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德育思想精品(七篇)
时间：2023-09-06 16:52:45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儒家的德育思想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近几年来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国学热，这种现象所折射出来的是中国文化界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一块瑰宝，一朵奇葩，在中国文化的历史舞台上始终散发着灿烂的光芒。
儒家文化的焦点主要聚集在其道德教育上，在儒家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道德教育占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体现了儒家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儒家的德育思想十分丰富、系统，尤其是孔子在这方面的诸多贡献，对此进行深入的挖掘有助于我们的统治者古为今用，为更好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参考价值。
第一，儒家德育思想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提出了立志有恒，并把追求修养目标的超越性和现实性结合起来，使其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孔子不断地激励他的弟子要立志、言志，在他的激励下许多弟子都早早树立了自己的志向，比如冉求有志于使民富足。这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意义重大，它向我们强调了做人要注重树立自己的人格理想，德育教育的中心就是教会人们怎样做人，这就要求我们要树立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
现今，大学生中有一部分人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放逐理想、鄙视崇高的思潮，这是现代德育教育应重视的问题。高尚的理想可以激发一个人的上进心和创造力，可以启迪一个人做应该做的事情，不去做一些无意义的事。坚定的信念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是奋斗的动力，是前进的坐标。没有信念就没有精神，一个人的信念决定一个人怎样活着，有什么样的信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信念混乱必然带来认识上的糊涂，以致迷失方向，步入歧途。所以，在德育教育中儒家的超越性教育有重要的意义。理想信念教育不是空话大话，它解决的是人生的终极意义问题。在有限的人生中，怎样获得一种超越有限而达到无限的境界，这确实事关重大。
第二，儒家思想教导我们要“爱人”，正所谓“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儒家德育思想中“仁”的核心，儒家所提倡的“仁”的思想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学问，也是做人的最高准则。人都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所以人一定是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因此，当我们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时特别需要这种“爱人”的精神。
一个人自爱就会有自尊心、羞耻心、责任心和自信心。这样就会懂规则，有教养，才能被社会接纳。当我们在和他人相处时，要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推己及人，互相体谅和理解，这样才能很好的与人相处；当我们在处理与社会的关系时要有一颗宽恕之心。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各行各业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但是在竞争基础上合作，在合作基础上竞争，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在竞争与合作中我们更需要有一颗宽恕之心，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正如一位企业家感言：“小赢靠智，大赢靠德。”如果一个人的个人修养很高，那他自己一定会感到身心和谐，如果他有一颗宽恕之心，那么他和他人相处便会使整个群体和谐，如果人人都有这种“爱人”的精神，那么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便不再是一个难题，而是一个轻而易举就能建立起来的社会。
第三，儒家德育思想要求我们要不断地克己内省，“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等这些儒家言论正是对此要求的最好诠释。儒家要求人们要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经常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自我省察和自我批评，严格要求自己，克欲制情，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缺点错误，从而达到“安仁”、“执礼”的目的。这个在现代社会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人们只有对日常行为不断的反省才能够不断地发现自己存在的不足然后予以改进，最后才能不断地进步，走向更高的境界。
近期新闻媒体一直报道的好几起幼儿园凶杀案，我们可以从案件本身发现一共同的原因，即所有的作案者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病态心理，他们对整个社会充满仇视，对生活近乎绝望。或许他们在社会确实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又或者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不可逾越的困难，但是他们都没有认真的审视自己，审视自己的内心。或许一些问题真的是社会所导致的，但我们要明白社会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诉诸于自己的内心，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经常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断地改正错误，最终求得内心的一种平衡，获得感情上的慰藉。无论什么事情都有其解决的办法，所以我们一定不要采取极端的做法，那样就害人又害己。
第四，儒家认为单纯依靠刑罚和行政手段来治理社会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使国家得到治理，社会得以安定，根本途径是通过道德教育。因此孔子提倡“德治”，主张以德治国。孔子还认为要对百姓民众“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即实行“德治”，这样既能使百姓“有耻”，具有道德自律和道德自觉，又能使百姓“且格”，心甘情愿，心悦诚服地遵礼守法，诚心从善，也就是通过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以达到国泰民安的政治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道德教育对于维护稳定、有序的社会生活有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也是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们国家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很多一直掩盖的社会矛盾在这个时候都显露出来，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的，给正常安定的社会秩序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政府除了采用刑罚这个强有力的手段之外，还需要借助于道德教育，或许道德教育在消除这些的源头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道德教育有助于培养人民的道德自觉，提高其道德水平，让人们学会自觉地约束自己不符合道德的行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减少的发生频率，从而实现很好的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目前我国正在大力进行道德建设，要想使道德建设卓有成效，就必须从儒家德育思想中汲取其精华，加以吸收改造并指导道德建设的实践，这样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是历史的产物，但同时也是经历了历史呈现给中华民族的思想成果。