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概念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危机的概念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历史推理法；宏观经济学；凯恩斯流动性偏好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0-0073-02

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常常有学生被“凯恩斯流动性偏好”、“凯恩斯区域”以及“古典区域”等概念弄得糊里糊涂，不能正确地理解这些基本的概念以及由这些概念引申出的政策含义。笔者认为，要想真正地理解和掌握这些概念并深刻理解经济政策的适用性，必须认真学习宏观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应用历史推理法，把对概念和政策的理解融入到对历史背景及其背后经济逻辑的理解和掌握之中。

所谓历史推理法，指的是在熟悉掌握历史背景的基础上，依照经济学的逻辑推理方法，对宏观经济学的相关概念及其背后隐藏的经济政策进行分析，从而达到掌握概念和理解政策的一种逻辑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区别于一般逻辑分析法在于它分析问题的起点是问题本身具备的历史背景，而不是一般逻辑分析所具备的逻辑假设条件。

以理解和掌握“凯恩斯流动性偏好”为例，历史推理法要求从这个概念所处的历史背景出发，而这个背景恰恰也是整个宏观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即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具备如下特征：第一，从供给方面来看，企业的生产能力大量闲置，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供给能力没有问题，能够迅速地满足社会需求的增加。凯恩斯假定社会供给能够以不变的价格持续满足需求，尽管这种假设有些苛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供给不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并且供给的确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满足需求的增加。第二，从需求方面来看，由于整个社会经济前景暗淡，社会需求严重不足，即使政府出台相关的刺激消费和投资的政策，依然不能摆脱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第三，完全依靠市场解决经济危机的不可行。众所周知，这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本身就是信奉完全自由竞争观点的恶果，实际上是市场本身固有缺陷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因此，依靠市场不能解决当时的经济危机，政府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承担起宏观经济调整的职责。

在了解了相关的历史背景之后，我们再把这种历史背景和经济逻辑结合在一起，来理解“凯恩斯流动性偏好”概念。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刺激消费和投资，市场的利率已经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理性人预计到利率在不久的将来会上升，而对应的债券价格就要下跌，因此，人们纷纷抛售手中的债券，换成现金储存在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个经济主体，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是现金为王的坚定信奉者，都无一例外地把收到的现金储存起来，不进行任何消费或者投资。由于货币的基本特征是流动性，而人们对于货币现金的无限偏好，可以表述为流动性偏好。那么，流动性偏好对当时的政策制定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在流动性偏好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的情况下，这种共识必将深刻地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如果政府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试图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进一步降低利率，增加社会的流动性，从而改善经济状况，这种政策意愿很可能会落空。原因在于，当政府增发的货币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流转到经济主体手中的时候，受流动性偏好的影响，经济主体会不约而同地把收到的货币储存起来，从而使这些货币退出流通领域。经济主体对货币的偏好以及储藏行为与政府发行货币促进交易，盘活经济的政策意图背道而驰，因此，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在当时是无效的，而财政政策则是非常有效。之所以说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财政政策是有效的，原因在于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摆脱流动性偏好陷阱。政府通过增加政府购买，增加转移支付，发行公债以及减税，能够直接带来社会总需求的增加，而这种总需求的增加又可以通过社会总供给的增加而得到满足，并且这种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是以社会物价基本不变为基础的。因此，在流动性偏好存在的情况下，宏观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对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无能为力，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唯一途径和方法。如果以上的经济逻辑成立，那么，政府必然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承担无可替代的职责。因此，政府如何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就成为一门科学，而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就是历史的必然。至于“凯恩斯区域”和“古典区域”，无非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极端情况而已。在“凯恩斯区域”，LM 曲线呈水平状，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带来利率的上升，而不能带来社会总产量的增加。相反，如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则可以实现在利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达到增加社会总产量的目的。因此，在“凯恩斯区域”，货币政策完全无效，而财政政策完全有效。与之相反，“古典区域”对应的LM曲线是垂直线，这是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不仅能够降低利率水平，而且能够促进社会总产量的增加。如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造成利率的上升，物价的上涨，而对经济增长毫无帮助。因此，在“古典区域”，货币政策完全有效，而财政政策完全无效。

笔者认为，宏观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对这场危机认识的越深刻，对历史背景掌握的越充分，越能够正确地理解宏观经济学中凯恩斯提出的各种概念和政策主张，越能够高屋建瓴地理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

篇(2)

课本描述了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的特点、原因和影响，危机爆发原因可通过师生讨论很容易得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但这一基本矛盾是如何引发经济危机，很多学生并不是十分清楚，教学中很多教师往往也是一带而过，这就需要教师认真研究挖掘教材，并合理地加以补充和延伸，从专业理论原理中帮助学生寻求确切的答案。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使社会生产服从社会的需要，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要服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资本家们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加紧剥削工人且把自己企业的生产能力提高到最大限度，于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呈现出不顾消费和市场限制无限扩大的趋势，广大劳动人民却受尽资本家的剥削压榨，生活非常贫困，使得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关系日益激烈，从而爆发了经济危机。

