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核算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国民经济核算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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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本文回顾了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对我国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从理论与实践上总结国民经济核算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并提出开发一系列卫星账户、构建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的改革与创新。

一、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贡献

从1953年SNA到1968年SNA、再到1993年SNA，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不断发展和完善。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是以整个国民经济或社会再生产为对象的宏观核算，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对国民经济运行或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计算、测定和描述的宏观经济信息系统，是整个经济信息系统的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在理论与方法研究、制度建设、数据提供上取得了许多业绩，为社会繁荣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宏观经济方面，国民经济核算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核算方法、核算指标来描述国民经济运行过程，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系统、详细的数据，为党和政府提供了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国际关系方面，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是裁定我国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应享受的优惠待遇的重要参考标准；在企业决策方面，国民经济核算为企业选择投资方向、进行投资决策提供了导向作用：在社会生活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反映了居民生活的数量和质量水平，也为居民进行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虽然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取得了较好的业绩，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不可否认，随着现实经济社会生活的演进，现行国民经济核算还存在着许多新问题，有些地方仍然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面临诸多挑战，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发展、完善和创新，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缺陷

朱之鑫曾在全国统计局长会议上用“三个不适应”来概括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局限：一是不适应党政领导部门的决策需要；二是不适应社会公众了解国情、认识形势的需要；三是不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这些不适应是由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局限性造成的，具体表现在：

第一，国民经济核算的全面性日益受到挑战

1、忽视对环境和自然资源因素的核算。传统国民经济核算是以GDP为中心的核算，但在环境和自然资源核算方面日益显现其局限性。一是夸大了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率：二是没有测算作为未来生产潜力的自然资本的耗损贬值和环境退化所造成的损失，未能将环境和自然资源真正纳入国民资产负债核算中；三是因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损毁了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条件，使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难以为继。

2、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核算。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人体中的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人是生产力中最能动、最本质的因素，人力资源构成一国可利用的人力生产力的总体，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具有资本的基本属性，是投资的结果，能够带来收益。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而且对于现代经济来说，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但现行国民经济核算只将教育支出中用于校舍等固定资产的部分作为投资，而将用在教师工资、图书购置等方面的开支不作资本处理；此外，人们用于健康等方面的支出，也未计为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在有关经济增长因素的核算与分析中，人力资本作用与贡献的核算，也就成为未来国民核算领域有待进一步加强的新内容。

3、忽视对科技因素的核算。全社会科技投入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科技活动状况的重要标志，是制定国家和地方科技政策和发展规划、进行宏观管理的基本依据，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正与日俱增，对我国科技投入与产出进行科学、准确的测定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具有紧迫性和新颖性。但传统国民经济核算除了在R&D核算及科技成果产出的直接核算方面取得进展外，在诸如如何深入描述科技活动与经济活动问的内在关系与规律，以及如何准确测度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方面难以满足政府决策分析的需要。

4、忽视对地下经济的核算。地下经济又称隐性经济，目前经济学界尚未对其概念及核算范围形成公认的解释，一般认为地下经济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非法的、逃避纳税和政府监督的经济行为。联合于1993年推出新SNA时，正式提出各国应尽可能将地下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范围之内。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地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成分已在逐渐上升，地下经济已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成为我国较为棘手的经济问题之一，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将逐渐扩大，虽然近几年我国一些经济和统计工作者已经开始涉足于这一领域，但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地下经济核算领域尚属空白。

在资金流量核算方面，忽视对金融虚拟经济的核算。虚拟经济的概念至今没有统一的认识，较权威的观点是将虚拟经济看作是一种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模式如成思危认为，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模式，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货币资本不经过实体经济循环就可以取得盈利，即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刘骏民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运动有关的金融活动，经济系统是一个价值体系，由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组成，虚拟经济是心理支撑的价格系统，实体经济是成本支撑的价格系统。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目前还仅仅处于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非常欠缺驾驭虚拟经济的经验。研究虚拟经济非常需要规范虚拟经济的内涵，界定统计范围，但目前国际上通行的SNA统计核算体系中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仍然是一片空白因此，构建我国与国际统计核算体系一致、遵循国际统计核算原则、与SNA衔接的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迫在眉睫。第二，国民经济核算的及时性、可比性较差。

及时性是指统计核算工作要讲求时效，在规定的时间完成统计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和上报的任务，及时满足各部门对统计资料的要求。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坚持及时性，一是要求及时收集核算信息：二是要求对核算信息及时进行加工处理，及时编制报表；三是要求及时传递核算信息，将编制的报表传递给使用者。在时效性方面，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分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因而不能提供有关每一个季度当季的国民经济变动趋势的数据，不能适应政府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经济运行情况的需求，而且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对外也不够及时，核算数据的收集、整理、周期长，不能满足各方面研究的需要。

可比性是指统计核算必须符合国家或国际的统一规定，提供相关可比的统计核算资料。可比性要求统计核算按照国家统一的核算方法、统一的核算原则、统一的指标口径进行核算，使所有核算单位的统计核算都建立在相应可比的基础上，从而使所有核算单位提供的统计核算资料能够相互比较，便于分析、汇总。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可比性较差表现在：其一，由于我国的不变价核算方法尚不完善，还没有提供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产业部门和最终使用结构数据，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具体地了解不同年度之间可比的经济总量规模和结构变动情况以及国民经济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情况；其二，由于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数据的准确程度不同，地区汇总数据与国家数据之间的差距较大，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准确地了解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差距；其三，核算体系中指标的不完全可对比性，不能很好地适应对外交流工作的需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分类较粗、指标体系不健全、某些计算方法存在不可比性，因而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供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要求。

第三，国民经济核算的服务意识淡薄。

受传统服务观念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部门对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很差。比如，国民经济核算各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较复杂，除非是核算界专业人士，普通民众很难理解，这给国民经济核算知识普及和工作实践带来障碍；对社会数据的时效性和完整性重视不够，对国民经济核算概念、方法、指标口径及其调整、变化宣传解释不够，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公众对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和准确理解这些数据的需要；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也需要了解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在这方面我们重视不够。

