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经济趋势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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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婴儿潮；中国；日本；人口世代；社会负担；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C92-05；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65-08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4年左右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中国乡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逐年降低，未来依靠城镇化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动力将逐年变弱。〔1〕而上世纪60年代末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的生育水平自1990年代以后便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最终于2014年左右引致人口红利转折点，成年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根据中国目前55岁的平均退休年龄〔2〕，60后婴儿潮世代将于2015年左右逐步开始退休①，未来5-10年中国的老龄化浪潮将异常迅急，同时，随着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未来新增劳动力也将不断下降。我国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及时调整人口发展措施，很有可能出现未富先老，甚至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面对这样的情景，迫切需要了解中国人口增长的性态，特别是人口世代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只有了解这些趋势性特征事实，才能根据历史上和国际上的经验，制定适宜的措施。

遗憾的是，目前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学者较少关注中国的人口性态，特别是中国的人口世代因素，比如60后和80后的婴儿潮问题；研究人口红利和老龄化问题的学者很少关注中国历史上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依次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诸如人口红利和老龄化等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也少有学者关注婴儿潮世代处在劳动阶段这一人口世代对人口红利期的特殊影响问题；未来中国将要面对的是进入和正在进入的低速常态，却少有经济学家从人口世代这个视角观察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比如90后婴儿低谷世代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60后婴儿潮世代开始退出劳动力市场可能引发的问题；此外，关注经济低迷和近期经济下滑的学者多，却少有人研究日本个案，从日本获取经验和教训。而日本过去20年和将来所面临的问题正是中国正在面临或将要面临的问题，比如政府债务危机、老龄化、劳动力短缺、持续发行货币对经济刺激以及经济潜在通缩的影响等。随着日本婴儿潮世代这一超规模人口世代冲向顶峰和由规模较小的世代取而代之，不仅日本庞大的财政和货币刺激对经济复苏所起的作用有限，也大大加重了日本政府的债务。

日本和中国具有相同的东方文化，同时都对外来移民管制较为严格，故比较中国人口性态和日本人口性态之间的相同和差别，进而从日本历史上获得经验和教训，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所在。

二、文献综述

有关人口性态，特别是人口世代的研究，多集中于人口结构或者婴儿潮对社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如Mankiw & Weil（1989）在Poterba（1984）的基础上考虑人口结构改变对住房需求的影响，其研究结果发现，美国婴儿潮一代（1946-1964）步入购房年龄，是美国70年代住房价格上涨的关键因素；而婴儿低谷一代进入住房市场则引致1990年代美国房屋需求增长缓慢。〔3〕陈斌开等利用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发现，中国“80后婴儿潮”一代步入劳动力市场和进入婚配对住房产生的需求，很有可能是2004年以后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同时也阐释了老龄化到来会引致住房价格面临下降的压力。〔4〕陆D和蔡P比较了中日人口结构，认为中国如今所面临的人口结构和90年代日本所面临的人口结构类似，人口红利开始消失，社会负担开始加重，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5〕李银珩和李硕论述了美国1946-1964年婴儿潮一代步入退休，将使美国面临劳动力短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负担加重等问题。〔6〕在有关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世代演进对其他方面的影响研究方面，张春生和蒋海论述了美国婴儿潮一代对美国1980-1990年股市的影响。〔7〕Andrew（2001， 2003）以及Brooks（2002）就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方面做了相关研究工作〔8〕；Reinhardt（2000）就婴儿潮世代进入老年阶段时对医疗行业的影响进行了针对性研究。〔9〕总之，婴儿潮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全方位的。