二、生产和销售的矛盾

生产和销售的矛盾是经济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教师讲授这部分内容时应以课本为依据，指导学生阅读与讨论，找出问题所在，切不可脱离课本不着边际。从课本中得知“一战后美国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汽车工业、电器行业和建筑行业等部门显示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商品丰富、物资充足，但在这虚假繁荣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更为严重的危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资本家们攫取了高额利润，劳动者的生活却相对贫困；国民贫富差距扩大，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而限制了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增长；毫无顾忌的分期付款和贷款，烘托出这种虚假的繁荣，资本家们被眼前经济利润驱使，盲目地扩大再生产”。课文中的这段内容是要求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但也不能拘泥于课本，还可以对课本知识进行适当拓展和延伸：资本家与劳动人民的差距为何这么大？收入差距大会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带着这些疑问，可补充一些史料：全美国最大的16家财团控制国民生产总值53%以上，全国约有1/3国民收入被仅占人口5%的富有者占有；另一方面约60%的美国家庭挣扎在仅够温饱的年均2000美元水平上下，更为严重的是有21%家庭年均收入不足1000美元。从以上史料分析可知美国少数垄断组织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垄断资本家攫取高额利润，造成国民收入严重不均，而这种悬殊差距大大限制了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增长，造成了市场购买力大大下降。通过这样的分析能使学生对美国生产和销售的矛盾理解深刻。

三、分期付款、银行信贷和股票投机

在分析有哪些因素加剧生产和销售的矛盾时，肯定要提到分期付款、银行信贷和股票投机这些概念。这些概念对中学生来说是比较陌生的，需要作适当的拓展分析。我们知道一战后美国银行信贷量大幅提高，在1924~1929年，分期付款的销售额从20亿美元增加到35亿美元，社会上70%左右的汽车是通过赊销购置，全国工业机械设备的产出提高了205%，耐用产品的产出量增加了257%，工业产出能力大幅提升，成为美国当年生产严重过剩的重要原因。美国国内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一美元首付，一美元月供”。1924~1929年，农民靠贷款购土地、化肥；城里人靠贷款购汽车、洗衣机、收音机，投资者们靠贷款买股票，这种毫无顾忌的分期付款和贷款，烘托出市场的一片繁荣景象，也造成了更为盲目地扩大再生产。在这种繁荣的刺激下，人们醉心于股票、债权等投机活动，造成股票的上市量猛增，股价也被人为大幅度抬高。到1929年，股价与生产利润产生严重背离，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分析这些因素时还可以将经济理论与现实生活相联系。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与1929年经济危机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可指导学生查阅资料，分析原因，从而理解诱发经济危机的种种因素。

四、自由主义理论

篇(3)

我们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并没有回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不可避免的会导致经济危机。然而，在其社会学系统理论的分析视域下，经济危机并不必然与阶级斗争相联系，而且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阶级统治的政治匿名化被社会匿名化所取代。哈贝马斯尽管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他否认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革命而解体。他的结论是，“重新组织经济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他认为彻底变革经济基础的革命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逐步演化成一种改良的理论，而且他在改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为了资本主义的辩护人。

由系统控制危机到社会规范危机的转换过程

上文中我们肯定了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尽管这一根源对于他的危机理论来说似乎无足轻重。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哈贝马斯“危机”概念的真正内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危机理论的实质。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开篇之处是这样论述“危机”范畴的:“我们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样也就赋予了该过程一种规范意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

可见，哈贝马斯一开始就是从控制与规范之间关系开始构建其危机理论的。哈贝马斯首先介绍了社会科学范畴的系统论危机概念，从这一角度讲，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但哈贝马斯认为，只有系统控制危机使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也就是社会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破坏时，才会形成社会危机。因此，哈贝马斯强调:“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该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关系。”为此，哈贝马斯引进了“生活世界”这一范畴，并将生活世界与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起来。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蕴含着一个社会的规范与价值，生活世界规范结构的正常运行，服务于社会整合，又依赖于社会认同;而系统仅仅关注于社会系统自身的控制机制与原则。因此，“危机分析要求一个能够把握住规范结构与控制问题之间关系的分析层面。”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危机就是控制机制对社会规范结构的破坏，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让我们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看看系统控制危机如何转换成社会规范危机，也就是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具体内容。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不是政治性的阶级统治，而是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经济系统同时承担着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双重功能，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属于纯粹意义上的系统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依然有其自身的组织原则，政治系统为避免经济系统的功能失调，用整体计划调节经济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机制。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被转化成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不同组织原则、不同控制手段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行政行为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反而会使政治系统自身陷入危机，经济危机转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机。哈贝马斯借用经济学的“投入”与“产出”模式来分析政治系统危机倾向:“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

