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的概念和特征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民间借贷的概念和特征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暴利取向 风险传递 人格化交易 虚拟经济

民间借贷是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组织之间直接进行的货币借贷行为。一般而言，民间借贷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调剂小额资金的需要，具有及时、简便、灵活的特点，对银行信用起着一定的补充作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截至2011年6月，全国小额贷款公司机构数量增加3366家，贷款余额2874.66亿元，同比增长42%和57%，同时全国共有典当行5238家，实现典当收入总额1180亿元，同比增长38%，全国民间借贷发展迅猛。2011年10月4日，总理在温州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发挥其积极作用。不可否认，没有民间借贷，不可能有今天如此发达的中国民营经济。同时也必须看到，仅从温州、鄂尔多斯等地来看，我国的民间借贷已经出现了不容置疑的困境。对此，本文拟从现阶段我国民间借贷的新特征及其困境分析两个层面加以理解，希冀能够对化解困境提供一种思路。

1 我国现阶段民间借贷活动的新特征

就民间借贷的特征而言，大多属于典型的高利贷，温州和广州和鄂尔多斯等地的民间借贷的“高利贷”特征更为明显。同时，民间借贷的收益“变形”导致借贷资金向暴利取向转变。基于民间借贷资金对流通速度的偏好，利率高低反而是其次，这也就给高利贷甚至‘暴利贷’提供了空间。同时，资金提供者和使用者身份“变形”导致金融性质发生本质变化。这就导致民间借贷的性质从以往的直接融资为主向间接融资为主发生转变，引发的金融风险也在加速聚集，呈现“风险传递”特征。具体如下：

1.1 我国民间借贷大多属于典型的高利贷，暴利取向明显 《民法通则》规定，利息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息4倍就属于高利贷。综合各地信息，我国民间借贷已经到了疯狂的境地。民间融资利率不断在大幅上扬，远远超过了银行贷款利率。在民间借贷市场，要想月息5分(年息60%)借到钱还得靠关系，6分（年息72%）、7分（84%）很正常。银行的利率是由国家调控的，2%、3%、5%、7%、8%，差不多就这个区间，不可能太高。以温州市为例，其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是2到6分，有的高达1角，甚至1角5，年利率达180%。在吴英案中，吴英所借资金年回报率至少在50%以上，部分达到100%，到后期资金链出现问题时甚至出现“3个月回报期”—即三个月的利息达100%，使不算利滚利，年息也在400%以上。福建泉州农商银行兰可雄指出，这种趋势在浙粤闽地区都有相当的普遍性，“民间借贷资金的最大特点就是求快，利率高低反而是其次，这也就给高利贷甚至‘暴利贷’提供了空间”[1]。随着借款期限的缩短，利率敏感性也降低。而基于借贷周期的缩短和利率敏感的降低，借贷风险大大增加，暴利取向成为可能和必然。

1.2 我国民间借贷出现风险传递趋向 随着民间借贷暴利取向出现的，还有民间借贷伴生的风险传递特征。民间借贷的传统特点是资金提供者和使用者相识、相知，双方经由彼此的熟悉而确保借贷风险的控制。但是暴利取向使得民间借贷的范围超越熟悉人社会，而经由人际关系的拓展而获得巩固。即民间借贷从以往的直接融资为主向间接融资为主发生转变，民间借贷的资金使用者和供应者不再熟悉，双方对彼此只是一个符号表示，双方对资金的流向不再具有共同关注。这种民间借贷的传销式发展，加速了金融风险的聚集，导致民间借贷的金融性质发生本质变化，呈现“风险传递”特征。

2 我国民间借贷活动困境的背景分析

我国民间借贷活动的困境不仅基于高利贷偏好、暴利取向和风险传递趋向，而且与我国民间借贷的人格化交易机制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异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2.1 我国民间借贷活动以人格化交易作为常态的运行机制 史晋川认为，传统民间金融市场赖以有效运行的基础，是基于直接融资模式的“人格化合约执行机制”，依靠熟识人际关系和实时掌握资金、资产动向来维持。[2]

在鄂尔多斯市，贷款人与借款人没有任何担保或者抵押，全都是靠人际关系维系。很多上亿元的民间借贷，甚至煤矿的转让，只有一张白纸，没有任何法律文书。但这个民间金融体系只跟熟悉人做生意，不接纳陌生人。在他们之间，血缘关系和熟人关系已经和经济关系完全渗透、契合。

温州民营企业创业之初，从其组织形态看，是在家族、亲属观念和地缘观念等文化下的，以家庭为核心，以亲友、邻里为圈子的经济共同体。其筹资方式是通过民间直接借贷的债务融资。这种自由借贷具有投向自由，利率随市场浮动、贷期灵活，交易方式隐秘等特点。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温州民间资本的发展与引导研究》报告这样揭示温州民间借贷的风险防范机制，“(温州)民间借贷的风险防范并不依赖于抵押或担保，这实际上使放贷人对资金风险防范更加敏感。并且，民间借贷在固定双方之间重复发生率较高，多重的社会关系和借贷活动的经常性都有利于借贷风险的信息沟通与防范。最重要的是，民间借贷资金一般用于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但借贷主体往往不是企业而是作为业主的个人。借贷主体的个人化使债权关系清晰，从而利于风险损失的补救。”

篇(2)

摘 要：自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正规的金融体系服务当中的缺陷已逐渐的表现出来，与此同时，民间借贷随着生活的需要，也逐步的发展壮大，并引起了社会的重视。但是，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民间借贷虽然一定程度上补足了正规金融行业当中的一些不足，但一直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其发展存在许多的不确定因素。

关键词：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缺陷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

