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对象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社会治理的对象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1.教学内容存在问题。

首先，成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更新缓慢，理论与社会现实脱节。利用这样的教学内容使受教育者学习的理论知识不能与社会现实问题相联系，对于自身所困惑的社会现实问题没有相应的理论进行解释，这样直接影响教学目标和教学效果的实现。其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经常出现命题和概念等机械堆积，缺乏理论逻辑的承接。教师在讲解过程中缺乏严格推理，又缺少对社会现实的评判，极大地削弱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最后，教学内容的设置没有考虑成人教育对象的实际状况和特点。

2.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单一。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和手段单一，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仍然存在。这种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中心，追求教学的程式化，忽视成人受教育者的主体性。这种灌输式教学方法注重理论教学，缺乏对学生技能的培养，使受教育者不注重理解和消化，也不会在实际生活和实践中应用理论知识，只是学会了死记硬背，严重制约了教学效果和学校发展。在教学过程中，开始利用多媒体等先进的教学手段，但仍然按照落后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同样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

3.缺乏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考核方式和标准只是注重理论知识的考查，对于成人教育对象的思想素质以及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没有有效的考核方式；并且考试目标不明确，题目偏难；对于学习效果评价手段比较单一，知识重视考试成绩，将分数作为唯一的标准。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单一的考核方式，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和方式，充分发挥考核的作用，提高教学效果。

二、提高成人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对策

1.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和手段。

首先，采用互动教学的方式。在成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尊重成人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引导教育对象发现和解决问题，提高主动参与教学的程度，可以提高教学效果。互动教学方式的运用要根据具体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内容进行，例如，可以根据教学内容联系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辩论；可以根据理论知识论述周围发生的事件等。其次，采用案例分析的教学方法。在思政理论课课堂教学中，要恰当地选用社会中的典型案例来辅助抽象的理论知识的讲授。其中可以让成人教育对象根据所学习的理论知识对自己选用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教师最后进行适当的评讲。采用典型案例分析方法可以促进理论联系实际，将抽象的政治理论知识具体化，激发成人教育对象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够有效提高成人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和质量。

2.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

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是提高成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成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的教师要敢于探索和创新，将单一、机械、陈旧的考核方式转变成全方位、多元化、具有时代性的科学的考核方式。制定考核评价的体系要坚持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实现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相结合；开卷考查和闭卷考试、平时表现与卷面成绩相结合；课堂学习与课外活动相结合；结果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等。此外，考核评价还要综合考虑成人教育对象的调研报告、社会活动、论文成果等多个方面，全面评价成人教育对象的学习成果和思想政治综合素质，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真正作用。

3.优化成人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

首先，合理规划教学内容，建立适合成人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体系。成人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规划要依据成人教育的规律与特点，使成人教育对象能够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充分实现成人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应该具有的价值。其次，教学内容的设定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现实问题，全面分析和理解现实问题所隐含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理论思想。最后，教学内容的设定要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并且教师要注重对成人教育对象所关注的社会问题要能够进行透彻的讲解，对新问题与新情况能够具有预见性，提高成人教育对象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4.提高成人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综合素质。

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综合素质是提高成人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力量，教师的综合素质直接关系到成人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首先，要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坚定信念，信仰，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其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不断增强自身的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不断学习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最后，优化教师队伍，建立一支具备较高专业技能和专业素质的合格的专业的教师队伍，改变成人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力量薄弱的问题。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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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报酬本理念

一要强化“以报酬本”治理理念。把以报酬本、在朝为民、效劳为民贯彻到司法所各项任务中，盲目地存眷民生、惠及民利、维护民权、保证民安，起劲知足人民群众对社会安宁、公道公理的新等待。二要盲目增强和改良新情势下群众任务,深化展开群众观念再教育,指导司法所干警和司法效劳任务者,结实树立一心一意为人民效劳的主旨认识和群众观念,满腔热情地效劳群众,不时完成好、维护好、开展好最广阔人民基本好处，不时促进社会调和。

二、普法依法管理

一要强化针对性。要选择与群众出产生涯联络最亲密的司法常识作为宣传重点，针对分歧对象，掌握分歧特点，接纳分歧的方法进行宣布道育。二要强化兴趣性。要选择群众脍炙人口的方式，以片子、播送、手机短信等为载体，发扬它们敏捷、活泼、直观的优势，寓法制教育于庶民生涯，进步宣传掩盖率和吸引力。三要强化实时性。依据司法的调整、更新，实时编发材料，实时进行宣传贯彻。经过设立法制宣传专栏、法制信箱等方法，确保司法律例公布施行后敏捷、快捷宣传到群众之中。

深化展开依法管理任务。一要不时探究立异依法管理任务运转机制，积极稳妥推进乡镇（街道）法治化历程。持续发扬司法地点底层法治建立中的主要本能机能效果，对当局法律行为与群众亲密相关的任务，实时提出司法建议书，防止违法行政行为的发作。二要立异运动载体，促进乡村（社区）法治化历程。以“安全村”、“法治村（社区）”创立运动为载体，增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乡村地盘承包法》等方面司法常识教育，提拔村民自治、维权的才能和程度，不时进步底层组织自我治理程度，起劲营建标准、有序的社会气氛，为具体提拔社会治理科学化供应保证。

