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农业生产 价格波动 风险

农产品价格的周期性波动是经济学中最有趣的现象之一。农产品在本质上属于一个经济的再生产的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要建立在对自然的再生产的基础之上，因此农业生产者首先要承受起自然不可控风险，其次还要接受市场经济的不断考验。[1]目前我国正在不断深入发展农业的市场化进程，全方位地引入市场的机制，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农产品的生产及销售过程就有了很多的不可控因素，这就对农业生产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有效地应对周期性波动以及回避市场风险，是值得农业生产者学习的地方。

一、对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分析

跟随着市场经济的进程，在农产品市场经济中的市场风险已经对农业生产提出了较大的难题。唯一不同的是，因为农产品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同，因此不同种类的农产品承受的市场风险都是不一样的。比如像水稻、棉花、小麦和玉米等有较小需求弹性的农产品，这些产品都受着国家的价格保护，因此它们的价格不会因为市场的波动而发生太大的改变;但是对于像猪肉、水果和苗木等非基本的而且有着较大的需求弹性的农产品，国家没有对他们进行价格保护，因此大部分农户都会因为市场变化而受到较大的影响[2]。

农产品发生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可以概括为：生产成本，也就是农户在农产品加工的过程中的投入，具体包括了化肥、种子、饲料、猪圈、苗圃的管护等。如果农产品本身的价格保持不变，而成产的成本去增高的时候，农民只能减少农产品的生产，对市场的供给变少了，最终农产品的价格就上涨了。由此可见，农业的生产成本直接影响着农产品的价格;如果货币的供给量超过了正常的需求水平，就会出现“较多的货币追求较少的农产品”，这就容易导致农产品价格的增长。这是因为剩余资金越多意味着投机倒把的可能性越大，作为商品的农产品价格也就容易产生波动。一般情况下，大宗农产品因为其储量大、产量大、受政府保护等原因，价格会比较的稳定;而小宗的农产品比如生猪肉、水果、苗木等，因为其本身易于保存，就容易变成游资的投机对象，因此小宗农产品的价格就容易产生较大的波动;流通的成本。和其他的商品一样，农产品在卖到消费者手中之前，都经过了运输、加工等各个过程，农产品的价格也在一个个的环节中慢慢地累加。经销商在对农产品进行收购的时候往往把价格压的很低，而逐步的把价格加在流通的环节上，因此农产品在收购时价格往往不高，但是卖到消费者的时候价格却增涨了数倍;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非自然环境莫属了，如果自然环境突然出现洪水、干旱等恶习条件，农产品的产量必定飞速下降而生产成本必定急剧上升，这都会导致农产品出现价格的上涨。

二、基于蛛网理论分析农产品的市场风险

“蛛网理论”是一种分析动态均衡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由荷兰经济学家杨・丁博根、意大利经济学家白托・里齐和美国经济学家亨利・舒尔同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在1934年由英国经济学家尼拉古斯・卡多命名[3]。根据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的关系，它的实际产量和实际价格就会产生动态的变化并且在直角坐标系中产生围绕着某一个均衡点而进行的运动，由此产生的形状就像一张蜘蛛网，因此就被称作为蛛网理论。根据运动情况属性的不同，蛛网模型又可以细分成收敛型、发散型、封闭型蛛网。

一般来说，风险可以看成是实际情况与预期情况发生了偏离，偏离越大就说明风险越大，反之亦然，经济学家认为农产品的市场供给数量和市场初始产量的偏离导致了农产品在市场经济中存在风险。以蛛网模型的三种模型为例，不管是哪种类型的蛛网，风险的存在以及大小都是由与均衡点的偏离程度决定的。对于收敛型的蛛网来说，农产品的市场供给数量长期情况下会和需求数量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但是如果突然发生了突况的干扰，比如出现恶性自然环境，农产品的产量就会偏离那个供求的均衡点，于是这种农产品的风险就此产生，而且还会导致风险继续影响到下一周期。我们再来看发散型的蛛网，在这种模型中市场供给数量以及价格的波动一般都会增大，随之变大的就是所面临的市场的风险，除非一种情况，那就是农产品的初始产量和市场的供求均衡点恰好互相匹配。最后再看封闭型的蛛网，在这个模型中农产品的价格和供给的数量一般都会发生对等的波动，其中波动的幅度由初始产量偏离相对应的均衡点的程度决定。偏离点就像物理计算中的误差，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地实践或者调整，尽量减小风险的大小，但是不是完全地让风险消失，这是因为生活和市场经济永远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和变化之中。

蛛网效应存在于市场经济中，也就必然存在于农产品市场中。遗憾的是在我国的农产品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为突出的蛛网效应，不得不承认这是因为我国的农民目前素质还是偏低，另一方面在我国的农产品市场中极度缺乏有效并且对称的市场信息，农民因此不能科学地判断市场风险，而这又是在所难免的。现如今我国涉及农业信息的网站有数以万计，但是大部分网站都存在着缺乏对农产品市场的有效预测和指导，这就导致了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存在较大的盲目性，市场风险也就很难得到有效的控制。

三、农业从业者的出路

如今农产品市场已经完全进入到了市场经济的范畴，农民在种植作物水果、培植苗圃的同时，还要面对市场的风险，这就对新时期的农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基于对我国农产品市场现状，对农业从业者提出以下建议。

不断地加强市场经济的意识，将农业生产升级到产业化的道路，并尽可能地克服大市场和小规模的生产之间存在的矛盾。在这同时，要有计划的着手发展设施种植，不只是种植蔬菜，也包括种植粮食作物，在经济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创立自己的品牌基地，并根据市场的需求以及自然气候条件，加大设施种植的建设，通过反季作物补充淡季的需求、露天生产和设施生产相补充配合，从而达到缩小市场风险的需要。建立了品牌基地并进行规模生产的农民，要实行品牌战略，大力发展多种不同种类的农作物的生产，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要。

结合实际情况建立风险调整的体系。在进行集中和连片种植的大宗农产品基地里，更多的发展一些农产品加工以及出口的企业;大型农产品生产的乡镇要做好对天气情况的预测工作，并建立恶劣天气应急预案，一旦出现了恶劣天气，要尽可能的尽早告知所有的农民，让农民能够有效的建立起应对措施。

农民要加强自身的学习能力的提高，通过不断的学习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素质。农民要提高素质，农业生产者要学习营销等知识，积极主动应对市场风险。各个农产品生产基地或者村镇应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营销团队，通过不断的进行培训和学习，建立起健全的营销体系和运营体系，只有这样农民的应急能力才能得到根本提高，才能更好的适应市场经济的考验。

除了农业从业者本身需要努力之外，我们的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也需要向农产品市场伸出援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更好的保护农产品市场，帮助农业生产者有效的应对价格周期性波动，提高农民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他们的的增产、增收。

重视发展现代化农业，提高农产品的生产能力。这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稳定农产品价格的一项重要措施。提高农业生产中各要素的综合投入，可以相对稳定的实现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水平。

降低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的成本。有数据显示，我国在农产品的流通环节中产生的损耗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都超过了1000亿元，其中的原因上文已经阐述过，因此加强对农产品流通过程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可以加大“农超对接”模式的建设，也就是让更多的农民直接与商家直接进行合作，直接向菜市场或者超市提供农产品，这样就省下了中间冗杂的流通环节，节约了成本。

政府部门要对产业进行积极科学地引导，在政策方针方面积极倾斜，帮助农业生产者更好的应对产品在市场经济风险波动。

四、结束语

农产品价格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稳定的农产品价格会缓解市场经济发展的压力、提高农业生产者的幸福指数。农业生产者需要不断地给自己充电，提高自己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更有效的规避市场的风险并提高自己能竞争力。政府部门也要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在制度建设上加大对农业生产的倾斜，帮助农民增产、增收。

参考文献：

[1]王超，鲍锋.新一轮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成因及对策[J].经济纵横，2011（4）：38-41

