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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绿色债券市场格局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当前,加强亚洲信用评级合作有着深刻的背景,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亚洲区域一体化日益加深。随着东盟等合作机制的深化,亚洲区域的一体化和全球化程度逐渐提升,跨国贸易、投资和资金融通日益成为亚洲区域的重要经济活动。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为沿线国家带来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区域深化合作机会。二是跨国贸易、投资和资金融通带来了跨国信用信息流动和互换的需求。从政府层面来看,来境内投资、融资的境外主体需要了解全面的信用情况,才能引入有信用的可靠投资者、贸易企业和发行人。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对跨国金融机构交易对手、跨国信贷申请交易对手、跨国债券承销交易对手等等均需要全面的尽职调查和动态的信息。从企业层面来看,开展国外投资需要了解东道国以及合作伙伴的全方位信用信息,从事国际贸易需要了解贸易国及贸易对手的相关信息,避免欺诈易,有效管理交易的信用风险。三是目前亚洲各国的信用评级机构普遍缺乏跨国作业能力,缺乏国际评级话语权,难以满足跨国的信用服务需求。亚洲各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大部分只具备了本土作业能力,仅有个别评级机构初步具备了国际评级作业能力,但是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相比,我们的影响力还是非常薄弱。各国在评级监管体系、评级标准、信用等级等方面均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四是亚洲信用评级协会和欧洲信用评级协会的会员均有加强合作的共识和意愿。“一带一路”愿景的实施,需要沿线各国信用评级机构加强跨境交流与合作。亚洲信用评级协会作为亚洲区域唯一的信用评级机构国际组织,应该在信用评级机构跨境交流与合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亚洲信用评级协会的新时代委员会也提出了未来几年加强合作的一些规划,与欧洲信用评级协会的合作交流也在密切推进,我对新时代委员会提出的规划深表赞同。
基于以上这四方面背景,我们提出八项倡议。
第一,基于自愿、对等、互信、互惠的原则,成员机构协商建立跨国评级业务合作机制,充分利用成员机构遍布在各国的评级资源,为特定成员的国际评级作业提供协作支持。
第二,以实现各成员机构的评级结果互认为愿景,研究制定亚洲信用评级协会的参考评级技术指引、作业程序指南和标准体系,供成员机构自愿采{,或者参考建立本机构评级结果与亚洲信用评级协会评级标准之间的映射关系,最终实现各国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的可比性。
第三,在亚洲信用评级协会设立评级技术委员会,主要由各成员机构评级总监组成,负责制定支撑级别互认的参考评级技术指引,作业程序指南和标准体系,以及成员机构之间所有的技术交流衔接事宜。
第四,建立亚洲信用评级协会互认机制的品牌授权机制,仅允许由亚洲信用评级协会理事会授权、经过评级技术委员会评估达到亚洲信用评级协会参考评级技术指引、作业程序指南和标准体系互认标准的成员机构使用该品牌。
第五,各成员机构应该积极游说所在国政府、监管机构,认可亚洲信用评级协会互认机构的其他成员机构及其出具的评级报告效力,并协助其他成员机构遵循本国评级相关法律法规或者监管规定。
第六,进一步丰富亚洲信用评级协会官网的内容,将其升级成为各成员机构评级报告和研究成果的一个统一平台和数据库。其中内部版本供各成员机构间相互交流和互换数据,外部版本可以供各类使用者集中查询所有成员机构的评级结果。
第七,研究探讨制定亚洲信用评级协会评级方法和标准体系,形成由各成员机构评级总监集体投票评定各国评级结果的机制,对外颁布亚洲信用评级协会版的各国评级报告。
第八,以亚洲评级协会互认机构成员和统一数据库为基础,吸纳相关各国征信、认证、信息、咨询等各类信息服务机构,逐步形成亚洲信用联盟,实现跨国数据和服务的共享与互换,为各国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个人等提供全业务链跨国信用服务。
作为正在积极布局国际信用评级业务的中国评级机构,我们愿意与中国的同行、亚洲的同行一起共同完善倡议,推广倡议,落实倡议,共同促进亚洲信用评级机构的跨境合作与交流,共同为跨国信用服务需求方提供高质量的国际评级服务,共同提升亚洲信用评级机构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与信用评级业的机遇
目前,全球经济在回暖,这为推动债券市场回暖创造了条件。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这是未来全球经济的最热点地区,也是投融资最活跃的区域。
2016年人民币加入了SDR货币篮子,为亚洲债券市场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计价货币选择,未来十年很有可能达到至少一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空间,这个空间都需要市场评级,因此评级的业务发展空间也非常大。“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巨大的投融资需求,同时债市通今年也将要开启,这为债券市场开辟了新的格局,人民币债券市场将取得快速发展。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助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今年5月,“一带一路”峰会召开,“一带一路”战略将进入新的快速发展阶段,这其中必然伴随着大量投融资需求,而债券又是投融资需求实现的重要保障。目前,在亚洲领域内发行的债券多数还是美元债券。随着亚洲经济的发展,未来还需要多发行以本区域内货币计价的债券,也需要区域内信用评级机构多参与市场评级。我们要深化人民币离岸、在岸市场,促进债券市场发展,这是促进亚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最终将强化亚洲地区金融市场的整体抗风险能力。
第二,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为信用评级业带来了巨大机遇。随着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未来对信用评级的有效需求会不断增加,亚洲信用评级机构面临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亚洲信用评级机构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理应参与相应评级。当前,债券市场上新型债券发展很快,比如绿色债券,这也为亚洲信用评级机构提供了机遇。中国是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最大的国家,可以在这一块蓝海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第三,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和创新对评级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当前国际评级业的市场格局下,亚洲评级机构需要争取一定的话语权,在此过程中,需要推动评级的多边合作,促进亚洲评级体系建设,助推亚洲金融体系合作,实现互联互通。此外,国际评级标准还需要不断改进。我们看到某些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标准中添加了某些政治性的标准,比如是否为市场经济制度、是否货币完全可兑换等等,这些标准与实际偿付能力并没有必然关系,因此有必要建立公平、公正的标准,打造更加公平的亚洲债券市场环境。
第四,加强合作打造信用评级业新高地。从总体来看,亚洲信用评级机构规模还较小,能够介入的业务比较少。亚洲信用评级机构要想发展壮大,必须依靠合作,只有合作才能打造亚洲信用评级业的新高地。在此过程中,需要统一亚洲区域的信用评级标准,实现评级业信息互通、数据共享和交换,加强信用评级机构的跨境交流与合作,共享业务发展机会。
我们期待亚洲信用评级机构能够立足亚洲,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信用评级机构,为全球资本在亚洲汇集提供全方位的综合服务。
亚洲信用评级协会主席 Faheem Ahmad:凝聚共识 发挥亚洲信用评级体系作用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全球村,如果在某一个地方失信了,它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2008年发生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它产生的原因不是因为经济出现问题,而是因为经济方面出现了很大风险,在宏观上和微观上都有一些风险。
我们不能忽视信用评级的重要性,全球需要一个发展良好的评级体系。我们要在全球层面对各个机构进行有效的信用评估,并且让这些评级结果在不同司法体系、不同国家具有可比性,因此这种国际合作很重要,而且在一些互联度非常高的金融体系中也变的日益重要。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探讨了如何加强亚洲信用评级机构的合作以满足国际市场和国际投资者的需要。
我想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做个评价。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市场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亚洲来看,预计未来15年到20年当中,亚洲的GDP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会从29%增长到52%,那时亚洲将不再是一个非常小的经济体,也不是一个非常小的金融体系,我们从现在开始会逐渐发展,所以说“一带一路”倡议看到了这个愿景。亚洲开发银行(亚行)的报告指出,到2030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将超过22.6万亿美元(每年增长1.5万亿美元)。
作为龙年基金行业重大创新突破,国内首只短期理财基金华安月月鑫将于5月2日起正式“登场亮相”。该产品将闪电发行,仅售6天。据了解,华安月月鑫主要投资银行定期存款及大额存单、短期融资券、债券回购和短期债券等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货币市场工具,以1个月为运作周期,定期开放并进行收益分配,属于低风险、预期收益稳定的投资品种。
与此同时,本报了解到,汇添富理财30天、60天产品也双双获批,其中添富理财30天产品也将于5月2日起正式发行。从资金使用效益和风险角度看,在产品到期日,投资者没有提出赎回的情况下,汇添富理财30天、60天产品每期本息将自动滚入下一期,不留任何收益空白期。
短期理财基金的问世,意味着在摒弃传统产品导向进而转向需求导向的发展战略中,创新差异化将成为基金公司产品研发的重要思路。
本周,《投资者报》“基金经理面对面”专栏邀请的嘉宾分别是国泰基金投资总监黄焱、鹏华基金管理部总经理程世杰、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指基经理刘璎、建信转债增强债基经理彭云峰、汇添富信用债基经理王珏池、鹏华丰收债基经理阳先伟、东方红―新睿2号投资经理吴铁。
蓝筹股近期强势并不偶然
《投资者报》:自4月下旬以来,蓝筹股表现持续强于中小盘股,不仅带领指数率先反弹,甚至在市场表现不佳时,还担当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当下低估值低风险的股票,是否会成为基金配置的主流?
