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美学文化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中华传统美学文化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武术文化；美学；表现形式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武术有着许多令人向往的文化特色，其丰富多彩的理论知识、技法特征无不反映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渗透，体现了质朴的民族精神和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载体。武术不仅仅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修身养性，在国内乃至海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练武术，武术交流、比赛每年都有很多，为武术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平台。武术中不仅只有技击、养生还有很深的美学价值。

1.武术中美的表现形式

1.1形式美

形式美主要体现在动作的外形，不同人在演练每个动作时的发力点、节奏、角度、动作形态都不相同，但是不会给人带来杂乱无章的感觉，反而让人觉得演练者个个都身怀绝技，风格各异。例如功夫电影，《叶问》、《少林寺》、《太极》等，功夫明星李连杰、甄子丹、成龙、吴京等他们武打动作各不行同，但是表现出的武打动作招招犀利、节奏分明，给人以美的享受。近年来，少林寺武僧在国内外表演的少林功夫，就是将少林武术与生活、舞蹈等融合形成新的形态表现，刚阳的武术与柔美的舞蹈形成鲜明的对比，增添了武术的形式美。

1.2造型美

舞蹈讲究的是柔美绚丽，武术体现的却是阳刚大气；舞蹈的服装五颜六色，艳丽华美，而武术的服装简单中蕴含着浓浓的传统风格。武术表演中，演练者通过一根棍子、一把刀或剑，都能带来一场让人拍手叫好的表演。例如：插了几个棍子形成的梅花形状的图案，用来练习平衡和步法的木桩，取名梅花桩，一个人穿着传统武术服装走在上面，让人看了惊心动魄，不禁为演练者捏上一把汗，他的一举一动无不展示出简单、质朴却大气恢弘的气势，这就是武术的魅力所在。

1.3武德美

练武之人讲究德才兼备，德是入门的主要考察项目。武德不仅仅表现在行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更多的是将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和谐相处等文化的表现。武术既可以强身健体，又可以修身养性。武者在练习时更注重的是内外相合，对人对事心胸广阔，不斤斤计较，不能或作非为。武术的“武”字分开上边是一个戈字，下边是一个止字，武术的最高境界是止戈，就是不能动粗以武力来解决事情。

1.4意境美

武术文化就像一本生动的故事集，其中的情节和经过会根据不同的演练者所处的环境、心情武出不一样的风格特色。意境美是武术演练过程中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结合。武术套路演练形如流水以势夺人，以形娱人，以气贯穿始终，如一首首优美的抒情诗或奔放的进行曲，使人在刀光剑影中享受美，品尝着醇香的武术文化。同时中国武侠电影也充分展示了武术的意境美，它取材于民族传统文化，纳为己用，致力于美的综合创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武侠电影。例如：武打电影中，将武术演练格斗与江南的小桥流水、西北粗狂苍茫的沙漠，幽静神秘的荒山古刹等这些自然景观相结合，呈现出特有的民族风情，具有独特的观赏价值。对观赏者产生强大的诱惑力，使观赏者能身临其境感受武术文化与现代电子艺术相结合所呈现的意境。蕴含深厚武术文化和自古就有的侠客情怀以及武打场景相结合，呈现出“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最终表现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信息。

2.中国武术文化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需要我们传承与发扬

武术可以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它以其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武术之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美对审美意识的提高。欣赏武术表演，就像是欣赏舞台剧，歌剧要对其有所了解，才能明白其中的含义，“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武术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医学、美学、古代养生学等多种传统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例如古代哲学中整体观、阴阳、形神论、动静学说、天人合一观念等，武术文化中都有体现，所以说要想真正的读懂武术，了解武术拳种所要体现的意义，就要博览群书，深入多方面学习。武术文化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各异。不同种类的拳术套路，其的演练特点风格各不相同，例如内家拳，注重内功的练习，讲究内外相合，每一个动作都要将呼吸、意念、外形三位合一；外家拳注重抗击打、功力的练习，将意念、呼吸、发力集中于一点进行练习。这些只是武术练习的皮毛，武术的美具有强大的渗透性，能在潜移默化中起到陶冶情操、塑造人格的力量。武术美以新鲜生动的艺术形式感染人，在参与其欣赏中不知不觉被“融化”，拨动人们的心弦，从而在人们的心中构起一座真与善的丰碑。借助武术之美所蕴含的不可抵御的吸引力，使人们无形之中摆脱固有的心理定势的束缚和道德说教的局限，乐而忘返地享受到陶冶情操。

篇(2)

【关键词】传统文化;美学;武侠功夫;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0-0129-01

一、中国儒、道、佛文化的哲学呈现

（一）义与礼。在影片中“义”的层面较好理解，叶问之于家人、之于朋友、之于对手，都尽己所能维护一个“义”字。宫羽田在佛山的隐退仪式上，将名声送给叶问，并嘱托叶问“凭一口气点一盏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之后，无论时局如何变化，无论身处何地，叶问都恪守此嘱托，薪火相传，将中国武术及其精神发扬光大。

“礼”的儒家思想表达，在影片中也较为精妙的。“礼”是“礼让”、“谦卑”的态度，在风云际会的武林乱世时代尤为可贵。叶问、宫羽田、丁连山都参透了其中精髓，所以为乱世武林中一代宗师们。而马三虽功夫了得，但却始终不明了师傅所讲的“刀为何在鞘中”，最终走上了欺师灭祖叛国投敌的歧路。