三、构建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以应对挑战

面对上述挑战，国民经济核算有必要进行变革，在理论、方法和实践上做进一步的改革与创新而建立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就是要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按照统一规范的概念和标准，把原本属于不同领域的核算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内容更为丰富、具有更高层次、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核算体系，它涉及到国民经济核算、社会人口核算、科学技术核算以及环境生态核算等众多领域。

第一，开发一系列卫星账户，解决国民经济核算的全面性问题。设置环境、经济和生态卫星账户，向环境、经济与生态综合核算方向扩展，大力推行绿色GDP核算体系，提供关于可持续发展描述、评价的数据信息：设置知识经济卫星账户，向人力资源、科技信息和知识产权综合核算方向扩展，提供关于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知识经济和无形资产价值评估的数据信息；设置金融卫星账户，向隐性经济、虚拟经济、跨国经济及衍生金融工具综合核算方向扩展，提供关于实体经济规模与虚拟经济测算的金融数据。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领域的核算不仅内容繁杂、指标众多、计量单位各异，而且自成系统，缺乏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的建立要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按照统一规范的概念和标准，把不同领域的核算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核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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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经济高速增长，能源与资源浪费严重，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国家统计局和环保总局在全国十省市试行了绿色GDP核算，发现存在着核算资料缺乏、环境损耗难以量化等不利因素，既而转向绿色会计、单位GDP能耗等.本文丰要就绿色会计、绿色GDP.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内涵及三者之间的联系做了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但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能源与资源的浪费严重，环境问题突出。以此，中国开展了以绿色GDP为核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试图测算出环境的破坏对经济的影响，在经济增长中计人环境成本，从而提倡更为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

2006年，英国《金融时报》有关《中国放弃“绿色GDP”计划》的报道，对此，国家统计局则表示先做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实物测算方面，暂时不做价值的估算，作为需要给出一个数字的绿色GDP，现在确实难以实现。并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及”绿色会计”作为绿色GDP的替代方式。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就绿色会计、绿色GDP、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做一研究。

1.绿色会计、绿色GDP、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内涵

1.1绿色会计及主要内容

绿色会计的研究始于本世纪70年代早期，最为突出的是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政府间专家工作小组在连续几次的会议上讨论过绿色会计问题，并建议各国研究相关的准则。

绿色会计是会计学、环境科学、现代经济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相互结合，运用一定的方法，以货币单位、实物单位计量或用文字表达的形式，反映、报告和考核企业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生态环境资源等成本价值，平衡人工资本和自然资本，全面反映自然资本和企业、社会效益的一门新兴会计科学。绿色会计突出核算企业自然环境成本，在提高企业自身直接效益的同时，更注重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而全面监督反映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其基础内容可分为三部分:自然资源消耗成本;环境污染成本;企业的资源利用率及产生的社会环境代价评估，同时包括对国家经济发展宏观决策的评估。其区别于传统会计的显著特点是增加了自然环境内容，特别重视环境科学与会计实务的结合。由于与自然环境关系复杂，考虑到目前的绿色会计核算技术方法的可操作性，其核算对象主要是:绿色成本，包括自然资源成本、自然资源损耗、环境保护支出等;绿色收入，包括自然资源收人、环境污染收人、资源环境保护收人等;绿色会计收益包括资源环境收益、绿色利润等。

1.2绿色会计的核算方法

绿色会计的确认计量是将涉及自然环境的经济业务也作为会计要素，经过辨认确定其数量、价格，加以正式记录并人会计报表的过程。价值计量公式简列如下:

现实使用价值=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总用户价值=现实使用价值+未来使用价值自然资产价值=总用户价值+存在使用价值

其中:间接使用价值、未来使用价值和存在使用价值又是自然资产价值计量中最困难的内容，需要借助于价格替代法、支付意愿法、接受意原法等。确实难以计量的环境污染，可用数学模型适当测算估计量化。

1.3绿色GDP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

传统的GDP核算一方面没有扣减环境降级成本，另一方面将环境保护支出作为投资活动，结果是污染物排放越多，环境保护支出就越多，GDP也就越大。绿色GDP就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从概念来理解，绿色G DP是建立在GDP基础之上的，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指标;从核算方法上看，绿色G DP是在传统GDP核算的基础之上，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纳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因此，绿色GDP并非一种全新的概念，也不是对传统GDP的颠覆性变革。应该说，绿色GDP是一种对待人与自然的新态度，一种人类对以往高消耗、高污染发展模式的反思。

一般来说，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退化成本为虚拟成本，环境保护支出为实际成本，由于资源环境问题是非市场化的，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这就给估算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退化成本带来很大的技术困难。可见，绿色GDP核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目前，其核算方法还很不成熟，依旧处于探索过程之中。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就是在现有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考虑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将经济活动中的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污染代价予以扣除，进行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形成一套能够描述资源环境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能够提供资源环境核算数据的核算体系，亦称为资源环境综合核算体系(SEEA ) 。

如同，GDP是传统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绿色GDP则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

2.切实推苛侧录色会计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绿色GDP核算提供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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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国际指南; 比较

1947年，联合国发表了第一个国民经济核算的报告，1951年，出版了第一个官方的国际指南。此后，又出版了多个国际指南，这些国际指南便影响着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与实践，二次大战以后的时期可以称之为“国际指南的时代”。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国际指南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与实践活动的不断进步。

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三代国际指南

按照时间顺序，我们可以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划分为以下三代国际指南。第一代国际指南:即1951年和1952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指南和1953年联合国的指南;第二代国际指南:即1968年联合国指南(1968年SNA)，1970年欧洲的指南(1970年ESA)以及1969年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1969年MPS);第三代国际指南:即1993年由各国际组织合作完成的指南(1993年SNA)和1995年欧洲的指南(1995年ESA)。由于MPS在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中已不存在，下文中将不再涉及这一体系。

1.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一代国际指南。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一代国际指南发端于1947年出版的联合国报告。这一报告主要由斯通撰写的附录构成。尽管这一报告代表了联合国，但这一体系是以“货币交易占支配地位的先进工业化经济模式为基础的”①。

应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前身)的请求，斯通指导完成了一份国际指南。这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第一个国际指南，它主要用于马歇尔援助计划。1951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出版了《简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1947年的报告相比较，这是一个简化的体系，只区分了往来账户和资本账户，部门的数目只有3个(即政府、企业和住户)，对部门也没有进行任何的细分。