因此，“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转嫁的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哈贝马斯阐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计划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根源还是在于经济系统自身的“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结构性矛盾，简单的说，就是国家行政手段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入系统。”

行政行为一旦介入经济危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经济系统的诉求马上转移到政治系统上。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机会通过国家机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丧失，意味着国家行政行为无法维系原有的合法性规范。如果说行政合理性危机指的是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缺乏理性，行政行为无法满足经济系统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机则是指，行政行为在干预经济危机时所作的各种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坏了原有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生所谓的“动机危机”，无法再提供满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识形态和规范价值体系，社会主流价值与制度受到质疑，大众忠诚丧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系统控制到社会规范这一危机的转换过程。哈贝马斯从经济系统的控制原则入手，但其理论落脚点却是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机，而合法化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重点不在于经济危机，他更无意于探讨经济危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经济危机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合法性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危机形式，而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由经济基础转移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意味着，行政行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无法确立或维持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无法从社会文化系统汲取行政行为正当性的资源，无法对行政合理性进行论证。如果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做出论证，则必然会陷入合法化机之中。合理性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却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机，是合理性危机通过社会文化系统的转换，是系统整合危机向社会整合危机的转换。“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

社会文化系统自身的危机表现为动机危机，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与家庭职业私人性原则是最重要的动机模式，对政治系统与经济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正是这两个模式遭到系统的破坏，形成动机危机，进而影响社会系统整合。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系统与社会整合密切相关，对社会整合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之间关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即受到金钱和权力这两种手段的控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各种社会系统以不同的机制和原则破坏了生活世界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出失调，规范结构无法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据，造成合法性危机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

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合法性危机必须追溯到对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为政治系统意义储备变得越来越贫乏。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需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和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因此，“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

在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范畴中，“认同”或者说“承认”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危机”是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逻辑起点，“认同”则是其理论的落脚点。现代政治合法性论证的第一要义就是民众的认同原则，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同时，他对于合法化危机实质的剖析，也为危机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的重构，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规范价值体系，从而消除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断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并且试图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探求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与解决途径，实质上是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注定了这一理论的乌托邦命运。然而，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以社会系统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哈贝马斯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合法性危机的实质，以及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文化系统的干预等方面的剖析与阐释，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强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1)深化经济改革，避免产生危机的结构性矛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价值规律在市场资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础性作用。但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矛盾不断积累。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滞后的主要表现是，政府支配的资源过多，过分主导资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问题未解决，抑制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一句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哈贝马斯在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时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还继续存在着经济危机倾向，这就表明，国家干预资本运作过程的行为和交换过程一样，也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

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机，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行为未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我国目前体制改革的关键就在于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更理性地为经济和市场服务，这也是转型期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系统的危机具有自发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期性规律。而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危机的干预，使危机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与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发展与保持稳定，但不能以发展与稳定为托词而拒绝深化改革，这样只会削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稳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转变与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不断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有效防止政府行为对经济的过当干预。否则，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仅不能解决经济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且使经济的问题诱发政治的问题，造成社会民众对国家政策、政府行为甚至于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并进而引发哈贝马斯所谓的“行政合理性危机”与“政治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危机根源于其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结构性矛盾，而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明显，例如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与失业问题，市场投资过热与购买力低下问题等同时存在。生产要素结构性的矛盾不仅会导致生产的不平衡性与经济滞胀，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经济领域结构性矛盾越积累越严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发展才能解决。只有理顺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以及社会各系统之间关系，不断调整与完善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得利益的阻挠与反对，使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各种危机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积极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又要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不断探索劳动与资本有效的结合方式。一句话，只有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各种结构性矛盾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才能得到缓解与避免。

(2)加强文化建设，增强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

哈贝马斯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危机转换过程，并指出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虽然与行政合理性危机同属于政治危机倾向，但合法性危机并不是系统整合的危机，而是社会整合的危机。社会文化系统遭到破坏，社会规范价值体系遭到质疑，严重威胁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哈贝马斯批评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行政行为对公共舆论的操纵，“政治系统承担起规划意识形态的任务……文化系统特别能抵制行政控制:意义从来都不是用行政手段创造出来的。对符号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消耗掉虚拟的有效性规范力量。获取合法化的‘方式’一旦被看穿，对合法化的追求就会不战自败。”

认同是意义的来源，但现代文化产业与意识形态不但不能满足意义生产的需要，而且还会消耗原本就有限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资源。行政行为对社会文化系统意义生产的介入，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一种特殊的政治利益，利益导向取代了共同价值取向，传统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认同就会丧失。哈贝马斯上述之见解固然有失偏颇，也诚然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直到近些年来，我们才意识到文化建设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目前整个文化确实导致了认同出现了危机。我国现在面临着一种“文化失衡”现象:传统的价值观念与社会规范，在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冲击下，已经无法为社会发展提供必要道德规范与价值支撑，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焦虑心理直接影响社会价值的认同与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这既是多年来只重经济发展造成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我们过去文化建设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同时强调，要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一方面，我们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规范，以此来应对认同危机与合法化危机可能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必须规范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在文化建设中，政府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既不能越位也不要缺位。

