筑目前仍保存完好。书局项目以村中清末古宅景松堂为主体，结合周边民居改造更新。

云夕深澳里包含了“云书局”“云会”“云料理”“云咖啡”“云造”“云客栈”等复合业态。其中，“云书局”为拥有8000册图书的社区，免费向村民和游客开放;“云会”将定期组织各类活动社区的沙龙，重建社区归属感;“云造”为项目建造过程和当地传统手工艺及日常用品的展示空间;“云料理”为创意乡土菜特色餐厅。

总体来说，建筑师下乡是好事，会引起更多社会各界对乡村的关注，我相信只要大家愿意对乡村花时间，总能找到办法，让衰弱的老村子有再生的动力。乡村的规划不能重复城市的方式。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乡村案例，往往是有情怀的艺术家、建筑师长期深入当地生活，慢慢努力改变乡村，如果是简单规划的话，还没有看见有利的成效。乡村的改变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对乡村应该抱有对文脉、历史充分敬畏的态度来做事情，延续乡村文脉的努力，要比改变乡村现状的意义要大得多。

“Less is more”， 少就是多，老房子的改造，动作要少。这是建筑师到乡村后应该持有的原则。向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学习，向生活学习，而最好的载体在乡村。到乡村去做设计，不是去改变，去创造，而是去敬畏。乡村盖房子容易，在城市用地上施行的那些规范乡村没有。建筑师有更高创作的自由度，很容易将乡村变成一个实验场所，用城市的方式，去实现关于建筑的理想。这是错误的。建筑的理想要和乡村的需要结合起来。不是建筑师想做什么，而是更多考虑，这块土地需要什么，当地的村民需要什么，这比建筑师用建筑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理念要重要得多。

现在我们提倡，建筑师到农村去要高暖，不要高冷，要给乡村带来有温度的空间，有温度就有动力。在乡村做项目，有两个评价标准：一是项目实施能否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实在好处;二是能否引起对乡村衰弱的关注，从而提供更多帮助，这比项目本身呈现的状态更重要。乡村建筑应该有内容，有持续性，为乡村发展提供动力，让村民和城市人都喜欢。我们的乡土项目，更多关注建筑如何为重建社区发挥作用。莪山，通过我们的努力，受到关注，是一件骄傲的事情。城市旅游开始兴起，周末度假，民宿经常爆满，也有很多参观学习的人。当地人对老房子可以改造成这样美好的空间感到惊奇，大家现在已经不会轻易拆掉老房子了。

也有一些人担心乡村过分商业化的问题，但是我认为，乡村面对的首先是一个衰弱的问题。如果真有几个村落商业化，也不是太大的问题。我们想一想另一种极端，农村是商业化更能接受一点，还是全部衰败好。中国目前的农村问题，不是过分商业化的问题，而是绝大部分村庄走向衰弱的现状，年轻人都离开村庄，村庄面临废弃。乡村的魅力不是原汁原味的破败，而是营造一种“熟悉的陌生”，既是熟悉的老房子，又能惊奇于它的变化。外人能体会到老建筑的美，而村里人也能看见老房子新的价值。莪山是一个普通的乡村，把他们的生活用这种方式展示出来，才更加有意义。

篇(5)

关键词：西北地区；金融机构；改革

从根本上解决当前西北地区农村金融中的突出问题，不能局限于对当前农村金融体系的小修小补，必须从农村金融体系的整体着眼，重新对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行功能定位和调整。推行全面的农村金融改革，完善西北地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一、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与小额信贷

农村信用社是我国农村金融组织的主体，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所以，改革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应该从农村信用社开始，使其成为真正的农村金融主力军。

1．农村信用社的职能定位和产权制度改革

现有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和发展，原则上应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信用社自身的经济实力考虑其可能的发展方式。为此，中央银行应制定相关的转制标准，以规范其改制。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西北各大城市郊区，农村信用社的势力较强，对这些信用社的重组，取消两级法人制度，将若干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相近的信用社合并组建、转变为地域性农村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与目前西北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造类似，可能是一种可行的和合理的选择。

对广大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农村地区而言，如果农村信用社实力较强，可参考上述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做法，按照自愿选择的原则，重组为商业银行。贫困地区信用社的业务主要应是支持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和脱贫工作，带有政策性业务的成分。因此，它们的出路可以是：转变成股份合作制信用社或互助式信用社，或转制成国家政策性银行即农业发展银行的基层网点机构。当然，后一种做法的前提之一是农业发展银行应将国家政策性长期融资、短期融资和扶贫等政策业务完全担当起来。此外，可以考虑降低或者取消贫困地区农村信用社农户储蓄存款利息税，减征或免征贫困地区农村信用社城建税、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人民银行西安分行与陕西省政府在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进行了财政贴息政策的有益探索，三年来财政共为农户小额信贷贴息1000万元，带动信用社小额信贷、联户担保贷款、农民自身投入和龙头企业投入的资金达1.88亿元，使示范区62.8%的农民直接受惠。

2．以扩大农村信用社浮动利率改革试点为契机，加快农村利率市场化进程

鉴于农村地区资金短缺，储蓄成本、贷款和管理成本都较高的情况，应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2004年10月28日，央行取消贷款利率的上限，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货币政策手段。根据世界银行研究表明，要实现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利率就必须能够覆盖储蓄和贷款的管理成本、行政成本、违约成本、机会成本等。如果不推行贷款利率市场化，各正式金融机构、非正式金融机构，相互之间就不能展开充分的竞争。另外，根据当前存款利率市场化试点经验，小幅度放开存款利率是无风险的，因为金融机构的变相高息吸储在许多地方已经是公开的做法，农户和企业可以直接从中受益。据统计，到2004年9月末我国最早进行信用社改革试点的8个省市农村信用社的资本充足率为7.38%，比改革前大大提高。

3．大力推行小额农业贷款

小额农业贷款，大有可为，这是很多农村信用社用实践得来的经验。国家在农村最主要的两项金融政策是信用社小额信贷和支农再贷款，这正是通过信用社来执行的。2002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必须高度重视农民增收问题，并要求农村金融部门要改善金融服务，要求信用社“积极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方式”。农村信用社全面推行农户小额信贷意义重大，它将促进信用社端正经营方向，转换经营机制，丰富信用社的真正内涵和完善其体系，而且有利于缓解农户贷款难问题，有利于抑制高利贷，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和社会稳定。《金融时报》2002年1月22日报道，西北五省区农村信用社到2001年末，共发放给农户贷款244亿元，开办小额信贷的农村信用社占五省区信用社总数的68%，开办联保小额信贷的占总数的39%，这两种贷款合计余额为39亿元，本息收回率平均在85%以上。加大对农户小额信贷的支持和服务，是一个积极的、可喜的趋势。

二、加强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支农的作用

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下的“市场失灵”将使农业这个弱质产业和基础产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此，国家必须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其中利用政策性金融实施保护是重要举措，是其它方式和渠道不能替代的。在目前西北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极大困难的新形势下，应该加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改革，充分发挥其作为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政策性金融的功能。

