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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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8-0342-01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区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社区中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社区的发展已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2015年10月22日，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在重庆隆重召开，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我国社区治理的创新机制与路径选择，“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理念应运而生，为推动社区发展，创新社会社区治理的机制、构筑共建、共享的和谐社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发，并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下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推进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所谓“三社联动”就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并实现“三社”相互支持、协调互动的过程和机制。由于社区建设在我国大陆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包括社工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更是处于初创时期，在近年来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的发展中，三者之间虽然开始了“联动”，即互动和合作，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机制。一些“联动”多是双方或三方基于各自“现实”权衡而形成的临时性关系，有的甚至还有“两张皮”现象。“进入新世纪，置身于我国大力开展社区建设的新形势，面对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任务，在社区积极推进“三社联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社联动”首先要明晰各方的目标、任务，认识及定位。通过建立互相学习、合作的关系，共享彼此所拥有资源。在此基础上，不断促进基层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方式民主化。因此，在现阶段的社区建设与治理中，通过引导和激励社区社会组织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反映和表达社区成员或特定居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关系，开展自助、互助、志愿服务，提升居民素质，从而构建“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二、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重要性

1.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城市基层组织的最小分子，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作用关键。社区治理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存在政府部门管理越位、服务缺位、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功能错位、居民自治意识不强等问题。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要重视加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2.加快推进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是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依法治理、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居民群众根本利益、保障居民群众民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

三、“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路径选择

1.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的首要任务，是培育以地域为基础的真实的生活共同体，塑造社区文化与社区认同，让老百姓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当前我国社区规模扩大了，类型增多了，然而人际关系却疏远了，服务也单一了。社区没有成为人们所需要的共同体，没有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要改变社区建设轻视社区价值和人际关系建设的现状，逐步把社区建设的重心转移到营造社区共同体上来。因此，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夯实社会治理基石，成为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2.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不断推动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当前，社区建设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即将社区建设与基层政权建设混同，把社区居委会当作政府的延伸，使得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太多的政府职能，工作不堪重负、疲于应付。为此，必须明确城市社区治理功能定位，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

3.引入市场机制，激励社会组织深度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通过市场化治理，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优势，改变传统管理模式下的权利垄断，推动竞争-合作主义治理模式，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垄断，扩大社区居民选择权，提高社区治理效率。

4.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当前，政府角色失调和行为失范是影响社区建设深入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变倡导者、指导者为控制者、领导者，超越了其本来的职能与权限，没有很好地履行应尽的职责。为此，通过转换思维模式，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通过营造法治环境，开展法治活动，建立健全社区治理相关法律规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四、小结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实现良好的社区治理局面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和问题十分突出，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势在必行。“三社联动”模式下的治理格局，在新时期群众公共服务需求及表达途径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及社会治理困境加剧的背景下日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者的优势，实现“三社联动”发展，这不仅是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也是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与模式创新，全面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性路径。

参考文献

[1]史云贵.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理性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3期.

[2]吴淑珩.连云港市创新探索“三社联动”提升社会管理水平[J].中国民政报，2012年.

[3]谢志强.基层社会治理新思路[J].人民论坛2014（S1）：77.

[4]徐福海.“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J].中国民政，2015（12）：16-28.

[5]吕青.创新社会管理的“三社联动”路径探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2（6）：7-12.

[6]岳金.加快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若干问题的思考[J].行政管理改革，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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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留守儿童；主体培训；心理干预

2015年《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指出，全国6100万留守儿童中，近1000万（15.1%）常年与父母分离，导致70%存在心理疾病，其中34%有自杀倾向。由于家庭教育缺失、隔代监护不力、教师管理乏力和社区治理有限，留守儿童存在意外伤害、吸毒、犯罪和自杀等社会风险。目前，治理留守儿童问题的观念理念、技术手段、治理能力等相对薄弱。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提出：若要发挥出整体性治理的力量，应进行多元治理主体治理功能的整合和公私部门的整合。要治理留守儿童问题，应创建多元主体培训体系，提升综合治理能力，形成“共治”效应。

一、留守儿童治理主体功能发挥障碍

1.留守儿童家长监护监管缺位

据权威调查显示：如果父母在3个月内都没有与孩子见面，孩子的“烦乱情绪”会迅速升温。儿童与父母长期隔离，缺少父母的言传身教，缺少父母的情感陪伴，缺少父母的贴身监护，儿童易出现行为失范、心理失衡、安全意识差等问题。

2.祖辈隔代监护相关常识缺乏

相关资料显示，留守儿童中隔代监护占53%。本课题组在重庆市石柱县某小学调研发现，隔代监护1457人（50～70 岁），其中1089人（75%）受教育程度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他们仅仅只能满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最低层次――饥饿需求。我国每年有近5万儿童死于意外伤害，其中多数为留守儿童。在缓解留守儿童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中，往往关注留守儿童本身，而缺乏对祖辈隔代教育的培训。

