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文化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汉朝文化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对音；音韵；对比；朝鲜汉字音

一、朝鲜汉字的历史

自古，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以汉字和汉文化作为载体的文化交流更为密切。古代朝鲜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借用汉字的意义和发音来书写韩国语言，即所谓的“借用汉字标记法”。汉字作为韩语书写的重要手段可追溯到公元前，中国的许多史书记载以及韩国的历史文献都可证明这一事实。早在汉朝在朝鲜半岛创立四郡开始，汉语便已传入朝鲜，这些从《三国史记》、《三国遗事》、《鸡林类事》等以及一些谚文材料、吏读材料、古代朝鲜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晰看出。汉字一直作为古代朝鲜的正式文字使用。“借用汉字标记法”主要有三种方法：吏读、口诀、郷札。很多学者均认为早在上古时期，汉语便对韩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至15世纪朝鲜，即1443年，由申叔周创制出了《训民正音》，作为朝鲜语的标准文字记录工具，但是汉字仍然是朝鲜公文的正式书写工具。

二、朝鲜汉字音的概念

在古代朝鲜与古代中国交流的过程中，特别是朝鲜在借用汉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汉字及汉语语音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便产生了不论是对于韩国还是对于中国音韵史都有着重要意义的语音资料——朝鲜汉字音。朝鲜汉字音，又叫“韩国汉字音”或者“高丽译音”，这三种称呼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指的是包括韩国在内的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部分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域里正在使用的今儿曾经使用过的“汉字”的“读音”。

三、朝鲜汉字音国外研究概况

对于韩语中的汉字音研究，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之久，在这方面的先驱者并不是中国人和韩国人自己，而是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他利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结合汉语音韵学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来研究《切韵》音系，在研究过程中，他使用了现存的汉语各地方音和朝鲜汉字音等，构拟了《切韵》体系的声母和韵母系统。在此之前，研究者们一直专注于通过古代典籍来研究汉语音韵学，而高本汉的这一方法开拓了研究的新境界，拓展了研究思路，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对音材料的研究，特别是朝鲜汉字音，研究涉及朝鲜汉字音的来源、性质和演变等一系列问题。

与高本汉同时代的法国汉学家马伯乐，著有《唐代长安方言考》。马伯乐基本同意高本汉的观点，而且还进一步地对朝鲜汉字音的形成过程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日本著名学者有阪秀世提出，朝鲜汉字音的基础方言是10世纪宋代的开封音。河野六郎则提出朝鲜汉字音的基础方言应该是唐代长安音，并指出朝鲜汉字音有两个层次。

一些日本和韩国学者将朝鲜汉字音与日本汉字音进行比较研究，例如：河野六郎的《朝鲜汉字音日本吴音》、藤井茂利的《推古期遗文假名朝鲜汉字音》、高昌植的《韩日汉字语·音韵比较》等。

韩国和朝鲜国内也有很多学者研究朝鲜汉字音，例如辛荣泰、北朝鲜学者柳烈、韩国学者赵世用、李基文、崔爱玲、严冀相、金完镇、朴炳采、俞昌均、朴庆松等在朝鲜汉字音方面的研究都有着很重要的贡献。朝鲜、韩国学者构拟出中古和上古朝鲜语的语音体系，加深了朝鲜历史演变过程。

四、朝鲜汉字音国内研究概况

在朝鲜汉字音受重视之前，研究古汉语主要是围绕古代几部重要的韵书而展开，例如《切韵》、《广韵》等，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声音的变化无法直接从汉字上看出，因此仅依据基本韵书很难准确推出古代汉语的发音面貌。朝鲜汉字音作为古代汉语音系和古代汉语音系互协的产物，被中国和韩国音韵学家视为研究古代汉语和韩语的一扇窗户，逐渐得到重视。

起初学者们还是以语法和词汇为研究主要方面，很多学者都是针对这两本书中的语法及词汇现象进行讨论，例如：熙（1958）的《书后》，文章主要是对成书年代和版本问题的探讨，八十年代以后，谢晓安等《与语言研究》、李泰沫《四种版本语言研究》，康宴镇《研究—诸书之著成及其书中汉语语音语法之析论》、梁伍镇《语言研究》。谢晓安等合作撰写的《与语言研究》是一部对《老乞大》和《朴通事》二书的语法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他们利用先前编好的《与索引》对二书的语法面貌进行了系统的描写和定量统计分析。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了朝鲜汉字音对于研究古代汉语音系的重要性，著作和成果也逐渐增多。胡明扬的《和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依据对音材料整理出16世纪北方汉语的语音系统；姚俊的《朝鲜语语音研究》通过对三个版本的老乞大语音探讨，结合语音的组合特点，拟构出当时朝鲜语的音位音值，并在此基础上对《老乞大》所反映的16世纪到18世纪朝鲜语的语音变化进行描写；金基石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探讨了朝鲜对音文献里反映地近代汉语语音问题。金基石指出：在朝鲜李氏王朝刊行的《洪武正韵译训》、《四声通考》、《四声通解》、《翻译老乞大》和《翻译朴通事》等一系列汉朝对音韵书和教科书文献里，保存着朝鲜汉学家对汉语近代音尤其是入声字的真实描写和深刻论述。（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刘泽民.朝鲜对音文献入声资料的重新解读.［J］.民族语文，2010，03

［2］孔桂花.从朝鲜译音文献看近代汉语的入声.［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10

［3］宋兆祥.中上古汉朝语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8

［4］高静.韩文历史与文化.［J］.当代韩国，2006，04

［5］金基石.近代音的热点问题与汉朝对音文献的价值.［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2

［6］崔玲爱.有关15世纪前的汉音韩文资料.［J］.民族语文，2003，05

［7］张辉女.汉字和汉语与朝鲜半岛语言的关系.［J］.民族语文，2002，05

［8］李得春.近代朝鲜文献中的汉朝对音转写问题.［J］.民族语文，2001，02

［9］金基石.朝鲜对音文献浅论.［J］.民族语文，1999，05

［10］严冀相.韩国古代汉字为中国上古音说.［J］.语言研究，1997，（01）

［11］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12］胡明扬.《老乞大谚解》和《朴事通谚解》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J］.中国语文，1963，03

现代著作

［1］黄同酥，汉语音韵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李得春.韩文与中国音韵［M］.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8

［3］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4］陆志韦，陆志韦近代汉语音韵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5］王力，汉语音韵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篇(2)

一、简牍的解释

（1）官属数十人持校印绂三十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劳庸

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孙不知将

（敦981）〔1〕

官属，即属官府管理的人，实际上是无人身自由，并为官府从事劳动的人，是相对于私属而言，王莽改制，称奴婢为私属，而汉代本也有官奴婢。《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诸官奴婢十余万，......税良民以给之。”河西边塞也有奴婢，如

永光五年六月辛卯敦煌太守禹谓玉门都尉

毋所争取粟五十石时丞相临予以奴婢多

（敦1558）

校尉，是汉代军队高级武官。《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应劭注曰：“自上而下曰尉，武官悉以为称”。又引张晏注曰：“有卒徒武事故曰尉”。《汉书·卫青传》颜师古注曰：“校者，营垒之称，故谓军之一部谓一校”。《汉书·陈汤传》：“（汤）益置杨威、白虎、合骑三校。”师古曰：“一校则别为一部军，古称校耳。汤特新置此等诸校名，以为威声也。”下面接着又说：“即日引军西行，别为六笑，其三校从南道，逾葱岭经大宛，其三校都自将......”。校尉当是根据这一部一校的编制而来。汉代特设的校尉和都尉，级别都相当高，均为秩二千石或秩比二千石，如《汉书·百官公卿表》所列的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故骑校尉等。在进攻匈奴的朝廷大将直接指挥的部队中，也设置有校尉，如李广利的军中有执马校尉、驱马校尉，卫青军中有轻骑校尉。那么这里的校尉指的是什么样的校尉呢？我们结合敦煌汉简中的材料进行一番分析。敦煌简中有一皇室的诏书

尚书臣昧死以闻

制 曰可购校尉钱人五万校尉丞司马千人候三万校尉

史司马候丞二万书佐令史人万

（敦1300）

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校尉属下还有秩次较低的校尉丞、司马千人、候长等，再往下还有校尉史、司马候、丞、佐令史。（1）简出土于马圈湾，当与王莽时期征西域这一重大事件有关。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五威将王骏率兵征西域，戊己校尉郭钦、左率何封率军配合。除郭钦外，王骏所部的校尉还有射声校尉任巨通。因此，我们认为，这里的校尉很可能是王莽时期驻扎敦煌的军队中的一位高级军官。绂，系印的丝带。《汉书·匈奴传》：“解故印绂，奉上将率，受若新绂”。