黄焱:蓝筹股近期的强势并不偶然,今年以来,蓝筹股投资价值在受到相关监管层认可后,包括IPO发行、上市公司分红制度改革、增强市场买方力量等举措都对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方式、逻辑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认为在累加效应之下,A股市场的蓝筹股投资价值将会逐渐得到体现。未来可以预见的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趋势以及投资者结构的变化都将促使蓝筹股成为今年,甚至未来中长期获取超额收益的投资品种。
程世杰:如果想在股票市场上赚钱,较好的办法是选择优良个股,将波动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来观察。我在买股票的时候更偏向于买一些低估值、低风险的股票。买一只股票,我先往下看,看会有多少风险,然后再往上看,看有多少上涨空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首先看会不会赔钱,尽量不赔钱或少赔钱,再看会不会赚钱。
《投资者报》:近期海富通推出了国内首只以低碳指数为标的的基金,这对投资者而言,还是个新鲜产品。怎么理解碳基金?
刘璎:在碳基金方面,我国发展起步较晚,面向普通投资者的碳指数基金更是史无前例。据了解,2006年我国碳基金成立,2007年推出首个中国绿色碳基金之后,碳基金在北京、山西、大连、杭州相继启动,但它们实际上都是公益基金计划,并不是可投资的公募基金产品。
二季度债市可能维持震荡
《投资者报》:基金一季报显示,77%基金遭遇净赎回,但部分债基逆势实现净申购,如鹏华丰收债基净申购量增幅超50%。债基净申购无疑代表着投资者趋稳、求安的一种心态,二季度债市还能带来赚钱效应吗?
阳先伟:一季度债市继续反弹,但结构特征有所变化,利率品种及高等级信用品种收益率呈现窄幅波动的格局,中低评级信用品种涨幅较大。我们认为二季度债市很可能维持震荡格局,各类品种均难以出现趋势性上涨机会,但部分中短期信用产品由于票息较高,在短期资金相对宽松下具有较好的持有价值。
王珏池:今年以来,债券市场整体表现为结构性行情,对比利率产品,信用债的表现大幅领先。我们判断这一行情有望持续。未来经济如仍处于疲弱状态,利率产品走强,信用债也将随之上涨;若经济在政策推动下复苏,信用利差收窄,信用债相对利率产品更具优势。
彭云峰:从货币政策看,相对于2011年,2012年货币政策已有较大放松。今年经济政策的主基调是“稳中求进”,防止大起大落并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胀趋于温和加之流动性缓解,增加了债券发行人融资的便利性,有利于降低信用风险,给债市带来较好的投资机会。今年将是债券迎来大发展的一年。
大宗交易折价率超过6%
《投资者报》:上海证券交易所3月《关于征求优化大宗交易机制有关措施意见的函》,旨在进一步优化大宗交易机制。若新措施实施,大宗交易将呈现“供强需弱”格局,其折价率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大宗交易到底是怎样一种交易机制?
吴铁:近期,大宗交易平台交易活跃。截至4月16日,今年以来A股的大宗交易累计成交1370笔,累计成交额达到334.35亿元。其中,仅3月,大宗交易总额为170亿元,较去年同期的140亿元,同比放大超过20%。
大宗交易,按上交所定义,是指在交易所进行的证券买卖单笔申报数量或交易金额达到相关规定,并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实施的交易。具体交易而言,交易数量在50万股及以上,或交易金额在300万元(含)人民币以上,价格则由买卖双方在当日价格涨跌幅限制内确定。
大宗交易类似“批发―零售”模式,投资者通过大宗交易平台获得大宗具有一定折价率的股票,然后二级市场分拆出售。根据东方证券资产管理公司统计,2009年~2011年大宗交易的折价率分别为6.08%、6.69%和6.18%,三年平均折价率超过6%。
如果利用计算机交易系统将大宗交易所得的股票分拆为数量较小的卖单,每天卖出数量控制在当天交易量的5%左右,基本不造成冲击,成交价格接近当天均价,平均约20个交易日卖出,采用这一交易方式,平均每次年化收益率可达20%至30%。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经济发展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经济全球化发展不断加快,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而由战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弊端越来越暴露无遗。其缺乏行之有效的全球金融监管协调,不能够代表日益发展壮大的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不能满足金融全球化发展对全球金融治理的需求。世界经济的复苏发展需要变革完善现有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为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更在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历程与现实需求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是一条曲折的“U型曲线”,从最初的被动者、服从者,逐渐发展为参与者、改革者、引领者。尤其自2008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与建设,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
首先,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参与者。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更加全面地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调整规则和制定标准。至今中国已参与了几乎所有国际金融组织或多边框架。通过这些平台,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不断加强多国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引导世界金融发展议程,创新发展全球金融治理理念。同时,通过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等积极探索,筹建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完善发展全球金融新秩序。其次,中国逐渐成为重要改革者。自匹兹堡G20开始,中国开始承担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者的角色。2009年至今,中国积极推动了IMF的资源补充和份额改革、建立和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人民币成功加入SDR货币篮子等一系列事件,积极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不断发展。再次,中国将会成为重要引领者,中国智慧开始融入全球金融治理的各项工作中。比如,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中国发起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G20议题。同时提交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等重要文件,成为未来世界普惠金融发展的指引性文件。
当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但仍增长乏力。美国加息政策充满不确定性;受欧洲债务危机之困和英国脱欧的影响,欧盟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企;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封闭市场,打击其它国家贸易的进展,经济全球化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国际投资与贸易低迷;资本国际流动加剧,高泡沫、高风险等风险在积聚;金融市场反复动荡。面对新的挑战、新的形势,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更要积极?⒂胪晟聘母锶?球金融治理,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的能力;推动金融体制更有效地支撑实体经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助推世界经济复苏,为新一轮繁荣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优劣势分析
一国的国际金融实力是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2008年以来,中国的国际金融实力不断增强,进一步强化了作为新兴金融大国的地位,但同时也存在很多固有缺陷而在一些方面有明显的弱势。
1.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实现了大规模的扩张,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首先是银行类金融机构,它是国家金融实力的基础力量。根据《银行家》排名,2008年中国有两家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进入了世界前十大银行之列,分别排在第7和第9位。到了2015年,中国有四家银行入围,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排在前两位。表明中国的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进行了国际大规模的扩张。其次是世界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者金融投资机构。2015年,中国没有一家金融机构能排在世界投资银行的市值前20名。世界主要的投行、私人基金等都在美国,中国在这方面处于弱势,与美国差距很大。但在中国,由政府掌握的主权财富基金却很强大,总规模排名世界第一,其中中司在世界主权财富基金中排名第三,这一点在金融投资方面是中国的优势。最后,国际金融市场越来越重视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信用评级机构掌握大量政府与公司的信用信息与专业知识,具有强大的金融影响力。而国际金融市场的信用评级几乎全被美国的信用评级公司(标普、惠誉、穆迪)所垄断,中国在这方面处于弱势,基本没有信用评级话语权。
2.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首先,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中国的融资方式一直是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虽有较快发展,但存在市场分割、市场制度不完善、开放程度较低的特点,在规模和发展程度上相较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来说发展不足,处于劣势。就债券市场规模而言,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国内债券市场规模虽然扩张了七倍,但2014年仍然只排名世界第七,不仅落后于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而且只有美国的1/10。①相对于债券市场规模,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成长更快,2014年中国股票总市值超过6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场,但仍然只有美国股票市场规模的1/4。②其次,中国的利率汇率改革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利率市场化水平仍然较低,汇率市场化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影响比较大,仍需要有序稳步推进。
3.从人民币地位的角度来说。自2008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不断推进,至2014年12月,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③至2016年10月,世界已有101个国家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坚实的进展,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但是,也要看到,人民币自由化使用程度不高,国际化水平不足,还没有成为如美元、欧元等那样的真正的国际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还要持续不断的努力。
三、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策略分析
总体上来说,提高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需要从提高经济金融实力、积极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加强国际金融合作等方面综合考虑。
1.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实力。金融领域是全球金融治理的关键领域,要提高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能力,必须有发达的金融体系作为有力支撑。从目前看,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应该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逐步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壮大金融实力。
第一,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好金融机构、自律组织、央行三道防线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利率市场化的形成和调控机制。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能力,让利率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自行认定,不断健全利率市场化的形成机制;完善央行利率调控和传导机制,疏通利率传导渠道,提高央行引导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针对非理性定价行为做好行业自律和监督管理。