1952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出版了《标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取代《简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一新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指南考虑了在贯彻简明体系中的经验，包括了更多的账户，但与1947年联合国的报告相比，仍显得非常简单。

在斯通的领导下，1953年联合国发表了一份新的指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附表》，这一报告第一次使用了“SNA”这一名称。这一份指南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标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非常相似。与1947年联合国报告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指南不同的是，1953年的联合国指南还打算用于发展中国家。这一区别反映在生产范围的扩展上，即1953年联合国指南也包括了某些非市场产出。1956年，联合国在对1953年版本做了少量修订后重新出版了这一报告。

2.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二代国际指南。

1968年，联合国出版了一个经过全面修订，更加详细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一体系的主要作者是艾德诺夫和斯通。1968年的报告在如何使用这一体系上采用了更加灵活的观点:即各个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各自使用该体系的优先次序。针对发展中国家，特别设计了一章包括对有关内容优先次序的建议和某些特定的有用分类，如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区分及现代和传统生产模式的区分。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联合国出版了一系列补充指南。这些指南阐明了1968年SNA没有包括的若干问题，如资产负债表及调节账户，收入分配，不变价格和有形资产等。

1970年，欧洲共同体出版了其国民经济核算的第一个指南，这个指南在概念上与1968年SNA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但其更多地考虑了欧洲的具体情况，如该体系包括了就业的概念，并且反映了法国国民经济核算实践的某些内容。

3.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第三代国际指南。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三代国际指南产生于10年以前，即经修订1993年得到核准的SNA和经修订1995年得到核准的ESA。1993年SNA的主要作者是瓦诺利和希尔。这一新的指南包括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核算结构并提出了考虑到不同数据需求和不同国家环境的灵活性的重要性。基于以下原因，1993年SNA被认为第一个真正实现了国民经济核算标准的国际化。首先，1993年SNA是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洲共同体等国际组织合作下共同完成的，这为更好地协调某些相关指南的概念提供了可能，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手册》、《政府金融统计手册》和欧洲共同体的1995年ESA的协调。其次，MPS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活动已不复存在，所有东欧国家已向市场经济转型并采用1993年SNA和1995年ESA。

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ESA已成为欧洲共同体政府法规的一部分，即成为法定文件。这与所有的其他国际指南均有所不同，像1970年SEA和1993年SNA，只是对各国推荐使用，而非强制执行。

考虑到欧洲共同体的许多重要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如进入欧洲货币联盟的标准等，需用于行政管理，1995年ESA内含着法律的特征也是必须的。这要求1995年ESA更加准确，同时也要求各成员国必须更加严格地执行这一文件。

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三代国际指南的比较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三代国际指南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本文选择核算目的、概念解释、观察和推算、核算体系的灵活性、核算结构和部门分类5个方面进行比较。

1. 核算目的。

在联合国1947年的报告里，对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报告中指出:“认识到怎样将国民收入与其构成的交易及其他交易的总量联系起来是必要的，现代调查起源于试图对某一概括性总量的测定，目前已将重点放在构成交易的结构和这些交易的相互关系上。”②因而，国际经济总量的估计在1947年联合国报告里只是所关心的问题之一。与此相比较，概括性总量的测定在1953年SNA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指南里似乎成了惟一的目的。这可以由其部门核算证明:它们是以非常特殊的方式记录的，是为了直接获得国民经济总量。

1968年SNA、1970年ESA则接受了与1947年联合国报告类似的方法。例如，1968年SNA指出:“为了分析和政策两个方面的许多目的，仅仅利用这些总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比较详细地探索一个经济体系的许多方面。探索的结果，现在已经建立了经济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主要的总量被进一步地细分或分解。”③

1993年SNA和1995年ESA也强调了指南的多重目的特性，如:“本体系主要是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汇总数据以满足对经济行为和造成重大失衡现象的因素如对通货膨胀和失业感兴趣的分析人员、政策制定人员的需要。

系不得不是一种折衷的选择，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种类型用户的利益，因而也就不可能极为理想地适用于任一孤立的目的。”④

2. 概念的解释。

1947年联合国报告及1993年SNA，均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有关概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二者被认为是从逻辑和基本原理上介绍了国民经济核算。1995年ESA、1953年SNA、1968年SNA、1970年ESA对国民经济核算的记账规则更多地采用了系统列举的方法，在这些国际指南中，对国民经济核算相关概念的讨论是极为少见的。尽管在1968年SNA里，某些议题也进行了很好的讨论，如核算体系的结构、投入产出表等，在1995年ESA导论中，也讨论了核算体系的结构和一些基本概念。然而，1968年SNA修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多数使用者特别是初学者，这种讲解的方式是难以接近的”⑤，而在1993年SNA中，“关键性的概念是通过基本原理而不是列举的方式定义的”⑥。基于这一观点，1995年ESA也只能被视为1993年SNA的补充。

3. 观察和推算。

所有的国际指南都认为，多数流量的估价可以很容易进行观察而有些流量只能进行推算。这可以使用实物收入和自有住房服务为例子说明。在1947年联合国的报告中就注意到了推算的问题:“表中的项目可以划分为现金项目和推算项目两类，前者反映的是市场交易，后者则是在缺乏市场交易条件下所做出的计算。对于后者的估计要找到一共同的可接受的基础是困难的，只能尽可能将这种实物项目单独进行表示。”⑦1993年SNA和1995年ESA在补充分类中明确体现了推算项目和其他项目的区分。

1968年SNA则强调了区分哪些是可以观察和计量的，哪些是可以根据某些理论和惯例来推论的重要性。“因为为了得到对分析有用的东西而需要处理数据时，就有可能进行到这样的程度，即得到的结果已不再是数据。例如一种商品的供给可以根据这样的假定分配给使用者，即每个使用者都按照一个共同的比例从国内生产和进口方面取得的它的供给。这同观察不同的使用者实际上使用的国内生产和进口的比例结果将大不相同，这会给人以非常错误的印象。在处理数据时几乎永远是需要假定的，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这些假定起着主要作用，所得的结果就不再是一项观察，而是一项推论。同时，进行观察的主要目的是使我们能够做出推论，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把两者混淆起来。”⑧1993年SNA和1995年ESA也接受了类似的观点。