驴，是汉代敦煌地区常见的蓄力，简牍中常见，如

钟政■私驴一匹雏牡两 丢齿六岁

久在

（敦536）〔2〕

名曰劳庸，就是打着劳庸的名义。劳庸即被雇佣。汉简中的庸不仅指雇工、雇佣、或佣工，含义更为广泛，谢桂华先生认为有“取庸代戍”的含义。在（1）简中的意思为雇佣。

部校，同校尉。以下（1）简文的意思是：除校尉以外，城中其他的人都不要说这件事，显然这次到蜀地的长途劳作是一次秘密行动。

（2）、出广汉八稯布十九匹八寸大半寸直四千三百二十给吏秩

百一人元凤三年正月尽六月积六月

（居90.56，303.30）〔3〕

广汉为汉代蜀地郡之一。稯是粗布。古代布帛在二尺二寸的幅度内以八十根经为幅的称八稯布。元凤为西汉昭帝年号，公元前80年——前75年。

（3）、正月癸酉河南都尉忠丞下郡太守诸侯相承书从事下当

用者实字子功年五十六状黑色长须建昭二年八月

庚辰亡过客居长安当利里洛阳上商里范义壬午实买

所乘车马更乘牡马白蜀车 布 并涂载布

（居157.24A）

这是一条有关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9年）追捕逃亡者的简。此人籍贯为洛阳上商里，曾客居长安，逃跑时乘的车驾一匹公马，马为白色。蜀车为一专用名词，当为蜀地造的车。

（4）、......蜀椒四分桔梗二分姜二分桂

（居136.35）

蜀椒为调料，这里是作中药用。边塞寒苦，常患各种疾病。这条简是一处方简。河西所见产于蜀地的药用物还有“蜀署”。

（5）、 常安今月十二日到拘校敦德泉谷日闻如公之蜀中军试士

（敦226）

这是王莽时期的一条简，王莽改敦煌为敦德，常安为长安。拘校，陈槃先生谓：有钩稽比较之意。这里有检查核对的意思。公指某人，是汉代对所尊重的人的称呼。蜀中军试士，可理解为到蜀地去招募战士。分析以上诸条简文，我们可确知：

至迟在西汉昭帝时，河西走廊已与蜀地有了经济贸易方面的联系；河西走廊在王莽时期已与蜀地有了直接的贸易来往，上述（1）简是明确的证据。这种交往主要通过官吏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调动人力和畜力等进行的。至于为什么由官商进行这样的长途贩运，我们认为这可能与汉代对商人课以重税有关，这种重税抑制了商人从事这类长途贩运。正如《史记·平准书》所谓：“天下已平，高祖乃命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二、考古所见河西走廊与蜀地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根据简牍记载，车、布、药材等都是在河西被广泛使用的物品，再根据以上简牍中有关蜀地物品的内容，可以肯定这些物品有蜀地生产的。除此而外，河西汉墓的随葬品中有许多是来自蜀地的，如武威磨嘴子汉墓的漆器，铜扣耳杯上刻有“乘舆”字样，意思为皇室专用，均为蜀地生产。河西汉墓的葬俗与蜀地有相同处，而且这种相同处具有排它性，除蜀地及包括今云南、陕西汉中地区外，其他地区都没有。如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枝干状的连枝灯与四川及云南、汉中等地出土的铜质摇钱树的造型十分接近，类似造型的这类器物在武威晋墓和酒泉汉墓中均有出土，连枝灯和摇钱树的座也与四川等地的相同，如磨嘴子出土的上面浮雕有伎乐，武威晋墓出土的上面浮雕有三神山（嬴洲、方丈、蓬莱）。钱树是一种时代特征明显的随葬器物，出现于东汉前期，而到东汉晚期前后最为盛行。一般来说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类：（1）顶饰上的配置以佛像为中心；（2）枝干上有西王母，一般是坐在龙虎座上，周围有花卉植物和玉壁等；（3）凤鸟和人物等。反映了当时民间较为复杂的多神教信仰和崇拜。这种习俗反映了河西与蜀地之间在文化上的联系和共性。

我们认为两地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和共性，是由于两地在经济上的互补和交通上的直接相通所决定的，三星堆考古发现和近期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和成吨的象牙器说明早在商时期蜀地文明就已发展到可以与中原相媲美的程度。秦汉时期，蜀地是重要的经济区之一，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巴蜀沃野，地饶 、姜、丹沙、石、铜、铁、竹、木......然周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经过文景之治，巴蜀经济进一步发展，成都是著名的商业中心，位列“五都”。林果业有“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4〕冶铜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产铜之地有越 郡之邛都，益州郡之俞员、来唯、 古，犍为郡之朱提。纺织业方面，蜀布不仅远销边郡，如河西的敦煌、居延等地，而且还在对外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张骞通西域，曾在大夏见到蜀布。东汉末期，蜀锦名扬天下，〈〈后汉书·公孙述传〉〉说：蜀地的“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后汉书·西南夷传》也说：蜀地“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

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有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另外，漆器业也很发达，蜀地制造的铜扣错金银漆器时称“铜扣银耳”，十分的珍贵，漆器远销到今蒙古和朝鲜半岛，朝鲜乐浪汉墓出土的漆器上有刻写“乘舆”二字的。古代人口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尺，我们根据《后汉书·郡国志》统计了蜀地诸郡与河西诸郡的人口数，这说明两地在经济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郡名人口数（单位：万）

广汉10

犍为7

益州47

武都15

武威4

张掖6

敦煌1

河西走廊地区手工业落后，但畜牧业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这除了由于河西地区地广人稀，水草易畜牧这一自然条件外，与汉朝中央政府开发河西走廊的举措是分不开的。汉朝中央政府的开发措施包括设立河西四郡、移民屯田、建立驿址等。《汉书·地理志》指出：武威以西的河西四郡，“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河西走廊连同了蜀地与河西这两个经济上互补地区的贸易往来。封建社会的长途贸易一般是以物物交换为主要特征的，蜀地的各种手工业品被运到了河西.据我们统计，河西地区来自内郡的物品是十分丰富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邯郸造的工具、河内工官造的弩机、南阳造的刀等。我们认为河西用以与蜀地交易的货品主要是马、驴等牲畜。

蜀地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大量的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运输，需要以马为主要畜力进行，如果要在外地引进马匹的话，距离较近的河西自然是最佳选择。然而一个新的问题就摆在了面前:《史记·货殖列传》谓关中：“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而其地距河西也近，但河西，甚至其他地区为什么很少有关中的物品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皇室是一个庞大的消费体，用度巨大；二是关卡林立，市场管理严格。另外从关中到河西的道路属于汉中央政府竭力经营的官道，居延简中的“刺书简”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般商人或官商要通过是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下选择一条方便而又实惠的道路来交往就很自然了。

（三）、汉代蜀地通往河走廊的路线

蜀地不经关中而通往西域的路线，我们认为有两条，一条是在关中的边缘，从蜀地到汉中，再溯西汉水而上到天水。天水一带是秦人的发祥地，近年在甘肃礼县发现的秦先公陵园进一步说明，早在先秦时期，秦人已经开始以礼县一带为基地向东西南北开拓。汉代已开辟了从河西经天水到长安的驿道，新出悬泉汉简中有一条简牍确切地记载了这条道路的具体走向

金城允吾二千八百八十里，东南。天水平襄二千八百三十，东南。东南去刺史三......一八十里......长安四千八十......（V1611③:39）〔5〕

东汉初年，窦融与刘秀在天水合围隗嚣，窦是准备将要经过“高平道”，再迂回到天水的。我们认为居延新简中的“刺书简”记载的从河西到关中的道路，从高平也可以到天水，具体路线是：高平（今宁夏固原）——静宁——庄浪——秦安，关于此问题我们已有专文进行过论证，此不赘述。〔6〕另一条道路是从河西到青海，再经临夏盆地逆大夏河或洮河到蜀地，逆大夏河的这条道路，学界前辈已有人进行过研究。冯汉庸先生指出：唐五代时有一条从西川不经过关中而直达西域的道路，唐时称为“西川路”，具体路线经过川西北的松州和甘青交界处的积石山。〔7〕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公元5世纪末，吐谷浑王与北方的凉土（河西地区的地方政权）、夏国和南方的蜀地有了交往。〔8〕马雍先生也说：“曹魏自不说，即令蜀国亦取道青海羌中与中亚有联系。”〔9〕实际上汉代已经开辟了从从敦煌到今临夏盆地的道路，有学者称其为“祁连山道”，也有先生称其为“羌中道”。这条道路的具体走向，初师宾等先生进行过论证。〔10〕我们在此主要论述这条道路的蜀地到临夏盆地的具体走向。