它作为中国文化之“根”的主体，已经根植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当中。因此，如何处理时展与这个“根”的关系，成为不同时代道德建设的一个共同课题。在今天道德教育的实践中，合理地汲取其资源，保证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与它的“承接性”，无疑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要遵循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同时，还应发现和汲取其道德教育思想的合理成分，从他们的教育方法中得到应有的启示。
儒家德育思想的内涵十分的丰富，它这种以家庭为基础，以社会“礼”为准则的道德环境氛围，对人们的道德养成起到了无形的教育和引导作用，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儒家的道德信念。而且儒家德育思想中有很多的内容在今天看来仍不会过时，有些反而在今天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这些都对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
篇(2)
关键词：圣贤人格；审美取向；知行统一
中国古代的儒家德育思想是世界德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我们继往开来，迎接新世纪诸多挑战，解决价值与教育问题可资借鉴的一个重要宝库。如果做宏观的整理，不难发现儒家德育思想的特色与优势至少表现为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即，“学为圣贤”：取法乎上的德育目标；“血脉上感移”：审美取向的德育模式；“知行统一”：学以致用的修养方法。
一、“学为圣贤”：取法乎上的德育目标
圣、贤二字本来是指人类个体通晓天地万物的特质。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文化浓厚的伦理色彩，“圣贤”的内涵逐渐过渡为一种以道德人格为主的理想人格。中国古代儒家道德教育睿智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在圣贤人格目标及其追求的论证与设计上，而儒家关于“圣贤人格”的德育目标的思想主要是从圣贤人格的优越性、圣贤人格学习的可能性、“学为圣贤”目标确认与分层等三个方面展开的。
所谓“圣贤人格的优越性”主要是说明圣贤人格是值得追求的（“最好的”）特质。第一，圣人是最合乎人性本质的道德人格。孟子曰：“圣人之于民，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孟子·公孙丑上》）北宋邵雍言：“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皇极经世·观物篇四十二》）明儒则称：“圣人与众人一般，只是尽得众人的道理”。（吕坤：《语》卷四《圣贤》）这一逻辑既为“学为圣贤”埋下了可能性的伏笔，也为“圣人”存在的可能性作出了论证。第二，圣人之所以能够出类拔萃成为“人之至者”乃是因为圣人与天道的统一。孔子说要“志于道”（《论语·述而》）。荀子也说：“圣人者，道之管也”。（《荀子·儒效》）朱熹则干脆说：“道便是无躯壳的圣人，圣人便是有躯壳的道”。（《朱子语类》卷一三零）圣道合一，既加强了圣人的权威性，也强化了学为圣人必须“存天理”、“致良知”的必要。第三，由于圣人得道，所以圣人便成为人之极品，古人便赋予了圣贤以人格上的极致性乃至神秘性。《孟子·尽心下》曰：“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朱熹注曰：“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无复可见之迹，则不思不勉，从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为矣”。（《孟子章句集注·尽心章句下》）王阳明也说：圣人之所以为圣，是因为“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金，但以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传习录》卷上）《中庸》对“圣人”的解释则为：“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为了具备这种才德完备、富有魅力的理想人格，亿兆士子才产生了孜孜以求的持久动力。
儒家不仅赋予圣贤人格以得道与超凡的智慧与品德，使之具有了吸引人模仿、追求的效果，而且还充分论证了“圣人与我同类”、圣人可以学而至之的道德教育的可能性。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孟子·告子下》的这番问答代表了中国两千余年历史的持久的人性假定与教育逻辑。为何人人皆可以为尧舜？重要原因之一是圣贤具有与凡人的同类性。《孟子·告子下》明言“圣人与我同类”。荀子也说“涂之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荀子·儒效》）所以“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及至王阳明等人，更出“满街都是圣人”（《传习录》卷下）的惊人之语。由于儒家在将圣人神圣化的同时又一再强调圣人与我同类的特质，所以儒家的圣贤人格就具有可以趋近的特质。儒家系统内的教育家们对此一直充满信心。
圣人可以趋近是一个问题，如何趋近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何趋近圣人？儒家的回答是：学而至之。荀子曰：“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修之为待尽而后备也。”（《荀子·荣辱》）朱熹说：“而今紧要且看圣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圣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会得透，此可超凡入圣。”（《朱子语类》卷八）由于儒家在逻辑上既描述圣贤人格的无比优越，强化了人们“心向往之”的冲动，又论证了圣贤人格可以学而至之的现实可能性，堵住了“虽不能之”的种种借口，所以“学为圣贤”便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古代史的一个具有特色的一贯的文化冲动。在“学为圣贤”的具体目标解释上，中国儒学曾有过许多智慧的思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学为圣贤”成为道德教育的总体目标。
在中国古代，圣人存在主要有两项功能：一是改良民性的教化功能，二是为人鹄的提升功能。前者重在教化，后者重言自修。而教化功能与自修功能是互为前提的。没有圣人的存在及其对于人的教化，自修者失去追求的目标、境界与傍依；而没有学者的努力自修、教育，则教化之功无以实现。故对于学者而言，其修身或教育的总体目标只能是成圣成贤。孟子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荀子说：学者应“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程颐说：“人皆可以成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己者，皆自弃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朱熹则指出：“学者大要立志。所谓志道，不道将这些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接要学尧舜”。（《朱子语类》卷八）“人须当以尧舜为法。如射者之于的，箭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其技艺未精也。”（《朱子语类》卷五十五）