民间借贷是民间金融中最主要的一个种类，最早出现的一种信用形式，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都没有对民间借贷的具体的定义，因此没有官方的民间借贷的定义。民间借贷也是一种融资的方式，其具有如下特征：民间借贷行为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只有自然人和非金融机构、组织才能从事民间借贷，主体有限；作为民间借贷的标的，可以是货币资金，其包含现金及现金请求权，也可以是其他有价证券；民间借贷的借贷行为只能是发生在借贷双方，用于出借的标的物必须为出借人个人所有或者有出借人合法拥有并支配的财物。

二、民间借货种类

（一）初级阶段民间借贷

这种类型的民间借贷涉及的范围相对窄，单一的资金来源，借贷资金的目的大多数用于生产、生活以及扩大生产，放贷人不是以收取利息作为唯一的放款目的，借贷双方是以相互信赖和相互信任作为借代之基石，所以这种借贷的具有较低的风险。这类民间借贷主要有：

1.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之间的借贷主要是指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发生的借贷活动，借贷双方在相互自愿的基础上，明确借贷的利息、还款日期等内容后，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来完成借贷。一般而言，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是建立在血亲关系或地域等基础上的，通常发生在熟人社会，对对方的信息比较了解，降低了因不知情所带来的信用风险。

2.企业的筹资。在信贷市场上，企业向企业员工和社会不特定对象借款，并许诺还本付息为条件的活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企业购置固定资产所需资金和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这种集资方式的特征有：数额大、利率高、期限长，这类借贷大多发生在那些从正规金融机构难以借得资金的乡镇企业以及民营中小企业。但是，我国现行的法律不承认企业以借贷名义向企业员工筹资、向社会筹资、以借贷名义向社会不特定的公众发放贷款的行为。①

3.企业之间相互借贷。企业之间的借贷是指非金融机构的企业相互之间进行借贷的行为。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法律对于企业之间相互借贷的行为仍然是持否定的态度。但在现实中，许多的企业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不用的资金，与此同时，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少，融困难的现状十分突出，这就使得企业之间相互借贷现象很普遍。

三、我国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缺陷

1.民间借贷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

从当前的法律体系来看，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分散在不同的部门法中，法律位阶比较低，缺乏高位阶的法律来统领。其直接体现在对民间借贷法律责任的认定过程中，实务中的法律工作者往往需要参照不同的部门法来对民间借贷的行为进行评价。不仅如此，部门法与部门法之间不协调，缺乏系统性，用不同的法律规范对同一借贷行为进行评价，但结果却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增加了法律的操作难度。

2.民间借贷的利率不符合我国的实际

利率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有力手段，在市场经济中，往往会出现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国家会提高利率，将市场上的货币吸引到银行，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当出现通货紧缩时，国家会降低利率，促使银行中的货币流向市场，从而达到宏观调控目的。同时，在出现通货膨胀时，国家会增加存款准备金率，减少银行的货币量，限制银行的贷款行为，但这样也带了一些问题：银行手中的资金量少了，其在选择贷款对象时就会择优房贷，所以那些信用高、还款能力强的大企业被银行相中，但中小企业的融资又出现问题，银行借不到资金，企业还要正常的运作，所以中小企业将目光投向民间借贷，从而使民间借贷在市场中活跃起来，而中小企业就处于一种恶心循环中。

3.民间借贷的监管有缺陷

监管太过严格，抑制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对于民间借贷的承认的明文法律非常的少，主要的规定就是“四倍利率”的内容，即自然人之间和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而其他的民间借贷法律持否定态度，往往还伴随着严厉的打压（严重的法律后果），如未经批准设立的非法金融机构，一发现就会被取缔。民间借贷得监管理念有偏差。我国政府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模式正如徐旭海所说：“在现行法里对于民间借贷问题政府采取的是，以行政力量监管为主，辅佐以刑罚的一种政府监管模式。”②由于政府认为民间借贷给会给市场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所以给予民间借贷严厉的打击，已达到市场稳定的目的，这就导致民间借贷的能活动的空间越来越窄，正因为如此我们并不能从政府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中对民间借贷做一个明确的定位。 我国的民间借贷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是金融活动的一种形式，同时也与我国正规的金融机构形成了有力的竞争。

四、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制

1.促进民间借贷地位的合法化

民间借贷的合法化符合法学理论的逻辑必然。法律通过保障公民权利同时限制国家的公权力，来实现法律的自由、正义、秩序等法的价值。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代表的是公权力，其首先要做的是保障公民的权利能够正当行使，而不是在公民行使权力时加以阻挠，更不是利用公权力来排斥公民权利的行使，进而影响公民权利在市场中的行使。其次，随着民间借贷的发展，其合法化是必然趋势。从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的规律来看，无论人们如何的评价对民间借，民间借贷地位的合法化已经成为金融体制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如果不能让民间借贷的地位合法化，让民间借贷在正规的金融体制下经营，因此会增加政府对民间借贷的监管难度，民间借贷往往会伴随着非法经营，冲击正规的金融体制，削弱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利率对金融市场的扰乱甚至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等负面影响就无法的得到根本性的妥善解决。所以，明确民间借贷在法律中的地位，促进民间借贷地位的合法化是必然的，改变长时期人们对民间借贷的错误认识，制定正确完善的民间借贷监管理念，具有重要的法律、社会意义。

2.转变民间借贷的监管思路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在民间借贷的安全性范围内更加的重视监管的效力。效率一词是经济学上的概念，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收益。将效率引入制度规范中，分析制度规范的运作原理，就是在于是否最大的利用了社会资源，最大限度的增加了社会财富。

