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技术方法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科学的技术方法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 键 词:技术科学;技术;技术哲学

前苏联以及现今俄罗斯的重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究其原因我们不能 回避其发达的技术科学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实早在前苏联时期，学者们就对技术科学 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关研究具有鲜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苏联技术哲学的主要 成就，也极大丰富了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技术哲学体系。

一、 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背景

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哲学是世界技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指导思想、研究纲领 和研究重心都与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哲学有着显著的区别，因而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 哲学界特别关注的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我国学者在前苏联自然科学的哲学问 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作为前苏联科学技术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哲学 的研究却大相径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状况是因为，一方面，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哲学显 然很晚才开始研究技术现象。……相对于实践认识和实践理性，哲学更偏好理论认识、理性 和理论规则，显然，这种偏好成为哲学很晚才转向思考技术现象以及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 的一个原因”［1］。的确，相对于其他哲学分支学科，技术哲学本身起步较晚，现代技 术哲学就其本身而言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发展也不是很完善，诸如技术的本质 、技术是否是价值中立的焦点问题，以及技术哲学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还没有形成压倒 多数的、相对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苏联时期的技 术哲学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哲学加以批判。苏俄技术哲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那时“П.К .恩格迈尔(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册子《19世纪技术的总结》(1898 )中提出了技术哲学的任务。同时他的许多著作被用德语出版”［2］。但是，自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前苏联技术哲学研究开始转向一个特殊时期。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评论的: “技术哲学在俄国的命运非常悲惨。关于技术哲学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迈尔提出 的。П.К.恩格迈尔是俄国工程师，他是技术哲学第一个研究纲领的提出者，这个纲领于1912 被提出来。1929年，当恩格迈尔不得不再次号召建立技术哲学时，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开的 反对。恩格迈尔在《我们需要技术哲学吗?》一文中发展了技术哲学重要性的思想。而在这 个杂志的同一期中还收录了Б.马尔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技术哲学 遭到批判－‘现在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独立于人类社会和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的技术哲 学。谈技术哲学，就意味着唯心主义的思考。技术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概念，而是唯心主义的 概念’。从这时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把技术哲学斥为唯心主义，在苏联哲学界已成定论 ，尽管马克思就是19世纪有兴趣从社会—哲学方向研究技术的一个创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技术哲学”的提法在前苏联时期被禁止，但是对于“技术”的哲学 思考在前苏联却从未停止过。那时(也包括现在)有一大批学者长期致力于技术哲学问题的研 究，其中比较重要的人物有:В.М.罗津、В.Г.高罗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 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 罗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宾(В.С. Стёпин)等人。他们的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术哲学的典型特色，因而 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为我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极为关注的研究课题。

В.М.罗津等在《技术哲学:历史与现实》一书中曾写道:“苏联时期对于技术的研究开始于 世纪初(指20世纪初－笔者注)。由于П.К.恩格迈尔，技术哲学在俄罗斯获得极大发展。 后来在我国，这一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科学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却发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讨论 技术不同方面的学科，并且，如今它们被部分地纳入到技术哲学中来。首先就是技术史。…… 研究技术的第二个领域被称为‘技术的哲学问题’。恰恰在这里讨论了技术的本性和本质， ……第三个领域在苏联时期急剧发展－这就是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虽然这门学科 属于科学学和方法论，但如今它们被包括到技术哲学中来。……第四个领域是设计和工程技 术活动的本性和历史。……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那样，如今这些研究领域不仅仅单独发展，而 且还处于技术哲学的范围之内。”［3］因此可以说，前苏联时期学者们把技术史、技 术的哲学问题、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设计与工程技术活动的方法论和历史等问题不同 程度地纳入到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内。在这四个组成部分中，对于技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最 为充分，并且具有鲜明的俄式风格。

二、 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重心

前苏联学者非常重视对技术科学认识论的研究，这主要包括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 功能、任务等问题，其中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1. 技术科学起源的内外史要素

前苏联学者普遍认为:“技术科学是关于有目的地将自然物质和过程改造成技术对象，关于 构建技术活动的方法，同时也是关于技术对象在社会生产体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识系 统。”［4］关于技术科学的产生，前苏联学者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技术科学的产 生有 外史和内史两方面因素。从外史方面看，人们的生活、生产(特别是机器生产)为技术科学的 产生和发展提出研究的课题，并决定技术科学的研究方向。从内史方面看，一方面，技术科 学是技术知识的系统化、逻辑化的结果，它是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对象活动中所形 成的对习惯、概念、认识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术科学的产生源于对基础科 学的应用，是从基础科学中分化出来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技术科学源于不同知识、模型、 概念和原则的大综合，是这些要素横向搭构的结果。

2. 技术科学对象的两重性

关于技术科学对象，前苏联学者们认为，技术科学对象具有两重性，即技术科学对象有“天 然的”和“人工的”区分。而且其中技术科学的“天然性”对应着技术与自然、技术与自然 科学的关系;而技术科学的“人工性”对应着技术与人、技术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正如В. 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中指出的:“在技术科学中可 以统计出两个技术对象:自然的技术对象和人工的技术对象。……技术对象的人工性在于， 它们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们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对象归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 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这种观点也得到А.Н.鲍戈柳波夫(А.Н.Бого любов)的认同，他指出:“技术科学不仅与自然科学(这决定了技术科学的‘天然的’特 征)相联系，而且它还与经济学和人文科学有着不同的、极为重要的交叉(而这一点相对于它 的‘人工的’特征)”［5］。

3. 技术科学理论的三种结构要素

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 理论的结构均可分为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本体论模式、数学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义却有 很大差异。其中自然科学的本体论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实验中的理想对象的总和。而技 术科学理论的本体论模式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以数学描述为目标的函数图像;在工程对象 中进行的自然过程的连动模式;表现为构造参数和工程计算的结构模式，即研究对象的结构 。此外，在自然科学理论中，数学工具首先是为了实验计算，它们是建立和证明所获得的理 论知识的手段。而在技术科学理论中，数学则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来对工程对象的 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工程计算;第二，用它来分析和综合技术的本体论模式;第三，用它来 研究发生在工程对象中的自然过程［6］。可以看出，技术科学理论结构中的三个要素 要比自 然科学理论结构中的要素更为复杂。其原因恰恰在于技术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体和客体 相互联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学理论更多兼顾实践的方面。

4. 技术科学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与此相联系，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功能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 论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过程，研究理论问题，以预测和描绘理论发展的未来状况。而技术 科学理论功能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对工程对象的技术结构和 工艺参数进行理想描述。而且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实验层次不仅仅包括实际上是以概括工程 师的工作经验为目标的结构技术和工艺知识，还包括特殊的实践方法知识。当前工程研究的 目的是:把在技术理论中获得的理论知识形成实践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学问题。这些问 题是在建立工程对象的各个阶段中，在解决工程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它们将会传播到 技术领域当中去，以实现技术理论的功能［6］。

5. 技术科学任务的实践特征

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结构与功能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在科学领域中所担负任务的 不同。作为科学知识集合的自然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规律，预测自然过程 的发展;而作为技术知识集合的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从实践上利用这些自然科学成果，研 究自然规律在技术设备中的作用，以及运用知识和计算保障工程技术活动［4］。尽管 前苏联学者认为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实践，但是他们仍然强调不应将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 科学在工程中的应用混为一谈。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指出，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 科学应用于工程实践是有区别的:前一种情况说的是独立学科的建立，这意味着各种不同科学 知识、模型、概念和方法被应用于一定的研究对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转换程序，形成现 有学科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任务;而后一种情况指的是在解决具体的工程任务过程中，各 种科学知识、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组织化的过程［7］。