3.学校教师专项管理培训缺乏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指出：若家庭功能缺失，学校教师和社会应进行有机地整合和补偿，使留守儿童的负面影响最小化。青少年问题研究专家娜妮・J・西格尔指出：由于青少年大部分时间（60%）在学校度过，青少年犯罪和学校存在某种关联是符合逻辑的。

但是，我国绝大多数学校缺乏针对留守儿童的心理疏导课程，缺乏辅导留守儿童的且具有专业素养的师资力量，缺乏辅导留守儿童的教育培训体系。

4.基层社区治理能力缺乏

非洲有一句关于描述社区对儿童发展影响的格言：“抚养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庄。”孟子指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现代社会的儿童照顾与支持应强调社区这一主体的重要作用。留守儿童活动的三大区域为家庭、学校和社区，社区是儿童最初接触社会的区域。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而基层社区缺乏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关爱，尤其是农村社区，受经费和传统落后思想意识的限制，社区及其相关人员对留守儿童的治理能力受限，无法有效发挥作用。

5.留守儿童心理辅导相对缺乏

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陪伴，普遍心理素质较差，情绪敏感，极易产生心理及行为方面的偏差。而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缺乏具有专业素养的心理专家或经过专门心理训练的专业队伍对他们进行专门的心理培训、辅导，尤其是有针对性的、一对一的心理疏导。一旦风险突破儿童承受能力，留守儿童极易产生意外伤害、犯罪、吸毒和自杀等社会问题。

二、留守儿童问题多元主体培训体系的创建

留守儿童问题多元培训体系的创建，是缓解留守儿童问题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其一方面涉及三个层面的培训――政府主办培训、政府购买培训和社会志愿培训；另一方面涉及相关主体――家长、祖辈、学校、社区和社会，从而创建一种多元主体共同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机制。

1.加强留守儿童家长培训

一是在留守儿童集中地区，基层相关职能部门聘请教育心理专家，或通过政府购买培训方式，定期地开展亲子教育、儿童教育方法等讲座，提升家长的教育监管能力，增强家长监护责任意识。二是依托留守儿童家长务工相对集中的企业，邀请儿童教育专家、心理学专家，每半年开展一次针对留守儿童家长的家庭教育责任和情感关爱技巧等培训。三是依托相关社会志愿者，开展针对系列早期教育培训、公益性培训班与家庭教育巡讲队等。

2.促进长辈隔代监护培训

首先，整合基层政府资源，政府购买“隔代教育”培训服务。对隔代监护人开展专业性、多样化和系统化的教育培训，使他们掌握关爱儿童的正确方式方法，了解不同阶段儿童心理特点等。其次，采用政府购买方式，聘请知名教育专家撰写、出版发行通俗易懂且图文并茂的“隔代教育”手册。最后，采取政府购买或社会捐赠形式，在社区学校开设“祖辈学堂”“亲子学堂”等专项培训服务。项目师资来源于各类学校和社会各界力量的捐赠。

3.健全学校教师专项培训

一是在留守儿童相对集中的农村地区，由各级教委及民政部门主导，针对中小学教师，在寒暑假期间进行师资培训。二是建议由公益组织牵头，聘请知名教育专家与专业心理学家，开展学习交流讲座，交流留守儿童治理问题与教育辅导技能、心理发展特征与特殊群体教育策略等，提高治理留守儿童问题的能力。

4.改进基层社区教育培训方法

首先，扩大基层社区参与留守儿童问题治理的志愿者队伍。社区志愿者一般文化水平较高，可依据志愿者具体情况进行基本的培训，使其胜任基本职责。其次，建议由基层教委牵头，联合妇联、共青团、工会、民政部门等组织，协同调配物力资源，对基层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专题培训，增强他们关爱留守儿童的意识及监管留守儿童的能力，形成留守儿童照料长效机制。整合社区人力、物力、财力和场所资源，为留守儿童撑起一个“家”。

5.开展留守儿童心理辅导工作

首先，建立地区留守儿童信息网。建立区域性“留守儿童心理数据库”，把握留守儿童整体心理趋势，测试心理数据预警，优化疏导资源配置，有序开展心理疏导干预。鼓励各高校志愿者组织及社会志愿者介入学校留守儿童心理监测辅导培训。其次，由政府购买，聘请教育专家、儿童心理专家，对留守儿童进行专项教育培训，调适留守儿童心理情绪，引导留守儿童合理宣泄不良情绪。最后，鼓励心理管理培训机构面向偏远农村留守儿童举办公益心理讲座、心理咨询和生命教育等培训。

参考文献：

[1]叶 璇.整体性治理国内外研究综述[J].当代经济，2012，（6）： 110-112.