从临夏盆地到蜀地，中间横亘着黄土高原到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带。这一带的原始文化有许多共同点，早期的马家窑文化的南缘就一直延伸到甘南、川北以及陇南地区的白龙江流域。在环绕我国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型文化地带中，这个过渡带占有特殊的地位。学术界普遍认为先秦时期文献中的昆仑山就在四川、甘肃、青海交界的山区。有学者指出“巴颜喀拉山即昆仑之丘。今巴颜喀拉山南麓，石渠、德格等地属丘状高原地貌类型，可明显分为三重。积石山即今阿尼马卿山。巴颜“喀拉”为黑色或紫色之山。徐南洲先生说：“果落山正当巴颜喀拉山的‘东北隅’，‘昆仑墟’即巴颜昆仑山，为昆仑山（夏商及远古）南支。.......朝云之国即轩辕氏黄帝，在今甘肃洮河流域。司彘即赐之为雷祖（嫘姐）之族，今若尔盖西北的河湟地带。.......韩流（乾荒即高阳、即高唐神女）与广汉三星堆青铜人像对比，有 首、谨耳、人面 捉、鳞身、渠股、豚 等特征。‘高阳乃命禹于玄宫’正是三星堆遗址。阿女淖子来自蜀山。古之蜀山在今甘肃碌曲县郎木寺至玛曲县之间。即若尔盖泥炭沼泽的西北边沿第一曲的北岸。故蜀山氏就是禹贡雍州‘渠搜’之族。《世本》等书称淖子名昌仆，而昌意是她的祖辈。昌意也来自河曲。祖孙二人都是雷祖所生的卷族之裔。”〔11〕童恩正先生指出：“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黄河上游氐羌系统的民族即有一部分向南迁徙，进入川滇诸省。其中有的在川西北地区与当地原有的民族杂居，发展了一种农耕而兼畜牧的文化。在定居农业的过程中，他们与羌族的区别日益显著，从而构成了川西北氐族的先民。以后再从河湟进入当地的羌族，在经济文化上似乎还受过他们的影响。在秦汉时代，此种文化的传播已经遍及今阿坝、甘孜两州和西昌专区的一部，达到了最为繁荣的阶段。秦汉以后，川西北的氐族，一部分融合于藏族之中：一部分以嘉良夷、嘉戎族等名称二见于历史；另一部分则可能南下至川黔交界一带，最终与汉、苗诸族同化。当我们在考察西南的古代民族史时，这一民族在开发川西北和沟通南北民族交流等方面的功绩，乃是不应该忽视的。”〔12〕

根据近年文物普查和考古发现的结果，我们认为从临夏盆地到蜀地道路的具体走向为：

逆洮河而上的路：枹罕（今临夏）或令居（今永登）——安故（今临洮）——临洮（今岷县）——武都（今武都）——蜀地，需要说明的是汉代武都郡就被归入益州刺史部。从安故到临洮（今岷县）的路段，循洮水北行，经今临潭、卓尼二县交界处，过九甸峡经渭源县到安故（今临洮）。1964年，在今岷县二郎山发现一东汉时期的砖室墓。随葬品中的漆器脱片上有汉隶文字，一为“蜀雒王仲作”、另一为“蜀郡峡冈三丸酒”。《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条下有：“临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入东入河，《禹贡》，西顷山在县西，南部都尉治也。”

逆大夏河而上的一条与魏晋隋唐时期的“西川道”相同。即由川西北的松、潘等地，进入甘南碌曲、玛曲县境，然后到夏河，与今川甘公路大体一致。

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在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西北部活动的游牧民族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往西南迁移的。如周贞王的时候“秦厉王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入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 陇。”〔13〕这里只记述了游牧民族翻越陇山的史事，实际上这个大迁徙的历程并没有完结，他们中的一部分就滞留在了陇南、甘南一带，另一部分则继续向前，溯洮河、大夏河而上到达蜀地。以后，秦人在这一带与羌族进行过反复的争夺。穆公霸西戎，羌人势力西移，河湟间成为中心。秦献公时，“兵临渭首，灭狄 氏。”〔14〕羌族首领 “畏秦之灭，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之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15〕“河曲西数千里”与“渭首”之间的交通，正是要经过今洮河和大夏河的。从此以后，牦牛羌定居越 ，白马羌定居广汉，参狼羌定居武都，还有一部分留居湟中。〔16〕

汉代对洮河、大夏河流域的经营，目的是护卫关中、蜀地及切断这里的羌族与匈奴的联络，保证关中通往河西道路的畅通。主要采取了设置护羌校尉和南部都尉，加强陇西塞的管理等措施。具体的进程分为以下几步。

汉朝建立，蜀陇两地被视为防御羌族进攻的前沿地带，“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17〕对于降服的羌人，除留一部分守陇西塞外，“徙留何于狄边、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汉武帝的时候，“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纨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18〕汉遣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平击之，始置护羌校尉。汉昭帝时，居住在武都的氐人与汉王朝发生了冲突，“赵充国以大将军护军都为尉将兵击定之，迁中郎将，将屯上谷，还为水衡都尉。”〔19〕在此以后，宣帝年间汉朝以赵充国为为营平侯，在湟水流域屯田，对阻止匈奴和羌的进一步联合，以及为更有效地控制从临夏盆地通往蜀地的道路打下了基础。可以看出，赵充国对匈奴的用兵，正是在这条路的东西两面进行的。东汉初年，烧党羌威胁陇西、金城。班彪提出：“......在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20〕光武帝遂以牛邯为护羌校尉，“持节如旧。”汉章帝建初年间（公元76——84），汉朝中央政府对羌战争取得胜利后，在洮河南岸筑索西城。“徙陇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复诸亭侯。”〔21〕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属先零羌的滇零与种羌向汉朝军队进攻，“断陇道。”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陇西校尉马贤率七千人进攻羌族武装，“战于临洮，，斩首千余级，皆率种人降。进封贤都乡侯，自是凉州无事。”〔22〕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汉朝再次“复制陇西南部都尉，如旧制。”阳嘉五年（公元135年）由于对匈奴用兵失败，“东西羌遂大合。巩唐种三千余骑寇陇西，又烧陵园，掠关中，杀伤长吏......”〔23〕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武都塞上白马羌攻破屯官，反叛连年。二年春，广汉属国都尉击破之，......马贤又击斩其渠帅饥指累祖等三百级，于是陇右复平。”〔23〕可以看出，从武都已经开辟了从临洮（今岷县）到武都（今武都）的道路，据悉在岷县发现的汉墓中，曾出土带蜀地制造的漆器。而从岷县顺洮河而下，就可以到达临夏和兰州一带，而这里是通往河西的必经之地。近年，在甘南的临潭、卓尼、合作等地也发现有汉代墓葬。这都说明汉代甘南、陇南地区都得到了开发。而这一开发是河西从这里通往蜀地的必要条件。 注释：

〔1〕“敦”即《敦煌汉简释文合校》，吴礽驤 李永良 马建华校释，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以下凡“敦”的简文均同。

〔2〕谢桂华《汉简和汉代的取庸代戍制度》，见《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3〕“居”即《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册，谢桂华 李均明 朱国昭校释，文物出版社，

1987年。以下凡“居”的简文均同。

〔4〕《汉书·食货志》。

〔5〕《敦煌悬泉汉简释粹》， 张德芳 生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6〕李永平《天水出土围屏石塌刻绘图案的内涵及相关的几个问题》，待刊稿。

〔7〕冯汉镛《关于“经西宁通西域路线”的一些补充》，《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

〔8〕松田寿男著 周伟洲译《吐谷浑遣使考》，见《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9〕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见《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2期。

〔10〕初师宾《汉代羌中道开辟小议》，见《西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2期。

〔11〕徐南洲《古代蜀人是怎样得名的》，见《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6期。

〔12〕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型文化传播带》，见《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1990年。

〔13〕、〔14〕、〔15〕、〔16〕、〔17〕、〔18〕、〔20〕、〔22〕、〔23〕《后汉书·西羌传》。

〔19〕《汉书·赵充国传》。

作者简介

篇(3)

[关键词]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综述

1993年《兵车器集簿》出土于尹湾6号墓，连云港市博物馆编《江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简报》首先公布了《兵车器集簿》图版[1]。滕昭宗《尹湾汉墓简牍概述》关注到《兵车器集簿》的价值，指出《兵车器集簿》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武器和车种[2]。《尹湾汉墓简牍初探》介绍了《兵车器集簿》的基本内容，“所记分乘舆兵、车器和库兵，车器两大部分，逐项记载武库所收藏兵、车器的名称和数量。两部分之末均有兵、车器种类及物件的统计数字，最后还有总的统计数字，共计240种23 268 487件[3]”。不过直到《尹湾汉墓简牍》[4]一书的出版，才推动学界对《兵车器集簿》研究的真正开始。本文主要就《尹湾汉墓简牍》出版后学界对《兵车器集簿》的研究成果加以综述，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文本考释

李均明《尹湾汉墓出土“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初探》对《兵车器集簿》中的“薰毒（毒）”、“乘舆”等名物词语逐一进行解释[5]。张显成《西汉遗址发掘所见“薰毒”、“薰力”考释》着重对“薰毒”进行考释，认为《兵车器集簿》中出现的“薰”主要是作为战备药物来使用，而不是李均明所指“熏烟的原料藁艾之类”[6]。张显成《尹湾汉简释读短札―读》解释了《兵车器集簿》中的“乘舆”、“弩檗”、“蜚楼行临车”、“木卮”、“薄卢”等名物词语，特别强调过去对“乘舆”的训释有误。[7]张显成《尹湾汉简名物释读札记》在上文的基础上，对更多名物词语进行释读[8]。周群丽《尹湾汉墓简牍整理研究》一文，对《兵车器集簿》全文作了考释[9]。张显成《从看尹湾汉简的词汇史研究价值》从《兵车器集簿》的传统训释、汉语词汇量、词语用例缺无问题、词语词义产生的时代等角度强调尹湾汉简在汉语言文字史方面的研究价值[10]。李解民《尹湾六号汉墓6号木牍所书其他文字初探》对《兵车器集簿》正面第三栏右下部和反面第五栏后部所书的文字进行了考释。认为这两部分文字在研究汉代社会的遗产继承、婚姻制度、家庭结构等具有的直接的意义和特殊的价值[11]。鲁家亮《读所遗“置后”文献小札》在李解民一文考释的基础上，研究认为这两部分文字很可能都与汉代“置后”问题相关[12]。