1．完善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筹措渠道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逐步减少对中央银行的依赖，改变目前资金来源渠道过窄且不稳定的现状，逐步拓宽融资渠道。其一是增发农业金融债券，从金融市场筹集资金。发行金融债券是规定中农业发展银行资金来源的主要部分。为了保证农业发展银行债券的顺利发行，可以考虑规定商业银行存款增长的一定比例或者强制要求保险公司的一部分资金必须用于购买农业发展银行的金融债券，并由中央银行予以保证。其二是允许农业发展银行公开向社会发行中长期农业开发建设债券，筹集个人、企业手中的大量社会资金。其三是将邮政储蓄机构从农村吸收的存款通过中央银行划归农业发展银行使用。其四是把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和亚洲开发银行对我国的农业贷款项目和扶贫开发贷款，统一由农业发展银行进行转贷。其五是统一国家支农资金的管理，特别是国家预算拨款用于农业的资金和其他用于发展农业的专项基金，都必须存入农业发展银行。

2．扩大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

目前，农业发展银行应在继续支持粮食企业按保护价收购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的同时，通过农业政策性贷款的信贷投向，在农业产业布局和农业区域布局上对农业发展进行重新规划与调整，达到帮助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农业发展银行尤其要扩大农业开发贷款，把主要力量放在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上，使农业发展银行真正成为农业“发展”银行。

第一，农业发展银行的支持重点应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扩大对农业生产环节的贷款。一是支持以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特别是西北农村干旱地带的农田水利基础建设。二是支持农业产业化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注重支持西北各地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项目。三是作为信贷扶贫的主力军，农业发展银行应对西北贫困地区的各种扶贫经济实体进行支持，特别是那些既和本地资源相结合，又能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资源开发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

第二，强化对农业服务领域的资金支持，尤其是对农业科技开发和推广的资金支持，为农村经济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农业发展银行首先应为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农业开发组织等提供资金支持。西北农村地区严重缺乏科技人才，通过科技教育投入，为西北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培养一大批科技带头人和合格劳动者。其次，根据市场需求信息，对具有比较优势和发展前景的西北地区新、优、名、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给予大力支持，并通过加大对农业科研经费与农业科研成果鉴定转化的政策性信贷投入，提高农业科技进步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和农产品的科技含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第三，支持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主要是以公路、电网、供水、通信为重点的农村生产生活设施的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可以大大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促进城乡平衡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农村社会化、现代化建设水平，而这种环境的变化又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资金、项目，使农村的农业和非农业都得到迅速发展，农业发展银行可以分享到农村发展带来的好处。

第四，支持西北地区农村的生态建设。加大农村能源生态农业示范工程建设以及生态资源保护的投资力度，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加快水土整治，退耕还林还草，防风固沙，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中国农业银行的改革要支持农业发展

中国农业银行的改革应该着眼于支农，为了满足西北农村地区的金融需要，就应该从三个方面加以改进：首先，由于西北地区农业的明显弱质性和“三农”的特殊性，完全商业化的正式金融机构必然不能够满足农村的金融需求。因此，主要为“三农”服务的中国农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就不应该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采取相同的模式，必须是“有限度”的商业化，即中央银行把中国农业银行的赢利性指标压低，以便于补贴其从事“三农”业务所带来的必要亏损；另外，中央银行还可以设立专项贷款，作为支持中国农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其次，中国农业银行应该切实建立恰当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对农村经济主体的信息掌握，增强对农村经济主体的贷款力度。第三，要完善和规范中国农业银行设在县及县以下农村经营网点的金融服务功能，取消单纯吸储的网点。

在农村金融与经济的渐近式改革中，只有充分认识到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抓住我国市场化改革这条主线，才能使农村金融和西北农村各项改革更加有效。农村金融发展，需要社会方方面面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保护农业，发展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才能够共同建设一个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王桂堂.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经济经纬，2003，4:45-47.

[2]宋维佳.我国西部地区投融资策略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3，12:56-58.

篇(6)

各种旨在消除现代农业弊端的新农业形态的共同特点，是重视资源和环境保护，减少或拒绝石化产品的投入 [1] 。但是这些农业形态中的大多数也存在着产出和效益低下的问题。与这些农业形态不同，生态农业在不断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保障生物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高效、稳定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 [2] 。

明清江南的生态农业，由于具有现代生态农业的主要优点，因而也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因此，较之传统的经营方式，这种生态农业在经济上也具有明显的优势。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它才会在商业化水平很高的江南能够逐渐推广开来。

前面谈到的谭氏的经营，傅衣凌认为其核心是“企图把农业变成企业性的东西，并使用大量的雇佣劳动者”[3] 。企业式经营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牟取利润，因此谭氏经营的最大特点是求利。这一点，李翊早已明白看到。他在写了上引关于谭晓（谈参）事迹的那段文字后发表感慨说：“昔马迁论货殖，谓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噫！亦安所论巧拙哉？莫巧于参矣！……丁南湖奉常，为语嘲之曰：‘其取利也，穷天极地而尽人’”。可见，谭氏之所以采用生态农业的经营方式，主要原因是这种方式可以带来最大的利润。

与谭氏不同，邬行素只是一个贫穷小农。他死后，其家庭失去了最主要的劳动力，情况更为恶化。为了帮助老友遗属生存下去，张履祥特为之做了上述策划，目的自然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收入。从本质上来说，张氏方案所体现的经营目标与谭氏的经营目标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而生态农业则是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鉴于张氏方案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同时也有更多资料可使用，因此下面我们就以此为对象，来对生态农业的生产率进行分析。

（一）土地生产率

不论在谭氏农场还是在张氏规划的邬氏农场上，新的经营方式都可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这表现在土地（以及池塘）生产率的明显提高上。

在谭氏农场上，由于最低洼的水田已经改造为池塘，保留下来的水田地势较高，并有高塍保护，因此生产率较一般水田高得多（收入“视平壤三倍”）。在池塘养鱼，在塍岸、沼泽等处种植果树、蔬菜，收入又较水田高得多（“视田之入复三倍”）。因此之故，谭氏也从他人“弃而弗辟”的“洼芜”之田上发家致富，成为著名的富翁。

按照张氏方案，邬氏农场也可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由于有关记载较为丰富，同时小经营更加具有普遍性，因此我们对邬氏农场的土地生产率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

邬氏的耕地是10亩瘠田。这10亩瘠田若种水稻，能够生产多少产品呢？可从《策邬氏生业》中有关记述推考之。“瘠田十亩，自耕仅可足一家之食；若雇人代耕则与石田无异；若佃与人则计其租入，仅足供赋税而已”[4] 。邬氏遗属5人，年食米14.4石 [5] ，而亩产大约在1.5石左右 [6] ，因此“瘠田十亩自耕仅可足一家之食”。雇工的开支，从《沈氏农书》“运田地法”中关于长工的费用可见。在稍前（明末）时期与邬氏住地邻近的涟川，经营地主沈氏雇长工，一人年支出为13石米[7] 。邬氏所居之处的雇工价格兹以此数计 [8] 。据张氏“若雇人大耕则与石田无异”之语，可知邬氏的10亩水田的收成，在支付长工费用（合米13石）以及肥料种籽等费用后已无剩余，亦即总产值应在15石左右[9] [9] 。张氏还谈到了出租给他人耕种的情况。出租土地虽可有地租收入，但同时也必须交纳赋税。万历时归安县实征赋粮每亩0.5石 [10] ，或万历时乌程县实征税每亩0.6石[11] 。将此作为顺治时这一带实际赋粮征收量，应当不会过多[12] 。姑以此计，那么张氏所说“若佃于人，则计其租入，仅足供赋役而已”，可以理解为每亩收租只有0.5－0.6石，产量倍之，应为1石略多。水稻亩产量既如此之低下，因此扣除生产成本后，净产值（不包括春花）几近全无，乃属必然。总而言之，邬氏的田地如种水稻，总产值至多相当于15石米。