三、矛盾胶葛化解

具体增强人民调停任务，仔细进修贯彻《人民调停法》，进步人民调停任务程度，使人民调停成为处理矛盾胶葛的首要方法。一要依法增强人民调停组织步队建立。着重调整、充分、稳固、标准乡镇、村委会调停组织，着重增强交通变乱人民调停委员会、医疗变乱人民调停委员会等专业组织建立，完美调停委员会、调停小组、调停员组织收集，不时扩展人民调停任务掩盖面,充沛发扬人民调停在“大调停”任务系统中的根底效果。二要具体运转市立异的“社会矛盾胶葛动态治理评价机制”，健全和落实矛盾胶葛排查化解机制、信息反应机制、严重社情民意申报准则，增强对底层各方面信息的汇集整顿和汇总剖析上报任务，为党委、当局依法妥帖处理各类胶葛供应精确根据。三要深化人民调停专项运动,常常组织广阔人民调停员到田间地头做任务，把矛盾化解在萌芽形态，维护社会调和不变。

四、司法援助效劳

普遍展开专项司法效劳运动,推进司法效劳向村、社区延长。一是以司法效劳专线、举行集市法制宣传等方法供应司法征询，为群众处理就业、就学、就医、社会保证等民生问题供应司法效劳。二是完美党和当局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深化“司法援助便民效劳”主题运动,进一步加大司法援助任务力度,为社会弱势群体供应优质高效的司法援助，完成司法援助与社会公道的有机连系，实在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三是当好乡镇党委、当局的司法顾问和助手，做好涉法涉诉等任务，针对群众上访中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法制宣传、征询解答，为经济和社会开展营建优越的法治情况。

篇(3)

论文摘要：高师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高等教育质量工程中的主要内容之一，肩负着为国家培养具备良好思想道德素质的合格大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历史使命，这就要求高师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静下心来，创造性地研究思想教育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增强思想政治课程的实效性。

高师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开展系统理论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对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高师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着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也将决定着大学生群体思想道德素质的高低，甚至对未来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产生深远影响。然而，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象正在发生着悄然变化。如何认清这些变化，研究当前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问题、新特点，科学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全局，已经成为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从这个角度来讲，高师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呼唤研究型教师。

一、研究型教师的内涵

研究型教师，并不是关起门来做学问，而是面对学生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多种假设，寻找问题原因，提出调整方案，最终解决问题。早在20 世纪70 年代中期，英国著名课程学家斯腾豪斯(L. Stenhouse) 在他的《课程研究与开发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urriculu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中，就提出了“教师成为研究者”的理念，认为“没有教师的发展就没有课程的发展”。在他看来，“教育科学的理想是，每一个课堂是实验室，每一名教师都是科学研究的成员”。以此为基础，他对目标模式的课程理论进行了分析批判，提出了过程模式的课程理论。也就是说，课程的研究和开发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教师应学会批判地、系统地考察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参与到研究者的队伍中来，从而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课堂教学，改善自己的教育实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型教师并不是指专门埋头研究的教师，而是指具有较强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的教师，它是教师成长的高级阶段。

二、研究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具备的素养

研究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除了应该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系统深入的政治理论水平外，还应该具备多方面素质和潜能。 第一，具有多元化的知识结构，并能综合有效地运用；第二，拥有个性化的实践智慧，并能在教学中灵活运用；第三，具有创造性的反思能力，善于批判性地考察自己的教学实践活动。例如，能否在教学中注重以下几方面的有机结合，即：教学实践的理论性与理论知识的实践性相结合、兴趣的广泛性与学习的渗透性相结合、思考的独立性与思想的开放性相结合等。也就是说，善于摸索、勇于探索，善于与同事合作、联合攻关，尊重科学、坚持真理等，都是研究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具备的素养。具体地说，研究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首先要善于反思教师自身或教学中的问题。包括：1）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认识是否偏颇；2）能否把常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困惑”变成问题；3）能否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中遇到的“问题”变成“课题”；4）知识储备是否够用；5）能否很好地利用身边的资源；6）是否具有与同事合作的意识等。

三、高师院校对研究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呼唤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基于人性的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高师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对象是学生，也就是说，它是一门研究和正确引导人的需求的学科，是激励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的学科，这是该学科不同于其它学科的最本质的特点。但是，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理想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单一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简单化，导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缺失。具体表现在：1）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过于理想化，只注重方向性，缺乏时代性、层次性和生动性，教育目标要求提得过高，脱离教育对象的身心特点和生活实际，以政治教育代替道德教育，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2）教学内容死板，背离学生生活的多样性，一味强调政治理论教育，忽视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重视社会发展而忽视学生个人发展的多样性，过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导向作用，对其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挖掘得较深，尤其是将政治价值及政治功能放在显著的位置，缺乏对人的发展的关注；3）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比较单一，侧重于正面的、直接的、正规的教育，习惯于采用填鸭式、劝导式和讲述式等显性教育手段。这些显性教育手段具有观点鲜明、时间集中的特点。但仅仅采取这种方法，往往会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简单化、表面化、形式化，很难达到预期效果。［1］正是由于高师院校以往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高师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才迫切呼唤研究性教师，使这些问题得以缓解。

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面临的新研究课题

1、 如何在思想教育中体现以人为本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就是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差异，关心人的个体需求，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体地说，第一， 尊重人的主体精神，即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不仅是物质生活的主体，也是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主体，因而也是改善人的生活、提高人的生活品质的主体。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该实现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统一，不断发挥学生自身潜能，使学生的社会价值得以体现，实现真正的自我。如：要以学生生活为中心，从广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充分了解学生，做到一切为了学生，事事关心学生，时时依靠学生，处处发展学生。第二，尊重学生的完整性精神，即把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人，而不仅仅是孤立的单面的物人、知识人、政治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中的人是全面的、丰富的、完整的社会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该把学生看作有血有肉、有生命尊严、有思想感情的完整的人，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学生的基本权利和责任，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培育学生的主体精神，开发学生的主体能力，塑造学生的主体人格，让每一位学生都受到民主平等的对待。第三，关心学生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不仅关心学生物质层面的需要，更关心学生精神文化层面的需要。创造条件满足学生生存需要、享受需要，更要着力于学生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需要的满足。第四，促进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学生的全面发展应当是自由、积极、主动的，而不是由外力强制的。在促进学生各方面素质得到较好发展的同时，还要承认学生的差异性、特殊性，使学生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相得益彰，协调发展。