4. 核算体系的灵活性。

根据1947年的报告，国民经济核算的国际指南应该是一个灵活的文件。由于国民经济核算的惯例没有考虑到世界上或所有特定使用者的制度差异，所以灵活性是必须的。例如，它明确表达了“在运用这一核算体系时常常有必要加以扩充以适应不同国家的特定环境”⑨。而且，“经验表明在大量测定中某些交易处理时引起不同意见是不可避免的，这归结为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⑩

在第一代和第二代国际指南中，则缺乏关于国民经济核算概念与特定环境相互关系的讨论。1993年SNA又回到了1947年联合国报告的基本原理上:“新体系有两个内在的重要的灵活性。第一个是分类的灵活应用，其基础是对交易者、交易和资产分类的层次结构，该结构对不同数据来源和不同国家的其他特定环境具有良好的适应性……第二个灵活性……它将新体系结构拓宽到所谓附属账户，该附属账户使用了可以替代中心框架的产品和收入概念。对有关环境的附属账户的描述就是体现这种灵活性的一个明显例子。”11

5. 核算结构和部门分类。

国际指南在核算结构和部门分类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47年的报告设计了一套详细和完整的核算体系，包括了24个账户和5个部门。在第一代国际指南中，像1953年SNA，提倡一个更加简捷的核算体系。该体系只包括有限的几个账户和部门。第二代的1968年SNA和1970年ESA则使用了与1947年报告中数目类似的账户和部门。在1993年SNA和1995年ESA中，账户的使用数量有了较大的增加。例如，对收入使用的描述，1968年SNA使用了一个账户，而1993年SNA使用了6个账户。

在1947年联合国报告和第一代国际指南中，部门分类是完全功能化的，例如，住户部门仅包含消费者职能而不包括像自我服务活动这样的生产者职能。在1968年SNA和1970年ESA中，生产账户是功能化的，而收入账户和其他账户则是机构化的。在1993年SNA和1995年ESA中，所有部门都是机构化的。

1968年SNA的一个新特点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使用了矩阵的方法，这一矩阵概括性地描述了各个账户及主要分类，它将供给表、使用表及部门账户连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矩阵比1968年SNA描述的账户体系更加完整，在矩阵中，展示了资产负债表和重估价账户，尽管在1968年SNA中它们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在1993年SNA和1995年ESA中，矩阵只是国民经济核算描述可供选择的方式之一，其他的形式还有平衡表(“T”账户)、图示法及方程法。

[注]

①②⑦⑨⑩UN，1947，Measurement of National Incom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ccounts.Studies and Reports on Statistical Methods No. 7 (UN，Geneva)，P24，P18。

③⑧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M].闵庆金等.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P9-P10，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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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内容摘要：本文以传统GDP的局限性为基础谈起，进而引入绿色GDP的概念，介绍绿色GDP在我国及国外的核算方法，指出我国绿色GDP核算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及不足，为我国今后推广绿色GDP的核算提供参考建议和措施。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正在不断突破克服各种困难，积极推进绿色GDP核算体系。近些年来，高消耗、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凸显，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核算绿色GDP已被愈来愈多的国家所接纳。

GDP的局限性

GDP于1953年初步形成，目前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经济核算体系，它包含了所有国民经济行业，并基于SNA核算体系的国际通用准则，因此，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虽然GDP在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及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GDP中一些服务的价值没有办法计算，但是又不可缺少，如网络制止犯罪，警察提供的服务；GDP无法反映产品的质量改进，例如，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其质量上升，而其价格却在不断下降。

基于GDP这样的局限性，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GDP不衡量社会成本，也就是本来应该由企业承担却让外部承担的成本GDP的负面影响；GDP不衡量增长的方式和代价；GDP不衡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GDP不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GDP不衡量价值的判断，例如社会公正，例如幸福。

绿色GDP的提出

传统GDP的核算存在着上述许多局限，基于此，联合国统计署在1989年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EEA）》，为日后世界各国统计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总量、自然资源账户和污染账户提供了雏形。SEEA颁布后，发达国家凭借尖端的科技水平与雄厚的经济实力率先开始实行绿色GDP的核算。但在我国，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绿色GDP核算开始得较晚，在2002年修订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首次在附表中增加了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虽然这些核算绝大部分仅限于实物量，并未涉及价值量，但这一举措为我国日后进一步发展绿色核算奠定了基础。到2004年，主席公开提出了绿色GDP之后，我国对绿色GDP核算办法的建立才正式步如正轨。

绿色GDP核算的国内外比较

（一）国外的绿色GDP核算

SEEA颁布后，挪威率先在1978年开始了部分绿色GDP的核算，编制了自然资源核算账户，包括能源、矿产、森林、渔业和土地使用等。挪威自1997年开始执行的经济和环境核算项目包括三大领域：一是将环境统计纳入到经济统计中；二是将已经包括在经济统计中与环境相关的信息分离；三是对重要自然资源进行评估。迄今为止已完成部分项目。其他发达国家，如德国、美国也推行了绿色GDP的核算。

（二）国内的绿色GDP核算

2004年，原国家环保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了一份经过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报告，《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确立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环境实物量核算，运用实物单位建立不同层次的实物量账户，描述与经济活动对应的各类污染物的产生量、去除量、排放量等，具体分为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废物实物量核算；环境价值量核算，在实物量核算的基础上，运用两种方法估算各种污染排放造成的环境退化价值；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东西部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此，绿色GDP核算应因地制宜，以便分析与治理。2005年初，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浙江省、安徽省、广东省、海南省、重庆市和四川省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并于2006年9月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报告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其中，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情况差异较大，见图1和图2。

我国绿色GDP核算存在的困难

我国现行绿色GDP核算中包括的项目有：环境实物量核算、环境价值量核算、环境保护投入产出核算以及经环境调整的绿色GDP核算，由这四方面计算出的损失只是整个实际资源环境成本的一部分，并未得到一个完整的绿色GDP，其原因是在我国现行制度和国情下，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绿色核算的实施过程会遇到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首先，由于我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忽视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资源的破坏，而没有建立起较全面完整的环境资源统计指标数据体系，如水资源统计，土地资源统计等。其次，资源难以定价，比如居民饮用了被污染的水资源造成疾病，看病付出的代价没办法估计，或者被污染的水造成土地被腐蚀等问题都是不容易估算其代价的。