三、 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学者习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四个角度分析自然 科学哲学问题，这一传统也影响到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即学者们往往从技术本体论、 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角度来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因此可以说“师从 自然科学哲学”是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在前苏联学者看来，自然科学方法论之所以能够类推至技术科学领域是因为，自然科学和技 术科学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因此较为发达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当然可以成为技术科学方法论 研究的范例。这正如前苏联学者们指出的:“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 在起源方面，还是在起作用的过程方面。技术科学最初的理论原理、认识客体和概念的方式， 恰恰是从自然科学向技术科学传递过来的;同样，技术科学自身科学性的规范、知识理论结构 的确立、理想对象的结构和数学化，恰恰也都是从自然科学借用到技术科学中来的。” ［4］尤其针对技术科学的数学化，А.Н.鲍戈柳波夫指出:“知识数学化的问题是历史 性的问题，从广义上讲，未必能够在科学史和技术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别是相对于技术 科学，更是如此。多亏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才产生出将适合于自然科学的数学 化模型转移到技术科学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样产生出利用自然科学数学化历史来了解数学 在技术知识发展中所起(或者说它应当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这一点，前 苏联学者更关注自然科学对技术科学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影响。

概括说来，前苏联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通常只是在科学哲学的背景下研究 技术哲学，把技术哲学混同于规范的科学哲学的附属物，并且仅仅从自然科学知识附属物的 角度来研究技术。技术被归结为科学的附属物，而技术哲学则被归结为运用于技术知识结构 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简单附属物，这就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特点［1］。 如果说这一时期运用科学哲学手段研究技术哲学是自发的，那从20世纪70年代中 期开始，前苏联学者就开始自觉地借用科学哲学和科学学的方法研究技术哲学，特别是研究 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一文 中指出:“虽然很早以前，技术知识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哲学家们的兴趣，但只是 在最近五六年才开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这个方向范围内提出一个目标:就是用科学学和科 学方法论的手段来系统地研究技术科学。”［4］他们还补充道:“技术科学方法的特 点暂时揭示得还不太清楚。一方面，应当注意专业方法独特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广泛 地应用一般科学的认识方法(如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4］在此不可否认， 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时成熟壮大起来的。

可见，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自然科学充当了技术科学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能脱离自然科学 孤立地研究技术科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技术科学相对独立的特点，正如前苏联学者鲍 戈柳波夫指出:“技术科学从本质上应当与不断发展的技术相适应，并且最佳的情况 是应当超前于技术。……技术科学、实用科学和基础科学是知识具体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层次 。因此，技术科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能够变成实用科学(如果技术科学的应用范围超出技 术框架外)，甚至变成基础科学”［5］。这表明，在技术科学与技术的辩证关系中，技 术科学应当具备先验的预测功能，而且技术科学、实用科学与基础科学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 。这是技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总之，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能够看到，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是其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压意识形态统治时期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成绩， 其相关问题研究(如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即使在技术哲学日 趋走向成熟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大价值。

参考文献:

［1］От редакции. Философия техники［J］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93(10):24－26.

［2］Стёпин В С， Горохов В Г， Розов М А.Философия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EB/OL］. (2006－06－20)［2007 －08－02］. http:∥philosophy.ru/library/fnt/11.html.

［3］Розин В М， Горохов В Г， Алексеева ИЮ， et al. Философия техник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 нность［EB/OL］. (2006－06－28)［2007－08－02］. http:∥philosophy.ru/ iphras/library/filtech.html.

［4］Горохов В Г， Розин В М. Философско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ехнически х наук［J］.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81(10):172－178.

［5］Боголюбов А Н. Математика и техни ческие науки［J］.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80(10):81－8 2.

篇(2)

关键词：管理科学 前沿

1.引言

什么是管理科学？成思危教授在“中国管理科学的学科结构及发展重点”主题综述报告中指出，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他用“3--3—3”原则概述了管理科学的学科结构，即“三个基础”、“三个层次”、“三个领域”。三个基础是数学、经济学和行为科学；三个层次是基础层次、职能层次和战略层次；三个领域是指管理理论与方法领域、工商管理领域和公共政策与战略管理领域[1]。也有学者认为，管理科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它是利用各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的定量方法（数学模型等），来解决管理问题的领域之一，是研究工商企业和军事部门中决策问题的科学[2]。在这次管理科学前沿专题中，老师这样描述管理科学：管理科学是探索人类管理活动规律的一门科学，是管理的知识，它包括管理的思想、理论、理念，以及管理者制订决策的科学的、富有逻辑的、合理的方法。它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可以说：管理科学=管理的科学+管理的艺术=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应该说，管理科学与管理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管理以管理科学为指导。而管理科学的研究又是从为管理实践服务出发，时刻面向和密切关注管理实践需要，从管理实践中提炼并检验出具有较强普适性的管理理论。管理科学对社会的的发展和进步有整体的推动作用，对我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管理科学前沿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21世纪的管理面临着管理的变革，管理思想、管理模式、管理理念、组织机构和资本观和资源观方面都发生了变革，此时，管理科学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研究。一般认为，管理科学需要研究的两方面前沿问题是：管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和管理科学的应用。

对一个中国管理科学的研究者来说，对管理科学的研究就是一个“立地顶天”的工作。既要通过解决中国具体的管理问题来“立地”，在解决具体问题过程中发现、抽象管理科学问题，并科学有效解决它来“顶天”。

立地

立地主要指应用研究，其研究主题是问题框架，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理论、方法和技术，分析问题框架的结构，运用模型群技术建立必要的集成模型群；根据研究问题框架与模型框架的同构或同态性展开应用基础研究，用计算机进行模拟来实现具体应用，由实际效果或效率，展示其先进性和实用性，以此来验证应用研究的有效性，同时为形成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做准备。

应用研究，离不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近年来软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为管理科学的应用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技术支持。在大二下学期学习的管理建模优化和管理建模优化实验课程中，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人工智能算法。不论是遗传算法、蚁群算法、粒子群算法、模拟退火算法、禁忌搜索算法或是神经网络，他们都模拟了自然过程，结合了人的智慧。利用智能算法，我们可以解决以前很多的NP难题，例如背包问题，旅行商问题（TSP）、车辆调度等等复杂问题。不仅如此，当我们在面对具体的复杂问题时，可以根据智能算法思想，结合具体问题编写程序代码，利用matlab软件来解决问题。智能算法，比常规算法效率高，结果更为精确。

管理科学的应用研究，不仅需要研究者有扎实的数学和计算机编程基础，还需要很强的抽象思维、推理逻辑和综合素质。对于我们本科生，目前学习的大多是管理科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知识粗略地学习了一些优化理论与技术、决策与对策理论、风险分析理论和组织理论，而且我们学习的内容大多知识局限在书面，在实践应用方面欠缺还很多。