2、如何在思想教育中引导个体自我教育

自我教育是对人性的尊重，是建立在对教育对象自我潜能肯定的基础上的。具体来说，自我教育是教育客体在其主体意识的基础上，发挥主体性作用，根据社会及教育者的规范和要求，通过自我选择、自我内化、自我调控等过程，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和提高自我品质的一种高度自觉、自省、自律的活动。［2］在思想教育中，自我教育的前提是学生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价值观念、对世界或周围事物的认知等存在着某种偏差， 这个认知的过程是漫长的，甚至可以说是痛苦的，毕竟人要否定自我、战胜自我是需要勇气的。所以，教师需要耐下心来，潜移默化，因势利导，学会换位思考，切忌一味唱高调，假大空。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使受教育者得到发展，教育过程中只有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体验，承认他们认知方面、能力方面、情感体验等的差异，处处体现人文关怀，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自我教育在思想教育工作中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教育形式不可替代的。自我教育模式下的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修复、自我完善是在主体意识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自觉的教育活动，有助于实现被教育者的地位由客体变为主体、教育目标由社会规定变为自我取向，从而最终使教育对象主动地、自觉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克服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和行为。

3、如何在思想教育中注重心理疏导

心理疏导在加强和改进当前思想政治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思想政治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标志着思想政治工作理念的转变和创新。心理疏导不同于教导，也不同于指导。虽然教导和诱导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用，但教导往往耳提面命，缺乏亲和力；而指导常常高高在上，往往不能真正解决教育对象内心的疑虑。［3］疏导是建立在对对象的尊重上，而且贴近对象的实际需求，帮助疏导对象进行一定的心理调适，使其不良情绪得到宣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或者为进一步实施思想影响创造必要的健康心理条件，或者在进行心理调适的过程中解决思想问题。要做好心理疏导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基本的心理学常识，学会观察、倾听、询问、分析，发现问题的症结，然后找到合适的教育方式，及时疏导学生心理。

五、结语

高师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宗旨是“育人”，它不等同于工匠教育。正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所以它也是一门“人学”。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发展疏离，它就会陷入人文关怀缺失的困境，最终也达不到促进人、发展人的目的。思想理论课教师应该努力完成从传统的“经验型”教师向“研究型”教师转变，不断努力强化内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善于反思和总结。当然，教师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动态的过程，思想理论课教师的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也不例外。研究高师院校思想理论课的发展模式，不仅可以更好地促进思想理论课教师的专业发展，而且是全面贯彻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素质教育，有效提高教育质量，实现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王德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范式建构［J］.高教探索，2010，(5)：1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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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研究的新变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大数据时代要创新社会治理，必须把握大数据对社会治理带来的冲击及其新的变革需求。

最早预言大数据时代的是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他1980年在《第三次浪潮》中写到：“如果说IBM的主机拉开了信息化革命的大幕，那么大数据则是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 2006年3月英国启动“数据权”运动；2012年3月，奥巴马宣布美国政府投资2亿美元启动“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2012年5月29日联合国推出“数据脉动”计划。为此，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和思维的改变》中判断：史无前例的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甚至大胆断言：数据洪流将会带来理论的终结，他认为：“面对大规模数据，科学家‘假设、模型、检验’的方法变得过时了”。且不说大数据将终结理论这一观点对错与否，大数据时代的确将促使社会治理研究产生以下四大新变革：

1. 社会治理研究思路的变革。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深入，“大数据”给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更是前所未有：不仅数字化的书籍、报纸、图片、视频等海量数据需整合、提炼和分析，而且网络泄密、对隐私的侵犯等行为日益增多，影响着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安全、和谐与稳定。以往基于社会局部“现实”的抽象分析方法，以及基于少部分人的需求来逻辑推演、预判大多数人的现实与未来需求的社会治理、社会建设思路，是无法破解“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因此，必须变革以往社会治理的思路，将对局部“现实”、少部分人的需求研究，转向覆盖更广泛、涉及更多人的大数据分析，从大数据中预测社会需求，预判社会问题、社会安全，从大数据中探索社会治理的多元、多层、多角度特征，在满足不同时期、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人民群众需求的过程中，创新社会治理、提升社会建设水平。

与全球化相关联的大数据时代，对社会发展研究的思路、对象、方法提出的挑战，只有以全球化为背景、以问题为导向，进行跨学科合作，运用交叉学科和过程方法，才能破解社会发展中的难题。

2. 社会治理研究对象的变革。

以往的社会治理研究对象主要有两个：一是把社会治理的研究等同于社会研究。结果是在社会的研究中，过多地运用西方社会的理论来分析研究中国社会，或是用某一“社会”解剖的知识来推导、演绎为另一“社会”的治理、建设与发展，以植根于某一特定民族、历史的具体境遇的社会文化来说明与解释另一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很难提出能够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满意的方案，以至于我们在对待西方文化时常常出现“西方化”与“本土化”的论争。二是把对社会治理的研究等同于对社会管理的研究。结果一方面束缚了社会治理的手脚，另一方面夸大了社会管理的作用。因为社会建设、社会改革、社会治理都是大概念、大事情，而社会管理作为政府职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子项。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既要研究“社会”，又要研究“治理”，更要研究“大数据”。一是要研究人们互动、交流、交往过程中不同人群在QQ、微博、微信以及互联网网络平台上发送的各种图片、图像、视频等非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背后人的情感、兴趣、价值观等现实社会各方面形成的大数据情况；二是要研究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导，在提供社会服务、社会保障，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各种结构化、非结构化的数据，并将结构化的数据做纵横比较，从中发现政府社会治理的客观水平及其未来走势，以更有针对性地推进社会治理，以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进社会现代化。

