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话语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政治话语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我们在这里聚会，为的是反思传播学引进中国三十年来的历程。我们可以感到欣慰，因为， 以短短三十年的时光，传播学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而且以图书出版量、院系或专 业设置数目、招生总数等所谓“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

但我们聚会于此，应当并非是为自我恭贺，而是为反思。我们可以自问，经过三十年的耕 耘，我们这个领域为人类知识体系提供了什么有启蒙意义的东西？系统研究了哪些社会现实问 题？是否有一些研究论著或论文，可供充实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答案未必会令我们自豪。

我无意罗列问题，它们已为大家所熟知，而且，看到这些表象的问题，为此而感到汗颜，只 是向前迈进的第一步，即反思的开始。我们更要做的，是探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我们可以批 判现行的学术体制，包括学生招生和考核制度、教学评估制度、学位与职称评定制度，以及学术 刊物的级别定位制度等等，这方面的批判固然非常必要，[1]但是，当我们这些以学术研究为自己 职业生涯的人聚在一起时，更需要反思我们自己，即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外化自己的思维路径 和研究活动，使之成为我们分析和批判的对象。[2]

这里的“自己”，当然指的是被称为“传播学界”的同仁通过各自和共同的学术活动所呈现 出的学术主体。反思这个“自己”，就不难看到，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 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这不是说我们在研究中没有思考，也不是说我们的研究缺乏 思想，而是说我们的思考缺乏学术研究应有的独立性，结果，我们不自觉地在反刍别人的思想和 盲目追随话语权力的拥有者。简单来说，过去学界――以新闻与传播学界为甚――动辄以政治思 维的逻辑，并遵此逻辑而设立研究问题并罗列论断的习性仍在延续，研究变成了贴时髦的政治标 签。雪上加霜的是，在尚未摆脱将学术等同于政治诠释的枷锁之时，又多了些在部分人那里被认 为更加华丽和时髦的其它语汇，那些来自我们未曾谋面、未必读懂（甚至未必系统读过）的西方 学者的语汇。

我当然不是在反对理论，也不是反对理论在研究中的运用，更不是反对理论和取向的多元； 我反对的是将理论――或者将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作教条，认定它具有不可置疑的科学性，将自己的研究降格为教条的脚注，将这些权威 的论断或宣称当作不容置疑的真理或事实。这么做的结果，必然要么堆砌已被当作既定真理的概 念，以此编制一片无从着地的五彩祥云，要么以别人的理论概念肢解现实观察，将现实的观察削 足适履式地塞进概念的牢笼。在不少人那里，似乎学术论述不需要论证、阐释，不需要分析经验 的观察，只需要摘引权威，宣布真理；似乎论文写作等于权威的表演，动辄宣布“要如何”、 “应当如何”、“必须如何”的指令，以为是在展示《十戒》。

如此形成的论文和论著当中也许有思想，但那是别人的，而不是研究者自己独立思考后发展 并阐述出来的。更可怕的是，很可能作者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没有进行独立思考，没有意识到 自己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 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 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是一种自设牢笼、自我奴化的倾 向，即是在思维路径层面的缺乏自主与独立。

这个层面自主与独立的缺失，也就意味着我们作为学者、我们这个学界缺乏学术研究者的主 体性，即：建立学术共同体所必需的灵魂。换句话说，我们未能达到或者不知如何实践陈寅恪先 生所坚持的那个作为学者应有的境界，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若不能以此种境界作为 自己学术生涯的常态，我们何以面对“学者”这个称号？缺失了这个灵魂，多写何益？陈寅恪先 生说得好，“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 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3]

我这不是在老生常谈。不错，李慎之先生在上世纪末就已乐观地宣称，陈所提倡的“独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4]其实不然！ 至少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的领域，总体来说，我们这个群体还不知道如何作此追求，甚至并没有在 追求！如果同行们不同意我这个判断，那么请问，各高校在学科建设中的核心议程是什么？采用 的标准是什么？花费最大人力、物力的活动是哪些？

缺失“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这个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精神条件，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传 播研究脱离现实，缺乏对现实中真问题的批判分析。我在这里不去纠缠批判、文化、行政研究等 取向之间的异同，我们的同行们在这样的问题上已经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笔墨。我要讲的是，无 论我们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我们所身处的现实，都要考察 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都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观察，并且采取理论的资 源――我们批判的武器――分析这些观察，以期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并同时都要对自己所采用 的批判的武器展开批判。

所有的研究都以提出问题为启动，以回答问题而暂告一段落。但是，如果缺乏“自由思想 和独立精神”，我们就无法独立地抓住并提出现实中的问题，我们就只能要么在一些与现实无法 关联的“伪问题”上耗费时光，要么在“真问题”的圈外徘徊，要么伸手向上（即政治权力科层 体系的核心）或向业界的话语权力拥有者乞求问题。这就造成我们传播研究学界目前非常尴尬的 处境：一方面大量专著或论文涌现，但多在喃喃自语，既没有系统描述现象，也没有系统分析现 实问题，只是造就了很多博士学位、教授头衔和“专家”的光环；另一方面沉浸于为业界答疑解 难，以为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服务。沿这两条路子生产的“学 术成果”所共同缺失的是从两个方面衡量的学术贡献：一是对社会，包括业界人士和政策制定 者，有开拓思路、增强人文和公共利益关怀的思想启蒙；二是为科学和人文知识增添储备，并因 此而充实传播研究的专业课程。