如果改变经营方式，按照张氏的策划，那么同样十亩瘠田的生产率即可大大提高。张氏说：种桑三亩，采叶养蚕，“一家衣食已不苦乏”；种豆三亩，豆起则种麦，“豆、麦登，计可足二人之食”；种竹与种果各二亩，“竹成，每亩可养一二人；果成，每亩可养二三人”；“然尚有未尽之利。若鱼登，每亩可养二三人”。下面我们即以此为据对改造后的邬氏农场的生产率进行分析。

邬氏贫瘠的水田改造为桑园之后，3亩可养蚕20筐，得丝、棉30斤，“一家衣食已不苦乏”，即衣食已基本可以保证。邬氏一家一年食米14.4石，已如前述；其衣服费用，依稍前湖州庄元臣家的标准，共合1.7两银 [13] ，兹姑以此计，可折米1.7石。因此衣食总费用当在16石米之谱。3亩豆、麦，“计可足二人之食”，亦即其产值相当于7.2石米。2亩竹可养活2－4人（姑以3人计）；2亩果可养活4－6人（姑以5人计）。即使这里所说的“养活”仅指保证吃饭一项而言，这4亩地的产值也相当于28.8石米。以上各项合计，总产值约为52石米，为种水稻产值的3.5倍。如果加上在桑地、果园中种植的间作作物（如菜、芋瓜、蔬）的收入，那么这个差距还会更大 [14] 。

此外，邬氏农场还可有养羊和养鱼的收入。养羊的收入包括两部分，一是小羊，可以出售（“稚羊亦可易米”）；一是羊粪，可作桑树的肥料（“以为树桑之本”）。依照《沈氏农书》蚕务（六畜附）所言计算，养大羊5－6只，一年可产小羊5－6只，约价2两，可折米2石；此外每年还可净得肥壅150担。养鱼的收入亦然。一则鱼可出售，二则鱼粪可以作为肥料。就前项而言，邬氏池塘面积不详，即使仅以1亩计，经深浚后，“若鱼登，每亩可养二三人”，若以2.5人计，产值相当于9石米[15] 。因此仅通过出售小羊和鱼，即可收入11石米。

总之，按照张氏的策划来经营，这个仅有瘠田十亩和池塘一方的小农场，可以获得比原来高出数倍的总产值。

（二）劳动生产率

对于邬氏农场来说，不仅所拥有的自然资源贫乏，而且人力资源也十分匮缺。邬行素死后，遗下家属5人，其中有劳动力3人（行素的遗孀及其尚未成年的长子、侄子），没有劳动力的老幼2人（老母、幼子）。前者仅可勉强养活自己（“竭蹶自养”），后者则完全要靠人养活。对于这个农户来说，如果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乃是关系到其生死存亡的大事。

在明代后期的江南，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之一，是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生产活动的种类，亦即张履祥说的“农事随乡”。张履祥又说：在桐乡，由于“蚕桑利厚”，“（旱）地之利为博”，因此“多种田不如多治地”。而这又主要是因为“田不宜牛耕，用人力最难。又，田壅多，工亦多；地工省，壅亦省。田工俱忙，地工俱闲。田赴时急，地赴时缓。田忧水旱，地不忧水旱。俗云千日田头，一日地头是也”[16] 。简言之，在这里，种桑比种稻有利，主要原因是前者在时间分配上不像后者那么集中于农忙时节，同时前者对水旱灾害的抵御能力也相对较强。

种植不同的作物对劳动力的种类的要求也不同。从各种生产活动对劳动力的具体需要来看，水稻生产对农户中的主要劳动力——成年男劳力——的需要最强。水稻种植中最主要工作——整地、插秧、车水、收获等（特别是劳动强度最大的整地和车水），基本上只能由成年男劳力承担。因此如果没有成年男劳力，就很难进行水稻生产。而邬氏家庭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缺乏主要男劳力的家庭。不仅如此，由于邬氏之田“形势俱高，种稻每艰于水”，因此其户种稻所需人工，比普通情况下所需人工要大大增加 [17] 。因此如果按照一般的经营方法，邬氏田地种稻的话，其家的劳动力无法胜任（“力不任耕”）。与此相反，如果改种桑等作物，情况即有颇大不同。“种桑、豆之类，则用力既省，可以勉而能，兼无水早之忧。竹、果之类虽非本务，一劳永逸，五年而享其成利矣”。换言之，除了少数工作外，旱地生产的大部分工作都可以由妇女和未成年人承担，特别是蚕桑生产，更是向来以妇女和未成年人为主要劳动力。因此，依照张氏策划，邬氏农场不仅为邬行素遗孀及其长子、侄子提供了充分的就业机会，而且甚至还可以使其老母与幼子也有一些轻活可做（例如看蚕、放羊、打绵线等）。这样，由于实现了“充分就业”，原来闲置的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所以该户的劳动生产率也有明显的提高。

但是，要充分利用农家各种劳动力，选择合适于这些劳动力的生产活动只是一个方面。农业生产有很强的季节性，各种生产活动对时间的要求通常都有颇大出入。因此，要使农家劳动力能够得到充分的使用，还取决于农家选择的各种生产活动在时间分布上是否协调。

根据张履祥《荐新蔬果》和《沈氏农书》中的《逐月事宜》，我们将张氏为邬氏遗属所作的策划中的有关生产活动编成以下农作日历（下画横线者出自张氏文，其余出自沈氏文）：

正月：种桑秧，敲麦沟，倒地，罱泥，下地壅，修桑刮蟥，浇麦，撒蚕草，编蚕帘蚕箦，收枣

二月：倒地，刮蟥，罱泥，修桑刮蟥，做塍修泼，锹沟，罱泥，修圩岸，捆桑绳

三月：丕 地，沉梅豆、晚豆，浇桑秧，罱泥，削豆坂，刮二蟥，把桑绳

四月：丕 地（原注：白地、豆地），谢桑，压桑秧，倒地，剪桑（原注：并修截），沉晚豆，看三蟥，收麦，拆麦棱，窖蚕沙梗，窖蚕豆拇，甩麦，收笋

五月：丕 地，浇桑秧，拔地草，斫地滩（原注：并塍脚），收豆，收梅

六月：丕 地，拔梅豆，收麦 [18] ，收李或莲房

七月：丕 地，捏二蟥，修桑，把桑，下麦秧（原注：并胡萝卜），合鱼丛，收梅豆，收桃

八月：丕 地，倒地，下地壅，挑河泥，罱泥，沉蚕豆（原注：地滩），下寒豆（原注：田塍），收菱、芋

九月：垦地，沉蚕豆，垦麦棱，罱泥，勒叶，拔晚豆，捉蛀虫，锄竹地（原注：修竹），收耦

十月：垦麦棱（原注：沉麦），浇麦，垦地，罱泥，拔赤豆、晚豆，种芥菜、青菜，采菱，起鱼丛，收桔

十一月：提麦沟，种大小麦，垦地，罱泥，截桑枝傀儡，刮蟥，

十二月：下地壅，刮头蟥，罱泥，修桑，收梨、莲实

由上可见，张氏方案中的各项生产活动，在时间分布上相当均衡。在水稻生产中，对劳动的需求高度集中于农历四月下半月与五月上半月（收麦、种稻）和九月下半月与十月上半月（收稻、种麦）两个时期，形成了农忙时节。而在上述农作日历中，却不存在这样的农忙时节。水稻生产中的一项耗工甚多的工作——车水，也被省去。而在这个农作日历所列的各项活动中，耗费人工最多的罱泥工作，一年中竟有八个月都有。由于可以工作的时期较长，不必急于一时完成，从而相对而言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使得邬氏家庭中的劳力也可完成此项工作。