二、东海郡武库的性质

关于《兵车器集簿》中出现的“武库”的性质，学界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中央直属武库

李均明（《尹湾汉墓出土“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初探》依据东海郡武库之官员配置与器材统计皆未见于六号汉墓其他木牍中，认为武库可能是汉朝设于东南地区的大武库，不属于东海郡直接管辖[5]。杜亚辉《从尹湾汉简武库集簿看西汉的武备建设》同意李均明的看法，也认为东海郡的武库不属于东海郡直接管辖，而是直属于西汉中央[13]。袁延胜《尹湾汉简所见西域史事探微》认为原为楚国武库，七国之乱后被撤除，藏品移交直属于中央的东海郡的武库，管辖着新楚国、东海郡、沛郡等郡国的兵车与武器等器物[14]。

（二）长安武库

[韩]李成《前汉帝国中央武库收藏目录之发现―关于尹湾简牍〈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之探讨》从“武库”的规模与掌管吏员、橐佗龟车、泾路匕首、郅支单于兵、乌孙公主使节、诸侯使节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该武库不会是东海郡内特设之武库，而是“在长安的执金吾之属官武库令所管辖的汉帝国中央武库”[15]。

（三）东海郡武库

邢义田《尹湾汉墓木牍文书的名称和性质：江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简牍读记之一》认为武库藏品原为楚王之物，后移交给东海郡管理，此武库是东海郡武库[16]。

（四）楚国武库

谢绍《江苏尹湾汉简所见的武库与使节辨析》认为《兵车器集簿》中所见武库非东海郡武库或中央武库，而原是韩信楚国武库，后为刘交楚国武库，一度称彭城郡武库，永始四年记录器集簿时为中央控制下设在彭城的楚国武库[17]。

三、兵车器、武库制度研究

李均明《研究汉代武器装备的珍贵史料―记尹湾汉墓出土“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较早的注意到《兵车器集簿》在汉代武器装备研究上的价值[18]。卜宪群《尹湾简牍与汉史研究》指出《兵车器集簿》为探讨汉代武库制度提供了突破口[19]。李均明《尹湾汉墓出土“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初探》认为《兵车器集簿》是迄今所见有关汉代武库器物最完备的统计报告，指标项目众多，数列明确，为我们深入了解汉代武器装备的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其中兵车器排列顺序，印证了汉代武库的武器确实是分类存放的。此外，强调武库中的皇室用品与非皇室用品分别记帐，不仅有政治上的意义（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亦有经济上的原因（经费来源有区别）。另对《兵车器集簿》所载器物分类加以叙述[5]。李斌《从尹湾看汉代兵种构成》一文，指出《兵车器集簿》的内容反映了汉朝军事技术的进步，作战方式和战术发生的深刻变化[20]。杜亚辉《从尹湾汉简武库集簿看西汉对武库的掌控》认为，《兵车器集簿》反映了当时兵器生产的盛况，从而使西汉政府拥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和武备保障，也说明了西汉时期中央军队人数众多和战争规模庞大的真实性。对西汉地方武库的功能、作用作了一番论述，认为西汉对地方武库的严格掌控是皇帝独占武力的一种手段，是中央集权制实施的重要保障，也是弱化地方势力、防止民众谋反，强化中央集权的标志[21]。朱绍侯《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资料》认为东海郡武库储存过量兵器等反常情况，表明《尹湾汉墓简牍》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文献[22]。卜宪群《也谈的性质》不同意朱绍侯的看法，认为汉代郡武库究竟有多大，藏有多少兵器才属于特殊或一般，因无其他资料可资借鉴，从理论上来说，不好把东海郡的情况作为特殊情况处理[23]。

四、使节问题

关于“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的断句及反映的西域史实，引起了学界广泛的注意。李均明《尹湾汉墓出土初探》认为应断为“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指的是乌孙公主和有关诸侯出使时使用的旗形凭证[5]。李成《前汉帝国中央武库收藏目录之发现―关于尹湾简牍〈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之探讨》基本同意李均明的断句，但又指出这种断句也存在不少疑问[15]。袁延胜《尹湾汉简所见西域史事探微》认为，李均明和李成断句不当。强调“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不应断开，而是完整的一句。具体的理解应为“乌孙公主与诸侯（交往）的使节九十三”，但也不排除楚王国向乌孙公主派遣使节的可能。指出《兵车器集簿》记载的“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郅支单于兵九”两项内容，蕴涵着可贵的西域历史信息。乌孙公主诸侯使节揭示了乌孙公主与故乡楚王国的密切联系，“邺支单于兵九”的收藏表明了汉朝诛灭郅支单于的重要历史影响[14]。谢绍《江苏尹湾汉简所见的武库与使节辨析》认为，乌孙公主诸侯使节应该不是乌孙公主派来楚国的使者所持的使节，而是楚国派往乌孙的使者完成使命后回复上交的使节，一直在彭城的武库保存[17]。

综上所述，现阶段学术界对尹湾汉简《兵车器集簿》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在许多问题上还未形成定论，如“薰毒”、“乘舆”等部分名物词语的释读，《兵车器集簿》的性质，“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的理解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厘清史实。笔者相信，随着对《兵车器集簿》研究的深入，《兵车器集簿》的价值将会得到更多的体现。

注释：

（1）以下简称《兵车器集簿》.

参考文献：

[1]连云港市博物馆.江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1996，（8）.

[2]滕昭宗.尹湾汉墓简牍概述[J].文物，1996，（8）.

[3]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初探[J]，文物，1996，（10）.

[4]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东海县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李均明.尹湾汉墓出土“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初探[A].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综论[C].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86-120.

[6]张显成.西汉遗址发掘所见“薰毒”、“薰力”考释[J].中华医史杂志，2001，（4）

[7]张显成.尹湾汉简释读短札―读《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4）.

[8]张显成.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名物释读札记[A].李学勤、谢桂华.简帛研究（2001）[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37-442.

[9]周群丽.尹湾汉墓简牍整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7，39-53.

[10]张显成.从《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看尹湾汉简的词汇史研究价值[A].张显成.简帛文献论集[C]，成都：巴蜀书社，2008，392-419.原载于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简牍学研究（第三辑）[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19-32.

[11]李解民.尹湾六号汉墓6号木牍所书其他文字初探[A].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研究（第3辑）[C].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471-480.

[12]鲁家亮.读《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所遗“置后”文献小札[A].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珞珈史苑[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109-114.

[13]杜亚辉.从尹湾汉简武库集簿看西汉的武备建设[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14]袁延胜.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所见西域史事探微[J].西域研究，2008，（1）.

[15]（韩）李成.前汉帝国中央武库收藏目录之发现―关于尹湾简牍《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之探讨[A].长沙市文物考古所.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5，411-437.

[16]邢义田.尹湾汉墓木牍文书的名称和性质：江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简牍读记之一[J].大陆杂志，1997，95，（3）.

[17]谢绍.江苏尹湾汉简所见的武库与使节辨析[J].西域研究，2009，（2）.

[18]李均明.研究汉代武器装备的珍贵史料―记尹湾汉墓出土“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N].中国文物报，1997-12-7.

[19]卜宪群.尹湾简牍与汉史研究[N].光明日报，1999-4-2.

[20]李斌.从尹湾《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看汉代兵种构成[J].中国历史文物.2002，（5）.

[21]杜亚辉.从尹湾汉简武库集簿看西汉对武库的掌控[J].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3，（1）.