3.建立我国民间借贷的监管机制

确定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在民间借贷和正规金融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不同，它的地域广泛、形式灵活、主体多样、规模庞大等特点，决定了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体系，如果仅仅由行政部门进行监管，势必难以对民间借贷整体进行监管。故而在确定由哪个主体来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的问题上，笔者认为应以民间借贷的特点为依据，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监管机构，除了由政府监管之外，还可以引入第三方的监管力量，来弥补正规金融监管的不足，提高监管力度。金融行业的稳定和繁荣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行业作为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民间借贷的参与，对金融行业本身就是一种冲击，如果不加以有效的监管极有可能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在民间借贷的监管中，建立民间借贷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法学院）

注解：

篇(3)

关键词：民间金融；正规金融；制度保障；金融服务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1-0127-03

一、引言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在我国被列为地下金融或灰色金融进行一味地整治，企图利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民间金融问题。实践证明并不成功，出现了“整”而不倒，“治”而不顺的局面。根据央行调查统计司对民间融资的调查推算，我国目前的民间融资规模约为9500亿元，占GDP的6.96％左右，占本外币贷款的5.92％左右。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在体制外循环，蕴含着很大的金融风险。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为维护我国正常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客观上要求对体制外循环的资金进行规范和整顿。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渐进的体制变迁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城乡经济和金融发展极不平衡；同时，多种所有制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多种经营层次并存的情况在我国也将长期存在。为此，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和分布在广阔农村的农户，由于其自身的一些弱点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通过正规金融部门获得庞大资金需求的满足，有相当一部分需要求助于民间金融。这是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原动力。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民间金融将长期存在下去，是我国金融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民间金融的内涵界定

到底何谓民间金融，理解角度不同，对其内涵的概念表述也不同。姜旭朝认为：“民间金融就是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资金运动。”这一界定主要是从资金服务对象角度考虑的。而美国经济学家吉利斯以是否纳入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为标准，把民间金融定义为：“未能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另外，还有学者从经营权角度对其进行界定，认为“民间金融是由民营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和与此相关的金融交易关系的总和”。可见，民间金融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从不同角度分析，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上述对民间金融概念的表述都是将制度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即假设制度不变。事实上，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带有明显的转型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分析民间金融，制度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因为制度的变迁对民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民间金融进行界定：民间金融是指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经济主体(自然人或法人)在正规金融体制以外，进行的合理的资金融通活动，它的产生属于需求诱致型的金融制度安排。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民间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有着很大的交叉，但却属于两个不尽相同的范畴。民间金融只是非正规金融的一种特殊形式，而非正规金融是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补充。相对于其他形式的非正规金融而言，民间金融带有更多的一般性，主要是金融管制的产物，是在主流金融体制之外而生的体制外金融形式。

三、我国民间金融的运行特征

近年来，我国的民间资本在农村经济、民营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民营经济的资金需求起到了巨大的支持作用。总体来看，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1　发展速度快，融资规模逐年扩大。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和快速的发展，民间金融的融资规模逐年扩大。我国的民间金融主要发源地在农村，从1986年开始，农村的民间借贷规模己经超过了正规信贷规模，而且每年以19％的速度增长(何安耐，胡必亮。2008)。2005年末，央行的统计数据认为，目前我国民间融资规模在1万亿元人民币以上，民间融资规模与正规途径融资规模之比平均达到28.07％。

2　活跃程度与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区域金融生态发展有关。经济发达、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民间借贷相对不太活跃，对正规金融的替代作用有限；商品活跃程度低、民营经济欠发达地区，民间借贷相对平稳，规模较小，利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借贷行为集中在生活消费领域；而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商品集散的沿海地区和中部部分省份，资金流动性强，资金需求旺盛，民间借贷活跃，民间融资规模大，利率高，如湖南、山西等。

3　参与范嗣和参与主体更趋广泛化。从参与来看，民间金融融入了农业、制造业、采掘业、房地产、商贸餐饮业、养殖业等多种行业。从参与主体来看，民间金融的借贷主体扩大到城乡居民、个体私营业主和机关公务员等个人和群体。

4　形式多样化发展。除个人和企业间直接借贷、企业集资、私募基金、资金中介以及地下钱庄形式外，还有合会、小额贷款公司、商品寄卖行、典当行等机构大量参与民间借贷，但“向别的企业或者个人借”和“职工集体融资”是民间融资的主要方式，占民间借贷的绝对比重。

5　缺乏约束，潜藏着较大的风险。民间金融活动主要包括微观风险、中观风险和宏观风险三个层次。微观风险指的是民间金融活动给交易各方带来的风险；中观风险多出现在以“一对多”为主要特征的集中型民间金融活动中，通常会对一个地区的金融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冲击；宏观风险则是民间金融活动的加总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潜在影响。由于民间金融活动缺乏应有的风险约束机制，不需要外力的干预即可实现契约的完全履行，但在中观风险和宏观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方面往往超出了民间金融活动参与主体的能力掌控范围，易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

四、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必要性分析

(一)民间金融缺乏监管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1　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不利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由于受民间金融的自发性、盲目性、逐利性以及民间融资主体生产经营和管理素质所限，大部分资金流向进入门坎低、短期内能看到收益的行业。这类行业的相当一部分是当前的需求热点，以高耗能、高污染和技术水平低的行业和项目为主。这样，民间金融不仅助长了热点行业过热，同时也形成更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生产过剩，影响总供求的平衡和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2　对正规金融机构的业务造成冲击。民间金融缺乏制度保障，存在制度风险；民间金融资金规模普遍较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差；加之民间金融存在的组织结构不健全、管理落后等问题，导致民间金融具有较大风险性。由于民间借贷活动的频繁发生，个别人尝到了甜头，在利益的驱动下，便开始非法吸收存款、高利率发放贷款，办起了非法“地下钱庄”，扰乱了金融秩序。

