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的特征精品(七篇)
时间：2023-09-18 17:03:36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法律文化的特征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法律英语 英语翻译 文化差异 法系差异 心理思维差异
法律英语，是以英语为基础，用以表述法律科学概念及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时所用的语种或某一语种的部分用语，它是在立法和司法等活动中形成和使用的具有法律专业特点的语言。法律英语特点鲜明，在词汇使用上庄重规范，书面语多，句法结构纷繁复杂，大量使用祈使句、被动语态、综合复杂句以及虚拟语气等。法律英语目前已经成为法律与英语中的一门交叉学科，在社会上日益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本文主要对法律英语翻译进行了总结分析，希望能够对法律英语翻译的进一步发展有所帮助。
一、法律英语的特征
法律英语就其文体来说属于职业专用英语，是一种正式的书面语体，是应用语的一个分支，也是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一种语种。其行文庄重、结构严谨、表达准确。作为一种专用英语，法律英语在词汇的使用、句法的安排、文体的选择上都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具体来说：
1.句法特征
句法特征是法律英语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包括惯用长句，分词短语使用普遍（为了清晰地表达句意，法律英语往往更多地使用分词短语来代替从句做定语、状语或宾语），介词和介词短语使用频率高，条件从句使用率高。法律英语句法的这些特征是我们研究和对其进行翻译时所必须深入考虑和分析的。
2.词汇特征
词汇特征是法律英语特征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分为使用法律专门术语（法律英语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个性化色彩的法律语言）；拉丁语频繁被使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拉丁语在英美法律实践中频繁被使用）；相对词义的词语大量涌现；普通词语被赋予法律含义，如Party在法律英语中被理解为“当事人”等。
3.文体特征
法律英语属于书面英语。在起草法律文件时，严密准确是法律英语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要求和特征。只有严密准确的法律英语才能保障法律的权威性，才能更好地反映立法意图并体现立法原则，才能更好地维护法律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才能更好地便于对法律进行解读和执行，从而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法制水平。
二、法律英语翻译
1.法律英语翻译的一般原则
法律英语是一种应用性比较强的语言类型，法律英语翻译一般来说要遵循以下一些基本原则：①词语使用的庄严性。法律英语由于其直接鉴定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所以对用词的准确性要求相当高。这一点是在进行翻译时必须牢记的。②准确性原则。在对法律英语进行翻译时应当表达清楚具体，并尽量摆脱汉语思维习惯的影响，注意两种语言在表达上存在的差异，避免因使用错误的词语而使翻译失去准确性。③精炼性原则。翻译法律英语除了准确外，还应遵循精炼的原则，即用少量的词语传达大量的信息。精炼性原则要求应尽量做到舍繁求简，避免逐词翻译、行文拖沓。④术语一致性原则。为了维护同一概念、内涵或事物在法律上始终同一，以免引起歧义，即使同一词语多次重复，一经选定就必须前后统一等。法律英语的这些翻译原则是我们在进行法律英语翻译时所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2.法律英语翻译的基本方法
法律英语翻译是国家间进行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法律英语翻译的目的就是克服客观物质世界存在的民族差异性的障碍，促进国家之间的法律交流。根据笔者多年的学习、观察，法律英语翻译的基本方法主要有：①选择内涵最接近的法律词汇进行翻译。在中西法律文化之间，有些词的含义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在这两种文化之间会存在内涵最为接近的词汇，这时可以采用而不会导致太大的误读。②创造新的法律词汇。很多的情况之下，译者们在面临一种文化中有而另一种文化中无的事物时，会采用音译的办法，翻译法律英语时也需要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加工和想象，如罗马法系中的“legal person”最初被译成“法人”，“due procedure”译成“正当程序”等都是一种建设性的创新。③必要的解释。由于中西方诸多法律理念的基本差异，法律英语中有许多的词汇如果直接翻译，就会使它的意义非常不明确，此时，在忠实原文内涵的基础上做一些人为的增减就非常必要。法律英语以上的一些基本翻译方法是我们在进行法律英语翻译中可以采取的一些基本方法。转贴于
三、影响法律英语翻译的因素
1.语言文化差异
英汉两种语言文化背景不一，在行文结构、遣词习惯及句法层面上相去甚远。英语句子重分析，故造句多形合。而汉语句子则重意合，是靠逻辑事理的顺序来实现意合、流动、气韵三位一体的横向铺排的。由于两种语言特征各异，再加之法律语言的措辞要求严谨，故在翻译时往往不能正确遵循各自的语法要求，从而不利于表达。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已经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和重视。
2.包括法系在内的法律文化差异
王佐良先生认为：“翻译工作者处理的是个别之词，面对的却是两大文化。”法律英语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对译，恰恰相反，由于法律英语涉猎范围甚广，包括各部门法以及诸多法律边缘学科，故从事法律英语翻译的人士须熟悉中英有关的法律知识，如果缺少相应的法律文化底蕴尤其是一些法制史方面知识的了解，稍有不慎就会谬以千里，造成不完全理解或理解错误。法律文化的差异目前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3.思维方式差异
中西方由于语言文化习惯、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的差异导致他们在逻辑思维方式上同样存在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一方面将影响到其思考、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也将影响到其理解、翻译语言的方式。因而，可以说，思维方式的差异同样是影响法律英语翻译的重要因素之一。
法律英语是法律与英语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应用非常强的学科。法律英语翻译之难就在于翻译的过程要实现法律与英语的双重要求。区别于其他的英语翻译，法律英语由于其准确性要求高，法律知识面要求广，因而法律英语对翻译人员提出了更高的综合素质要求。这既对他们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机遇。希望本文对法律英语翻译的有关知识点的总结和梳理能够对我们认识和把握法律英语翻译，并进而提高法律英语的翻译质量和水平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邱贵溪.论法律文件翻译的若干原则.载.中国科技翻译.2000年5月.
［2］苏珊.法律英语及其语言特征.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3］陈水池，罗孝智.法律英语用词的准确性特征.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9月.
［4］谢燕鸿.法律英语翻译的准确性与模糊性.载.双语学习.2007年9月.