3. 社会治理研究方法的变革。

社会治理，强调的是对“社会”的“治理”。以往的研究方法，一是着重于对“社会”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定量研究也常常采取问卷调查、座谈、访谈的抽样调查方法采集数据。然而，再好、再合理的抽样方法，反映的总是对局部和部分人群、阶层的研究结果，随机偶然性较大，缺乏准确性；二是着重于对社会治理的比较研究，即比较社会的“治理”条件、特点、环境，或是对听取汇报、座谈调研、问卷调研的情况作分析概括，提出社会建设的要求、治理的体制机制、治理的路径方法以及治理的绩效。近五年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社会建设方面的大量投入，在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建设，已积累了海量的数据，但这些数据都是孤立的、离散的，是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因此，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需要我们对各类、各层次的数据进行发掘、整合，从中发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社会治理、社会建设方面的客观水平，发现共同的建设规律以及不同的特点，通过实施差异化社会治理战略，更全面有效地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建设。

4. 社会治理能力的变革。

面对数据快速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每一部门、每一单位，面对数据的大量化、多样化、快速化，面对全球数据每两年翻一番的趋势，大数据分析能力如何，就成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国就社会治理的大数据而言，一是缺乏对社会治理大数据进行分析的能力，而这种分析能力又与相关人才的培养和支撑密切相关；二是缺乏根据大数据而形成的社会治理需求从而转化为有效社会治理、社会服务的能力；三是缺乏通过对社会治理大数据的分析，预测和判断未来中国以及各地区社会治理特征和趋势的能力。以往更多的是感性的判断预测，或是理论的逻辑推演预测。要适应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需求，就必须在上述三种能力上加强建设，积累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资本。

二、双重世界：社会治理大数据的特质、研究路径

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们认为社会治理的本质是：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下，动员社会广泛参与。从根本上说，就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并落实到社会建设的实践中。显然，社会治理涉及政府、社会、市场各个组织、各个方面。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大数据分析研究，不仅要重视上述实体社会方方面面的分析，而且更要注重网络社会大数据的分析研究。因为对网络社会治理的难度更高、情况更复杂。但是，不管是网络社会还是现实社会的治理，需要弄清的是社会治理大数据所共有的本质特征及其研究路径。

1. 社会治理大数据的“双重”特质。

如果说10年前我们对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区分是“现实”与“虚拟”，那么，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虚拟世界”里的数据量极其快速地增长。2011年全球被创建和复制的数据总量为1.8ZB（10的21次方），其中75%来自个人（主要是图片、视频和音乐），远远超过人类有史以来所有印刷材料的数据总量（200PB）。过去几年全世界产生的数据量甚至超过了历史上2万年来产生的数据量的总和。预计到2020年，全球数据量将达到令人恐怖的35ZB，被称为“大数据摩尔定律”。面对大数据（尤其是图像、视频等非结构化数据）对“虚拟世界”的渗透、影响，虚拟世界的匿名性、非对称性、非真实性，正在被具有对称性、真实性（真实的画面、真实的情感等）、即时性特征的“镜像世界”所取代。

早在1991年，耶鲁大学计算机系教授戴维―杰勒恩特就指出，互联网的终极世界是“镜像世界”。“镜像世界”如同人在镜子中的映像那样，镜像世界和现实世界本身存在着真实的关联和表达。正因为镜像世界的产生，所以现实生活中人的喜怒哀乐，现实人在社会中的各种活动，都借助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技术，迅速“镜像化”。可以说，人类的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开始“镜像化”的阶段。

“镜像世界”的产生，本质上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的一种转变和扩展，即人类的社会生存方式从单一的物质实体生存向物质实体生存及其镜像化生存融合的社会综合生存方式转变。“镜像化生存”是指以计算机、网络等硬件为基础的，以数字化数据及其运算来表征显示物质世界中各种真实关系的社会生存、社会交往方式。比如，消费者通过网络，通过鼠标、键盘就可以完成传统的购物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就可以看作是购物过程的镜像。其中的深层逻辑关系没有改变，但实现方式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当今世界，网络社区、网络店铺、网络课堂等都可以看作是物质实体世界的社区、店铺、学校的镜像存在。而人类在计算机网络里完成的本应在现实世界里完成的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实践，也可以称之为社会的“镜像实践”。显然，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具有以“双重世界”为基础和研究对象的特质。

2.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研究路径。

镜像世界虽然是现实世界的“镜像”，但“镜像世界”又有相对独立性，即“镜像世界”以结构化、非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的大量化、多样化、快速化积累和扩张，并冠名为“大数据”而区别于现实世界。因此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研究，必须以“现实世界”为基础，更应突出关注“镜像世界”。

社会治理研究对象和路径的“双重性”，也要求我们辩证地认识与处理“双重性”的关系。人类所处的真实世界是一个非线性的存在实体，能够用结构化数据进行拟像的，仅仅是真实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或者特例。伴随着网络世界与人类生存的进一步对接，在新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非线性关系开始以非结构化数据的形式在网络空间里映射，这个过程就是网络空间拟像真实世界的过程。在当今世界，真实世界里的一切都在迅速被数据化，“谷歌”（Google）每年扫描100万本书和杂志，“谷歌地球”（Google Earth）在注释整个地球表面的地理信息，“脸谱”（Facebook）在注释我们的真实世界里的社会关系，手机、移动设备和可穿戴的传感器在不知不觉中记录人的声音、兴趣、表情、行动、心跳、睡眠时间，这叫“生命记录”（Lifelogging）。