第二,持续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去年以来,受美联储加息、英国脱欧、法国恐怖袭击、美国总统大选等国际事件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出现一些波动,尤其是2016年10月份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持续下跌,让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产生议论。汇率波动与一国经济运行密切相关,是经济运行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一国经济运行稳定则其货币自然稳定。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GDP保持69%的稳定增长,虽然中国经济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币长期贬值,但仍有必要做好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预期管理。中国央行应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长期来说,保持汇率稳定的根本办法,还是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法制、完善市场制度,把经济基本面做大做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营造更加透明公平、更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加大开放力度,使得中国吸引外资规模和水平保持向好态势,提高中国吸引外资的综合实力。
第三,发展完善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市场中培育多元化的投资主体,逐步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积极促进国有企业的资产证券化;改革发展和建立灵活高效、统一大容量的货币市场;推进债券市场扩大发行主体和品种,完善推进市场的评级、清算和担保等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发展国债市场。
第四,进一步发展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即是货币的数字化,广义上是一种电子货币,与网络技术紧密相关,具有支付和流通属性,可以作为纸币的替代品。当前,纸币趋向电子形态,全球范围内支付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多国的货币当局开始研究数字货币的发行。中国央行率先研究数字货币,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目前,中国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原型方案已完成两轮修订,未来有希望在票据市场等相对封闭的应用场景先行先试。发行数字货币是金融领域的一次重大革新。数字货币的发行能够节约纸币发行、流通、保存的成本,安全程度高。其可追踪性能够提升经济交易活动的便利度和透明度,能有效减少洗钱、逃漏税等违法行为。由央行发行数字货币还能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增强了央行直接掌控资金的能力,使得央行能够绕过银行和支出部门直接影响市场,向实体经济直接注入流动性,使货币政策更加有效,金融部门更加有力地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
最后,发展普惠金融。所谓普惠金融,就是要加增大金融服务的包容性,让金融服务更好地为广大民众、中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服务。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发展普惠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并首次将发展普惠金融纳入2016年G20杭州峰会中,取得了显著成果。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今后要平衡创新与风险,构建法律和监管框架,发展基础设施生态系统,普及金融基础知识,促进客户身份识别,检测发展进程。中国会以实际行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2.推动G20逐步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力量。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G20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开放性对话协商的重要机制,逐渐实现了全球金融治理从G7到G20的转变,中国通过制度突变的方式解决了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问题。④G20是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平台。对中国来说,G20取代G7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G20是当前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最能体现“中国智慧”的平台,它也将在未来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合作。中国能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发言权,从而使G20能够更充分地反映世界经济金融格局的新变化。在G20中,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地位是平等的,力量对比也是均衡的。G20是在机制上能真正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平等对话的平台。2008年以后,中国多次在G20峰会上捍卫呼吁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随着经济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扩大,作为G20的重要成员国,中国可以逐渐影响其运作,如积极参与议题设置、决策制定执行等关键环节,引导世界关注新兴国家利益。
2016年中国在杭州主办G20第11次峰会,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提出了“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观,提出了“创新增长方式、强劲发展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更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包容联动式发展”四大重点议题,对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向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通过G20这一多边国际合作平台,旨在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完善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能巩固全球经济增长的基础,对实体经济来说,能够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提高全球经济抗风险能力;能够及时发现识别风险,有效处理危机爆发,防范危机扩散;能够使金融更加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增长,为世界经济复苏增长奠定基础。中国一直致力于建设完善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任G20轮值主席国以后,中国重新启动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致力于从扩大SDR使用,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完善主权债务重组机制、推动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改善资本流动的检测与应对这几个方面,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
3.进一步推动SDR改革。SDR改革对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使用正在逐渐扩大。2009年3月,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SDR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希望,首次发出倡议改革SDR以提升超主权国际货币地位。中国人民银行从2016年4月起,开始同时用美元和SDR中国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的数据。世界银行于当年8月份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金额5亿元的3年期SDR计价债券,认购倍数达到25,这是推动SDR市场化的成功尝试,也是扩大使用SDR的标志性事件。由于SDR计价债券有分散风险的优势,所以得到了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的积极认购。采用SDR记账能够降低汇率的波动性。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为SDR计价债券和相关金融产品的发行创造更加完善的条件。
SDR改革包括货币职能和货币结构改革两个方面。首先改革的核心是提升其国际货币职能。SDR是记账货币,发行量小,不能够满足世界经济贸易对国际货币的定价、交易等需求。SDR只有具备定价功能,才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如果SDR在汇率安排中起作用,就能成为主权货币汇率定价的基准,就能成为一种国际货币而被广泛接受和使用。SDR的汇率波动幅度较低,其作为发展中国家货币的一种定价基准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提议尝试建立发展中国家以SDR为定价基准的汇率安排。其次,SDR的货币结构完全由发达国家货币组成,不能代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总体现状,为增强SDR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必须增加货币篮子的币种,尤其是经济发展迅速的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加入SDR,即是对SDR改革的重大推进,这一历史性事件将会加快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进程。
4.加强与新兴国家和周边区域的国际金融合作。在自身经济实力开始崛起的背景下,中国除了努力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机制,反映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利益与诉求之外,还应该绕开既有的金融制度体系而另辟蹊径,积极展开区域层面的“建制”尝试,尤其是中国加强与新兴国家和周边地区国家进行国家机制性合作,能更有效发挥中国经济金融的潜能,使中国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成为支持中国金融发展的坚实区域制度基础。
第一,强化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机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心的转移,全球金融治理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积极推进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增长,有利于提高金砖国家的金融地位,使之更有效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并推动其改革。首先,中国须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和增进自身货币在贸易中的使用,推动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制衡美元依赖。其次,与金砖国家合作建立金融安全网,合作监测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加大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力度,共同防范金融风险的跨境传递。加强金砖成员国之间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增强金融市场和产品的透明度。优先发展金砖债券市场,充分利用各层次的多边合作机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的基础,降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最后,有效发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应急储备机制的作用,使金砖金融合作进入务实新阶段。深入探讨增加国际储备货币币种,加强扩大货币互换、本币贸易结算等货币合作,支持金砖各国政府、多边开发银行发行SDR计价债券,优化金砖成员国的投资组合。中国应该引导金砖国家积极参与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等地区性多边机构的事务,努力提高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第二,升级东亚金融合作机制。东亚金融合作自2008年以来逐步进入深化合作阶段,但美元依赖和区内不发达的金融市场等因素仍然牵绊着东亚金融合作的步伐。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的去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东亚金融合作对于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从长期看,东亚金融合作首先要加强区内金融风险识别能力,提高风险防范管理,抵御域外风险冲击。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理,降低对区外货币的依赖。其次,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承担着重要的国际责任,也有提升自身的话语权的迫切需求,中国有能力而且有必要在东亚金融合作新规则制定中发挥引领作用,从参与配合者转变为领导塑造者。比如,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融资体系、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东亚货币合作等,推动东亚金融合作进入更深层次。