要把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与人民群众现实诉求与精神需要结合起来，要防止自上而下政治说教，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并形成共识。“作为‘统一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信念’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在充分的民主协商、公共讨论之后形成，必须是社会各阶层在这种讨论和协商之后形成的共识，而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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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则全然不同。各种指标表明亚洲的经济正在恢复正常，甚至是复兴。在西方，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危机已经见底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升，但人们仍然看不到其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意义。尤其是美国，人们一直在期望美国能够做领头羊。危机发生之后，全世界各国都用不同的方式来“拯救”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考量，因为人们意识到，如果美国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也会进一步影响本国的经济。但至少迄今为止，美国并没有能够扮演此种角色。

与美国相比较，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这次本身并没有金融危机，但深受外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在承担各种国际责任的同时，动用一切尽可能的力量来复苏自己的经济。

兼有金融与经济杠杆

西方国家在拯救经济危机过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但中国政府却能同时用金融和经济两种杠杆来拯救危机，因为它存在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

结果是显见的。这些举措不仅带动了本身的经济复苏，而且也带动了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回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和中国经济体紧密相关的经济体大都开始出现增长的势头。而中国的这种复苏势头又对西方经济体产生积极作用。如果说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作用仅仅限于亚洲，那么这次中国的作用超越了亚洲而对全球经济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人们发现，德国和法国的经济转好就和它们对中国贸易的增长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的经济表现令西方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不过，事情还并非仅仅是中国的经济角色问题，从深层次看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

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已经有很多年了，中国政府本身在这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小心翼翼，并没有公开接受或者反对这个概念。中国模式本身仍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并且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这种模式最终是否成功，还有待检验。但是站在外部的角度，人们对中国模式则不这样看。

曾经宣称西方民主是“历史的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Fukuyama）这些年来一直在修正他的观点。之前他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提升到道德化的高度。但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反复和中国的崛起都表明“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已经受到很大的挑战。最近，福山注意到，尽管亚洲的印度也在崛起，并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一个更有效率的中国。

开放的政治制度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表明，政治制度的发展是开放的。尽管中国还被外界称为权威主义的体制，但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正在发展出符合其自身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政治体制。

中国政府现在唯一的意识形态就是民本主义，努力把政府的作为和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中国政府也努力提高政府过程的透明性，并建立各种机制使官员对人民负责。中国政治体制尤其在危机期间表现出高效率，无论是处理四川地震还是应付这次金融危机，相对于其他政治体系，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

中国和其他一些政治体制这些年的发展表明，民主的政体不见得能够有效服务于公众，而中国的体制也不见得不能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务，重要的可能不是大的制度构架，而是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政策。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感受和认知的这些变化对中国模式来说的确是个机遇。这里既表现为中国的硬力量，也表现为软力量。硬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及其产生的客观外在影响，这是外界所能亲身感受得到的；软力量，就是人们对中国能够产生的经济影响力的主观认知。（很显然，这里的软力量是外界对中国的自觉的认知，是基于硬力量的影响力之上的，这和中国有关方面正在大力推动的软力量是很不相同的概念。）

机遇与挑战

金融危机考验了中国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在应付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又提升了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变化的产生又是对中国模式的极大挑战。挑战的核心就是中国模式的可持续问题。对可持续性的挑战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两个方面。外部方面的挑战指的是，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核心力量的时候，世界各国的经济外交政策都会把中国作为其头等议程来制定对华经济政策和战略，从而给中国造成莫大的外部压力。内部挑战主要指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困难。

中国模式是个统称概念，因为中国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不同阶段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模式。早期简单地把经济增长主要是GDP的增长作为最为重要的指标。尽管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导致了无穷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社会正义和环保压力等等。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的应付，那么中国经济模式就很难持续。因此，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努力寻求发展模式的转型，可持续性、环保和社会公平成为了新模式的主题词。

转型机会的流失

从发展模式的转型来说，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个很好的机会。从宏观上来说，中国可以对自身的混合经济模式充满信心。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淘汰了很多落后的产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开始建立内需型消费社会。内需型社会无疑是中国今后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最重要标志，即从世界大工厂转型成为世界消费者。

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导致这个机会的流失。现在中国的经济复苏是政府庞大刺激计划的产物，是大量投资驱动的。银行的大量贷款是否会导致大规模的坏账？中国政府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花了大量的力气才把坏账处理好，如果这次大规模的投资再次导致大量坏账的出现，那么就无疑会出现内生型的金融危机。在刺激内需方面，政府主要还是通过各种金融和经济的举措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消费社会所需要的制度基础还是缺失，就是说在社会保障、卫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进步并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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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危机 人力资源管理 劳动关系