因此，新的经营方式使得农家原有的闲置劳力得以尽可能多地参加生产活动，从而创造更多的财富。正如张履祥所言：“农桑之务，用田之道，资人之力，兴地之利，最是至诚无伪。百谷草木，用一分心力，辄有一分成效；失一时栽培，即见一时荒落。我不能欺彼，彼亦不欺我”[19] 。今天流行的“农业过密化”（又称“内卷化”）论者认为明清江南由于“人口压力”不断加剧，导致了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量不断下降，进而迫使农家老幼也不得不工作，而他们之进入生产又增加了劳动的供给，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然而事实是，由于明代后期江南农业生产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因此农民劳动生产率主要表现为一个农户在一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总量 [20] 。这个总产量与该农户投入生产的劳动总量有密切关系，所以农户内的劳动力使用越充分，创造出来的产品也就越多。在此意义上而言，该农户的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如果农家有大量劳动力闲置，自然是劳动力资源的很大浪费，那么怎么能说农户劳动生产率很高呢？张履祥说：“人只坐无所事事，闲荡过日。……农功有时，多则半年，谚云：‘农夫半年闲’”。因此他提倡在“专勤农桑，以供赋役，给衣食”之余，利用闲散时间读书，“开卷颂习，讲求义理，不已多乎？”[21] 当然，对于农民来说，更现实的做法是利用闲散劳动力从事生产，以获得更多的收入。

（三）农户净收入

依照一般情况，总产值的增加也常常意味着投资的增加。如果投资的增加超过总产值的增加，那么即使获得较高的总产值，其净产值也不会相应增加。因此张氏方案是否真的有利可图，主要还要看其净产值增加的情况。

对原有水土资源进行改造，需要进行颇大的投资。例如把水田改造为桑地，就需要投入大量人工 [22] 。陈恒力、王达按照张履祥《策溇上生业》中所说的情况，估计在明清之际的嘉湖一带，要买十亩田地并对其进行改造（凿池、培基等），一般大约需要100两银子 。对于一个农户来说，这当然是一笔很大的基本建设投资。不过对于邬氏而言，他们已有田地和池塘，不必再购买。在邬行素生前，已进行了相当一部分改造工作 。余下的改造工作可以逐渐完成，不必一次性大量投资。由于这些缘故，此项投资虽然为数颇大，但在此姑不计。这里拟仅就主要农作活动中的投入与产出的大致情况进行讨论。

首先，我们分别看看各种生产活动的投入－产出情况。据我过去的研究，在明代后期的江南，一亩水稻的生产费用（即工本）大体相当于0.8石米 [25] 。一亩麦的生产费用，明代没有记载，按照清代的情况来看，一般生产1石麦的工本一般只有生产1石米的一半 [26] ，而当时麦的亩产量大约是1石，因此一亩麦的生产费用大约为1石米的生产费用的一半。然而按照江南民间的折算标准，1石麦通常可折为0.7石米[27] ，因而清代前期江南麦的市价也通常为米的70％[28] 。由此可见，在亩产不很高的田地上种麦，比种稻要划算。种植豆类作物（在江南主要是蚕豆和黄豆），不仅投工很少，而且基本上不用施肥，所以生产成本很低。张履祥说是“虽久荒之地，收梅豆一石，晚豆一石，近来豆贵，亦抵田息，而工费之省，不啻倍之，况又稍稍有叶乎！”[29] 换言之，一亩豆的产值大约等于一亩水稻，而净产值则为水稻的一倍。种植竹、果，饲养鱼、羊，由于投入较少而产出较高，因此净产值也颇为可观。

蚕桑的情况比较特殊。在明末湖州归安沈氏农场上，一亩蚕桑的生产费用大约为7.5两，而一亩水稻的生产费用仅为1.5两；水稻的亩产值为3.6两，蚕桑则为17.4两；因此水稻的亩净产值为2.1两，蚕桑为8两 [30] 。可见，与水稻生产相比，蚕桑生产无论是在投入还是产出方面都有明显增加，增加幅度也大体相似。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在当时的江南，沈氏农场属于上等的农场，特别是沈氏经营以水稻生产为第一要务 [31] ，因此其田地上的水稻亩产量大大高于一般农场 [32] 。若是自然条件对水稻生产较为不利的地方，蚕桑对水稻的优势还要更明显。例如在桐乡，从张履祥所提供的数字来分析，在丝、米价格都比较正常的时候，一亩蚕桑的净收入约相当于水稻净收入的5倍以上 [33] 。若是连上水稻的后作（即春花）的收入一起算，那么蚕桑亩净产值高出水田净产值的倍数会略微下降一些。总的来说，万历四十四年桐乡知县胡舜允所言：“地收桑、豆，每四倍于田”[34]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数。净产值的绝对数量有如此大幅增加，表现了土地生产率的大幅提高。

从邬氏农场的情况来看，情况更为明显。如果种水稻，所得净产值微乎其微，因此“自耕可足一家之食。若雇人代耕，则与石田无异。若佃于人，则计其租入，仅足供赋役而已。众口嗷嗷，终将安籍”。但是种植桑、豆、麦、竹、果，都可分别获得比种稻更高的净产值。

这里我还要强调的是，以上这些活动结合起来，还可形成综合优势，进一步减少投入，从而增加净产值。这种综合优势体现在：这种新的经营方式不仅使得原来闲置的劳动力得到充分使用，而且也使得农业生产所产生的废物得到多次利用。废物利用率的提高，不仅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而且也能够减少对生产的物质投入。如果利用方法得当，将会减少生产开支，从而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这一点，张履祥也已说得很清楚：“种田地利最薄，然能化无用为有用。不种田地力最省，然必至化有用为无用。何以言之？人畜之粪与灶灰脚泥，无用也，一入田地，便将化为布帛菽粟”[35] 。下面，我们仍以邬氏农场上的肥料问题为例，对此进行分析。

农作物的产量取决于土壤的肥力及其补充情况。我曾对明清江南主要农作物每亩需要施肥的数量和农家肥料生产能力作过分析。这里依照我所作的计算，将与邬氏经营有关的情况列出于下 [36] 。邬氏养湖羊5－6只，产粪肥150担上下，可供3亩桑地施肥之用 [37] 。邬氏的3亩桑园可产蚕沙18担 [38] ，再加上人粪便和塘泥，足敷邬氏的麦、豆、竹、果对肥料的需求 [39] 。邬氏农场肥料已可自给，不必去购买 [40] 。因此这种综合经营，为邬氏农场节约了购买肥料的开支。

不仅如此，由于废物得到循环利用，又进一步减少了在购买肥料方面的支出。在当时的杭嘉湖一带，羊的过冬饲料通常是蚕桑生产产生的废物枯桑叶。养湖羊5、6只，每年大约需要枯桑叶3，500余斤，若是购买，要付出1.5两银 [41] 。邬氏的3亩桑地可产多少枯叶不详，但是连上其所种的2亩竹和2亩果树所产生的枯叶，估计应当可以大致够作这5、6只湖羊的过冬饲料[42] 。这些枯叶先经羊、后经鱼食用，最后再转化为肥料，不仅大大节省了在羊饲料和鱼饲料方面的开支 [43] ，而且也大大节省了在肥料方面的开支[44] 。废物的循环利用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因此这种经营方式当然也就十分有利可图了。