第三,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金融合作。上合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为稳定中国的西部战略环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国际制度建设史上的重要篇章。2005年10月,上合组织成立了银行联合体,为各成员国的农业、能源、基础设施等重要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重要融资平台,标志着上合组织金融合作的开始。上合组织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处于工业化进程,发展潜力巨大,合作前景广阔。今后,中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推动上合组织的金融合作:首先,需要大力推动成员国之间的货币互换,推动双边货币互换逐步多边化,建设区域金融自救机制,货币互换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和货币安全。通过货币互换各国央行之间把对方货币融入本国金融体系,用来支付从对方国进口的商品,有利于作为稳定货币的人民币的国际流通。其次,建立多边框架下的区内贸易投资结算支付体系,这是货币金融合作的重要内容,能满足货币经济合作的需求。同时尝试建立上合组织区域债券市场,促进区域金融市场的合作。最后,加快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积极发挥上合组织银联体的作用,为成员国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拓展融资渠道,创新地使用PPP模式和适合本区域发展的其他融资模式。
第四,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对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改革。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它们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没有发言权,自身利益和诉求得不到保障反而受到损害。同时,随着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越来越大,而既有的国家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巨大的投资需求,迫切需求建立新型的多边金融机构给予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于2013年10月倡议建立亚投行,旨在推动亚洲的互联互通和地区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倡议得到了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多国的支持,至2016年1月亚投行成立之时,一共有57个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亚投行的成立和正式运作,对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首先,加快亚投行建立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进程,在资金筹集和项目运营中推动人民币成为主要资本货币,可以在香港、新加坡、伦敦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其次,推动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运行制度更加公正合理。中国虽然是第一大股东,但与IMF和世界银行不同,亚投行遵循开放公平公正的原则,行长副行长来自不同的成员国,亚投行的重大决定需要有75%的超级多数才能通过,中国作为大股东,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再次,通过亚投行与IMF的互动合作,加强国际金融?O管。亚洲是世界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亚投行的运行项目集中在亚洲国家,由于亚洲各国经济实力具有多样性,亚投行在运营中对亚洲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市场将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并积累丰富的经验,加强与IMF共享和交流金融市场信息,便于双方快速掌握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程度,快速采取措施,应对突发的金融风险和大规模的金融动荡。
5.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尽快达成。RCEP是东盟发起、主导,邀请中日韩澳新印6国参与的谈判,简称“10+6”,目标是建立16国统一大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涵盖35亿人口,GDP占全球总量的1/3,如果RCEP达成谈判,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自2011年始,16国已经举行了15轮谈判和4次经贸部长级会议。RCEP谈判一直以来受到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协定(TPP)的强大外部压力,即参与了RCEP又参加了TPP的国家,如日本、澳大利亚,更倾向于追随TPP的步伐,加上各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各自的利益和诉求纷繁复杂,使得协议尤其是高标准的协议不容易达成,原定于2015年底结束的谈判,至今未能实现。但是面对疲软的世界外部需求困境,各成员国都有扩大出口、加强区域之间贸易的迫切需求。所以加快推进RCEP谈判进程,符合各成员国的根本利益。2016年11月21日,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宣称自己上任后将退出(TPP),使得TPP前途未卜,充满变数,追随TPP的国家开始把重心转向RCEP,加之多哈回合谈判步履维艰,这对于推进RCEP来说应该是个非常好的时机。
中国一直是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自RCEP谈判开始,中国一直积极响应并努力推动其发展,还将促进RCEP达成谈判纳入国家的“十三五”规划中。对中国来说,积极推进RCEP谈判,对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升在亚太区域经济金融合作重要地位与作用,帮助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金融新秩序,具有重大的意义。今后,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策略选择。首先,加快落实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深化与东盟的合作,增强战略互信,消除猜忌。加快在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发展和升级。其次,推进中日韩自贸区(FTA)谈判。中日韩是区域内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实现中日韩FTA会是RCEP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推力。三方应加强政治互信,加快经济融合,妥善处理谈判中的矛盾,深化贸易合作,争取尽快达成共识。最后,中国应积极参与RCEP规则制定。在RCEP中6国的经济实力较强,协调10+6的关系,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主导机制,中国参与规则的制定,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建立公正合理经济秩序的需要。中国在尊重东盟主导作用的同时,应当积极引导RCEP进程。中国应倡导RCEP的下一步目标,不能仅侧重市场开放度,还应为RCEP提出新的内容,如规则的更新方面,包括环境问题、劳动标准问题等。总之,中国会与各方通力合作,积极参与和引导谈判,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并积极努力从自身出发,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力争尽快结束谈判。
注释:
①欧威廉等著,李巍、苏哈译:《人民币的崛起:全球货币新体系的兴起》,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年版,第95页。
②欧威廉等著,李巍、苏哈译:《人民币的崛起:全球货币新体系的兴起》,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115页。
前不久,上海市已成立首个由政府出资搭建的民营企业投融资平台及贷款担保专户,市政府正在联合有关各方酝酿设立“中小企业融资辅助专项资金”。
武汉市拟从明年起,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补充担保机构的风险准备金,以进一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同时,武汉市政府正在加紧指导相关部门制定《武汉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补偿资金管理办法》,对达到一定规模、依法经营、管理规范的担保公司,按照其当年对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额的一定比例,予以担保风险补偿。
近年来,各级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各种措施不断出台,表明其对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中小企业融资难,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中小企业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重要力量的今天,中小企业获得的待遇与它们为国民经济做出的贡献严重不成正比。即使在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中关村,每年仍有20%-30%的中小企业因为不能得到及时的贷款而死亡。
融资困境,原因为何
中小企业融资,为何面临如此多的困难?是谁冷落了这些为GDP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草根企业”?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今年年初由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召开的“中国改革评估――进程与挑战”形势分析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凸现了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一系列缺陷。他认为,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表现在银行贷款方面,就是银行对于中小企业的风险状况缺乏有效的识别手段。在2004年10月29日央行取消贷款浮动的上限之后,商业银行完全可以充分运用利率浮动手段,对不同风险状况的中小企业进行贷款定价。但由于商业银行总体上缺乏独立的风险定价能力,因此在中小企业贷款方面选择的策略是简单地退出市场。
其次,从我国目前融资结构看,仍属于严重依赖银行贷款的融资格局。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据了社会大部分闲置资金。金融市场发展失衡、资本市场发展滞后限制了中小企业贷款。
第三,目前银行绩效考核中存在的缺陷也是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一大原因。目前一些商业银行的负责人,任期通常也就是几年的时间。与大企业的长期贷款相比,中小企业贷款具有数量小、次数频繁的特点。而在严格要求降低不良资产比率的考核约束下,长期贷款在出现偿还困难之前,通常容易被视为是正常的贷款,因此这些商业银行的负责人有动机发放长期贷款,冷落中小企业贷款。
第四,中小企业融资难还反映了金融创新体制和监管体制存在的缺陷。从金融结构上看,企业融资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结构过于单一,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比率过高,风险不断向银行体系集中。而商业银行在贷款上的风险偏好,又决定了贷款形式的融资难以有效地满足中小企业的高风险融资以及长期性的资金需求。所以在当前的金融环境下,不太可能期望单一的商业银行在中小企业融资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在今年7月份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中国财富论坛上,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教授强调了中国间接融资市场的不完善是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一大原因。