[2]刘 平，杨通华，魏 杰，等.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J].贵阳医学院学报，2015，（7）：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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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建设；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治理

中图分类号：D6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6—0010—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现状及其管理研究》（10CSH037），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甘肃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对策研究》（SKQNGG12015）。

作者简介：陆春萍，女，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西北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博士（兰州730070）。

和谐社区建设是服务型政府进行基层社会管理和改革的重要目标。政府在公共管理改革中，需要有新的方式来维系与群众的关系，也需要新的手段来实施社会管理，因此政府广泛开展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中服务社区居民生活的社会组织，除具有社会组织的非政治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特点外，还具有本地性、基层性和多元化等特征。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包括社区服务、慈善救助、文化娱乐、调解社区纠纷等。社区社会组织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代替政府提供重要的社会服务，并成为群众和政府间的桥梁。①探讨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关系，有利于促进中国社区建设，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

实施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也产生了单位制解体后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国家转变了原来由单位提供社会服务的体制，开始依赖市场化机制、社会组织、家庭、个人来提供，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在承担社会服务体系中承担了重要角色。随着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社区建设浪潮，引发了城市社会关系深层次的变化，为城市社会组织的重组带来了新的契机，涌现出了大量的新型城市社区组织。1991年国家提出社区建设的思路，强调政府减少干预，居民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发展社区服务，增加居民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逐步实现社区自治。所以，随着基层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社区主体正在发生着多元变化，社区治理由原来的政府包揽向合作治理发展，因此，在基层社区层面政府与社会组织展开了广泛合作。许多城市建立了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主要承担政府委托的工作，特别是针对社区治安稳定工作，再造了许多新型的社会组织。例如，许多城市社区建立调处社会矛盾的人民调解工作室②、和事老协会③、平安协会④等。这些再造的社会组织不具有工会、妇联、共青团等单纯的官办团体性质，也不是纯粹的草根社会组织，而是嵌入政府主导的治理结构中，帮助政府解决社区治理问题，政府通过资金项目支持、注册登记支持、办公场地支持等多种方式促使这类社会组织完成注册。

研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两大分析框架是市民社会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但不管是市民社会视角还是法团主义的视角，都不能充分地解释现代中国所发生的国家和社会的进化史。这两种脉络的发展与式微正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呈现一种动态发展的时间进程，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实际运作中往往呈现互动、冲突、补充、妥协、共生和合作等多种角色，国家和社会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因此，非营利组织学者提出的国家与第三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理论，⑤对解释中国基层政府公共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代表了一种“国家在社会中”的新思路，国家赋予社会行动者更大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增权”，并不一定削弱国家管制社会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运作良好的民间组织和制度可以构成所谓的“社会性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进行合作，能够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社区。

二、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基础

社区社会组织具有一些与政府机构不同的特点和优势是政府与这类社会组织合作的原因之一。这类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基层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这类社会组织的诞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结果，是政府实行社会化治理的代表。因此，在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政府从行政性管理向“社会性治理”的实践中主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并与其形成合作关系，具体的合作模式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⑥政府在公共服务体系中充当资金提供者和监管者的角色，在具体提供服务时，政府求助于第三方机构（社会组织），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伙伴关系。简单说，就是一种由政府提供资金，由第三部门组织提供服务，这种模式体现了社会福利社会化，⑦社区关系在民间与国家的“互构”中被重新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再造。

一方面，政府与社会组织有效合作的基础是政府对这类社会组织的信任以及社会组织本身具有的专业精神、服务的多样化和人性化、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它的中介功能。社会组织在实际行动中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在提供服务中展现的专业性和灵活性，填补了政府在提供具体服务中缺乏的空间。同时，社会组织承接了政府的委托-服务，也促使政府社会管理方式的转换。此外，社会组织成立之初的宗旨和理念多体现了社会的公益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吸引和凝聚了有奉献精神的社会工作者，并扎根基层，有良好的群众口碑；社会组织的“以人为本”的专业化服务理念和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是政府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无法达到的，这些都是吸引政府与之开展合作的基础。

另一方面，许多社区社会组织也通过一系列行动策略积极向政府靠拢，寻求自身的合法化，建立关系资源，积极寻求政府的信任和认可，其扮演的往往是政府合作者的角色，而非压力集团角色。这些社区社会组织往往会在政府安排的政策框架下进行活动，但也利用国家权威或者政府行政网络来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通过与政府保持亲密的关系寻求多样的资源支持。例如，利用非正式政治合法化身份⑧，借用国家权威或者行政网络来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以及影响政府，同时自我克制、限制组织规模，主动配合政府行动等。⑨并且这些组织在建立之初就宣称是非党派、非政治的，以做实事、平民化、扎根基层的工作策略打消政府对其的戒备，从而获取政府的信任。还有一些社会组织为了获得合法性身份，积极向政府靠拢，因为在民政部门注册为合法的社会组织就能拥有一个合法的接受捐赠资金的银行账户，而且能获得政府委托的社区服务项目，并且还能免税，因此，这类组织也频繁、积极地开展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但这类社会组织与国家维持良好关系的同时也损失了组织自由和独立性的增长，属于一种依附的自由。