［5］李慧.文化差异对法律英语翻译的影响.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11期.
篇(2)
一、法学自身局限性
为了纯正地表述法律问题，法学家汇聚语言精华，创造了法律语言。理论上讲，法律语言应该明晰、简洁、严谨、庄重，也应该是法律语言的最根本性特征，甚至可以作为法律语言存在的理据（沈宗灵，1994）。但在实践中，作为法律法律载体的法律语言却有很强的模糊性特征（刘蔚铭，2001）。其原因十分复杂，从法学角度来分析，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主要是由于法律规则的滞后性和不完全性造成的；同时，由于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人们对法律语言的理解和使用，不能像客观存在的有形物体一样去把握，只能靠思维去理解，在此过程中，需要人们借助自身体验、逻辑推理以及事实判断等对具体实例进行把握和分析，期间难免会出现语言与法律精神脱节的现象（董光音，2006）。鉴于此，为了弥补不足，立法者需要借助语言的模糊性特点，作为主要修补工具对法律漏洞进行完善，这也是法律语言模糊性产生的法学根源所在。
二、语言自身局限性
众所周知，语言是法律的载体，用以传达和执行法的精神。然而我们很少会注意到，法律语言会随着环境、时间、主体等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给法律语言使用者带来一定的困难，也是法律语言模糊性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对语言使用和语言研究来说，如何随具体情况的变化，使用法律语言准确表达法律概念，是法学界和语言学界面临的共同问题。
语言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总是喜欢选择经济、灵活、便利的语言形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处理现实事务。然而，法律语言为了追求意义稳定，很少像日常语言一样变更语言意义，形成了法律语言创设和使用的一惯性原则。从语言自身局限性角度看，法律语言的一贯性原则与日常语言的灵活性原则之间存在巨大落差，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也在这一差别中产生。如，由于法律语言坚持一贯性继承原则，法律语言中的“意思表示”一词，与我们现实生活中使用的“意思表示”尽管同形，然而它们在各自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所要表达的意思却有着天壤之别。
三、法律语言模糊性的认知视角
针对同一法律事件、法律文本，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得出不同的结论。由于成文法是对人们生活中的具体事务的概括、抽象性规范，是对事务和行为的共有特征的描述，而人们在使用这些规范的时候，总是会将这些一般性规范与具体情节联系起来，这就使得法律语言在不同使用主体之间发散出不同的意义，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因主体认知能力的差异而产生模糊性。法治实践要求稳定的法律，而法律稳定的重要条件是法律规范的含义应该稳定，这就要求法律语言从不同的法律主体出发，对法律语言的措辞做出全面考虑，最大限度消解法律语言的模糊性。
法律语言對于一般法律主体而言，具有极大的模糊性，不同主体可能做出不同解释。但是从作为特殊主体的法官的角度来看，尽管对于具体法律事件和具体法律行为的解释和判决，最终表现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法律推定法官对法律事件的分析和解释是权威和正确的，并作为事件处理的唯一、有效解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法律语言是清晰的，法官仍然要在纷繁复杂的解释方法中，找到与案件匹配的解释，法律语言对于法官而言仍然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总起来看，限于主体认知能力、法学思维能力以及，法律语言仍然是模糊的。
四、法律语言模糊性的文化视角
法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一定社会生活条件下，统治阶级所创治的法律规范、制度，以及人们对于法律现象的态度、评价、情感、习惯、心理等学说理论的有机复合体系（沈宗灵，1994）。法律语言承载和传达着法律文化的内容，反过来，法律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法律语言的表达。法律文化影响法律语言的精确性，也会影响法律语言的表达效果，同一法律语言形式，在不同文化语境具有不同意义。
我们不妨从文化角度出发，以“”一词为例进行解释，在日本法中，属于亲告罪；在中国法中，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不属于亲告罪。“”一词在日本和中国都指向同一法律事实，规范同一法律行为。但是，由于日本和中国在男女性行为、性文化方面差异巨大，两个国家的法律对该事实的法律评价不同，以致出现了日本的“”在中国并非“”的情况，形成了法律语言的模糊现象。因此，法律语言是在特定法律环境下、特定群体内使用的专门语言，文化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法律语言模糊性的产生。
[参考文献]
[1]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6.
篇(3)
．理论背景法律语篇的特点是译者必须注意的要素。忽略所翻译文本的语篇特征，不仅背离法律翻译的原则，也背离一般翻译的原则。法律翻译过程中，语篇特征的分析、再现、传达是给译文定向、定位的重要步骤。
．1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文化语境思想系统功能语言学区别于其他语言学派的最大特征是它对于语言元功能的分析，而语言的元功能离开语言的文化语境就无从谈起。因此，条分缕析地分析文化语境也就成了系统功能语法的一个主要特点。下图为Halliday&Hasan(1985／／1989：100)关于文化、语类和语言系统之闻关系的详解：
符号潜势／化＼重要的情景价值拿 每语义潜势 所有可能的语场、语旨和语式价值特定语类晶语义潜势H语场、语旨知语式价值的一个标准 图l：文化、语类和语言系统之问的关系(Halliday&Hasfln 1985／1989：
从图中可以看出系统功能语言学对文化语境的重视。Halliday 8L Hasan(ibid．)解释道，语言作为一个体系，它的意义潜势的语境就是文化语境}文化决定了语类符号的意义潜势和情景价值，特定语类的意义潜势和情景(即语场、语旨和语式)之间又互相决定。隐藏于每一个语篇背后的语境，即每一种情形背后的体系，就是文化体系。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系统功能理论的专著(胡壮麟等1989：187—190)认为该理论可以应用于翻译(包括机译)等实用性学科。
．2法律语篇翻译的静态对等由于历史的原因，法律翻译在香港一直受到关注。香港理工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李克兴即多年来一直从事法律语篇的中英互译实践与理论探索(李克兴1997，2007，2010)。在多方比较了中外各种翻译理论和方法后，他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法律翻译静态对等原则(李克兴2010；本节介绍主要基于该文)。
基予法律翻译的特点，李壳兴认为，E．Nida的动态对等原则为了创造出符合源语语义同时又能体现源语文化特色的译作，不得不舍弃形式对等，这在许多文类的翻译中都是可以接受的，但不适用于必须尽一切可能、全方位地忠实于原文法律文本的翻译。李还认为，许多译者在用的异化和归化策略，以及K．Reiss和H．J．Vermeer提出的目的论翻译原则，在法律翻译中都存在难以回译的问题，并且缺乏可操作性；P．的传意或交际翻译强调译文读者的反应和译文的顺畅，必要时可以牺牲语义，这在法律翻译中也是不可行的。
李克兴认为，静态对等是一个对法律翻译极为合适的策略概念。在这里，静态对等相对于动态对等，要求译文的深层意思、表层意思、语言结构、风格、格式与原文的这些方面完全对等，还要求译文最大程度地再现原文作者的写作意图。李认为，法律翻译之所以需要静态对等而不是动态对等，是因为：1)法律语言基本上是全静态的；2)法律翻译的最高原则是完全忠实于原文，从而为静态翻译提供了客观的条件；3)法律源本和译本的读者群都比较单一，都主要是为法律专业人士而制作；4)主流法律文本的译本都是具有权威性的信息型文本。总体而言，理想的译本应该与原文本的信息从质到量到型(风格和格式)都完全对等。因此，最理想的翻译手段应该是机械性的，而静态对等的翻译最适合。法律语言虽然复杂，但句式比较单调，语言趋于模式化和格式化，也适合在翻译时作静态处理。