篇(2)

关键词：家庭农场；企业化；农业现代化；分工与专业化

中图分类号：F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3―0043―06

一、导言

中国农村改革是从实行开始的，城市改革虽然始于公有企业的放权让利，但其实际的“增量式”演化路径决定了改革的起点是大量从事城市家庭经营的“个体户”的形成。经过20多年，城市经济与工业获得了持续快速发展，而农村经济与农业在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快速阶段之后，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大大滞后于工业。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中的个体户已经演变成了不同形式的企业组织，而农业经济组织一直没有改变家庭经营的形式。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都表明，作为经济组织，现代企业制度优于家庭，所以一些学者自然将农业发展缓慢归因于农业部门的家庭经济组织方式，认为家庭缺乏进一步向现代公司制度升级的条件是制约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原因，从而，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出路在于农业企业化。与此同时，另一些学者或从经验方面或从理论方面论证农业生产的技术特点决定了家庭是较企业更为合理的农业生产组织。其实，在我国推行后，人们对这个问题就一直没有达成共识。

二、理论

(一)分工中的家庭和企业

1　家庭的经济性质

家庭生活本身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和生物学现象。将家庭存在原因这一问题纳入经济分析框架，回答本质上只能是同义反复――因为人们追求家庭生活，所以组合在一起“生产”家庭生活。本文将家庭存在当作它实施经济功能的既定前提条件，这一点不同于Becker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研究方法。

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角度可以将家庭定义为一个特殊的经济组织：和一般经济组织一样，家庭的功能在于降低分工经济中的交易费用，目的在于增进其成员的经济利益；(区别于企业的)特殊之处在于家庭存在的根本原因是非经济的，而且成员之间具有利他主义倾向。具体来讲，针对家庭可以提出以下公理性假设：(1)家庭成员身份的确定标准是血缘以及婚姻关系，并以前者为主。血缘关系一经产生便无法消灭，婚姻关系正常情况下也非常稳定。(2)家庭成员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利他主义倾向，或者说亲情本身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随着血缘关系由近到远，或者家庭内成员数量增加，亲情的经济价值边际递减。(3)家庭内经济资源以及产品由家庭成员共有。(4)和其他经济组织一样，家庭内部存在边际递增的管理成本。

2　分工经济中企业与家庭

以专业化和分工形式进行生产，可以获得高于自给自足形式的经济效率，即所谓分工经济。生产以专业化和分工方式进行，产品必须在专业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换并产生交易费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选择恰当的分工水平和经济组织形式，以使净分工收益(分工经济减去交易费用)最大。

从历史与现实经验来看，家庭、市场和企业是三种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三者的区别在于市场和企业以自由契约为基础，家庭以血缘和婚姻关系为基础。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和降低信息交流费用是三种经济组织降低交易费用的基本途径。

与企业相比，家庭在降低产品交换的交易费用方面有利也有弊。有利之处在于，家庭成员之间既有的利他主义倾向，可以减少来自组织成员问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信息成本，从而降低交易费用。

不利之处有三个方面：第一，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家庭利他主义倾向边际递减，协调家庭成员的成本也会边际递增；第二，自由契约组织成员之间交换产品的自由性，会给交换者带来竞争压力，从而遏制其机会主义行为并节约交易费用。由于成员身份不可更换，家庭在这方面处于劣势；第三，家庭成员身份的不可更换性以及家庭规模调整的困难，使得专业化生产与个人禀赋之间的匹配概率大大降低，降低了要素之间的互补经济。

根据以上利弊分析，可以得出家庭和企业在组织分工经济特点的一般规律：在低水平分工生产中，家庭的组织成本低于企业，在高水平分工生产中，企业的组织成本较低；在发挥生产要素之问的互补经济方面，企业比家庭具有优势。这两方面共同决定具体生产活动采取企业还是家庭作为组织形式(命题1)。

(二)农业及其分工

1　农业的界定

生产的分工有三个方面：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专业多样化程度以及生产迂回程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和农产品生产有关的所有迂回环节都属于农业生产活动，比如农业机械生产及其整个生产链、与农产品品种有关的所有产业、化肥生产及其整个生产链，等等。这种意义上的农业可以称为“广义农业”。然而，现代经济分析和产业部门划分对农业的界定将这些迂回环节都排除在外(主要归人工业部门)，仅仅包括与农产品生产直接有关的部分，可以称之为“狭义农业”。

本文的农业即是指这种“狭义农业”，因此其分工只包括两个方面，即每个人的生产活动涉及的农产品种类数，以及每种农产品生产中涉及的生产者个数。前者规定了农产品之间的交换方式，后者则与单个农产品生产的组织形式有关。

2　农产品生产的分工特征

排除了迂回过程的农业生产，一般来讲，是与自然的生长过程相联系的产业。也就是说，当一种社会劳动脱离了自然生长过程，一般来说它也就脱离了农业。农业的这种“生物性质”使农业劳动在时间上必然是与自然的生长周期相联系的，因而带有严格的季节性；在空间上，农业劳动必然与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的自然状态相联系，带有严格的区域性。这两个方面导致农业生产在分工经济方面具有和工业不同的特征：工业生产可以从空间与时间两方面最大限度地将生产过程逻辑化，从而使分工的三方面好处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而农业生产则由于生物特性，无法改变空间(土地)与时间(自然生命过程)的自然状态，或者说改变时间与空间自然状态的成本太高，因而分工与专业化在单个农产品的生产中是不经济的。

应用新兴古典经济分析框架，杨小凯对这一结论进行了形式化，说明尽管工业与农业在理论或技术上都可以不断加深分工，但是由于工业中间产品交易效率高，而农业中间产品交易效率低，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使分工的协调费用很高(例如不可能让一些农民专业下种却不收割，而另外一些农民专业收割但不下种)，因此分工会不断在工业部门加深，工业生产的迂回程度也更容易提高，但是农业分工加深却得不偿失。

总结农业分工特征，可以得出命题2：由于农业生产强烈依赖自然过程，单个农产品生产过程的分工经济性很小，因此分工水平很低。低分工与专业化水平也决定了劳动与其他要素之间不存在太大的

互补经济，因而对人力资本与资源之间的匹配要求不高。

(三)农业现代化特征

这一部分分析农业技术现代化是否会改变农业生产中的分工经济特征。

狭义农业的“自然特性”导致分工不经济，因此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并未伴随农业生产过程的分工深化，而是表现为广义农业生产中的迂回环节的专业化数目增加，个人专业化水平提高以及迂回生产链加长。由于现代经济分析将迂回环节划分为工业，所以，农业技术现代化主要表现为“享受”工业技术进步成果的过程。也就是说，当工业产品相对于农业部门的交易效率不断提高时，农业会越来越依靠购买机器来从工业“进口”分工经济和迂回生产效果，以改进农业的生产效率。

农业从工业部门，或者狭义农业从迂回环节“进口”的技术基本可以分为农业机械和生物技术。两种技术的应用并不改变命题2中农业的分工特征。

农业机械化和工业机械化代表着对一些相同的基本力量的反应，都是通过节约劳动而使成本最小化。工业中机器的应用，除少数例外，必然伴随着劳动分工的深化，然而不能把农业机械化简单地看作是在农业中采用了工业的生产方法。在工业部门，机器对手工生产方法的替代，必然形成工厂组织制度，使得单个工人专门从事某一特殊作业或活动。在农业中，农产品生产的作业次序，在机械化前后并不改变，在时间间隔上是广泛分离的。而且，作物生产的空间范围要求农业机械化的机器必须是活动的。这种特点决定了机械化并不增加狭义农业的专业数量，而且其应用也无须对劳动力进行太多的专业化训练。

农业中的现代生物技术和化学技术的应用，目的是通过提高土地生产力来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主要包括化肥、农药、新品种和新工艺。但是，“生物和化学技术的进步一般地不对以农业动力机械化为特征的农业生产体系的根本性重组构成威胁，也不向它提供承诺。”