李扬认为,目前我国债券市场中服务于工商企业和居民的份额很小。我国目前的主要债券,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是金融机构使用的,金融机构次级债券是银行使用的,普通金融债券是证券公司这样的金融机构使用的,短期融资债券有一部分是企业债券,但是大部分是金融机构债券,中央银行票据是各种各样的中央银行货币市场中进行交易时金融机构使用的,企业债券是企业使用的。以上七种在我国流通的主要债券中,有六种是服务于金融机构的。它们占据了我国债券市场的绝大部分,筹集来的资金在金融机构绕来绕去,就是到不了中小企业的手中。中国缺少服务于工商企业、居民和实体经济的债券,很多需要发债的企业都发不了债,少数能够发债的企业也是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才能发行债券。
而对于目前议论得沸沸扬扬的中小企业板,李扬教授认为,我国的股票市场根本不是中小企业能筹资的地方,中小企业板实际上是主板的翻版。
其实,在这些诸多外部原因限制中小企业融资发展的背后,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是使其陷入融资困境的重要原因。规模小、资信差、经营不规范、抵抗风险能力差、治理机构不完善、信息不透明等是中小企业与生俱来的缺点。这些缺点把中小企业隔在了贷款大门之外。解决之道,在于各种联众担保机制的创新,在于一个“诚信”社会的建立。
融资春天,初现端倪
中小企业融资的春天正悄然到来。原因是最近各地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而进行的金融改革与创新一潮高过一潮,扶持中小企业融资的各种政策利好消息也不断传来,振奋着人们的精神。
今年上半年,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财经》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今年金融改革要实现六个转变,其中第一个就是要使金融机构的融资服务更加注重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我国银行体系在融资政策上要完成从原来的注重所有制逐渐向对不同所有制一视同仁转变。
7月底,银监会了《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意在鼓励、支持和促进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完善小企业金融服务。
8月10日,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银行小企业贷款业务培训会上表示将在小企业贷款上做好四个“规定动作”,以大力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最近,各地、各行业也纷纷实行了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的一系列活动。
6月29日,中关村科技园区召开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会议暨征信产品会,公布了《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征信报告》(包括《标准征信报告》和《深度征信报告》),在2003年7月成立的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中关村企业的信用评级体系,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同时,在中关村管理委员会的支持推动下,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自成立以来,已为千余家中小企业提供了几十亿元的担保支持,有效地推动了中关村中小企业的发展。
9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首都金融文化节暨北京国际金融投资理财博览会上,参展的10家典当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打出了“中小企业融资的绿色通道”的旗号。北京宝瑞通典当行有限公司市场部副经理王朝阳说:“典当行渐渐成为中小企业寻求资金的有效渠道”。只要有足够的抵押物,中小企业就能从典当行获取它们所需要的资金,免去了中小企业从银行融资时需要的各种冗繁的手续,及时解决中小企业的燃眉之急。
9月5日,在渣打银行广州分行开业仪式上,渣打银行中国区总裁曾璇强调:“渣打未来在中国业务发展的重点之一,就是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渣打擅长中小企业融资业务,这是我们的特色,在香港如此,在内地包括广州亦同样如此”。
渣打银行通过零售业务部门管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为每个中小企业量身定做融资服务”。除了渣打,花旗、汇丰、恒生、东亚、美国等外资银行或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或积极参与中小企业资信评级的工作,都在以各种方式介入中小企业融资的活动中。这些拥有强大资金实力,掌握先进的金融工具的外资银行进入中小企业融资市场,除了给国内银行带来冲击外,更多的是给广大中小企业带来了发展的际遇。
与此同时,国内各商业银行也针对中小企业融资,设计出了一系列新型的金融创新产品。
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分行最近就推出了一款名为“创业宝”的融资产品。主要面向当地的中小企业主们。申请人以该行认可的具备合法所有权和支配权的房产作为抵押,在授信期限内可多次循环使用贷款额度内的款项。深发展在上海推出的这款“创业宝”贷款授信额度达到500万元人民币,极大地解决了当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另外,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推出了三方协议担保、国内保理业务、法人按揭贷款等一系列针对中小企业可供抵押的资产不多、担保难的困境而设计的金融产品;北京银行与多家担保公司联手,开通了中小企业融资绿色通道,推出了符合中小企业特点的“银行评级标准”;民生银行一位管理人员向媒体透露,民生银行将在今年年底前成立中小企业发展部,专门发展对中小企业贷款业务……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很多切实可行的措施不断浮出水面,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小企业融资的冬天即将过去。
融资渠道,专家献策
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的难题,经济学家们给出了各种建议:
讨论多年的中小商业银行和民营银行被认为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有效方式之一。
立足于各地区的中小商业银行和民营银行与中小企业有着与生俱来的紧密关系。规模小,资金不足,抵御风险能力不强,在各自领域的劣势地位使它们更容易惺惺相惜,团结起来。各中小银行和民营银行比大银行更容易了解中小企业的需求,获得它们经营的相关信息,其放贷成本要明显低于大银行。
而在中小商业银行和民营银行的基础上,经济学家们更提出了“社区银行”的概念。
社区(community)概念是由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首先提出来的,社区银行(community bank)是指在一定地区的社区范围内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独立按照市场化原则运营、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的中小银行。凡是资产规模较小、主要为经营区域内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服务的地方性小型商业银行都可称为社区银行。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扎根在民间,是从民间自上而下组建起来的金融机构。
社区银行具有区域性的特点,它与中小企业在同一个区域内,使其轻易地掌握了成本和信息的优势,可以及时获取中小企业的变化信息,并迅速做出决策,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强的贷款调查、发放和管理,能够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
我国目前金融体制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随着民生银行的上市和民营银行改革试点的呼声日高,在我国成立社区银行的时机已渐近成熟。目前我国已成立了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112家城市信用社,以及数以万计的农村信用社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改造”的方针,通过吸收民间资本,对现有城市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造的方式,使民间资本获得进入银行业的许可证,也使中小企业融资的方式更加灵活、融资的渠道更加畅通。
而从宏观层面看,推动中小企业融资,就要改革目前金融体制中不适宜中小企业生长的环节,为中小企业成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李扬教授认为,改革目前金融体制中不适合中小企业生长的环节,需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他提出,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
第一,完善企业产权制度,让企业家能够放心、自由地创业。李教授认为,企业决定金融最基本的立场,发展资本市场,资本市场要交易,就必须在市场上创造大量可以进行交易的企业,要办公司,要让它创业,让它能够自由地创业。他认为,良好的创业环境能够激发创业者的热情。如温州,到处都有小老板,那个地方有创业的热潮,人们到了温州,就容易被激发出创业的热忱。而温州也有别的地方所没有的支持创业的浪潮。而要创造这么自由创业的环境就需要在全国进行各个层次上的制度安排。
第二,营造有利于企业创业的法律环境,鼓励设立股份公司。李教授以台湾为例,说明法律对中小企业创业的重要性:在台湾,设立股份公司除极少数类似汽车制造这种资本密集型行业外,最低注册资本只需要300万新台币,75万元人民币左右。2002年7月底,台湾股份公司数量达到15.9万家。而在中国大陆地区,《公司法》将设立股份公司的最低标准定为1000万元人民币,到2003年底,工业领域股份公司数量仅有0.57万家。
第三,大力发展服务于中小型企业特别是草根企业的权益市场,无论是以中小企业创业板还是别的什么形式,总之,要让这些市场真正服务于中小企业。
第四,容忍各种非正规权益市场的存在和发展,这是和第三条相对应的。因为对于越低层次的企业,它的权益交易越不规范。
第五,发展各种形式的做市商制度,要允许这样的制度存在,甚至鼓励他们发展,他们能有效沟通资金的需求和资金的供应。对大量中小企业来说,需要有中介机构做沟通工作。
关键词:产业结构:金融支持: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10)07-0059-03
一、通辽市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现状
(一)金融对农业的支持力度逐渐上升
2005―2009年间,农业增加值由90.13亿元增加到150.0亿元,年均增速13.4%银行农业贷款年均增速达到15.7%,高出农业发展速度的2.3个百分点。这反映出近几年全市信贷资金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加,国家关于加大对“三农”经济支持的货币政策在基层得以很好的贯彻落实。
(二)金融支持工业力度加大,产业结构升级加快
2005-2009年,工业增加值由84.4亿元增加到485.0亿元,年均增速54.8%,第二产业结构占比上升19.1个百分点,银行贷款规模由2005年的61.05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200.81亿元信贷市场份额达到50.6%,上升了21.9个百分点。其中,建筑业贷款变化不大。伴随着工业贷款的快速增长工业增加值迅速增加,有力地促进第二产业结构的提升。
(三)金融支持服务业产业力度骤减,第三产业发展缓慢
据统计,同期的第三产业增加值由125.28亿元增加到320.0亿元,三次产业结构占比下降7.1个百分点,而信贷市场份额却下降16个百分点。如果剔除政策性银行商业贷款,2009年末第三产业贷款余额仅为27.6亿元。第三产业大部分属于服务行业,对地方国民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中小企业大部分都属于这个范畴,然而,银行提供的信贷支持与这些中小企业对全市的贡献极不相称。全市银行信贷支持力度严重不足,是导致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通辽市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特点
(一)银行信贷资金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支持方式
2009年末通辽市的信贷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达到78%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相-比国际上多数较先进的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一般为30%50%,差距非常大。据中国人民银行通辽市中心支行统计数据显示: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总额为397.1亿元,其中短期贷款为193.0亿元,中长期贷款为202.1亿元。企业融资来源中,贷款、企业债和股票融资的比例为95.7:2.4:1.8其中的银行信贷资金量占比高达95.7%,高于同期全国相同指标近17个百分点。企业融资严重依赖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
(二)金融资源总量不足决定着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偏弱