和谐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和劳动的使用者之间建立相互沟通、全面协调、依法治理、公平正义、和睦相处的劳动关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就要求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本着互惠互利、互谅互让的原则,公平、平等的建立劳动关系,并解决在劳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发展和谐的劳动关系。这是当前经济危机下解决劳动关系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对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企业通过创新和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1 经济危机给企业劳动关系带来的影响

西方国家劳动关系发展的经验表明,在社会转型期过程中,劳动关系的紧张冲突表现的比较突出。18世纪产业革命使得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带来的是大量手工业者失业,恶劣的工作条件、原始的剥削方式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急剧恶化,劳资矛盾不断激化。我国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此引发的各种劳动关系纠纷、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和由劳动关系问题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大量增多。而在当前,由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使我国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的经营陷入困境,劳动关系问题开始爆发,直接挑战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与发展。经济危机给企业劳动关系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1 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增加

经济危机下因企业倒闭或经营困难而采取的裁员、减薪引起员工的恐慌和抗议,引发劳动争议,导致劳资关系紧张,威胁企业内部和谐,劳动争议案件不断攀升。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初步统计,2008年上半年全国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于是裁员、减薪等手段成为企业应对危机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办法。不仅一些中小型企业如此,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也采取同样的措施。企业裁员、减薪的措施引发劳动争议,导致劳资关系紧张。

1.2 劳动争议案件类型多样化

经济危机下,劳动争议案件不仅数量越来越多,而且争议类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过去的劳动争议案件主要集中在因用人单位除名、辞退而发生的争议,现在主要有违法辞退,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等的劳动争议,而其中又以劳动报酬和保险福利案件居多。在劳动报酬的争议中,有关加班工资的争议最多,占到60%左右。

1.3 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的缺陷显露无遗

现阶段,伴随着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的逐年上升,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暴露出程序繁琐、环节多、消耗时间长,劳动监察不力,从事劳动争议处理的工作人员严重短缺和专业化水平不高,仲裁与审判之间缺乏合理的衔接等问题,甚至出现强制仲裁和仲裁前置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为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带来重重困难。

1.4 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各项制度和职能密切相关的纠纷越来越凸显

招聘管理中的公平就业、各种歧视(如年龄歧视、性别歧视、来源地歧视、户籍歧视等)、劳动合同不规范;薪酬管理中的工资、加班工资、保险福利等、人力资源离职中相关的培训费、薪酬等之争。

2 经济危机下企业劳动关系问题凸显的原因分析

企业劳动关系存在的许多问题与当前我国社会处在转型期、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过程中法律不健全、法制不完善密切相关。更与我国长期低下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有直接关系。由于经济快速增长,使得劳动关系的问题一直“潜伏在水下”,但是当经济危机时,企业经营遇到困难,原本就存在的劳动关系矛盾开始“冲出水面”,凸显出来,企业的劳动争议案件日益增多,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所造成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企业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视是停留在口头上和口号上。从2003年开始,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对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制定了与企业发展战略相结合的人力资源规划的企业比例仅为12.9%,建立并按照制度执行员工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的企业仅占全部企业的9%,建立并执行员工申诉制度及员工合理化建议制度的企业分别占企业总数的五分之一。考核制度和培训制度在已建立起相应制度的企业中,有近一半的企业不按照公司的规定执行考核制度及员工培训制度。曾湘泉做过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现状的调查,调查后发现90%的企业不知道什么叫工作分析、工作评价。

经济危机发生后,企业的应对方案除了解决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上的问题之外,主要解决的是管理的问题,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很多企业特别是企业的管理者已经感受到由于没有解决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给企业带来的巨大影响,迫使他们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人力资源管理,真正感受到了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2.2 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更多的是停留在理念上

在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企业界,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盛行。曾湘泉曾撰文指出:“中国人的概念之先进可以与美国人相媲美,美国今天登出的东西,一周后绝对在中国的报纸上能看到。多年来概念是满天飞, 行动是地上爬。”“中国人不缺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 而缺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所以我们掌握着世界非常先进的理念,但是实践操作上却远远落后。由于人力资源管理没有很好的工作分析技术,没有职位说明书,没有基础工具,我国企业的招聘、考核、薪酬、晋升、培训缺乏依据。正是由于实践操作上的薄弱,使得企业在危机来临时手足无措,只能靠裁员来应对,而裁员时不分良莠,不管有用无用,一刀切。这种“冲动式裁员”带来的是经济一旦好转,企业将无才可用。现在经济开始逐渐回暖,很多企业又出现招人难的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所以,当前解决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问题,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执行力变得尤为重要。