尽管李克兴详细地论汪了静态对等原则的合理性．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给出法律翻译时如何实施静态对等原则的方法。
．3法律翻译语篇分析的理论方法如本文引言所述，对目的语文本理解正确需要一个高效的语言理论和方法。笔者在比较了目前较流行的语言学分析方法如文体学、语用学等方法后，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是唯一有完备方法并且能详尽分析和理解一个语篇的理论方法。文体学对语篇的描述多于解释，语用学更适合分析语篇交际策略，认知语言学目前还无法直接拿来做翻译方法的理论框架，而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方法，静态对等作为原则．二者结合，可以在现阶段成为法律翻译的颇为有效的策略。具体步骤为：1)了解目的语的文化语境一2)分解句子的逻辑结构一3)分析句中的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一4)理解语言符号的意义潜势一5)静态对等地翻译原文。
限于篇幅，以下仅重点说明前两个步骤，即文化语境分析和逻辑功能分析，并通过实例来看如何将静态对等原则与这两个步骤相结合进行翻译。
．文化语境的静态对等翻译从图1可以看出．文化语境处于语篇层次的顶端，决定着语言符号的性质、意义、系统和结构。若想正确地理解一个语篇，必须对宏观的文化语境有精确的把握，翻译法律语篇时更应该如此，而且运用静态原则翻译文化语境是最好的策略。如果不对其语境含义、法律文化做深入分析，就会使得译文的准确性和严谨性大打折扣，甚至导致误译。
我国与英美法律文化背景差别巨大，汉英两种法律文本中的语言背后往往有许多由历史文化形成的不同内涵。比如，中国的“法制”这个概念通常被英译为“legal system”(法律体制)，而实际上，“法制”在中国还包括“legality”(合法性)和“social justice”(社会公正)等含义，后两者远非“legal system”所能完全包括。而英美法律环境中表达“法制”这个概念时，用的通常是“rule of law”(林巍2006)。在翻译时采用静态翻译原则．就是要分析文化语境，尽量把每个语言符号及其背后的潜势都译出来。
又如，在英美法体系中，“law”是一个大概念，是一个描述性用语，泛指一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家规范性文件。在英美法实践中，几乎不用“law”为具体的法律命名。英美国会制定的成文法，通常都以“Act”(法案)命名。中国属于(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一切法律法规均属制定法的范畴，所以通常用“law”翻译具体法律名称。(张法连再如，英美刑法中的“principal”常被译成“主犯”。“主犯”是中国采用的大陆刑法中的术语，不能脱离“共同犯罪”的语境。而英语中“principal”的定义是“one who commits or participates in a crime”，表明这一概念并不限于共同犯罪。所以，“principal”被译成“主犯”实属误译，“正犯”才是一个恰当的对应词。(滕超，孔飞燕2008：56～．逻辑功能的静态对等翻译．1逻辑功能的意义及其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不管你如何特殊地使用语言来描述周围所发生的事件或情形，都要参照对世界的经验范畴，即事物之间有一种抽象的内部关系——逻辑功能；在系统功能语法中，逻辑功能是小句与小句之间的关系机制。(黄国文，见Halliday 1994／2000：
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Halliday 1994／2000：218)，逻辑功能的主要特征是其“递归性”，即语篇的内部抽象关系由并列关系(parataxis)和主从关系(hypotaxis)来体现，二者都是递归的。并列关系指两种类似成分之间的平等关系，这两个成分一个是起始成分，另一个是延续成分，在做句中分析时，用数字1，2，3……来表示；与此相对照的是，主从关系指依赖成分和支配成分之间的关系，在做句中分析时，用希腊字母n，B，丫……来表示。语言中所有的逻辑结构或为并列关系，或为主从关系。比如：
．but he did not do it．与传统语法的句子结构分析相比，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逻辑结构分析没有那么多主谓宾定状补的名称，没有主语从句、定语从旬、状语从句等这么复杂的分类；区分了并列关系和主从关系，区分了起始成分和延续成分、依赖成分和支配成分，即可理解句中逻辑功能的配置。
．2立法语言逻辑功能发展历史原因根据Crystal&David(见杨敏2007：5—9)，早期的法律文献，就格式而言．极少考虑读者的理解和使用方便。那时这种文献通常为一整片文字，每一行在羊皮卷上占满从左至右的全部空间，没有任何退格或留白以表明不同的段落或章节。采用这种不问断的格式可能是为了节约羊皮卷，或者是为了避免语言或内容上发生错误的增减等。但这种格式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超长的句子，甚至有整篇法律文献仅用一个句子完成的现象。更为难读的是，标点符号几乎没有，或者即使有，也是凌乱而不完整的。因此，这种文献对专业法律人士来说都难以理解，更不用说对外行人士。
法律文献逐渐印刷成册时，编写者受惯例的影响，确认以上传统与法律语言的“无间断”语法本质一致，视觉上的连贯也应尽可能地少受标点符号和自然分段等语言的非必要性特征所影响。因此这种传统延续至今。表现在英美法律文书中，就构成了一个鲜明的语言特点：叙述周详，结构复杂，巨细无遗，滴水不漏。但同时也给语言本身增加了沉重的负担，直接影响了语言的传导性、交流性。
．3逻辑功能的静态对等翻译．3．1条件旬的静态对等翻译早在1848年即有人发现，英文法条中一般包含下列四个主要成分(Bhatia 1993：114)：
任何一个骗子拒绝支付任何教堂税率，(案件如果任何一位教堂管理员对此有所抱怨，(条件一位治安法官，(人物可以传讯这个骗子。<行为这一发现并未完全展示出立法语篇的所有特征，尤其是那些具有多重复杂修饰成分的句子的特征，但还是具有一定价值的，因为它注意到了法条的句子结构，特别是“条件”的存在。Crystal 8己David也指出，大多数法条句子都有一个潜在的逻辑结构，即“如果X，则Z必须是Y”或者“如果X，则Z必须做Y”。不同法条的语言特征会有差异，但“如果”这个成分(“if X”)是必不可少的：每一个法律行为或要求，都受制于一组条件，甚至依靠一系列条件方能成立。(见杨敏2007：5—就句子结构而言，“if X”最有可能通过状语从句实现，即条件状语从句或让步状语从句。由于这种从句在句子结构上的作用是扩展句子基本要素，所以立法句子一般都是复杂句。用系统功能语法逻辑结构表示出来就是a‘8。
例如英国《高等教育法(2004)》中的一个法条：
，，一(a)give the body notice of the designation，．The Higher Education Act(2004)，用系统功能语法的主从关系和并列关系式表示，就是“(1+2)8；用支配句和依赖句图示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支配句 依赖句固／口)the Secretary of State or the Assembly—，before the effective date，——，。
翻译这个法条时，首先要了解英国《高等教育法(2004)》的文化语境。1992年，英国政府制定了《高等教育法(1992)》，2004年的法案是对1992年法案的修订，其首段即明确这一法案的意图是为人文学科研究提供法律依据，为学生投诉提供高等教育的学院提供法律依据，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交得起学费提供法律依据等等。由此可见，本法案是在制定法案的议会、学生和教育机构之问界定权利与义务的法律。
关于句子的逻辑结构，上面已经按照依赖和支配关系进行了分析。再根据语境，准确理解每一个语符的意义潜势，接着按照分析出来的结构把各小句译出：
囊直逸 筮塑鱼大臣或者议会必须，在生效日期∥如果一个机构干艮据鲫川2’被任命给予该机构任命通知，并以大臣或者议会认为合适的方式，公布任命通知。
为了避免语义模糊或者歧义，法律语篇会较少使用指示代词，而是不断重复使用名词。翻译时遵循静态对等翻译的原则，该重复的地方要重复。如上面译文中“大臣(此处指负责此项工作的内阁大臣)或议会(英国议会是Houses，此处Assembly指制定此法案的本届议会)”和“机构”。
．3．2复杂旬的静态对等翻译法律语篇以长句、复杂旬著称，如前面4．2所说，这是为了叙述周详、语言精确、逻辑缜密，所以不惜以句子的冗长晦涩为代价。Bhatia(1993：106)指出立法语篇中的句子平均长度为271个词，而一个典型的科技语篇句子仅为27．6个词。可见法律语篇的句子长度远非一般语篇所能比拟。
许多语言学者和韶译学者都对法律语篇冗长复杂的句子特点进行过研究。在笔者看来，法律长旬就像一串葡萄，看上去非常复杂，但是都有一根主茎，抓到主茎，轻轻一提，整串葡萄就可以一下子提起来，大小分枝上的葡萄立刻清清楚楚。而系统功能语法的逻辑功能分析就是抓主茎的有效方法。