总结以上对农业现代化特征分析，可以得出命题3：农业技术现代化主要是对工业部门产品的应用，并没有改变农业生产过程的分工低效率特征，而且，机械化与生物技术进一步降低了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专业化要求，因此并不需要太高的劳动力――资源匹配概率。

(四)理论结论

排除了迂回环节的农业生产严重依赖自然生命规律，因此分工水平很低，同时农业生产的简单劳动性质决定了劳动力和其他要素之间的互补经济很低(命题2)n以机械化和生物技术应用为内容的农业现代化主要是在原有分工结构中提高单个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并未改变农业生产分工低水平以及资源低匹配要求的特点(命题3)。应用命题1，可以得出结论，家庭是比企业更为有效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

三、实证

(一)农业生产组织的国际经验

人类经济史经验表明，家庭在前工业社会中是工业与农业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化之后的工业组织已经完全由企业制度所替代。然而，无论是传统经济还是现代经济中，家庭经营是农业经济组织的普遍形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世界农业研究文献支持了这一论断，表明在经济和农业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农业家庭经营方式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家庭在现代化程度不同的农业当中，始终充当主要经济组织形式的经验事实，支持了前述理论部分的结论。

(二)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障碍

前述理论结论表明，农业现代化就是直接利用广义农业迂回环节的产品，来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而且保持原生产程序基本不变。因此，农业现代化必备的前提条件有两个，一是对农业劳动力进行必要的培训，使其能正确使用农业机械和生物技术产品，二是保证农业生产要素最优组合变化的条件，这主要是指机械化引起的人均耕地面积增大。

对农业机械和农业生物技术产品的应用，一般来讲能理解说明书即可胜任，少量情况需要一些专业化知识。所以，只要基础教育(中小学教育)得到保证，教育和农业知识培训并不构成阻碍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根据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到1998年底，中国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达到73％，1998年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按各地相应学龄、学制计算)达到98.93％，初中阶段毛入学率87.3％。2005年，全国实现“两基”的地区人口覆盖率达到95％以上，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15％，初中阶段毛入学率95％。因此，教育问题阻滞农业现代化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在为农业生产要素均衡组合水平的变化创造条件方面，我国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农业机械化的前提是农业劳动投入的机会成本要大于农业机械费用，也就是说，经济体必须具有净收益大过农业收入水平的大量岗位提供给农业劳动力。否则，即使存在先进的农业机械化技术，农业生产者的理性决策还是投入劳动力。这一逻辑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来讲，不仅仅具有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模型中的纯粹被动意义，而且促使了农业生产者进行技术升级。由于法律制度效率、人口数量巨大以及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等原因，中国农业人口的转移存在着巨大的成本，使得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很小，人们的理性选择决定了机械化程度处于极低的水平。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太小，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表现。

前一小节考察各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是以美国等国家为例进行的，表1给出了这些国家和中国农业集约化程度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低于世界和亚洲平均水平，比日本、美国等农业发达国家水平要低很多。但是就化肥使用量来看，中国不仅高于世界与亚洲平均水平，而且高于除英国以外差不多所有农业发达国家。由于教育水平对机械化与生物技术应用两方面起普遍作用，所以高水平化肥施用量反证了前述结论，即农业人力资本投资不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障碍。但是，处于很低水平的农业机械使用量和人均耕地面积说明，我国农业现代化障碍是农业人口过多，限制了农业机械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对现有家庭经营制度进行企业化改造，并不能改变这一局面，问题的实质在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坚持农业企业化的一个理由就是企业化可以扩大农场面积，从而使机械化得以展开。显然这是一种非经济的“纯技术”观点。农业机械化与否，决策的根本依据是净经济收益最大化，如果不改变其整体人地比例，只是简单地将土地集中成大规模农场，除了增加组织成本以外，并无益处。而且，机械化与耕地作业面积大小之间的技术矛盾实际上并不大，舒尔茨将这种认为农业机械只能在大面积耕地上操作的观点称之为“假不可分性”。

主张农业企业化的另一个理由是，企业化可以将农产品生产、销售、加工等多环节集中在一起，深化农业生产，提高附加值。显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前提是各个环节之间具有超过交易费用的互补经济。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农业国家对农产品的销售与深加工主要是通过农业合作制度完成的，说明农业生产、销售及深加工之间的互补经济小于因此产生的交易费用。

四、结论

篇(3)

荷兰在欧洲属于领土面积较小的国家，但境内土地平坦而肥沃，自称TheNetherlands，意为“低洼之国”。作为欧洲联盟(以下简称欧盟)的第六大经济体，其GDP占欧盟的5%，是欧盟各国中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荷兰人口1637万(2007年6月统计)，国土面积41526平方千米，其人口密度比我国高出两倍，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全国有耕地199万平方千米，人均耕地1．3亩，与我国基本相当，是一个典型的人多地少的国家。荷兰年均降雨量750毫米，全年光照时间只有1600小时(我国平均2600小时)，光热条件不够理想。但令人惊叹的是，荷兰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世纪90年代以来，荷兰每年农业净出口值保持在130多亿美元水平，是仅次于美国的农业出口大国，荷兰涉及农业税收的法律制度对此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荷兰依据本国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探索出了适合本国特点的涉及农业税收的法律制度。

一、荷兰涉及农业税收的制度形式

荷兰对农业没有一个独立的税收体系，它对农业采取与工业一样的流转税与所得税相结合的复合税制。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增值税和环保税等税种在其税制结构中居重要地位。荷兰的涉农税收法律制度主要分布在增值税和环保税领域。1．增值税领域的制度形式荷兰基本属于消费型增值税的国家。在荷兰，增值税(VAT，荷兰语BTW，BelastingoverdeToe-gevoegdeWaarde)有三档税率:(1)标准税率19%，(2)低税率6%，(3)零税率。其中，涉及到农业的初级生产者可以得到增值税的免税待遇。①总体看，荷兰增值税的免税范围控制十分严格，但在免税范围严格控制的情况下，荷兰的增值税法对农业生产部门，如种植业、养殖业和园艺业等属于初级生产者的部门，适用特别规定。②这就将农业部门隔离在增值税制度之外。不仅如此，农业生产者还可以享受5．1%固定的进项税额抵扣。即农业生产者如购买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产品时，可以获得占其发票总金额5．1%的退税优惠。产品的供应商开具相当于加价金额的增值税发票，作为农业生产者的进项税用于抵扣。〔1〕这样，不仅减轻和补偿了农民因购进货物承受的税收负担，而且确保了增值税的税负均衡。所以，在荷兰，涉及农业税收的法律制度主要是在增值税领域中规定了明确的免税条款。2．环保税领域的制度形式可以说，荷兰最早的环保税产生于1994年，而在其后的十几年中，环保税种类日显多样化。荷兰为环境保护而设计的税种主要有:抽取地下水税、垃圾处理税、土壤保护税、超额粪便税、能源税、燃料税、噪音税等等。①荷兰的涉农税收法律制度最主要反映在土壤保护税、超额粪便税、抽取地下水税和能源税中，其中前两者主要是针对农业生产征税的内容，后两者主要是基于对农业的扶持而免除交纳涉农税收，从而又形成了征税与减税结合的制度特征。荷兰的土壤保护税规定农业生产者如果在对土地施肥过程中，使氮、磷含量超标释放，就需要交纳一定税款，而这个超标的标准在1998年最终被法律确立;〔2〕同样，如果农业生产者在饲养牲畜的过程中，过度排放牲畜的排泄物，也要被征税。抽取地下水税主要是针对开采地下水征收的税，但某些情况下纳税人可以享受免税待遇，即采水的用途是为灌溉等农业生产为目的的。能源税是对家庭和商业机构使用天然气、电力、矿物油以及液化石油等取暖、热水和做饭征收的一种税。如果能源的使用是为了种植或园艺，则享受零税率的税收优惠。3．荷兰涉农税收法律制度与财税政策配套出台与涉及农业税收法律制度相关配套的财税政策，是荷兰政府的一个成功做法。如荷兰政府为了引导农户节能增效，政府部门与环境组织合作，在温室种植业确立了绿色标签发放制度。得到“绿色标签”以后，可根据积分高低得到政府的减税鼓励，这一政策引导农户努力创新，提高了农产品的竞争力。〔3〕荷兰政府除了给予农业生产者上述绿色农业的税收减免优惠，还出台一些配套的政策，包括:(1)对于耕地的保护和规划方面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2)制定了合适的土地轮耕、休耕制度，并对休耕的土地进行补贴;(3)为解决地少人多的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制定相关法律政策鼓励经营效益差的小农场转向非农产业，将收购的土地“优先长期”租给大、中型农场;(4)为了进一步推动农业达到规模化经营，规定种植业农场规模不得少于30公顷;(5)对自动放弃经营农场的农民和提前退休的农场经营者给予补贴;等等。4．荷兰涉农税收法律制度与欧盟的政策及WTO相关规定保持了一致性作为欧盟的成员国之一，荷兰的涉农税收法律制度减税的宗旨与欧盟的农业支持政策目标是统一的。欧盟成员国对其农产品实行共同的支持，对农产品实行高额补贴，建立粮食的价格支持体系，并对进出口实行高度保护。欧盟促进农产品共同发展的协议内容包括:(1)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2)改善农业从业人员的生活水平;(3)稳定粮食等农产品市场，保证农产品的充足供应，并以合理的价格提供给消费者。这与荷兰涉农税收法律制度促进农业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虽然采取补贴与减税等不同方式，但最终都对农业给予了有效的扶持。欧盟为了应付WTO农业协定，除了制定“共同农业政策”，欧盟的新补贴政策也不再与生产挂钩，而与环境、食品安全、动物健康和动物福利标准等相联系。欧盟成员国最晚在2007年实施该政策，而荷兰政府率先从2005年1月起在荷兰实行这一改革计划。