顶天

顶天指理论研究，也就是要针对具体的管理问题抽象管理科学问题。它的研究主题是建立必要合理的公里体系，运用已有和创造的知识和理论，定义管理科学的基本概念，根据已总结的原理与原则，建立管理概念模型、物理模型、数学模型；并通过有效的方法和技术对管理模型展开基础性研究，讨论模型的实际应用，实现模型分析的现实意义以及算法分析的可操作性；由对比分析类似模型方法展示其先进性、实用性来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形成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复杂科学的发展对管理科学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和机会。将复杂科学融入到管理科学的研究中，就是要求研究者以新的思维模式、新的观察问题的角度，来研究管理理论、关了思想和管理方法。这要求研究者除了要具备良好综合素质、抽象能力、推理能力外，还要具备创新能力。对于现阶段的我们，基础知识还不是很牢固，研究问题的方法掌握不够，创新能力更是欠缺。

3.结语

有学者经过研究分析发现，我国管理科学研究还是很薄弱，研究积累不够，研究普遍落后于国外的研究，基本上都处于借鉴和跟踪研究的地位[3]。这对管理科学的研究者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未来知识管理、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领域将成为管理科学研究的热点研究领域，相应的管理科学前沿也会在相关领域有更新的发展。

作为管理科学的本科生，意味着将来有可能成为管理科学的研究者。管理科学的前沿，正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这不仅是为学术研究，更是为了更好的解决复杂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国内的研究现状，更应该紧追国外的研究步伐。

参考文献：

[1]成思危.中国管理科学的学科结构与发展重点选择[N].管理科学学报，2000-03-03（1）：1-6.

[2]梅世强，齐二石，王雪青.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概念及其体系研究[J].工业工程，2006.

篇(3)

[关键词]人文科学实验 科学性 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2-0067-04

实验作为一种基本的、有效的教学和科研方法，最早在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学科中开始运用，20世纪以来逐渐在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学科中得到运用，而在人文学科特别是在关涉人文科学实质内容的所谓“形而上”领域内，运用实验的方法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作为一种体现科研和教学规律的实验方法，是否可能在人文科学得到运用，需要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给予理论梳理和经验总结。

一、不同学科的实验性基础

科学实验的可行性前提首先是该学科必须具有一定的实验性。按照实验科学的基本理解，所谓实验性就是某种学科理论或知识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具备能够通过实验的方法来验证或描述的属性。学科的实验性既与学科对象以及学科的方法论特征直接相关，又与具体的实验技术密切相关。

1 自然科学的实验性基础

最早的实验完全是自然科学实验。科学家们有目的、有意识地选取自然中的典型过程，并通过仪器、设备等媒介对这些过程加以控制或改变，以便进行观察分析，从而把握事物发展和运动的规律。《辞海》对实验科学的解释是：“实验科学亦称‘经验科学’，同理论科学相对。一般指19世纪以前的经典自然科学或以实验方法为基础的科学。哈维的血液循环学说、伽利略的动力学、牛顿的经典力学以及后来的热力学、电学、化学、地质学等等，都是实验科学典范。20世纪以来，由于现代科学的高度综合性，数学和理论思维在科学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故一般只把一些实验性较强的科学称为实验科学。”即在科学史上，乃至今天，人们通常所说的科学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实验，这主要取决于自然科学拥有的“较强的实验性”。

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家可以最大程度地摆脱各种外在影响，科学家的个性、爱好、性格、或政治倾向等因素并不会影响到他所研究的物质对象。一种物理结构与化学现象，并不因为观察研究者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自然界本已存在的各种规律，是独立于人的主体意识而存在的，同时也是人可以逐渐认识并发现的。尽管这种认识与发现的正确程度是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一个越来越接近真理的过程，这主要受制于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认识方法，而与其他主观因素关系不大，研究者只要遵循正确的研究过程或研究程序，都可以达到共同的认识结论和结果。自然物质世界所具有的这种内在规定性、客观性、确定性和可重复性，为自然科学实验提供了客观前提，而这一点恰恰是人本身和由人组成的社会所难以比拟的，因而也是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应用迟滞的主要原因。

2 社会科学的实验性基础

大约从19世纪下半叶起，自然科学所采用的包括实验在内的科学方法逐渐被社会科所学采用，并以法国哲学家孔德和社会学家涂尔干等人为代表，发展了一套被称之为“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宏观地看，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社会规律当然是人的规律，但却不是个人的规律，而是构成社会的无数个人和各种团体、集团、阶层、阶级、机构等社会因素合力作用下的规律。社会体系与结构的运行发展，它的经济、政治、法律关系的存在与变迁，公共制度与公共政策的选择与调整，都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有其内在规范、过程与法则。因而社会运行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类似于自然物质世界那样的独立于个人主观意愿的客观性规律，这种规律是可以通过实证的方法（包括实验的方法）加以认识和把握的。微观地看，社会科学实验所表现的人和人的行为，并不是从人的主观意愿、个性特征、情感世界等个体性因素出发的，而是从社会关系和公共政策选择的角度，从社会的结构、体制、功能、作用的角度出发的。从这种角度出发，个人不过是社会的一个“角色”、一个群体中的“成员”、一个社会有机体中的“分子”。因而在社会科学实验中，人和人的行为可以表现为政治学中的“一张选票”，或经济学中的一种“资源”，或社会学中的自杀行为统计数据，或管理学中的“管理对象”，即人和人的行为是一种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具体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符号”存在或“信息”显示，这种去个性化的实验对象既提供了实验的客观依据，也提供了实验技术的实现可能。正因为如此，在目前的社会科学实验中，除了少数学科专业（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法学等）采用实地实验之外，在现代实验技术条件下，更多的社会科学实验是借助人和人的行为的“符号”存在或“信息”显示，主要通过计算机技术实现实验室实验，并集中在金融、财会、工商和行政管理等学科专业领域。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计算机应用技术实验，如金蝶财务系统、税收管理信息系统、企业财务分析系统等；一类是情境模拟实验，如股票实时交易模拟实验、ERP（企业资源规划）模拟实验、集装箱运输业务模拟实验、人力资源管理沙盘模拟实验等等。

3 人文科学的实验性基础

人文科学包括了诸多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同的知识性或事实判断问题，比如关于文学史、哲学史中的许多知识性内容，关于人物、事件、时间、地点等基本的历史事实，关于道德行为的经验性判断，关于艺术特点的描述性分析等。因此，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有许多相通之处。特别是20世纪以来，在人文科学领域，许多来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认识工具、认识手段甚至概念术语，诸如结构、程序、编码、概率、反馈等等，都出现在文学、艺术学、历史学、哲学、美学的研究过程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实验的方法开始被引入到人文科学，并主要通过计算机技术运用于人文科学的一些技术操作性领域和某些知识性整理、考订工作，突出集中在语言、文学、艺术、新闻、传播等学科专业领域。如多媒体写作工具、应用语音实验、计算机图文处理高级应用、文献检索与利用、inter-net应用技术、图形标志设计、电视摄像、数码编辑、新闻摄影、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电脑报纸编排等。其中，应用技术类实验占主要部分，情境模拟实验相对很少，而且主要限于对一些技术手段或技术环境的模拟实验，如“网络新闻实务课程实验”等。

客观地说，上述实验并未触及到人文科学的实质内容，即使是在知识性问题或事实判断的领域里，实验的适用范围和程度也受到很大限制。我们知道，人文科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它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更是一个价值体系，是关于人的信仰、信念、道德、宗教、文化、善恶、美丑等方面的意义体系。这使得人文科学不能以事实判断、经验陈述以及技能训练来代替应然性问题，它一定要有主体性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说明，这是人文科学的实质内容，而这恰恰是上述实验所缺少的。这也意味着信念、情感、善恶、美丑等主观判断和应然性问题很难用某种抽象的“符号”或“信息”来显示，这也是目前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相比较，其实验性相对薄弱的原因所在。