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全市银行信贷规模不断扩大,各项贷款由1990年的30.6亿元扩大到2009年的397.1亿元,增长近12倍,年均增长14.44%。同期,GDP由33.9亿元增加到1003亿元,增长29倍年均增长19.51%,地方经济年均增速快于信贷年均增速5.07个百分点反映出银行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地方经济的发展速度。同时,各项存、贷款占全区相同指标的比重不足5%,与当地人口和土地面积占比极不相称金融资源总量严重不足。
(三)、信贷结构不平衡加剧产业结构调整不平衡
近年来,全市经济主要依赖第二产业来支撑,尽管第二产业的基数比第一、三产业小得多,但其增速却比第一、三产业快得多。2005-2009年,第二产业年均增速为54.8%,而第一、三产业分别只有13.5%和25.6%。随着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银行贷款也越来越多地集中于这里,与其相对应的是第三产业贷款逐步萎缩。加剧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首先,一些工业产能和产品出现过剩问题,而现在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加剧,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目前,全市工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初步建立六大产业支撑的基本经济框架,其工业增加值占全市的90%以上上缴税收占全市的95%。通辽市经济增长主要靠这些行业带动。期末六大产业占商业银行贷款达到70.2%。集中了商业银行七层以上的贷款。但是,六大产业中受国家宏观调控严格限产的“高投入、高物耗、高耗能”产业一煤炭、电力和冶金行业贷款余额达到162.8亿元,占商业银行各项贷款的65.6%,信贷过度集中于这些行业潜在的风险不容忽视。
其次,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日益突出。目前,通辽市有各类企业10239户,其中规模以上417户,占4.07%。规模以上企业中仍有大部分属于中小企业。据通辽市相关部门统计:全市中小企业创造62%的税收,78.2%32业增加值、77.5%的销售收入以及80%以上的就业岗位。然而,银行提供的信贷支持与中小企业对全市的贡献极不相称。到2009年末,全市中小企业贷款占各项贷款比重为26.1%,低于大型企业9.2个百分点。中小企业大部分属于服务和流通行业,在产业结构中属于第三产业范畴,全市银行的信贷支持不足不利于第三产业发展。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三、相关政策建议
(一)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优良的生存环境
政府应尽快转变职能。切实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间资金流动更多地取决于地区信用环境和金融环境。即金融生态。地方金融生态好,就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流人,反之,则会导致资金外流。首先,强化信用意识。以提高政府信用为前提,通过媒体进行大力宣传,营造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增强社会各界的信用意识。其次,建立信用追踪系统和风险共担机制。再次,加强法制建设,提高企业失信交易成本。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惩戒机制,对恶意逃债企业和个人加以约束和制裁。第四,加强金融教育提高金融服务人员的金融素质。宣传普及金融知识,提高全民金融素质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只有完成好这个工程才能真正促进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研究落实改善地区信用环境、提高地区信用水平、优化地区金融生态的措施,努力营造银政、银企和谐、协调的良好格局。形成有利于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绿色湿地”,把辖区打造成适合于金融业繁衍生息的“理想栖息地”。
(二)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着重考虑金融与产业的有效结合
金融与产业的有效结合是金融业和产业经济共同发展的需要,金融和产业都是经济发展中紧密联系的一环。随着经济发展,金融和产业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进一步加深,金融和产业相互依赖会进一步增强产业仅仅依靠自身积累很难实现产业的跨越性增长,难以达到迅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目的。因而,借助于金融的力量实现产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金融支持的负面效应问题却常常被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时所忽略。
(三)发挥金融资源配置作用,做好金融资源的产业范围选择
金融资源通过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控制资金流向,达到金融资源的配置。在金融体系对经济生活提供资金的过程也是金融资源对产业范围选择的过程。以优胜劣汰机制为基础的金融资源选择过程,有助于达到产业结构优化。金融资源与产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选择,形成合理效果,有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优化。对通辽市而言,一定要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同时要加强具有潜在优势等产业的建设目前要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方面的政策倾斜,加强对这些产业的支持力度因此金融资源应更多的配置到这些产业中去。
(四)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功能,积极发展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以及保险市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具有密切的同步联动性,资本市场的稳步发展可以广泛调动社会闲散资金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构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资本市场,主要是建设和完善多层次的、促进不同产业和不同类型企业的资本市场结构。目前,通辽市有一些优质的依托高新技术发展的中小企业他们都渴望通过上市公司这一平台,解决自身发展的资金匮乏问题。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根据融资需求的风险收益特征建立具有不同上市标准、交易制度、监管要求的资本市场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与全国相比,通辽市债券市场所占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只有一家企业发行了短期融资券建议应高度重视市场的发展,明确定位,不断创新,积极推进全国统一的债券市场交易。
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为农业经济发展解除后顾之忧。首先,积极探索符合辖区的农业保险模式增强农业保险抵御巨灾风险的能力。其次,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落实补贴资金。再次筹建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准备金,不断扩大以险养险的范围,增强保险经办机构抵御巨灾风险的能力。最后,加大农业保险险种开发力度,探索开发农业信贷保险等适合市情的农业保险险种,促进银保联动。
关键词:金融生态 资源利用方式转变 协整检验 关系
问题的提出
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作为“十二五”规划中的能源基地和资源深加工基地,对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带动了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一直以来的高排放、高能耗、高污染的资源利用方式,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温室气体排放量大,造成我国多地雾霾严重,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存发展,而且使资源优势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越来越弱,西部大部分地区面临着陷入“资源诅咒”陷阱的困境。但基于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禀赋的特点以及新能源技术还不够完善、发达,以传统资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难以大幅度改变。只有资源利用方式转变、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才能减轻环境压力。
目前西部地区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实现,金融主体发展绿色金融以及企业资源利用方式转变的主动性不高,紧迫性不强。只有优化金融生态,综合利用经济、金融、政府、法律的手段,完善企业和金融主体的利益机制,才能充分调动企业技术创新和金融主体发展绿色金融的积极性,引导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大科技投入,鼓励技术创新,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因此,对西部金融生态与资源利用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二者之间产生作用的具体传导机制,提出优化金融生态的对策以加快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文献综述
(一)金融生态的概念
金融生态是一个仿生学的概念,它是由自然生态的概念引申而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4年的“中国经济学50人论坛”上首次提出金融生态的概念,侧重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即生态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金融环境问题,认为它是指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的进展及银企关系等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其中法律制度环境是金融生态环境的最主要构成要素。这种将金融生态等同于金融生态环境的观点,被称为“金融生态环境观”。李扬(2005)从自然生态系统推演出金融生态的概念,将金融生态理解为包括金融体系和外部环境两大部分且相互影响的动态平衡系统,其中外部环境包括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金融体系由全部金融活动的参与者组成,包括金融资源的生产者(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消费者(企业、个人、政府)和分解者(中介、监管机构)。这种将金融体系与其外部环境以及二者间彼此依赖的关系视为一个动态系统,被称为“金融生态系统观”。
本文界定的金融生态概念属于“金融生态系统观”的范畴,它是指金融体系内部的各类主体、各种市场活动之间以及金融体系与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之间所形成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彼此依赖的执行一定调节功能的生态系统。金融生态理论的提出表明,金融业不仅只是单纯依靠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创新金融工具获得生存和发展,它的运行发展更广泛地依赖于金融活动发生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制等基本环境。
(二)金融生态与绿色金融、生态金融的关系
胡春生(2012)认为绿色金融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金融业如何促进环境保护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指出绿色金融的作用主要是引导资金流向节约资源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引导企业生产注重绿色环保,引导消费者形成绿色消费理念。其二是指金融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明确金融业要避免注重短期利益的过度投机行为。杨喜光、何梅(2012)认为生态金融等同于绿色金融,并强调与金融生态的区别,指出生态金融是一种将金融发展和环境保护相结合的经济发展形式,而金融生态是指金融机构在良好的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微观制度环境和宏观制度环境的保障下持续健康运行。笔者同意绿色金融等同于生态金融的观点。
金融生态与绿色金融、生态金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都与金融有关,但金融生态是将整个社会环境包括金融体系在内视为一个生态系统,以生态系统平衡促进金融业的发展,而绿色金融、生态金融则是金融主体在运行中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对环保产业给予更多的金融支持,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促进自身的发展,但不强调金融主体如何在整个社会环境中的发展。
(三)金融生态与转变资源利用方式关系的文献回顾