3　引致矛盾和纠纷，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民间借贷通常

是在借贷双方都认可的利益条件下，通过口头约定或简单履约的情况下进行交易的，手续简便，很不规范，缺少必要的抵押担保制约和法律程序，整个交易极具风险，从而容易引发债权、债务纠纷。也正是由于民间金融机构的“地下性”，有时甚至会被非法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所利用，可能导致区域性金融风险，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二)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

1　有利于为巨大的民间资本寻找出路。我国民间资本存量的绝对值是巨大的，已成为继国有资本、跨国资本之后的第三支力量。由于正规的投资渠道匮乏和理财知识所限，大量的民间资本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民间资本或者闲置或者低效运转，缺少合理出路。让这些资金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既满足了民间资本的逐利需求，又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益。

2　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发展非常迅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但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信贷门槛过高。而且贷款手续复杂、耗时长、成本高，且对借款人资格审查、担保人经济状况都有严格的界定标准，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小、资质差等因素使得其获得贷款的成本较高、几率较低，中小企业所得到的银行信贷还不到贷款总额的30％。

3　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由于民间融资松散性、盲目性、不规范性以及随意性，民间融资不可能完全适应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造成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将阻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民间融资会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国家利率政策实施，截流信贷资金来源等。还可能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酿成相当大的金融风险，妨碍中央银行现金管理，造成金融风险防范与监管的盲区。规范化发展民间金融则可促使政府监管民间资本的流向，从而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一致。

五、规范化发展民间金融的建议

必须认识到，民间金融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制度安排，而是与正规金融并行的重要制度安排。但是，为了克服民间金融所存在的先天弊端，有必要对民间金融加以扶持和引导，形成较为完善的民间金融服务体系。

1　改变政府角色定位。我国经济发展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征，如果没有政府的首肯和政府角色定位的转变，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是没有保障的。在对待民间金融问题上，政府一方面应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允许其以多种利率水平、多种投融资渠道自由存在，而不是一味地打压和简单地取缔；另一方面应在民间金融合法化后，将其角色定位于为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提供服务，在法律框架内放任民间金融的发展，减少不正当干预。

2　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立民间金融的合法身份。如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管理与《贷款通则》、《担保法》、《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规有一定冲突，而监管部门尚未确定相关制度。因此，在发展民间金融的同时，要严把市场准人关，维护市场主体的质量，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按照法律规定和市场原则实行破产，以保证中小金融机构健康高效地运行。同时应加快制定、完善和落实《放贷人条例》、《民间融资法》、《合同法》等法规体系，使合法的民间金融机构走上法制化轨道。

3　实施差别化监管政策，建立健全外部监管。民间金融的规范发展，需要强有力的外部金融监管作依托，否则可能产生制度变迁中的更大风险。在建立民间金融监管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差别化监管机制和模式，矫正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经营管理和信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同时还应建立跟踪监测体系，防范民间借贷风险。

4　促进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有效合作和适度竞争。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可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开展合作，如可以利用民间金融部门的信息优势降低正规金融部门的信息搜寻成本；利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弥补民间金融机构资金不足的缺陷，提高整个市场的金融交易水平。另外，两者可以利用各自的优势在一个好的金融秩序下进行公平有序地竞争，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满足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

5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规范民间金融行为。所谓利率市场化。是指利率由交易主体根据资金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自主决定。要积极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逐步取消利率的行政管糊，尽快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利率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利率在民间融资中的作用。利率市场化不仅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银行资金运作效率，而且有利于民间金融活动由隐蔽性向透明性转变，减少民间金融的监管成本，降低其活动风险。

篇(4)

关键词：小微企业；融资；民间借贷

本课题系2012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河南省小微企业融资与民间资金直接对接渠道建设研究（立项号：2012B454）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3月14日

小微企业，是将中小企业再细分后形成的概念，属于广义上的中小企业范畴。小微企业这一概念真正确立来源于201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该通知中标准根据行业特点，结合从业人员、资产总额、营业收入等多项指标把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

小微企业融资困难是世界性难题，我国小微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尤其突出。在我国，由于小微企业很难从银行等正规金融体系中贷款，被迫转向民间融资，民间借贷一直是我国满足小微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但长期以来，我国民间借贷一直处于边缘地带，缺乏监管和引导，民间借贷乱象丛生。本文分析无序发展的民间借贷对我国小微企业融资环境的严重破坏，并就民间借贷方面提出建议以改善我国小微企业融资环境。

一、我国小微企业融资依赖民间借贷原因分析

我国小微企业融资严重依赖民间借贷主要有以下原因：

1、小微企业较高贷款不良率使银行不愿对小微企业放贷。小微企业在发展成长中往往投入不足，抗风险能力弱，内控制度不健全，决策缺乏民主性，生命周期较短，破产、倒闭现象时有发生，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差。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高企不下，为了防范金融风险，银行不愿向小微企业发放信贷资金。

2、小微企业经营不规范，财务信息失真，给金融企业的放贷设置了障碍。小微企业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盈利水平不高。为减少损失，小微企业的经营者铤而走险，采用设立内外账等非法会计手段来避税，会计报表列示的虚假财务信息，给银行信贷人员了解企业的资本运作状况和分析资金流量设置了重重障碍，在对经营业绩无法作出清晰判断时，金融企业不敢给小微企业放贷。

3、小微企业规模较小，缺少优质资产，导致抵押贷款不能实施。抵押担保是银行贷款的最主要方式，小微企业由于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存量普遍较少，往往缺少有效的抵押、质押物，导致银行不愿对小微企业放贷。