二、人文科学实验的技术路径

实验科学的历史表明，实验是一种历史范畴，其范围和深度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地扩大和深化。在传统实验技术条件下，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较强的人文科学，其实验性较弱，很难用实验的方法进行检验、解释和描述；但在现代实验技术条件下，特别是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这种状况有可能得到改变。

1 “人”的“出场”与情境模拟

在计算机技术背景下，目前人文科学实验主要是以辅“工具”类即应用技术类实验为主，而实质性“价值”类实验几乎没有，至于基础性“知识”类实验则与社会科学的模拟实验类似，主要是针对少量能够作为“符号”存在或“信息”显示的个别人文现象进行模拟实验。人文科学在实验科学的这种“边缘”状态是与人文科学对象的基本特点直接相关的。如上所述，人文科学的核心是“人”和人的精神世界、意义世界，这里的“人”既不是自然科学中可以被解剖的具体的“生物人”，也不是社会科学中可以被“符号”化的抽象“社会人”，而是活生生、有血有肉、有个性、有情感现实的“人”，这种“现实人”构成了人文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实验对象。当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离不开人，也与人密切相关，但其出发点和实验呈现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自然科学是对“人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或自然条件”的研究，因而实验可以直接通过自然物质方式来呈现；社会科学是对“人所组成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环境”的研究，因而实验可以通过某种“符号”或“信息”来呈现；而人文科学则是直接对“人本身”、对“人的存在、精神、价值、意义、情感等”这样一些“内在的”、“形而上”或“终极性”问题的研究，因而实验只能通过“人本身”才能较完全地呈现。

这意味着，要通过具体的人文科学实验表达抽象的人文科学内容，必须要有富有个性的、鲜活的“人”的“出场”以及相伴随的“情境”表现，这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特点是相呼应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事实判断、必然性问题倾向于客观性和普遍性，所使用的主要是逻辑与实证的方法。而人文科学的价值判断、应然性问题却倾向于主体建构性，具有明显的主体选择性和个体感受性，所使用的主要是情感体验与心灵感悟的方法。一定程度上，具有活生生的“人”的“出场”的情境模拟实验，恰好提供了以主观性、个别性、多变性为特征的互动平台，因而更有助于主体亦即实验者更好地进行体验和感悟。

2 多媒体技术及其提供实验的可行性

实验离不开技术，所谓技术就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所采用的工具和规则的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被应用于实验科学和实验教学的实验技术的水平，决定了实验的范围、深度和水平。如果说在传统实验技术条件下，实验还主要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那么在计算机技术条件下，实验迅速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而随着多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随着实验中“人”的“出场”和相应的情境模拟的实现，实质性的、更广泛的人文科学实验越来越成为可能。

以往的计算机技术主要是对文本、数字、图形等相对单一信息的处理，还很难做到“形声兼备”，因而要实现鲜活的“人”的“出场”和相伴随“情境”的表现还很难做到，但在多媒体技术条件下则完全可以实现。多媒体技术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广泛的综合性，它将计算机、声像、通信技术等合为一体，是计算机、电视机、录像机、录音机、音响、游戏机、传真机性能的大综合；二是充分的互动性，它可以形成人与机器或人与人通过机器的互动，且互动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这两个特点恰好满足了人文科学模拟实验的基本要求。对于“人”的“出场”和相应的情境模拟要求，以往只能在影视片中实现，但却完全是单向的，无法进行互动，且制作成本较高。现在通过多媒体技术，可以较好地弥补这些不足。多媒体的综合性特点，可以将所需要的人物、场景、物品、图形、图象、视频等元素按照要求进行设计、组合和呈现，并较方便地创设出二维或三维动画形式的“人”和相应的情境。实验的本质在于操作，多媒体的互动性特点，可以很方便地进行人――机或人――人的互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实验的操作性要求。

三、人文科学模拟实验的相关问题

基于计算机技术的人文科学模拟实验不仅与传统的自然科学实验完全不同，而且也与以往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计算机模拟实验迥然相异，实验中有人物、有场景、有情节，有实验者的个体感受性和主观选择性，甚至有情感色彩。人们或许会质疑，这是科学意义上的实验吗？抑或应该属于艺术的范畴，甚或还是一种电子游戏？

篇(4)

【关键词】人类学转向/人种志方法/科学技术人类学/文化解释学/本土方法论

【正文】

社会学与人类学1是两个有着密切关系的独立学科， 在它们的发展史中，其理论与方法的互相渗透与借鉴，对这两个学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史来说，至70年代中期以来，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相伴随，出现了“人类学转向”这种现象〔1〕， 在文献中也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个提法。

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anthrohological turn），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研究角度（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我简称为对科学的人类学研究。

那么，这种人类学取向的研究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我认为，至少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含义是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在这里，作为文化现象考察，并不是斯诺所提的独立于人文文化之外的、与人文文化相对立的科学文化，而是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与宗教、艺术、语言、习俗等文化现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种。这样就把现代科学纳入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第二个含义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采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选出某个科学家集本的场所，对科学家及其活动进行人种志〔2〕（ethnography）的研究，即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作详细的记载、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从宏观上把现代科学纳入人文文化范围，决定了研究的总倾向，那么，人种志的研究就属于微观的经验研究。在我看来，知识社会学的宏观定向相一致的研究和微观倾向发生学的研究[2] 正好与这两方面是相对应的。从这个角度说，整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都和“人类学转向”有直接关系。

（一）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一：科学是诗文化系统之一

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科学史家耶胡达·埃尔卡纳在《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性纲领》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他提出，在传统上，“科学很少被认为像艺术或宗教那样是属于人文文化整体的，因为它被看作是某种不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互相背离的东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维度：宗教、艺术、科学、意识形态、普通常识、音乐，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文化系统。”[3埃尔卡纳从人类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特·格尔茨的观点。在他的论文《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的理论》中，格尔茨说：“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质上是符号论的。和M·韦伯一样， 我们相信，人类是挂在由他自己织就了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们必须把“文化看作那些网，因而对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4]我注意到， 虽然格尔茨在他的论述中是把科学列入文化解释的范围中的，但是他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后面还要讲这一点）。而埃尔卡纳同样是把科学作为文化解释的对象，并且根据他对格尔茨的“深描”方法的理解，对科学史中的“深描”作出了解释。

而这也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凯、巴恩斯、布鲁尔等人都在他们的主要代表著作中，把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重点放到科学知识上面，并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拙著《科学社会学》一书的第十章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这里主要是把这种理论倾向与“人类学转向”联系起来。

爱丁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著作《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就指出，科学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是亚文化的4集合’，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科学当然受到外部的整个大文化的影响。[5] 因提出“强纲领”主张而著名的布鲁尔也是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人类学现象来对待的。他的“强纲领”的第一条就把科学知识与信念并列，并且认为可以归结为社会的原因。[6] 他在评述维特根斯坦的知识的社会理论时曾明确地说“数学是人类学现象”。[7]

马尔凯在他的著作《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中，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科学中的文化解释”，鲜明地表示出文化人类学的倾向，这也就是说，他要对科学作一种文化意义的解释、文化意义的分析。他的这种文化意义的解释和分析是怎样做出的呢？