我这里讲的并非是不该从事纯理论的研究，也不是不该从事应用（包括针对各不同社会机构 的对策）研究。这样的研究都应该得到大力展开。有些人轻易地将提倡学者的自主或自觉、与权 力和市场保持一定距离等同于反对应用研究。如此简单对等，本身就已经丢失了学者应有的超越 性，也即反思的基本准备。需要反思的核心是，作为学者，我们是否以一个独立于政治和市场、 外在于官方意识形态、超越于某家或某个理论的学术话语体系，提出、探讨并解答研究问题。这样的问题所产生的基础是我们生活其中的历史现实，所遵循的逻辑是我们独立批判的理论思考， 所带有的价值取向是普适人文精神的呼唤，所期待的功效是思想的光亮，所包含的是作为学者对 自己的角色、立场、预设等的自觉反思。这些元素的结合，即构成――套用美国社会学家 C. 赖 特米尔斯的用语――“传播学的想象”。

换句话说，业界的问题我们要研究，官方需要的对策问题我们也要研究。但是，首先，这 些是我们的研究对象的问题，而不是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所自生的问题。在研究这些问题的同 时，我们需要提出并考察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些社会主体在这特定的场景下遇到并需要解答 这些问题？这本身反映了哪些社会的张力和变迁？不同社会主体如何解答这些问题？为什么？这 些解答又在形成或将形成意识形态与历史现实的何种形态的勾连（articulation）？其次，我们 探讨问题时，使用的是学术论述的话语，也就是说，它不由业界和／或官方的话语元素及需求逻 辑所构成，也不由某一家的学说所圈定，它由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所形成的独立思想所构成。 这种独立，体现于对于论述的逻辑、证据的质量、结果的效力（如是否有用、是否有指导性等）等各方面的学术评判标准都来自学界的认同和／或对知识发展的推动，而非官方或业界开出的处 方，或者对某一学说的忠诚。

具体地说，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是官定的“核心”或“权威”期刊的刊载，不应是在行政管 理的申报表格上的填充，不应是从国家机构或企业得到的“研究”经费，不应是在CSSI或SSCI包 括的期刊上的发表，当然也不应是在现有学术考核体制下挣得的“工分”。这些都只是行政管理 的指标，是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学术的评判标准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的问题，是否系统地考 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 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提高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 判思考能力。一言以蔽之，学术的评判标准是能否给人以思想的启迪与升华。这样的标准，应当 适用于所有取向、所有类型的真研究。以行政管理的指标代替学术评判的标准，必然扼杀学术， 奴役学界；以满足行政管理的标准来设计自己的学术活动，就意味着对学者的主体性的自残。

缺乏思维路径的自主与独立，我们就很难抓住并研究真问题；不研究真问题，我们很难获得 思维路径的自主与独立。这两方面的缺失，是我们与国际传播学界最根本的差距（并不是说“国 际”传播学界具备了完全意义上的思维和话语路径的自主，但比我们强！），其它如方法训练的 欠缺、学术操作的不规范、研究生教育的流于放养等，要么由此衍生而来，要么与此有密不可分 的亲缘关系。对学术研究的行政控制模式之所以能如此畅行无阻，除了权力和利益因素外，还在 于它没有遇到有效的抵抗，而这种抵抗，只能来自强大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坚持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研究真问题，这两者必须齐头并进，相互促进，并以此为依 托，改造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课程内容和培养方式，展开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发展多元的学术取向 和流派。 为此目标，我提出以下几点具体的建议：

1. 抓住机会，改造现有的学院派期刊，至少在上面辟出专栏，（1）发表具有独立思考内涵 的经验研究论文，包括人文和社科取向的论文，摒弃不关照中国现实的他者理论的反刍，摒弃承 接官方和／或业界话语的奴性文字；（2）展开学术批评和研究点评，倡扬符合“思想之自由和 精神之独立”准则的研究，针砭奴性的和应景的文字。

2. 改造考研、带研究生的模式，以独立思考和分析能力为考核指标，对自己所带的研究 生，摒弃导师命题、学生作文的模式，要求学生独立思考，分析现实（包括与现实相关的理论或 历史）问题，写作解答这样的问题的论文，不能达此要求的，坚决不予答辩。

3. 组织、编辑反映我国新闻与传播研究（包括各种取向和方法）以及其它近邻人文和社会 科学学科研究传播现象的优秀论著／论文集系列。我们现在有不少中、青年学者已经在展开一些 有学术价值的经验研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论著或论文还不能充分体现其中的学术价 值，未能完全符合学术规范的要求。组成编委会，发现各地有潜力的论著和论文，阅读筛选后， 对有可能提高、有愿望努力的作者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修改达标后包括到系列内出版，以期形 成传播研究实绩的展示，并为整个传播学界设置学术的标杆。

4. 定期召开小型的学术研讨、论文写作的工作坊，一次一个主题，参与者根据与这主题有 关的研究积累为标准来选择，事先写论文。在工作坊期间，参与者各自陈述自己的论文，并就每 篇论文展开深入讨论，由工作坊组织者综合讨论中的提出的意见，对每篇论文整理出修改要求， 交给作者，作者修改后的论文由工作坊组织者编辑出版论文集。

这些建议的核心是建立并彰显不同于行政管理模式的学术评判模式，以此建设独立于国家权 力和市场利益的学术社区，最终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注 释：

[1]对此，不少学者都有论述如许纪霖，《回归公共空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朱学勤对此也有专文论述。这种对体制的批判也体现在少数著名学者拒绝体制参与（如拒绝按制度规定招收研究生）的行动中。但是，相比较于国家权力通过学术考核、国家项目、职称评定、经济奖励等手段对学术的控制和学者的诱惑，这些批判之声零散而微弱。对体制的批判，必须在学者共同体的集体抵抗下才可有效。

[2]Pierre Bourdieu (2004). Science of science and reflexivity （Trans. by Richard N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篇(2)