此外，影片还表达了一份“发乎于情，止乎于礼”的情谊。对于爱而不能得的爱情，中西文化和艺术作品中的表达有着很大的差别。西方往往将爱情置于第一位，为之付出所有也在所不惜。如《廊桥遗梦》中只因爱情，不关乎其他。而东方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讲究牺牲，不去为之破坏秩序礼仪。

（二）达则兼济天下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影片中对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也有很到位的呈现。“这怎么好意思呢。”以叶问的名声投靠日本人可依旧享人生繁华，但叶问宁食嗟来之食度日，以保独善其身。盖世英雄，不只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而相反的，他们胜在隐忍和坚守，也只有“见众生”的胸怀的气度才能成为一代宗师。

（三）淡泊明志、大隐于市。影片还对道家文化所提倡的淡泊明志思想精神有精到的呈现。片中里真正的宗师们虽个个武艺高强，但却从不追名逐利，推崇的是恬淡明志的生活。丁连山、宫羽田、一线天，各个身怀绝技，但他们愿意为大武林让步、牺牲。叶问赢得宫羽田所给予的武林最高名声后，也只是报以淡然的一笑，后来被迫远走香港担任一介武馆师傅，不念过往的辉煌。

大隐于市，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一种哲学思想。所谓“隐”，也即强调一种藏而不露的状态。佛山金楼之中，从看门人到账房先生各个身怀绝技，却相安无事。这种和谐的智慧，得力于宗师们在“藏”与“露”之间的微妙平衡。影片所中反复提及的“里子和面子”，也是在强调这种中国文化的哲思。

二、藏与露：电影构图中的中国美学意境

王家卫的画面，一直强调意境之美。本片可从电影的视觉语言中来解析中国美学意境。中国传统美学所讲的意境，大体就是用极简却精准的笔墨，来使其通篇意高远，呈现出一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

（一）由实见虚。影片多处重要的桥段都运用了这种手法。如叶问被佛山功夫界推举为最高代表参加中华武士会宫羽田的隐退仪式。这个重要的桥段，王家卫就运用了由虚到实、虚实相生的手法将影片提升到了意境的层面：在这场对决中，导演并没有让两人像观众所期待的那样大打出手，在相对狭小的空间中，巧妙的运用了以静写动，展现了二人高超的武功。接着导演又运用了由实见虚的技巧，通过二人的对话，将大饼分别比作“武林”和“世界”，探讨了中国武侠真正的侠义精神。

（二）情与景汇。在电影中，只有一场严格意义上的外景戏，即宫羽田的葬礼。导演将丧失亲人的痛苦悲伤与寒冬东北的冰天雪地交汇在一起，以景喻情，浑然天成。此外，“情与景汇”中的“景”不单单指的是自然景观，可包括人、事、物、景。如影片中最重要的一场打斗，宫二和马三在火车站的打斗。导演将此次打斗的地点选在了火车站，用喷着蒸汽、即将驶离站台飞奔而去的火车作为了报杀父之仇对决的背景。这样的选择显然是导演所精心安排的：火车快速行进的速度不单衬托两个武林高手出手的迅速，其驶离站台远去的意象也暗喻了两人恩仇的即将了断。这种情与景汇的处理方式，绝对要好过二人在室内或静态外景中干巴巴的打斗。

三、结论

“武”，强调动作性，重功夫招式以及对抗结果的展示。而“侠”，则重点强调一种精神，重武术侠义精神以及中国文化层面的展示。电影《一代宗师》则同时兼备了上述两个要素，将武术功夫从“动作”上升到了“精神”的层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代宗师》是一部认祖归宗之作，同时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在某一特定阶段的精神力量，充分彰显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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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中国传统美学 中国现代美学 美学现代性

中国传统美学自20世纪初转型以来，已经历了百年的学术发展历程。从向西方学习，到全面接受，再到回到传统并努力创建有中国特色美学理论体系，中国美学的现展既有着自己的辉煌，同时也存在着困惑和不足。今天，中国美学究竟应该如何继续深化自己的理论建设，才能在21世纪得到新的更大的发展，这是摆在每一个中国美学研究者面前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性困境

以“仁”为基石，以“礼”、“乐”为柱石、以“和”为拱心石的儒家哲学－美学扩展为“华夏美学”（李泽厚语），其解释有效性实基于古代农业社会的结构方式，虽在深层制约着中国人的心性结构，却也包含着现代性困境。一方面，“礼”、“乐”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机制和行为样式，它形塑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传承中华本位文化精神；另一方面，中国古代以“和”为美的“礼乐”传统缺乏一种悲天悯人的悲剧意识和个体生存的在世关怀，不利于美的完善和塑造；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生命美学学派（姑且这样称呼）均以“心性”为中心诉求一种“礼”的人道主义和“乐”的自由主义，却忘却了这两位儒家传统文化的“哼哈二将”在经历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以后早已成了“难兄难弟”，难以再寄予厚望。与之不同的则是新时期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以及生态美学等的“实践”、“活动”与“和谐”和美学的跨世纪联姻。当三家高擎“礼”、“乐”为传统美学的精神气质和心路历程时，其表达的至多也只是一种对传统美学的现代信仰姿态，背地里实际上早已暗渡陈仓——美学成了中国美学现代性进程中的座上宾。美学的意义在于它为中国美学的现代性来临充当了“助产士”，却也同时扮演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直接“掘墓人”角色。西方现代美学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移植与嫁接后，终因水土不服或血型不合而难成气候。中国传统美学这棵老树也发不出新芽，它在遭遇世界现代性的进程时已耗尽生命力。因此在总体上说，尽管今日中国美学姿态纷呈，妖娆迷人，实际上却似一个做了绝育手术的妇人，它开不出现代中国人的审美之花来，它与中国人的审美感受和审美需求基本上是隔膜的，难以成为现代中国人的艺术和审美的代言人。