第二，对圣贤目标的具体分层。
有了圣贤人格作为终极目标，学问无止境，修身亦无止境。这是终极目标的优越性。但是正如圣人如果与凡人无所联系，则人们只能供奉不能效法一样，在学为圣贤的总目标下，如不对目标进行分层，则跨度太大，就会使总目标抽象化、虚无化，最终失其修养与教育的效能。所以儒家从先秦直到明清，不断设计和完善了成圣成贤的分层目标体系。
一般认为，儒家设计的趋近圣贤的人格台阶或德育目标的具体层次为：士、君子、圣人。孔子最早作了这种人格层次上的划分。他对自己的学生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又说：“圣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荀子曰：“学恶乎始？恶乎终？……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又言：“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圣王”、“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荀子·儒效》）。汉贾谊则言：“守道者谓之士，乐道者谓之君子。知道者为之明，行道者谓之贤，且明且贤，此谓圣人。”（《新术·道术》）如此等等。所以从总体上言，圣贤是终极的理想人格标准，君子是现实的最高人格标准，而士则为古代德育培养的一般标准。达不到圣人、君子的水平的人，不妨首先从学习为“士”的较低目标开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圣贤人格及其学习与教育的历史存在是一种无需论证的史实。作为史实，它既凝聚了中国文化的智慧，也反映了其理论及实践的缺陷。虽然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实践中，德育目标有要求过高、脱离实际的诸多缺憾，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在儒家看来，能否真正成为圣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为圣贤”可以不同程度地提升道德人格。这是一种充满睿智的策略。在市场经济不断将社会和教育的价值和目标朝着低俗的方向引导的今日世界、中国古代儒家“学为圣贤”、“取法乎上”的德育目标思想具有特别强烈的借鉴价值。
二、“血脉上感移”，审美取向的德育模式
“血脉上感移”是陆九渊的说法。陆九渊说：“吾与人言，多就血脉上感移他。”（《陆九渊集》卷三团）而事实上“血脉上感移”所表征的情感、审美的德育模式是许多儒学大家在德育思想上的共识。传统教育中所谓“乐教”、“诗教”的思想实际上主要是审美取向的德育思想。从先秦到宋明，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
孔子是审美或情感德育模式的首倡者之一。这一点在典籍中可以得到印证的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审美或情感因素重要性的理性认识。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又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此外孔子还说：“小于何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第二，对于道德人格具有审美意境的描绘。《论语·雍也》中说：“圣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述而》中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先进》载：“（曾点）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曰，吾与点也。”朱熹《集注》对夫子与点的原因解释为：“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稍欠缺。故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言其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之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中国文化中许多人所言的“孔颜乐处”实际上就是一种人生、人格的审美境界。第三，对于艺术评价的德育标准的强调。《论语·八佾》中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对韶乐的推崇，源于其有高于武乐的“尽善”的特征，反过来，这一论述也就反映了孔子强调艺术的德育功能的重要。《礼记·乐记》中说：“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器从之。”这实际上就是对孔子文以载道、文道合一思想的肯定。
孔子之后，孟子强调了教育应当有“时雨化之”（《孟子·尽心上》）的模式，应当培养“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孟子·滕文公下》）和“吾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的思想。苟子则进一步发挥了“乐教”的思想：“故乐也，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荀子，乐论》）及至宋明时期，结合对于记诵之学的批判，儒学思想家们更是多方面强调了德育中审美或者情感因素的重要。二程倡言“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所作。如《关睢》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遗书》卷二上）并说“涵养著乐处，养心便到高明处。”（《遗书》卷六）王阳明在《蒙训大意示刘伯颂等》中说到道德教育的“栽培涵养之方”时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心中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也。”所以“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其“歌诗—习礼—读书”三步教学法甚得“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精髓。
从史实的角度看，“血脉上感移”的审美或情感德育模式在历史上曾经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孔子成为一个“循循然善诱人”的教育家，去世后弟子以父母之丧礼之，三年、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史记·孔子世家》）学生杨简在回亿陆九渊的教育功效时说：“先生深知学者心术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象山先生行状》）可见其感人至深。因此，认为中国古代德育重视道德认知而不重视道德情感的结论有失公允。
当代社会是一个强调理性、认知的社会。科技发展仍然在强化这一价值取向。所以近百年来西方社会一直存在后现代批判缺乏情感关照的“现代性”的问题。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日中国，要克服道德教育上的认知主义所导致的弊端，中国古代儒家倡导的“血脉上感移”、审美取向的德育模式应当是我们可以努力发掘的智慧财富。
三、“知行统一”：学以致用的修养方法