不过我们要强调，Mankiw & Weil（1989）等人的研究忽视了中国的特殊性〔10〕，虽然美国和中、日都存在婴儿潮，但是人口结构问题对美国经济的制约没有中国和日本严重，这是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且实行较宽松的移民政策，历史上美国本土居民生育水平下降引致的现在和未来劳动力短缺问题可以通过年轻移民填补，更不同于中日的是，美国自1975年后每年出生人数的整体趋势是增加的。陈斌开等则缺乏对中国人口结构的明细分析，没有窥探到中国历史上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也没有论述婴儿潮和婴儿低谷可能对中国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婴儿潮一代以及相继而来的婴儿低谷一代的成长，即教育、工作、结婚、消费、退休以及去世等一系列生命活动会对相应经济部门产生的影响。陆D和蔡P虽然比较了中日人口结构，阐述了人口红利理论，却没有明确地提出人口世代以及世代更替的概念，忽视了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交替进入劳动力市场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没有看到人口结构问题的实质其实是婴儿潮问题。人口红利期是婴儿潮一代处在劳动年龄阶段，婴儿低谷世代处在青少年和老年阶段；而人口红利消失期则是婴儿潮一代逐步退休，婴儿低谷世代处在青少年和劳动年龄阶段。

现有文献中虽存在考察中日人口结构问题的一些研究，如张宝珍（1990），孟双见和吴海涛（2005）分别论述了日本老龄化下日本社会和经济可能面临的问题〔11〕；柳清瑞等（2012）阐述了少子化和老龄化下的日本社会保障经验〔12〕；蔡P（2004，2009，2010）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以及人口红利结束可能面临的问题以及政策应该如何调整，如何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如何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13〕；梁颖和陈佳鹏（2013）论述了中国和日本存在人口转变和经济转型的相似性，以及如何根据这种相似性借鉴日本在人口红利期和人口老龄化时期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问题〔14〕，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中日人口世代的界定，比如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的具体界定，以及考察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可能产生的影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甚至连基础的描述性分析工作都比较缺乏。这一切主要源于人口世代对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20年前出生的人口要过20年后才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本文的研究特点体现在以下方面：详尽论述中国和日本的婴儿潮世代并进行对比性分析，考察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交替进入劳动力市场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可能对中日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产生的动态影响，以及这种趋势性特征的变化对中国未来宏观经济的启示。

三、中日人口世代对比

此部分主要考察中国和日本分别在1961-2010年、1946-2010年出生人口的特征，进而界定在此期间中国和日本的人口世代。明细化这个事实特征，对分析人口世代的交替演进，比如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交替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有助于决策部门制定合适的人口和经济政策。需要说明的是，什么是婴儿潮？婴儿潮就是人口出生高峰，出生高峰包括出生人数逐年上升的阶段，也包括出生人数逐年下降的阶段；同样出生低谷包括出生人数逐年下降的阶段，也包括出生人数逐年上升的阶段，且出生高峰和出生低谷在时间上连接，其节点为历年出生人数的增速开始发生转折的时点〔15〕，所以婴儿潮时期既不是出生人数完全上升的时期，也不是出生人数完全下降的时期，而是一个波峰。

在上述时区内，中国和日本都存在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中国的婴儿潮世代分别为“1962-1973世代”和“1982-1993世代”；日本的婴儿潮世代分别为“1947-1953世代”和“1966-1985世代”。中国的婴儿低谷世代为“1973-1982世代”和“1993年之后世代”；日本的婴儿低谷世代为“1953-1966世代”和“1985年之后世代”。在此期间，中国两次出生人口的波峰值分别为1963年的3000万人和1987年的2550万人；日本两次出生人口波峰值分别为1949年的2694万人和1973年的2107万人。在峰值时间点上中国比日本晚了14年；中国的出生人口谷值是1979年的1738万人，日本是1961年的1607万人，在时间点上比日本晚了16年。无论是峰值还是谷值，中国都高于日本；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第二次婴儿潮世代都是第一次婴儿潮世代引致，且第二次婴儿潮的波峰低于第一次婴儿潮的波峰。中国第一次婴儿潮世代大约为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第二次婴儿潮世代大约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二战后日本的第一次婴儿潮世代为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初期；第二次婴儿潮世代为1960年代末期和整个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期。中国第一次婴儿低谷大约出现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第二次出现在1993年之后，大部分是90后和00后；日本的第一次婴儿低谷大约出现在1950年代中后期和1960年代初期和中期，第二次出现在1985年之后。总之，中国的婴儿潮世代约为60后世代和80后世代，婴儿低谷世代大约为70后世代、90后世代以及00后世代；日本的婴儿潮世代大约出现在1940年代中后期和1950年代初期以及整个1970年代，而婴儿低谷世代大约出现在1950年代中后期和1960年代前期，以及1980年代后期和以后各年代。