绿色GDP核算的不足及改进

我国现在对绿色GDP核算的办法，将自然资源环境因素充分考虑了进去，但却缺乏对社会环境的考虑。笔者认为衡量绿色GDP应该考虑三个层次，分别是经济发展的指标、自然资源环境的指标和社会环境的指标，也就是说，绿色GDP是在传统GDP的基础上，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同时考虑的。显然，GDP的作用已经不再局限于反映一国的经济实力，而是综合地反映出一国人民生活质量水平以及包括经济实力与软实力在内的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

参考文献：

1.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统计局.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

篇(5)

    论文摘要: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人类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以往较为丰富的生态资本变得日益稀缺,阻碍着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各国纷纷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希望由此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进行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构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其目的就是使人们正确地看待经济增长成本,注意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只注意到了对社会经济的正面效应,没有反映负面效应所造成的影响,从而使得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到一个环境恶化、资源缺乏、生态失衡和不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之中。因此,改革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资源环境进行核算,走“绿色发展”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经济活动离不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三者共同作用。“绿色发展”就是以“绿色GDP”为发展目标,从现行的GDP中扣除资源环境成本和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服务费用,在保障生态资本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更多地以人力资本代替资源资本和环境资本,提高物质和能源的使用效率,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低能耗、低污染。

    1生态资本内涵

    1.1生态资本定义

    生态资本是相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实物资本与金融资本)而言的,表现为生态系统所有的资源生态潜力、环境自净能力、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整体有用性等生态质量因素的总和,是具有生态价值的资本。生态资本按空间构成关系可分为三类:(1)地质资本,包括矿物资源和化石资源;(2)地理资本,包括土壤资源、水力资源、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3)星际资本,包括光能和风能。而应纳入生态资本价值核算体系的只包括地质资本和地理资本这两种数量有限的资源。

    1.2生态资本的特征

    生态资本作为参与经济活动的要素之一,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生态资本的特征也具有二重性:一是具有生态资本的本质属性,具有自然生态功能,遵循自然生态规律,表现为生态资本的使用价值;二是具有资本的共同属性,即以保值增值为目的,遵循市场供求与竞争规律,表现为生态资本的价值。

    但是,生态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生态资本具备其它资本所不具有的特征:(1)整体增值性。资本的目标是价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由于生态资本受到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制约,保持生态系统内各因子的平衡协调,是实现生态系统整体价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的前提;(2)长期受益性。通过合理利用生态资本,其使用价值与价值将不会永久丧失。并且,可再生资源还能依靠其自生的累积性,使生态资本自动增值,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3)双重竞争性。生态系统各因子是在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中得到发展的,遵循共生、相生相克等自然生态竞争规律;同时,生态资本又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存在着市场竞争,遵循市场竞争规律;(4)开放性与融合性。生态资本既具有生态环境系统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又具有一般资本的融合性与扩张性,生态资本经营可以采用产权主体多元化、利益共同体等方式;(5)极值性。生态资本能够承载人类生存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经济功能的需求,但是,生态资本对人类的需求并不是无限满足的,其承载力具有一定的极值,超过极值进行开发和利用,将会导致资源环境的退化;(6)不动性与逃逸性。生态资本既具有资源环境的空间固定性,又具有一般资本规避风险的逃逸性。低回报率的生态资本会转移地域或变换形态,流动到回报率较高的领域,引起生态资本的资本功能性逃逸;(7)替代性与转化性。在一定条件下,生态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间能够相互替代或相互转化;(8)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和严格的区域性。不同区域的生态系统的组合和匹配都不一样,而“因地制宜”是合理使用生态资本的一项基本原则。

    2生态资本价值理论

    生态系统依照其是否凝结人的劳动可分为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我国目前的经济价值核算体系不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价值核算,导致生态资本价值被低估和人类对资源环境需求的过度膨胀,从而造成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自然生态系统是否具有价值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劳动价值理论、效用价值理论、要素价值理论和供求价值理论等主要价值理论都对此有着不同的认识。

    2.1劳动价值理论

    劳动价值理论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广泛地应用于价值的确认和计量中。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是衡量物品是否具有价值的唯一标准。如果生态资本具有价值,该价值就是物化在资源和环境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人们的抽象劳动与生态系统相结合,生态系统就具有价值;相反,当某一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和环境没有投入抽象劳动时,该生态系统也就不具有价值。而生态资本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生态资本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所决定的。

    在实际中,不管人们是否承认没有投入人类劳动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否具有价值,该生态系统都是客观存在的,发挥着具体的生态服务功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化,没有投入劳动的生态系统或部分投入劳动的生态系统同样具有价值的观点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劳动价值理论在生态资本价值计量方面存在着困难。

    2.2效用价值理论

    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就是人们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自然生态系统能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求,具有价值。但是,效用价值理论具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它仅能为生态系统的存在价值、选择价值的确定和计量提供可行的方案。

    2.3要素价值理论

    要素价值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等非劳动要素与劳动要素一样共同创造价值并参与到价值分配中,所以自然生态系统同样也具有价值。但是要素价值理论模糊了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科学定义。

    2.4供求价值理论

    供求价值理论认为有需求的东西就具有价格,供求决定价值,供求关系是价值规律的内涵。该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稀缺的资源,通过市场可使得其价值能够充分得以体现,在价值确认和计量上具有可行性。

    总的来说,自然生态系统也具有价值,并且与人工生态系统一起组成生态资本,参与到价值创造的经济活动中去。

    3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方法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将资源和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了一套资源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EEA)。该体系能准确地表现资源和环境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并以最简明的经济指标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本质。SEEA核算法通过把资源和环境账户作为SNA(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体系)的卫星账户,然后与核心账户(货币型账户)对接形成一体化核算。由于资源和环境是物质型账户,需要先将环境账户和资源账户转换为货币型账户。目前生态资本价值的核算方法有以下六种。

    3.1补偿价值法

    补偿价值法根据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凝结抽象劳动后的资源环境具有价值,从补偿角度看生态资本价值(w)包括三部分:

    W=C+V+m

    式中,C、V、m分别为补偿、保护与建设某项资源环境所投入的物化劳动价值、活劳动价值和活动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该法以实际投入的补偿支出计量资源环境的两大价值,应用了历史成本属性,可靠性较高但相关性不足。同时,没有收入劳动的资源环境与少量投入劳动的资源环境同样也具有价值的观点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对这部分资源与环境不进行计量的话,资源环境总价值易被低估,造成资源环境的滥用。因此,补偿价值法主要适用于资源环境补偿增值的计量。

    3.2总经济价值法

    总经济价值法根据效用价值理论,将资源环境价值(TEV)按效用不同分为两大类:使用价值(uv)和非使用价值(NUV,又称存在价值);又将UV细分为直接使用价值(DUV)、间接使用价值(IUV)与选择价值(OV)。其计量关系为:

    TEV=UV+NUV=(DUV+IUV+OV)+NUV

    式中,DUV是指资源环境直接满足人们生产和消费需要的价值,表现为物质功能,可直接根据市场价值法计量;IUV不直接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但可为生产和消费创造必要条件,表现为环境容量和舒适性功能,可采用生产函数法、损失规避法、预防支出法等计量;OV是人们愿意保护现有资源环境以备未来使用的支付意愿,相当于消费者为一项未使用的资源环境所愿意支付的保险金,表现为资源环境的自行维持功能;NUV为人类对资源环境的永久享用价值与资源环境潜在功能价值的合理评估。目前DUV与IUV可应用于历史成本、现行市价等属性进行直接或间接计量,比较可靠;OV与NUV均仅能采用价值评估法进行计量,计量的主观性强,可靠性低。因此,企业在进行资源环境价值核算时,只要同时符合可定义性、可靠性与相关性要求,企业就应将其拥有的或控制的资源环境确认为自然资产,并同时确认相应的生态资本。

    3.3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

    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根据地租理论和财务管理理论,将预期的资源环境在未来一定年限内产生的两大价值(即预期的租金或收益)按社会贴现率折现后的现值作为资源环境价值。其计量公式为:

    V=V1+V2

    V1=qRo/r

篇(6)

1992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我国国民核算制度的改革方案，建立以SNA为主体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并且确定1995年全面转到新国民核算轨道上去。以后又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最近又推出新的补充版本。这次改革是我国统计制度的根本性改革，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不仅使我国的国民核算制度与国际接轨，有利于国民经济管理和国际经济交往，而且影响经济、统计理论建设的方方面面。制度创新必然要求理论创新，本文拟就国民核算制度理论创新方面作一些阐明。

解决了历时已久的误会和误解

长期以来，国际上存有在两大国民核算体系，一个是物质生产的MPS，一个是包括服务生产的SNA.我国长期推行物质生产的MPS体系，这是与经济理论相适应的。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包括所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认定物质生产才是马克思的生产观点，对于服务生产持否定态度，并多方面给以责难和批判。以此为依据，又进一步认定国民核算制度MPS，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而SNA则是以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作指导，建立在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显然，这对于我国国民核算制度的改革，由MPS转向SNA，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和阻力。几经寒暑，由于领导者的胆略和勇气，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并报请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改革方案，但依然受到理论界一些专家学者的责难和批评。

十年过去，经过各方研究和探讨，理论问题逐步获得了解决，释除了历时已久的误会和误解，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服务生产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克服了过去唯物质生产才是生产的偏颇。认识到社会服务也是生产活动，都要投入劳动，产出成果，只是产出成果的表现形态不同而已。一为物质形态，一为服务形态，以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供人们生产生活直接间接所享用。为此，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当然在认识的深度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

（二）逐步认识对两大核算体系理论基础存在的误解。过去认定MPS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指导，而SNA则建立在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的基础上，显然是不符实际。众所周知，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的核心在于掩盖剥削，与生产劳动的范围毫不相关，或完全两码事。不能讲物质生产没有剥削，而包括服务在内的生产就形成剥削，并且认定MPS以马克思劳动价值为指导，而SNA建立在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基础上。两种生产与剥削不剥削毫不相关，文不对题。如果MPS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那包括服务在内的SNA，同样是劳动投入、成果产出，仅仅是产出成果形态的不同而已。SNA生产范围拓宽了，其理论基础应该讲是拓展了的劳动价值论。是发展的科学，要与时俱进，那我国的新国民核算体系，可以讲它仍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如果认为这样不妥，马克思的物质生产观点不容改变，那就要讲它建立在拓展了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或者讲它建立在三次产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那就直截了当地讲明：我国新国民核算体系建立在社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当然，对整个SNA的理论基础认识，也要作相应的改变和调整。

问题在过去，长期否定服务劳动的生产性，而现在依然还有一些学者，对服务的生产性存在保留看法，有的甚至原封不动地持否定意见。根据笔者了解，主要原因在于：习惯于从微观着眼，从企业看问题。而真的要确认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的生产性，贵在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

确认第三产业，贵在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各部门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结成网络般的经济联系。从微观，从宏观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会得到显著不同的结论。例如，我国有些后进地区的农业生产，牛耕人作，从微观、从农民看，并不消耗电力，但从宏观、从社会看问题，农业要化肥、要农药、要农具、简单农具也需要钢铁。化肥、农药和钢铁生产，都需要电力，而且有无数层次的耗电，直接耗电、间接耗电，而间接之中还有间接，实际上与所有的产业部门都会发生联系。列昂节夫提出的投入产出法，通过矩阵代数求逆，根据所有部门的直接间接消耗，算出了完全消耗系数，极具理论与实用价值。这种宏观思想由来已久，早就寓于经济学的诸理论之中。

就产业而论，最难使人理解，或最遭人们怀疑其生产性的要算公检法和党政军了。笔者一度也持否定意见。如果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问题就迎刃而解。现在我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又称法制经济，只有法制健全、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才能保证市场的公平运行。仅仅从微观、企业看问题，讲不清楚道理，从社会、宏观看问题，就很容易理解。公检法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环节，缺了它，市场经济、社会大生产就不能很好地运行。党政军特别是军队，军事活动常常和战争联系在一起，战争意味着消耗，战争规模愈大，人力物力消耗愈多。怎么可以把军事活动也列入生产呢！笔者过去也不理解，如果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各种生产都需要有一定的安定环境，国防治安对安全生产是不能缺少的，它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安定环境，为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创造必要的基础条件。缺乏安全保证就好像从企业看，缺材料、缺设备就不能正常地进行生产，所有人们生活和社会再生产就不能正常地运行。