一个现实世界的镜像版本如果想区别于网络社会早期的“虚拟世界”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必须具有和现实世界适时、同步的特征，即数据、信息及其在镜像世界中的相互关系要具备与现实世界对等的时效性。只有这样，这个镜像世界才有可能与真实世界建立起相关性并赋予自身无穷的价值属性，否则，所有的拟像都不再是镜像而仅仅只能成为没有生命力的幻影。

在这个意义上说，对镜像世界社会治理的研究，更应破解现实的真实世界社会治理面临的各种问题、各种困惑，更应多样化、快速化地反映现实世界社会治理的需求、社会治理的过程、社会治理的水平、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使镜像世界的社会治理更具真实意义、真实价值。

三、积累大数据行动：北京的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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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治理；可持续发展；困境

1 绿色治理的兴起及其内涵

1.1 绿色治理的兴起

随着世界气候大会等国际活动的开展，如今生态环境问题已逐渐上升为世界性的重要议题，绿色治理理念也应运而生。从发展过程来看，绿色治理最开始是在思想观念层面，世界各国陆续产生了“绿色政治”思潮；随后逐步建立了许多“绿色政党”；后来，各国政府开始逐步致力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并开始制定相应的生态问题管理措施，推行“绿色行政”，进而建立 “绿色政府”。

1.2 绿色治理的内涵

绿色治理是指为了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的问题，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各社会主体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共同治理，从而建立起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但是，生态环境不同于其他的公共产品，单一的的政府治理或者单一的市场治理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失灵”。

2 我国绿色治理的困境与成因分析

我国环境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多样性，实现绿色治理的参与主体也具有一定的复杂多元性。绿色治理方式的实现，则需要各个主体相互合作。然而，各主体之间地位不均等，治理效率低下，职责分配模糊，沟通协调不流畅等问题都在影响我国绿色治理模式的建设。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目前绿色治理的多方面困境及其成因进行分析。

2.1 主体众多导致地位不均等

绿色治理主体有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及媒体等。在我国传统治理模式中，受中国“官本位”传统文化的影响，政府往往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从而导致绿色治理的主体地位的不均等，形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的局面。因此许多问题出现后，政府往往会主导甚至控制一个事件的最终走向。而企业等非政府主体要绝对服从，难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社会民众虽是最终的受益者，可是他们却是最没有发言权的利益主体。媒体虽是最有力的宣传者和传播者，但其价值取向往往与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在这一场利益博弈中，政府追求绩效，企业追求效益，媒体追求热点，而普通民众只能是望洋兴叹。这些主体地位的不平等很多时候直接导致我国在绿色治理过程中问题丛生，因此保证多主体协同治理环境问题是实现绿色治理的基础，也是保证治理效能的最重要途径。

2.2 多主体利益博弈导致治理效率低下

在绿色治理体系中主体众多， 要通过对多元主体的资源整合，达成合作的共识，再通过协调合作从而产生效用最优化的治理方式，最终实现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共享，实现治理效益的最优化。然而因为绿色治理的主要对象――生态环境具有公共性、外部性和产权的难以界定性等特点，这些特征成为了制约绿色治理有效推进的主要因素。首先，正是因为生态环境的公共性，因此导致在生态环境问题出现时，各个主体都不会主动去承担治理责任。其次，因为生态环境的诸多外部性，它的有效治理对各主体产生同等甚至于更多的利益，如此以来就算是没有参与治理，没有承担治理责任的主体依旧可以与其他主体一样获得利益。最后，因为生态环境产权难以界定性的特质，治理过程中一旦出现严重问题，就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主体愿意出面承担责任。这种问题在我国尤为严重，往往除政府外其他企业根本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这不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政治发言权和主导权，更重要的是各主体为了效益考虑，都不愿意去花费自身的成本去承担共同的责任。由此下去，政府终会成为最终的问题解决主体和责任承担主体。这无疑加剧了各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降低了绿色治理过程中各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导致治理效率低下。

2.3 各主体职责履行单一导致责任流于表面

绿色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过程，是让各主体自身资源最大化发挥的一个过程。在治理过程中，每个主体必须有其需要履行的主要职责，同时每个主体也应尤其相应的次要职责。最大的问题是在实际治理过程中，每个主体都愿意履行其自身的主要职责，而不愿意去多承担职责。比如政府只关注它自身的政绩和绿色政治，而忽视了其绿色政策的执行和制定的职责；企业只关注自身效益的好坏，却忽视了是不是真正的绿色管理和绿色生产；社会公众只关注品牌，却忽视了对绿色的认知；媒体都更愿意关注新闻热点和焦点，对绿色字眼进行抢报，却往往不去考究新闻的真实度；许多专家学者更关注对于绿色相关问题的学术探讨，总是忽视了学术研究结果的运用和宣传，更不用提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实际参与。

2.4 多主体沟通协调不畅导致矛盾冲突易发

绿色治理对象除了可以是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外，还可以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衍生，只要是和生态问题有关的如社会问题、资源问题等都可以囊括其中。这样，绿色治理的对象越来越广泛，参与主体就会随之增多，受众群体也会更广泛，相应的绿色治理的难度也会加大，从而导致各主体之间的沟通协调不畅的因素增加，各主体间的矛盾冲突易发。同时因为多主体之间的异质性，所掌握的资源、优势地位、关注利益、最终目标等方面的差异，从而使得他们在合作的过程中也容易引发矛盾和冲突。一旦发生矛盾和冲突，加上主体之间又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机制，这样会很不利于及时化解矛盾和冲突，影响了各主体之间的协调合作，从而影响绿色协同治理的效能。