在相应的考察时段内，中国和日本历年出生的人口数量都呈现出“先上升（中国1961-1963，日本1946-1949）后下降（中国1963-1979，日本1949-1957），再上升（中国1979-1987，日本1957-1973）再下降（中国1987之后，日本1973年之后）的M型轨迹”。1961-1963年中国出生的人口数量呈上升趋势，其中1963-1979年出生人口数量平均呈现剧烈下降趋势；1979-1987年出生人口数量平均呈现剧烈上升趋势；1987年后出生人口数量呈现下降趋势，且表现出明显的阶段特征，1987-2000年剧烈下降，2000年以后缓慢下降。而日本1946-1949年出生的人口数量呈现剧烈上升趋势；1949-1957年出生的人数呈现剧烈下降趋势；1957-1973年日本出生的人数呈现剧烈上升趋势；1973年之后出生人数呈现下降趋势且具有阶段特征，1973-1990年出生人数剧烈下降，1990年以后出生人数轻微下降。

综上，我们认为，中国的1962-1973世代和1982-1993世代为婴儿潮世代，1973-1982世代和1993之后世代是婴儿低谷世代，大体上60后和80后是婴儿潮世代，70后、90后以及00后是婴儿低谷世代；而日本的1947-1953世代和1966-1985世代是婴儿潮世代，1953-1966世代和1985之后世代是婴儿低谷世代。1961-1963年中国出生人数呈现上升趋势，1963-1979年中国出生人数平均呈现下降趋势，1979-1987年中国出生人数平均呈现上升趋势，1987年之后中国出生人数呈现下降趋势，整体上呈现为一个M型轨迹，同时，整个1970年代的出生人数平均而言逐年下降，整个1990年代的出生人数平均而言也逐年下降。大体上，日本出生人数呈现先上升（1946-1949）后下降（1949-1957），再上升（1957-1973）再下降（1973-）的M型趋势。具体走势见图1和图2。

四、中日人口世代更替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

在相应时段内，中国和日本的人口世代更替究竟是如何影响了对应的宏观经济呢？特别是当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交替进入或退出劳动力市场时，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呢？在假设资本、技术以及资本贡献份额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本文考察人口结构转变对中日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并重点考察劳动力增速对GDP增速的影响。通过将20年前出生率近似为20年后的劳动力增速，可从20年前的出生率和20年后GDP增速的关系上获得一些唯像认识，进而从这些认识中捕捉中国当前和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并获取解决问题的启示。

1.中国人口世代更替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

首先考察1961-1979年出生率变化特征对1981-1999年中国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由于1961-1963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历年出生人数和出生率的趋势基本上同步，当然下文日本的情景也是一样的。，20年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数量增速也逐年上升，相应1981-1983年中国经济增速也逐年上升；1963-1979年中国出生率逐年下降，相应20年后的1983-1999年中国经济增速也逐年下降。根据20年前出生率的特征，1981-1999年经济增速应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轨迹，波峰点在1983年，波谷点是1981年和1999年。从图3可以看出，1981-1999年中国经济增速存在倒U型轨迹，波谷点是1981年和1999年，但是波峰点不是1983年，而是1994年。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认为，中国60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大部分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时间点应该晚于20岁，从图3可以近似地推断，60后婴儿潮世代的大部分人口大约在31岁左右才进入劳动力市场，比如1963年出生的人口大多在1994年左右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其主要原因是那时期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存在大量富余农村劳动力和城镇待业劳动力，而真正放开人口流动和深化农村改革是90年代的事情，此时这些富余的和待就业的劳动力才逐步从失业或者非充分就业状态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而变为相对充分就业。