二、20世纪初中国美学的现生及其历史进程

对于中国传统美学所面临的现代性困境，应该说中国美学学人早已有所认识。这种认识始于王国维。王国维美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其为中国现代美学确立了审美主体性原则，由此标志这中国传统美学的现生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美学建设的开始。不是上帝或理念，不是天道或教化，而是人的生命、生存及实践活动才是美的本源。这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建设一以贯之的主旋律。

王国维通过引入西方美学的“崇高”精神，确立了中国现代美学审美主体性原则。在《红楼梦评论》、《屈子文学之精神》里，王国维借用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壮美”这一“旧瓶”装进了西方美学的“崇高”精神这一 “新酒”。自此以后，中国现代美学由现实人生而审美境界，由审美境界而社会历史，成为一种内含主体感性力量与理性精神的二元张力结构，并通过鲁迅而成为制约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基本逻辑结构。

对“崇高”与“悲剧”问题的审理是将王国维视作中国美学奠基者的主要依据。“崇高”与“悲剧”原本属于西方近代美学范畴，王国维则将其移植进来，并结合中国传统美学和中国社会实际作了现代化的处理。王国维在引进西方这对范畴时，同时征用了中国古代美学源远流长的近似于西方“崇高”的范畴：“壮美”。这就表明，王国维既是站在中西美学会同的平台上，又是站在古今美学转型的平台上看待问题的。他说：“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苟一物焉，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吾人之欣之也，不观其关系而但观其物，或吾人之心中无丝毫之欲存，而其观物也，不视为与我有关系之物，而但视为外物，则今之所观者非昔之所观者也，此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名之曰优美之情，而谓此物曰优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1]

王国维的“境界”论实质上是以“崇高”为搭建平台的。王国维“悲剧”观及悲剧意识集中表现在他的“天才苦痛”说和他对人生的幻灭感上。而作为话语形态的论述则表现在通过《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所传达的对艺术及人生的自觉的悲剧意识上。王国维的悲剧意识和崇高精神应是现代中国发端之际一个觉醒的文人对社会和人生所做出的积极回应。其意义在于他站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现代性的端口上努力为当时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提供架构力量，并由此预示着后世的中国在社会、艺术与人生上都要经历一个崇高式的奋进历程。

王国维美学贡献还在于使审美本身成为艺术原则获得自觉。在写于1903年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王国维借用康德对人类心理能力知、情、意结构的划分，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美”从“真”、“善”一统中划出来，获得了独立的地位。[2]在写于1904年的《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孔子之美学主义》等文中进一步论述了审美无利害的观念：“吾人于此桎梏世界中，竞不获一时救济欤？曰：有！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厉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3]但这种艺术的独立性主张同时要求其关涉现实人生，“美术之价值对现在之世界人生而起者，非有绝对的价值。其材料取诸人生，其理想亦视人生之缺陷逼仄而趋于其反对之方面。如此之美术，唯于如此之世界，如此之人生中始有价值耳。” [4]艺术超功利性与现实人生相关切这两方面的矛盾统一，实则揭示出中国现代美学在开端之际必须经历的“崇高”的苦难历程：审美必须是自律的，否则便无以自立；审美又必须是他律的，否则便没有生存的价值和发展的可能。中国现代美学所内含的崇高精神也无法获得历史和逻辑的展开。

鲁迅的启蒙主义美学直接秉承王国维创立的现代美学精神，讲求艺术的社会功用及其审美特性的统一，这为后世中国美学现代性定下了基调。一方面，“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另方面，“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衣食，宫室，宗教，道德。……所以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5] “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与他有用——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意义的东西。” [6]鲁迅《摩罗诗力说》张扬一种酒神般的摩罗精神，这种精神本质上是鼓歇不止的个体主体性精神“人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漫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7]

鲁迅对于现实人生与个体存在，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理性深度与情感真实，社会功用与审美追求等问题的矛盾统一，几乎触及现代中国美学的所有问题域，因而是王国维与鲁迅——而非与——才是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双子星座。

出于对传统文化的无限眷恋，王国维试图借用西方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来重新阐释中国古典美学，以期在内忧外患的世界风云际会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开出一剂救世良方；鲁迅则站在启蒙主义者的立场上直接宣判传统美学死刑。应该说，不管王、鲁二人如何不同，但使美学服务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建设和国民性的改造这一终极目标，却是始终一致的。他二人代表了以后一个多世纪中国美学学人进行美学现代性言说的两种基本姿态，并在实质上为任何一个传统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进行的文化和美学建设规定了基本方向。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也因此成为现代性美学阅读的经典性文献。只有懂得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后来中国社会、文化在每一次风云曲折之际，美学总是被作为一件法器而祭——美学见证了我们社会民族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每一分悲怆与欢欣，美学承担了它不该承担的过重负担——这种状况直到今天依然没变。