参考文献：

[1][美]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2]莫神星，伍牧原.论绿党的崛起与绿党政治[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篇(6)

 

众所周知，哲学本身是属于政治理论课范畴，那么如何理解它们两者之间的联系，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具有哲学思想呢?这主要是由于政治理论课教学虽然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乃至考核方式都不同与其它学科，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但哲学是揭示支配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的发展规律，因而它也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规律。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基本观点是一切工作的指导原则，具有最高层次、最普遍的指导意义，也是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遵循哲学理论的指导，这是科学确定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正确地选择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法，有效进行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的重要前提和保证。可见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包含着许多哲学思想。

 

一、唯物论思想

 

哲学唯物论告诉我们，世界本质是物质，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反映的客观实在，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依赖于物质;意识对物质有能动的反作用。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应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是求实，对政治理论课教学来说也不例外，具体表现：首先，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根据学生的实际(包括思想实际、学识水平实际等)制定教学计划，采取教学方法。就拿哲学课来说吧，从内容上看，它大都是理性思维的东西，逻辑性较强，较之于其他学科它更抽象、深刻、概括得多。而且学生在这个年龄阶段抽象思维能力又较弱，因此我们制定的教学计划(包括教学目的要求、教学进度、作业计划等)都要尽可能地符合学生实际。教学方法也应能最大限度的适合并促进学生的学习，可采取多种教法相结合，还可以加强对学生的动手、动脑、动口能力的综合训练等。其次，在物质和意识关系中，由于意识对物质有能动的反作用，而这种反作用又有两种不同的性质和结果，正确的意识指导人们采取正确的行动，从而促进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指导人们采取错误的行动，从而阻碍事物的发展。因此我们要以哲学为指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让同学们能够用立场、观点正确地对待学习、生活、交往、就业等过程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同时要摒弃其他的错误思想，克服大家在遇到挫折时产生的悲观论，更要消除在重大挫折面前以为生命无法控制、自身不能驾驭的宿命论和唯心主义观点。

 

二、辩证法思想

 

唯物辩证法内容极其丰富，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纲，也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首先是全面联系的观点。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过程这样或那样地联系着;任何事物、现象、过程内部的各个部分、要素、环节、成分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着。辩证法强调用全面、联系的观点研究分析事物，这就要求在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坚持全面联系的观点，具体来说就是：一是由于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特殊使命，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分析影响教学对象思想道德形成相互关联的因素，包括社会、家庭、学校等，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学校是专门的教育机构，在三种教育中起主导作用。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社会环境对学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补充和扩展。因此我们要把家庭、社会力量与学校联系起来，调动并凝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这样就可以形成强大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合力。二是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施加相互联系的教育内容。人的思想与心理素质、审美素质、政治素质、文化素质等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进行政治理论课教学时，不能割裂这些联系，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审美教育、文化素质教育有机结合，使思想政治素质、心理素质、文化素质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其次是变化发展的观点。哲学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发展之中，绝对静止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贯彻变化发展的原则，具体说来就是：一是由于政治理论课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因此要顺应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对教育对象的思想状况进行动态分析，不仅要看到他们的思想现状，而且要了解他们的思想过去，预见他们思想发展的趋势，从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中去把握他们思想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增强教学工作的前瞻性，从而更有效地进行政治理论课教学。二是要如实地把教学对象的学习思想状况看作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既要看到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条件下学生表现出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又要看到他们是一个绝对运动的过程，是变化、发展的，因此要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推动起其思想道德认识朝着符合社会要求的方向发展。

 

三、认识论思想

 

哲学认识论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认识的辨证过程要经过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主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就要求政治理论课教学也应遵循这一认识辨证发展的规律，具体地说就是：一是教学工作要做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首先政治理论课各科知识的结构都有严密的逻辑系统;同时，学生的认识也是有顺序的，是由已知认识未知，由简单到复杂的逐步深化的渐进过程，因此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做到既符合科学知识本身的“序”，也要符合学生年龄和认识发展的“序”。我们可以通过例证、演示等具体方法让学生了解感知基本概念、原理，然后再通过比较、分析、综合引导学生把握它们之间内在、本质、必然的联系，这样由浅入深从而实现认识上的质的飞跃。当然以上只是认识过程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真正认知应要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二是要坚持共性和个性相结合，就是在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要认真对教育对象个体的学习、思想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积累资料，总结提炼，从个别研究中总结一般规律，找出教学过程中的一些共性的东西，再从一般规律研究个别情况，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坚持共性和个性相结合。

篇(7)

近些年来，公共管理这个概念成为社会科学中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概念，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运用这个概念指称人类社会治理领域中的新的变动。在行政学的领域中，人们把公共管理的出现与行政改革运动联系在一起，把它看作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场全球性的行政改革运动的结果；在政治学的领域中，人们在民主和参与等工具性的层面和政治文明等价值层面上来认识公共管理所实现的政治发展；在社会学的视角中，公共管理是社会组织形式、社会治理结构变革带来的以社会自治为基本内容的新型社会治理方式；从哲学的角度看，人类历史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历史必然性要求有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与之相适应，而公共管理就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虽然从不同的学科出发，对公共管理的认识会有着自己的侧重点，但是，就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中的一种新的现象而言，是共同的。其实，公共管理不仅是人类社会治理领域中的一场伟大变革，而且，也意味着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和生活等等各个领域中的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因而,认识、研究和探索公共管理及其相关问题，就成了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