篇(4)

祭祀在古代人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左传·成公十三年》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急于祭。”梁启超认为“有人与神与天相接之礼，则祭礼是。故曰‘礼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也。’（《礼记·礼运》）诸礼之中，惟祭尤重。盖礼之所以能范围群伦，实植本于宗教思想，故祭礼又为诸礼总持焉。”祭祀是维系古代社会的主要支柱，祭祀的礼仪是每个人共同遵守的准则。因此祭祀对古代人们生活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两汉时期是宗教、谶纬、迷信猖獗，巫术方士盛行，祭祀活动频繁，几乎是月月有祭祀。《风俗通义·祀典》记述“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时盛矣。至平帝时，天地六宗已下，及诸小神，凡千七百所。”汉代人认为祭祀已经是生活中平常而不可缺少的一件事情，正如《后汉书·祭祀》所记载：“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豺獭知祭祀，而况人乎。”史籍所见两汉时期的祭祀活动不仅是时人精神生活的头等大事，而且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衡·祀义》曰:“世信祭祀,以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祸。是以病作卜祟,祟得修祀,祀必意解,意解病已,执意以为祭祀之助,勉奉不绝。”

当前，学者对两汉祭祀文化的研究主要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汉祭祀文化及制度的研究

对两汉祭祀文化进行专门系统研究的专著稀缺，主要有陈戍国的《秦汉礼制研究》和王柏中的《神灵世界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等，其著述主要从礼仪制度与国家政治关系的角度对两汉国家祭祀进行研究，对地方的祭祀制度和民俗未谈及。

研究两汉祭祀文化的综合性研究论文甚少。一类是对祭祀礼仪制度及习俗的研究，另一类是重要神灵研究。当代学者对两汉祭祀礼仪关注的焦点主要在郊祀礼、封禅礼、农业祭祀等。主要从文化制度角度进行研究祭祀礼仪，对祭礼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的深度远远不够，如徐迎花的《东汉光武帝时期郊祀制度研究》、杨英的《东汉郊祀考》等。这两篇论文只对郊祀礼仪进行简单梳理和介绍，对东汉郊祀礼兴盛的原因和对文学的影响并未提及。

两汉时期信仰、崇拜的神灵很多。国家祭祀神系基本沿袭先秦时期的神系，出于当时种种现实的需要，其主要祭拜的神灵有伏羲、女娲、太一、西王母等。对这些神灵的研究当今学者主要集中在原型、神话流传、演变过程等方面。学者们一般关注的是伏羲、女娲传说的原型、神格和神话传说的文化意义等。从神话传说角度研究伏羲的学者有孙玮、孙海洲、何新、刘雁翔、李炳海、常金仓等。新时期以来，女娲研究的中心问题主要集中在女娲神话的流传、演变、伏羲女娲的关系、女娲的族属及其原型和社会文化史的意义等方面。如杨利慧的《女娲的神话与信仰》、《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二书可以说是近年来女娲研究的总结。近年来学者对太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宗教两个方面。从哲学角度，学者认为太一是宇宙的本原。从宗教方面则认为太一是宗教神灵，学者们对太一的神格和流传进行了梳理和考察，但对汉代太一祭祀兴盛的原因和太一的祭祀文化意蕴还未论及。西王母是当代学者研究的热点。从历史学、地理学的角度解读西王母原型的，如王伟章的《西王母形象考》、王卫东、曾煜的《西王母原型新探———上古巫文化研究之四》等。从宗教角度研究西王母宗教神学思想及受崇拜的原因，如李东峰、杨文艳的《汉代西王母与东王公神话的历史考察》、周静的《两汉时期的西王母信仰》等。还有的以画像石、铜镜铭文等作为第一手材料，如汪小洋的《汉画像石中西王母中心的形成与宗教意义》、郑先兴的《汉画中的西王母神话与西王母崇拜》等。汉代诸神灵研究，学者们或从宗教学或从神话传说角度去探究神灵原型，还未有学者从汉代祭祀文化的源流角度去探讨这些神灵崇拜祭祀兴盛的原因，以及这些神灵祭祀崇拜对祭祀文学的影响。

二汉代思想对祭祀文化的影响

汉代是一个思想比较发达、活跃的时期，研究汉代思想的专著比较多，如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龚鹏程《汉代思潮》，李中华《神秘文化的启示———纬书与汉代文化》，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等。李中华《神秘文化的启示———纬书与汉代文化》，一书从纬书与汉代经学、纬书与汉代哲学、纬书与汉代伦理、纬书与汉代科学、纬书与文学艺术、纬书与汉代神话等方面阐述了纬书与汉代文化的关系。纬书是沿着董仲舒的天人论的路数发展推衍而成，故其文学理论亦属“比德说”范畴。但不同的是，纬书更强调人与神的关系，其体系的基调与核心乃宗教神学，故其文学理论亦掺杂了神启或天启的内容。所以研究汉代文学纬书也不应忽视。

研究汉代思想的学术文章也很多，冯维林在《论谶纬与汉赋创作的关系》一文中认为谶纬与汉赋创作的关系是“谶纬不仅在汉代政治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汉赋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赋创作的实际情形基本上反映了谶纬在汉展的阶段性特征。”[2]吴贤哲的《汉代神学思潮与汉乐府郊庙、游仙诗》一文认为“汉代神学思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帝王的造神活动是汉代神学思潮涌动的内在动力,方士的积极参与是汉代神学思潮向前发展的外在推力,汉儒的天人感应、祥瑞灾异学说是汉代神学思潮的理论基础,方士和儒生的结合衍变出了谶纬神学,并导致了经学神学化和神秘化。汉乐府机构的发展和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汉代神学思潮的需要,汉乐府中的郊庙、游仙诗是汉代神学思潮的直接产物,反映了汉代神学思潮的某些思想内容。”[3]方蕴华在《阴阳在宗教祭祀文化中的动态功能》一文中认为“祭祀文化中的‘阴阳’，当其反映尊卑等级观念时，其内部的对应形式得到迅速的扩展，使错综复杂的社会伦理关系得到‘纲常’序列化表现，‘阴阳’在祭祀文化中的动态功能使中国古代文化彰显出‘伦理本位’特征。”[4]具圣姬在《汉代的鬼神观念与巫者的作用》一文中认为“汉代人信奉鬼神思想，汉代巫者是民间信仰的掌握者,事鬼神者,占卜者。因此他们在官府或民间能主管祭祀,进行下神、事神、占卜、依托鬼神的活动是神人之间的媒介者。”[5]

此外还有詹苏杭的硕士论文《谶纬与汉乐府》认为由于汉代帝王的好大喜功、寻求长生及方士的鼓吹等原因汉代谶纬思想兴盛，谶纬对汉代乐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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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郊祀诗产生的影响最大，郊祀诗中有很多内容是谶纬思想的反映。张文安的博士论文《周秦两汉神仙信仰研究》认为汉代的神仙信仰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兴盛后来由贵族化发展为平民化，同时神仙思想的兴盛促进了道教的形成。

三祭祀礼仪与两汉祭祀文学研究

当今学者对两汉祭祀文学的研究多伴与祭祀礼仪一起研究，其主要可分为：汉赋与祭祀文化的关系、祭祀诗与文化的关系、封禅文学三类。汉赋与祭祀文化的关系，主要从宗教思想对文学的影响和文学对政治的反映来进行研究，如王振军的硕士论文《汉赋与汉代国家宗教研究》主要从郊祀礼、明堂制度、封禅祀典、太一崇拜等方面阐述了两汉国家宗教对汉赋和赋家的渗透和影响。祭祀诗研究主要针对祭祀礼乐制度进行研究，而未对祭祀诗的文学性、祭祀诗与《诗经》《楚辞》的承继关系以及祭祀诗中的神系进行研究。如许倩的《汉〈郊祀歌〉与汉武帝时期的郊祀》一文只考述了郊祀制度的宗教思想与用乐制度，对《郊祀歌》的文学性并未论及。

封禅文学研究，主要从礼仪文化的角度对封禅文学进行研究，如杨晓芳的硕士论文《封禅文学研究》从封禅的源起与封禅历史、封禅的思想基础、封禅礼乐、封禅的现实功效等方面来阐述封禅文学的内容及思想。但迄今为止，全面、系统的从文化角度研究两汉祭祀文学的论文还鲜见。

四国外学者对汉代祭祀文化的研究

篇(5)

论文关键词：《晋书·载记》,异族君主,文学

西晋灭亡以后，司马氏在江南重建政权，史称东晋（317-420年）。在北方，从刘渊建国到北魏统一北方（304-439年）的130多年时间内，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和汉族官僚地主，在混战割据中纷纷建立政权，历史上叫做五胡十六国时期。这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第二次民族融合。

一

在学界有这样一种看法，把五胡十六国的入主与欧洲史上蛮族南下灭亡罗马帝国的事件相比，认为后者造成了欧洲的“中世纪”，五胡入主则为魏晋的“封建化”一锤定音。对此，阎步克先生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化，几乎全是以全盘抛弃罗马的帝国体制和古典时代的文化为代价的，故有“黑暗时代”之称；而十六国对汉制和汉文化，却表现了相当不同的态度。【1】尽管十六国是个战火不断、人民惨遭痛苦、生产严重破坏的时代，但事实上五胡十六国时期，各民族政权在文化、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经济等方面都在逐步汉化，而且此时的统治者并没有遗弃文教同时也加强了自身的文学修养。赵翼先生也曾说到“晋《载记》记“诸僭伪之君，虽非中国人，亦多文学。”【2】笔者对《晋书·载记》中有文学之才的君主做了个初步的统计，现整理如下：

首先看匈奴：刘元海（渊）。《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云：“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

刘聪。同书卷一二《刘聪载记》云：“幼而聪悟好学，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

刘曜。同书卷一三《刘曜载记》云：“幼而聪慧……读书志於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

赫连勃勃。同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记，赫连勃勃闻刘裕遣使来，预命皇甫徽为答书，默诵之，召裕使至前，口授舍人为书，裕观其文曰：“吾不如也。”由此可知，其文学水平应该也不错。