在美学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其对社会现实内容的淡化和审美自然形式因素的强化。所谓“社会现实内容的淡化”，就是祈求通过审美教育，可使个体人格内容得以突出，社会人生内容退居次位；所谓“审美自然形式因素的强化”，则是强调自然美及美的形式。“美育之目的，在陶冶活泼敏锐的性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8]认为，自然美不仅能成为进行美育的绝好场所，而且自然美本身就具有审美意义。因此主张重视城市美化，多设以自然美为主的公园，布置山水名胜，在都市道路两旁多植花木，道路交叉点设空场、置喷泉、花畦等。[9]在《美术的起源》、《美术的进化》及《美学的研究法》等文中，重视研究原始艺术的线条式样、色彩配合、材料品种以及节奏、对称、比例、调和等形式美规律以及实验方法对美学走向科学的重要性。应该说，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历史上更多地是作为一个美学学科的觉醒者而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说，由王国维开启的中国现代美学发轫之际的紧张二元结构，到这里得到一定程度的松解。这种“松解”一方面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复归，却同时也成为中国美学现代性的推进的羁绊。

20世纪中国美学在王国维、鲁迅、等人的早期奠基上，又先后经历了中后期的宗白华、吕?铡⒅旃馇币浴懊栏芯?椤保ㄉ竺捞?取⒁魄椤⒅本酰┪?诵牡拿姥Ыü梗?桃且浴暗湫汀蔽?诵牡拿姥Ыü梗?叨?┮浴白杂伞蔽?诵牡拿姥Ыü梗?钤蠛瘛⒅旃馇薄⒔?籽粢浴笆导?蔽?诵牡拿姥Ыü梗?芾聪橐浴昂托场蔽?诵牡拿姥Ыü梗?敝料衷诘难畲菏钡热说暮笫导?姥В?讼?ⅰ⒁字刑斓男率导?姥А⑴酥?5纳??姥А⒃?比实鹊纳??姥У纫?nbsp;“生存”、“实践存在”、“生命”、“生态”为核心的美学建构，这些建构无不围绕着美学的“主体性”原则而摇摆于自律论和他律论之间。

中国传统美学整个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一直需要面对的是“古今”问题与“中西”问题。而在一种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美学并存的情况下，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又是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立足传统，面向现代以求得发展？但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西方美学早在20世纪的60年代就已放弃现代美学的种种经验而向后现代转向，这使中国美学一时多少有点无以适从。但西方美学的后现代转向能够使美学直接面对生活本身而非某种哲学思考方式，这使西方美学获得了民主化的契机，实际上也为中国美学的现展注入一支强心剂。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客观派、主观派、主客观统一派、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派之所以最后能为“实践美学”所一统，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顺应了这一美学发展的世界潮流。“实践美学”通过其核心概念“实践”所内涵的主客体的相互关联性及主体所具有的社会和历史维度统摄四派美学诸范畴。实践美学在中国能获得长足发展除了自身具有的理论品格外，还基于一种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强大支持。当然，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美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引进了不少西方后现代的美学话语形态，但由于其现代性初始基础过于薄弱而使移植来的后现代美学难成气候。文化的发展也有其自身规律性，“生吞活剥”和“食古不化”的做法都是要不得的。这里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美学。美学之所以能在中国经久不衰，既得益于其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占有制高点，又得益于其“实践”范畴同时兼具手段与目的双重功能而直抵人类审美活动本质，还得益于其独特的社会学视角与以儒学为主流的“华夏美学”具有内在气质的天然一致。由此观之，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学在中国仍然是主流。

中国美学“西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美学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处于一种隔绝状态，这在使美学甩去一身拖累得以轻松发展的同时，却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隔膜，最终走向一条学院化的发展道路。这也是为什么其时美学流派不少而建设不多的原因。

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惟经济之命是从”，表面上与经济相去甚远的美学和其他文化一起被边缘化。一系列社会和文化问题暴露出来，受这些问题的刺激和“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感染，美学试图再一次肩负起补弊纠偏的社会使命：生命美学想开出一种传统美学的现代坦途来；生态美学则直接标举一种世界和全球化的胸怀，技术美学则试图在一个工具理性盛行的世界里重新唤回人文关怀，如此等等，都是美学学人对此做出的积极回应。

三、21世纪伊始中国美学建设

中国社会正处于全面转型期。据官方资料统计，200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预计2020年达到3000美元。根据世界多国的长周期发展经验，这是一个经济起飞国家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一阶段，现代社会转变的三大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均发生转型。与此相应，政治领域、文化领域也要发生相应的转型。政治领域的转型非本文所论，单就文化的审美领域而言，现在实际上并未建立起一种与其相匹配的审美文化。因此我们要问：转型起的中国社会应配享一种什么样的审美文化？

鉴于中国美学自身的发展一直很少纯粹过，因而关注一下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发展动向不无裨益。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这场讨论堪称是继上个世纪50、60年代和80年代两次美学“大讨论”文化思潮论争的一种延续，然而由于其没能真正抓住现代性问题的症候而建树不多。时隔近10年的2004年，又发生了轰动中国文化界的两件大事：一件是“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另件是“读经运动”的提倡。这两件大事影响到中国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可以看作是世纪初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然而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社会及文化现代化从发轫之初到步入正途均以弃绝传统，提倡科学、民主为发展坦途，尽管其间付出的牺牲和得到的教训难以数计，但毕竟表明了历史的进步。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位从异国他乡请来的贵宾总难以得到中国社会阶级及民众的认同，难以扎根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因此，当我们提出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须审慎对待：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现代性的基本经验就是“反传统”。因此，今日任何对传统的强调，除却作为一种重新崛起的大国在谋求世界地位和发展空间所必需的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情结根由外，均须首先回应自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形成的这种“反传统”，否则便不具有合法性。这给今日美学的发展出了一道极大的难题：是迎合今日主流文化思潮以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呢？还是继续走中国美学已经初步开出的现展之途？其中所含的悖论不言而喻。20世纪初，中国美学的主流倾向是“反传统”；21世纪伊始，中国美学又力主“回归传统”。20世纪初的“反传统”是为了破旧立新，救亡图存；21世纪伊始的“回归传统”是要确证自我，迎接挑战。它们都既是出于中国美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文化现代性对社会现代性做出的积极回应，其中，传统与现代美学，东方与西方美学，在整个中国美学现代性的进程中时而被无限拉长为古今之争，时而被压缩为民族美学与世界美学之论，而且几者又经常错综复杂的纠结在一起。