由于以上原因，依靠同样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邬氏家庭若按照一般的经营方式无法生存，但按照张氏的方案来利用这些资源，“勤力而节用，佐以女工，养生送死，可以无缺”。不仅如此，邬氏子弟“治生余暇尚可读书。……既壮，能胜稼事，累其嬴余，益市田数亩”。换言之，不仅安享温饱，而且还可以读书求学，日后更可达到小康。因此在这种经营方式下，这个农场的生产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比过去有显著的提高。

四、生态农业在江南的普及历史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种生态农业在江南的普及情况。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只有了解其普及情况后，才能判别它到底只是一种存在于个别地方、个别农户中的经营方式，还是一种得到比较广泛的采用的方式。如果是前者，那么对于江南农业就没有很大的影响。相反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就必须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现象而予以高度的重视。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经营方式并非明代忽然出现的全新事物。事实上，早在南宋时，陈旉就已提出：在十亩地上凿陂塘二三亩，以所起之土筑堤，堤上种桑。天野元之助认为此即近代珠江三角洲“四水六基制”的滥觞 [45] ，实则这也是后代江南水乡改造稻田为桑园（即培基之法）的先声。这种方法在元代继续有所改进。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元代的《居家必用事类》中所记载的方法比陈旉所言又有改进[46] 。但是，上述挖塘蓄水的方法，主要着眼点还是解决灌溉用水问题，至于改良局部生态环境则在其次，因此我们还不能称之为生态农业。其次，陈旉说此法仅适行之“高田”（即江南西部的宁镇丘陵与浙西山区），可见尚未用于水乡。以后的挖塘蓄水，也主要在江南的高田地带 [47] 。而明清生态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却是在杭嘉湖一带。此外，宋元时期适于在江南水乡密集种植的湖桑品系尚未育成，桑树剪养技术也还比较落后，这也使太湖南部水乡种桑受到很大制约。因此以稻、桑、鱼、羊生产相结合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农业，一直要到明代后期才出现。

这种生态农业出现后，在江南逐渐普及了开来，并在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形成不同的模式。这种普及的结果，直至今日还可看到。陈恒力、王达于1950年代中期在江南各地作了实地调查后总结说：“浙西〔按：即明清的杭嘉湖三府及毗邻地区〕的地形经过了长期的人工改造，在我们所看到的有三种：第一种是桐乡型，人工沟洫（或人工河流）、人工池塘、人工桑地台、人工塍岸的凸凹不平；第二种是金山型，从远处望去，地形是平的，但到每个村去看，一块平整的地段在大的河、塘包围中，又有数不清的浜、港、泾、沟错综着，地形也不平整（比桐乡好得多）；第三是新登型，半山区的田段很小，梯田与山沟相间，地形更为复杂。所以这些地区的地形是经过长期人工改造的，古代是为适应小生产的地形改造”[48] 。

陈、王二氏认为这种地貌的出现是因为“封建时代，以一家一户为单位来进行基本建设，一家的水田十亩或二十亩与邻家的十亩或二十亩隔绝了。……在小农业阶段，这样建设是必然的”，而且“由于封建小农业过渡到社会主义大农业，这种地形就有严重妨碍了，还必须进行由小地块的凸凹不平再改造为平整的大地块”[49] 。但是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其实主要是生态农业发展所导致的后果。这也表明自明代后期以来的几百年中，生态农业逐渐在杭嘉湖等地普及，以致使地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明清江南生态农业的历史意义。

生态农业出现于196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有迅速的发展。尽管目前在整个农业中所占比重还不大，但是发展前景十分广阔[50] 。在我国，生态农业作为一种新农业理念，大约到1970年代末才被引入。1981年我国召开了生态工程学术讨论会，会上提出生态农业就是农业生态工程。自此以后，经过20多年的发展，生态农业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取得较大进展。就实践而言，在政府的主导和支持下，在全国开展了生态农业的建设，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51] 。

我国今天的生态农业，是科技和经济专家参照国外先进经验，按照生态学的原理，运用工程学的方法设计出来的。由于生态农业强调要根据生态环境的特点而因地制宜，因此出现了适应各地情况的生态农业的多种模式。依照我国农业部负责人路明的归纳，当前我国生态农业所采用的主要的模式有三种，即：（1）南方“猪－沼－果”模式，（2）北方“四位一体”模式，和（3）北京大兴县留民营模式。其中，运用最普及的是第1种模式，而最适应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现今情况的是第3种模式。因此这里也对这两种模式作一简单介绍，然后比较其与明清江南情况的异同。

（1）南方“猪－沼－果”生态农业模式：以养殖业为龙头，以沼气建设为中心，联动粮食、甘蔗、烟叶、果业、渔业等产业，在吸收传统农业精华和现代农业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农业生物综合利用。具体地说，就是户建一口沼气池、人均出栏两头猪、人均种好一亩果，被称为“121”工程。利用人畜粪便下池产生的沼气做燃料和照明，利用沼渣、沼液种果、养鱼、喂猪、种菜，从而多层次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提高了经济效益，改善了生态环境，增加了农民收入。

（2）北京大兴县留民营生态农业模式：改变过去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生产结构和生态循环关系，建立并优化农林牧复合生态系统，因地制宜地通过食物链和产品加工环节，提高物质循环、能量转化效率以实现增值，逐步形成物质和能量多层次循环利用的结构。粮食加工的麸皮及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物作为饲料送至畜牧场。牲畜粪便和部分作物秸秆进入沼气池，产生的沼气供农民作为生活燃料。沼渣和沼液，一部分送至鱼塘养鱼，一部分送至大棚温室作为肥料，一部分沼渣经过加工成为饲料。鱼塘的底泥又是农田、果园的肥料。这样多层次循环利用，使废物不废，变废为宝，整个农业生态系统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的有机整体。每亩耕地化肥平均使用量也因此由125公斤降到30公斤以下，蔬菜生产更已做到基本上不使用化肥[52] 。

这两种模式是今天我国生态农业比较成熟的模式，已在推广并取得良好的效果。虽然这两种模式是农业专家根据国外新的农业理念并运用最新科技设计出来的，但是如果与西方发达国家盛行的主要生态农业模式相比，显然有颇大的不同。为什么会有不同？除了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技术等条件的差别之外，我国传统农业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因素。如果把这两种模式与谭氏和张氏的经营方式作仔细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的差异在于沼气技术的运用，而在其他方面则颇多类似之处。因此，在这两种模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谭氏和张氏的经营方式的影子。换言之，无论从工作机理来看，还是从实践情况来看，都可以说十六、十七世纪江南的生态农业乃是今日的生态农业的先驱。这个情况提示我们：今天中国的生态农业并非纯粹的舶来品。虽然今天的生态农业这一理念和许多相关技术确实是从国外引进的，但是如果不是中国的传统农业自身已经包含有若干对于这种生态农业至为关键的积极因素，它是决不可能迅速在中国得到推广并且演化出适合中国各地情况的不同模式的。政府的大力推动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正如1979年以前三十年的经验教训所示，政府的作为如果不符合中国的实情，肯定也不能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而构成中国农业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之一，就是中国的传统农业。这个传统农业包含着许多积极的因素，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利用。今天生态农业的发展，就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因此，以往学界盛行的那种将“传统”等同于“落后”、“近代”（或者现代）等同于“进步”的做法，是非常不恰当的。