三、政府主导的社区社会组织的运作特点

中国政体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政体，公民社会是由国家来主导的，政府在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倡导下创造出了各种社会组织，并主动培育这些组织与政府开展合作治理的实践。这些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发展自由度、资金等方面却受到诸多限制，运作过程呈现“准社会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对社区精英的吸纳与雇用。社区精英的特点是社会基础广泛，是一种社会化的精英群体，具有草根性。这些人生活在社区中，与社区群众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能够充分理解和表达社区群众的要求，获得群众的信任。政府对社区精英的吸纳与雇佣非常符合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策略。许多社区精英退休前是国家干部，退休后从事社区服务工作，他们在退休前已经积累了广泛的与政府打交道的社会资本，退休以后他们仍然可以凭借以前在工作中的特殊身份对现在工作的推行提供便利。政府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通过吸纳新生的社会精英并重建国家—社会的组织联系将新的社会要素容纳到体制内，能够增强体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因此，国家在增长自身的能力成为一个能促型的国家时，需要大量值得信任的社区精英。国家提供社区治理精英的公共身份，如给予这类政府再造的社会组织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等，通过公共身份的授予稳定其在社区的公共责任等。而这些社区精英本身就已经在社区中有较高的威望，他们的行动能够影响和带动一大片群众。政府在基层治理中雇用社区“能人”，有利于增加自身的治理基础。

第二，政府的宣传动员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吸纳的一些关键的社区精英的知识、能力以及与民众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着民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与依赖。这些精英人物是动员组织资源的关键变量和资源运作的重要因素，是对其他民众动员的最好资源。所以，政府在对其进行大力宣传的同时，给予了他们较高的个人荣誉感，这一方面能够增强他们的工作热情，另一方面能起到社会动员的目的。在社会矛盾调处中，许多优秀和模范的人民调解员成为这个行业政治宣传的代表，他们的事迹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今日说法”、“法制在线”栏目，《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网”等知名媒体被做过专题报道。政府通过主动建立一些社区社会组织，并通过主流媒体的宣传，扩大这类社会组织的社会影响，提高其知名度，极力扶持并把它们打造成品牌，希望以此影响更多的群众。政府再造社会组织的建立是一种政府选择的结果，是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成立的相应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往往只是政府的附属物，它服务于党政管理社会的需求，通过这个组织，国家可以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的合法性资源。

第三，政府主导的“准社会化”运作机制。由国家主导的社区建设其实是国家从行政性的治理方式向社会性治理方式的转变。国家依托社会组织的民间性特点，实行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改造，使其成为国家干预社会的合法中介。政府再造社会组织正日益被编织到国家法治的框架内，与国家的正式组织网络深深地勾连在一起，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呈现出一种“准社会化”的状态，其目的不是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治性，而是盘活和提升国家治理资源。因此，这类政府再造社会组织对国家行政机构具有高度的依附性。但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正是在社会合法性需求的状况下产生的，它的民间性、草根性等特点，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因此这类社会组织呈现出一种“准社会化”的运作方式。政府这种治理方式的转变体现在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如在社区建设中通过国家力量把许多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纳入行政参与过程。政府利用社会性治理手段，委托各类法人团体进行社区建设的各类任务，如人民调解工作室、慈善机构、社工组织等，把权力下放给这些专业的法人团体，采取鼓励发展社区民间组织的态度，推动社区治理手段的进一步完善。

四、对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建议

在社区建设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基础源自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贫民性（草根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政府与这类社会组织合作的原因和特点表明，政府采取的是一种“行政”吸纳“社会”的职能转变，同时加强了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实质上并没有提高这类社会组织的社会自治性。在政府管理和服务的实践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往往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在具体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供给模式中往往选择官办的这一类社会组织，因为政府在这种购买服务模式下，资金的使用权就从原政府部门手中流向了第三部门，加之对第三部门公共资金的使用监管制度尚不完善，所以，政府必须选择那些让自己放心和信任的社会组织。许多社区社会组织并非独自成长的社会组织，而是由作为购买者的地方政府发起和倡导成立的社会组织，虽然此类社会组织名义上是独立的法人主体，但实际上该社会组织变成了与政府行政性质类似的“次级政府”，名义上承接政府委托的公共事务，实际上的基本定位是随时接受政府下派的任务，而且对政府资金的依赖也很难发挥这类社会组织与政府的谈判能力，因而在这一过程中，这类社会组织实际上变成了政府部门的延伸，国家权力在基层社区中进一步加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不是一方优于或依赖于另一方，而是相互依赖并且是平等的，政府应放权给更多履行社会服务功能的社会组织，以实现政府管理公共事物方式的重大转变。政府要开展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应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放宽社会组织注册门槛。要吸引更多的草根社会组织在民政部门注册，要从制度上彻底改革以前的双重管理的管理制度，改进政府的工作效率，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升地方治理的能力。此外，对于一些运作资金独立、筹资渠道多元化且常能获得境外资金支持的草根组织，要加强社会监督，因为这类社会组织以寻求独立为目标，避免政府的过多干预，力图突破“游戏规则”由政府制定、社会组织只能被动接受的状态，政府对这类组织应营造宽松的制度和社会环境，让其自然增长，但同时应加强社会力量的监管。