二、荷兰涉及农业税收法律制度的特征分析

涉及农业的税收制度是关系到社会民生的重要制度，只有在税收制度的支持下，农业才能发展，并实现国家与社会持续发展的目标。荷兰对农业的税收制度可以归纳为以下基本形态。第一，荷兰对农业的税收并不是借助独立的税收体系，而是一种流转税与所得税②相结合的复合税制，在增值税领域通过明确免税规定实现农业保护。第二，荷兰对农业的税收制度内容分散于荷兰税法体系的各个税种之中，这种分散制度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形式。第三，荷兰对农业的税收制度实行征税与减税相结合的征收方法。第四，荷兰充分利用了欧盟的新补贴政策和WTO农业协定在环境保护、绿色农业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制度支持。荷兰涉及农业税收的制度形态可以反映出其最明显的目标特征。首先，减税是荷兰涉农税收法律制度的最重要目标。荷兰在制定这方面的税法时，主要以直接减税的形式对农业进行倾斜性的保护和扶持，统一对农民实行直接减税。由于优惠方式无需借助产品的市场流通，减免税收的优惠可全部为农民所得，这对增加农民的收入能起到实际的效果。通过直接减税，荷兰的农业生产者真正成为了“躺在政府怀抱里的人”。其次，直接减税与间接减税相结合作为长远目标。荷兰涉及农业税收法律制度的内容大部分是以直接的方式减免，使农业生产者直接获得利益。但也不乏间接的方法，如荷兰的能源税、土壤保护税以及超额粪便税等环保税主要由家庭和小型商业机构负担，而政府则通过改革个人和企业所得税法，如减少课加于第一收入等级之上的税率，提高免税额度，将税收收入返还给纳税家庭;通过减少雇员工资结构中由雇主负担雇员的社会保险费部分额度，提高小型商业机构的扣税标准，降低公司税率等方式，将税收收入补偿给商业机构。①通过直接和间接减税方法的结合，保证了对农业生产的扶持和促进，保障了农业可持续发展长远目标的实现。再次，与其他农业政策配合紧密、协调，共同对其农业生产发挥积极作用。荷兰早已认识到推动农业发展仅依靠税收减免的优惠不足以支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出台了体现减税思想的许多财政补贴措施，如引导绿色农业的推广，以实现荷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而更重要的是，现代财政税收的功能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仅为政府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障的基本功能，成为经济调控和福利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进步具有重大作用。所以税收在荷兰的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目的和作用远远超出征收本身，这一点在其农业税收体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促进和带动荷兰农业以及经济的发展，荷兰涉农税收法律制度在近几十年里得到空前发展，成为世界粮食出口大国，这与其涉及农业税收的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其制度的特征表现是有明确的理论支持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供应学派的减税理论，这是荷兰增值税法及相关财政减税政策的理论基础。供给学派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于美国的一种经济学理论，其基本理论主张是:恢复萨伊定律，强调供给第一，而刺激供给的根本是减税。供应学派的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税负政策调节的重点应放在供给方面，降低税率能刺激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因此减税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应当说，它是不同于单纯强调需求的凯恩斯学派的一种减税理论。在供给学派减税理论中，中心思想是税率太高将阻碍人们更加勤奋和积极地工作，减税既增加了劳动者个人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又鼓励人们去努力工作，从而增加总就业量。同理，税收制度的改变能使家庭储蓄增加，鼓励企业更多地投资，这样用于生产的总资本就会增加。如果这两种税收制度成功施行，总供给和总需求就会同时增加，促进经济增长。荷兰涉及农业税收的制度就是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典型体现。通过减税的制度安排，可以扶持弱势产业———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增强农业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农业生产者个人和企业愿意从事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科学研究，提高了荷兰农业的生产率，增加了荷兰农产品的总供给量。由于荷兰涉及农业税收的许多制度内容被安排在环境税中，所以还应当看到荷兰环境税中的税收中性思想。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赋税理论最早提出了这一想法，不同时代的大卫•李嘉图以及新古典经济学派的阿弗里德•马歇尔等学者，对这一理论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当前，较为公认的税收中性理论含义是，为了尽量减少经济效率损失，实现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除了使纳税人负担税收外，不能因课税而扭曲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完全的税收“中性”是一种理想状态，难以实现。不过在具体的税收实践中，荷兰对环境税的处理是税收中性理论的较好应用。一般情况下，环境税通过税收惩戒破坏生态环境和浪费资源的生产、消费行为，鼓励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行为，这对促进建设环境良好、资源节约型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环境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因此，荷兰环境税采取税收中性的设计，以减轻社会各界对征收环境税的抵触，缓解政府所受到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政府通过对纳税人进行补偿、补贴或减少其他类型税收的方式，使纳税人获得与其所支付的环境税等值的款项，其目的是在不增加纳税人税收负担的总体水平的基础上收取环境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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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经济发展对课程设置的要求与专业性质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产业结构正从传统产业结构向以工业为主的现代产业结构转变。调查表明(表1):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快速下降，但就业比重仍远高于产值比重，说明我国城市化进程任重道远，仍然需要从农业中转移出大量的从业人员。而二、三产业发展空间巨大，就业机会多，非农专业比较受青睐［3］。事实也是如此，安徽农业大学2006—2010年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中，有12．72%从事金融会计;14．51%选择考研或出国;13．39%通过考试进入公务员行列或事业单位;公司行政管理或销售是普遍选择，占总人数近40%，其余近20%学生自己创业或等待就业(表2)。为适应这种社会经济变化，各高校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在原有的基础上强化了这些热门专业的课程设置，经济、贸易、金融、市场营销、财会等课程约占授课课时的2/3以上，原有的农经课程中比较重要的畜牧、林业、渔业课程都取消。课程设置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农经专业毕业生能够胜任城市中二、三产业就业，但由于以就业为培养目标，各个非农课程之间缺乏明显的关系，而且非农课程开设过多，受学时限制，很难深入全面地讲授，学生专业目标不明确，课程学习缺乏兴趣。这些问题都困扰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继续发展。可见，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城市二、三产业发展，二、三产业的就业空间加大，然而离农、非农课程增设又冲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农业性质，新的课程设置还没有建立起来，导致农经就业方向偏离农业领域。