由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和长春师范学院主办的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7月22日至25日在历史文化名城长春市召开。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共80余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福州、武汉、南京、苏州、济南、长沙、兰州、沈阳、湛江、河南、河北、安徽、吉林等20省市。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主要有三个。一是重新审视西方文化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这是近代文学研究界长期研讨的一个课题。此次会议有关这方面论文的特点是论述更加具体化。如《高旭与西方文化》《中外文化交流与岭南近代散文风格之嬗变》，从一个作家的创作实践或一种文体风格的嬗变来看西方文化的影响，论述更加深入。二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瞻望与回顾。这是近代文学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关于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此前已有郭延礼教授的《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以及关爱和、王飚、袁进教授的专题论文，对此已谈得比较全面、深入，故在这次研讨会上未把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作为研讨的重点，但与会专家一致认为，20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成绩是很大的，它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今天终于在海峡两岸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研究力量和学科格局的研究阵容，尤其可喜的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又出现了一支以近代文学研究生为主体、更加年轻、更加专业化的研究队伍，这批后起之秀，虽然人数不多，但很有潜力，他们会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会议研讨的第三个问题，是有关近代文学的转型问题。这方面的论文很多，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中国文学叙事视角理论的近现代转型》《近世世界知识与晚清小说的转变》《政治小说的出现与公理至上话语的确立――晚清社会心态的变异与文学政治的兴起》等，论文的作者分别从文学观念、文体形式、视角理论、社会心态等方面论述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

会议还收到了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邵宝庆教授的论文《周桂笙和〈毒蛇圈〉》（邵氏本拟赴会，因故未能出席），对《毒蛇圈》的作者朱保高比（周桂笙译为“鲍福”）进行了深入的考辨，有助于解决周桂笙所译《毒蛇圈》的作者究竟是谁的问题。

篇(3)

随着莫里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在美国和国际文坛声誉大增的同时，国内学者也对其兴趣与日俱增。仅1994年，国内出版关于莫里森的文章就有17篇，这一时期的论文包括对莫里森的访谈录、莫里森获奖的介绍、莫里森作品主题挖掘和叙事特色探寻。对莫里森作品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二类，第一类是研究莫里森作品中的主题：王守仁于1994年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的《走出过去的阴影──读托妮•莫里森的〈心爱的人〉》在介绍作者和小说故事情节基础上指出：“美国的黑人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在一定程度上，这与人们逃避奴隶制这段黑暗历史有关。”（王守仁，1994：41）他认为小说的故事叙述是痛苦的，但莫里森文笔优美，创造出了撼人心魄的美感。胡全生同年发表在《当代外国文学》上的《难以走出的阴影———试评托妮•莫里森〈心爱的人〉的主题》指出小说的叙述结构和情节线索推动故事发展，让人们看见奴隶制瓦解后奴隶经验依旧作用于黑人的阴影。（胡全生，1994：163~167）相关文章还有：王守仁的《爱的乐章———读托妮•莫里森的〈爵士乐〉》，黄锦莉的《奴隶制的血泪控诉———评介托妮•莫里森的〈宠儿〉》，吕炳洪的《托妮•莫里森的〈爱娃〉简析》，王海燕的《人性的丧失与回归———读托妮•莫里森〈心爱的人〉》。第二类是研究莫里森作品的艺术特色，如叙事特色、结构特色和魔幻现实主义特色。1994年，李贵仓在《西北大学学报》发表了《更为真实的再现─—莫里森〈心爱的人〉的叙事冒险》通过对《心爱的人》叙事技巧尝试性分析，探讨了小说中的“镜像结构”“拼版式叙事”“时空的交错”等叙事技巧，表明莫里森运用这些技巧来表现生存的荒诞和困惑这一西方现代文学共同的主题。（李贵仓，1994：26-30）方红1995年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的《不和谐中的和谐──论小说〈爵士乐〉中的艺术特色》分析了小说中的人物的组合、意象的借代、转换及相互承接，说明“莫里森将音乐中的和声、对位技巧运用到小说创作中”（方红，1995：18），为当代文学创作又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空。习传进的《魔幻现实主义与〈宠儿〉》分析了人鬼交融、神话再现和时空错位等艺术手段。（习传进，1997：106-108）相关文章还有：杜维平的《呐喊，来自124号房屋———〈彼拉维德〉叙事话语初探》和杨仁敬的《读者是文本整体的一部分———评〈最蓝的眼睛〉的结构艺术》。

二、莫里森国内研究的第三阶段

1999年以来，国内对莫里森的研究持续高涨，成果数量多、批评角度广、剖析程度深是这一时期的特点，标志着国内莫里森研究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国内关于莫里森研究的期刊论文可谓硕果累累，各有建树。因发表的文章重复性较高，本文的梳理以CNKI数据库收录的发表在CSSCI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为主，按照批评方法、研究内容和作品关注度来分类整理。从批评的理论方法来看，对莫里森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评、叙事学、种族政治身份、神话原型、比较等角度。

1.女性主义批评角度：在国外研究中，女性主义批评角度是开创莫里森研究的角度，在国内的研究中，这一角度仍是研究的主流。章汝雯的《〈所罗门之歌〉中的女性化话语和女权主义话语》以富考和多罗茜•史密斯的话语分析理论为依据，剖析了《所罗门之歌》中存在的女性化话语和女权主义话语。她认为通过这两种话语的互动，莫里森既揭示了父权社会家庭中女性压抑的心理和生活，又让读者看到黑人妇女为争取个性解放而作的种种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给妇女生活和命运带来的变化。（章汝雯，2005：85-90）张宏薇的《女性主义的立场与视角———从女性人物的变迁看莫里森思想的演变》指出莫里森塑造了众多个性突出、形象丰满的女性人物形象。在创作中，她一直秉承女性主义的立场与视角，但是女性人物的形象已经悄然发生了变迁。对佩科拉、秀拉和康妮三个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揭示了作家思想演变的过程。（张宏薇，2007：201-203）类似的研究还有：郑成英、李道柏的《试析〈秀拉〉中的黑人女性形象》，蒋欣欣的《认同与分裂：自我身份的实践———解读〈秀拉〉》，唐红梅的《论托尼•莫里森〈爱〉中的历史反思与黑人女性主体意识》，应伟伟的《莫里森早期小说中的身体政治意识与黑人女性主体建构》等。这些研究是通过女性主义理论分析莫里森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姐妹情谊、女性主体意识和女性寻求身份的艰难历程，同时揭示了黑人女性在白人统治的社会中受压迫、受奴役的悲惨命运。