目前有关金融生态与资源利用方式转变关系的研究还较少,国内学者林晶、智叶青(2013)以北京市为例论述了金融生态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机理,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得出金融生态对产业升级有显著影响的结论。高欣(2011)通过相关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认为碳排放量与金融生态系统中的内部调节指标和金融生态环境指标有较大的相关性,内部调节指标与碳排放量形成了良性循环。国外学者Artur Tamazian等(2009)对金砖四国的金融和环境进行实证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与CO2人均排放量下降相关,特别是资本市场和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更高水平的外国直接投资有助于实现更低的CO2人均排放量。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金融生态与产业升级、碳排放、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尝试将金融生态与其他领域的结合,而国外学者的研究重点则是有关金融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本文从优化西部金融生态的角度研究资源利用方式转变,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及作用路径,从理论上探索金融生态的优化如何促进绿色金融发展,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资金并打通资金融通渠道,以技术创新推动资源利用方式转变,以及资源利用方式转变反过来如何促进金融生态的优化。
优化金融生态促进西部资源利用方式转变的对策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稳定发展经济
西部只有坚定的发展经济,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交易成本降低,才能扩大金融活动的规模,发挥金融的服务功能和中介功能。同时,随着西部人均收入的提高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才能使金融发挥资源配置功能,投资资源利用技术创新的项目,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经济发展还将增强金融业的抗风险能力,促进金融主体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绿色衍生工具,有效规避、分散和化解绿色金融运行的市场风险。同时也将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投身于西部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绿色金融业务。因此,西部地区要立足资源优势,并变资源优势为资源利用优势,对资源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形成资源利用的产业链,提高经济效益;要以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为目标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技术产业,以信息化和技术创新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
(二)政府监管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在优化金融生态的初期,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应该以战略性的眼光为指导,发挥政府全局性的协调组织职能,使金融、司法、统计等相关部门职责明确,精诚合作,完善西部金融生态建设工作机制,对金融生态建设做出具体规划。另一方面,要从利率优惠和信用担保等方面, 制定出面向高新技术创新项目的金融制度,通过财政政策发挥政策性资金的作用,完善金融主体发展绿色金融的利益补偿机制,激发金融主体发展绿色金融的积极性,引导金融资源向高新技术产业的流动,以技术创新驱动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
长期来看,应逐渐减弱“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完善金融主体破产退出机制,杜绝以发展绿色金融为由而享受政策照顾的侥幸心理,促使金融主体不断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完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最终使绿色的高新技术产业更容易享受到优惠、全面、多种类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大大推动资源利用方式向更高技术含量、更加新型的方式转变。
(三)加强金融主体自身建设并完善金融体系
一方面,金融主体应加强内部管理和控制,强化风险意识,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同时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创新金融产品,满足西部地区各个行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对金融资源的需求;还应建立发展绿色金融的配套制度,从环境风险评估、合规检查、风险预警机制等方面加强管理和创新,促进绿色金融的长足发展,建立与转变资源利用方式的长期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要打破国有银行垄断资本形成的格局,吸引非国有银行积极在西部投资开发,降低银行在西部设立分支机构的准入条件;鼓励发展地方性金融机构、民营金融成分,加快区域性证券市场和产权交易中心的培育;发展西部债券市场,对有利于转变资源利用方式的高新技术投资项目可以直接发行项目债券筹集资金;设立绿色产业的投资基金,还应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开发多种绿色金融衍生工具。通过金融体系的完善,便于充分利用社会闲散资金和各种金融资源,解决高新技术创新资金短缺的问题。
(四)加强法制建设并完善相关法律
一要制定有关金融生态建设的法律,完善现行的信息披露、会计准则、外部审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二要适时出台发展绿色金融的法律法规,并不断修改完善,使发展绿色金融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特别是要加快以完善金融产权为核心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 促进现代金融企业的形成和发展。同时,金融主体也要制定符合绿色金融发展相应的业务操作规程。三要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对于违反金融法律的行为,要进行严厉惩罚,保障债权人、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的竞争环境,将发展绿色金融的风险降到最低。通过法律法规切实保护金融资源,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保障,加快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
总之,优化金融生态,推动金融业的发展,为发展绿色金融提供基础条件和外部环境,打通资金流向高新技术产业的渠道,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这是一项繁重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不断适时调整的、长期的过程,需要从经济、政府、金融、法制等相关层面入手,长期不懈的相互配合,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实现西部金融生态与转变资源利用方式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周小川.完善法律制度,改善金融生态[N].金融时报,2004-12
2.李扬.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研究―初步分析[J].福建金融,2005(7)
3.胡春生.绿色金融:将可持续发展内生化的新经济发展方式[J].改革与战略,2012,28(2)
4.杨喜光,何梅.我国构建生态金融体系探究[J].商业时代,2012(14)
5.林晶,智叶青.金融生态环境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J].云南社会科学,2013(1)
6.高欣.我国碳排放与金融生态系统的相关性研究[J].商业时代,2011(20)
一、日本2010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特点及相关政策
(一)出口增长趋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出现停滞
2010年前三季度日本出口环比增长率分别为7.0%、5.6%和2.4%,出口增长明显趋缓。自2009年二季度开始,因中国等新兴市场需求快速增长、以及欧美等经济的缓慢复苏,日本的对外出口已连续5个季度呈现快速增长趋势,面向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成为主要增长方向。但自2010年下半年开始,受希腊等国债务危机和美国定量宽松政策等全球金融形势变化、日元快速升值、以及全球经济特别是亚洲新兴市场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7―9月出口增长出现明显回落,特别是以汽车为中心的出口下滑,使得净出口对实质GDP增长的贡献度下降到仅为0.02%的水平,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作用已经出现停滞。7―9月尽管日本对美国的出口环比增加1.9%,对欧洲的出口环比增长4.3%,但对亚洲的出口却环比下降了2.6%。
尽管受到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日本的进口依然保持了稳定增长的局面,2010年前三季度日本进口环比增长率分别为3.2%、4.0%和2.7%,日元快速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此外,自今年3月份以来外汇储备持续上升,10月份已达1.118万亿美元的高点,超过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二)受短期政策影响消费可能反弹,但极可能出现大幅波动
2010年前三季度日本民间最终消费的环比增长率分别为0.7%、0.1%和1.1%。民间消费自2009年二季度以来保持连续增长趋势,受短期政策因素影响,2010年三季度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已达0.7%,成为本季度的首要增长拉动因素。7―9月家电销售额明显上升,其中以绿色补贴制度为背景,平板电视销量持续增加,受9月份绿色汽车补贴制度到期影响,汽车销量快速增长,同时,受酷暑影响,空调销售数量也明显提高,7―9月仅汽车和空调两项的消费增长就达到11.1%,对GDP增长的贡献度达0.6%;但是,面对各种绿色补贴政策已经或即将到期,以及持续的较高失业率和工资收入增长停滞等因素影响,新车销售量已由9月份的47.2万辆下降到10月份的30.4万辆,10―12月民间消费下行概率很大。
民间住宅投资2010年连续出现正负波动,尽管7―9月住宅投资有所反弹,在4―6月负增长0.8%后,实现1.3%的增长,政府减税等住宅消费支持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受就业和收入等严峻形势影响,即使未来住宅投资可以保持持续增长,也将是极为缓慢的。
(三)民间和政府投资弱化,企业效益有所好转
民间企业投资呈现连续4个季度的正增长,7―9月设备投资环比增长0.8%,增长势头弱化。除运输机械设备投资小幅减少外,整体设备投资4―6月与1―3月基本持平,7―9月明显增加。除船舶、电力外的机械订单数一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连续下降的趋势,自3月份开始一直呈正增长趋势(6月份有小幅负增长);企业设备开工率也由2009年的63.1―84.1%的低水平,提高到今年1―8月88.3―91.3%的相对较高的稳定状态;大用户用电量自今年6月份开始基本恢复到了金融危机前的平均水平;汽车产量也基本上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但各月之间仍有较大波动;尽管7―9月制造业、非制造业及服务业等分类别的投资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受日元升值、出口与生产钝化等因素影响,设备投资增长的基础相对较弱,且设备过剩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些都将影响到设备投资的未来发展。
企业经营状况出现了全面转好。对占上市企业总数56%及市场价值82%的885家上市企业的统计表明,2010年7―9月的经常性收益同比提高49%,已经恢复到了危机前的7成水平,销售收入提高7%,也已恢复到危机前9成的水平。同时,以新兴市场需求及国内政策支持为背景,制造业业绩回升迅速,大企业的订单增加,制造业销售额提高13%,经常性收益为去年同期的3.3倍。
公共需求方面,尽管政府消费连续保持较弱的增长态势,但政府投资进一步下降,继4―6月环比下降2.3%后,7―9月又下降0.6%,已连续5个季度持续下滑,政府公共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在持续减弱,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负影响因素。此外,受政府债务负担沉重等因素影响,预计下一季度政府公共投资还将有所降低。
(四)通缩状况没有明显改观,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2010年前三季度日本继续处于通缩状态之中,7―9月扣除生鲜食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分别为-1.0%、-1.0%和 -1.1%,尽管与上半年相比略有好转,但通缩的总体趋势并没有改变。2010年前三季度就业状况仍不见好转,完全失业率一直在5.0%左右徘徊,受企业降低成本策略影响,7―9月份失业率为5.2%、5.1%和5.0%,9月份完全失业人数340万人。因企业经营状况整体向好,有效求人倍率呈现轻微的改善迹象,7―9月份分别为0.53、0.54和0.55,但未来走势依然很不明朗,并且明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确定率降至57%的最低水平,比去年同期下降4.9%,进入“就业冰河时代”。