第二，扩大合作领域。对于已经和政府有良好合作基础的社会组织，政府可以扩大合作的领域，不单单是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领域，还可以扩大到经济、科学和技术、文化和教育、卫生健康、危机应对和灾后恢复等领域。政府出钱为民众办事要以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契约化关系为准，政府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我出钱，你就要为我办事”，要杜绝依赖和依附关系的产生。要完善捐助的免税制度和法律监控体系。同时，社会组织也需要提高自身的能力建设，完善自律机制，要做到服务的专业化、项目的科学管理和财务透明等，并要吸引更多的专业优秀人才进入该领域，以提升服务水准。

第三，基层社区政府应提高社区管理水平，形成社区多元化合作治理格局。社区建设需要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合作治理要发挥整体合力的作用，要同社区社会组织、公私企业、居民代表等组成社区建设推进委员会，以推动地方社区建设，促成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公私企业之间的合作，并且要鼓励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建设，吸纳居民的意愿并积极促进多方交流。要在社区横向层面达成合作治理，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共同治理的新途径。其间，政府应大力培育与扶植社会组织，发挥其专业和灵活的服务功能，同时要让民众通过意见参与肯定自己在本社区的成员身份，从而增加其对社区的认同感。此外，只有让老百姓有选择服务的权利，才能促使社会组织和企业提高服务质量，推动其在竞争中发展壮大，从而构建多方合作的均衡网络，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合作的治理模式。

第四，社区建设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区自治。这也是中央政府希望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的方向。社区民间组织在增强社区凝聚力，加强社区团结，提高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区社会组织是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要不断促进社区服务社会化，逐步完善社区治理的组织网络，使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之间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达成合作治理模式，并且社会组织要不断地主动追求自主性成长和释放。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既要有妥协、又要有坚持，妥协要妥协得有智慧、有策略，坚持要坚持得有理性、有原则——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双方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建立起双向互动的权力关系。⑩保持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是提升社区自治能力的基础，也是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点。

注释

①陈伟东：《公共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区建设———以武汉市社区建设为个案》，《江汉论坛》2005年第12期。

②陆春萍：《转型期人民调解机制社会化运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1页。

③郁建兴、金蕾：《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以杭州市为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4期。

④张小劲、李春峰：《地方治理中新型社会组织的生成与意义——以H市平安协会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⑤[美]莱斯特·M.萨拉蒙著，田凯译，《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1页。

⑥王浦劬、莱斯特·M.萨拉蒙：《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⑦张秀兰、徐月宾：《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的目标及途径探讨》，《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⑧张紧跟、庄文嘉：《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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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会议安排，我就兴海县社区建设工作情况作交流发言，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构建网格管理服务，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一是为发挥社区的服务作用，通过多种渠道开通了便民服务热线。为进一步方便对社区居民的有效管理，我县按照“区域相邻、居住相近、管理方便”的原则，从原来的单一管理体制，将县城4个社区合理划分为18个网格，以网格单元为基础，成立网格工作小组，分片管理、责任到人，形成了以“人在格中，事在网中”的工作格局，有力提高了网格化管理、心连心服务的社会效能。二是建立了“一站式服务平台”、社区调委会、治安联防队、志愿服务队等。开通了便民服务热线，建立了“情系万家”便民服务微信群、QQ群，积极开展“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等活动。

（二）理清社区职能职责，实现社区职能归位。以服务支撑基层社会治理。为切实规范社区职责任务，减轻基层组织工作负担，落实“权随事转、人随事转、费随事转”的要求，印发《关于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的通知》，主要从依法确定社区工作事项、清理规范工作机构和牌子、压缩社区创建达标评比项目和台账等方面，进一步理顺了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与职能部门及基层政府的权责关系，减少社区过多的行政事务性工作，促进社区治理和服务水平提升。共梳理出涉及县属和驻县17个单位，准入事项包括4项50个科目，精简取消社区公共管理、印章使用范围、达标评比、台账等事项目录共19个科目。

（三）开展阳光议事协商，实行社区民主决策。转发《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和《青海省城乡社区协商实施办法》，进一步推进城乡社区协商工作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指导全县城乡社区协商工作。建立健全社区工作协商委员会制度，规范协商程序，丰富协商形式，充分运用协商成果。充分做到了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解决群众的难事、难题，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力。