注释

[1] 这些农业形态包括回归型农业、替代型农业、持续型农业。详见本文注2。

[2] 前引胡人荣、余长义：《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现状与展望》（转载于agri.ac.cn/agri_net/02/2-08/）。阿尔铁里的研究也证实：使用生态农业方式实际上比使用化肥农业方式产量要高。不仅是产量，而且它给环境带来了一系列好处。例如，他在加利福尼亚做的有关苹果的研究报告证明，从中长期来看，采用两种方式生产的苹果产量是一样的。但是对环境的影响却有巨大的差别。使用化肥农业方式比使用生态农业方式对环境的影响要大30倍（见前引《生态农业推动者》）。

[3]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63－64页

[4] 前引《策邬氏生业》。

[5] 张氏说：“凡人计腹而食，日米一升，能者倍之而已”（见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60页）。邬氏和张氏的友人海宁陈确也说富家仆人每人每日食米1升（《陈确集》文集卷一《寄祝二陶兄弟书》，第67页）。邬氏遗属5人中，老弱2人，妇女1人，男性青年（未成年）2人，加上又贫穷，因此其食米量当比每人每日1的标准为少。兹以上述成人4人计，全家5人年食米14.4石。

[6] 在与邬氏住地相距不远的海宁，亩产量是“中田遇极丰之年，亩获率不过二石”(《陈确集》文集卷十一《古农说》，第268页)。邬氏水田是“瘠田”，其亩产量肯定在2石以下，如果是亩产1.5石，那么10亩田生产的粮食总产量应当大约相当于15石米，恰够一家之食。

[7] 据《沈氏农书》“运田地法”，长工一年的工食收入及主人付给长工的农具折旧费、盘费共可折米13石，见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76页）。

[8] 清初人口减少，雇工价格上涨。因此雇工价格不应低于此数。《补农书后》说：“近年人工既贵，偷惰复多”。见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14页

[9] 雇工种田，肥料由主人家提供，其费用，沈氏是每亩大约0.55两银，见李伯重：《明清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刊于《中国农史》（南京）1984年第1期。邬氏贫困，恐怕没有那么多。若是以沈氏之半计，则为每亩0.28两，10亩合2.8两。

[10] 详前引庄元臣言。

[11] 崇祯《乌程县志》卷三赋役引沈演语。

[12] 顺治时赋税虽然号称“悉复明万历间之旧”，“悉复万历间原额”，但明末不少加派（特别是最为沉重的辽饷加派），仍沿袭下来了，因此清初赋额虽轻于崇祯朝，但却重于万历朝。特别是在桐乡所在的浙江，情况更是如此。浙省顺治十八年纳税田亩仅及万历六年的96％，而赋粮却达155％，亦即亩均赋粮增加163％。参阅陈支平：《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厦门）1988年，第1－3章。

[13] 据庄元臣《治家条约》（收于庄元臣：《庄忠甫杂著》，北京图书馆藏清初抄本，第二十七条“分衣银”），庄氏家仆每年衣服费用为：“每家仆夫妇二人，夏衣分银三钱，在五月初给；冬衣分银四钱，在十月初给；其单头则半之”。邬氏遗属5人，以成人4人计（稚子2人计1人）。

[14] 例如张履祥说：“园中菜、果、瓜、蒲，惟其所植。每地一亩，十口之家，四时之蔬，不出户而皆给”《补农书》总论，见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26页。

[15] 邬氏原来肯定也养鱼，但是一个池塘养鱼的数量，取决于其水容量。池塘深浚之后，水容量扩大，养的鱼更多，产量也当然更高。

[16] 《补农书后》，见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01页。

[17] 陈确之母有田4亩，购置水车一部费1.2两银，遇天旱，其父家仆来帮助车水，一次即花费2两银。到处暑时，其父家仆8人来帮助车水，“行水竟日，水仅暨一田角”（《陈确集》别集卷十一《先世遗事纪略》祖理川公，第529页）。由此可见车水开支之大。

[18] 《补农书后》：“（吾乡）种麦多在立冬后，至夏至而收”。见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05页。

[19] 《补农书》总论。见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52页。

[20] 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收于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9年。

[21] 《补农书》总论。见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54页。

[22] 在1980年代的嘉兴，新建一亩桑园，一般要投入200工左右。见李百冠：《论商品农产品基地的建设》，《农业经济论丛》（北京）第4辑，1982年。

[23] 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79页。

[24] 已种桑一亩余，种豆二三亩。换言之，已将大约四亩的水田改造成为适合桑、豆生长的旱地。

[25] 见李伯重：《明清江南蚕桑亩产考》。

[26] 据姜皋《浦泖农咨》，在1830年代初的松江，一石麦的生产成本与售价，“仅相抵也”，即1，000文钱左右。而一亩水稻的生产成本大约4，000文，其时水稻亩产量仅2石米略多。所以一石麦的生产成本约为一石米的一半。参阅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27] 包世臣在《安吴四种》卷二十六《庚辰杂著》之二《为秦易里侍读条白门荒政》中说：“大麦，……充口食，一石可抵米七斗”。在同书同卷《齐民四术》卷二农二中在计算亩产量时又说：“麦七斗抵米五斗”，也是麦一斗合米七斗。因此不论大小麦，作为食物消费，都大体上是一石麦抵七斗米。

[28] 麦价与米价的比率时有变化。有时较高，例如康熙50年（1711年）4月苏州上米每石1两银以下，次米0. 8两，麦则约0. 6两；康熙52年（1713年）8月上米1. 05－1. 06两，次米0. 94－0. 95两，麦0. 6两。有时则较低，例如康熙52年11月上米不到1两，次米不到0.9两，而麦0. 6两。见《李熙奏折》，中华书局（北京）1976年，第92、143、149页。据此，麦价约为次米价的63－75％。又，据郑光祖：《醒世一斑录》，青玉山房咸丰二年刻本，杂述卷六“麦价”条，自乾隆末年至道光后期，常熟的麦价通常为米价的70％。《林则徐集》公牍《谆劝殷富平粜并严禁牙行铺户屯米抬价告示》，也明示道光12年苏州小麦价为中米价的70％左右。因此可以确信在清代前期大部分时间内，麦价通常为米价的70％左右。

[29] 《补农书后》，见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01页。

[30] 李伯重：《明清江南蚕桑亩产考》。

[31] 陈恒力说：“沈氏以种水稻为第一，蚕桑为第二。张氏则专重蚕桑，把水稻生产放在附属的次要地位”。见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03页。

[32] 李伯重：《明清江南蚕桑亩产考》。

[33] 李伯重：《明清江南蚕桑亩产考》。

[34] 光绪《桐乡县志》卷七。

[35] 《补农书》总论，见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47页。

[36] 参阅李伯重：《明清江南肥料需求的数量分析》，刊于《清史研究》（北京）1999年第1期。

[37] 参阅李伯重：《明清江南肥料需求的数量分析》。

[38] 明清江南每亩养蚕8筐的桑园可产蚕沙约8担，参阅李伯重：《发展与制约》，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2002年，第8章。邬氏桑园亩养蚕6.3筐，按此比例，可产蚕沙6担。

[39] 参阅李伯重：《发展与制约》，第8章。当时每亩麦大约需施肥2.4担，豆则1担。因此邬氏的3亩麦和3亩豆，即共需施肥10担。竹、果情况不详，但是一般而言施肥数量不会很多。因此18担蚕沙加上人粪便和塘泥，所需肥料大致够了。