2.文化批评角度：在CNKI数据库上搜索主题含有“莫里森”和“文化”关键词的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共有70篇，可见文化批评角度是莫里森研究的另一主要切入点。孟庆梅，姚玉杰的《莫里森〈最蓝的眼睛〉民族文化身份缺失之悲剧与思考》在文化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基础上探讨黑人心灵文化迷失的根源，认为白人强势文化缺失和黑人民族文化缺失是造成悲剧的根源，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民族文化传承以及对异质文化的吸收才是民族生存的根本。（孟庆梅、姚玉杰，2010：174-176）除了讨论白人文化和价值观对黑人族群的伤害外，莫里森对黑人文化传统的追寻也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孙静波的《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非洲文化元素》指出，在莫里森的创作中大量使用了非洲文化元素，并对其加工、改造和再现，如非洲文化中的口语特征、神话与民俗以及非洲的自然崇拜、时间观和音乐等。这些古老的文化因子不仅增加了莫里森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更传递着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这种艺术上的融合和创造显示了作者在弘扬民族文化、重塑民族自豪感、争取黑人话语权和摆脱文化认同危机等方面所做的积极努力。（孙静波，2008：115-121）相关的文章还有：王烺烺的《欧美主流文学传统与黑人文化精华的整合———评莫里森〈宠儿〉的艺术手法》，朱新福的《托尼•莫里森的族裔文化语境》，王玉括的《莫里森的文化立场阐释》，都岚岚的《空间策略与文化身份：从后殖民视角解读〈柏油娃娃〉》等。

3.叙事学角度：莫里森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对叙事的技巧做了许多探索，莫里森的成功与其高超的叙事艺术密不可分。杜维平的《〈爵士乐〉叙事话语中的历史观照》将叙事置于历史的角度分析，认为小说中破碎的人物形象、爵士乐创作技巧和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述都被纳入了小说家的黑人话语叙事策略，并曲折地传递着小说家对历史的思考。（杜维平，2000：92-98）其他从叙事角度研究的文章有翁乐虹的《以音乐作为叙述策略———解读莫里森小说〈爵士乐〉》，王晋平的《论〈乐园〉的叙述话语模式》，章汝雯的《〈最蓝的眼睛〉中的话语结构》，杜志卿的《〈秀拉〉的后现代叙事特征探析》，胡笑瑛的《析托妮•莫里森〈宠儿〉的叙事结构》，尚必武的《被误读的母爱：莫里森新作〈慈悲〉中的叙事判断》等。这些研究深入地探讨了莫里森小说中的叙事模式、叙事结构、叙事话语、叙事策略、叙事时间以及后现代叙事。

4.种族政治身份角度：国外研究中注重将莫里森作品归于诸如种族政治的意识形态范畴，国内的研究也同样有众多研究者从这一角度剖析莫里森的作品。陈法春的《〈乐园〉对美国主流社会种族主义的讽刺性模仿》认为《乐园》中黑人群体在构建乐园过程中由胸怀开阔的自由斗士变成固步自封的顽固派，实际上是对美国种族主义讽刺性的模仿。（陈法春，2004：76-81）李有华的《黑人性、黑人种族主义和现代性———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的种族问题》指出莫里森小说的主要内容是表现黑人身上体现出来的黑人性和白人性的纠葛，主题就是批判黑人身上的种族主义内化，只有清除黑人自我意识中被扭曲和被异化的种族主义意识，才能恢复其黑人和美国人的文化身份。（李有华，2009：98-102）王守仁、吴新云的《超越种族：莫里森新作〈慈悲〉中的“奴役”解析》指出莫里森的《慈悲》描写了北美殖民地初期蓄奴制对黑人、印第安土著和白人契约劳工等各类奴隶的伤害以及白人如何为心灵或历史枷锁所累的情况。该文深入地探讨了“奴役”的本质，认为莫里森“超越种族”的视野彰显了她对历史、社会和人心的深刻洞察。（王守仁、吴新云，2009：35-44）相关文章还有：王守仁、吴新云的《美国黑人的双重自我──论托妮•莫里森的小说〈柏油娃〉》，（王守仁、吴新云，2001：53-60）塔德•鲁特尼克的《动物的解放或人类的救赎：托尼•莫里森小说〈宠儿〉中的种族主义和物种主义》（塔德•鲁特尼克，2007：39-45），赵莉华的《莫里森〈天堂〉中的肤色政治》等。这些文章从种族主义角度揭示黑人所受的歧视与压迫，寻求黑人摆脱奴隶制阴影的解放之路。

5.神话———原型角度：托妮•莫里森熟稔《圣经》和古希腊罗马神话，精通神话叙事艺术，其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场景、意象和主题等经常含有丰富的神话元素。曾艳钰的《〈所罗门之歌〉》中的现代主义神话倾向围绕《所罗门之歌》中忒勒玛科斯神话、俄耳甫斯神话及单一神话等样式展开探讨，详细分析了莫里森对这些神话的应用及其“重新上升”的涵义。（曾艳钰，2000：131-135）杜志卿、张燕的《〈秀拉〉：一种神话原型的解读》从神话———原型批评的角度考察秀拉的生命历程，认为秀拉形象与西方传统神话中的追寻原型、替罪羊原型和撒旦原型相对应，是这些神话原型在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置换变形。（杜志卿、张燕，2004：80-88）相关文章还有：李喜芬的《〈秀拉〉中的人名寓意与原型》，史敏、蒋永国的《莫里森小说创作中的原始图腾与神话仪式》，张宏薇的《上帝的性别：〈秀拉〉对上帝造人神话的改写》等。