4、民间借贷是弥补银行对小微企业信贷不足的重要途径。由于小微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相应的融资服务门槛很高、难度较大，加之目前小微企业直接融资市场尚未真正发展壮大，因此小微企业求助于民间借贷也是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而相对于大型银行，民间借贷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具有信息和成本等方面的优势，而且民间借贷手续便捷、形式灵活，能够较好地满足小微企业融资时不同期限的要求。

二、无序发展的民间借贷严重破坏小微企业融资环境

当前，我国民间借贷多处于地下状态，脱离监管，民间借贷的野蛮生长、无序发展，不仅不利于小微企业的民间融资，而且增加了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了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度。

1、缺乏监管的民间借贷，借贷利息畸高，使民间资金在逐利的驱使下，注重投机，偏离实体，直接进入小微企业数量偏少。虽然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民间借贷利息不准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超过部分不受法律保护。但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以内的利息，也大大超过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而且很多时候，地下的民间借贷利息往往突破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四倍，尤其随着通货膨胀率的增加和CPI值的逐年增加，资金持有者不愿意把钱投入实体，而是投入到民间借贷中以获取高额利息。所以，我国民间借贷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相当比例的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入“钱生钱”的投机性利益链条中。这种以钱炒钱的方式，成倍放大了风险，使民间借贷出现高利贷化的危险倾向。一旦出现问题，必会对当地实体经济、金融体系产生影响，其冲击力和影响力都会是区域性的。

2、民间资金和小微企业缺乏直接的对接渠道，小微企业民间借贷中间环节过多，大大加重了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超过小微企业的承受能力。小微企业的民间借贷中，虽然有一部分是通过亲戚、朋友之间的民间借贷，亲朋之间的民间借贷，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之间直接沟通，没有过多的中间环节，这种民间借贷利息虽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但相对比较合理，借款的小微企业往往愿意接受也能承受。但亲戚朋友之间的民间借贷数量毕竟有限，所以小微企业的民间借贷往往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中介机构来进行，如投资担保公司、典当行、甚至还有从事地下借贷的行会等。通过中间机构进行的民间借贷，很多时候表面看来借贷利息在法律允许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的四倍以内，但除利息外，中间机构还要求借款者缴纳担保服务费、融资服务费、财务顾问费等，而这些费用没有明确的费率标准，中间费用超过借款利息费用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所以小微企业通过中介机构的民间借贷最终成本之高是难以想象的，高额的民间借贷成本对利润微薄的小微企业来说又是雪上加霜。

3、缺乏监管的民间借贷负面效应比较大。由于民间借贷机构属于非正规金融组织，必然蕴藏一定的风险性，违约率高，易受市场形势和政策变化的影响。它吸引了城乡居民大量闲置资金，长期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形成监管真空，存在着交易隐蔽、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监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等问题，并且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综上，积极采取民间借贷的阳光化措施，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引导小微企业的民间借贷进入良性循环，构建多方面的民间资金和小微企业的直接对接渠道，减少民间借贷的中间环节，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是解决小微企业民间融资问题的首要内容。

三、规范民间借贷，优化小微企业民间融资环境

1、肯定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将其纳入政府管理系统。民间借贷是小微企业直接融资途径中的一种，我国历来对合法的民间借贷是予以认可的。只是长期以来对民间借贷疏于监管，导致民间借贷乱象丛生，出现了大量的以民间借贷为名的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放贷及高利贷等不正常现象，而这才是要予以打击禁止的对象。对法律许可范围内的正当的民间借贷，有利于小微企业融资困难问题的解决，应旗帜鲜明地确认其合法性，并予以鼓励和支持，以便于社会上有投资需求的民间资金顺利进入小微企业。并且，在承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的前提下，将其纳入正规金融管理系统，在法律的规范和监督下运行，才能有效减少地下钱庄、非法高利贷等隐蔽的非法金融活动。

2、扩大民间借贷范围，扩大小微企业借款资金来源。根据我国现行规定，民间借贷限于公民之间、公民与企业之间，企业之间的借贷则不属于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范围。这种禁止企业间借贷的做法，已然不适应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就目前我国的民间借贷情况来看，绝大部分借贷资金均投入到扩大再生产的生产性消费，故借贷资金往往数额巨大，个人出借资金不能满足需求。其次，企业资金需求往往具有需求频繁、时间紧迫且归还迅速的特征。因此，企业之间的互相借贷就成为小微企业的常见融资方式。这种企业之间的借贷，并没有损害企业和社会的利益，而且这种企业间自发地资金调剂，可以调节资金的供需平衡，解决资金闲置和资金需求的问题。应该说，禁止企业间借贷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层面为了保证金融机构的行业利益，这种思路应有所改变。适当的条件下允许企业以自有资金出借，有利于扩大小微企业民间融资资金来源。

3、严格执行合法的民间借贷利率标准，加强民间借贷利率监管，切实降低小微企业借款成本。针对我国现实民间借贷中利率畸高，经常有超过法定的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的情况，有观点认为，应适应社会需求，放松对民间借贷利率管制，或者提高我国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如提高到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6～8倍，以符合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笔者以为，这种做法实际是有着把高利贷合法化的危险，不仅所谓的利率市场化利率自动平衡回落的效果无法产生，甚至在资金掮客的推动下，民间借贷的利率会推上更加疯狂的高峰，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将会更加繁重。