当然，有的学者提出，重要性并不等于生产性。对于众多的服务承认它重要，特别是党政军服务，它不可缺少，但重要性不等于一定要作为生产活动并计算产值，对此，下面将作进一步的说明。

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可以对各种服务活动的生产性取得理解。但其中有一种服务，尽管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仍无法获得生产性的结论，那就是科学技术了。因为所有服务，包括公检法、党政军在内，都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这样那样的服务，人们可以直接享用这种服务。惟独科学技术不然。科技劳动成果——各种创造发明，可以写成论文报告，深奥难解，枯燥无味，人家看它不懂；也可以画成公式图表，但它不比艺术品，人们又无法欣赏得到满足；如果仅仅作为知识技艺，存在科技人员的脑子里，更无法供人们作生产和生活享用，结果只能是纸上谈兵、想入非非。无法体现科技生产力的功能和作用。但科技又非常重要，科技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所以，科技的很特殊，加上传统的理论扭曲，从逻辑上阻碍人们正确理解科技是生产力、第一生产力的巨大功能和作用。这一点需要专文加以讨论。

物质生产MPS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和缺陷

前面提到，很多学者都讲服务活动很重要，不可缺少，但重要性不等于生产性，这似乎有理，但实际不是这回事。因为从社会看来，既重要而又不可缺少，就必须作为生产并计算产值，否则不仅在理论逻辑上讲不通，而且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还会导致种种矛盾和错误。物质生产的MPS体系，长期就存在这样的矛盾和缺陷。几十年来，在推行MPS核算制度的国家，包括中国和前苏联等国在内，一方面批判服务生产，另方面又模模糊糊地把大量服务部门的活动成果，作为产值计算到物质生产部门的成果中。

先看看经济理论，政治经济学教材中，一方面讲物质生产是生产，对把服务作生产的观点持强烈的批判。但它在国民生产成果的使用中，又把消费性支出，包括服务性支出，都作为消费计算；把积累性支出，包括服务性支出，作为积累计算。这实际上是生产按MPS，使用按SNA，产生了混淆。

至于在统计实践上，理论上接受政治经济学的物质生产观点，坚持物质生产，认为服务不是生产，不计算产值，实际上都把服务活动作为生产活动并计算产值，加到生产总量中来了。仍以公检法为例。很多企业为了维护企业利益雇请律师，支付不等数量的律师费。此外，还有广告费、旅差费、医疗费、培训费、养路费等，都是一些服务性支出，照理这些服务性支出，属于非生产部门的活动，对它们不计算产值。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就没有资格列作使用单位的中间消耗，即物化劳动消耗C，只能列作国民收入（V+m）的再分配。但在企业成本核算时，将这些服务支出，列作生产成本（C+V），并算进企业总产值之中。这样就发生两个矛盾和缺陷。

（1）以工业生产为例，将工业生产的服务支出列入工业生产成本（C+V），这就使各种服务部门——广告部门，旅游部门、医疗部门、教育部门、养路部门的服务活动成果，计算到工业总产值（C+V+m）中来了。

（2）以工业生产为例，工业总产值（C+V+m）—物耗C=工业净产值（V+m），由于工业总产值包括各种服务产值，而扣除工业物耗C，按照统计制度规定，只是工业生产耗用原材料、辅助材料和折旧，对于服务支出，规定不能减去。这样所有服务支出，包括广告服务、旅游服务、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的活动成果，未加扣除，都保留在工业净产值中。也就是对各种服务活动作为工业生产的成果，计算在工业净产值中。

同样，农业部门和建筑部门生产中所耗用的旅差费、医疗费、培训费、广告费等等，列入生产成本，并计算在农业总产值和建筑总产值中。但又不作为物耗扣除，从而使这些服务支出包括在农业净产值和建筑净产值中。把各色各样的服务产值算作工农业产值、建筑业产值，变成张冠李戴，这好吗？当然不好！远不如实事求是，把服务作为生产，直接计算各类服务产值会更好。

可见，对服务活动并且发生经济收支的，就必须作为生产活动计算产值，重要性意味生产性这不容分辩，不容怀疑。否则就会误人自误，犯逻辑错误。

篇(7)

    解决了历时已久的误会和误解

    长期以来,国际上存有在两大国民核算体系,一个是物质生产的MPS,一个是包括服务生产的SNA.我国长期推行物质生产的MPS体系,这是与经济理论相适应的。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包括所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认定物质生产才是马克思的生产观点,对于服务生产持否定态度,并多方面给以责难和批判。以此为依据,又进一步认定国民核算制度MPS,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而SNA则是以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作指导,建立在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显然,这对于我国国民核算制度的改革,由MPS转向SNA,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和阻力。几经寒暑,由于领导者的胆略和勇气,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并报请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改革方案,但依然受到理论界一些专家学者的责难和批评。

    十年过去,经过各方研究和探讨,理论问题逐步获得了解决,释除了历时已久的误会和误解,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服务生产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克服了过去唯物质生产才是生产的偏颇。认识到社会服务也是生产活动,都要投入劳动,产出成果,只是产出成果的表现形态不同而已。一为物质形态,一为服务形态,以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供人们生产生活直接间接所享用。为此,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当然在认识的深度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

    (二)逐步认识对两大核算体系理论基础存在的误解。过去认定MPS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指导,而SNA则建立在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的基础上,显然是不符实际。众所周知,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的核心在于掩盖剥削,与生产劳动的范围毫不相关,或完全两码事。不能讲物质生产没有剥削,而包括服务在内的生产就形成剥削,并且认定MPS以马克思劳动价值为指导,而SNA建立在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基础上。两种生产与剥削不剥削毫不相关,文不对题。如果MPS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那包括服务在内的SNA,同样是劳动投入、成果产出,仅仅是产出成果形态的不同而已。SNA生产范围拓宽了,其理论基础应该讲是拓展了的劳动价值论。是发展的科学,要与时俱进,那我国的新国民核算体系,可以讲它仍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如果认为这样不妥,马克思的物质生产观点不容改变,那就要讲它建立在拓展了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或者讲它建立在三次产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那就直截了当地讲明:我国新国民核算体系建立在社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当然,对整个SNA的理论基础认识,也要作相应的改变和调整。