[40] 沈氏购买肥料，是一笔颇大的开支。

[41] 《沈氏农书》蚕务（六畜附）。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86页。

[42] 由于邬氏非常穷困，肯定不可能向沈氏那样有钱去购买枯桑叶。张氏为其策划种桑3亩，养羊5、6只，肯定是有深意的。

[43] 张履祥说：“若以湖州畜鱼之法，而尽力于吾地之池，取草既便，鱼价复高，又无溃溢之患，损脊之忧，为利不亦多乎！……尝见其乡一叟戒诸孙曰：‘猪买饼以喂，必须资本；鱼取草于河，不须资本。然鱼、肉价常等，肥壅上地矣等。奈何畜鱼不力乎！’ ”（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32页）。因此即使是捞取水草喂鱼，也需要人工。

[44] 这些枯叶如果不作为饲料，只能焚烧后作为草木灰施用。草木灰缺乏氮和有机质，因此还需再使用含氮丰富的肥料如粪肥等。

[45] 《陈旉农书》地势之宜篇。参阅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研究》（增补版），禦茶の水書店（东京）1979年，第174页。

[46] 陈旉的办法是在“高田视其地势高，水所会归之处，量其所用而凿为陂塘，约十亩田，即损二三亩以潴蓄水”，见《陈旉农书》，中华书局（北京）1956年排印本，地势之宜篇第二）。而《居家必用事类》戍集九“蓄水法”却说：“种田作池，蓄水深一丈，可以荫二十种（引者案：‘种’字当为‘亩’字之误）田，今江南多用筒水车以备之”。后一种方法不仅可以节省耕地，而且由于所挖池塘较深，蓄水较多，因此可养鱼。由于这种方法比前一种方法显然更为实用有效，一直延用到后代。

[47] 参阅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第3章。

[48] 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80页。

[49] 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80页。

[50] 例如，据法国全国生态农业观察研究所公布的统计，目前在法国从事生态农业（指在农业生产中不使用任何化学合成品，包括化肥和化学农药等）生产的农户仅有10，400户，所经营的农田和牧场等面积仅占全部农业生产面积的2％，但是最近几年来，生态农业产品市场以每年20％的增速扩大。1997年，该国生态农产品的销售额仅为6，000万欧元，到2001年已猛增至17亿欧元，并有着极大的发展余地。见新华社编发《法国生态农业市场前景广阔》（转载于中国农网2002年11月20日）。

[51] 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有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生态农业试点2，000多个，其中有160多个县级规模、10多个地（市）级规模，另有几个省逐步发展生态农业省。1994年国家7部委（局）联合启动的全国51个生态农业试点县建设顺利实施，均取得了巨大成效，并于1999年6－7月全部通过国家级验收。北京市大兴县留民营村、浙江省萧山市山一村、江苏省泰县沈高乡河横村等7单位先后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全球500佳"称号。各地开展生态农业建设后粮食总产量增幅15％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增长2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9％，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18．4％，生态环境状况明显改善，比1990年水土流失减少49％，土壤沙化面积减少21％，森林覆盖率增加3.7％。见胡人荣、余长义：《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现状与展望》。

篇(7)

关键词：藏区 经济 金融 分析

2008年10月15日国务院第30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关于支持青海等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8〕34号），围绕经济、民生、生态、稳定等方面明确提出支持青海等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作为该文的受文对象，青海等省藏区即以外的十个藏族自治州分别是位于四川省的甘孜和阿坝州；云南省的迪庆州；甘肃省的甘南州；青海省的海西、海南、海北、黄南、果洛、玉树六个州，以下简称十大藏区。

一、十大藏区经济比较分析

（一）经济总量比较

2005年以来，十大藏区经济总量呈现较大幅度增长。2009年末，海西、甘孜、迪庆、海北州四州的GDP总量较2005年翻了一番，增长幅度差距不大，分别为2.15、2.06、2.23、2.13倍。从绝对数量上看，2005到2009年海西、阿坝、甘孜仍然排列前三，增长数量较大。果洛由于2005年基数低，虽然5年间增长了69.2%，但是绝对数仅仅增长5.46亿元。

按人均GDP计算，2009年海西州人均GDP达到65290元远远超过其余九个藏族自治州排列第一，是十大藏区里唯一超过全国人均GDP的自治州。海北、果洛、甘南、玉树四州人均GDP没有超过1万元。甘孜10316元排列第六，玉树7131元排在末位。

（二）经济结构比较

2005年以来，十大藏区产业结构均有一个优化过程。总体上看，十大藏区第一产业增长不快，第二产业缺乏规模，第三产业的区域经济支柱还很脆弱，三次产业结构呈现不发达情况下结构合理状态。从2009年各州的一二三产业比来看，第一产业比重有所下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所比重有所上升，只有玉树州第一产业比重超过50%。

就产业结构而言，第二产业发达是一个地区工业化、现代化程度的体现。2009年，海西州第二产业在GDP中占了绝对比重，其第二产业增加值就占GDP78.2%，高于阿坝州38.8个百分点，高于甘孜州的44.3个百分点。从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来看，甘孜仅次于迪庆、果洛排列第三位，说明甘孜第三产业比较优势突出，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将逐渐成为其地区产业发展方向之一。

二、十藏区金融比较分析

（一）总体情况比较

1、金融机构种类比较。截至2009年底，阿坝州以211个金融网点居十大藏区网点数之首。海西州有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保险公司等13种金融机构是十大藏区中金融机构种类最多的自治州。

2、存贷总量和存贷结构比较。总的来看，2009年十州存款平均余额为106.9亿元，贷款平均余额为51.3亿元。阿坝州存款余额336.43亿元，海西州贷款余额151.52亿元分别是十大藏区存款贷款最高的自治州，果洛州存、贷款余额均为最低。甘孜州存、贷款余额低于阿坝、海西居于第三位，高于十州平均数41.57亿元、30.47亿元，是果洛州的8.46倍、26.9倍。存贷款居前三位的阿坝、海西、甘孜存款种类的共同特点在于企业存款和储蓄存款占总存款的比重相差不到8%，而黄南、果洛两者比重相差达2倍。

3、十大藏区存贷比比较。十大藏区存贷比差距较大，2009年存贷比最高的迪庆为81.8%，高于同期全国存贷比12.26个百分点，其次海西州为73.7%。甘孜以45.81%排名第四低于全国同期23.73个百分点，低于同期十大藏区存贷比平均值2.17个百分点。果洛存贷比最低14.4%，远远低于全国和十大藏区的平均值，排在末尾。

（二）存贷增长速度比较

1、2005-2009年，甘孜州人民币存款平均增幅23.9%，排第9位，阿坝玉树平均增幅分别为45.94%、33.97%分列一、二位。2009年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与2005年相比，甘孜增长102.39亿元，增1.35倍；阿坝增长255.56亿元，增3.16倍；玉树增长19.19亿元，增2.13倍。其中阿坝州是在2008年灾后重建后存款增长急剧上升，2008年增长幅度为91.98%。玉树州增长较快在于基数较小。

2、2005-2009年，海西州人民币贷款平均增幅35.96%，增幅列十大藏区首位，甘孜为31.65%紧随其后排第二位。玉树州贷款呈现负增长，较2005年下降2.88亿元。2009年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与2005年相比，海西州增长106.3亿元，增2.38倍；甘孜增长54.37亿元，增1.98倍。