首先，他分析了科学社会学中关于科学家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争论，分析了默顿的规范和米特洛夫的反规范，认为，在科学中，科学家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多种并存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共同遵守某种特定的规范，并不存在一种体制化的机制来保证科学家们都一致遵从或信奉某组特定的规范。在科学中， 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公式（verbal formulation），这就为科学共同体、 为科学家们提供了节目单（repertoire）或字典（vocabrary）， 科学家们可以灵活地使用它去分类不同社会背景中的不同职业行为。”因此，关于规范的讨论就走到了关于科学的文化资源的说明。”[8]这也就是说， 科学规范并不是像默顿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体制化的要求，而是“磋商”的结果，科学家们是从代表着不同文化资源的节目单及字典中去寻找自己的道德信奉原则的。

马尔凯的文化解释还在于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学考察。他研究了若干实际案例，从中做出分析，他的结论是，对于科学实验结果的意义是什么的评判、对于科学论断的有效与无效，并不存在普遍的、一成不变的标准，在实验和解释的过程中，个人的特点、具体的环境都会产生作用，他说，“科学一致，因而科学知识，并不是仅由证明正确或拒斥来达到的。科学家们经常面对的是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思想和智力方面的信奉不是由于应用事先确立的正式标准来实现的，而常常和必定是制作而成的。对于研究纲领的拒绝或采纳，是一个更加实用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学家的相对具体的旨趣利益影响的。”[8] 马尔凯承认在知识形成过程中，是存在着认识因素的，科学的判断和解释是受认识和社会因素影响的。他认为，不仅社会规范是社会地变化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研究纲领来说，认识和技术规范也是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解释的。”在社会意义的磋商和知识主张的评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与技术的公式表述，在具体情况下，是由每个参加者所选定的，所说明的；这两种资源，在具体科学知识被认可的过程中，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和正式的证明程序中，是紧密地综合在一起的。”[8]

马尔凯关于科学的文化解释的结论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已经会聚到这样一种观念，即把科学看作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物理世界的本性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又说：“更好的普遍的公式是，科学知识是由磋商过程确立起来的，也就是被那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解释建立起来的。在这种磋商过程中，科学家们也运用认识和技术的资源；但最终结果还是依赖于可利用的其他社会资源。因此，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社会结论并不是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特定行动者群体看来是正确的科学主张罢了。”[8]

以上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一个含义的简单说明。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转向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源的，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代表着旧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复活”，它反映的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注意重点的变化和重新取向的过程”。[1] 深入的研究将会说明，这种转向与当代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文化的思潮有着多种复杂的联系，不过，这已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了。

（二）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二：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

文化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对初民社会（primary society）的研究， 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对于“不开化的”、非欧洲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的发展相联系，形成了一种主要研究方法，这就是人种志方法（ethnogranhicat method）。 人种志研究就是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种研究首先要选定地点，即某个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为田野调查（field work）的基地，进行参与观察，作详细的记载，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类学著作。许多文化人类学的名著都是人种志研究的成果。这种研究要求有较长的时间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离开以后有时还有通讯联系或回访）；这种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学习当地的方言土语，尽可能地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个观察者的客观独立的立场，除了参与观察以外，研究人员通常选定或培养某个当地人作为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等等。这种研究也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于所研究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对照性的分析。

当代人类学的人种志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于初民社会的研究（可研究的初民社会愈来愈少），已经发展到为对现代社会中某个社区、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例如，对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研究，[9] 对于工厂、精神病院、科层制的研究，等等。[10]人种志研究的技术也有很大进展，如广泛利用电影、录音、录像等等手段。显然，这种方法是可以同样应用于研究科学活动所在地和科学家人群的。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二个含义：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具体说来，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对科学进行的人种志研究。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对科学知识持有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以人类学家的身份进入实验室，他们以实验室为田野调查的基地，进行长期持续的参与观察，对于实验室的环境、仪器设备、科学家的日常活动和对话，对于科学家与实验室以外的联系，以至于科学论文的形成、发表，论文引证等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记载，做出分析，写出研究报告或专著。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它们有一个概括性名称，即“实验室研究”（Iaboratory S-ludies）。在这种成果中，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拉都尔对美国加州萨尔克实验室的研究、谢廷娜对伯克利大学中生物化学等相关实验室的研究和这两项研究的成果《实验室生活》和《知识的制造》以外，还有若干研究及其相应的成果。[2] 虽然这一批著者在他们的进一步分析中表现出差异和分歧，但他们的共同认识是“深入到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经验材料，就可有益于对科学的理解”。[11]而谢廷娜则把这一批“实验室研究”看作是说明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她说：“这个纲领是被若干个实验室研究所支持的。”[2]

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工作基础是长达一年零十个月的田野调查，他进入实验室观察科学家的日常活动，进行相关研究，他的书内容确实展现了人种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资料：有实验室场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学家在不同场合的对话记录，有科学仪器状况的一览表，有某项化学物质合成的报告记载，有科学家个人事业经历的摘要，等等。拉都尔运用这些资料得出了认识论的结论：实验室是文学标记的系统，仪器所显示的现象是“技术现象”，科学实验室中的事实是“人工事实”，因而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的陈述是磋商的结果等等。其实，拉都尔在《实验室生活》的第2版后记中就说过， 他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即科学认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他在参与观察中的工作只不过是搜集详尽的材料罢了。这就使得这部运用人种志研究的著作读起来与其他文化人类学的著作很不相同：其描述与分析结论似乎有某种不连贯；这些分析，与其说是文化人类学的，不如说是认识论的，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

《知识的制造》这部书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这部以人种志研究为基础的专著，已经完全把调查来的资料编纳入作者的认识论结论的框架中了。“科学家作为实践的推理者：知识是在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科学家作为索引性推理者：科学研究的机会主义和情境性”；“科学家作为类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则和革新的隐喻推理批评”；“科学家作为社会环境中的推理者，从科学同体到跨越科学的领域；”“科学家作为文学的推理者，或者实验室推理的嬗变”；“科学家作为符号推理者，或‘我们以什么造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这就是该书的章节标题所构成的框架。这样，在文化人类学著作中通常见到的对文化现象的完整而生动的描述性记载不存在了，资料“沦为”结论的例证。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讨论这些结论与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具体联系，那是需要专门的研究的。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的微观建构学派是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寻找经验资料支持和论证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不过，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学派的运用，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为他们进入了认识的领域，而且是科学认识的领域。拉都尔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所使用的人种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与人种志方法相一致。”[11]因此，我们一方面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建构学派的“实验室研究”看作是“人类学转向”标志；另一方面，从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考察，又只能把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讨论的具体运用。

（三）

科学技术人类学：有待开发的领域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只不过是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取向或者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一种类型。全面系统论述科学技术人类学，笔者尚力所不及，仅就目前的初步认识，说明以下要点：

（1）科学技术人类学，在严格意义上说， 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科学技术所作的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早已存亡可以归纳入这个范畴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考古人类学及人种志研究对于含有科技内容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为民族数学（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医学人类学所研究的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3〕，等等。 因此，有的学者指示，“在这个意义下，人类学开始研究科学技术，要比跨学科领域STS研究科学技术早得多。”[13]当然， 人类学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学，是非西方文明中的传统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