比如，英国《雇佣法(1990)》里的一个法条；，。——，or is not，，，，as the case may be，is unwilling to accept that requirement，，．The Employment Act(1990)，这一法案的文化语境是：英国作为工业革命起源国，发展到现在，雇佣法等法案条例已经非常详尽，尤其是特别注意雇员的工作保障，雇员享有不被无理解雇的权利；如果雇主无故或用不公平合理的理由解雇雇员，雇员可将雇主告上法庭。由此可见．这是一个界定雇主和雇员之间权利和义务的法案。
篇(4)
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律保护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团体性、公共性等特征，各国普遍重视通过行政立法运用公权力为本国或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技术服务或指导、采取行政措施、给予财政资助等，具体包括三种立法模式。
1.统一立法模式
统一立法模式，即由统一法典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行政法保护。此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日本政府于 1950年 5月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和韩国1962年1月出台的《文化财保护法》。
2.分别立法模式
分别立法模式，即行政机关通过制定多部单行行政法规，对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别保护。例如英国分别针对古迹、登录建筑、保护区、民间文艺、民俗及历史古城等不同层次保护对象进行立法，并对保护办法、保护机构与团体、地方政府职能与资金政策等都给予详尽的规定。法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体系采用国家与地方立法充分结合，并以分别立法的模式建立起来。
3.分散立法模式
分散立法模式，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律保护规范渗透到其他私法规范（如知识产权法或其他民事法律）中，而不采用单独立法形式。采用此种立法模式多被发展中国家所采纳，如2002年印度颁布了《生物多样性法》，突尼斯制定《文学艺术版权法》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国内知识产权法保护民间文化的国家。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依靠行政法律保护模式。1997年国务院制定颁布《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规定了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和技艺认证制度，并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单位为工艺美术大师创作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要求对制作传统工艺美术品种特需的天然原料、材料统筹规划、妥善安排。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要求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要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协调有效的保护工作领导机制；地方政府要将保护工作列入重要工作议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纳入文化发展纲要。2005年 12月国务院再次颁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基本方针，并进一步提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抢救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区保护等具体工作目标。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近年来也开始通过立法授权或制定地方性规范文件统一协调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例如云南、贵州、福建等地省级政府根据授权负责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北京市政府2006年出台《关于加强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加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等地方规章进一步明确市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中的职责。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由此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以观念、知识、技能等方式表现出来人类智力或精神成果，与知识产权存在天然联系：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人类智力劳动成果，而这是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会随着人类活动不断积累和创新，而激励人们创造性智力活动正是知识产权法的主要宗旨；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与无形性也与知识产权法调整对象完全契合。基于此种逻辑，部分国家或地区通过制定或修改知识产权法律的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保护范围。突尼斯1966年制定（1994年修订）《文学艺术产权法》，明确对民间文艺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此后发展中国家有40多个国家采取知识产权立法保护模式，发达国家有澳大利亚、美国、日本、新西兰、瑞士、法国以及欧盟成员国等认为现行知识产权法适用于非物质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非洲知识产权组织1977年制定（1999年修订）的《班吉协定》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法保护模式的区域化，《伯尔尼公约》1967年修改后将“民间文学艺术”当作作者身份不明的特殊作品予以保护。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的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归入著作权法保护范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尽管国务院尚未出台相应具体规定，但对诸如刺绣、民歌、昆曲等民间艺术形式由著作权法保护已经受到理论与实务界的普遍共识。此外，在特定情况下《商标法》也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保护，尤其是传承人明确、有商业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1988年天津著名的泥塑“泥人张”获得了商标注册，1998年少林寺注册了“少林”“少林寺”商标，1999年景德镇陶瓷协会向国家成功申请注册“景德镇”陶瓷证明商标，2004年6月国家商标总局核准铜梁县“铜梁火龙”商标等。
结语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多样性、综合性特征，不同国家选择与本国现实国情、法律传统相适应的法律保护机制，从而呈现出行政法律保护、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两种法律保护形式。需要指出的是两种法律保护机制仅仅是对不同国家立法模式的理论分类，实践中各国都会综合运用两种法律保护机制，只是在运用程序和表现形式等方面存有差异。
篇(5)
关键词：法律文化 商事信用制度 现代性
一、价值形态的法律文化