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思想中，对于道德修养的强调是一个明显的重点和特点。某种意义上说，儒家对于教的强调反而不如对于学、对于修养的强调充分。儒家的德育思想是一种道德上“学”的思想、修养的学问，而所谓的“学”实际上是道德认知与实践的统一。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所谓“习”既是后天认知上的学习，也包含行为习惯上的养成。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中，知行向来都是统一的。一方面孔子主张“学而知之”（《论语·季氏》）、“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主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另一方面，孔子又特别强调“行”的重要性。故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言必行，行必果”（《论语·子路》），“巧言令色，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在家庭伦理的修养上更是强调了许多具体的行为要求：“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儒家以“入世”取向著称。因此“知行统一”、学以致用的问题一直是儒家试图认真阐述的主题之一。这一点，在宋明儒学思想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在知行关系的论述上有明显的对立。朱熹主张“知行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辑略》）但是朱熹十分强调“行”的层面：“学之以博，未若知之以要；知之以要，未若行之以实。”（《朱子语类辑略》）“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之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性理精义》卷八）“若不用躬行，则是说得便了。则七十子之从孔子，只用两日说便尽，何用许多年随着孔子不去。”（《朱子语类》卷十三）在《小学辑说》中，朱熹更是明确指出：“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王阳明的观点是“知行合一”、“致良知”。也十分强调道德行为的训练。在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曾经有“考德”之说。每日清晨即让学生将自己的言行逐一检查，对不合道德的言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过，相对说来，王阳明更强调的是“知”或“致良知”的方面。王阳明认为，“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答友人问》）“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见好我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别立个心去恶。”（《传习录》上）王阳明的主张实际是：一念发动处便已经是行了。故郭齐家教授说王阳明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销行以为知”。
但是朱熹和王阳明作为儒学大师在知行关系的统一的方面远远大于其对立的方面。在笔者看来，朱烹强调“行”，并不是要否定道德认知的重要，相反，朱熹说“学固不在乎读书，然不读书则义理无由明……若不读这一件书，便缺这一件道理。”（《朱子语类》卷一二零）事实上，朱熹在道德教育上的贡献之一就是他的“朱子读书法”。所以许多人认为朱熹的理论是“知先行后”说。同样，王阳明强调道德之“知”也绝非否定道德行动的重要。他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之知。”（《传习录》中）实际上王阳明之所以要“以知为行，知决定行，销行以为知”，乃是要“彻根彻底”地保证道德主体的道德行为的确当性。明清之际，王夫之认为“知先行后”说是离行以为知，“知行合一”是销行以为和，认为“知也者，故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求可以得行之效也。”故“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尚书引义·说命中二》）王夫之主张“知行并进”说，比朱熹、王阳明更为辩证地表达了道德认知与实践的统一关系。在笔者看来，“知行相须”、“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诸多学说的共同性远大于差异性——它们对于道德知行统一关系的强调也都是耐人寻味的。
“道德”是认知，更是实践。中西方道德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一直存在着在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上左右摇摆的情形。如何辩证地看待知行关系，实施完整和有效的道德教育，中国古代儒家对于“知行统一”、学以致用的修养方法方面的探索是我们进一步探索的重要思想根基。
对中国古代儒家德育思想的整理是中国德育学术界应当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就当前我们对于古代德育思想整理的现状来看，主要的缺陷在于：第一，对“德”或“伦理思想”的研究较多，对“教育”或“教育思想”的成分发掘不够；第二，对德育思想的一般性分析较多，对德育思想的具体优势或特色的梳理不够。本文只是试图开始进行一些补缺的工作，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对相关理论和实践的进展有所裨益。
注释：
篇(3)
面。主要从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三个方面论述“和谐”思想与班级德育工作。
关键词：和谐思想；五年制师范学校；班级德育
五年制师范学校是20世纪90年代末诞生的新的师范培养模式，它肩负着为小学教育输送专业人才的重大责任，对我国的基础教育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如何提高五年制师范生的全面素质，如何使他们的发展适合今后基础教育的要求，这些都是班主任工
作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近些年来，以“和谐”思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儒家关于“和谐”思想的阐释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三个方面论述
“和谐”思想与班级德育工作。
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上，儒家提出了“爱人”的思想，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泛爱众”，也就是广泛地爱，亦即博爱。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只要在人我相处时爱一切人，与一切人友善，也就达到了“爱人”，即“仁”的境界了。具体到一个班级中，“仁爱”思想可以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和班主任之间进行分析。
首先，学生之间。不同的学生有着不同的家庭出身、成长环境、教育经历等，因此也形成了学生之间迥异的价值观念和性格特征，而这些学生聚集在一个班集体中，再加上青春期的叛逆和不成
熟，自然会造成学生之间的众多矛盾和冲突。怎样减少、避免这些矛盾冲突，班主任可以从儒家思想中汲取方法，加以引导。
同时，孔子提出“不学礼，无以立。”即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讲究礼仪。当学生之间有了矛盾时，班主任要引导学生用礼貌、平和、道德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用打架、斗殴等激烈的方式去解决一切矛盾。
其次，学生和班主任之间。在很多班主任眼中，只有那些“成绩好的”“听话的”“老实的”的孩子才是好学生，而“成绩差的”“调皮捣蛋的”自然就成为“差生”了。其实，作为身心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个体，每一个学生都是独特的、独立的，不能用“一刀切”的方法去评价他们。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而不同”，即承认多样性、差别性的存在，在对待学生时，班主任也应该做到“和而不同”。作为教育者和管理者，班主任应该用平等、民主、宽容的眼光去对待每一个学生，用“爱人”之心去关注每一个学生，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给每一个学生留下自由发挥的空间，鼓励每一个学生尽可能地表现自我。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
儒家把“和”作为最高的政治伦理原则，作为政治理念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主张和谐共处，协和万邦，提出了他们心目中和谐的最高境界――“大同”理想。《论语》把“礼”推上了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结构以及人们行为准则基本规范的尊位。由此，“礼”被视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包括有别、有序、恭敬、谦让、和为贵的思想，旨在建立互相信任、互相提携的良好关系。