（2）正因为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是关注欧洲以外的文化，所以， 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就必然处在专业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之外。现在，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已经发展为大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学家进入这个领域的仍然为数不多，为1988 年美国的4S’学会召开会议，有来自各学科的学者529人，其中人类学家只有18人。[13]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来毕竟出现了一批人类学取向的科学技术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前面提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那么，这些研究成果是由什么人完成的呢？”绝大部分科学人类学研究或者人种志研究是由社会学家、哲学家及其他并没有受过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专门训练的人完成的。”[14]这样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在采取了人类学研究角度、完成了具有人类学特点的著作以后，就获得了人类学家的称号，如拉都尔就是一例。这些不是人类学家（或者说准人类学家）所作的研究，被人类学家看来是存在着某种混乱的，有人指出，“实验室研究”作为人种志研究的一种版本，是与人类学家的研究不相同的。”[14]拉都尔也谈到他的人种志研究所引起的批评。[11]

（3）正因为如此，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个领域， 关心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家的建议是：必须弄清人种志方法的真谛，弄清这种方法的要害在于记和写（grapy）、在于描述， 在于通过写他们来说明人民和他们的文化；必须了解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整体主义的人种志学，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比较主义方法，以格尔茨为代表的符号象征主义的文化解释学等等。[14]我以为对于当代有重大跨学科影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及其文化解释学尤应引起注意。[15]

（4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做的工作也许是接近于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的。如前所述，马尔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对科学进行了文化解释，埃尔卡纳则以专门的章节论述了“深描”方法在科学史中的运用，讨论了科学知识增长、科学与其他文化因素，历史舞台上的科学等。但我们没能读到埃尔卡纳或是马尔凯都没有运用人种志的“深描”方法所作具体的研究。而“实验室研究”所作的经验描述的意义在于得出认识论的、哲学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版本。这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规定去研究的文化现象，是格尔茨都认为是棘手的问题：科学。格尔茨是有法律实践经验的学者，他从文化解释的角度说明了法律现象，但是当他把科学与其他文化现象并列时，却不止一次地说过：“尽管我们很偏爱科学，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棘手的事务”，“但物理学和雕塑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类学上难以理解的问题。”[16]

（5）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决不局限于对实验室的研究， 可以从实验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扩展到学术会议上的扩展到法庭中的科学家，[10]这也就是说要“从实验室走向更为广阔的和多元的领域。”[13]有的社会学家选择了科学事业管理组织及其附属机构，[17] 有的学者进入了政府设立的海洋生物养殖经济研究组织[18]在这些研究中，注意的集点也不单纯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涉及到了这些机构中科学家的社会身份，涉及到实验室与顾客、科学知识与生产方法以及科学政策和经济组织的关系等问题。特别要揭示的是，同样进入实验室，其研究重点也不一定就是科学知识的生产，以特拉维克对美国及日本的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研究，其重点就是实验室组织结构，领导风格及什么是“良好”的物理学工作条件的模式差别。[19]

（6）正是因为如此， 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种志的田野调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样的；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这也就可以包括历史的研究、比较的方法、文本阅读、……等方法；并且基于这种种方法的运用，“对于‘科学技术’意义的定义，不可避免地以理解专家到理解非专家。”[13]虽然我们对于上述这些方法也许还不能都了解和掌握，但多样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7）总之，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极为扩散，各具特点， 我们只要看看《诸科学与诸文化》（《Sciences and Cultures》[1]）和《知识与社会第9卷，科学技术学人类学》[13] 这两部文集的论文题目就可以知道了。每个作者都按照自己对于人类学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注意焦点，进行不同的人类学探讨。研究这些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人类学的论著，要在纷云繁复的论述中弄清来龙去脉把握要害，我认为，有一项工作要做，这就是要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主要关键概念，诸如“人工事实”、“技术现象”、“磋商”、“文本”、“深描”、“反思性”（reflexivity）、“结构的和形容的”（emve and etic），等等：它们就好像一片模糊背景中的亮点，了解除它们可以有助于深入的研究。

（8）在谈到实验室的人种志研究的时候， 不能不提到对实验室的民俗学研究，这就是社会学中民俗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 ）〔4〕代表人物加芬克尔及其学派的工作。麦克尔·林奇把这一批研究称之为“对科学工作的民俗学方法论研究（tthnomethodological　studiesof scientific work）， 指出这种研究要详细考察实验室中“自然地组织起来的日常活动”“讨论”有关实验室工作的暂时的秩序”[20]。他并且专门著书论述了民俗学方法论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关系。[21]那么，这种研究与前述人种志研究有什么关系？在民俗学方法识者看来，人种志研究是与“民俗学方法论的文献是有密切关系”的，甚至认为那些作者都是“民俗学方法论的说明者”[20]；而人种志研究的学者则认为民俗学方法论是人种志研究的一种。[10]弄清这两种研究的区别与联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要指出的是，从已有的人种志研究的著作来看，他们确实从民俗学方法论者的著作中吸取了某些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知识社会学微观研究的特点也许是重要的。

（9）最后要说的是， 科学技术的人类学研究中的专业人类学家在增加，〔5〕但是非人类学背景研究人员仍然会占相当大的比重。 因为，专业人类学家即使转向现代社会生活的广大领域，能够专门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也毕竟是少数。这种情况，对于在人类学科并不充分发展的中国从事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者来说，也许是一种机会：他们也许可以增添几分勇气，去涉足这个确实颇为陌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注释：

〔1〕人类学是一个大的综合性学科，包括有体质人类学、 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或称文化）人类学等分支学科，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文化）人类学。

〔2〕ethnography　另一种译法是民族志，我这里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的中文版的译法。

〔3〕1996年我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特尔多）人类学系讲学时，就见到一位研究藏医的研究生，她已不止一次到西藏作田野调查。

〔4〕这个词在社会学中有多种译法，如：民俗学方法论， 人种方法论。

〔5〕从两本文集中的撰稿人可以看到这一点：1992 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第9卷9名作者中有4名是人类学家；而1982 年出版的《诸科学与论文化》9名作者中只有1名是人类学家。

【参考文献】

[1]　Wotge　Lepenic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thesociology of science， in "Sciences and Cultures"， Edited by E.Mendelson and E.Elkana， 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g， 1981， p.245，p253.

[2]　 Karin　Knorr- Cewua: "　The　Ethnographie　Study　ofScienelifie Work: Towards a Constractivisl　Interpretation　ofScience， in" Science Observed"， Edited by R.Knorr-Centina　andM.Mulkay，Sage Publicalion Ltd， 1983.p.115，pp.117—118.

[3]　Yehuda　Elkana:　 A　Programmatic　Auemtt　at　anAnthronologg of Knowtedge in "Sciences and Cultures"，P.6.

[4]　克利福德·格尔茨：《深描：向文化解释学理论》， 《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40.

[5]　Barry Barnes: Scientigie　Knowtedge　and　SociologicdTheory. Roultedge Kegan Paul L td.1974.p.63.

[6]　David Bloor: Science　and　Socidl　Image，　 RonteedgeKegan Paul & fd.1976，pp.4—5.

[7]　David　Bloor:　 Wettgenstein- A　SocialTheorg　ofKnontedge， Macmillan Education L td.1987.p.83.

[8]Michael Mulkay:Science and the Sociofogrof　Knonfedge，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1979，pp.68—95.

[9]　Ethnography， Britanica Voi.4，pp.583—584.

[10]　R.S.Anderson:　The　Necessary　of　Field　Method　inFliedgm method　of　Scientific　Recearch，　 in　"Scienees　andCutlures，p.218，p.216.

[11]　Bruno Lalour: Laboralorg Life　Princeton UnicversityPress，1986，p.278.