6.比较角度：国内也有学者将莫里森与其他白人作家、黑人男性作家和黑人女性作家比较，探讨他们在创作上的共性、差异和继承。章汝雯的《艺术手法的继承思想内容的超越———评〈宠儿〉及〈喧哗与骚动〉》阐述这两本小说的创作手法极为相似，他们都采用了内心独白、多角度及蒙太奇等，说明莫里森在创作手法上继承了福克纳的精华，但在思想内容上却超越了前人。（章汝雯，2001：133-136）肖淑芬的《〈宠儿〉与〈汤姆大伯的小屋〉的互文性及其启示》通过分析两部小说在故事的起步、核心、关键和线索等四个层面上存在互文性，这是女性作家共同的文化基因使然，作为女人她们在创作中都传递出了根植于女性生存历史而形成的女性集体无意识中的若干信息。（肖淑芬，2011：99-103）其他相关文章还有：邹惠芳、罗晓燕的《莫里森和沃克创作中的黑人女性意识对比》（2007），曾艳钰的《记忆不能承受之重———〈考瑞基多拉〉及〈乐园〉中的母亲、记忆与历史》（2008）和付筱娜的《〈宠儿〉与〈奥德塞〉的互文解读》（2012）。

7.其他角度：除了以上六个角度，后殖民理论、后现论、新历史主义批评、生态批评、伦理批评等也是目前比较新颖的研究方法。如程静、郭庭军的《走出白人文化霸权的樊篱———对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的后殖民解读》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对小说进行剖析，是这一理论领域的尝试。（程静、郭庭军，2005：85-88）杜志卿的《〈秀拉〉的后现代叙事特征》为从后现代视角研究莫里森的作品开了先河。（杜志卿，2004：80-86）王玉括的《在新历史主义视角下重构〈宠儿〉》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对比《宠儿》与《黑人之书》，体现了美国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成果和文本时间。（王玉括2007：140-145）熊文的《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的自然和女性形象》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莫里森作品中的自然和女性形象，提供了莫里森小说研究的新视角。（熊文，2007：160-164）尚必武的《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意识：〈慈悲〉的文学伦理学解读》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通过还原事件发生的伦理现场，逐一解构小说中的伦理选择、伦理身份和伦理意识等，以此剖析作品中的伦理特性。（尚必武，2011：14-23）这些学者探索性、创新性的研究拓展了莫里森国内研究的视域，丰富了莫里森研究的成果，引领了莫里森研究的潮流。

三、莫里森国内研究的特点

通过以上对国内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国内的莫里森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1.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研究详尽，挖掘较深。研究者主要从黑人文化和女性主义两个角度探讨莫里森作品中的主题，如《宠儿》中的母爱主题、身份主题和寻根主题，《最蓝的眼睛》中文化主题和女性主题，《秀拉》中的死亡主题、自我寻求主题和成长主题，《所罗门之歌》中的飞翔主题和自由与回归主题，《慈悲》中的母爱主题和创伤主题等。在艺术特色方面，研究者从叙事特色、隐喻、象征和魔幻现实主义等角度评论莫里森的作品，充分肯定了莫里森高超的艺术技巧。

2.研究视角开阔，数量繁多，但对作品的关注过于集中。据笔者在CNKI上检索到的关于研究《宠儿》的文章共计1094篇，在CSSCI数据库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就有67篇，硕士论文有160篇，可以说对《宠儿》的品评涉及所有角度，而且其中重复性过多。其次是对《最蓝的眼睛》、《秀拉》和《所罗门之歌》的关注，分别有200多篇文章论述这几部作品。而对于其他作品《柏油娃》、《爵士乐》、《天堂》、《慈悲》和《爱》评论文章只有几十篇文章，其中对《爱》的论述最少，只有18篇。

3.评论方法和评论角度大量重复，对于单个作品研究视角比较单一，缺少跨学科研究。对于莫里森的单个作品研究比较集中，如研究《最蓝的眼睛》多数都从文化角度切入。据统计，国内发表《最蓝的眼睛》的文章共240篇，文化研究视角就有146篇，占总数的60.8%；《秀拉》研究文章共237篇，从女性角度研究的有139篇，占总数的58.6%；从文化角度研究《宠儿》的文章共有336篇，占总数的30.7%，从叙事角度研究《宠儿》的有102篇，占总数的9.3%；从文化角度研究《所罗门之歌》的文章有137篇，占总数的58.1%。以上数据表明，国内对于这些作品研究成果扎堆、选题重复、观点集中，虽然有创新作家作品的研究，但研究领域还需拓宽、加深。

篇(4)

开题报告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1.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2.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含文献综述)

3.本课题研究内容

4.本课题研究方案

5.研究目标、主要特色及工作进度

6.参考文献

范例：

秀文化主流化的成功是小柯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后的，选秀文化主流化的成功是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供本站访问者学习和学术交流参考之用，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目的，选秀文化主流化的成功的论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因网络整理，有些文章作者不详，敬请谅解，如需转摘，请注明出处小柯，如果此论文无法满足您的论文要求，您可以申请本站帮您写作论文，以下是正文。

【论文摘要】选秀文化多归属商业、大众文化，但中国红歌会却成功地融入了主流文化，既彰显了主流话语力量，又是大众娱乐化的典型，对这一个典型范例成功的探因无疑为中国电视娱乐化提供了可参考的路径。