(二)现代农业发展对课程设置要求与传统专业课程体系之间的矛盾

随着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不断完善，土地规模经营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土地规模经营推动我国农业经营方式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现代农业即现代工业产品如机械、化肥、燃料、电力大量投入到农业生产各个环节，利用现代管理理论和现代服务业理念进行经营管理，生产效率达现代先进水平的农业。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几乎可以做到没有体力的投入，但智力的投入因素大大增加，农业生产者不仅仅要懂得生产、还要懂得生产各个环节与社会服务之间的有机结合，更要懂得融资与经营，甚至为了规避市场风险还需要懂得期货等现代经济理论。因此，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科内涵也在发生质的变化，非农、离农课程日益增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现象普遍，这既是知识更新和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由于我国现代农业正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我国现代农业模式在实践中没有明确定位，各高校农经学院对现代农业发展所需要非农理论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认识也不清楚，导致农经课程体系改革中所设置的非农、离农专业与实际农业生产脱节，既不为学生理解也不受用人单位欢迎。

(三)综合型与应用型人才培养之间的矛盾

按照当前各高校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的界定: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主要是具有系统的经济科学与管理科学的基础理论，掌握农(林)业经济管理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能在各类涉农(林)企业、各级政府部门、教育科研单位从事经营管理、市场营销、行政管理、金融、财会、教学、科研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针对该目标，当前课程设置主要存在两大问题:首先，在农经专业课程设置中，体现复合型特点的课程基本都有设置，但体现应用型特点的课程设置仅有课程实习和毕业实习，而且大多安排在第七和第八学期，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考研、参加国考和省考的黄金时间，为节约时间备考，专业性、实用性较强的课程不得不草草结束，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也无法保质保量完成，导致农林经管理专业培养目标无法通过实践环节实现。其次，由于把农经人才的就业岗位定义在各类涉农(林)企业、各级政府部门、教育科研单位，导致开设过多的非农、离农课程。很明显，农经专业的毕业生未来并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这种界定虽然迎合了大多数毕业生“跳农门”的想法，但同时也导致大多数毕业生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甚至涉农行业的意识。

二、农林经济管理课程体系建设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知，要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变化以及现代农业的需求，增加非农课程设置必不可少，然而过分重视非农、离农课程开设，而不注重与农经发展实际需求的关系又会导致学生对专业倍感茫然，专业兴趣渐渐失去。要培养综合性人才，就要多开新课，这无形就分散了涉农课程的学习精力，而且减少了实用性人才培养时间。要化解以上矛盾必须从培养学生专业兴趣入手，以培养实用性、综合性人才为目标对农林经济管理课程进行重大改革。

(一)增设农林牧渔课程，增强农经专业“农学”性质的认识

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而设置过多的非农、离农课程反而模糊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本质特征。以至于作为一级学科的农林经济管理在我国是设置在管理学门类下的［4］。而在农业十分发达的美国，农业经济管理则是置于农学与农业经营学科群之下，并未脱离农业本身［5］。为此农林经济管理的课程设置，除通识教育外，首先要正本清源，恢复农经专业“农业”的本质，增设农林牧渔业课程，但教授重点不是种养殖具体方法，而是农林牧渔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于经营管理和社会服务的需求是什么?现代农业不再是体力劳动，而是一种智力劳动，是充分应用现代管理理论和服务理论，在农业生产的播肥、犁地、旋耕、播种、灌溉、除草、打药、收割等各个环节都能实现流水线作业的现代工厂式生产方式。可见，学生必须了解农林牧渔业基本特性，至少掌握1－3种自己感兴趣的农业生产特性，以此了解非农资源何时何地如何有效地和农业资源结合，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这就需要增设农林牧渔课程，加强学生对农学课程的认识。

(二)按照现代农业的逻辑关系设置非农课程，增强对现代农业的认识

现代农业区别于传统农业的地方不仅仅是引入现代技术、管理和服务，提高生产效率，还在于现代农业还通过对农产品的仓储、加工、营销等手段提高农产品的效益。因此，在课程设置上首先要体现现代种养殖业对现代管理和服务理论的需求的课程［6］，如在完成专业基础课的基础上，及时开设农业经济学、畜牧业经济学、渔业经济学、现代农业管理学、农业技术经济学、农业政策学等应用性较强的课程。其次按照农产品的种养殖业、农产品流通、加工、销售、营销、与对外贸易等顺序进行课程安排，让学生充分认识现代农业不是单纯的第一产业，而是横跨一、二、三产业的产业链学习。并通过重点掌握一种或几种农作物的生物特性、生产技术，逐步延伸产业链学习，加强对现代农业产业链的认识。

(三)增加农经专业实习，加强学生对农经问题的认识

农经专业实习不能停留在简单的调查和写报告，而要深入农村重点了解农村情况，了解农村所需，只有全面认识现代农业全过程、现代农村基本情况，才能够从中认识到农林经济管理的重要作用，从而引导学生建立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兴趣，进而为未来从事相关工作做好思想准备。首先，通过增加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习学时增强学生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专业实习可以分3次进行，每学年安排一次。第一次实习为专业认知实习，依托专业基础课在第二学期结束时进行。第二次实习的目的是让学生认识到现代农业是依赖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理念而建立的工厂式农业，没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技术，即是农活也未必干得好。第三次为各学年分别进行专业课程实习、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通过这些专业实习，学生直观感受到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究竟是做什么的，自己的未来能够干什么。其次，布置任务，带着问题去实习。在实习中遇到的难题会比较多，而解决问题的强烈欲望会增加学生对专业的兴趣，促使学生在今后的课程学习中更加用心，正所谓带着问题学习，效率应该更高。当学生全面了解现代农业的所有环节后根据个人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重点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

(四)选修课程分解为非农课程和涉农专业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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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粮食生产；战略；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6)05-0016-03

粮食生产是以土地为基础、其他多种生产要素有机组合，人为活动主导的生产实践活动，具有较长的周期，涉及面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仅涉及到农业及农村发展，也涉及到人口的生存与发展。特别是在国家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城乡统筹，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要保持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粮食安全生产则是首要问题，它不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战略问题。

甘肃作为一个自然条件复杂多样、生产环境脆弱的省份，多年来围绕粮食生产和农村扶贫攻坚，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设施入手，努力扩大耕地面积及保灌面积，增加化肥、农膜用量，改人力、畜力作业为机械作业，改善良种等科技投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粮食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提高。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粮食生产也受到了耕地快速减少、投入不足、生产不够重视等影响。甘肃在大面积的干旱环境、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农业用水总量稳中有升、人口多、耕地少且质量不高及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又要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农业资源，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结构，配置农业资源，必须对全省粮食生产战略做出选择。

1.甘肃粮食生产变化特征

根据对1949～2004年间甘肃粮食生产的波动性分析研究表明，55年甘肃粮食生产波动共有19个周期（以波动的谷值为界），平均每3年就有一个周期，而且波动的振幅悬殊，具有高频振荡的明显特征；周期波动扩张与收缩的节律快捷，多数周期是由峰值直落谷底。这一特征表明甘肃粮食生产的控制因素相对较为复杂。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社会发展因素、行政政策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自然变化的制约。据于法稳、王茯泉的研究［1］，在人为可控因素中，显著相关的因素依次是有效灌溉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粮食播种面积等。对气候变化研究表明：甘肃夏粮有9～12年周期变化、而秋粮有11年的周期变化［2］。单产与总产量的周期性波动几乎一致，说明影响甘肃粮食总产量变动的最主要因素是单产的提高或下降。