[12]　Karin D.Knorr-Cetina: The Monutacture of Knowledge，Pergamon Press，1981.

[13]"Precoce"，　 in　"Knontedge　and　Society:　 the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9， 1992， "　JALPress Inc.p.x.

[14]　David J.Hess: "Introduction:　 The　new　Ethnographyand the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 ibid，pp.1—17.

[15]　詹姆斯·匹科克：《芬三流派：韦伯、帕森斯、格尔茨》，《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p.106—110.

[16]　格尔茨：《地方性知识》，《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91，p.93.

[17]　Slacie E. Zabushy: "　Multiple　Conlexts，　 MultipleMeaning: Scientist in the Europea Space Agency， in　"Knowledgeand Society， Vol.9.".

[18]　M. Collon and J.Law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o-technicee Networks:　Content　and　Context　Revisited"，　 in"Kowlege and Society， Vol.8，1989 Sludies in　the　Sociologg　ofScience Past and Preseut， JAL Press INC.

[19]　Karin Knorr-Cetina: "　Laboratory　Sludies　and　TheConstruction Approach in the Stndy of Scince and Technologg，（日）《科学·技术·社会年版》1993、卷2p.138.

篇(5)

中国档案学界对档案学的体系进行的研讨，代表性的观点把档案学分为理论档案学、应用档案学和档案管理技术三个部分：

理论档案学是从整体上把握档案学各门分支学科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在应用档案学基础上进行高层次的理论概括，揭示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和档案学自身的本质和一般规律，为档案工作实践和国家档案事业建设提供一般性理论依据。

应用档案学是档案事业管理、档案资源管理与开发、档案工作应用技术研究的总称。所属学科有：档案事业管理学、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统计学、档案目录学、档案保护技术学、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档案缩微复制技术等。

应用档案学的特点：一是实践性强，它所阐明的理论、制度、原则与方法，直接应用于档案事业管理实践和档案业务工作实践，具体原则和方法在学科知识中占很大比重。二是技术性强，它研究现代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解决档案保护技术现代化、档案管理自动化、档案复制缩微化、档案信息传递网络化等问题。

当代档案管理和国家档案事业管理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因此要求档案学也必须进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理论档案学是应用档案学的高层次理论概括，对应用档案学起直到作用；应用档案学的研究成果或提出的问题将推动理论档案学的发展。两者相互协调，同步发展，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整体水平。

档案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或者说基本上属于社会科学，这是由档案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档案工作是管理档案和提供档案信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一项社会活动。档案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即研究档案、档案工作运动规律及其与人们社会实践关系的学科，因此属于社会科学范畴。

总之，由于档案、图书、情报工作有许多共同之处，决定了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密切关系，这三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互相借鉴和参考，相互从对方吸取适合本学科需要的知识。

篇(6)

系统科学是对系统的存在方式和运动变化规律的正确反映和真理性认识。除外系统科学又是以系统思想为中心、综合多门学科的内容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综合性科学门类。系统科学按其发展和现状，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

狭义的系统科学一般是指贝塔朗菲左其著作《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中所提出的将"系统"的科学、数学系统论、系统技术、系统哲学三个方面归纳而成的学科体系。

广义的系统科学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运筹学、模糊数学、物元分析、泛系方法论、系统动力学、灰色系统论、系统工程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学、知识工程学、传播学等一大批学科在内，是20世纪中叶以来发展最快的一大门综合性科学。

一．系统科学的发展历程

20世纪40年代，在大型军事科研项目的社会背景：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的技术背景：整体思维的科学背景下。由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相互渗透与交融汇流，产生了具有高度抽象性和广泛综合性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老三论）。由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相互联系与相互结合，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系统科学理论与系统科学方法。60年代，美国将《系统工程》杂志改为《系统科学》。中国在技术领域的杂志则有《系统科学与教学》、《系统工程的理论和实践》、《系统工程学报》、《系统工程》等。也是这样出现了一门新的综合性科学门类。70年代以来，又相继产生了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突变论（新三论）和超循环理论，极大的深化和发展了系统科学理论。

二．系统科学包括的内容

系统科学所包括的内容有系统概念、一般系统论、系统理论分析论、系统方法论和系统方法的应用。关于系统科学的内容和结构最详尽的框架，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来的。他认为系统科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处于同等地位。他把系统科学的体系结构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系统工程、自动化技术、通信技术等，这是直接改造自然界的工程技术层次；第二层有运筹学、系统理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是系统工程的直接理论，属技术科学层次；第三层次是系统学，它是系统科学的基本理论；最高一层将是系统观，这是系统的哲学和方法论的观点，是系统科学通向哲学的桥梁和中介。

三．系统科学所研究的内容

系统科学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基础理论和应用开发的学科组成的学科群。它着重考察各类系统的关系和属性，揭示其活动规律，探讨有关系统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如对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问题，应立即立项组织科学调研，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使这项工作有较充分的科学依据，各个局部与整体间关系更加协调，各项目标更加合理，宏观调控更为有效，还可实现预警作用，及早发现和解决存在的关键问题，提出系统化、科学化的工作方向。

四．系统科学研究的方法

系统方法就是从系统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出发，把研究对象置于系统的形式中，从要素、结构、系统整体、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综合的进行考察，以揭示对象系统的本质和规律，达到最佳的处理和解决具体系统问题的一种方法。系统方法的关键是考察要素与要素的关系。如：对于研究教育系统中，我们要知道影响我们现在教育水平的要素是什么，那我们就要从教育这个系统出发，联系我们现在教育的制度，师资问题，教学设备问题，教学外部环境等问题实行综合性研究和考察，揭示现代教学本质和规律。

五.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

1、目的性原则：在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时，必须具有明确的目的性。

2、层级性原则：层级性是系统的普遍特性，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具体系统就必须从系统的这一普遍特性出发。

3、结构性原则：结构性是任何系统所共有的重要属性，因此，结构性原则是系统方法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

4、整体性原则：整体性是系统最基本的特性，也是系统方法最基本的出发点。系统的特性、功能和规律是通过系统整体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表现出来的。所以，只有从系统整体出发，才能真正的揭示出系统的特性、功能和规律。

5、相关性原则：由于要素、结构、系统整体和外部环境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在运用系统方法考察系统的任何一个方面时，都必须与这一方面紧密相关的其他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的、全面的研究。系统方法的相关性原则也是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观点的具体体现和实际应用。

6、模型化原则：在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具体系统时，一般都需要抽象出系统的模型以代替对象系统，并通过对系统模型的研究来揭示对象系统的本质和规律。

7、最优化原则：系统整体的最优化，既是系统方法的根本出发点，也是系统方法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它贯穿与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具体系统过程的始终。

六.系统科学目的

系统论的任务，不只是认识系统的特点和规律，反映系统的层次、结构、演化，更主要的是调整系统结构、协调各要素关系，使系统达到优化的目的，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基本理论及特点，反映了现代科学整体化和综合化的发展趋势，为解决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军事等各种复杂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如为解决企业下岗职工的分流安置和再就业问题，我们用系统科学去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合理的工作目标。一是短期工作目标，二是长期工作目标。短期工作目标可以是：用5年左右的时间，解决大部分（90％左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分流安置和再就业问题，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长期工作目标应该是：通过宏观调控和经济、法律等手段，建立下岗、分流、置、再就业制度和机制。通过进行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的系统分析研究，并不是脱离当前的工作实际，既要考虑长远的工作目标，也要结合当前的工作实际。可以分时间阶段地逐步完善，既做好基础性工作，又做到长远目标与当前工作相结合，