学生在学校是学校中的一员，也是班级中的一员，毕业后走进社会就是社会中的一员，怎样为今后顺利地走进社会、融入社会做好准备，要从在学校开始为以后的就业打好基础。作为班主任，在树立班级学风、引导学生认真学习的同时，必须有意识地将他们现在的学习和毕业后的就业工作相联系，培养他们的成才和成人意识，让他们从低年级开始就树立自己的职业观念，有目的、有计划地为自己今后的发展打好基础。例如，让学生多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拓展知识面，提高实践能力，发展各种兴趣爱好，成为一专多能的人才。
学生只有在学校时打好知识基础，提升全面素质，才能在进入社会时，快速准确地找到自己的社会定位，自行其是、自安其道，将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三、人与自我的和谐
儒家思想认为，教育的过程就是完善人性的过程，也就是学习做人的过程。因此，首先要让人学会认识自我，懂得人为之人的价值，提高自我修养。孔子认为：“君子求诸己可上达，而小人求诸人可下达。”君子有对自己内在仁性的自觉，能够致力于提高自己的人格境界。那么，怎样提高自我修养，促进人与自我的身心和谐呢，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做起。
首先，自省。孔子强调：“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
也。”圣贤之人要自省，普通人更要学会自省。如，每到期中、期末考试结束，召开考试座谈会，让学生通过考试反省自己的进步和退
步以及下一步的学习计划等等。
其次，躬行。孔子说过“敏于事而慎于言”“听其言而观其行”。荀子认为“学至于行而止矣”。只有把自我的内心反省落实到实践中，才能促使身心的和谐统一、人与自我的和谐。例如，母亲节感恩母亲、重阳节孝敬老人等。到了大专阶段，学生都已成年，社会公民意识增强，可以组织一些走访社区、帮扶义卖等活动来提高学生的道德思想和道德水平。
篇(4)
【关键词】韩国；社会文化；道德教育
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教育全球化的一个时代。而这种教育全球化集中反映到了对人才素质的培养方面，国家的振兴，民族的振兴都系于高质量的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的核心和灵魂就是道德品质教育。韩国在道德教育方面的发展上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就强调德育的重要性。同时，韩国的崛起同其社会文化对道德教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通过对韩国社会文化的进行介绍与分析，将有助于更好地借鉴韩国德育的成功经验，有效地推动中国德育工作的改进。
一、 儒家文化是韩国当代道德教育发展的摇篮
（一）儒家伦理在韩国当代道德教育中的发展
起源于中国的儒家文化传入韩国已有漫长的历史，在韩国的文化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德育教育中，自从儒家文化传入韩国以来，便开始生根发芽。其中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时期。1. 光复时期（1945～1961年）；韩国光复后，教育从原来的奴化教育、殖民主义教育制度中摆脱出来， 树立了民主、民族主义教育思想，建立新的教育制度，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当时把“弘益人间”作为韩国德育教育的理念，即“ 教育的宗旨是在弘益人间的理念下，协助所有人完善其个人品德、培养独立生活能力和公民应具有的资格，使其为民主国家的建设服务并努力实现全人类繁荣的理想。”而这一教育理念确立的理由就是：弘益人间既是民族精神的精华，又与儒家文化中强调仁义，博爱的思想相通[1]。这一理念一直沿用至今。2. 经济腾飞时期（1962～1978年）；二战以后，随着西方技术和文化的大量涌入，韩国的道德传统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影响，许多社会问题随之而生。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更加强调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教育的必要性，于是韩国教育部于1968年公布了“国民教育”[2]，强化了青少年和整个社会的“国民精神”教育，提高了学生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生存意识。3. 经济转轨时期（1979～现在）；进入80年代后社会教育有了新的飞跃，1982年颁布的“社会教育法”把全民教育、终身教育思想贯穿其中。以上可以看出，无论是终身教育还是主体、创造性教育都与儒家的重视教育，重视学习，把学习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直接联系起来。因此，儒家文化在韩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
（二）儒家伦理对韩国当代基础德育的作用
韩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有着深远的儒教传统。今天的儒家伦理不但体现了韩民族的精神，更成为韩国的教育主体，是韩国学校德育的灵魂。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儒家伦理已成为学校德育的主要内容。第二，儒家伦理是韩国国民教育的基础思想。儒家认为，只有尊师，才能重道；只有重道， 才能在全社会形成重视教育、尊重教师的良好风尚[3]。第三，儒家伦理是家庭德育的重要体现。儒家的“忠孝一体化”思想使韩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也都贯彻着这种原则。但是，韩国也正在批判地弘扬儒家文化，努力地解决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所以从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来看，世界上儒家伦理保存得最多、最好的国家应是韩国。
二、美、日德育文化是韩国当代德育的创新条件
20世纪是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世纪，东方国家在吸收西方优秀科技文化的同时，也导入了西方文明，如西方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道德基准等等。对于韩国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对其影响极其深远。韩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方面与美、日的矛盾不是很大。但韩国毕竟也是一个有着本民族传统文化几千年历史的国家，在对美、日文化大量吸收的同时，并结合自己的国情予以改造和利用。
（一）美国德育思想对韩国当代德育的影响
1945年朝鲜半岛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宣布独立以来，朝鲜半岛又经历了三年的美国军政统治。于1948年分裂成两个独立的国家——朝鲜和韩国。在朝鲜战争过后，由于韩国一直处于朝鲜的军事威胁下，所以韩国政府毫无选择地采取了“仿美政策”[3]，这不光体现在政治上，更体现在教育上，尤其是道德教育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德育目标上，美国教育家强调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2）在德育内容上，美国一直以来被称为是“自由乐土”和“民族熔炉”的多民族国家，因此特别主张道德教育的民族统一功能[4]。（3）在德育方法上，美国一般不赞成采用直接方法，他们大多强调道德教育应该是间接的，综合的。他们注重启发、引导；注重实际生活中的锻炼；重视渗透性教育。因此，韩国人巧妙地利用美国道德教育方式中的优点，注重道德教育与其他学科的整合与渗透， 侧重于通过道德教育实践、大众传媒和社会公共环境强化道德教育的效果。
（二）日本德育思想对韩国当代德育的影响