因此，对于今日的中国美学建设，不是让它回到传统，更不是让它全盘西化，重要的是直接面对美学事实本身：什么样的美学才是今日中国人需要的美学？由中国传统美学资源、美学与西方现代美学一道构筑的中国现代美学大厦是否是适合今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美学？若是，应当如何建设？若不是，应当如何调整？诸如此类的问题，非常复杂，需要我们一点一滴地去做。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新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建设是对传统美学精神的再生还是西方现代、后现代美学思潮的欢迎，是一种美学民主化的契机还是审美意识形态的捆绑，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还是传统审美精神的失落，我们都必须摈弃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在理念上祈求一种适合于今日中国人生存和感受的新的美学的到来，尽管它在现在还是一种乌托邦。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第5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44页

[2] 刘刚强编：《王国维美学论文选》[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1页

[3] 《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第5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9页

[4] 《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第5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55页

[5] 《鲁迅全集》，第1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71页

[6] 《鲁迅全集》，第4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63页

[7]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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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文言文的意义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曾说过：“悠悠的过去只是一片漆黑的天空，我们之所以还能认识这漆黑的天空，全赖思想家和艺术家所散布的几点星光。”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文言文就是漆黑天空中的几点星光。但是，目前不少中学生却对它避而远之，谈“文”色变。如今学习文言文，有何意义呢？

1.学习文言文，能够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

经过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文言文（包括古代诗歌），是诗文中的极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那千锤百炼的语言、斐然可观的文采、匠心经营的章法、入木三分的思想，足以垂范后世，成为后人取之不尽的宝藏。如在《离骚》中，我们可以看到屈原那片爱国的赤子之心；从《论语》中，我们可以吸收孔子思想的精华，理解儒家思想，提高自身修养。这些思想不但在几千年之前就已经体现了它的独特性，而且在几千年之后的今天，它的思想依然闪闪发亮。文言文涉及的除了文学之外，还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地理、医药、卫生等各个领域。所以，学习文言文也为学习其他知识架桥铺路，让我们吸收了更宝贵的知识财富。这些文化典籍有极大的科学价值，并对提高当代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指导。所以，中学生学好文言文，才能打开文化知识的宝库，才能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使之古为今用。

2.学习文言文，能够丰富现代语言，发展现代语言

文言文承载着汉语字符文化数千年的生命，包含着许多汉语的精髓，现代汉语就是从古代汉语发展和演变而来的。没有学好文言文，就很难理解文言文典故中词语的涵义；没有学好文言文，就不能很好地研究现代汉语。文言文和现代汉语是一脉相承的，只有学好了文言文，具备了一定的文言文阅读能力，才能从容自如地遨游于书海，吸取里面的精髓。

3.学习文言文，能够培养中学生的爱国热情

通过学习文言文，学习历史英雄人物的事迹，可以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如学习林则徐的“苟以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孟子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些英雄人物表现出来的浩然正气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感染了每一个有爱国热情的中华儿女，值得中学生学习和借鉴。

二、学习文言文的方法

1.克服畏难情绪，加强文言文的朗读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确，多读尤其是反复诵读，是学好文言文的法宝。脱离了语言环境记忆语法规则，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学习文言文最好的方法就是在阅读过程中，掌握词语的用法和重要的语法。多读可以巩固和加深课堂所学的知识，也可以培养语感，加深对文言文的感性认识，充分领略古文的音律美，增加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2.克服不良习惯，加强文言积累

文言文中的词语有实词和虚词之分，这些也是考试的难点和重点。有一些实词有多个意思，这就需要学生在学习文言文的过程中进行大量的积累，为考试做好充分的知识储备。

3.克服懒惰心理，加强作业练习

所谓熟能生巧，通过反复的练习，不仅能加深学生对课本知识的印象及理解，更能使他们牢固地掌握知识。

篇(5)

关键词：工艺脸谱 传统美学 符号学 工艺

京剧工艺脸谱是脱胎于京剧艺术而产生的工艺衍生品。自2010年11月6日国粹京剧被列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围绕京剧艺术各方面开展的非遗保护工作和活动更是将京剧脸谱艺术的国内外影响力大幅度提升。工艺脸谱作为脸谱艺术的直接载体，亟需得到切实可行的推广和继承性保护，而明确工艺脸谱的传统美学价值则成为完成此项工作的心理基础和文化基础。本文尝试将京剧工艺脸谱作为符号体系加以研究。现代符号学之父索绪尔将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两部分。基于此种理论背景，则可从符号的符形（能指）与中国传统美学追求，符意（所指）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间的关系等方面对工艺脸谱的传统美学价值进行剖析，以加深和完备对脸谱艺术的认识。