从以上可以看出匈奴君主不仅好学，还喜读经史。刘渊以他的汉文化程度，在起兵之后，冒充汉后，以相号召。赫连勃勃，大夏的建立者，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刘元海之族。

羯族：

石勒。石勒是个不识字的君主，但却很喜欢文学，常让人给他读史书。悟性极高，战略眼光非凡，往往一语中的。在《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中记载：“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其天资英达如此。”

羯族文学水平较匈奴要低些，石勒自己虽大字不识，但仍然爱好文学，这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

鲜卑：鲜卑有慕容鲜卑、河西鲜卑以及陇西鲜卑等部族。首先来看慕容部。

慕容皝。《晋书》卷一九《慕容皝载记》云：“尚经学，善天文。……皝雅好文籍，勤於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五十篇，以教胄子。”

慕容儁。同书卷一一《慕容儁载记》云：“博观图书，有文武干略。”“儁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暇，唯与侍臣错综义理，凡所著述四十余篇。”

慕容宝。同书卷一二四《慕容宝载记》云：“及为太子，砥砺自修，敦崇儒学，工谈论，善属文。”

慕容德。同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云：“博观群书，性清慎，多才艺。”

河西鲜卑：

秃发傉檀。同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云：“少机警，有才略。”韦宗赞其曰“明世大才、经论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

鲜卑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少数民族，在十六国政权中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秦、南凉、南燕，北燕。他们都爱好儒学，博览群书。汉文化水平也较高，建立的国家，比匈奴、羯人所建国家，汉化色彩更浓。

氐族：

苻坚。《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云：“八岁，请师就家学。……性至孝，博学多才艺。”“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整理称举，学校渐兴。”苻坚在推行汉文化这方面，在少数君主当中是比较全面和成功的。

苻丕。同书卷一一五《苻丕载记》云：“少而聪慧好学，博综经史。”

苻登。同书同卷《苻登载记》云：“长而折节谨厚，颇览书传。”

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就曾指出:“氐人不仅学儒，而且学玄，汉文化水准之高，在五胡中鲜能与比。”【3】氐族对吸收汉族先进文明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其中尤以苻氏集团为最。后人对苻坚在推行汉化以及在民族融合方面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蒋福亚先生在《前秦史》中说道：“像苻坚这样振兴儒学,重视文教的统治主,非但在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统治主中,就是在我国历史上,亦不多见。”

羌族：

姚襄。《晋书》卷一一六《姚襄载记》云：“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学博通，雅善谈论。”

姚兴。《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云：“与其中舍人梁喜、洗马范勖等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姜龛、淳于岐等，皆耆儒德，门徒各数百人，兴听政之暇，辄引龛等讲论。”

姚泓。同书卷一一九《姚泓载记》云：“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泓受经於博士淳于岐。”

应该说这时的羌人汉文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有些甚至可以与氐人苻氏相伯仲。从史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姚兴时期汉文化事业是发展比较兴盛的。

巴人：

李流。《晋书》卷一二《李流载记》云：“少好学。”

李雄。同书卷一二一《李雄载记》云：“雄乃兴学校，置史官，听览之暇，手不释卷。”

李期。同书同卷《李期载记》云：“聪慧好学，弱冠能属文。”

李寿。同书同卷《李寿载记》云：“敏而好学，雅量豁然，少尚礼容，异於李氏诸子。”

卢水胡：

沮渠蒙逊：《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云：“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

赵翼先生曾评说：“此皆生於戎羌，以用武为急，而仍兼文学如此，人亦何可轻量哉。”【4】确实如此。

二

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不同程度的加强自身汉文化修养，同时在国内也不遗余力的发展文教事业，是与当时的环境以及君主自身素质密切相关的。

一、深受当时的历史环境影响。魏晋南北朝时北方陷入了大混战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士人流徙。原来一直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不断吸收汉民族文化，大批汉族豪门士族和俊杰之士进入政权，如张宾、王猛等都成为了这些君主们的左膀右臂，推行儒家思想及汉族政治制度，汉族文化和意识形态逐渐占住了主导地位。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5】他们懂得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任用士人，认同汉族封建文化。各统治者纷纷推广汉文化，设置专门机构，教授生徒学习汉文经典，并从学生中选拔官吏，从而逐渐提高全统治区的汉文化水平，从先进的中原地区传播到偏远地区。“将中华民族古老而成熟的文化，从典章制度、礼乐教化到生产技术都传播给少数民族”，由此“促进了北部中国的教育普及，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准，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一步融合。”【6】

二、儒家思想及正统意识的强大吸引力。儒家学说在历朝政治生活中都占有着重要地位，在西汉武帝时甚至确立了正统地位。在十六国时期，其影响力仍是不可估量的。这一优良传统便为此时的少数民族君主所承袭，并加以创新，融入草原文化。苻坚推行以儒家宽怀仁义、忠孝恩信为准则的民族政策，虽说这一政策给前秦王朝带来了致命的伤害，但不能不说儒家“仁”思想的结果。正统意识，一直是少数民族所追逐的。在这一方面表现出对汉文化的认同就是强烈的“大一统”观念。匈奴刘渊起兵反晋就自称“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以汉朝继承者的身份“绍修三祖之业”。后赵皇帝石勒曾说：“朕若遇汉高祖,当北面事之，与韩、彭比肩；若遇光武，当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仍然是一统天下的口气。前秦伐晋也是如此。纵观《载记》发现各少数民族君主无一不是都以“正统”所在自称。

三、各少数民族君主自身对汉文化的尊崇。异族君主不仅自身有着很强的文学修养，同时对文化教育事业也是尽心尽力。石勒、苻坚、慕容皝、姚兴、慕容德等异族君主，都有亲临考校、躬亲奖励、黜陟任用的记录。前赵、后赵、前秦、前燕、南燕等都有学校，其学生从数百到上千人不等。后秦之主姚兴，让儒生在首都长安立学教授，诸生自远方而来的成千上万。而在同时间的东晋，国家学校不过百十人，而且时有时无，管理散漫。虽说东晋文化是十六国无法比拟的，但异族君主在对文化教育所做的努力却是东晋王朝统治者望尘莫及的。清人李慈铭曾十分感慨：十六国“虽旦夕小朝，兵戈云扰，而文教之盛，转盛江东，岂非盗亦有道者欤？！”

三

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使政权得到巩固，以控制文化素质较高的汉民族，因此加强自身文学修养，学习经史，发展文教，以团结和拉拢汉族士人。这是北方少数民族在历史进程上的重大进步。十六国时期的各少数民族政权，他们开创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先例，给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其不同程度的汉化措施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同时也为以后北魏孝文的改制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08页.

【2】【4】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2005.第164页.

【3】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合肥:黄山书社, 1999.第104页.

【5】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70页.

【6】宋大川,王建军.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卷二)[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53页.

篇(6)

[关键词] “把”字句 偏误 习得 格助词

“把”字句是汉语中的一类特殊句式,同时又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很多语言中都没有和“把”字句相对应的句式。在句法结构上,韩国语语序“sov”与汉语中“s把ov”的语序在结构上有相似点。在语言分类上,韩国语是主题、主语并重的语言,汉语是主题突出的语言。在文化方面上,中韩两国文化具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因此,韩国学生习得“把”字句与使用偏误上,和别的国家的学生有所不同。

一、在韩“把”字句教学

初级阶段的“把”字句教学以教材的(北语出版社的汉语教程第二册下的第五十～五十一课),“把”字句例句开始入门。教材的“把”字句定义是介词“把”及其宾语作状语的句子叫“把”字句。“把”字句表示对确定的人或物(“把”的宾语)实行相应的动作或说明动作产生的某种影响或结果,表达方向、方式、愿望和目的等。

“把”字句的基本结构形式是:主语+把+宾语+动词+其他成分,从语义的角度强调动作的影响或结果意义,从语法的角度强调动词的其他成分,在课文中找出典型的句子,使学生做替换联系。课文中有:(1)请把护照和机票给我;(2)请把您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3)你把这杯咖啡喝了;(4)你把杯子碰倒了。这些句子使学生很容易地理解为“谁”把“什么”“怎么了”的句型。学生很熟练地说出模仿的“把”字句之后,再教授使用“把”字句的其他具体要求。首先,“把”字句中主语一定是谓语动词所表示动作的发出者。其次,“把”的宾语是谓语动词涉及的对象,而且必须是特指的,已知的。这两点,学生比较容易理解。难点之一,就在于谓语动词是及物动词,而且必须能使宾语产生位置移动,形态变化等。学生作“把”字句之后,教授者必须点明句子产生的意义。就是说,判断学生的“把”字句,是否产生了处置意义,结果意义,致使意义,变化意义,等等。另外,汉语及物动词与韩国语及物动词有所不同,误用“把”字句自然会产生。韩国学生喜欢用心理活动动词和认知动词作“把”字句,这是教学突破口之一。另外,动词后面一定有其他成分,说明动作产生的结果或影响。所谓“其他成分”是指了、着、重叠动词、动词的宾语和补语。在此,重点讲解补语,结果补语平时出现频率较高,讲清楚动词结果补语“到”、“给”、“在”、“成”、“上/下”、“做”等的结果意义,使学生作“把”字句时想到结果补语等“其他成分”。这是教学突破口之二。