    问题在过去,长期否定服务劳动的生产性,而现在依然还有一些学者,对服务的生产性存在保留看法,有的甚至原封不动地持否定意见。根据笔者了解,主要原因在于:习惯于从微观着眼,从企业看问题。而真的要确认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的生产性,贵在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

    确认第三产业,贵在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各部门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结成网络般的经济联系。从微观,从宏观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会得到显着不同的结论。例如,我国有些后进地区的农业生产,牛耕人作,从微观、从农民看,并不消耗电力,但从宏观、从社会看问题,农业要化肥、要农药、要农具、简单农具也需要钢铁。化肥、农药和钢铁生产,都需要电力,而且有无数层次的耗电,直接耗电、间接耗电,而间接之中还有间接,实际上与所有的产业部门都会发生联系。列昂节夫提出的投入产出法,通过矩阵代数求逆,根据所有部门的直接间接消耗,算出了完全消耗系数,极具理论与实用价值。这种宏观思想由来已久,早就寓于经济学的诸理论之中。

    就产业而论,最难使人理解,或最遭人们怀疑其生产性的要算公检法和党政军了。笔者一度也持否定意见。如果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问题就迎刃而解。现在我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又称法制经济,只有法制健全、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才能保证市场的公平运行。仅仅从微观、企业看问题,讲不清楚道理,从社会、宏观看问题,就很容易理解。公检法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环节,缺了它,市场经济、社会大生产就不能很好地运行。党政军特别是军队,军事活动常常和战争联系在一起,战争意味着消耗,战争规模愈大,人力物力消耗愈多。怎么可以把军事活动也列入生产呢!笔者过去也不理解,如果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各种生产都需要有一定的安定环境,国防治安对安全生产是不能缺少的,它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安定环境,为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创造必要的基础条件。缺乏安全保证就好像从企业看,缺材料、缺设备就不能正常地进行生产,所有人们生活和社会再生产就不能正常地运行。

    当然,有的学者提出,重要性并不等于生产性。对于众多的服务承认它重要,特别是党政军服务,它不可缺少,但重要性不等于一定要作为生产活动并计算产值,对此,下面将作进一步的说明。

    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可以对各种服务活动的生产性取得理解。但其中有一种服务,尽管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仍无法获得生产性的结论,那就是科学技术了。因为所有服务,包括公检法、党政军在内,都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这样那样的服务,人们可以直接享用这种服务。惟独科学技术不然。科技劳动成果——各种创造发明,可以写成论文报告,深奥难解,枯燥无味,人家看它不懂;也可以画成公式图表,但它不比艺术品,人们又无法欣赏得到满足;如果仅仅作为知识技艺,存在科技人员的脑子里,更无法供人们作生产和生活享用,结果只能是纸上谈兵、想入非非。无法体现科技生产力的功能和作用。但科技又非常重要,科技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所以,科技的很特殊,加上传统的理论扭曲,从逻辑上阻碍人们正确理解科技是生产力、第一生产力的巨大功能和作用。这一点需要专文加以讨论。

    物质生产MPS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和缺陷

    前面提到,很多学者都讲服务活动很重要,不可缺少,但重要性不等于生产性,这似乎有理,但实际不是这回事。因为从社会看来,既重要而又不可缺少,就必须作为生产并计算产值,否则不仅在理论逻辑上讲不通,而且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还会导致种种矛盾和错误。物质生产的MPS体系,长期就存在这样的矛盾和缺陷。几十年来,在推行MPS核算制度的国家,包括中国和前苏联等国在内,一方面批判服务生产,另方面又模模糊糊地把大量服务部门的活动成果,作为产值计算到物质生产部门的成果中。

    先看看经济理论,政治经济学教材中,一方面讲物质生产是生产,对把服务作生产的观点持强烈的批判。但它在国民生产成果的使用中,又把消费性支出,包括服务性支出,都作为消费计算;把积累性支出,包括服务性支出,作为积累计算。这实际上是生产按MPS,使用按SNA,产生了混淆。

    至于在统计实践上,理论上接受政治经济学的物质生产观点,坚持物质生产,认为服务不是生产,不计算产值,实际上都把服务活动作为生产活动并计算产值,加到生产总量中来了。仍以公检法为例。很多企业为了维护企业利益雇请律师,支付不等数量的律师费。此外,还有广告费、旅差费、医疗费、培训费、养路费等,都是一些服务性支出,照理这些服务性支出,属于非生产部门的活动,对它们不计算产值。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就没有资格列作使用单位的中间消耗,即物化劳动消耗C,只能列作国民收入(V+m)的再分配。但在企业成本核算时,将这些服务支出,列作生产成本(C+V),并算进企业总产值之中。这样就发生两个矛盾和缺陷。

    (1)以工业生产为例,将工业生产的服务支出列入工业生产成本(C+V),这就使各种服务部门——广告部门,旅游部门、医疗部门、教育部门、养路部门的服务活动成果,计算到工业总产值(C+V+m)中来了。

    (2)以工业生产为例,工业总产值(C+V+m)—物耗C=工业净产值(V+m),由于工业总产值包括各种服务产值,而扣除工业物耗C,按照统计制度规定,只是工业生产耗用原材料、辅助材料和折旧,对于服务支出,规定不能减去。这样所有服务支出,包括广告服务、旅游服务、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的活动成果,未加扣除,都保留在工业净产值中。也就是对各种服务活动作为工业生产的成果,计算在工业净产值中。

    同样,农业部门和建筑部门生产中所耗用的旅差费、医疗费、培训费、广告费等等,列入生产成本,并计算在农业总产值和建筑总产值中。但又不作为物耗扣除,从而使这些服务支出包括在农业净产值和建筑净产值中。把各色各样的服务产值算作工农业产值、建筑业产值,变成张冠李戴,这好吗?当然不好!远不如实事求是,把服务作为生产,直接计算各类服务产值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