2.3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制化进程较慢

劳动争议案件出现“井喷”,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法制化进程较慢,使得类似案件长期积累是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企业在劳动用工方面存在拖欠工资、超时加班、不签订劳动合同等行为,一些用人单位存在“法不责众”的错误认识,没有在思想上真正重视起来,仍然沿用原来一些不规范的做法。员工的维权意识随着《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深入宣传、实施正在日益增强,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也日渐深入,广大员工开始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劳动争议案件日益增多。由此带来的是企业既要面对内部员工越来越高的维权的呼声,又受到政府日益严格的监管,还要承受社会舆论的压力,迫使企业不得不依法管理,推动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制化。

3 抓住机遇,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促进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经济危机对建设和谐的劳动关系带来极大的影响,对企业的人力资源战略管理提出新的挑战。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该如何应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小广提出,经济危机是一次灾难,更是一次机遇,经济调整必然导致资金的重新配置,甚至是国际性的重新配置,其中重要的是人力资源方面的配置。也就是说,经济危机给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所以,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创新并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为营造和谐的劳动关系奠定基础。

3.1 重视并创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将以人为本落到实处

贯彻以人为本,就应该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努力改善工作环境,关注员工的切身利益。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提高了,员工的利益得到保障了,员工的满意度就提高了,企业的目标也实现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和谐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也落到实处了。要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就要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入手。

一是要结合企业各个岗位的实际,运用适合企业的工作分析技术,编制好企业的职位说明书,为人力资源管理其他模块的操作提供依据。二是完善工作绩效评价体系,将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结合起来,建立起有效的晋升、晋级制度与灵活的激励机制,体现公平与公正原则,使奖励、晋升有助于改善员工工作态度,提高员工和企业绩效。三是建立健全企业的培训制度,不断提高员工素质,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四是结合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制定企业的人力资源规划。五是开展多样化的福利措施,持续地改善职工生活质量。

3.2 企业应抓住经济危机带来的机遇,为发展做好人才储备

人力资源是企业的第一资源。经济危机使得全球范围内的招聘活动普遍低迷,有很多企业冻结招聘,或大面积裁员。我国的企业也出现了同样的状况。但是,我们也看到经济危机给我国企业吸收高素质人才和紧缺人才带来了机遇。企业应该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进行人才储备。因此,经济危机为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管理带来了新机遇。

一是经济危机给企业选人带来机遇。在经济危机时期进行人才储备对于企业是非常有利的,一是由于很多企业大幅裁员,以及近年来大学毕业生不断增加,劳动力资源丰富;其次由于失业人员和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较大,对薪酬、岗位、行业、地区等过去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的要求不再挑剔,为企业增大了获得优秀人才的空间;企业选择这个时机招聘,会降低企业的招聘成本、用人成本,企业能够以最低的代价获取优质人才;现在招聘,能够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现在很多企业打破常规,积极网络人才,为经济复苏做好准备。

二是经济危机是育人的良好时机。经济危机的到来,使企业在生产经营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而在困难中培育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可以说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另外在经济危机下,很多企业开始采取多样的培训方法培养人才,既暂时化解目前企业生产不足、人员过多又不愿裁员的矛盾,又为企业培育了大量的人才。

三是经济危机为企业用好人才带来契机。企业如何用人可以说是一门艺术。经济危机下,企业要给予人才充分的信任,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增强他们对企业的忠诚度,使他们能够为企业所用,为企业创造最大的价值,帮助企业顺利渡过难关。

四是经济危机下企业更要想方设法留住人才。经济危机下,既容易留人,又容易“流人”。容易留人是因为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较大,员工更愿意稳定,降低了企业的员工流失率;容易流人是由于很多企业在现在的环境下,认为市场上有的是人,谁走都无所谓,忽视人才在心理上、事业上的需求,忽视人力资源制度特别是薪酬制度和晋升机制的公平性,一旦市场好转或有其他的机会,这些人才必将流失。因此,越是在内外部环境恶劣的条件下,越是在企业困难时期,越要想办法留住人才。

所以危机,它是‘危’,也是‘机’。假如企业能看清形势,抓住机遇,顺利度过这段‘低潮期’,到经济复苏时,就是‘机’了。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回暖,现在的进出口贸易额已开始攀升,已经做好人才储备的企业,这时笑到了最后。

3.3 提高人力资源管理者专业素质,改进服务质量

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一定要提高人力资源管理者的素质,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他们的实施能力。对于成功的人力资源管理来说,制度和方案的制定只是一部分工作,更重要的是如何实施,如何与本企业的实践结合起来,因此具备较强的实施能力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所必需的。人力资源管理者能力的提高,将更有效的推动制度的落实,扮演好企业的战略伙伴、管理专家、变革的推动者和员工激励者四种角色,为企业和员工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实现提高企业和谐度的目标。

3.4 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切实维护劳动关系

企业工会是广大员工的“娘家人”,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能。企业的管理者通过与工会的沟通,能够帮助企业及时了解职工在想什么、有什么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解决员工的实际问题。同时工会组织对于企业来说,不仅仅是员工利益的代表,也是企业与员工之间实现良好沟通的桥梁和平台。企业可以通过工会组织,了解员工的需求和困难,了解企业的问题,传达企业的战略,让员工理解企业的困难,实现企业与员工的有效沟通。因此企业应积极推动建立健全工会制度,充分发挥工会的组织作用,构建企业和谐劳动关系。