日本的德育思想对韩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一时期的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工业大国、金融大国、贸易大国和科技大国，作为近邻的韩国，虽然在道德教育方面有着自己的民族特色，但是日本一些优秀的德育理念还是对韩国有一定的影响。（1）日本注重社会公德教育的理念给韩国提供了借鉴价值。（2）日本在道德教育上吸收外来文化与保持民族特色相结合的理念也给韩国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日本的历次教育改革都是以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改进、模仿、吸收和创新为主旨的，但无论哪一次改革又都保持了日本的民族文化传统。日本的这一特色同样也引起了韩国的思考，这集中体现在对儒家伦理的继承上。同时，为防止西方价值观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过度冲击和侵蚀，以维护传统美德习俗，学校把学习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并对学校道德课进行改革。总之，始终注意在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因素，也已经成为韩国道德教育的一个特色，同样也值得我们借鉴。
转贴于
三、独特的家庭文化是韩国当代德育的突出体现
家庭作为人类代际间道德灌输、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的重要场所，对人的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对人的道德人格的形成影响很深。韩国人素来重视家庭传统、家庭文化对孩子人格成长的作用。
（一）尊敬长辈、重孝道
尊敬长辈，孝敬老人是整个东方人的美德。韩国的家庭文化一直受着这一思想的影响，而且在当代演绎得更透彻、更具体。走进韩国家庭，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看到尊老爱幼，长幼有序的行为。另外，当孩子对家中的长辈，老人或父母不尊重和不礼貌时父母会给予一定的惩罚，严肃地指出孩子的错误之处。让孩子学会懂得尊重长辈，孝敬父母。到现在为止，韩国家庭文化中提倡的“尊老”不仅限于传统“孝”的范畴，而是上升到了一种道德规范的程度。学校、职场或者其他的社会环境中，也都受到这种道德规范的约束。
（二）崇尚文明，重礼仪
自古以来，韩国家庭文化中的一个优秀传统就是注重对子女文明礼仪的熏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用餐前，一般餐桌上的餐具都会摆放得整整齐齐，一家人就座时长幼有序，讲话彬彬有礼，一起说笑从不大声喧哗。另外，母亲做好了饭如果没告诉孩子吃，孩子是不能自己先吃的，孩子在吃饭前，必先说一句“您辛苦了”；在用餐时，年幼的总要把最好的饭菜放在长者的面前，以表示对长者的尊敬。长者开始用餐后，大家才可以吃饭。同时韩国的父母会告诉孩子，不要浪费，粮食宝贵等等；在公共场合时，父母会教导孩子注意穿戴和文明用语，坐要有坐姿，站要有站姿，要时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在待人接物时，韩国父母会主动让孩子参与接待接客，要让孩子锻炼交际能力，体会到主人和客人的地位不同，对待客人要有责任感；在个人方面时，韩国父母会告诉孩子未经别人允许，贸然介入别人的活动是不礼貌的，和别人谈话时，应多说说自己的朋友，少说自己。谈话不可长篇大论等等。
从以上这些方面可以看出韩国的家庭文化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也是独具特色的；同样也可以看出韩国的家庭文化是韩国当代德育成功的突出体现。韩国教育学家认为：良好的品行是孩子一生的资本，道德教育的好坏是决定孩子是否成才的保证。同时良好、和谐的家庭文化教育也促进了社会各方面道德教育的发展，为孩子将来的做人奠定了基础。
四、结语与启示
综观韩国的社会文化，我们不难看出韩国的社会文化对道德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韩国人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更多地关注受教育主体，注重从生活实践的不同侧面入手，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然而，韩国今天的德育成果也是在艰难创业中得到的时代财富，是经历火与血陶冶的历史精华。目前，中国正处于道德建设的关键时期，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像韩国学习和借鉴其优点也是必要和现实的。
（一）借鉴韩国在开展德育教育中处理儒家文化的积极因素
儒家思想在韩国深入人心，但儒家文化进入韩国文化“并作用于学校德育”不是直接的、原本的，而是接受了韩国文化的改进和受到学校德育的相应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儒家伦理的某些部分被删去、被改写，或在中国被强调的东西而在韩国不被重视；另一方面，儒家伦理的某些东西已根据韩国实际被重新阐释。与韩国一样，中国也应该批判的弘扬儒家文化，吸收儒家伦理的精华，结合当今时展的特点，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德育教育。
（二）吸纳西方德育文化的优秀成果，处理好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充分发扬其对德育的影响
韩国在面临西方德育文化时，打破了封闭式的道德教育，把东方注重系统道德规范教育和西方注重道德思维判断能力结合起来，即把现在社会文化与人的培养结合起来，促进了当代德育的发展。虽然中国和韩国的国情大相径庭，但是中国在面对不断涌进的西方文化时，也应大量吸收现代西方伦理道德的理论成果，结合中国的现代德育建设的需要，进行分析和比较。对于有利的一面，应该借鉴，并发扬光大，对于不利的一面，要摒弃或者是去粗取精，使之向有利的方面转化。
（三）坚持社会文化与道德教育相互融合，加强社会文化对道德教育的针对性
韩国注重社会大环境的德育功能，不断地加强社会文化的渗透性。中国也要克服学校德育注入式的弊端，要增强社会文化对开展德育教育的影响和渗透，要促使德育与现实社会接轨。从而增强了德育的实用功能。另外，加强社会文化对道德教育的针对性。例如，在公民素质教育中，要着重加大社会文化中公民意识和社会公德文化的渗透；逐渐培养人民的公民意识，使其具有现代人应具有的现在性，从而促进了德育中的公民素质教育的发展。再如，在国民精神教育中，要着重加大社会文化中爱国精神的渗透；逐渐加深人们对祖国的热爱，从而培养强大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对中韩当代道德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不断地促进和正确的利用社会文化的功能，才能更好地丰富德育内容，加强德育建设。 参考文献
[1]索丰．儒家文化对现代韩国基础教育的影响[J]．外国教育研究，2002，(9)．
[2]顾明远．亚洲“四小龙”学校德育研究[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3]田以麟．今日韩国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篇(5)
孟子有云：“夫天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吗？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圣地，德育工作在众多工作中具有统帅地位，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是学校德育工作的核心。而德育工作的首要目标就是教会学生 “学会做人”，即要教育学生“学会做一个能为人民大众谋利益、能效忠于社会主义祖国的人”。而这种“以天下为己任、关心社会、奋发有为”的思想正是儒家思想的精华。
在当今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由于人们过分追求个人利益，这难免对我们的青少年学生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我们的学生中，只知报酬和索取，而不顾回报与奉献的不良倾向时有发生。说谎、欺骗家长、欺骗老师的“诚信”危机也在不断加强，这些事实无不证明应试教育带来了悲哀。针对这一现状学校又如何增强对学生价值观的教育实效呢？历史经验和许多国家的成功事例告诉我们，在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工作的过程中，采取和风细雨般的寓情于理、以情动人教育方式和态度，用儒家“仓廪实然后知荣辱，衣食足然后礼义兴”的义利观去教育学生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让学生明白在当今市场经济下把追求利益与服务社会结合起来，强化儒家正确的“义利观”教育，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具有很好的促进和帮助作用，对扫除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也大有裨益。