（四）推进社区居民公约，实行居民自我管理。完善社区民主监督制度，印发《关于规范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紧急通知》、《关于进一步做好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修定完善工作的通知》，全面提高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水平，依法制定和完善居民自治章程、居民公约、议事决策规则，提高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能力，培养良好的社会风尚。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平台，各社区基本建立了完整配套的规章制度，建立“五必查、五必访”,“六必报”“六清五掌握”等工作机制。全县7个社区基本建立居民公约等相关制度，形成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工作机制。 

（五）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支持参与社区治理。结合精准扶贫工作，做到精准“点穴”，开展扶贫救济、养老服务、妇女儿童福利关爱、文体活动、劳动就业等内容丰富的服务，提升基层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近期计划在精准扶贫异地搬迁“安多民俗文化村”依托现有的基础设施、公建设施优越资源，实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把城镇社区服务延伸到了农村。该项工作于2016年起，在大米滩村开展实施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培育发展了1个社区卫生整治协会，近50余名志愿者为改善社区人居环境提供志愿服务，加强了城乡社区环境综合治理，推进了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建设。

二、存在的问题

虽然在社区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社区建设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社区治理主体职责不清、社区自治机制不健全、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问题，与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化改革新形势、社会治理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相比尚有较大差距。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社区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丰富多彩的公共服务。

篇(5)

关键词：下沉；服务；融合；为民；提升

党的十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为党的十精神真正得以贯彻落实，各地都加强了社会管理工作，创新了管理模式，而每一种管理模式都需要基层干部去落实，他们的工作的方式、方法，工作的态度、能力，直接影响着政策的影响力，政策着执行力，群众的满意度，群众的信任度。他们是党和群众联系的桥梁，是党的政策得以实施所离不开的重要环节，我觉得下沉、服务、融合、为民、提升，是每个基层干部工作必备的五个方面，只有坚持这五个方面，一切立足于实，我们的社会化管理工作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我们党的政策才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我们的群众才能真正的得到实惠，党群关系才能真正血浓于水，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一、下沉

党的十报告指出：“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下沉，沉到底层，沉到群众中去，是做好工作的前提，是一种工作方式，更是一种态度。工作下沉的深度、力度取决于我们对群众工作的态度。很多地区实行的网格化管理是针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安全稳定、群众生活环境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重点、难点问题及目前干群关系的松散性而建立的一种社会管理模式，它是由过去那种被动应对问题到现在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的管理模式的转变，达到改善民生、助推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而参与管理的网格管理员多是各机关干部，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践，才能采集到准确信息，充分掌握基层民情，才能听到老百姓真实心声，做到工作重心和实际情况不脱节，因此基层干部我们一定要学会下沉，沉下身子，沉下心，下沉我们的工作阵地，下沉我们的工作重心，下沉我们的工作作风，下沉才能接地气，下沉才能办实事，只有这样，才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才能摸排到一些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的根源，才能了解群众真正所急、所想、所需，管理才能有的放矢，问题才能防微杜渐，工作才能取得实效。

二、服务

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既是基层工作的本质，也是基层工作最突出的特点。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工作实质上是一套综合服务系统，党的每一项为民政策举措都要通过这一系统及时为百姓提供主动、高效、有针对性的服务，建立起为民服务的长效机制。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民生是所有基层干部的职责所在。工作下沉时，我们是信息采集员，利用信息搞好服务就是我们的工作内容。对基层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协助健全组织、建章立制，凝聚人心；对发展中的问题，我们需要帮助理清思路、明确方向、寻找门路，对综合治理问题，我们需要排查预警，建立安全隐患台帐等等，作为一名基层干部，群众的事不分大小都是我们的服务目标，基层的群众不分亲疏都是我们服务对象，只有为群众搞好服务，让群众满意，才能提升我们工作的认同感，工作中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工作才能取得实效。

三、融合

融合是基层干部工作的核心，做好联络员、协调员是基层干部的基本要求，为保证工作开展顺利，基层干部需要在各单位之间沟通协调，管理中为群众做好服务，解决摸查出的各种问题更需要乡镇（街道）及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当然更需要学会与群众的融合，因此基层干部开展任何一项工作都需要学会融合，一是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业务专长融合到管理工作中，二是学会融合各部门关系，避免工作中的条块分割、职责不明，三是融合与群众关系，让群众参与到管理中来，让管理和服务实现无遗漏、无盲点、无缝隙，得到群众理解与支持，只有这样，才能提升我们的基层管理水平。

四、为民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为民是工作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离开了“为民”我们的管理就是空中楼阁，为民既是我们感情所系，也是我们工作的推动力。十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重点，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要创新社会管理模式，为民就是我们工作的重心，用真诚的心、无私的爱、一定的专业知识、良好的沟通技巧，架起群众工作的桥梁，为民、惠民、便民是我们工作的宗旨。“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