【论文关键词】中国红歌会选秀文化主流化

中国电视的发展似乎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娱乐风暴从1997年始，席卷原本由主流文化引导的电视传媒，使其传播方式由以传者为中心逐渐转向以受众为中心，“电视作为明眼人都可以感受到的大众文化演练场，已经大规模踏入娱乐文化的追求中不可自拔”。矫枉必须过正，随着市场观念的形成和竞争现实，电视传媒对于节目定位的多元化，此现象本无可厚非，但是此时江西卫视以代表本土主流文化的《中国红歌会》的屡屡成功，如“万绿丛中一点红”，将“选秀文化”融入主流文化，其理性回归值得思考和总结提升。

一，主流文化的理性回归

篇(5)

论文内容摘要：以赛义德为代表的一批后殖民理论家因其具有独特的东西方文化双重身份，从而使他们的文化视角更为开阔。理论更有深度和价值。本文旨在通过对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的梳理，提炼出其思想中有价值的成分，以期对我国当下的文化建设和中外文化交流提供理论支持和借鉴。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后殖民理论可以看作是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具有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视角与研究策略。当今，后殖民文化的研究已成为全球文化研究的一大热点。而在后殖民研究的诸多理论家中不得不提及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他就是爱德华·赛义德。对其理论的分析和梳理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后殖民主义理论。

爱德华·赛义德，生于耶路撒冷，后去欧洲，1951年到美国。1964年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的这种独特身份，使他能以东方人的眼光去审视西方文化，从边缘话语的角度去面对中心权力话语，切身处境地去看待后殖民文化，从而使赛义德的眼光超越了学院派的狭隘天地。具有了明显的文化政治批派性，具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尽管传统的殖民时代已经结束，但殖民文化与精神上的被殖民状态并未终结，传统的殖民主义通过文化、科技延续并再生且以新的形式出现，这正是后殖民主义批判的主要着眼点。后殖民主义者通过分析东西方在文学艺术乃至整个人文科学上的种种表现，对这种二元对立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进行分析和批判。赛义德借助权力、话语关系的理论，指明了西方学术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改写了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话语形态。

介入政治，参与社会，使赛义德将文学研究与政治、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这一特点在其著作《东方主义》中得到彻底体现。《东方主义》提供了一种具体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范式。在《东方主义》中，赛义德将自己的学术观点、批评意识和理论阐释建立在广泛的文本解读基础上。他深刻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在文化上的表现。他认为，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其它的民族和文化。此外，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赛义德的批判性解读分析，让我们知道了在西方著作中呈现出来的东方，并不是作为一种真实存在的东方，而是西方人的一种文化构想和话语。如果有人将《东方主义》看作是反西方的，那么毫无疑问是有违赛义德初衷的。不仅如此，赛义德还反对二元对立的论调，他认为，像东西方这样的二元并没有一种稳定的、与之相对应的本质。而是被不断建构的。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建构性，其本身也注定是不断发展的。因此。赛义德倡导一种多元的、多样的、杂生的文化策略，各种文化共生、和谐相处，平等交流对话，而不是相互对抗或相互压制，这是摆脱文化霸权的惟一途径。

欧美国家和其它国家文化间存在着二元对立。在这种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中，对于有第三世界血缘又生活在西方世界的“夹缝人”来说，他们在东西方冲突中颇感尴尬，面对西方经常处于一种失语或无根状态，却在面对东方人时又有西方人的优越感。赛义德则坚持超越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模式，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共生模式。赛义德所要消除的是形而上的本质主义，并希望超越东西方对抗的立场，从而使东西方成为对话、共生的新型关系。在西方的东方学者又该怎样在全球现代化浪潮中同社会和周围环境相联系而又保持个体经验，并对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殖民主义采取批判立场呢?赛义德认识到个体的特殊性对学者的批判性思考的重要性，因为特殊性使学者能以个体经验对抗整体性殖民文化。赛义德认为，在第一世界文化领域的第三世界学者只有通过个体经验才能有效地选择境遇并改变个体乃至群体的命运。他希望通过分析西方与东方对立的文化结构而消解这种中心。

风靡全球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不仅成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而且使边缘文化重新认识自我及其民族文化前景。但是，后殖民文化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实践上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当前如何面对全球化与本土化就成为其关注的焦点。后殖民理论对东方和西方之间殖民性的文化关系的揭示，将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对现实的再认识，并将对中国文化价值重建的方向定位保持清醒的头脑。东方文化怎样才能避免被殖民的危险呢?这就需要打破二元对立的东西方理论，以全球性的历史性的眼光看待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从而在世界性中消解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成分，解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之间的真实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面对东西方。任何文化压抑和意识权利的强加，任何全盘西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作为判断另一种文化的尺度。那种在文化转型问题时，认为只有转向西方才是惟一的道路，才是走向了现代文化的看法，应该得到质疑。西方文化先于东方进入现代社会，但这不意味着这种发展模式就是惟一正确的，更不意味着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明天。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永远处于先进地位。在民族文化之间不存在着优劣，只存在文化间的交流与互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是中国参与世界并破除文化霸权的基本前提。如今，我国许多的文化学者和文学理论家，以一种民族精神和对人类文化前景更为深远的思考加入了这场持久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大讨论。当代中国学者所面临的任务是深入挖掘和研究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以积极的姿态展开与西方文化的对话，对外大力宣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在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中找准中外文化的契合点，继而建立有本国特色的文化体系，为社会和谐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王宁，后现代主义之后[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

[2]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赛义德，东方主义[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9。

篇(6)

论文关键词：文本细读，翻译理论，译文，改写

 