一、公共管理所实现的变革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西方国家兴起了一场公共行政的改革运动，并且迅速地在全球蔓延开来，直到今天，这场改革运动一直在进行中，它使政府的存在形式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现在看来，这场行政改革运动所造成的变革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打破了行政管理主体的一体性。长期以来，行政主体的一体性被看作是一个默认的不可移易的原则，正是由于行政主体的一体性，才会出现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垄断；也正是由于政府具有惟一性和垄断性，才造成了这样一种历史现象：以往一切发生在政府中的改革都无非是政府的改组和重建。然而，新的全球性行政改革运动与以往不同，它所导致的是一个革命性的结果，即打破了政府的行政主体

一体性、政府存在的惟一性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垄断性。因为，它在社会之中培育出担负公共管理职能的非政府组织，许多原先由政府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能转由这些公共管理组织承担，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则更多地承担起公共政策供给的职能。从哲学的意义上讲，人类社会治理领域中的以往历史都属于对象性分化的历史，是治理对象和内容的分化，行政主体则由于管理体制和组织的技术化程度的提高而变得一体化程度越来越强，这场行政改革运动改变了历史的方向，把行政管理的对象性分化转化为主体性分化，开启了“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进程。这时，政府虽然还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但却不是惟一的机构，在政府之外，也有一些准自治的、半自治的和自治的机构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政府则可以部分地甚至完全地从日常公共管理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力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及监督执行

第二，把行政管理的主体中心主义转变成公共管理的客体中心主义。以往的行政管理都是以管理主体为中心的，管理客体处于边缘性的和受支配的地位，因为，行政管理无非是一个权力支配过程，权力的运行体制和运行机制决定了它必须有一个权力中心，而相对于受权力支配的人来说，掌握权力的人则属于权力支配体系的中心。所以说，这是一个主体中心主义的模式。在这种主体中心主义的权力体制和运行机制中，拥有权力和掌握权力的人以自我为中心，被管理者和被统治者作为“我”的对象是从属于“我”和为了“我”而存在的，“我”从事管理或统治的活动，无非是为了自我的存在和发展。在行政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公共管理则不同，它关注政府实施的各种计划、项目的有效性，表现出了一种目标导向的趋势，目标是中心，行政权力和行政行为是从属于这一中心的，是服务于目标的。而这个目标的具体表现就是“顾客”的满意。公共管理成长的迹象表明，它把需要服务的公众视为公共机构的顾客，通过调查，倾听顾客的意见，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向顾客做出承诺以及赋予顾客选择“卖主”的权利，以实现改善公共服务质量的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会把“顾客”放在公共管理的中心，即以公共管理的客体为中心而不是以其主体为中心。

第三，把权力中心主义转化为服务中心主义。无论是农业社会的统治行政还是工业社会的管理行政，都是以集权形式出现的权力中心主义。在统治行政中，集权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在统治还是在管理的意义上，都必须仰赖集权。在管理行政赖以产生的社会中，集权往往受到批评，但管理行政体系依然是一个集权体系，属于权力中心主义的范畴㊁以往的行政管理都是建立在集权的主线上的，尽管近代以来行政权在整个政治制度中就其所受制约而言有着民主和参与的内涵，但就行政权自身而言，一直表现为一种集权，权力在官僚制体系的金字塔中被自下而上地集中起来，上层发号施令，下级依令而行。管理行政体系的运作，也就是公共权力的运行，权力是中心，行政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有效性，取决于支持这种行为的权力的大小。公共管理使人们把视线从关注权力和权力的运行转向关注管理的效果上来。因为，政府不再是惟一的公共管理组织和部门，政府也不再是惟一执掌公共权力的组织和部门，它对公共权力的垄断将随之而成为历史，公共权力随着公共管理的社会化而社会化，众多的非政府公共管理组织都成为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公共权力的社会化，或者说公共权力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非中心化，实际上也就是管理的服务化，即把公共管理变成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活动。所以，服务是公共管理的主题，公共管理的体系不再是以权力为中心，而是以服务为中心。

第四，把效率中心主义转化为成本中心主义。在工业化的过程生成的管理行政是突出效率的行政管理，以效率为中心。特别是在20世纪中，效率的问题成了衡量行政体系是否健全的尺度，在我们对机构臃肿、冗员充斥、慵懒闲散、推诿扯皮以及各种各样的官僚主义问题作出批评时，实际上是出于效率意识的要求。正是对效率的追求，促使管理行政不断地探索行政管理科学化的路径。所以，行政效率是管理行政追求的基本目标。然而，在管理行政对效率的追求中，却忽视了成本的问题，效率意识排斥了成本意识。以至于经常性地出现不自觉地加大行政成本的投人而使整个社会蒙受超额负担的情况，即政府在社会的发展中不仅不能起到促进作用，反而成了一个沉重的累赘。公共管理所实现的变革在于，它不是单向度地考虑政府行为的效率.而是把这种效率的提升放在行政成本的降低的双向思考之中，诸如实行预算开支总量控制、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公开竞标、绩效合同制和效率评审制等等，都反映了行政成本意识先行的思路。

第五，把个体利益中心主义转化为公共利益中心主义，从而有可能有效地杜绝行政权力的腐败。腐败的问题之所以永远无法根治，是因为腐败从来都是个体利益中心主义在公共行政过程中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为，每个人都以个体利益为中心，在公共行政的领域中就必然会存在着个体利益对公共利益的侵蚀=人类迄今为止的行政管理历史一直受到腐败问题的纠缠。近代社会为了抑制腐败，发明了权力制约体制，用权力制约权力，但是，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个体利益中心化是一个必然过程，而权力制约是一种人为的设计，在人为设计出来的权力制约与个体利益中心化的客观进程之间，要建立起一个永久性的平衡机制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不断地进行调整。而且，对于行政权力的运行来说，权力制约本来就是处于边缘态的，是因为有了行政权力运行的客观性和必要性，才有了权力的制约，权力制约任何时候都是依附于权力的运行的，它不能进入权力结构的中心，所以，行政管理中的权力与权力制约机制由于永远解决不了中心与边缘的问题，因而，也就永远为腐畋的滋生留下空间。公共管理由于服务定位而导致了特权的消失和特权意识的弱化，使行政行为更加贴近其公共性和使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丧失制度化的基础；由于禀承颐客至上的理念而改变了原先行政体系的主体中心主义，公共管理活动必须把公众的满意度作为追求的目标和评价标准，以公众的意志为中心，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由于实行公共服务的公开竞标，将增加行政行为的透明度，使不透明地行使公共权力的机会最小化。这些革命性的变化，都会使腐败得到有效的抑制：