一.符形之蕴

在京剧脸谱这一符号体系中，符形指的是脸谱的外在表征，即色彩、线条、图形等部分。就脸谱本身而言，色彩是其重要的形式，早期的脸谱颜色主要是黑、红、白三种，满足了早期舞台表演的观看需要，人面的主要肤色就是黑红白三种，而观众距离演员太远，就需要勾画脸谱以加重人物肤色及各个五官部位。随着京剧艺术的发展和人物的增多，脸谱使用的颜色也由最初的三种增加到绿、蓝、金、紫、黄等十余种，极大的受到中国民间艺术的影响，而“民间艺术色彩所呈现出来的这种鲜活、质朴、粗放、简纯的视觉特征，正是其最具生命力价值的部分。”有些颜色的使用直接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关于人物的描写，如“红胡子蓝靛脸”等，但仍以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使用最广最多。在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中，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构成，而它们又分别与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相对应，儒家将这五种颜色为“正色”：木叶萌芽之色为青，对应木，篝火燃烧之色为赤，对应火，地气勃发之色为黄，对应土，金属光泽之色为白，对应金，深渊无垠之色为黑，对应水。中国古代对这五种色彩的重视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因此不论脸谱着色究竟源于何处，均饱含着中国传统色彩美学的潜意识追求。戏曲艺术本质上是一种面向大众的艺术，因此使用传统意义上的五正色更能起到感染观众的作用，色彩的象征意义也同样建立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对色彩美学的集体性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而由此造成京剧表演艺术的直观性和冲击力。

脸谱的形式范畴中图形（图案）是除色彩以外的重要构成部分。翁偶虹先生认为脸谱艺术的五性是从创造中国汉字的六书中吸取而来。“六书”是中国古代汉字的六种构造体例，迁移而言，脸谱的五性也可视为脸谱构造的五种体例或原则。脸谱和汉字的构造均源自相同中国古典美学原则，即象形和会意。文字符号中的象形将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用线条、笔画等具体表现出来，如“马”字具有马形，鱼字具有鱼形，而脸谱也是如此，孙悟空的脸谱形似猴子面部，金钱豹脸谱也以豹头为似。中国古代历来有形象思维的传统，古典诗词中描摹意象可见一斑。在汉字的演化中会意相较象形占据更重要位置，它用以表现事物中的抽象部分，在脸谱的构成中用颜色象征性格，用图案象征人物身份或命运也都是用形式表达抽象意义的证明。如杨七郎脸谱脑门上画一虎象征其为一员虎将，孟良脸谱上画一火葫芦代表他能用葫芦火攻等。象形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的基本感知范畴，而会意则是古典文化中追求的一大艺术精髓。在绘画中曾有“得意忘象”的说法，脸谱作为一种特殊的绘画艺术也有继承。即在脸谱的构造上以剧中人物的“神”为核心依据，从而极富夸张、变形、想象，而不受束缚，“不是写形的真，写风貌、风格、风采，写神态、神情、神韵，不是表象，而是本质，不拘泥于生活的真实，而创造出艺术的真实。”因此京剧脸谱勾画人面五官和标志物达到象形标准，但更大程度上以神似为原则进行瑰丽多元的再创造。脸谱即不仅是一种化妆，而是一种富含思想的艺术，从宏观角度讲，脸谱的象形、会意构造则统一于整个京剧艺术的写意性，区别于西方的“幻觉主义”戏剧，极富传统性和民族性。

二.符意之蕴

符号的所指为符号的内容、思想，是符形所表示的意义或符号使用者所做的解释，就脸谱这一符号体系而言是指脸谱表现出的观念、意义、思想。结合脸谱的能指进行分析，它首先鲜明体现了中国古代朴素的人生观、价值观。中国古典文化中常将善、恶作为二元对立的两级表现，民众普遍饱含爱憎分明的思想，对英雄人物和高洁之士热情赞颂，对奸诈凶残之人严厉鄙弃，对不幸之人的悲惨遭遇充满同情，对正义战胜邪恶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京剧脸谱往往将正面人物勾画的不怒自威、庄严肃穆，使人一见便起敬畏之心，而将反面人物勾画的丑陋、猥琐，使人一见便起鄙夷之感，如“在高登眉间勾一个血道子，是说明他心里有一股子煞气，凝聚眉头，可他的下场也躲不过血光之灾，叫他有个报应。”不论是勾画、创制脸谱的艺术家，还是观赏京剧表演的观众，这种嫉恶如仇、自觉向美的共同心理使两者的沟通得以实现。此外，脸谱中还暗含着某些原始的宗教观和宿命观，因吸收古代传说成分而富有古典的神秘美。如相信人世轮回、因果报应。如王彦章因是水兽转世，脸谱额上绘蛤蟆图案，李元霸是雷神下世，故绘雷公嘴等。正印证苏珊·朗格的观点：“任何作品如果是美的，就必须是富有表现性的，她所表现的东西不是关于另外一些事物的概念，而是某种情感的表现。”

从中国古典哲学角度考察，脸谱无疑也是典型体现。古人认为世界起源的秩序是无极生太极，太极生阴阳两仪，世间万物均属矛盾运动中的阴阳两仪范畴，由此崇尚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事物，主张完整通融、阴阳调和。脸谱整体以人面为外部轮廓，完整圆润，内部线条多呈现对称均衡的弧形分布，尤以圆涡形纹最多，体现了中国原始的宗教意识，和太极图有深层次的联系。它暗合中华民族的朴素哲学观，也是历代脸谱艺术家继承发展的固定共识，这才使得各时期各流派的脸谱艺术呈现共通性和稳定性的特点。

三.工艺之蕴

上文阐述已从京剧脸谱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两方面概括分析了京剧脸谱的多元化传统美学价值。而工艺脸谱这一工艺衍生品在承载美学价值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功用。因此通过重视、发展、推广、保护工艺脸谱的方式传承脸谱艺术的传统美学价值，才是可行的、必然的道路。