其次考察1979-1990年出生率特征对1999年以后中国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1979-1987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引致20年后的1999-2007年经济增速相应地逐年上升；而1987年以后中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2007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也相应逐年下降，根据1979年以后中国人口出生率特征，中国经济增速在1999年以后也相应呈现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2007年。1981-1985年出生人口数存在波动，倒U型轨迹也存在同趋势的波动。由于80后婴儿潮波峰低于60后婴儿潮波峰，引致8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小于6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增速的影响，1981-1999年平均经济增速相应大于1999-2010年平均经济增速，且2007年经济增速的峰值小于1994年经济增速的峰值。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速在1999年以后存在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2007年，1981-1985年存在波动，倒U型轨迹也存在波动；而在高度上这个倒U型轨迹小于1970-1999年的倒U型轨迹。对此应该认为，上述中国经济增速的轨迹基本符合20年前中国人口出生率的趋势型特征，说明中国1961-1990年人口出生率的趋势性特征的确影响着1981-2010年经济增速的趋势性特征。

综上，1961-1990年出生率的变化特征对20年以后即中国1981-2010年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近似地表述为：由于中国的出生人数呈现先上升（1961-1963），后下降（1963-1979），再上升（1979-1987），再下降（1987-1990）两个峰值的M型轨迹，致使20年后中国经济增速也呈现先上升（1981-1994），后下降（1994-1999），再上升（1999-2007），再下降（2007-2010）两个峰值的M型轨迹，但是后一个波峰小于前一个波峰。各时段人口分布演进，及历年经济增速和相应20年前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如图3、图4所示。①

2.日本人口世代更替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

首先考察日本1946-1957年人口出生率变化特征对其1966-1977年GDP增速的影响。日本1946-1949年的人口出生率呈现上升趋势，20年后的1966-1969年经济增速也呈现上升特征；1949-1957年人口出生率呈现一直下降特征，20年后的1969-1977年经济增速也相应呈现下降趋势，即1966-1974年日本经济增速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1969年，波谷点是1966年和1977年。从图5可以看出，1965-1977年日本经济增速的确存在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1969年，这与20年前日本的人口波峰点为1949年吻合。但是日本实际经济增速波谷点是1974年左右，比通过人口波谷点预测的经济波谷点早来3年，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日本城镇化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劳动力受农业以及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束缚较小，引致日本人口参与劳动的时间相对较早。

其次考察1957-1978年日本人口出生率变化特征对1977-1998年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1957-1973年日本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引致20年后的1977-1993年经济增速相应逐年上升；1973年以后日本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引致1993年之后经济增速也相应逐年下降。根据1957年之后日本人口出生率的变化特征，我们发现1977年以后的日本经济增速相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1993年。又因为1946-1957年的人口波峰大于1957-1978年的人口波峰，故日本在1969-1977年的平均经济增速大于1977-1998年的平均经济增速，同时波峰点1993年的经济增速低于波峰点1969年的经济增速。从图5可以看出，日本经济增速在1974-1998年的确存在一个倒U型轨迹，且整体上低于1966-1977年的轨迹，但1974-1998年日本经济增速的波峰点为1988年，比人口预测的波峰点1993年早来5年，再次表明日本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时间比中国要早。

综上，日本1946-1978年出生率的变化特征对20年之后即1966-1998年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可以近似地表述为：日本出生人数整体上呈现先上升（1946-1949），后下降（1949-1957），再上升（1957-1973），再下降（1973-1978）的两次波峰的M型轨迹，使得20年之后日本经济增速整体上同样呈现先上升（1966-1969），后下降（1969-1974），再上升（1974-1988），再下降（1988-1998）的两次波峰的M型轨迹。由于日本1967-1985婴儿潮世代因1947-1953婴儿潮世代引致，故第二次婴儿潮引致的日本经济波峰小于第一次婴儿潮引致的经济波峰；相对中国，日本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时间更早。具体而言，各时段的人口分布演进以及经济增速和20年前出生率之间的关系见图5和图6。