3.5 切实推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法制化进程,规范企业用工,减少和避免劳动争议

一是企业要规范劳动合同管理。劳动合同是建立稳定协调劳动关系的基础,也是处理劳动争议的主要依据。推进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制化,就是要求企业按照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与员工签订合法有效的规范的劳动合同。企业应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要求,在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下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这样既使员工的合法权益有了保障,减少和避免劳动争议,又能够使企业广纳贤才,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二是要依法办事。劳动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等方面的内容。所以,企业在实际操作中,要严格按照劳动合同管理员工,合理合法的使用员工,避免违法侵权事件的发生,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降低企业由于违法侵权而产生的成本。三是要加强员工法律的培训,尤其是《劳动合同法》的学习。帮助员工了解法律,提高法律意识,合理使用法律,什么情况下才能去维权,学会维权。

总之,经济危机下使企业的各种劳动关系问题开始凸显与爆发,影响了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但同时经济危机也给企业破解劳动关系问题的难题提供了新契机,企业应充分抓住机遇,通过创新和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发展和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化解各种劳动关系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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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窦海蓉.实现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法制化提升核心竞争力[j].集团经济研究.2005,11.

篇(6)

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学界有三个人遭嘲笑最多，卢卡斯、伯南克和弗里德曼。

2003年，芝加哥大学教授、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做主席发言时提出，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是“大萧条”催生出来的一门学科，他认为这个学科已经成为过去，“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

当然，卢卡斯并不是声称商业周期一去不复返，而是他认为商业周期已经基本被驯服。

究竟如何才能驯服经济周期，或是如何才能挽救经济危机？美国的“大萧条”学者们一致认为，大萧条的出现是因为美联储的紧缩所致，因此都主张“撒钱”。

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直升机撒钱概念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而不是伯南克主席。但伯南克自2002年得到的“印钞机本”、“直升机本”的绰号也绝非浪得虚名，这主要是因为他具体提出了如何撒钱的方法，也就是将利率政策在一个较长的时间维持于零，大规模扩展美联储购买的资产种类，这就是著名的“量化宽松（QE）”政策。

因为直升机撒钱只能是比喻，不可能真正实施，“量化宽松”就是弗里德曼“撒钱”思想的实际操作版本。

比以上两位更有意思的是卢卡斯。

金融危机后，英国女王曾经提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经济学家没能够预测到危机的发生？卢卡斯也给出了一个答案：经济学业已证明，此类事件是不可预测的。

因为，假如此类事件可以预测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据此做出反应，从而避免它的发生——于是，这个预测就成为错误的了。但这样的话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学者给出的回复。

现实是人们的预感并非阻止了危机，而是加速了危机的来临。其实预言或是警示经济危机的人并不少，有战略学者，有投资人，但没有一个是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因为这些人一直紧紧地把持着美国的财经舆论和经济政策，早就自满地认为“已经驯服了经济周期”。

直升机撒钱的“量化宽松”政策最先就是在日本实施的，但是失败了，当时也是伯南克帮忙出的主意。但既然在日本失败了，那为什么在美国还实施呢？因为他们也只懂，或是只信这一个方法——希望自己操作一把，也许能出现奇迹，但奇迹没出现，出现的更多是“奇怪”——全世界都在用诧异的眼神看着他们表演。量化宽松已经搞了4轮，基本失败，难道还要搞“QE5”或是“QE6”吗？

货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货币是指印刷机印出来的货币，而广义货币则指贷款变存款派生出来的货币。狭义货币的多少取决于印钞机，而广义货币的多少则取决于企业家的信心和企业工厂里的机器。

目前，美国有8，0 0 0亿美元的基础货币，但是仅仅这8，000亿的基础货币就派生出了将近10万亿美元的广义货币，而印钞能力再强能印多少？如果印几万亿，那比美国有史以来印出的货币还要多，而且印刷货币就管用吗？

企业家如果不贷款，那这些货币就只能在金融市场转悠或是躺在银行，对经济毫无用处，如果要派生广义货币，企业家的信心比印刷机强得多，用印刷机来提升广义货币，不能说达不到，但从原理上是不靠谱的。

美国大萧条时通货紧缩的现象是存在的，但原因是什么，是美联储吗？大萧条时，到处生产过剩，企业破产，企业家不贷款，广义货币量怎么能上去？

弗里德曼根据自己的统计数据，得出了大萧条是因为货币太少，但他根本不知道货币是怎么运行的，因此出的主意自然也是错误的。

篇(7)