首先，工艺脸谱具有强烈的浓缩性，它作为文化产品而言，将整个由戏剧舞台、人物、表演等诸多元素构成的京剧表演体系浓缩成了一个极小的工艺载体。同时，就脸谱本身而言又成功将其传统美学价值完整的保存了下来，使现代人在更大范围内把握其价值成为了现实，它和京剧行头、唱腔的保存和传播相比具有显而易见的轻便的优越性。

其次，工艺脸谱具有审美上的宽泛性和多元性。除却脸谱本身的传统美学价值，它还一并承载着传统绘画艺术、传统书法艺术等其他美学价值，是我国古典哲学、美学诉求鲜活的现代性载体，为极富中国传统特色的工艺装饰品。随着国际市场的扩大，已俨然成为长城、龙之后的新的中国标志。京剧的申遗成功使得传承和保护这种文化遗产成为了全人类的共同义务，工艺脸谱必将使之更好的得以实现。

最后，工艺脸谱具有受众上的普适性。作为承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的代表工艺品，这一特性使其在市场前景上有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制定切合现代化语境的文化遗产保护策略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工艺脸谱在饱含美学价值的同时，又具有色彩绚丽、造型独特、轻巧细致等其他直观上的装饰特点。因此它既有深入收藏、挖掘的美学空间，又有普适性的易接受、易喜爱特性，民众们都能成为工艺脸谱的支持者和保护人。传承中华文明，保护非遗，扩大民族影响力的初衷也自然契合于其中。

张古愚说：“脸谱意义及其深，其种类约有三种，颜色代表性情，象形示其本身，写意表明其特长。”一言以蔽之。追溯京剧工艺脸谱的历史，清朝末年民国初便便随京剧的火热传播作为北京民间工艺品开始在京城流行，经过数年间变迁和发展，国粹京剧已享誉全球，成为了华夏子孙的骄傲，将发展相对薄弱的京剧工艺脸谱作为京剧整体艺术焕发新生的契机，无疑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和建设性的尝试。它在方寸之间蕴含多重中国传统美学价值和哲学诉求，更好的挖掘其古典文化特质将更好的提高人们对脸谱艺术和脸谱工艺的重视度，从而推动其传承和保护工作的进行。更为重要的是，明确京剧工艺脸谱的传统美学价值将成为扩大传播，推广工艺，切合经济发展产业化和谐发展的核心。只有将继承良好的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相结合，才能实现对工艺脸谱价值的最大化发挥。

参考文献：

[1]翁偶虹《翁偶虹戏曲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年.

[2]晏亚仙《天资国韵说京剧》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

[3]白寒枝《京剧脸谱视觉符号系统研究》昆明理工大学 2009年.

[4]栾冠桦《中国戏曲脸谱》北京三联书店 2005年.

篇(6)

为纪念我国著名音乐美学家何乾三逝世十周年、蔡仲德逝世两周年，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音乐美学教研室、中国音乐美学学会、萧友梅音乐促进会联合主办的“纪念何乾三、蔡仲德学术研讨会”于日前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于润洋、张前、钟子林、黄旭东、杨、潘必新、王次、韩钟恩、周海宏、邢维凯、宋瑾、曾田力、姚亚平、和云峰、李中华、丁东等学者，以及两位先生的学生苗建华、修子建、邓四春等近40余人与会，活动由李起敏教授主持。

成就非凡

与会者认为：国内音乐美学学科正式建立的时间较晚，其中何蔡两位教授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可谓呕心沥血，贡献有目共睹。他们中年时 “转行”搞音乐美学，同获“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一等奖”（集体奖），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被选为全国音乐美学学会理事、博士生导师；他们晚年身患癌症，但均坚持招收硕士/博士生，为这一学科培养后继人才。韩钟恩认为“在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建设与学会发展的历史历程中，何蔡教授的个人印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学科建设与学会发展的标识。

何乾三教授1932年生于成都，1956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从事西方音乐美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先后两次赴美考察、进修。出版《西方音乐美学史稿》、《何乾三音乐美学文稿》，翻译《音乐的情感与意义》，编选《西方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论音乐》、《音乐美学》等条目。

蔡仲德教授1937年生于绍兴，1960年毕业后入中央音乐学院，主要从事中国音乐美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曾出版《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中国音乐美学史论》、《音乐之道的探求――论中国音乐美学史及其他》、《、注译与研究》、《音乐与文化的人本主义思考》等专著/文集，为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的建立搭建了学科基础和研究框架；身为冯友兰之婿的他，还将研究目光拓展到人格领域，著有《冯友兰年谱初编》、《艰难的涅――论“五四”与中国文化的转型》，编辑《三松堂全集》、《宗璞文集》、《研究》等著作，取得了众所瞩目的成就。其专著有两部入选“中国图书奖”及“中国出版集团图书奖”，“成为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的基石”（李起敏、于润洋语）。

人格高尚

黄旭东认为：两位先生勤奋刻苦，学习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才是召开纪念会议的真正目的。于润洋指出：何乾三从事美学研究时年龄已经不小了，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她拖着患病的身躯，全力投入研究，去北大听课，赴美国留学，找文化部领导，希望将音乐美学学科建立起来，这种执着的精神令人钦佩。而蔡仲德教授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他的批判精神，他敢说敢写，人们可以不认同他的某些观点，但其精神却无法不让人认同。