3.人口世代更替对未来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2015年之后，随着中国1960后婴儿潮世代开始逐步退休，2024年左右老年人口将开始超过青少年人口。由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加快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现行的养老双轨制会逐渐取消，养老将全面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这会给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过去发达国家实行的现收现付制的养老模式已不再适合中国国情，日本养老模式曾经引致的问题就是一个现实的教训。由于日本婴儿潮一代耗费了发展经济的大量资源，退休之后又享受着档次高且全面的养老金覆盖，导致婴儿低谷一代背上重重的养老包袱，为此，日本政府的债务水平不断上升，社会负担沉重，最终给经济雪上加霜。国内由于学术界目前对中国婴儿潮世代以及中国人口世代的研究较少，以至于当60后婴儿潮开始退休时才注意到社会保障体系的脆弱性。幸运的是平均退休年龄相对较低，还有改进空间，比如可以逐步将平均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通过延迟退休赢得时间，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模式逐步改为积累制的养老模式，从而规避在未来劳动力短缺情况下，劳动人口还要背上重重的养老负担，影响经济活力。

类似日本199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2015年之后，80后婴儿潮将逐渐结束婚配，95后将逐渐开始进行婚配，由于1990年代以后出生人数逐年下降，城镇化已达到5477%左右，发展速度降缓，对城镇住房产生的基础居住需求将会呈现下降趋势，如果此时供给、改善性需求以及投资性需求不变，房价将面临下降的压力。为防止人口世代更替可能引致的房地产业的过分衰退，应考虑逐年降低新增基础住房供给，如果按照平均寿命75岁计算根据2014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0年的女性预期寿命774岁，男性预期寿命724岁，为简化分析，不再区分性别，同时考虑到2010-2015年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在此假定2014年的平均寿命是75岁。，2035年之后，考虑到60后婴儿潮世代逐渐离去后将释放巨大的住房存量，目前针对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应该前瞻到这一点，从而防止供给过剩对经济运行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基于此，在城市可以完善“以房养老”的政策构思，减轻社会养老负担，同时也可以提前平滑掉婴儿潮世代死亡后对房地产行业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2015年之后，80后婴儿潮一代逐步完成婚配以及置业和购车，工作稳定并开始步入中年，出现收入大于支出、收入剩余增加后将引致其对投资产品需求的增加，资本市场在2015年将出现繁荣，但是未来随着60后婴儿潮临近退休和35-54岁人口总量减少，2016年以后资本市场的繁荣也将逐步消退。〔16〕

大体上，由于中国1990年代出生人数逐年下降且1960年代存在一个出生高峰，因此2015年之后，随着1990年代出生人口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和1960年代出生人口逐步退休，人口世代更替引致的老年人口急剧增加，成年劳动力数量减少，即消费人口增加、生产人口减少可能会导致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问题。比如老年人口的储蓄逐年减少，劳动人口的储蓄因为老年人口增多也逐年减少，最终社会储蓄率下降，资本存量增长缓慢此命题在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消费不变，要素使用效率不变，资本贡献份额不变以及采取现收现付制的养老制度下成立。，加上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经济有可能进入新的低速增长常态。

面对人口基数红利不断消失可能带来的问题，提高人口素质、升级产业以及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将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将劳动力短缺的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人口红利丰富的国家，提高国内技术水平，解决中低端服务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提高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使用效率；加快创新红利的开发，重视和培养国内高技术人才，吸纳港台、东南亚甚至全球的科技人才，从而提升劳动力素质。为了给长期内的产业升级、提高人口素质以及技术进步赢得时间，在短期内可以采取削减养老金，改变养老制度以及结构性延迟退休等方案。〔17〕考虑到未来城镇房地产行业的衰退和农村土地流转的开展，为减轻社会和劳动人口负担，农村可以实行“以地养老”，城镇可以开展“以房养老”。