【关键词】金融危机；公允价值计量；关系；会计准则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危机的原因成为众说纷纭的热点问题。多数观点认为，是美国过渡信任和依赖自由竞争法则、金融监管不力、金融创新过度和消费者的过度债务化等原因导致了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有一些人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会计准则对金融工具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认为公允价值计量是金融危机的元凶。那么，是否是公允价值计量导致了金融危机？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公允价值计量将何去何从？本文试从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公允价值的概念以及两者的关系入手，对以上问题进行一些探索性的思考。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我们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与历史上所有的经济危机一样，有着其固有的根源。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矛盾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它仍然是我们判断金融危机发生根源的理论利器。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即生产和市场的矛盾；其次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积累使社会的产能迅速提高，而工人受剥削程度的加重使得他们的购买力越来越低。这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必然会发生。

美国次贷危机从根源上说，其实就是源于资本的疯狂逐利本性所导致的生产能力飞速增长（追求剩余价值）与劳动人民的支付能力不足（次级贷款者的存在）之间的矛盾，以及单个公司的有组织化的快速发展和创新（房地产公司和金融公司的发展和创新）与整个市场的缺乏监管或监管不力之间的矛盾。有人把金融危机的发生归咎于人性的贪婪和非理性。其实当人们埋怨金融公司和房地产公司的疯狂和贪婪，埋怨次级房贷者的非理性超前消费的时候，更应当看到这些所谓“人性的贪婪和非理性”其实又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正常反应，正是这样的制度才形成了这样的人性，危机的根源在制度而不在人性。

二、公允价值的含义和特征

（一）公允价值的含义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对公允价值所下的定义是：“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结算的金额。”我国财政部对公允价值所下的定义是：“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

（二）公允价值的特征

1.公允价值的非主导性。我国新会计基本准则中明确规定：“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采用历史成本。”这实质上是在强调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在我国会计计量中的主导地位。这也说明，公允价值在具体准则中体现为非主导性。正是由于这种非主导的地位，给公允价值的利用制造了一定的困难。

2.公允价值的应用有严格的条件和要求。在对公允价值的应用方面，我国新会计准则设定了较为苛刻的限制条件。例如，《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中，明确规定了公允价值的运用前提是公允价值应当能够“可靠的计量”。我国之所以要谨慎地运用公允价值，是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与国际上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非市场化的因素依然大量存在，难以通过市场取得有关公允价值的完备信息。在目前情况下，如果无视公允价值的运用条件，必然会使公允价值失去其“公允”的意义，最终导致会计信息的失真。

三、金融危机与公允价值计量的关系

纵观历次经济危机，分析其原因时，多少会有会计的因素，只不过不同的学者认为会计承担经济危机的责任权重不同。1929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中，人们认为不规范的会计实务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人们认为会计信息披露混乱导致决策失误和信贷关系紊乱是触发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2008年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成了受攻击对象，甚至被认为是导致危机的主因。

那么，公允价值计量究竟是不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呢？我们知道，本轮金融危机是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美国楼市泡沫破灭引起次级按揭贷款违约率上升，导致相关衍生品担保债务凭证价格崩溃。而根据公允价值计量原则，市场价格迅速下降的资产价格要反映在财务报表中，这就使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开始显著缩水，不断下跌的资产价格使得公司为保证一定的资本充足率和降低负债比率，需要甩卖各种可交易资产回收现金并偿还债务，但资产出售行为又进一步引起了相关资产价格下跌，于是连锁反应出现了：资产减记导致亏损和信用评级降低、亏损导致股价下跌、抛售资产从而进一步压低资产市价。而金融机构也开始缩小贷款规模，这必然影响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使金融危机快速扩大和加深。这一连锁反应的发生，与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下的会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显然是分不开的。如果说次贷是一个极富传染力的病毒，那么公允价值计量则为病毒传播提供了快捷的渠道。

四、金融危机后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反思

1.需要客观看待会计准则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会计准则会对政府、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决策产生影响，这些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影响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完全无偏的准则是不实际的，会计准则的改变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危机。适时地调整准则可以在危机中提振市场信心，有助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

2.需要在危机中发现会计准则的缺陷。准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危机使人们重新认识会计准则的局限性。公允价值计量只是通过财务报表提供公司各项资产要素的公允价值信息，而不是提供整个公司的公允价值信息，这意味着公允价值计量反映的公司价值也是相对的。相比其他计量属性来说，公允价值仍然是目前更优选择，但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它也是一场考验，说明它在运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修改，使之更完善。

3.需要构建更严密的会计概念框架。首先，要加强理论研究，制定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只有理论界先弄清楚了，实务界才有可能跟上。当前我国理论界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念体系。其次，完善公允价值计量应用的市场条件。在公允价值应用的三个级次中，应鼓励优先采用活跃市场中资产或负债的报价。虽然公允价值并不就等于市场价格，但市场价格毕竟是最为客观的，可靠程度最高。所以当前应努力培育各级市场，从而使交易双方能够获得相对公允的市价信息，为公允价值的应用创造良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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