1969年，美国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在《法律与社会文化》一书中指出，法律文化是指“与法律体系密切关联的价值与态度，这种价值与态度决定法律体系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他首创了“法律文化”的概念。后来的人们综合对法律文化的认识，总结起来主要有：（一）法律文化是观念之法；（二）法律文化即法律传统；（三）法律文化是法律意识；（四）法律文化为一种解释方法。我们认为，“法律文化”是指与法律制度相联系的，植根于历史与文化的法律价值和观念。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比较法学家潘汉典教授翻译了《论美国的法律文化》这本书，这本书的原作者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法学教授李·S.温伯格和朱迪·W.温伯格。就这样，法律文化这一概念和课题第一次被系统地介绍到了中国。从此之后，我国法学界开始对法律文化予以关注，并一直延续至今。
弗里德曼认为：法律包括制度法和观念法，法律文化就是指观念法，它代表人们对法律的价值与态度。另外，弗里德曼对“活法”在生活中的作用更为看重。他认为社会中具有实效的法律包括正式法律制度和非正式法律制度。而往往后者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比前者大得多。同时，这些非正式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存在紧密的关系，常表现为法律文化。
二、关于现代法律文化
现代法律文化始于西方，它包含了人类的许多共同价值观，比如民主、自由、平等、权利、尊重价值多元等等，它实际上为人类所共享。如果我们把现代法律文化看做是西方殖民主义价值观而一概加以排斥，那无疑是因噎废食；但如果我们不顾实情而强行推行西方的法律文化，那必然会陷入迷途。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法律与文化的距离越来越远。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社会对工具理性的追捧必然导致价值理性的衰败。其结果势必造成传统社会中的社会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由于它们是以非理性或者价值理性为基础的。最终，他们被工具理性取代了，法律之治替代了它们。
不同的法学流派对于法律的这种趋势有着不同的看法。实证法学派鼻祖奥斯汀认为，法律是者的命令，它的背后蕴含了制裁作为后盾，它与文化和其价值没有直接的关联。凯尔森认为，法律实质上是个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自治系统，其表现为法律中的基础规范系统。而新自然法学派代表德沃金指出，现代法律实证化会导致“恶法之治”，要重视“道德权利”的作用方能解决目前的困境。当代“沟通理性”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认为，实证化的现代法律的过于迷信“目的理性”，由于这种规范具有结构上的强制性，法律开始脱离包括文化在内的生活世界，成为了一个自我运动的系统。
现代西方的法律制度与文化渐行渐远，法律远离了道德、宗教与信仰，法律离大众的生活越来越远，法律成了一个独立运行的、有着强制外表的功利主义“怪兽”。面对西方法律制度的前车之鉴，如何让法律与一般文化，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协调共存，并发挥其独到的整合社会秩序的功能，就成为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三、“信用”的内涵
“诚信”在西方传统的理解就是要求“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也就是说，“诚”就是“integrity”，意思是“诚实和完整”。主要是指个人的诚实品质，要求对事件、信息做完全的披露。“信”就是“faith”、“trust”，意思是“信仰、信赖、相信。”西方的诚信不仅指个体主观上有诚实守信的高尚品德，而且在客观上指生产能力、资本状况等方面的因素，是社会对其履约能力的正面评价。
中国的“诚”，在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是指：“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是指“诚实、不自我欺人，它是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标准。孔子所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孟子认为“朋友有信”。表明“信”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是指人们交往要遵守诺言、言行一致。所谓诚信，在中国人看来就是诚实、不自我欺人，与人交往遵守诺言、言行一致。由此可见，东西方关于诚信的观念看起来基本一致。
“信用”基本的价值离不开“义”与“利”。我国传统对于“义”和“利”的理解，以儒家伦理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儒家认为公利通常指天下之利，私利指一己之力。儒家认为，人们在求利过程中，凡符合民利优先。家庭家族优先、社会优先、长远利益优先、互尊互利原则的为“义”，反之则为“利”；合于这些原则者“君子”，背于这些原则者为小人。儒家义利观的形成深刻影响了我国古代至今的经济生活和传统民商法，它在规范社会经济行为时，总是力图使追求实际物质利益的经济行为和财产关系都能成为一种合乎精神伦理的道义行为。它对清末晋商的信用模式有着重要的影响。
晋商信用模式所采用的以亲缘、乡土关系之间的信用关系为主要内容，以自我实施与集体主义惩戒机制构成了晋商信用模式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特征。“晋商经营靠的是严格的自律和大量的隐含契约，后者主要是靠签约人的信誉来维持。因为隐含契约没有第三方（国家）强制性要求签约各方履行契约条款，因此排他性成为隐含契约中对于失去信誉者（或无信誉者）最重要的惩戒机制。在此基础上，晋商信用乃至信用制度必然是自发生成且自我实施的。”在商品经济阶段，诚信被广泛的应用于经济交往之中，可以说，“信用”是诚信在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是诚信这一概念的外延和扩展。在商法领域内，此原则被扩展成为商事信用。
四、清末晋商商事信用制度的借鉴意义
“在疆域辽阔，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清朝，习惯法的类别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地方习惯、乡规民约、家法族规、行会规约礼俗、与个别判例等。有些是成文的，有些具有自治法规的性质。就适用的范围而言，或全国，或部分地区，或部分民族、家族。”1904年左右，《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公司律》、《商人通例》等法律文件相继由清政府立法机关颁布。由于受到诸多因素和立法缺陷的影响，商品交易及参与者的利益尚缺乏全面、有效的法律规范保护，而交易习惯或惯例，则起到了填充立法缺失、消弭法律缺憾的作用。
清末的商事信用制度与当代商事信用制度有一定的共通之处。清末初期的法律依旧是“礼法”结合的社会，而到了后期则成为混合型的法律文化，外来的法律制度被生硬地移植过来，尽管看起来很完备，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必然由于背离当时的法律文化而不会产生实效。我们当代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混合法，在中国传统法的基础上，融入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以及社会主义法系等因素，融合了更多的法律文化因素。
与此同时，清末的商事信用制度与当代商事信用制度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清末法律的发展为现代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而现代的法律制度大致上是对清末法律制度的完善和进步，但是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的冲突一直没有解决。清末晋商的信用制度这一习惯法在实际生活当中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充当了法律的作用。这恰恰印证了只有建立在本民族法律上的制度才有生命力，外来法律的移植如果仅仅是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移植，而没有在法律文化上转化，那注定是要失败的。