一 前言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后殖民批评理论是一种文化分析模式，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已故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Orientalism），使得这一理论受到欧美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而成为当代的显学。后殖民理论译介到中国后，迅速的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共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标志着翻译研究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层面的文本内因素研究转向更为广阔和更为复杂的文本外因素研究。后殖民批评理论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与活力，使得翻译研究的飞地得到了有效的扩展。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研究关注在文本翻译中，文化翻译是怎样扮演殖民者再现、掌控与统治他者的角色的[1]。后殖民理论无疑给翻译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助推器。后殖民翻译将目光投向影响和控制翻译等政治问题，研究在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操控下译者对异域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制定、以及译文的评价与接受、源语文化在译语文化中的地位、译者的态度和翻译要达到的目的等。

莫言是一位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的作家，国外多位权威人士甚至称莫言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对于他的作品，国内外的研究都已有广泛深入的展开，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致力于译介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迄今， 莫言、苏童的部分中国文学作品被译介到美国，在美国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毕业论文提纲，与如火如荼的国内外莫言小说研究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莫言小说的英译本却很少受到关注。目前国内学者对于《丰乳肥臀》英译本的研究还囿于评介层面，从具体的中英文本细读，进行文本分析的研究还鲜有涉足杂志网。在《丰乳肥臀》英译本中，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没有完全遵循于中文本的章节、篇章、段落结构以及叙事策略等，而是对部分篇章、话语结构进行了分解与重组，其间，也存在着对原文本的误读。

本文以莫言先生的《丰乳肥臀》的英译本为研究个案，通过中英文本细读和文本分析，考察英译本中出现的文化误读，并从后殖民翻译的角度对产生文化误读的原因进行分析和阐释。

二 《丰乳肥臀》英译本的文本解读

（一）民间风俗的误读

重男轻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当下的中国民间至今还存有“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的话语。集中的表现了男性在延续家族血统，传宗接代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重男轻女的观念也会影响父母对生男生女的意愿。这种重男轻女的中国传统生育观在《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的婆婆―上官吕氏身上得以体现。

“My good daughter-in-law, try your best! If this one’s a girl,too, I’d be a fool to keep defending you.” [2]

“你呀， 我的好儿媳妇，争口气吧！要是再生个女孩，我也没脸护着你了！”[3]

上官鲁氏连续的生了七个女儿，她的公婆迫切的盼望上官鲁氏能给上官家族生下一个男丁，继而延续上官家的香火。英译本表达的意思是如果上官鲁氏再次生下的是女儿，那么再继续维护上官鲁氏的话，她就是傻瓜。但是，在中国民间的重男轻女的生育观中，如果妇女连续生女儿而不生儿子的话，别说是自己的丈夫生气毕业论文提纲，公婆生气，即使是自己的父母也会觉得没有面子，对夫家整个家族而言都是颜面无存，是很丢脸的事情。因而，上官吕氏强烈的要求儿媳此次无论如何要生下个儿子。这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是不可理喻的。译者没有意识到这种中西方强烈的文化差异，因而，产生了误读行为。

“Bodhisattva, be with her, Lord in Heaven, come to her side.” [2]

“菩萨显灵，天主保佑，上官家双喜临门！”[3]

译者在译文中并没有传达出中国语境下“双喜临门”的意境。中文本的“双喜”指的是希望菩萨保佑上官吕氏能够产下儿子，他们家的驴能够顺产。这对于上官家族是喜事。而译者在英译本中仅仅传达出希望菩萨保佑上官吕氏这一意念。

“It’s time for you to get married!”Shangguan lv sighed. “Instead ofgetting up early to do your chores, you’are out here causing a scene. Yourmother doesn’t even have the good fortune to die!”[2]

“你也是该找婆家的人了！”上官吕氏叹道：“一大清早，活也不干，闹什么妖魔？你娘是贱命，死不了。”[3]

译者对于中国民间的口头言语不甚清楚，误解为是上官吕氏的大女儿没有早起做家务，而遭致祖母上官鲁氏的辱骂。

“TheShangguan hen goes and blames the rooster for not laying eggs.” [2]

“上官家母鸡打鸣公鸡不下蛋。”[3]

这是上官鲁氏因对上官家男性的不满，而发出的抱怨。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中，丈夫时家里的顶梁柱：肩负起干重活、挣钱、养家糊口的重任；女性则主要负责生儿育女，织衣纺纱等较为轻便的家务劳动。而上官家的家庭现状与中国传统家庭刚好相反。译者仅从字面理解文字意义，而忽略了文本的中国语境，仅对文字进行字面的对等，没有传达出话语真正的文化内涵。

（二）中国道教的神与西方基督教的神

在《丰乳肥臀》第一章中，到处充斥着民间对于宗教人物的信奉和崇拜，体现了道教在中国民间的深远影响。

“Lord inHeaven, protect me… Worthy Ancesstors, protect me… gods and demons everywhere,ptotect me, spare me, let me deliver a healthy baby boy… my very own son, comto Mother…Father or Heaven, Mother of Earth, yellow spirits and fox fairies,help me, please…” [2]

“菩萨……祖宗保佑……所有的神、所有的鬼，你们都保佑我吧、饶恕我吧毕业论文提纲，让我生个全毛全翅的男孩吧……我的亲亲的儿子，你出来吧……天公地母、黄仙狐精，帮助我吧……”[3]

基督教是一神教，上帝耶和华是万物唯一的创造者、主宰者，人与耶和华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道教却属于多神教，道教诸神不但体现出中国百姓的愿望、想象力，满足了人们的神话心理，而且真正成了中国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4]。