五、规避人口世代更迭引致宏观经济趋势性下滑的政策建议

第一，为缓解当前社会保障带来的财政压力和年轻人压力过大等问题，应该实行结构性延迟退休，尤其是劳动力短缺行业应实行延迟退休并给予相应的补贴，同时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开发机器人等新技术，替代这些行业短缺的劳动力。在提高人口素质的同时，吸纳一些优秀的国际移民，升级国内产业；对部分劳动力发展过剩的行业实行不延迟退休，打破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避免老人挤占年轻人的工作机会，造成年轻人社会负担大和社会生产率水平下降的问题。第二，改变养老制度，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制度改为基金制的养老模式或者多元的养老模式，且将养老金分为国家基本养老金和附加养老金。基本养老金所有公民一视同仁，附加养老金以工薪阶层为对象且按收入比例缴纳，同时鼓励富人缴纳商业养老金，提高养老金领取的年龄；避免过度医疗开支，在医疗机构引入竞争机制；减少政府公共债务，强制性增加家庭储蓄养老份额，引导私人资金进入养老领域，为提高养老金收益，优化养老资金种类，并在全球化视角下积极对养老金进行投资，吸纳劳动力过剩和储蓄水平较高国家的人口和资本红利，在全球范围内解决资本短缺和劳动力短缺。第三，提高退休后有工作意愿和工作能力的老年人的就业率，并对老年人进行再培训；提高妇女以及年轻人的就业率；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避免年龄和性别歧视，改变年功序列制的工薪和升迁制度，根据绩效设定工资和职称。第四，长期来看，国家应尽快放开生育政策，释放想生但政策限制不能生的这股生育力量。随着经济水平逐步提升，应进一步制定鼓励生育的政策，而不仅仅是放开生育，即制定生育水平的下限，而非上限；同时基于代际生育权平等和城镇居民生育水平提高后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和家庭储蓄水平影响相对较弱，应特别鼓励城镇居民生育。

〔参考文献〕

〔1〕蔡P.刘易斯转折点与公共政策方向的转变：关于中国社会保护的若干特征性事实〔J〕.中国社会科学，2010（6）：125-137.

〔2〕姚远，等.退休年龄调整：为何如此纠结〔J〕.人口研究，2012（6）：28-43.

〔3〕〔10〕Mankiw N G.，Weil D N. Baby Boom， Baby Bust and the Housing Market〔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89 （19）： 235-258；Poterba J M. Tax Subsidies to Owner-Occupied Housing： An Asset-Market Approac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4 （4）： 729-752.

〔4〕陈斌开，等.人口结构转变与中国住房需求：1999-2025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微观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2（1）：129-140.

〔5〕陆D，蔡P.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中国和日本的比较〔J〕.世界经济，2014（1）：3-29.

〔6〕李银珩，李硕.婴儿潮与人口高龄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J〕.人口学刊，2006（2）：41-45.

〔7〕张春生，蒋海.人口结构与股票市场：文献综述〔J〕.国际金融研究，2014（6）：86-96.

〔8〕Andrew B A. Will Bequests Attenuate the Predicted Meltdown in Stock Prices when Baby Boomer Retire〔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1 （4）： 589-595；Andrew B A. The Effects of A Baby Boom on Stock Price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Social Security〔J〕.Econometrica， 2003 （2）： 551-578；Brooks R. Asset-market Effects of the Baby Boom and Social-security Reform〔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 2002 （2）： 402-406.

〔9〕Reinhardt， U E. Health Care for the Aging Baby Boom： Lessons from Abroad〔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0 （2）：71-83.

〔11〕张宝珍.日本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J〕.世界经济，1990（5）：45-49；孟双见，吴海涛.日本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影响〔J〕.日本问题研究，2005（4）：26-29.

〔12〕柳清瑞，等.基于少子高龄化的日本社会保障改革：经验与借鉴〔J〕.人口与发展，2012（6）：31-39.

〔13〕蔡P.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2-9；蔡P.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J〕.中国人口科学，2009（1）2-10，111；蔡P.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J〕.经济研究，2010（4）：4-13.

〔14〕梁颖，陈佳鹏.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基于中日人口红利比较的视角〔J〕.人口学刊，2013（4）：21-31.