要建立现代商事信用法律制度，就是要建立具有现代法律价值和态度的法律文化。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发展要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就促使我们要建立符合我们国家现状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解决途径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对“活法”的借鉴和承认。清末晋商的成功证明了商事信用习惯法适应了当时的法律秩序，其实施机制值得我们观察其背后所体现的法律价值与态度。
五、当代商事信用制度及其法律文化
商事信用是商主体根据其本身具有的人格与财产作为保证，通过履行行为作为保障，对当事人商行为过程的综合性的法律评价。晋商信用模式所采用的自我实施与集体主义惩戒机制与人格权和财产权具有深刻的联系。自我实施机制所反映出对人格权本身的重视，而集体惩戒机制又与财产权密不可分。因此，晋商商事信用不但具有人格上的无形财产的性质，而且具有隐含在人格信用背后的财产信用，均具有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存在于其中，只是当时的法律发展程度尚无法抽象出人格权和财产权而已。
“我们的传统乃是和谐，和谐的最高境界乃是人、物、自然、宇宙的交融于一。这不是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作用，而是“物我两忘”，“物我不分”。同时，这种和谐观念带有强烈的道德意味，而这正是我们全部文化最为根本的特征。”“平心而论，一群人之所以能组成一个社会，一个先决条件是他们具有共同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近代西方一些思想家用社会契约来说明这些规则的起源”。但是对我们中国来说，我们一直用儒家的“礼”和“法”来解释这些规则。也就是说，同样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仅就此而论，我们需要建立一套适应中国社会的法律规则，而又具有普世价值的法律制度。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精神特质有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特别重视从另一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那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在中国人看来是短视的行为。这也就是表明中国法律文化反映出的价值内涵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当代中国，法律价值除了正义、公平、民主、自由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外，还应当有追求和谐、追求共赢作为补充。
同样的，由于法律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同，反映在对商事信用的概念和制度上，也必然有所不同。如果能够以当代商人习惯法为基础建立上是商事信用制度，应该能够避免当代法律制度的“水土不服”问题。另外，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法律制度不但能够承载中国文化的价值，而且具有现代的功能，其精神气质就能够与现代和基本人权为理念的现代法律文化相贯通了。
六、商事信用制度的现代性
清末的晋商商事信用制度有以下特征：（一）伦理道德性。（二）“熟人社会”性。（三）自我约束机制和集体惩罚机制相结合性。这体现了清末商事习惯法调整利益冲突的方式。它集中反映了儒家“义利观”在商事信用制度背后的影响。
当代中国要建立现代的商事信用制度，最根本的是要有对法律的信仰。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容虚设。”鉴于中国社会的法律从来就是世俗性的，人们对法律缺乏“神圣性”的信仰。所以我们法治之路需要时间。
中国当代社会仍然具有“熟人社会”的特征。由于熟人社会属性的存在，并且具有客观的外在表现形式。在当代中国，随着商会与行会的发展，作为内部的交易习惯已经越来越得到重视，并且在诉讼上更加凸显其意义。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的涉及交易习惯的14个案例发现，当事人成功举证的大部分都属于前者，都是涉及证券交易行业、医疗行业、交通行业、国际贸易等封闭系统的的交易习惯举证。可见，当代商事习惯法事实上正在发挥着作用。基于此，借鉴清末的商事信用习惯法来建立当代的商事信用制度在实践中完全有可能实现。当然，我国的传统法律有一些局限，弱者常常得不到保护，法律的权威难以确立。因此，建构商事信用制度必须要克服我们传统法律局限性的影响。
要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商事信用制度，应当首先设立信用基本法，建立一部信用基本法可以整合法律资源，避免分散立法的弊端。其次，应当建立完备的商事登记与产权制度，从商事活动的初始阶段就规范商事主体。再次，应当建立信用中介机构和档案制度。最后，应当建立商事惩戒制度。
在这些信用制度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商事档案制度和商事惩戒制度。法律制度的建立应当体现背后的法律文化，当前的中国商事信用制度除了要建立适应现代法治的价值外，还应当建立一套制度，使之适应中国依旧没有改变的“熟人社会”的特质。让个别人的失信行为在其“熟人”中产生的约束作用有时候比法律规范更加有效。这一点，完全可以借鉴清末晋商的集体惩罚机制来建立规范的制度。同时，我们又要将商主体的商事行为约束在法律的框架内，避免传统法律文化的局限，让现代的民主、自由的法治精神依旧发挥作用。我们相信，只有信用真正内化成为一种“内心”的约束机制，才能在制度的配合下发挥实际效用，才能真正建立一个高度发达的“商事信用制度”。
信用制度涉及到社会各个方面，要建立一个诚信有序，追求社会民主与和谐的有公信力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遵循契约自由、诚信守约的商人习惯法的信用制度，必然能够丰富信用制度的现代性。毕竟，世纪的钟声并没有宣告现代性已经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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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在世界法律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可以追溯到我国原始社会的尧舜禹时期，伴随着社会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出现，传统法文化也在习俗文化的基础上得以产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经几千年积淀而成，在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过程中，应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论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渊源，发展过程，以及其所体现的时代价值。并且利用民法方法论的价值分析方法分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求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价值，推进当今司法建设。
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尧舜禹时期，伴随着社会阶级的分化与国家的出现，传统法文化就在习俗文化的基础上得以产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显示了其鲜明特色，独树一帜。主要深受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影响，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核心。
1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演进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在世界法律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可以追溯到我国原始社会的尧舜禹时期，伴随着社会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出现，传统法文化也在习俗文化的基础上得以产生。