没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必然对社会没有爱心、没有责任心，所以教育绝不能只看智育而必须强调以德育为基础，要把德育放在首要地位。儒家既强调制度管理，又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使人们高兴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他们应当做的事，显然与我们当代教育的主张是吻合的，也与我们今天进行的素质教育在某些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不妨可用孟子提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修身方式对学生进行挫折教育、生存教育；用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论对学生进行洁身自好和健全人格教育；用儒家的“自省”“克己”和“慎独”的修养要求来加强对学生进行修身养性的教育；用儒家“忠恕”理论教育学生学会尊重他人，与他人和睦相处。总之，只要我们学校正确运用儒家的道德观去教育学生、感染学生，就能促进学生不断朝着“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生活”的方向发展，从而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德育工作任务。
在儒家思想里，“礼”是治国的根据。荀子说：“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无礼不宁。”可见，重“礼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也是使中国成为闻名于世的礼仪之邦的源泉。目前我们许多年轻父母不知如何“教儿育女”，只是一昧的溺爱子女，特别是祖辈对孙辈的溺爱早已成为普遍现象，从而导致娇生惯养、独尊傲慢、任性骄纵的所谓“小皇帝”“小公主”随处可见，学生道德水准不断滑坡。因此，加强对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教育应当成为目前我们学校德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的现代教育同样需要建立自己的“礼”，如，建立良好的学校人际关系、精神风貌、行为准则等，这些对学生的行为养成教育显得尤为重要。而借重民族文化优势，发扬中华民族重“礼”的思想，深入挖掘其合理内涵，引导学生遵守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这对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遵纪守法，切实做到讲文明、讲礼貌，帮助他们更好地做人、更好地生活，争做文明公民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学校德育工作需要儒家思想“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学校管理者的运营同样需要儒家思想“锦上添花”的助力。
孔子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市场经济时代的校长，应该准确称为“学校经营家”，首先应当是教育战略家，具有独特的办学思路；其次应有组织和协调能力；第三要求既要能把握学校全部复杂工作，又要能超脱对外，大胆放手给教职员工施展才华的机会，当出现问题或者风险时，领导者要敢于承担责任。学校领导要得到教师拥护必须“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凡要求教师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禁止教师做的，自己首先不做，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给教师树立榜样。
儒学的思想家们把任用贤能之士看作是治国之首要任务，使 “贤者在职，能者在位”。“贤”，主要是指人的道德品质，修养境界；“能”，主要是指人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本领。在学校管理者选拔和提升人才也要任人唯贤。在任人时，要注重从个人能力、修养、个性、责任心等诸多方面考虑和考察，其中最重要的是考虑任用者的能力和水平，使他们能在适宜的位置上充分地发挥作用。管理者在起用教师时，一定要辨证分析，合理开发，把他们放在最佳位置，才能作到“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
篇(6)
《大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捷克著名教育学家夸美纽斯在其《大教学论》中亦言：“假如我们希望任何人有德行，我们就应在他的少年时期训练他”。由此可见，德育教育在青少年学习和成长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教育演绎不完的话题。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形成和发展的阶段，是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逐步形成的关键时期，语文学科的语言与思想的高度融合优势使其成为德育教育的主要学科，也体现了“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的思想理念。
一、语文德育呼唤传统回归
我国语文教育以1904年的独立设科为截点被分为古代语文和近代语文。古代语文最早可追溯至甲骨文时代，经历了近三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道德为本的模式逐渐融入到语文教育中，成为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传统语文中的道德教育内含丰富，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处于语文的首要之位，因此使现代语文教育的德育功能回归传统十分必要。四书五经是我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代表，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知识，在现代语文教学中取其精髓、去其糟粕，发挥传统语文在德育中的作用，对树立学生正确的道德观念具有积极的意义。在我国北上广等大城市已经试点，让“四书五经”、《三字经》、《千字文》、《论语》等古代经典在中小学生中推行并让学生习读，并取得不错的效果。
二、挖掘语文学科在德育教育中的优势作用
（一）新课标下语文性质与功能确保了德育教育优势
新课标下《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明义指出了语文作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学科，在德育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语文学科的人文性第一次站在了与工具性同等的地位，这也体现了国家教育部门对语文德育功能的重视，体现了人文性的德育渗透，为语文德育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障。在指明了语文教育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统一之后，人文性的重新回归给语文教育带来了文化传承和精神传承的双重功能，这也间接保障了德育功能的实现。无论字词还是诗词文赋，都包涵了极为丰富的精神文化，承载了中华民族优良的品质和精神精髓，这些都是语文学科最为核心、最为精髓的部分。新课标将这些性质和功能重新发掘出来，无疑是语文的德育功能优势发挥出来，给德育教育提供了保障。
（二）语文教学内容展现了德育教育优势
在我国的古代文学中，大量的文言文与诗词歌赋以其简练的语言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蕴藏着人的情操和修养哲学，传达了人们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此外，大量的中外现代文学作品继承了民族精髓，以其多元化的艺术形式体现了多样化的思想情感，这些思想情感都以人文道德为主线，提升了文学作品艺术境界的同时，也提升了读者的思想感悟和人生境界。新课标下语文教材及课外延伸纳入了更多的文言文及其他优秀文学作品，这些共同构成了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同时也展现了语文教学在德育教育中的优势。