我们对自1949年来全省的粮食产量变化作3年数据的滑动平均处理得到图1。由该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甘肃粮食生产的周期性变化规律。第一，全省自1949年以来，大体有三个完整的周期，现在已经开始第四周期。即从增长到下降到谷底有三个周期，它们分别是1949～1961年；1961～1980年；1980～2001年；现在正处于第四个周期的开始阶段。第二，每个周期变化增长期长而回落期短，同时存在着增长期拉长而回落期缩短的趋势。如第一周期增长8年，回落期4年；第二周期增长期15年，回落期5年；第三周期增长18年，回落期4年。第三，处于增长期中的产量不排除有下降的可能性。第四，就增长期内作线性回归，第一个增长期内年均增长18.78万吨，第二个增长期内年增长19.3万吨，第三个增长期内年增长19.92万吨，且R2均在0.95以上（图2）。未来甘肃粮食生产的变化，我们认为也服从这一规律。随着国家对农村扶持政策的继续和促进粮食生产措施的进一步落实，粮食生产增长趋势是不会变化的。

2.影响粮食生产的因素分析

2.1种植业结构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种植业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粮食生产总量。在一定农业经济技术水平下，粮食播种面积的大小直接影响着粮食的总量。近十年来，甘肃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呈下降趋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也持续下降，由1993年的4269.04万亩下降到2004年的3801.9万亩，年平均减少38.93万亩，但由于单产水平的提高，全省粮食总量呈上升趋势，由1993年的750.26万吨上升到2004年的805.8万吨，年平均上升了4.63万吨。同时,粮食作物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逐渐下降，从78.21%下降到69.08%,下降了9.13个百分点，年平均下降约0.76个百分点。

粮食生产品种方面，小麦的播种面积从1993年的2105.34万亩持续下降到2004年的1400.25万亩，年平均下降58.76万亩；玉米的播种面积呈上升趋势，2003年玉米的播种面积是1993的1.59倍，年平均上升了23.28万亩，可以反映出小麦播种面积的调整，一方面转变为玉米的播种面积，另一方面则转变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豆播种面积占粮食总播种面积比重较小，保持在3%左右。小麦、玉米及洋芋生产总量分别从398.64、151.02、64.36万吨变化为272.32、245.03、170.8万吨，小麦年均下降10.53万吨，玉米和洋芋年均分别增加7.83和8.87万吨。同时，粮食生产的单产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2.2生产要素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分析

粮食生产总量与粮食播种面积及粮食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投入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农业科技的应用与推广是促进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另外，其他因素对于农业生产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尤其对于农业生产基础比较薄弱的甘肃省来说，粮食生产受灾害的影响非常大，考虑到对粮食生产的综合影响以及数据可得性，选用受灾面积这个综合性的宏观指标作为度量天气因素的量化因子［3］。

COBB-DOUGLAS生产函数是对各种因素贡献率分析的重要模型［4］，本研究运用C-D生产函数估计粮食各生产要素生产弹性系数，测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甘肃粮食生产的Cobb-Douglas函数为［5］：

Y=AertKaLbDc

(1)

式中Y为粮食生产总量，K、L、D、P分别为与Y相关的投入要素即粮食播种面积、粮食生产劳动力、受灾面积。a、b、c为待估参数，分别是粮食播种面积、乡村劳动力、受灾面积的生产弹性系数。r是科技进步引起的粮食总产值增长速度。T为时间变量，A为常数项。

对(1)式两边取对数

lnY=lnA+alnK+blnL+clnD++rt

(2)

（2）式两边对时间t求导得:

(3)式可简写为y′=a*k′+b*L′+c*d′+r

(4)

y′、k′、L′、p′分别是相应因素的增长速度。

则农业科技贡献率r＝y′－a*k′－b*L′－c*d′

(5)

(5)式中的Y、K、L、D、P的数据可由《甘肃年鉴》中查出，5式中的有关参数，用1984～2003共20年统计数据，根据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通过SPSS计算可以得到：粮食增量与其他增量服从下列模型：

Y′=-13.426+1.272K′+1.391L′-0.0079D′+0.0046t

从该模型的计算结果看，R2=0.825，说明显著相关。

由此可以说明这个模型中的粮食投入要素的变化能很好地解释粮食产出的变化，模型的解释能力较强。其参数值，求出科技进步年均增长率r的具体数值。

计算结果为:

a=1.272b=1.391c=-0.0079r＝0.0041

另外，利用复利公式计算得粮食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0％。

则1984～2003年甘肃农业科技贡献率=农业科技年均增长率/粮食总产值年均增长率:20.5%。

经过测算，1984～2003这20年间甘肃省农业科技贡献率为20.5%（表1），粮食总产量的增长很大程度是靠粮食总播种面积来实现的，贡献份额为43.01％，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为2.24％，对粮食总产量的贡献率为30.47％，受灾面积对粮食总产量的份额较小，为6.02％。这表明甘肃粮食增长方式总体上处于以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为主的粗放经营阶段,科技进步还处于第2位的增长因素。甘肃农业科技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明显落后于26.0%的全国平均水平。说明甘肃在农业科技投入及产出方面仍有较大潜力可挖。另外,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力度不大，农业科技投入不足，农业科技技术人员少，是制约甘肃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方面。

根据甘肃自然条件的变化趋势、甘肃社会经济发展及粮食生产要素投入、种植结构调整及政策的有效保障等，我们认为未来甘肃粮食发展战略应该是：在立足于省内粮食生产总量平衡的条件下，发挥品种和区域优势，以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和产业化生产为主体，以科技为支撑，以粮食单产的有效提高为目标，增强全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供需平衡。

选择上述战略的原因基于：

①甘肃历来不是全国粮食的主产区［6］，但粮食问题自解放以来一直困扰着甘肃社会经济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后，粮食问题才得到初步缓解。由于粮食生产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因此，粮食生产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必须从粮食安全的高度，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②甘肃是一个经济相对滞后的西部边远省份。其财政收入入不缚出，人均收入水平低。在经济上不仅没有支撑通过市场购买粮食的能力，而且购买粮食所需的运费也将会无力承担。因此，不能因为有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存在而放松粮食的生产。

③随着对“虚拟水”［7］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针对甘肃水资源短缺的状态，我们认为，省内粮食生产的目标将是总量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结构的优化，要避免输出粮食这一耗水量高的产品。同时需要针对省内种植业特色化生产，通过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来增强农业的经济效益，同时获得比较效益。

④粮食单产的有效提高是今后全省粮食生产的重点。必须通过粮食的专业化和产业发展，增强粮食的生产能力。

⑤按照粮食需求多元化的要求，对不同品种粮食生产按照区域特色化生产要求，通过比较效益来组织小杂粮生产，满足不同需求。

4.提高甘肃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对策措施

4.1落实中央有关政策，调动种粮农户的生产积极性

由于粮食生产以年度为周期的特点和甘肃曾经在历史时期遭受的苦难，这就要求我们时刻铭记这些教训，正确分析和看待目前甘肃全省的粮食生产形势，既要有忧患意识，不能悲观，但也不能听之任之过于乐观。应该把粮食生产作为全省农业发展的中心内容来抓紧抓好。2005年国家继续加强和重视“三农”工作，进一步扩大了税费减免的范围、实施补贴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对粮食生产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直接获得种粮补贴，另一方面，利用粮食市场价格的有效变化增长了农民的收入；第二，由于减免税费，提高农业的资金投入；第三，增加了农业科技投入，大力发展专业化生产，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小规模向大规模转变，种植结构由滞销品种向优质畅销品种转变；第四，农业产业化发展，由一些大的龙头企业带动，形成了企业+农户产加销一条龙的生产服务模式，也为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五，对农民购买农机具开展的补贴扶持措施，有效地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减轻了劳动负担，提高了参与外出打工等活动的机动性。