近些年来，合法的民间借贷利率即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一年借款利息来说，大约在20%～30%，这样的收益率对民间资金的真正出借人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甚至出借人期望的收益率要低于这个水平。现实中，借款人的融资成本经常大大高出合法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原因在于民间资金与小微企业缺乏直接对接的渠道，民间资金从真正出借人到借款企业往往经过了资金掮客、投资担保公司、典当行等中介机构，这些中介机构以各种名义向借款人收取的各种费用大大加大了融资企业的融资成本，导致借款企业的最终借款成本大大超过合法的民间借贷利息。所以，我国当前小微企业的民间借贷中一个突出问题是：资金掮客、中介机构攫取了大量的中间利润。这种情况下，笔者以为，现阶段我国不宜实行完全的利率市场化，也不宜再提高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反而，在现阶段应严格执行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规定，对高利贷或变相的高利贷应严厉打击，坚决予以取缔，以切实降低借款企业的借款成本。同时，对民间借贷中各种中介机构的收费应规定明确合理的收费标准并切实执行，因为缺乏明确的收费标准，各种中介机构随意确定收费标准，导致借款企业的实际成本大大增加，如有些地方投资担保公司的担保服务费超过了借款利息。

4、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为民间资金与小微企业直接对接提供平台，减少民间资金到小微企业的中间环节，以降低小微企业民间融资成本。为减少民间资金到小微企业的中间环节，降低小微企业的民间借贷成本，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为民间资金与小微企业提供直接对接的渠道。各地政府可根据需要设立专门的服务机构，用以登记民间资本的供应方和需要借款的小微企业，为小微企业融资的民间借贷进行直接撮合，同时提供资产评估、信用担保、法律咨询等服务并收取合理费用。这样，一方面减少了民间资金与小微企业的中间渠道，大大减少中间费用；同时，把小微企业的民间借贷纳入政府的管理、监控之下，进行必要的风险防范，并通过这种形式，把非法的高利贷等民间借贷中不正常现象挤出市场，最终将有利于小微企业民间融资环境的改善。

主要参考文献：

[1]黄孟复主编.中国小企业融资状况调查[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一版），2010.1.

篇(5)

一、非正规金融的传统与弊病

麦金农（1973）较早地关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非正规金融市场，并提出了二元金融结构的概念，当前中国的民间信贷市场就是典型的非正规金融市场。Steel et al. (1997) 将非正规金融定义为处于央行和金融监管当局规范和监管之外的那些金融活动。本文中，我们采用“非正规金融”这一概念强调其非组织性，即指那些处于央行和金融监管当局规范和监管范围之外的组织和规范化程度较低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从所有制角度来看，非正规金融一般都是民有民管的，因而也是民间金融。

我国的非正规金融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形式：企业或个人间直接借贷、连结贷款、合会、企业集资、金融服务社等。在我国，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较高，事实上，在几乎所有对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金融市场进行研究的文献都发现，非正规金融市场利率要比银行利率高出很多，并且一直稳定在较高的水平上。Hoff & Stiglitz(1990)提供了一些国家的正规信贷部门和非正规信贷部门利率差异的数据（表1）。这些数据说明在不同国家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高利率都是一种普遍现象。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统计，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年化最高利率在40%左右。

在金融管制的情况下，我国银行业呈现出明显的国有垄断的特征，银行体系很难对大量民间资本开放，虽然出现了小额贷款公司等融资机构，但受制于资金来源，很难发挥显著作用。金融业竞争不充分，大量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长期被边缘化，资金处于不应求状态，再加上紧缩宏观经济政策，资金更是供不应求，这样高利率显然存在；其次，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风险除一般的金融风险外，政治风险是非正规金融市场特有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治理整顿的力度越大，制度风险越大，贷款者要求的制度风险溢价就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地下钱庄利率居高不下的解释。最后垄断利润通常被看作非正规金融市场高利率的重要原因。

二、非正规金融（民间金融）的出路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温州以民营经济为世人所瞩目。民间金融是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功不可没。但是，从温州的高利贷现象也不难看出，持续活跃的民间金融最终呈现出两方相悖的效果：一方面，民间融资对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得资金的地方企业起了相当大的帮扶作用；而另一方面也滋生了高利贷等犯罪活动，侵害了公众利益。因此，我们既要打击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又要疏通合法的投融资渠道，引导社会融资行为。

（一）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阳光化”

要发展民间金融，首先就是按照股东权益保护的思路来保护放贷人的权益，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律去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建立起完善的民间借贷法律体系显得格外重要。王曙光认为，民间金融的发展需要一个较为完善的立法，通过法律的形式对民间借贷的形式、利率水平、合约的规定等加以明确，真正让民间金融走到阳光当中。但是为民间借贷立法本身是很敏感的，必须经过充分争论，充分沟通，需要长时间的酝酿，最后水到渠成，这成为民间金融发展的一个障碍。

（二）建立有效的民间借贷利率信息分布机制

中国目前也有必要建立一种有效的民间借贷利率信息的分布机制。证券交易所的主要功能就是发现股票价格，据此，也应该为中国各地的民间借贷市场建立相应的利率信息公布机制。因此，各种网站也可以成为民间自发借贷行为的终结场所，为未来民间金融的发展探索各种可能的渠道。通过互联网把每个乡、县、市和省的利率信息分别出来，可以大大加快民间金融的发展，给老百姓带来更好的致富和改善生活的机会，这是长久有效的发展区域经济的途径。

（三）为民间金融提供更多的平台，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目前国外的民间金融平台很多，在建立起完善的民间借贷法律体系后，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适应民营企业发展需要的中小资本市场，如引入资产证券化融资方式，大力发展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产品。同时大力发展与民营中小企业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机构，真正实现地方金融机构民营化。并且放宽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典当行的准入门槛，增加其资本规模。

（四）增强对高风险的民间金融的监管

增强对高风险的金融的监管，坚决抑制高利贷、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同时要加强对投资者的风险意识教育，使之注意识别风险。

参考文献

[1]张洁.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8.