张前说：我们要学习他们崇高的人格和做人的精神，学习他们踏实、认真工作的精神，对同事真正做到像对待同志和兄弟姐妹一样，为年轻的一代铺路。

王次认为：何、蔡两位先生的人格魅力一直影响着他。蔡先生是一位明辨是非的老师，他始终怀揣着追求真理、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奋斗的理想；而何老师心胸则非常开阔宽容。潘必新形象地形容音乐美学教研室是一艘航船，于润洋是舵手，而何乾三则是发动机。周海宏认为：在中国音乐美学史研究中，蔡钟德的学术地位与成就无人能及。对他人他强调以人为本，对自己却充满了舍生取义的情结。“在我的心目中蔡老师是一个只能被打死不能被打败的人，他是当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寄望未来

篇(7)

人类对美的感知是在“生命本原”状态被打破以后，在无数个手段与目标的冲突中产生的。对美的追求就是对“生命本原”的回归，在这个回归的过程中，每个阶段都需要在“美”的关照下审视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伴随着各项改革向纵深发展，中国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矛盾状态，对这些矛盾的系统认知和有效解决，都要求社会文化体系必须引入中国审美文化的内容。首先，经济建设是我国整体建设规划的重心，然而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市场经济理论要求人们重点关注“目标”效益的最大化，这恰恰和美学的“和谐”的基本原则相悖。在社会发展格局下，在物质追求的社会现实中，沉积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手段与目标间的冲突，是所有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此时，对传统审美文化的普及是调试人们内心冲突的有效途径。其次，利益最大化是经济领域的最高价值诉求，政治领域的最高价值诉求则是秩序构建。随着收入水平的差异，形成了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之间的心理冲突，这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潜在要素。现阶段，经济依然是综合国力的基础，生活水平的差异必将继续存在，立足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是我们正确面对现实问题的最好选择。中国审美文化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支，它的内容转换可以折射出特定历史阶段的背景特点。社会动荡的历史，尤其受他国侵略的历史，让中国审美文化史表现出了独特的“悲壮”气质，这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材料。再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必然导致政治的全球化，这也是政治理论的逻辑之一。这种全球化的前提是每一个国家个体的真实、具有活力的存在，“和而不同”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发掘本民族文化，进而和其他民族文化有机融合，有助于推进人类发展和进步。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真正地被解读，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深入把握是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心。审美文化史立足美学视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点化”的梳理，成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必修科目，大学生更是应该认真加以研读。审美文化史和美育同源，天然的学科渊源决定了审美文化史必然是美育的组成部分。当前，迎来了美育理论和审美文化有效结合的契机，中国审美文化史的介入必将对当代大学生美育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有助于大学生美育内容体系的完善。在大学生美育实践过程中，内容体系的不完善是一个明显的问题。以“艺术教育”代替美育的理论缺失显而易见，在艺术与理论相结合的美育中依然存在内容体系的缺憾。一方面，理论和艺术的内在逻辑阐释不够，另一方面，理论体系本身的逻辑关系较为简单。审美文化史内容的介入，将对以上内容体系上的缺憾起很好的补救作用。其次，对解决当代大学生的现实困扰提供借鉴。大学生在学习、生活、就业等方面都存在很多困扰，这是现实与认知的冲突造成的，现实和认知的内容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中。这些冲突正是审美意识产生的基础，选择审美理论解决这些困扰是逻辑的必然。中国审美文化史的逻辑建构，恰恰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完整的方法体系。再次，具有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当代我国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精神核心。它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背景与现实要求结合的产物，是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人类和谐社会构建理想在现阶段的要求。为了有效地建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每一个中国人要牢记历史、展望未来，把热情和智慧投入在每一天的学习、工作、生活当中。即用一种审美的心胸去“点化”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承担起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中国审美文化史是实现这一“点化”的一把钥匙。审美文化史是中国美育系统有机的组成部分，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特点，结合高等教育的现状，将中国审美文化史融入美育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课程设置。目前，各高校对美育课程的安排没有统一的规定，一般都归入公选课程，可考虑把中国审美文化史设定为当代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任何改革都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全社会认知的相对统一，审美文化史进入美育系统也需要这样一个过程。根据现实的状况，可以先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如在现有的美育课程体系中，设置审美文化史的课程。美育主要立足于艺术鉴赏和美学基础理论介绍两个领域的内容，审美文化史的介入将大大地完善美育课程内容的体系。如开设审美文化史的公选课程，作为美育教学的补充，给有这方面兴趣的学生先进行系统讲述，进而对其他学生形成影响，最终为审美文化史融入美育体系打下基础。此外，可将美育与思政课程有效结合。思政课程是当代大学生的必修课，整个课程体系很完整，可以考虑把文化史内容纳入到思政体系中，为逐渐培育完善的美育体系积累经验。美育师资队伍建设。一般高校没有设专门的美育教研室，讲授美育课程的教师要么来自于学校的行政部门，要么来自于与艺术相关的教研室。为了进一步提升美育教学质量，体现美育的社会价值，应加强美育师资队伍建设。设置中国审美文化史专业的院校不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有现成的师资基础，只要转变观念，管理得当，问题会很快解决。然而，没有设置相关专业的院校就面临很多现实问题，可以考虑引进专业教师，这是最直接的办法。当然，前提是政府转变观念，进而出台相关政策，这将是一个提升高校美育质量的长效策略。同时，加强在编教师的专业培训。审美文化史专业的研究生数量有限，加之就业的双向选择性，引进专业教师还需要一个过程，可考虑对现有美育课程教师进行相关专业的培训，这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