4.2加大投资力度，加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

甘肃粮食生产量的稳定提高得益于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因此，应继续加强和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生产的保障程度，减少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深刻影响。

以水利建设为核心，突出水资源的节约利用。水利建设要以节水为中心，实行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防洪抗旱并举，天上水、地下水、地表水“三水”齐抓，大中小工程并举，新建与挖潜配套结合。

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契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要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保护区制度，依法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要控制工业、生活垃圾和农业生产中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农膜对土地和水体的污染。农业综合开发要坚持“山水田林路综合开发，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方针，重点治理荒漠化、水土流失、草场退化等一些突出的生态问题，改造低产的农田、果园、草地，提高产出。要坚持区域开发、集中连片治理的做法，使开发治理同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结合起来。

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资料的投入。要继续加大力度增加农业机械的投放，通过补贴积极鼓励农民购买农机具，提高农村农业机械使用水平，减轻农民劳动强度。加强农膜、化肥等支农物质的规模化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增强粮食生产能力。

4.3重视农业技术应用与推广

重视粮种的选育，扩大粮食增产空间［8］。首先，增强具有抗旱性、抗倒伏性、高产、优质等性状粮种。其次，要组织和建立专业化的粮种生产公司和基地，按照专业化生产的要求来组织生产，在产品品质及售后服务等方面保障粮食生产的有效性。第三，按照专业化经营来达到优良品种的推广与应用。

强化农业生产技术培训。第一，要正确引导农民分析市场变化，选择适宜的作物品种，参与市场竞争。第二，引导和培训农民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合理施肥、合理密植，对于不同情况选择有效的农药制剂，预防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病虫害，有效节约水资源，提高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能力。第三，引导和培训农民学习和掌握分析农产品市场的能力，让农民真正从增产中增收。第四，鼓励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消除市场波动带来的收益不稳定问题。

4.3以重点企业为龙头，重视粮食专业化生产

首先，稳定粮食生产规模，提高专业化生产水平。要以河西、陇东、沿黄灌区为重点，推广专用、硬质小麦及新型玉米等产品，提倡集中联片规模化种植，优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其次，在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建立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对饲料粮进行专业化生产。粮食要向优质化、专用化方向发展；第三，围绕支柱产业建设，大力发展以农副产品加工、运销和饲料加工，以龙头企业和基地建设为重点，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参考文献：

［1］于法稳，王茯泉．实现甘肃省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J］.开发研究，2005，（2）：7-9.

［2］尹东，杨家宝．甘肃省粮食产量年际波动特征分析［J］.中国农业气象，1998,(5).

［3］魏邦农．甘肃省农业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研究［J］.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0,16（1）: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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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润元，韩永翔．甘肃省农作物产量主要影响因素诊断分析［J］.干旱地区农业研究，2004，6（2）.

篇(6)

关键词：时间序列模型 经济计量模型 农产品价格波动 影响因素

21世纪以来，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生物燃料产业发展、破坏性自然灾害频发、汇率变化以及商业投机等因素对农产品价格产生了较大的冲击，这些价格的急剧波动在纵向上延伸，横向上辐射，传导到我国农产品市场后，对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使与农业相关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业生产成本增加，推高农产品价格并与通货膨胀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威胁了我国物价稳定，冲击农业的发展，进而对宏观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影响。我国农产品价格自2000年始波动越发频繁，总体呈现大波动周期中存在小波动周期，幅度变大，周期变短的态势。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业生产、运输、消费各环节的主体利益密切相关，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协同稳定产生影响，非正常农产品价格波动会产生负面影响效应，传递到宏观经济，对其正常运转不利。研究农产品价格波动特征及成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对农业政策制定、宏观经济调控具备积极意义。目前，基于时间序列的经济计量模型，是研究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因素的一种可行性途径。

一、基于时间序列的经济计量模型

经济计量分析是依据经济理论，通过数理统计进行实际资料计量并验证，以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化趋势，预测经济走向。计量经济学是一种精密、科学的经济计量方法，其实现了经济学从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的转变，是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分析手段之一。时间序列模型是按照时间记录随机事件发展变化过程，观察、研究时间序列，分析其变化发展规律，并依据分析结果预测未来走势。该模型广泛应用于经济学、金融学及管理学等相关学科。本文通过基于时间序列的经济学模型对影响农产品价格的因素进行分析，采用季节虚拟变量回归、CensusX12季节分解法、移动平均比率法、指数平滑法以及差分自回归移动平均法，对五个模型进行组合分析，分析中采用误差大小分配权重，误差小权重大，误差大权重小。

绝对百分比误差（APE）计算公式为：[APE=Xf-XobsXobs×100%]

式中[Xf]为模型拟合值，[Xobs]为观察值；

权重计算公式为：[wi=1MAPEi/in1MAPEe]

式中[MAPEi]表示第[i]个模型的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

二、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因素

（一）国际因素传导后引起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

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生物燃料发展、汇率、库存紧缩、商业投机以及自然灾害等因素导致国际农产品价格在二十一世纪以来发生剧烈变化，2006至2008年，国际农产品价格达到30年以来最高点，国际食品价格指数高达255.7，比2000年1月同比增长155.7%；在金融危机以及农产品丰收影响下，2008年以后开始急速回落，至2009年2月跌至161，经历了小幅上涨之后，进入2010年，开始大幅上涨，并一直持续到2011年末期；到2012年，世界粮食主产国受自然灾害以及地区性战乱影响，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降低，与此同时，汇率变化和投机炒作进一步推高粮食价格，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保持高位；而生物质能源发展，农业主要出口国中的发达国家更多的将大豆、玉米、糖料、油料等用于能源消耗，进一步助推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2013年至今开始小幅度下行，但是从长期来看，国际农产品价格一直保持高位运行。其变化如图1所示。

国际农产品价格的波动，纵向上不断延伸，横向上向周边辐射，影响到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每一个国家，我国加入WTO后，开放性市场接收到来自世界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信号，虽然在时间上有一定的迟滞性，但是仍旧对我国农产品价格产生影响。通过易受影响的物质资源逐步传递影响效果，推动消费水平升高，导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产品流通环节成本提升，供需互相影响，最终推高我国农场品价格。

由图2可以看出，国际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引发了我国农产品价格的变化，整体而言，其波动幅度增加，周期变短，虽然升中有降，但是总体呈现一路上升趋势。分析其原因，引起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国际因素主要通过国际贸易、货币供应量以及农业生产成本传导的，这类不可控因素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最终都由弱势生产者农民承担，并通过农产品流通和消费对各环节主体利益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秩序稳定性。

（二）宏观经济因素是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根本性影响因素

宏观经济因素是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根本原因，包括货币供应量、汇率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

1、货币供应量

在全球性流动过剩的背景下，农产品价格出现异常波动，这让学者们开始注重货币供应量对农产品价格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产品价格与货币供应量关系密切。某一类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可能和供求关系有关，但是普遍性价格上涨由货币决定。货币扩张是农产品价格和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的根源，两者之间在长期范围内存在均衡关系，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波动总会带来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波动。相关研究认为全球食品价格通胀是由于美元贬值情况下大量基金进入农产品等大宗商品市场，引发价格的非理性推高，与此同时金融冲击通过汇率调整及外汇储备对货币供给和利率产生影响，致使农产品产生价格波动。近年来，我国农产品的普遍涨价，是货币政策宽松引起的流动性过剩导致的。

2、汇率

汇率变动对农产品价格产生影响通过两种方式，直接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由农产品相对价格及人们相对收入水平变化，直接改变市场供需关系；间接效应则通过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改变来实现。浮动汇率制度下，管理调整行为对农产品价格产生影响，人民币汇率升高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反之则反，具备相关关系。汇率的变化所产生的传递效应在短期内波动而在长周期内均衡，具备自我修正的动态规律。学者们认为汇率对农产品价格的冲击有正效应和负效应两种，人民币升值后出现需求效应及成本效应。短期而言，升值降低农业生产资料进口成本，刺激需求拉动农产品价格上涨；长期来看，升值导致进口农产品价格降低，也会降低国内农产品价格，成本效应促使农产品整体价格下降。