〔15〕杨华磊，等.中国婴儿潮下的城镇住房需求〔J〕.中国经济问题，2015（2）：49-60.

篇(2)

近期，市场在政策的信号下止跌，弥漫的悲观氛围稍有消散。近期的政策导向显然已经让市场逐步建立一种预期，即因通胀而导致的紧缩已经达到高点，稳增长和调结构渐成政策的转换方向。而市场需要进一步的积极政策实践才能逐渐树立信心。

短期底部已现，

政策最迟2012年一季度放松

在基本面方面，已经公布的2011年9月的通胀数据并未高于市场普遍预期，而PMI数据虽然低于历史均值，但也显示整个经济在趋于稳定。我们在9月曾经提出，中国未来三个季度的经济趋势是增长有底和通胀有顶，这与市场的普遍预期是有明显区别的，市场的悲观预期认为，中国经济在四季度和2012年一季度都将由于调控的原因而惯性下滑，此后，由于经济下滑导致政策的放松，从而可能为市场带来机会。按照我们对于经济周期内生性的判断，中国经济在未来的三个季度中仍然处于产能扩张周期的惯性过程中，所以，不大可能出现所谓的下滑状态，维持现状是最差的情景，如果由于通胀的回落政策有所放松，我们相信经济的弹性反而可能有所恢复。所以，如果纯粹从增长出发，未来半年的增长极有可能是好于市场的悲观预期。

但对于中国经济的中期趋势，我们并不乐观，我们不认为当政策放松之后，或者是政府换届之后，中国经济能如预期出现一轮新的增长。从经济的内生性来看，中国本轮产能扩张周期将在2012年下半年出现动能减弱的特征，所以，我们认为当前的货币政策实质已经出现超调，这种超调不会对当前的经济产生明显的影响，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惯性使然，当产能扩张周期的动能减弱之后，供需形势的逆转可能使中国经济在一年之后出现一次明显的衰退。因此，市场的短期悲观预期不一定能够得到经济现实的验证，而当市场的预期缓和之后，可能才是真正危险的来临。

在政策方面，我们和悲观预期者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如果到2012年一季度政策仍没有实质的放松，则2013年中国的经济萧条程度可能会超出预期。所以，我们判断2012年一季度就是政策放松的时间窗口，而2011年四季度，政策的紧缩显然已经出现了高点，虽然政策的表述不会发生变化，但政策的实质性微调是完全必要和可行的。由此，如果市场以政策为短期第一风向标的话，我们认为目前就是短期市场的底部。

反弹:从周期到成长

篇(3)

这是一个积极可喜的信号，有助于我们审视经济趋势。要知道，作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外贸出口在艰难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之下，保持如此运行质量，对于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无疑是重要的稳定器。至少，看空或唱衰中国经济将缺乏充足的依据，经济发展硬着陆的担忧或许只是一场虚惊。

外贸出口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值得我们对整体经济发展做出积极向上的评价？

“不是数量，而是质量。”我们更为看重的是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外贸商品质量效益的提高。今年1-8月，我国出口平均价格上涨10.3%，高于去年同期9.1个百分点；出口数量增长12.1%，低于去年同期21.8个百分点。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这一特征表现更为明显。

商务部发言人的结论是：我国外贸增长呈现价格和数量协调拉动的新变化。相关数据更显示，我国外贸出口的市场进一步多元化。在对传统主要贸易伙伴出口总体平稳增长的同时，对新兴市场出口较快增长，比重进一步提升；今年以来，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速普遍高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增幅。因此，外贸发展区域协调性增强；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一般贸易增速快于加工贸易。

与此同时，今年的外贸出口实现了年初预定的两个目标：第一是外贸增长要稳出口，比GDP增速要快。1-8月份出口增速达到了23.6%，明显快于GDP的增速；第二个目标是“转方式、调结构、促平衡”，目前已取得积极成效。