夏商周三代，在法律的精神方面，确定了“明德慎罚”的原则。要求当时的统治者要张明礼仪道德，加强犯罪预防，一实现理性结合，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这一时期，重视“礼治”，使得礼学文化得到了充分发展，成为“制治之源”。
西周时期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归纳出“礼以遵其志，乐以导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综合为之的法律学说。中国封建时代的法律文化，形成于战国秦汉时代，成熟于魏晋隋唐，发展演变于宋元明清，具有完整的发展命脉。
汉朝统治者总结了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确立了以“德主刑辅”为标志的儒家综合为之的法文化学说。这诠释了法律之学，已经与先秦时期自由研究方法有所不同，它受制于封建纲常礼教，听命于官方的权威说教，基本上是一种官学。唐代是以往各种法律文化的集大成者，在法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完善了封建法学体系，使封建行政法学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分支。唐朝开元时期，在《唐律疏议》的基础上，制订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完整的封建行政法典。形成了相互分立又相互为用的两大法学分支，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明清之际，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初步发展，影响到法学建设。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显示了其鲜明特色，独树一帜。主要深受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影响，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核心。
2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点
以宗法家族主义为本位的的伦理法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基本构成因素。在普遍重视伦常观念的中国古代社会，伦理观念形成了以权利义务为基本内涵的法律关系。之后，随着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开始了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相结合的伦理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是伦理主义的法律文化。以人本主义为基础，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伦理为核心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其具体表现是：礼法结合，以礼统法；德刑并用，以德为主；重人治，轻法治；重刑法，轻民法；皇权至上，以言代法。
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等级的长期存在和牢不可破。礼就在于通过论证等级秩序和结构的合理性，并使之固定化、永久化，礼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是通过确立“别贵贱，序尊卑”的等级制度来实现的。强化社会政治的等级规范，是礼制的一个重要功能，以此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整合社会的目的。礼不仅是严格的政治等级制度，而且是一种严格的日常行为规范。礼确认王权的特殊地位的合法性，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非常重视礼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3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因素丰富多彩。如：人治观念、皇权思想，以言代法，封建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司法与行政合一等，这些因素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根除。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积极因素并未失去其价值，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国情，深入研究法学理论，挖掘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促进当今法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1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人文精神
中国文明具有人文性的特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必然含有对个体人格价值的尊重。他所肯定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体。个人价值收到了身份，性别，血缘等级的严格限制，个人权利相对于义务是第二位的这是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应当考虑的。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在法律领域，就是主张立法、司法都以民为本。早在两千六百多年前，管仲就明确提出：“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包拯说：“民者，国之本也”。他主张立法当以便民为本。这种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念，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并不过时。我们知道，法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产生的需要和利益的表现，同时也是对人们的各种利益和需求进行调整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法以确认、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目的，因此，在法律实践中，必须时刻关注和尊重人的需要，既不能无视民众的需要，也不能强迫民众接受他们所不需要的东西。
3.2 礼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核心
在古代中国律多指制度规范，法的价值剥离为礼，于是礼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法律所追求的目标。以礼为主，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刚柔相济的管理模式。在实践中，中国古代管理者发现礼治并不是完美无缺.礼治必须得到法治的配合，才能刚柔相济，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二者成为中国古代管理的两根支柱。同时强调礼治居于主要地位，是仁治的基础，法治位于次要地位，是以弥补礼治不足。所以，礼是一种“序民”的“度量分界”，是一种所谓“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的“经纬蹊径”。社会安定，政治稳定，则偏重于礼治；若社会动乱，政治不稳定时偏重于法治。礼治是基础，是前提，礼治必须有法治的配合。礼由氏族社会一般的祭祀习惯，演变为中国古代法的精髓是古代由具有极强血缘关系合为一体的家国相通统治模式的结果，也是数千年立法、司法的实践、选择的结果，“礼”蕴涵的天人合一，重教化，崇尚自然，圆通、和谐的特征，至今闪现理性的光芒。
4 结束语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经几千年积淀而成，在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需要批判，也要继承，要吸收中国产同法律文化的精华，去其糟粕，我们既要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价值体系的转化，也要警惕西方的文化霸权。这是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参考文献：