在中国民间，一般老百姓信奉道教，目的是为了祈求诸神的保佑―保佑家人及自我身体的健康以及生命的长久。

“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基于语言层面的考虑与某种意识形态或诗学相冲突，就放弃对前者的考虑”[5]。本国诗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确定了译者对文本的接受与理解杂志网。翻译何种文本的选择过程体现在对具体文本内容和文化的接受程度。译者为了更好的得到潜在读者的认同与接受，不得不对文本进行改写，满足读者的心理期待。西方宗教观、伦理观与中国国情不同，其文学作品必定与中国文化相抵牾，翻译者趋于沟通的心理，尽可能使译作与译入语文化语境类同，从而激发译入语读者的共鸣。面对《丰乳肥臀》中有关道教的内容，译者不得不根据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进行改写。因而，译者习惯用基督教的神代替东方中国民间信奉的“诸神”。这种挪用似的翻译策略彰显了文化霸权主义对异己的第三世界他者文化的改造与变异，是强权政治的体现。

（三）对中国国情的误读

“Of coursethe people at Felicity Manor have run off. But why should we join them?We areblacksmiths and farmers. We owe no tariff to the emperor or taxes to thenation. We are loyal citizens, whoever is in charge.” [2]

“福生堂家当然要跑， 我们跑什么？上官家打铁种地为生，一不欠皇粮毕业论文提纲，二不欠国税，谁当官，咱都为民。”[3]

《丰乳肥臀》中的这部分中国叙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皇帝早已成为了历史。怎么可能还会出现“emperor"（帝王）呢？ “皇粮”早已超越了其原初的文化内涵―“供奉给皇帝的粮食”，在当时的文化语境，“皇粮”表示的意思是供应给当权者的粮食。对于通过译本了解中国的英语读者而言，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国情产生误读，认为中国还是皇帝一统天下的走向没落的中央集权制的帝国。

三 结语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翻译行为，译者倾向于选择那些在叙事技巧、艺术特色等方面能够被译入语文化接纳的文学范式。译者认为本国的文化是处于优势的地位，因此在文本的选择和翻译中倾向于用“改写”的翻译策略对原文本进行改造，以期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和读者的普遍接受。在译本的处理中，不可避免的用本国的文化传译异国文化。在全球化的当下，这是后学时代殖民主义扩张的新形式和新变异，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继而为国际间的交流合作建构平等对话的平台。

参考文献：

1.费小平，《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80.

2.Howard Goldblatt, Big Breasts & Wide Hips[T].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Inc, 2004:4,7,18,5.

3.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2:4,9,20,7.

4.高旭东，《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中西文化专题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3.

5.莫言，《丰乳肥臀》[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5.

篇(7)

1对学理的思考

20世纪，语言研究有过两次转向：一次发生在“二战”前后。这次转向使整个文化发展从过去的形而上学、终极价值、根本原理、方法意义、本质规律问题进入文本、语言、叙事、结构、语言批判层面，确立了哲学的首要任务是分析语言，即“哲学的语言转向”。另一次转向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它使语言学研究由“纯语言”研究转向历史意识、文化社会、阶级政治、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研究以及社会关系分析、知识权力考察甚至文化传媒、科技理性分析等。这两次转向堪称20世纪理论界的两大里程碑。如果语言转向是推动所有人文学科向内转的重要动力，那么话语理论则是诱发其向外转的强大磁场。

语言转向瓦解了一元语境，使多元语境与对话成为可能。但随之而来的灵活自由极端化造成共同语言的丧失和不可通约性，交流不易。福柯和巴赫金的“话语”渐人前景时，语言遁人背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既关注语言与权力的双向运动，也考察话语对主客体以及两者关系的作用，因而被刻画为“话语一权力一主体”模式。而巴赫金则以超语言学凸显其“话语一意义一主体间”模式。“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生命的真正所在之处”(Bakhtin1988：252)。据此观照，并以90年代以来的比较文化史、文学史为见证，中西方交往与对话是双方各自获得复苏与生存进而走向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对话、共存、互补应当且有必要成为中西方共同的学术策略和生存策略。可见，巴赫金主义的要旨即“语言的生命在话语，话语的生命在价值，价值产生于对话，对话贯穿于文化”(白春仁2000：162—163)。两次转向赋予语言学和话语学以厚重的启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自律性与他律性以及基于自律性的他律性研究和基于内部研究而进行外部研究的自然过渡。

历史和学理的必然是互为表里的辩证关系。无疑，这对中国话语研究颇有意义。其中，包括内部话语研究与外部话语研究以及西方／英美话语研究与中国话语研究的和谐统一、自然化、可通约化。

2对研究对象与方法的思考

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都在不同意义上影响和充实西方话语研究体系，并呈现出跨学科贡献的主线路，即语言(话语与言者)与社会文化互动。中国话语研究也须在纵横两个方向上努力，即纵向以古为师，挖掘中国传统学术精华，从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和其他传统学术中汲取力量，横向联合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中的有志之士，推动中国学术的话语学转向，“从‘逻辑’走向‘历史’，从‘语言’走向‘社会’，从‘空间’走向‘时间’，从纯文本研究走向生命文化的意义揭示”(王岳川1998：4)，从而使研究者从精神和文化上负起时代的和学术的责任。这里牵涉两个问题。

其一是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建设学科。学科体系建设的科学有效方法须遵循以下3原则：理论范畴的建立与转化必须以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材料为依据的原则；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在逻辑上要用范畴内涵的自身矛盾再表达的原则；历史进程中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内在联系要体现在比较完整而成熟的范畴体系中的原则(杨自俭2006：60)。这对于审视并借鉴西方话语研究的学科体系和建设中国话语研究的学科体系都有深远的意义。中国话语研究的基本范畴是什么呢?是学理、典籍(国学、汉学、传统文论)、学术思想、文化积淀、社会现实抑或是文化对比、西方模式?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这里，建构中国的话语研究体系陷入了难解的悖论之中。与“西方话语”相对的所谓“中国话语”，其特质无疑以中国社会文化为背景。但我们既不可能摒弃严格意义上的“舶来”概念和范畴，也不可能直接求助于传统文化，这就必然提出话语转换问题。将传统的转换成现代的，有两个基本途径：外在方法和内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