(五)金融环境逐步改善,金融机构效益明显好转
日本广义货币M2在7月增长2.9%的基础上,8―10月份分别增长2.8%,在经济增长率很低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稳定宽松的货币供应。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维持在0.1%左右的水平,10年期长期国债平均利率自8月份开始降低到了1.0%以下。日本6大银行4―9月的纯收益是去年同期的2.7倍,达1.2兆日元,债券的销售扩大7.7倍,不良债权损失减少81%,贷款同比减少7.5%。尽管银行资金充足,信贷环境改善,企业资金借贷成本有所降低,资本和债券市场运行状况良好。但受欧美经济不景气及日元升值等因素影响,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
受美国和欧洲经济不景气,以及美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等影响,日元快速升值,由4月份的1美元兑93.38日元的平均值,提高到10月份的81.81日元,升值幅度超过12%,对日本的出口增长产生了明显的冲击,并且影响到了国内就业与政府财政收入状况。
二、宏观经济政策
(一)实施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并着手税收政策的调整
为减轻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日本银行于10月5日宣布,将银行间无担保拆借利率从0.1%,下调到0―0.1%,开始了实质性的零利率政策。
日本银行8月30日出台的《追加金融缓和对策》。规定到2011年上半年,继续维持长期利率1.0%左右的宽松政策,同时还规定以较低的固定利率方式扩大信贷供给,在原有的3个月资金信贷量基础上再追加20兆日元的资金,并启动了为期6个月的信贷供给政策,为此提供10兆日元的资金。
针对法人税在OECD国家处于明显的高位以及消费税偏低等状况,为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发展能力,日本政府正在研究降低法人税5―10个百分点,并提高消费税5个百分点等相关措施,但在提高消费税方面国内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并对7月份的参议院选举产生了影响,面对日益严重的政府债务,消费税的提高似乎不可避免。
(二)出手干预汇市并进行资产购买,追加日元升值和应对通缩预算
9月15日,当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突破83∶1后,日本银行在东京外汇市场抛售日元并买进美元,直接干预日元汇率,这次行动日本银行动用了约250亿美元的资金,使日元对美元汇率在当日下跌至85∶1的水平,这是今年全球汇率争议出现以来国际上首次由国家出面干预汇市,也是日本政府6年多以来首次干预汇市。
日本银行在10月4―5日的例会上,除再次确定了零利率政策,并确定了执行到2012年以后的时间表外,还在上述30兆日元的信贷政策的基础上,又推出了5兆日元的资产购买方案,主要用于购买国债(到期时间两年以内)、短期国库券、以及企业债券等其它金融资产,以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
针对7―9月经济增长明显下滑的现象,以及政府财政收入低、负债严重等问题,日本政府以10月29日的《日元升值和应对通缩的紧急综合经济对策》为基础,向国会提出了5.1兆日元的2010年度预算修正案,该修正案已于11月16日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主要涵盖就业和人才培养、推进新成长战略、医疗看护、以及提高地区经济活力和搞活中小企业4个主要领域。
(三)以新成长战略为目标,在政策上将应对日元升值、通缩等与新成长战略密切结合,以进一步提升经济竞争力
在2010年8月出台的《经济对策基本方针》中,针对日元升值和全球经济不景气等可能带来的经济下滑风险,以及应对经济下滑的摆脱通缩措施,从应对日元升值和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经济下滑风险,和构建低碳社会等的《新成长战略》两个视角,更加注重实效地对创造新需求和就业的政策措施进行严格筛选并实施,以期尽快摆脱通缩局面,相关的5个主要支柱包括:就业、投资、消费、区域防灾减灾、以及体制机制改革。同时,通过设立《新成长战略》实施促进机构、召开就业和人才战略对话会议、实施日本国内投资促进计划、编制2011年年度预算等措施,加速推进《新成长战略》的实施。
经济产业省在2010年9月10日出台的《与经济产业省相关的经济对策实施概要》中,提出了通过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促进低碳型就业和投资、对中小企业实施高附加值化与销售渠道开拓等紧急支援、强化新毕业人员的就业对策、延长家电绿色生态返点制度、延长住宅绿色生态返点制度、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等6项重要措施,以及促进法人税下调、设立《新成长战略》实施推进机构、实施促进日本国内投资促进计划、加速体制机制改革等相关措施,来更有效地应对当前的经济不景气局面。
经济产业省在2010年10月出台的《日元升值和应对通缩的紧急综合经济对策》的相关部分中,提出基于经济产业省的8500多亿日元相关补充预算,通过资金支持、以及技术开发和海外拓展支持、领域开拓支持、地区商业活化、缓解就业压力等具体措施,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就业和提高地区活力;通过家电绿色生态返点、以及住宅绿色生态返点范围的扩大、住宅太阳能电池设施补贴、中小企业低碳发展支持、绿色柴油车购买补贴等具体措施,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通过促进国内投资、加速技术开发、有效应对稀土危机、日元升值正面效果运用、以及医疗看护产业支持等具体措施,来推进《新成长战略》的实施,以建立和巩固中长期经济成长的基础。
(四)以APEC会议为契机,强化区域合作、努力开拓亚洲市场,增强外需拉动力
日本以APEC东道主的身份,大力推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进程。在2010年11月14日发表的横滨宣言中,明确了努力纠正世界经济不均衡状况、追求健全的财政运行政策、抑制贸易保护主义等区域经济合作目标,同时,对未来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战略设想,以促进亚太国家间的经济自由化和一体化进程,稳定并增强亚太国家的外需,从而保证为日本经济未来持续稳定增长提供相应的外部动力。
同时,日本经济产业省以《新成长战略》中的海外市场拓展战略为核心,在《产业结构展望2010》中,将高速铁路、核电等11个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确定为海外拓展的重点领域,并提出了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业竞争力,通过官民结合等方法,加强海外市场拓展等策略。日本企业也借助日元升值的有利时机,以新兴经济体和环境领域为重点,继续加大海外投资并购力度,据估算2010年日本企业主要海外并购额超过1兆日元,主要集中在制药、化妆品、机电等领域。2010年海外设备投资额预计将同比增长35.1%,达2.76兆日元,在制造业的1.9兆日元新增投资中,汽车行业增长44%,电气电机行业增长55.5%,成为海外投资增长的主体。日本已连续4年加大在汽车、电力等领域的研发和投资力度,日本7大公司在2010年将保持14―52%的投资增幅。日本企业希望通过占领新兴市场来进一步提高其收益,以带动本土相关产业发展,并基于国内外一体化的战略考虑,从整体上保持目前的发展势头。
三、2010年日本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一)经济增长明显放缓,通缩状态将长期持续,美国定量宽松政策及全球经济不景气带来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
1、外需市场下滑趋势明显,货币和财政政策已基本穷尽
目前美国6000亿美元的二次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已经出台,韩国G20峰会并没有对相关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澳大利亚、日本、巴西等国汇率升值严重,新兴经济体面临着更大的通胀压力,不仅通胀率高,货币升值也普遍较快,巴西、泰国、新加坡、韩国等已纷纷出台相应措施控制热钱流入,全球经济进入新的不稳定期。对日本经济增长支撑很强的中国及亚洲经济不稳定性增加,已经使得日本7―9月对亚洲的整体出口呈下降趋势。同时,日本企业经营状况全面转好加上日元持续升值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快企业的海外投资进程,进而对日本的出口及税收、就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使得政府未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更加捉襟见肘。
由于政治和战略层面上对美国的严重依赖,日本在金融政策方面的自主性受到了明显的限制。尽管9月15日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突破83∶1后,日本银行采取了直接干预日元汇率的行动,但由于美国和欧盟的批评,在美国出台二次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后,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跌破81∶1时,也没有再次干预汇市。5兆日元的资产购买量化宽松政策相对于美国6000亿美元的水平来说,也只能是小巫见大巫。目前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利率已接近于零,并且由于日元升值加速企业走出去,将会使日本政府本已债台高筑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很难再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复苏。
2、内需反弹非常不稳定,相关政策有待延续和加强
尽管国内需求拉动在2010年三季度由负转正,并成为三季度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个人消费和住宅投资政策也有一定的效果,但受失业率高居不下、收入增长缓慢以及经济前景渺茫等因素影响,内需反弹非常不稳定,10―12月份极可能出现明显的负增长。汽车绿色生态返点政策已经在9月底到期,绿色家电及绿色住宅补贴返点制度也将在12月底到期(国土交通省已经决定将绿色住宅补贴返点制度再延长一年),新的拉动政策的出台将受到政府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的严重制约,影响甚至决定今后内需的持续改善,民间银行收益持续下滑等因素,已经对地方投融资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二)2010年日本经济发展预期
日本国内经济学者对10―12月的经济增长普遍不看好,认为汽车消费等将出现明显下滑现象,并且工矿生产业将连续两个季度继续下滑,将出现与1994年和2004年相类似的,因短期政策等原因第四季度由正转负的经济增长格局。
从相关经济研究机构的分析来看,三菱综合研究所认为日元升值对实质GDP的影响为-0.4%,其对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与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伊藤忠商社相同,2010年的实质GDP增长率为2.6%,2011年为1.0%;日本总研对2010年实质GDP增长率预测也为2.6%,2011年为0.2%;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预测为2010年2.7%,2011年1.3%。
四、启示与建议
(一)内外并举,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通胀问题
与日本的货币快速升值和经济通缩不同,受美国二次量化宽松及我国去年宽松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滞后效应双重影响,我国当前面临着巨大的通胀压力,尽管今年已经6次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加息一次,人民币汇率也升值了近3%,但10月份的通胀率还是达到了4.4%的水平。鉴于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沉痛教训,我国更应着眼于预防定量宽松后热钱流出的更为严重的后果,并与当前的通胀控制措施有效结合起来。为此,首先,应加大与往年相比的人民币升值幅度,以抵消部分国际通胀的传入影响,并防止人民币兑美元以外的其它货币的明显走低对结构调整的不利影响和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增加。其次,应大幅收紧国内的货币流动性,提高加息幅度,着眼长远,特别重视与制止资产泡沫相关的金融手段的应用,控制资本和热钱流入。再次,还可以考虑配合采用一些价格管制等行政手段。总之,这次美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冲击不仅是一次重大挑战,也是一次重要的机遇,我们应抓紧国内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调整工作,练好内功,以更有效抵御未来更大的外部冲击。
同时,既然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无法在短期内被替代,通过大量减持美国国债的方式,降低美国国债和美元信誉来制止美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继续实施,又将引起中美间的政治冲突与全球性风险。所以,我国应在与其他国家密切合作,加快国际金融改革的同时,加大对美国的国际压力,并优化自身的外汇结构,以10+6为基础,加速区域金融一体化进程,通过更加紧密地金融合作在区域贸易结算中降低美元的使用,以减轻外部通胀压力及相关影响。此外,还需要采取相关措施,帮助受影响大的东盟、澳大利亚、巴西等国提高抵御能力,为我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相应的资源和市场保障。
(二)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根据自身发展制定相应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