三、深化语文德育教育改革的建议
（一）正确理解和运用三维目标
要全面实现语文教学中的德育教育，教师本身必须正确理解三维目标的意义与其之间的关系。在理解三维目标的深层含义与关系之后才能有意识、有目的地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实现透无声无痕、巧妙自然地渗德育教育的效果。在语文德育教育的三维目标中，这三个维度相互依存，互为支持，其中知识与能力是语文德育教育的基础和核心，是其他维度得以实现和发展的依托。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决定了德育教育的高度，过程与方法保证了德育效果。因此语文教师要做好三者之间的整合工作，才能保证德育教育功能的实现。
（二）强化儒家经典文学的地位和作用
经过新课标的改革，语文教材中的儒家经典文学作品更加丰富，使得基于儒家经典的德育教育重新发挥作用，因此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要重视和强化儒家经典文学的德育功能与作用，发掘其中的道德修养内涵，让学生在阅读和学习中产生自然的感悟，在潜移默化间完成德育教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儒家经典作品《论语》现存20篇，492章，集中反映了孔子的主要理论道德思想以及治学思想，使其成为一个道德、修养、治学、求学的体系。但语文教材中所选入的内容毕竟有限，这就需要语文教师在平时的语文教学中，充分发挥课外阅读的作用，将教材中未选入的部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选择较为容易理解以及思想不相背离的内容作为学术课外阅读的重点，形成一个体系，完成儒家经典文学的德育教育功能。
（三）从学生认知规律上设定教材顺序
在固定的语文教材条件背景下，语文教师应该结合学术的成长和认知规律，以及语文德育历史发展历程，合理地制定教学计划，规划科学的教材顺序，以便学生更为容易地理解和形成正确的道德体系。通常来说，设置教材顺序需从时间顺序与难易顺序两个方面进行统筹安排，时间顺序一方面遵循学生的成长和认知规律，另一方面遵循历史发展轨迹，以时间为轴探索古人的思想演变路线，这样才能使学生逐步建立道德修养体系。
参考文献：
[1]任晓萌.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德育渗透策略[D].河北师范大学，2014.
篇(7)
关键词：仁；义；礼；智；信；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1-0295-02
一、“五常”的基本内涵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仁”从字源意思来理解，仁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依相耦。在人们日常的人际关系交往中，它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情感需要，仁爱是从家庭血缘亲情中引申而来，仁者爱人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般原则又不限于宗法血缘道德的范畴，它要人们以一颗仁爱的心对待他人对待一切。在儒家伦理思想中是“仁”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其内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是五常之一，主要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可以说，仁是由人本身引申出来的行为原则，它要求人们以人为人，相亲相爱，这反映了人对自身的觉醒和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具有浓厚的人道精神。
“义”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含义十分丰富，各家各派有不同的诠释。儒家讲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义泛指道义，是道德的代名词，如“舍生取义”，狭义的义则是指五常之一，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和人们行为的价值准则。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曾这么解释义：“义者，事之宜也。”“义者，天理之所宜。”“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义有三层意蕴：首先，义是适宜，即正当与否的度，宜与不宜，该与不该应该以义为准；其次，义的度即是天理，是宇宙万物存在发展的根本原则；最后，义又是人们内在的一种道德观念，是行为主体的道德理性原则。它的现实内容则是人类共同的、根本的利益。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义”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价值准则。
“礼”是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要范畴之一，礼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模式，在告诉人们“仁”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出于感情需要，“义”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价值准则之后，为人们怎么样去实现和谐社会正确的处理人际关系作出了正确的向导，它告诉了人们具体的行为模式。“仁”是“礼”的精髓，“义”是“礼”的实质，“礼”则是“仁”和“义”外在的具体行为规范。仁义作为“礼”的内在实质，“礼”是仁义的外在保证。离开了仁义，“礼”只能是空洞的俗套；离开了“礼”，仁义也只能是美好的空谈。
“智”即知识和理性，在儒家思想中主要指道德认识和道德理性，孟子把它定义为“是非之心”，即人们思想中的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和观念，它是儒家强调的处理人际关系的理性原则。从本质上说，道德是人类的自觉行为，它建立在人类对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之上，只有当人们把握了什么是应该的，什么的不应该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之后，才有所谓的道德，树立明确的是非善恶观，是一切道德以及道德行为的前提。《中庸》就把智作为“三达德”（知、仁、勇）之首，就是要求人们首先要获得道德认识，树立正确的是非善恶观，而智的核心功能也就是明辨是非善恶，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
“信”作为道德范畴，即对某种信念、原则和语言出自内心的忠诚。儒家所讲的信作为处理人际关系时的精神纽带，要求人们忠实于自己的本性和存在，即使言行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相符合。以信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精神纽带，诚实不欺、诺守信用是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但是儒家并不是只强调信的形式，而是注重其精神实质。
二、目前德育工作的不足
1.道德教育理念滞后，德育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目前德育工作在实践中更多的是关注是否按照社会规范的需要来培养，强调德育的社会价值、工具价值，认为德育就应当无条件的服从政治需要，把德育工作与政治思想教育混同，重业绩成效轻人文关怀，政治色彩过于浓重。有的领导也十分推崇听话、服从，认为德育的目的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服从教育者意愿的人，忽视了受教育者自身德性发展和完善的需要，忽视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和道德习惯的培养，忽视健全人格的重要性，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主体性，忽视学生个体的价值，药家鑫案例就是典型的道德教育缺失的案例，我们的学校所进行的道德教育大而宽，导致一些大学生连最基本的公民意识都不具备，无视别人的生存权，把自己的意愿凌驾于他人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