篇(6)

一、界定“民间金融”应该考虑的问题

讨论民间金融，首先厘清概念。一般来说，对于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活动，人们都会把它称作为“地下金融”、黑市金融、非正规金融或“草根金融”等，把它看做是一种要取缔的东西，但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是必然要走过的一种二元金融结构。因此，在本文看来，这些所谓的民间金融，它相对于有组织的金融体系来说，是政府金融管制、金融压抑外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融资关系。对“民间金融”这样的理解，这就使得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中性东西，没有正式与非正式、正规与非正规之分，更不是一谈到民间金融就坚决予以否认的问题，因此要界定民间金融就要考虑如下几点。

1.从事民间金融活动的机构或组织是否已经在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如浙江省曾有三家私人钱庄领取营业执照，但因金融监管部门认为非法而被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虽然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甚至被乡村政府直接控制，但没有得到当时的监管机构——中央银行的认可，处于不合法地位，最后被作为非法金融组织取缔了。

2.民间金融活动是否为非官方性质的。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融资活动的参与者是非官方的，即借贷行为是个人或非国有制企业在之间发生的；（2）资金的来源是非官方的，民间融资活动所有的资金都来源于居民个人或私人企业；（3）从事资金融通的组织机构的所有者是民营的而非国有的；（4）资金的运作是民营而非国营的，即民间金融应该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民营金融，它也涉及到所有制概念和经营机制。

3.民间金融活动是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目前就民间金融按其组织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无组织无机构的个人借贷和企业融资；二是有组织无机构的各种融资会；三是政府没有认可的有组织有机构的各种融资形式，如私人钱庄、典当行、基金会等。也有学者把民间金融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临时的无组织融资的民间借贷为第一阶段；有组织、专业化的民营金融是第二阶段。

4.民间金融的正式与非正式性。许多文献文章认为民间金融是非正式（非正规）的，而官方金融才是正式（正规）的，本文认为采用中国人惯有的意识来分辩民间金融的“根正苗红”问题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因为民间金融活动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所以，政府必须反思对民间融资活动的政策，建立一个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而不是简单地禁止。公民有正当的需求，政府的制度供给就应该面向公民的正当需求，禁止民间融资活动在此意义上是与公民需求和偏好背道而驰的。此外，民间融资活动基于民俗、传统、文化，如果政府认为只要有它所一手创设的正式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就是哈耶克所批责的“理性的狂妄”。

5.民间金融非法与合法性。本文认为当民间金融合法时，国家才能提供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使其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纳入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范围之中。“民间金融跟地下钱庄没有任何关系”，两者的区别，亦可从央行下发的文件中窥得究竟：民间金融是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融资而言的，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财政除外）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央行特别强调，民间金融是游离于官方金融机构之外的、以资金筹借为主的融资活动。据此定义，民间金融是合法的，而地下钱庄（地下金融）是非法的，属于国家依法取缔或打击之列。

二、“民间金融”的界定

从以上的分析中得出，民间金融既不是指地下经济中没有注册的、非法的、无组织的民间资金融通活动，也不单是指有组织的或已经注册了的民间的资金融通，本文认为应该有如下的定义：民间金融泛指一切非官方性质的（即不由官方出资或官方经营），非国有制性质的，主要业务发生在个人或非国有制企业之间的各种形式的符合法律规范或道德规范的资金融通活动的总称。当然这一定义自然排除了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对社会有害的从事非法洗黑钱活动的黑色金融。理由如下。

1.“金融”，即资金的融通。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就必然存在金融。金融本身不带有任何制度色彩，但金融的具体形式是随着客观经济条件或经济形式的演变而不断发展的，任何金融形式的出现和存续都会有其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只有形式的高低级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分，而没有正规与非正规之分，假如有的话，也只能是人为的制度或者体制的设置的结果。如果说民间金融是非正规金融，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的，即在正规金融体制外运作的金融机构体系，通俗地讲就是不合理或者不合法的金融。这种称谓实际上就是一种人为的制度歧视。

2.民间金融的定义规定了其合法性，排除了非法的融资活动。即把所谓的地下金融（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排除在外，因为研究民间金融旨在将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管理机构常规管理系统的金融活动，应该为民间融资活动设计一种法律框架秩序或者央行监管制度，使得民间金融活动走出灰暗地带，使得公民放心、政府放心，使得我国民间融资组织与活动与现有官方金融结构并存，从而形成一种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性金融秩序。

篇(7)

论文关键词 民间融资 金融犯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案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至此，这起长达6年的吴英案似乎划上了句号，但其带给金融界和法学界的讨论仍在继续。早在3月2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就已经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是否意味着吴英案的结束正标志着我国民间金融改革的开始？

一、民间融资困境下的法律障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民营企业越来越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但由于计划经济遗留下的金融体系十分僵化，民营企业很难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所以“非法集资”的现象十分普遍。造成现今民间融资难的困境纵然有多种因素，但其中法律的障碍却是重要原因。

（一）罪名立法上的不明确性

从我国民间融资的现状看，不论是2003年的孙大午案、2006年的德隆案，还是2012年的吴英案都引起了社会关于我国刑法对民间融资行为的规制的讨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度成为公众质疑的对象。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犯罪主体的不确定性

我国《刑法》第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构成。从行为主体看当然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即不具有吸收存款业务的自然人和金融机构才可以构成本罪。但问题是具有吸收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能否成为本罪的行为主体，法条并没有明确规定。

2.“公众存款”的模糊性

对“公众”范围存在的不同理解，其包括哪些人和单位，法律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结合个案的经验判断。因此学界也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持不特定且多数说。另一种观点持不特定或多数说。不论是“不特定”还是“多数”都仍然是模糊的概念，只有具体结合行为对法益侵犯的范围、程度以及吸收对象的延散性、不可控性和广泛性等诸多因素综合考虑才能接近对“公众”范围的把握。