二、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是德治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讨论，我们现在已经倾向于把公共管理看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建立在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基础上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它的治理体系具有明显的“德治”特征。就人类的社会治理而言，是一个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历史演进过程，“权治”是农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从属于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法治”是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从属于管理型的社会治理；到了后工业社会，以公共管理为形式的服务型社会治理属于“德治”的社会治理=也就是说,权治、法治和德治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社会治理行为模式：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以权治为主，法治和德治只是辅助手段；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是以法治为主，在法制的规范下，也有着权治的内容，而德治是受到排斥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是德治的治理体系，它把法治与德治统一起来。当然，在公共管理之中,也会包含权治的内容，但权治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仅仅存在于一些特定的领域，是作为一种极其边缘化的治理手段而存在的。

现代社会是法治的社会，几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根据法治的精神来进行建构的。社会秩序的获得、生产与生活的正常化、交换与交往的可持续性等等，都来源于法治，法治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从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来看，法治是一种较高形态的社会治理模式，与那种以权力为基础的权治相比，法治在社会秩序的获得方面更为有效。因为，法治的社会秩序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秩序，它不是把社会矛盾积累起来，而是把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化解为具体的和日常的矛盾和冲突，法治甚至基于人类社会矛盾的客观必然性而把矛盾冲突法制化，设定了许许多多法律允许的矛盾冲突途径，通过合法化的矛盾冲突途径来暴露社会矛盾和化解社会矛盾，以避免任何社会矛盾被积聚而成为导致大规模冲突的因素。

但是，法律是由人制定的，人创造的任何事物都不具有自然的完满性，虽然人可以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地修订法律和完善法制，但它永远都不可能达到完全周延的地步，法律及其制度总会留下控制和规范能力不及的“死角'再则，法治的普遍性与个人的具体性之间并不必然是统一和重合的，在很大程度上，法治仅仅规定了个人行为的起点，作为个人的行为规范的法律规定只是一个社会一般的水平线，个人行为在这个水平线的上下，有着上下波动的巨大空间2就个人而言，他的行为必须接受法律的规范，而事实上接受法律规范的仅仅是他全部行为中的一个极小的部分。因此，在治理的意义上法治具有不充分性，那些低于法律规范水平线的行为，总会表现出极大的腐浊作用，破坏着法治的有效性。进一步说，法治的普遍性和法律的不周延性决定了法律表述上的不明确性，在许多情况下，法律的适用问题总是建立在二次解释和多次解释的前提下的。经过解释的法律，尽管是根据法的精神作出的，也必然会反映解释者的认识能力、理解能力和道德素养r法律解释本身就是违背法的精神的行为，是对法的科学性、准确性和神圣性的否定。由此看来，法律及其制度是存在着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决定了它在社会治理活动中并不是充分的手段：也就是说,法治并不属于充分的、万能的社会治理：

法治可以被理解成社会治理的一种特定秩序，而且，这种秩序并不是一种僵化了的秩序。法治决不是要把一切被纳人治理体系中的人变成纯粹的守法机器，它在要求人们遵守法律的同时理性地对待法律，而不是把他们训练成惟法是从的奴隶。法律在对权利、义务的规定中所包含的更深层的意蕴是:鼓励人们对权利的尊重，对责任的承当。这也就是人作为人的良知和正义感，因而，是对道德生活的追求。这样一来，法治的目标就应当是德治了，法治是通向德治的桥梁，在人类社会较为高级的治理方式中，它们之间是有机统一的，任何试图把法治与德治区分开来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公共管理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就是法治与德治的统一。

人类社会治理方式的演进是社会治理活动的目标定位实现根本性变迁的历史过程。统治型社会治理在秩序的追求上是统治定位，统治是最根本、最实质性的治理目标。由于统治具有压迫的性质，所以时时处处都需要以强化权力的强制性来为统治提供保障。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在追求秩序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效率的推崇，而且是寄希望于效率能够为秩序提供支持。所以，在它的管理定位中包含着把一切科学化、技术化手段纳人到社会治理活动中来的要求和动力。公共管理是一种服务定位的社会治理方式，它把统治型和管理型社会治理活动中的对象性限制转化成社会治理主体的自我限制。也就是说，公共管理这种社会治理活动在根本性质上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治理活动，它不是殚精竭虑地控制治理对象，而是通过治理主体的自我约束、自我限制来保证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所以，公共管理必然会选择德治作为自己的社会治理标记。

人类的社会治理模式发展到公共管理的阶段，将是一个多元混合模式，在公共管理中，以往的德治与法治的不相容性将会得到彻底解决，公共管理应当是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因为，当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超越了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时候，实质上是超越了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社会关系格局，它的客观结构不是以权力关系为中心，它的行为体系也不是以权力为中心来展开，它是一个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同构的体系，公共管理的行为体系也同时具有权治、法治和德治三重属性，不再需要制造对权力或法律之间的某一个方面的神话来保证社会治理活动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