三、十大藏区经济金融发展差异原因简析

（一）不同的资源禀赋造成差异化的经济发展模式

海西州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盐湖资源，是国内四大气田之一,有“盐的世界”之称。因此海西州已基本形成以石油、天然气开采为主的能源工业、以盐湖开发为主的盐化工业为主导产业。2009年工业总产值对GDP增量的贡献率为达78.2%，居十大藏区之首。迪庆州地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区，旅游资源集雪山、峡谷、高山草甸、宗教和民族风情为一体，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和睦相处的“香格里拉”胜境，“香格里拉探秘游”曾被列为中国生态游的精品路线。由旅游业带动的第三产业已经成为迪庆州的支柱产业，其增加值占迪庆州2009年GDP的50.53%，对GDP增量的贡献率达到51.8%，是十大藏区中第三产业对GDP增量贡献最大的。阿坝州水能资源丰富理论蕴藏量1933万千万，2008年地震前已建成的水电装机容量为240万千瓦。现在已经逐步形成以水电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2009年以水电开发为主的第二产业对经济贡献率达71.2%。

（二）不同的经济发展策略导致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虽然旅游、水能、矿产生物资源是十大藏区自然优势资源，但由于早期各自经济发展目标定位和优势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不同，使其经济结构转变程度也各不一致。如甘孜和阿坝两州，旅游和水电资源有很大的相似性。阿坝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逐渐将水电和旅游开发作为经济发展的着力点，使其经济结构逐渐转向以水电为主的第二产业和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而甘孜早期经济是以林业经济为主，天然林禁伐后才逐渐转向开发水电和旅游，起步较晚，经济发展程度也低于阿坝州。

（三）不同的财政自给率导致支持经济发展力度不同

经济不发达地区，财政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地区经济发展情况。总的看来，2009年十藏区无一实现财政自给，对经济发展支持有限；但从各地区发展情况来看，财政自己率越高经济发展越快。2009年海西州财政自给在十藏区中最高为62.5%，其GDP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也居首位，而财政自己率仅为3%的果洛州在地方财政“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的压力下，很难拿出资金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果洛州财政自给率最低，各项经济指标也都排名靠后。

（四）产业结构不同导致信贷投放方向差异

以初级资源为主发展资源基础型产业，如农业、采掘业及原材料工业构成其发展支柱产业的果洛州，信贷总量和存贷差最小。2009年农业贷款占短期贷款的57.75%，无工业贷款。以天然气、盐湖化工、有色金属和煤炭为支柱产业的海西州，其工业贷款是短期贷款的主要投放对象，工业贷款占短期贷款的51.02%。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迪庆州存贷差最大，短期贷款中的商业贷款增长最快。甘孜州在“木头财政”之后，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正在逐步形成，以水电开发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和生态文化旅游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正开始兴起，短期贷款中的商业贷款工业贷款比重变化不大，而中长期贷款中的基本建设贷款增长很快。

（五）不同保障体系导致信贷资金投入力度差异

十大藏区县域经济不发达，小企业融资方式单一，逃废债现象时有发生。在这种环境下，要发展壮大的小企业非常需要银行的信贷支持，而银行信贷必须遵守“安全性、流动性、效益型”原则，对高风险行业和企业的信贷投入有严格的限制政策和准入门槛。这就需要建立银行信贷风险合理补偿机制。2008年海西州作为全国最大的保险示范区启动，通过建立中介机构担保有针对性地开发适合海西州企业担保的产品，使得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难度降低，银行对企业的信贷投入增大；迪庆州从2005年开始逐渐健全了旅游保险发展机制，分利用保险业这个经济杠杆增强了旅游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使得银行在旅游业的信贷投入也是逐年增加；甘孜州目前尚无担保机构对需要银行投入的行业、产业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信贷资金的投入。

四、加快甘孜州经济金融发展的建议

（一）实施产业结构整合战略，加快经济发展步伐

“天保工程”、“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工程实施以来，甘孜州产业结构面临重大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由过去简单粗放的森林采伐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能源开发转变。甘孜州委、州政府制定了“生态农业、生态能源业、生态旅游业、生态药业、优势矿产业、民族文化产业”六大支柱产业的总体规划。因此，甘孜州要抓住“结构调整，转变思维方式”的机遇，加快项目建设步伐，以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依托，以环境保护为前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生态农业，让农牧业逐步向“高效、生态、特色、观光”型转化。工业强州，以水电开发为重点，加大中藏药加工、旅游商品制造来壮大经济实力，以经济总规模的提高促进金融信贷规模的提高。这样以来，一是为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来源；二是提高了经济对资金的吸纳能力；三是以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促进信贷结构的优化。

1、合理开发生态能源，打造水电强州。甘孜境内有金沙江干流、雅砻江支流和大渡河三条大江大河。年平均降水量814.71毫米，水源总量1397.83亿立方米，其中可利用水资源总量881.8亿立方米，占四川省河流径流量地表水资源总量的1/3以上，水能理论蕴藏量4119万千瓦，技术可开发量3658万千瓦。一方面通过引进华能、国电、大唐国际等多家大型水电开发企业在做好生态保护的同时大力开发水电资源，另一方面通过科学、全面的规划，整合现有小水电企业提高水电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2、加强区域协作，突出旅游资源优势。生态旅游开发，是甘孜州“六大支柱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甘孜州经济发展的一个大方向。甘孜与迪庆交界，两州的自然景观和人文传承既有各自的独特之处，又有相互交错的地方。建议通过政府间的合作建立两州的旅游联盟，将特色旅游资源整合成具有系统性的旅游圈，以生态和环保宣传为亮点，打造生态旅游项目。

（二）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支持甘孜经济发展

一是国家对涉及环境整治、生态建设及资源开发的关键性项目、控制性技术及重点企业应进行贴息补助或给予一定比例的国债资本金补助；当地政府也要从年度预算中拿出专项资金用于藏区基础设施建设及教育、卫生等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二是在税收政策上对藏区有所区别，降低资源开发企业及金融企业的税赋，吸引社会资金投入资源开发，鼓励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在设立分支机构或营业网点；同时，开征生态税，实现生态和资源价值的合理补偿，缓解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矛盾。三是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在“因素计算法”补助的基础上，采用专项转移支付追加的办法给予照顾，逐步加大转移支付比例，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三）实施倾斜的金融政策

实行差别化的金融政策。国家应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在经济金融发展方面的阶段性差异，采取倾斜性货币信贷政策。一是对省级分行在系统资金往来利率和期限上实行比发达地区更加优惠的政策，降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商业银行省级分行的二级准备金率，满足区域在开发中所需的合理流动资金的要求。二是实行较为宽松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适当提高存贷款考核比例，加大授权授信力度，增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能力。三是实行较低的贴现率，增加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贴现限额，增加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货币供给。四是赋予人民银行分行一定的准备金浮动权和再贷款权，对存贷款利率也可以允许有适当幅度的浮动。在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率应有别于东部地区，使其与经济效率和承受能力相适应。

（四）合理引导社会资本，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通过改善地区的投资环境并实施优惠的财政金融政策来吸引民间投资，变单纯的“输血”功能为“造血”功能，才能增强自我集聚、自我发展能力，减少对国家的依赖，从而为经济腾飞奠定良好基础。为此，要加快交通、通讯设施的建设，为商品和资本流通创造良好条件;要加大基础教育和技术教育的投人，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为企业提供廉价优质的劳动力;要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人居环境;此外，还必须制定一些优惠政策，如优惠税率、优惠贷款利率或加大贷款贴息力度、提高固定资产贷款比例以及延长固定资产贷款期限等，以增强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

（五）完善担保服务体系，分散融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