（三）供需关系也是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农产品的供需关系，是农产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在供给方面的因素主要是对农产品产量形成影响，进而导致价格波动。农业生产成本。生产成本是农产品价格的基本参考量，决定价格波动基本趋势。其成本投入主要包括生产资料、劳动力、土地、流通四个方面。城市化进程导致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价格波动，向下传到到农业生产环节，引起饲料、化肥、种子等基础生产资料显著增长。依据成本推动经济理论，农业投入如果无法抵消因其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费用增加，就会将成本转移到产品价格上，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增加也会导致农业生产成本的提高。我国人口红利目前处于刘易斯拐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甚至呈现低龄化和老龄化特征，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素质下降，农业用工成本增加，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导致农产品价格升高。土地资源大量用于城市化建设，一方面抬高了整体土地价格，另一方面农业用地减少导致价格上升，这都导致了农业土地成本的增加，进而推高农产品价格。农产品流通环节多、产业链长，中间损耗大，流通过程的物流成本大，同时中间商攫取大量利润，农民所获得的利润只有总价的10%～15%，其承担农业生产风险而获利甚微，因此农产品产量异常波动，引起价格非理性波动。

从需求上来说，消费结构升级、生物燃料发展导致对农产品需求增加。消费结构升级主要是人口和收入增加带来的，农产品是基础性物资资源，属于生活必需品，这种硬性需求决定了农产品即使非合理涨价，其需求数量也不会出现明显变化，这就为农产品价格上涨提供了硬质空间；收入水平提升，人们对高品质农产品需求增加，高品质产品形成过程中，会造成一部分基础农产品额外消耗，例如动物农产品生产过程中会消耗大量植物源性产品，而生物学角度来看，高级能量的形成过程中必然会导致部分能量无用损耗，这种消费结构的升级，也会导致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工业化进程过程中，农产品总体产量降低，而其需求由于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有所增加，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必然趋势。需要注意的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后的利润并没有向农民倾斜，而几乎全部流向中间商和销售商，这种情况要得到改善只有农业发展程度能与工业发展完成同步，进行大规模化农业生产以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才能实现农业生产与社会发展接轨，农产品价格波动才会趋于平稳。

（四）微观经济学角度下，农产品价格影响因素。

农业作为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相关各环节的利益体复杂多变，其具备独立性，却又与其它经济体密不可分，任意参与经济的个体或者团体，其在经济活动中都以利益为目标，并会依据自身判断做出自己认为的利益最大化选择，它们的经济行为对农产品价格产生影响。例如，农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必然会导致劳动力和资金进入农产品市场，继续推高农产品价格，而资金撤出后又会导致价格回落，与投机资金的进入和退出不同，劳动力进入后会有较长持续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导致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直到劳动力退出；由于农业利润低下，劳动力退出后，在较长时间周期内将不会再度进入农业，进而导致农产品产量大幅度下降，价格出现波动。在某一类具体农产品上，由于个体处在不完全信息环境中，行为主体容易受到其它个体行动影响而进行从众决策，这是经济学上的羊群行为。而这种行为具备传染性，会在多个行为主体间进行传递，称之为羊群效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充当经济学上的理性人，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但是因为市场信息的不完全，使得利益最大化追求表现为盲目从众，短期内大量进入市场，又会在投资失败后超量退出，导致该类农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与此同时，农产品流通环节中间商为谋取利益最大化，过度的囤积行为对此起到助推作用。2009年的绿豆价格疯涨，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实例。

（五）农产品市场信息处于完全不对称状态，形成价格波动。

目前我国的农业模式已形成规模化承包和分散性农户生产的格局。其中规模化承包相对较少，以分散性生产为主。首先分散性农业生产没有规模化效果，技术水平较低，信息来源少。其次我国的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几近于无，导致农产品生产环节普遍存在盲目性，与流通环节和消费环节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信息传递极度滞后，农民获取产品真实价格信息的同时往往价格已发生剧烈变化。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称使农民的生产处于盲目状态，必然形成决策时从众，对农产品最终产量形成极为明显的放大或是缩小效应，这就必然引发价格的剧烈波动。

三、结束语

农产品价格波动从宏观角度来看，其根本性影响因素是货币超发，不论是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还是国际因素等导致的流动性过剩，都与农产品价格波动密切相关；供需关系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某一种类的农产品价格；从微观角度看，个体作为经济理性人，在经济活动中由于信息环境不完全，其在自由市场中进入和退出极其不稳定，是造成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重要原因。农产品价格波动的表现形式多样，动因复杂，但是其整体变化在长期范围内与宏观经济体协调。控制农产品在流通环节的非必要损耗，健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信息体系，完善农业生产和消费之间产业链，减少农产品价格影响因素，对维持农产品价格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胡冰川，徐枫，董晓霞.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因素分析――基于时间序列的经济计量模型[J].中国农村经济，2009，07：86-95

[2]罗永恒.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D].湖南农业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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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投资中对公共物品的投资决定主要由经济因素和农户意愿决定。农村公共投资到底应该投入哪个领域才恰当，投资多少才合适，政府对农村公共投资应该具体投资建设什么项目才能体现出投资的效果，对此，许多经济学者都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进行了研究，王利君（2013）对此总结说，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应考虑到消费者的需求，如果不认真对待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就盲目投资，将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供求均衡，也就不能完成公共产品的最优供应。朱玉春等（2011）论证说，检验政府供应的农村公共产品是不是达到了预设目的的最直接、最可行的试金石是农民对公共物品是否改善他们生活的评价。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相应的需求表达机制，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还不能实现，不能准确的实现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意愿。王蕾等人（2012）从农户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农村公共投资的问题，发现当前农村公共产品最需要的是道路、农田水利办法、农业科技推行、治疗、饮水设施、教学；而且，农村公共投资的重点应放在投资建设生产性的公共产品。

二、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的特点

（一）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是基础性投资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基础性特征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充要条件。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决定了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处于最基础的一环（王利君，2013）。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属于基础性投资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农业部门从事生产的基础性条件，如通信、农村道路等设施的建设是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基础性保证;二是指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间接地为其它产业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提供了基础保障和便利条件，例如农业科研基础设施投资不仅能提高农产品质量和产量、增加农民收入，还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健康优质的农副产品。

（二）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能够调动农民私人投资的积极性

中国农民以户为单位的生产组织形式决定了其对农村公共物品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愈高，这种依赖性就愈大。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量直接影响农民的私人投资热情，并最终影响农业产出以及农民收入等三农问题的解决。此外，农业具有的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双重属性使其成为同时面临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倘若没有农村基础设施和政策性保险的投资支持，再加上外部性等因素，就会严重损害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使得难以产生预期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的水平决定着农民进行私人投资的积极性。

三、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增长关系的理论

（一）赫尔希曼的”引致决策最大化”理论

赫尔希曼在1958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阐述了具有代表性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即各个国家应该把资源集中用于农业某领域，并以此为基础倒逼其他产业的投资与发展，而具体投资的项目应当遵循”引致决策最大化”原理，即优先投资那些能够通过自身发展促进其他产业快速发展的项目。赫尔希曼认为，在相当宽的限度内，基础设施(社会间接资本)和直接生产活动之间没有特定的技术关系"，在这些限度内，基础设施越不足，则特定产品的直接生产活动的成本就越高。可以得到两种发展模式，即”能力过剩条件下的发展”和”短缺条件下的发展”。他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率先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够”引致决策最大化”，更好地带动直接生产活动的发展。具体到农村而言，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也能引致直接生产活动的决策最大化，带动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增收和农村的稳定。

（二）舒尔茨的农业经济增长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