[1]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二版.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1
篇(7)
[关键词]古代社会 礼治秩序 法律文化 法社会学
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在于礼，反映在古代法律文化领域最直接的观念就是“德主刑辅”、“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但这并不是古代法律文化的全部。周公历经多次制周礼，形成一套完善的治理系统。前者指精神层面的亲亲、尊尊(后来发展为忠孝节义)，后者指“五礼(吉、嘉、宾、军、凶)”或“六礼”。此时的“礼”就是现在的“法”，因为其满足“法”的三大特征：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和国家强制性。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法不等同于现今意义上的法，仅指制度规范层面，而当然不包含法的学理学说，这一观点严复有明确的表述：“中国有礼刑之分，以谓礼防未然，刑惩已失。而西人则谓凡著在方策，而以一国必从者通谓法典”，并进而指出西方法对应古代中国的不仅是刑律，更有理、礼、法、制之意。西方法既有制度规范又有学理学说之义，而在古代中国律多指制度规范，法的价值剥离为礼，于是礼就成为中国古代法律追求的目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维护古代社会等级秩序
社会的稳定必须以秩序为前提，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必须确定一定的社会秩序。礼对社会秩序的维护 ，是通过确立“别贵贱 ，序尊卑”的等级制度来实现的。强化社会政治的等级规范 ，是礼制的一个重要功能。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等级的长期存在和牢不可破。中国古代等级社会的等级系统复杂多样，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社会等级，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主要可以划分为宗法等级、爵秩等级、官僚的秩品阶位等，由此形成了中国等级制度多样性的特征。礼就在于通过论证等级秩序和结构的合理性，并使之固定化、永久化，
以此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整合社会的目的。
二、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和评判是非的准绳
礼不仅是严格的政治等级制度，而且是一种严格的日常行为规范。先生说：“中国的乡土社会就是一个礼治社会。在这种社会中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孔子为了使人们能够自觉遵守礼的规范，就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做到“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还指出了不懂礼的规范性的危害。
三、确认王权的特殊地位与权力的合法性
礼对王权的维护，一是通过郊祭、封禅等祭祀之礼，使当位之君的权力合法性一再得到天地等超社会权威的认可，从而确立王权的神圣性；二是强化社会政治的等级规范，确立君主的特权地位。礼制本身就是政治等级的产物。君主及其统治集团的等级秩序就是依赖各种礼制来维系的君主的特殊地位和权威也是通过礼制的规范予以保障的。
在古代中国 ，礼被视为“国家施政的标准 ，有礼则国家政治有轨可循，为治可期；无礼则施政无准 ，势将导致昏乱。”礼既足以节制人欲 ，杜绝争乱 ，又能促使贵贱、尊卑、长幼、亲属有别 ，建立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因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非常重视礼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四、纳礼入律，礼法融合，法律伦理化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善良的人情，高尚的道德是治理社会的前提。在家天下的条件下，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扩大。儒家的“在家行孝，出门尽忠”，“忠孝一体，忠为大义，孝为小义”，以及“尊尊”、“亲亲”的伦理观，便是封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最好精神武器，儒家的道德观融入到立法、司法活动中，纳礼入律，使古代法律伦理化并表现为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圆通、和谐的特征。综上所述，礼由氏族社会一般的祭祀习惯，演变为中国古代法的精髓是古代由具有极强血缘关系合为一体的家国相通统治模式的结果，也是数千年立法、司法的实践、选择的结果，“礼”蕴涵的天人合一，重教化，崇尚自然，圆通、和谐的特征。
五、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维护“家国天下”统治秩序
首先，古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原始的氏族结构没有瓦解，亲属血缘关系没有削弱反而以国家统治的新形式得到加强。所以，古代中国国家是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家天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当时社会的主要规范――“礼”，自然是反映了宗法制度的精神。所以，为了使宗法制国家的统治得以巩固，“礼”就必须寻求维护其所体现的宗法伦理精神的手段。其次，既然“礼”在未然之时对社会所需要的秩序进行了预设，那么在已然之后，对实然的状态进行干预，以回归其应然的秩序，即所谓维护预设的秩序，这也是“礼”的预设功能的自然、合理的延伸。基于以上两点，“礼”就需要寻求维护其所预设的秩序(在宗法国家来说，是维护宗法等级统治秩序)的方法。这时，“礼”就需要外在化，从其自身以外的世界寻求强制执行力。刑罚，这种曾被原始部族战争所利用的暴力手段，就被“礼”所吸收了。
古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原始的氏族结构没有瓦解，亲属血缘关系没有削弱反而以国家统治的新形式得到加强。所以，古代中国国家是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家天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当时社会的主要规范――“礼”，自然是反映了宗法制度的精神。以礼为主，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刚柔相济的管理模式。在实践中，中国古代管理者发现礼治并不是完美无缺.礼治必须得到法治的配合，才能刚柔相济，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二者成为中国古代管理的两根支柱。同时强调礼治居于主要地位，是仁治的基础，法治位于次要地位，是以弥补礼治不足。所以，礼是一种“序民”的“度量分界”，是一种所谓“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的“经纬蹊径”。刑体现礼的基本精神原则，受礼制约，礼指导刑的运用，是刑的统率，礼是积极的规矩，禁恶于未然，刑是消极的处罚，惩恶于已然。凡礼所许，刑之不禁，礼所不容，刑必禁之。礼与法同时为人的行为规范，其实质迥然，礼表现为治“内”的规范，法表现为于“外”的规范。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管理社会的基本模式。社会安定，政治稳定，则偏重于礼治；若社会动乱，政治不稳定时偏重于法治。礼治是基础，是前提，礼治必须有法治的配合。礼由氏族社会一般的祭祀习惯，演变为中国古代法的精髓是古代由具有极强血缘关系合为一体的家国相通统治模式的结果，也是数千年立法、司法的实践、选择的结果，“礼”蕴涵的天人合一，重教化，崇尚自然，圆通、和谐的特征，至今闪现理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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