五、提升

篇(6)

对舟山市普陀区桃花镇居民而言,镇干部到家串门已渐成习惯。

桃花镇200多名机关、社区干部和教师、医生、民警等,分成40个网格管理服务小组,进村入户走访群众,了解民情,倾听民声。这是舟山市推出的一个基层行政管理新模式。干部们说:“这个模式将传统的联系包干制度与现代的信息网络技术结合起来,我们叫做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

干部们口中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落实到操作层面,就是按照“网格化定位、组团式联系、多元化服务、信息化管理、全范围覆盖”的要求,在乡镇(街道)、社区大格局不变的基础上,把每个乡镇(街道)划分成若干个单元网格,并组建一一对应的联系服务团队。

到目前为止,舟山市289个社区共建立了2464个网格。2464个网格,织成了一张覆盖全市城乡、遍及每家每户的“大网”,犹如将血脉延伸至整个社会肌体的最末梢,使全市基层党的建设和社会管理服务焕发出了蓬勃生机与无穷活力。

社会管理服务的“无缝对接”

一幢新落成的棕黄色两层楼房里,普陀区展茅街道松山村村民沈平均一家人,正在忙碌着最后的室内装修。他高兴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房子造好加装修共要30万元,正好与拆迁补偿费用相抵,但旧房换新房,统一规划的水、电、卫生等设施都大不一样了。

与沈平均一起因公路建设而搬迁过来的有16户人家,分别来自同一街道的3个村。“一开始大家都有顾虑,甚至有抵触。”来自茅洋村的林心刚介绍说,网格团队成员就像是“保姆”,分工明确,每一个细节都有人替他们着想,“有些我们没想到的,网格团队也都帮忙张罗好了。大伙儿都是开开心心搬家的。”

很多明明是百姓受益的好政策、好措施,为啥一到基层就变了样?舟山市委、市政府经深入调研后认识到,这在很多时候并不是落实不力的问题,而是现有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体系存在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缺位、越位、错位等问题。

2008年8月,舟山在普陀区桃花镇、勾山街道等地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开“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即以100至150户为单元,将全市划分为2464个网格,以乡镇(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民警、教师、医生、党员小组长或志愿者为网格团队成员,以摸清网格“家底”为基础,建立起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新体系,从而使“上面千条线”与“下面一张网”实现有机衔接,实现了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的“无缝对接”。

就这样,网格开始成为舟山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的“新单元”。这一新模式带来的变化,被专家形象地概括为:每一寸土地都有人管理,每一户人家都有人服务。

通过“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密切了干群关系,基层群众的需求和困难及时反馈到了上级管理部门,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更加牢固了。

“千条线穿进一根针”

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重要创新之处,在于为整合有效资源、强化协同合作搭建了一个新平台。

展茅街道党工委委员顾磊洲向记者说了一件事:有一次,第33网格团队到大展社区走访,在与居民张赛表的交谈中了解到,因张家宕边坡治理产生了噪音、扬尘和震动,周边居民要求承包人停止作业,否则就有可能集体上访,而承包人的经营权是从张家经济合作社获得的。

于是,街道领导次日就会同相关部门负责人、网格团队成员,察看现场,与承包人交涉,并召开了居民、妇女、党员等7种不同对象座谈会。最后,各方在街道召开的“民心凝聚推进会”上达成共识,承包人被责令控制爆破药量,避开居民休息时段作业,并派专人清扫周边路面,以尽可能减少对居民的生活影响。

长期以来,村和社区都是自治组织,拥有的工作资源有限,乡镇、街道的工作资源也相对贫乏。执政的很多资源,掌握在县(区)以上工作部门。而这些部门,无法与基层保持最紧密的联系,且条块分割,因此执政资源难以在基层实现最有效的集聚整合,从而出现了被老百姓比喻为“千条线穿不进一根针”的现象。

“网格化”管理,在整合“条块”公共服务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了网格化治理与现有行政管理的对接,将“各管各的”转变为“网格联动”,提升了基层党委、政府的管理水平和执政能力。

三鹿问题奶粉引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许多地方无法迅速掌握辖区内婴幼儿情况,也就无法开展“一对一”式的社会服务。但普陀区凭借当时已建立的网格,迅速摸清并走访了所有3周岁以下婴幼儿,对患病婴幼儿进行了跟踪帮助,没有遗漏一个人。

舟山市还建立起上至市属各部门、下至村(社区)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和办事平台,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网格联动”更为高效。

2009年清明期间,蚂蚁岛居民要过海去小蚂蚁无人岛扫墓,由于天气状况不好,许多群众担心起海上安全。网格服务组通过网上信息平台,向区海洋与渔业局要求加派海上执法监管人员协助管理,仅过1小时,渔政船和6名工作人员就赶到蚂蚁岛。