二、韩国学生特有的“把”字句习得能力

韩国语是黏着语,又是典型的“sov”型语言。附加成分(助词)很发达。汉语是“svo” 型语言,汉语的“sov”型通常是指“把”字句。韩国语“sov”型通常与汉语的“svo”型相对应,但也有对应于“sov”型的“把”字句。韩国学生作“把”字句时,一般先用母语思考,然后翻译成汉语,这样免不了找对应点。

韩国语体词+目的格助词“”对应于“把+体词”的不少,语序都是“sov”型,比较容易做“把”字句但要有一定的条件,就是韩国语中以格助词“”表现的宾语是特指的,专指的,已知的信息。其次,韩国语及物动词与汉语及物动词并不完全是对应关系。韩国语中表示存在、所有、思考等非动作性动词可以带直接宾语,就是及物动词。韩国语中只有动作性较强的及物动词,且对宾语有一定处置性的动词才有可能翻译成“把”字句。学生对此比较难判断,难免产生偏误。

三、“把”字句偏误分析

1.心理、认知动词作谓语

⑴我把他爱了。⑵ 她把这件事知道了。⑶我很把狗喜欢。⑷我没把长城看见过。例句中“爱,知道,喜欢,看见”等动词,他们都只能代表一个动作,却并没有对受事产生任何影响,不具有处置性,不能用于“把”字句。原因在句法结构上,韩语“sov”与汉语s把ov 相似,而且“把+宾语”的格式与“体词+”相似。这种错误出于没有正确掌握“把”字句的语法、语义,语用的限制规则,就是心理、认知动词不能用于把字句。

2.光杆动词作谓语

张伯江认为,“把”字句作为一种特殊句式,要求进入其中的动词不能是光杆动词。 然而,范晓却谈到“把+N”后带“光杆动词”的几种情况。学者们对光杆动词存在不同的看法。胡星在孟棕等编的《汉语动词用法词典》中发现,不依赖语境而可用在“把”字句中的双音节光杆动词有45个,在此暂不谈这些,也不谈诗词戏曲中的单音节光杆动词。除了这些“把”字句的动词,一般不能是光杆动词。⑴我去超市把苹果买。⑵ 你把照片寄。⑶ 他能把这道题回答。⑷下雪了,你应该把大衣穿。出现这类偏误,表面上看是“把”字句的结构形式不完整,实际上根本的原因,还是在留学生对“把”字句的意义还没有真正地理解。我们说“把”字句要表达的是主语把宾语“怎么了”,这个回答“怎么了”,需要有动词和表示结果变化的部分共同但当。“买,寄,回答,穿”都是一个简单的动词,表达不出结果和变化,只有把这种句子改成“我去超市把苹果买来了”,“你把照片寄出去”,“他能把这道题回答上来”,“下雪了,你应该把大衣穿上”,加上了“来了,出去,上来,上”这样的表示动作结果或变化的连带成分,“把”字句的语义才变得完整而准确。句法上“其他成分”中的补语表示了“把”字句的处置结果意义。

3.残缺谓语动词

⑴在市场上,他把钱包掉了;⑵我把书湿了;⑶弟弟把花瓶破了;⑷台风把树倒了。这些“把”字句中的谓语“掉,湿,破,倒”都不是及物动词,不是前边主语发出的动作行为,而是行为的结果,可以作动词后边的结果补语。汉语没有真正意义的形态,没有区分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形态标志,一般的汉语词典也不作这方面的解释。外国学生区分这些动词就很困难,而使用“把”字句的前提条件就是准确判断及物动词。把表示动作结果的动词当作主语所进行的动作行为本身,造成偏误。应该加上及物动词改成“在市场上,他把钱包弄掉了”,“我把书林湿了”,“弟弟把花瓶打破了”,“台风把树刮倒了”。

其他方面也有不少偏误,但在教学中发现这三种偏误现象反复出现,使韩国学生陷入困境。

四、结语

在韩国大学从教十年汉语教学过程中,注意观察了学生特殊句式的习得能力,其中,“把”字句又是一个常见的特殊句式。为今后以韩国学生为对象的“把”字句教学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范晓.语法理论纲要.译文出版社,2003.

[2]范晓.动词的配价和汉语的把字句.中国语文,2001,(4).

[3]吕文华.对外汉语教学语法探索.语文出版社,1994.

[4]胡星.能进入“把”字句中的光杆动词.安徽文学出版社,2004,8.

[5]李爱英.汉朝翻译中的SOV型式与“把”字句的转换关系.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05.

[6]李宝贵.韩国留学生“把”字句偏误分析.辽宁工学院学报,2004,(5).

篇(7)

【论文摘 要】 西北艺术文化历史源远流长,种类丰富多彩,但西北地区的艺术教育存在着思想僵化、创新观念不足等问题;在今后的教育过程中应充分重视艺术创新思维启发教育的重要性,借助古人传于后世的艺术品思索古人的创新意识,使用多种多样的教学辅助工具和教学方式,帮助学生开启心里巨大的创作空间,让受教育者在素质修养、能力提高的同时,永远保持着新鲜的创造活力。 

 

一、西北艺术文化及其历史背景 

西部地域辽阔,历史久远,是个多民族聚集的地区,积累了丰富的艺术审美经验,创造了绚丽多彩的艺术作品,形成了多样而璀璨的民族艺术文化。自古以来,由于西部地处边疆,外来文化多次传入中原,多民族格局及其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一直深深影响着西部的文化传承,艺术文化多元并存。 

1、西北艺术发展概述 

(1)远古的艺术。西部黄河流域是彩陶的发祥地,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仰韶文化”时期,造就了质地细腻、造型浑厚的仰韶彩陶,这个时期的鱼纹、鸟纹图案造型已经非常生动多姿,作为图腾符号标识,取材于自然与社会生活,用于巫术祭祀等活动。甲骨文、金文作为书法艺术的起源也随之有了古朴的开端。 

与此同时的音乐和舞蹈,从生产劳动的号子与动作中萌芽,在巫术祭祀活动中逐渐成熟。原始社会最初的文化交流形式就是由绘画图案与音乐舞蹈开启了人类的艺术审美意识。 

(2)周秦汉唐的风采。周秦汉唐是中华民族最为辉煌时期,相应的艺术文化也达到后世很难逾越的高峰。这时期的艺术可谓百花齐放,盛世溢彩。四代建都于长安,活动范围位于现在中国的西北,是当时全球最为繁华的区域。自开创了丝绸之路之后,外传中华艺术文化,内染西方新鲜的文化气息,相互碰撞,交融,和谐并存。 

在绘画艺术中,帛画、壁画、纸画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涌现出绘画各种素材的画家群体,绘画手段技术多样,不断推陈出新呈现个性特征明显、技术精湛的旷世佳作,让后人叹为观止。书法文字艺术也是最为丰富的时期,篆隶楷行草都已达到了书法艺术巅峰状态。随着各朝代的执政方针,儒、道、释等各种文化、宗教艺术题材的壁画、雕塑、建筑艺术也获得了全面发展。 

音乐艺术方面,夏周有“八音”“五声”“十二律”的成就,继而春秋战国时期由公孙尼子所著的《乐记》开创了一套完整的音乐理论体系;秦汉时期盛行鼓吹乐,是汉族音乐与少数民族音乐的结合的艺术;舞蹈艺术也有很高的造诣,民间舞蹈和少数民族舞蹈同时盛行融合,形成了多姿多彩的视觉盛宴。隋唐的君主偏爱音乐歌舞,兼收并蓄了西部多种民族的音乐风格,规范乐部,使音乐艺术更系统、完整。 

(3)宋元明清的衰退。随着宋元明清的迁都至中原、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也由西部转移到别处;交通也由单一的“丝绸之路”转为“郑和下西洋”海上运输,开拓了海上对外交流的先例;加之西部战乱频繁,自然环境恶劣,经济文化中心东移或北上,渐渐呈现出整体衰退的现象。 

2、丰富多彩的西部艺术种类 

(1)民间艺术与工艺装饰艺术。由于少数民族众多,而且边界线最广阔,所以西部的民俗文化是异常丰富多彩的,民间工艺种类繁多,吃、穿、住、行都是根据生活环境就地取材,使其具有艺术性,创造了普通生活的艺术品。工艺装饰方面其中包括金银工艺、陶瓷工艺、染织工艺、漆器工艺、家具工艺、还出现了木器、琉璃、编织等工艺也是十分精美。民间艺术有剪纸、雕刻、皮影、食品、刺绣、和民族服饰等,无不包含着各民族的艺术文化的精髓。 