使当前的工作得到改进，使得问题得到实际的解决。

七．目前系统科学的研究方向

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运筹学、模糊数学、物元分析、泛系方法论、系统动力学、灰色系统论、系统工程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学、知识工程学、传播学等一大批学科在内的，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置于系统的形式中，从要素、结构、系统整体、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综合的进行考察，以揭示对象系统的本质和规律。如：对于金属材料，有两个这样的科学问题。（1）能否将已建立的电子结构、相结构和组织结构3个层次的理论整合成相互关联的系统理论？（2）金属材料系统中合金相的多样性是否由基本结构单元序列的多种组合方式形成？为此“金属材料系统科学”提出了“基本原子团序列”、“特征原子序列”和“特征晶体序列”是构建合金相的三个基本结构单元的新见解并建立了计算合金相状态、能量和体积的新方法。实施了“金属材料系统科学特征原子序列工程”同时开展了“金属材料系统科学”理论的应用。

八.系统科学发展的成果

1.近年来，系统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在体育系统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应用，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为总结经验，使系统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更好地应用于体育工作，提高体育工作管理水平。正在筹备举办第三届亚冬会的黑龙江省体委在会上进行书面交流。他们认为，系统科学的运用，为举办好第三届亚冬会提供了重要的科学管理的保证。从近两年来的筹备管理工作进展情况看，所带来的效益是明显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他们借鉴北京亚运会和申办奥运会的经验，运用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技术去组织管理筹备工作。做到了两个突破，一是思想方式上的突破；二是方法、技术运用上的突破。

2.系统法学是将系统科学与法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法学思想、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其核心思想是法或法律就是系统，任何法的现象都是具有系统意义的现象，可以运用系统科学方法加以解释和说明。系统科学将法的现象视为阶级现象，就自然而然形成阶级分析法学。系统法学也同样对法形成了一个基本观点或定义，既法或法律是系统。系统是个抽象的概念，同时也是容易理解的和接受的概念。因此，这种定义或这种思想，对法学研究的制约最小，为法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3物流信息系统是一门研究如何在企业中应用信息技术，帮助物流管理人员更有效地利用物流信息的学科。它是融管理科学、信息科学、系统科学、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目标是培养管理信息系统的系统分析员和程序员和强调用户和管理者应该如何参与系统开发过程中的活动，使设计出来的信息系统更加适合管理者的需要。随着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信息化社会人们对信息和数据的利用与处理已进入自动化、网络化和社会化的阶段。物流信息系统是物流企业以采集、处理和提供物流信息服务为目标的系统，它的应用标志着物流企业管理现代化水平和信息化程度。

文献：

篇(7)

一、使学生了解STS教育的含义。

有效地进行STS教育渗透，首先必须使学生了解STS教育思想，以及科学、技术、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绪论的学习中可以做讲解：生命科学既属于自然科学，更是一门实验科学。生物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描述阶段到实验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阶段，通过此历程的一些实例讲解，既让学生认识到生物学的发展不仅反映了人类认识史的一个认识过程和一般科学的发展趋势，还反映了实验手段的不断改革史，以及生物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和科技进步之间的关系。在当代生物学的新进展中，要使学生认识到现代生物学的新进展是在采用许多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的条件下，有的是在多学科渗透的基础上取得的，而这些技术手段又是以生物学理论知识为基础的，如DNA重组合成技术、核酸分子杂交技术、单克隆抗体技术、脉冲电泳技术、同步辐射技术，等等。最终引导学生认识到科学学科的根本职能在于利用自然知识研究自然界的未知世界，探索通往未知世界的道路。因此，激励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来解释自然界中的“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技术的根本职能在于改造世界。如果说科学是用来解决自然界中“是什么”、“为什么”的话，技术则是以科学为基础，回答“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使学生理解到掌握技术重要的是对自然进行控制和利用，变天然自然为人工自然，发展新工艺，创造新品种。如我国研制的生物工程乙肝疫苗、抑制病毒在细胞内增殖的干扰素，等等，都是利用生物学原理和一定的工程技术手段而产生的生物制品，从而使学生认识到科学与技术的相互支持、相互影响。这样通过绪论课的讲述，使学生对STS教育有了初步的认识。

二、从改革课堂教学方法入手，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与决策能力。

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是老师系统地讲述科学知识，学生静态地、被动地接收，实验课也主要是证明已学的知识。STS教育要求教师不但要教给学生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把学习方法传授给他们，使他们不但在学校能获得知识，而且毕业以后能通过自学不断地、快速地获得新知识，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因此，我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方法进行了如下改革。

1.在传授科学知识的同时，更注重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方法。生物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现在的学生是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如果在学校里只掌握一定的生物学基础知识，不懂得科学研究的过程与方法，知识就得不到更新与发展，就不能很好地为社会服务。我在讲高中《生物》中“生命活动的调节”时，首先让学生看书，再与学生一起总结出生长素发现过程的几个步骤：观察到的事实（植物具有向光性）提出问题和设想（为什么？是具有芽尖的缘故）设计实验验证（排除影响因素，将芽尖切去）实验结果（不发生弯曲）结论（胚芽鞘的生长和弯曲，是由于它具有尖端的缘故），并告诉他们很多生物学知识就是通过这种探索的过程获得的。通过学习，学生对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有了大致了解，同时也明白了进行科学研究需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

2.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做课堂上的主人。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尽量设置一些与要讲的知识有关的问题情境，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复习旧知识，学习新知识。如在讲膜的结构和功能时，我举了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洗完苋菜的水仍是无色的，而将苋菜妙熟后，菜汤却是紫红色的，为什么？在了解细胞膜功能的基础上，将全班分成若干个小组进行讨论，确定正确答案，然后每个小组派代表讲解。有疑问，可以随时提出。当双方都无充分理由说服对方时，我再适当加以点拨，使学生对细胞膜的功能有了深刻认识。另外，每一节课后，我都布置一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让他们思考，有些同学课后还主动翻阅书籍，搜集资料，这往往使课堂讨论充实而热烈。

三、提高教学内容的社会针对性，使学生明确生物学知识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作用。

现代生物学与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如粮食、能源、人口、环境保护、国土整治、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等都有直接联系，并可能为之提供理论、方法与技术，这说明生物科学对人类的未来及社会的发展有重大作用。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我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适当增加教学内容，提高社会针对性。如在讲线粒体结构和功能时，让他们回忆物理学中所学的能量转换知识，计算出线粒体中能量的利用率，并与机械效率相比；讲完基因控制蛋白质的合成后，我介绍了基因工程，说明基因工程已经使工业、农业、医学等产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必将影响世界的整个面貌；讲完生物与环境这一章时，我介绍了我市的生态状况和存在的问题，让学生根据已学的生态学知识，提出搞好我市环境保护的具体方法和途径。

1.适当增加生物技术的讲授，使学生能自觉地将科学与社会联系起来。学习科学知识的主要目的是要为社会服务，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而知识应用于社会的桥梁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我适当增加了生物技术的讲授。如讲细胞膜的知识时，介绍了生物膜技术；讲DNA的结构和功能时，介绍了DNA的粗提取与分离技术；讲单倍体育种时，介绍了植物组织培养技术。这样不仅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而且增强了他们的学习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