舟山市葫芦岛90%以上居民是老人,急需一个托老所,此事多年得不到解决。网格服务组逐级反映情况,上级整合多个部门资源,在半年时间里建起一所设施齐全的村级托老所。

从“走上来”到“沉下去”

曾经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的桃花镇塔湾社区居民孙福元,几年前说起干群关系,常常抱怨:“以前干部群众是鱼水关系,现在干部群众是油水关系。”如今,孙书记的这种担忧解除了。

“为民、惠民、便民”,是舟山推行网格化管理服务的理念和宗旨所在。这一理念带来的最明显变化,就是变群众“走上来”为干部“沉下去”。

据统计,“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开展一年多以来,全区4200多名基层干部已走访群众近11万户,入户率90%,累计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3480件。教育部门对离岛就读经济困难的431人次学生每年生活补贴2000元,没有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学。有关部门对持《特困职工证》、《残疾人特困证》、《最低生活保障证》、《重点优扶对象优待证》的150人进行各种扶持,减免各种费用18.4万元,极大地减轻了基础困难群众的负担。

“干部们现在挨家挨户走访,听取我们的意见,我觉得蛮好的。以前我们跟干部之间多少有些距离,现在,我们跟干部特别亲。有什么困难,有啥难处,都跟干部沟通。前一阵我在家待业,干部走访得知了,马上帮我联系单位。现在工作已经安排好了。我希望这种有益于我们老百姓的做法能坚持下去。”舟山市普陀区勾山街道南岙社区居民陈燕说。

周月琴是勾山街道芦花社区干部,她所在的46网格组组长、镇干部王玉芳经常约她在工作之余一起下户走访。“她对我说,网格就像是自家的‘责任田’,得尽心尽力才行。”46网格组有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在外读大学,家里两间平房成了危房,网格组就筹资帮他在台风来袭前修好。

勾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明永介绍,街道调整了各社区(村)党小组的设置,将党小组与网格一一对应、相辅相成,使网格团队的政策法规宣传员、舆论道德评议员、社情民意反映员、邻里纠纷调解员、群众思想疏导员等“多角色”作用发挥得更加深入、到位。“只要服务到位了,其他管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刘明永说。

有关专家在深入调研舟山的做法后认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完善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巩固了基层党的执政基础,可以说是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理念的一次全面创新。

“网格化”管理还需不断探索

舟山推行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做法,如今已成为舟山基层党的建设和社会管理服务的有效抓手。

舟山市委党校经济与行政管理教研室副主任丁友良认为,作为基层社会管理的创新模式,“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有效整合了各方资源,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夯实了维稳工作的群众基础。其成功经验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做到服务全方位,信息全覆盖,充分了解社情民意,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把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之中,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对于搞好基层社会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这种模式能够把握老百姓的真实需求,更能贴合群众实际。”宁波大学MPA中心主任、公共管理系主任何翔舟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体现了一种公共管理的思路和理念。以往,单纯的行政管理可能会存有偏差,如今,在网格团队成员中引入教师、社区工作者,甚至是一些志愿者,这样就能够避免以往政府官员由于受身份、时间限制,对基层情况了解不够深入的尴尬局面。”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郑春燕博士认为,从整体上说,“网格化”管理的思路契合了现代公共管理学倡导的改革理念,即变传统的命令控制式的管理手段为灵活的、高效能的规制途径,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从报道的内容来看,改革的举措更多地强调确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服务理念,将‘网格化’的模式作为行政机关便捷获取信息的方式,作为以行政机关为主导、化矛盾于基层的新方法,改的仍只是‘形’”。

篇(7)

以小区智慧小区建设为试点，进一步完善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功能，优化智慧小区建设流程，控制建设成本，并主动对接有智慧小区建设资质和能力的企业，参与智慧小区管理平台技术标准、功能研发、推广运用等，通过争取上级资金、统筹本级预算、众筹社会资金等方式，在实现安置小区智慧管理的基础上，逐步向商业小区推广，逐步打造“街道总控、社区枢纽、小区节点”的“智慧街道”。

二、完善功能，提升智慧服务水平。

引导小区群众熟悉智慧管理的同时，通过投放智慧售卖机、升级手机APP功能、配套可穿戴设施设备等方式，完善家政服务、自助购物、特殊群众关爱、党员学习等功能，并争取人社、司法、卫计等部门支持，链接就业招聘、医疗服务、法律援助等功能，拓宽“智慧平台”功能。

三、结合线下，增强公共服务效能。

将智慧街道、智慧小区建设与安全环保、重点事件、疫情防控等工作结合起来，发挥智慧管理平台优化信息分析、快速预警、人员调度等优势，整合一批热心志愿服务、关心公益事业的社会组织或志愿者队伍，增强基层社区及志愿者、社会组织在处置突况、应对公共事件、提升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效能。

四、挖掘潜力，做强社区社会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