(2)书法艺术。从历朝历代的传碑来看,大多数汉唐及之前的都遗存在西部地区,西安的“碑林”、陕西关中地区的“汉唐十八陵”、蜀地的三国时期的石刻等等地方部分都保存完好,能清楚地欣赏到当时古人深厚的书法造诣。西部各少数民族也都创建了自己的文字,文字种类繁多,书写也别具特色。 

(3)岩画壁画等绘画艺术。西北地区的各个角落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及外来民族的岩画和壁画的艺术结晶。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表现技法各异,内容基本上归纳为四方面:氏族图腾崇拜、巫术宗教仪式、平时生活情景、狩猎动态造型与场景。由远古新石器时期到清末,岩画壁画均有历史的痕迹,各有特色,各朝代绘画艺术的繁荣表现在了宗教壁画上。举世闻名的敦煌壁画便是其中的代表。自汉朝蔡伦发明造纸术后,画家逐渐开始由绢帛转用宣纸进行绘画,到唐时期已出现专攻人物、花鸟、山水等著名画家。 

(4)雕塑艺术与建筑艺术。雕塑的设计与制作总是跟宗教有关,西北地区的石窟、墓葬遗址上千座,遗留的雕塑作品也成千上万,给后世进行考古等学术研究留下了可观的财富。西北的建筑由于民族众多,风俗习惯、信仰不同而各具特色,最典型的代表有蒙古包、陕北窑洞、关中民居、新疆民居等等。 

(5)音乐戏曲艺术。由于少数民族语言和乐器的不同,各个地区有具有自己特色的唱腔,后来逐渐分为地方民歌和戏曲。从春秋的乐理的建立,到汉朝的相和歌出现,魏晋南北朝的《梅花三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器乐独奏的优秀名作,再到隋唐十部乐的综合演艺,都在展现着古代西部的艺术辉煌的风貌。 

视觉艺术是从横向来说,是对此时此景的综合表现,除此之外,还是对文化历史的记录。表现听觉的艺术门类由于事过境迁,逐渐丢失了各自的艺术语言,但是这些动态的时间性艺术形式,却被作为造型艺术的表现题材,静态地展示出来,在古代绘画、雕塑和传统工艺品中,留下了昔日辉煌的痕迹。 

由于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等各方面的差异,我国西部与东部南部地方相比,已现出经济和艺术文化双落后的局面。 

二、西北艺术文化教育现状 

西部地区地域的长期封闭,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使西北人的思想观念较为保守,创新意识普遍薄弱的状态。 

西安美术学院的李青教授在《西北民族艺术文化与西部大开发》一文也曾提到“西北地区的文化艺术在继承与创新方面曾有过突破性的发展,比如60年代‘长安画派’兴起,70年代末‘丝路花雨’的创作,以及当代‘西部文学’的热潮等,但从当前的普遍现状来看,西北文化艺术界依然面临着一个继承与创新的难题。西北地区文化积淀深厚,但传承多于创新,对传统文化的满足感,造成了西北人对艺术创新的漠视。对于传统文化,西北人有着单一的思维定势,墨守传统文化的固有模式,难以以客观的态度去认识传统文化多元性和开放性的真谛。这种定式思维和封闭心态,只能消减西北人的创造力,使其与开放的现代社会产生一定的距离。对当代西北文化艺术界来说,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价值开拓和合理转型问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西北艺术教育在传承传统艺术的同时,应避免思想僵化,只埋头苦读,不思考创新,在学习古人的艺术品的同时,也要借助他们传于后世的艺术品思索古人的创新意识,这个恰恰是现在西北艺术教育紧缺的一种意识。 

三、艺术创新思维启发教育的重要性 

1、什么是创新思维 

创新思维是国家教育部培养21世纪优秀人才的首要条件。许多研究者对创新思维都有自己的定论,笔者认为创新思维是一种先“破”后“立”的发散性的活跃思维方式,不同于常规的思维方式,不按照常理思考问题,具有从归纳总结中求异的反逻辑的特性。 

2、艺术创新思维的重要性 

艺术教育的真正任务不是压抑情感,而是使这些情感得到升华并进入有利于社会的途径和渠道。 

传统的艺术史主要介绍是精华的艺术品,中国古代艺术品在早期多是匠人的产品,其无独立的思想和人格,要制作或雕刻的主题,是已经规定好的,代表了当时的政治文化的主流,但在技术上可以发挥创新思维,例如汉代的长信宫灯,其工艺造型和实用功能完美结合,让世人惊叹汉代工艺设计师精湛的工艺技术和丰富的想象力。这种工艺造型与实用功能的完美结合,创新思维是占必不可少的位置,如果灯就是灯的传统造型,人像就是人像的工艺装饰作用,那世界的艺术史上就缺少了许多意外的惊喜,这种前人给我们经验可以与艺术院校教授艺术课程相结合,在介绍了艺术的发展史和各种艺术的背景文化,联系当今时代的潮流,开拓思路,进行创新思维,对提高艺术修养和激发艺术创作等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艺术创新思维的锻炼 

美国著名的教育家维克多?洛温菲尔德(viktor lowenfeld)在他的著述《创造性思维的发展》(creative and mental growth)中认为艺术教育的任务“既不是艺术本身,又不是艺术作品,也不是审美体验。而是儿童,通过艺术教育,他们将越来越富有创造力,越来越思维敏捷,他们将在任何可能适应的环境中运用他们的艺术经验”。洛温菲尔德着眼于保护孩子们对于创造的自信心。他谴责现代教育阻碍孩子们天生能力的发挥,相信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训练教师,使得他们成为孩子发展的欣赏者从而改善局面。 

教育者应该从成年的丰富的阅历提取适合受教育者的创新思维锻炼,培养受教育者的自信心,不惧风险,敢于质疑,敢于尝试。为培养创造力而教授艺术。 

包毫斯做了创新思维锻炼的典型先例,进行教育改革,影响最大的课程是著名的“基础课程”。学生入学后6个月的试读期间所学习的就是这种“基础课程”,设置这类课程的目的是解放学生的创造力,培养他对自然材料的理解力,在让学生熟悉材料的同时,培养创新思维,对材料进行创造性尝试。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创新思维教育,首先要时刻更新自己的艺术教育观念,从传统的艺术教育观念中转变,吸取创新理论新知识,与时俱进,养成创新思维习惯;并且尊重受教育者的情感、了解受教育者的心理欲求。 

4、点击艺术创新思维的火花 

艺术和科学不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有的只是变化,在艺术道路上每走一步都要失去一些东西,同时也得到一些东西。每一种见解都要重视,有多少人,艺术就应该有多少思维方式。艺术可以开发社会中的个体天性,也是表达、思考以及同他人广泛交流的一个载体。培养受教育者自我有限的兴趣,点击无限的创新思维的火花,也是开发了受教育者的另一番新天地。 

个人在艺术上的表达也是感情的流露,随着受教育者的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感情和认知能力也在变化。教育者在创新启发性教育中观察他们的变化,注重他们的表达。不同的年龄段的受教育者有其特定的绘画符号、表达方式和语言,了解他们的这些变化,及时给予受教育者创作方式的引导、创作材料的补充和扩大艺术视觉表现形式的欣赏范围,开发个人更为广阔深邃的创作天地。采取鼓励大于批评的方式让孩子保持着真善美美好的情感。 

四、西部艺术教育的发展与民族素质 

在西方教育界,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艺术教育到现代w?德韦恩?格里尔(w.dwaine greer)使用以学科为基础的艺术教育(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简称dbae),其教育史中各个阶段进行了对艺术教育的精细剖析和研究,认为艺术教育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与创新等能力的重中之重。艺术课形式的单一短时期看不出有任何弊端,实际上却会延伸到学生在各学科方面缺乏想象能力、创新能力、审美能力和道德素质的缺憾。让受教育者认识真善美,并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他们的各方面的能力,需要西北教育工作者开发自身的眼界与思路和开拓再创造的思维方式,提高自身的艺术文化修养,使用多种多样的教学辅助工具和教学方式,帮助学生开启心里巨大的创作空间。 

创作中独立的思考将帮助孩子们自己处理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不论感情上的还是理智上的。艺术创作通过对美的理解曾经被认为是培养良好道德、美好感情的途径,20世纪中期又增添了培养完美人格即健康理智的新内涵。新一代教育家都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怎样能使艺术创新思维在年轻人的生活中生根成长?西北艺术教育者所做的取决于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在20世纪,艺术创造有助于个人形成良好的心理状态、好的本质,最后与心灵健康相联系,创造性就是它的一个标志。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教育中,我们西部艺术教育者应该继承前人宝贵的教育经验,在西部大开发的良好时机下,充分利用丰富的艺术资源与历史背景,进行受教育者创新思维的培养锻炼,尤其在艺术教育中,潜意识地影响学生的创作生涯,让受教育者在素质修养、能力提高的同时,永远保持着新鲜的创造活力。 

【参考文献】 

[1] (美)布朗(auricebrowu),科赞尼克(dlana korzenlk) [m].马壮寰译.艺术创造与艺术教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3. 

[2] (美)艾迪斯(stophen addlss),埃里克森(marry erlckson)[m].宋献春,伍桂红译.艺术史与艺术教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