其次是对“存款”的争议。“存款”按照我国《储蓄管理条例》的规定所谓“存款”必须是存入银行的资金，其相对应的是“贷款”。然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存款”因为犯罪主体本身不具备银行的资格，因此也就无所谓的“存款”，可见法条中将“存款”和“资金”的概念混同。为此不少学者建议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修改为“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罪”。

3.“扰乱金融秩序”的误解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所谓“扰乱金融秩序”一句也存在较大误解。到底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本身就可以认定为扰乱金融秩序？还是必须要求有造成扰乱金融秩序的严重后果才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存在争议。换句话说就是，“扰乱金融秩序”的规定到底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还是结果？这一点法律并没有规定清楚。

（二）法规、司法解释上的矛盾性

我国《刑法》第176条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罪状表述，既不是简单罪状，因为其犯罪特征并不被众人所知，无需描述；又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空白罪状，因为其没有指明参照的其他法律、法令。如此一来，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构成的解释则各执一说，甚至前后矛盾标准不一，严重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1997年刑法修正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入律，之后第一个也是运用最广的法律解释就是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但该解释并没有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和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区别开来，其实质是对吸收社会公众资金的行为严格管控，不失有打击“扩大化”之嫌。

正因为以上弊端的影响，因此2010年最高法出台《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用三个条文细化规定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但过于苛刻的犯罪特征事实上又限制了对该罪的认定。

（三）司法适用上的随意性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入罪带有很强的刑事政策性，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司法实践中存在动用刑事法律手段介入民事纠纷的情况。例如一些个体老板大量借债后无法归还，而被借款人诉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同时也存在不少侦查人员假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插手民事纠纷的情况。

二是司法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大多迫于刑事政策。例如社会上民间借贷、吸收资金的行为比比皆是，即使违法只要能按时按息归还一般司法机关都不会主动追究，只有当大量债务无法偿还引发借款人上访、缠访等群体性事件后，才迫于形势而追究债务人的刑事责任，以平民愤。这种事后追究的方式确实带有较大的随意性。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解构

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四个特征来理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一）吸收公众存款的非法性

概括起来，其非法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主体非法，即无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单位或个人，不管其是否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吸收公众存款，也不管是否采取了其他变相提高利率的手法，亦或是以实物或物质性利益的方法，只要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就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二是主体合法但行为非法，即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以不法提高利率的方式或是变相提高利率的方式吸收存款，严重扰乱金融秩序，也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二）吸收公众存款的公开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二款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必须具备“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的公开性。笔者认为，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理解不应当过于严苛，而要结合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把握，否则就会出现放纵犯罪的可能。例如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实际上也能起到公开宣传的效果，因此不应当排除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可能。

（三）吸收公众存款的高额回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三款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还应具备“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如果以利息数量来衡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那么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以上就肯定构成“高额回报”。但司法实践中由于地区经济差异，案件具体情况的不同，所谓“高额回报”不能完全按照以上标准，而要视具体情况而言。

（四）吸收公众存款的不特定性

所谓“不特定性”是指非法吸收存款的对象的不特定，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四款规定：“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其言外之意似乎是单位内部或是亲友属于特定对象，那么如果是向单位内部集资而职工又向其亲友吸资是否还是“特定”？亲友又向亲友吸资是否还算“特定”？因此吸收存款的对象是否特定，应当结合具体案情把握，而不应严格划分。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

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把握，不仅要从法律条文上知悉其犯罪构成和特征，而且要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才能达到刑法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目的。以下就以司法实践的角度正确把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

（一）正确区分其与民间借贷之间的关系

在笔者看来，两者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两点：

1.是否存在公开宣传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必定会通过各种手段公开地向社会公众进行宣传，其公开宣传的方式可能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也可能通过“口口相传”，“推销、传销”等方式。但合法的民间借贷，一般都不会采取公开的方式，因为考虑到安全问题，一是不愿公开进行；二是借款的对象也是有选择的，并非来者不拒，往往就是一对一地进行。

2.借款对象是否特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嫌疑人之所以对外“大张旗鼓”地宣传借款信息，其目的就是扩大借款对象的范围，可见犯罪嫌疑人在吸资前对借款对象的人数、范围、构成等因素上并没有明确的要求。但民间借贷由于目的性明确，所以其选择借款对象往往需要考虑人数、范围、亲疏程度、安全系数、利率高低等等因素，因此最终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必然是相对特定的对象。

（二）防止运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

在正确区分金融犯罪和民事纠纷的关系外，还需要在实践中防止以下行为的出现：一是当事人因为民事纠纷解决不当，而控告另一方当事人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二是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利用经侦职权，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插手民事纠纷，人为提高立案率。笔者认为，对于第一种情况应当加强法院对民事纠纷的定纷止争作用，只有法院抓住关键，有效地解决双方的纠纷，就能防止矛盾的激化。对于第二种情况，应当正本清源加强对侦查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结合实际制定合理的考核标准，才能发挥其正确的导向作用。

（三）宽严相济地适用刑事手段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需要规范民间融资行为，为民间合法融资提供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也要严厉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相比较1998年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和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而言，笔者认为只有宽严相济的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手段，才能在保障合法的民间融资的基础上，打击破坏金融秩序的违反犯罪行为。

一方面，对于司法实践中已涉嫌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嫌疑人可以适用诸如“附条件不批捕”，“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如果可以达成刑事和解，犯罪嫌疑人能够及时返还所借款项或是制定还款计划，将社会危害降到最低点，则可以作为从轻、减轻甚至是免于刑罚的情节。如此，“宽”的一面不仅可以减少危害行为造成的损失，而且可以避免引发新的矛盾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