尽管发言人就此乐观地指出，今年外贸出口“调结构、促平衡”的成效非常显著，相信未来几个月根本形势不会逆转，能够实现预定目标，但是我们认为微观层面企业面临的困难依然存在。这正如发言人所表示的，一方面是欧债危机、美国经济困难，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的影响，对外贸易中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纠纷等，对中国出口企业有比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国内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竞争加剧导致贸易摩擦较多，必将影响对外贸易。

篇(4)

6月市场环境：震荡格局难改

6月A股市场的不确定性依然较大，存在诸多博弈的空间。从宏观面看，经济趋势还没有完全确立，但是，温和的统计数据并不能改变偏空的预期；从资金面上看，监管层政策和“大小非”减持的博弈也依然存在。

限售股解禁压力并没有减轻

6月是2008年新增解禁限售股数量最低的月份之一，新增解禁市值仅1041亿元。但是，4月底以来，出台了一系列针对解禁限售股交易的限制措施，将此前的解禁压力大部分往后推移。根据我们的测算，在严格的限制之下，2008年各个月度的减持压力区域平滑，也意味着，6月份的减持压力比数据表现的更大。

宏观数据依然无法改变投资者的谨慎预期

首先，5月的通胀数据将在6月中旬公布。针对通胀和经济增速的调控困境依然没有改变。受到地震因素的干扰，不论CPI增速是在8％以上，还是8％以下，投资者都难以得到明确的经济趋势判断。因此，5月份的CPI数据依然只是提供了短期博弈的理由。目前，卖方宏观分析师预测5月份CPI7.8%的居多，如果低于该数据，或有反弹。

其次，1-5月工业企业利润将于6月底公布。我们判断，该项数据也难以提供关于行业趋势拐点的信息。原因在于，在电价等要素价格提升之前，原材料成本上升、信贷调控等对经济的影响还没完全体现。再加上，二季度一向是投资高峰期，经济增速短期内问题不大。4月份的数据就还不错。

但是，统计数据并不能改变投资者对经济偏空的预期。毕竟，中国01年以来的这轮经济增长周期已开始出现拐头的迹象。为了可持续增长，必须经济转型，而经济转型势必影响经济增速。在加上，美国经济09年中期前难有转机，国际经济增长开始回落，从而，进一步影响中国经济增速。

6月投资策略：踩准跷跷板的平衡点

对于6月行情，我们预期将延续5月震荡市格局，上证综指在3400－3800点为核心的区域中反复震荡。因此，我们更关注市场中的结构性机会，特别是央企整合的机会。

央企资产注入和整合的机会

外生式增长机会大、小非解禁压力小，使央企旗下的重点上市公司，成为震荡市中的平衡点，有效规避宏观经济风险和估值压力。

首先，未来2年，央企整合引发的机会很明确。到2010年，央企数目缩减到80-100家，未来两年半的时间内，央企仍需缩减50家-70家以上，与过去6年的缩减总量相当。同时，通过整体上市或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更好的利用资本融资平台，改善公司治理，这是国资委确保央企竞争力的战略手段。我们认为，在股市低靡时，央企注入资产的定价更会有利于增厚上市公司业绩。

其次，全流通进程中，央企上市公司有望获得安全性溢价。央企上市公司由国有控股，在震荡的市场中央企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稳定资本市场的额外使命大非不会轻易抛。并且，央企上市公司普遍由于股改完成进程较早，目前的“小非”压力小。

第三，沿着央企整合的三条思路寻找机会：保持国有经济的绝对控制力的七大行业、做大做强36家A级央企、科研院所并入产业集团。我们特别看好，电网电力、军工、电信行业的机会。（具体内容详见我们的专题策略报告《央企整合论剑，七大门派争锋》）

军工：

企业改制上市由试点阶段开始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促进军工类资产注入步伐。《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实施暂行办法》、《中介机构参与军工企业事业单位改制上市管理暂行规定》出台，为军工行业整合扫除政策障碍。

电力：

行业已经接近历史最低谷，08年一季度，26家火电为主企业中有12家出现亏损。“穷”则思变，电力行业外延式投资机会显现。拓展产业链，高煤价时代电企的多元化选择：参与水电项目的开发、煤电一体化。集团资产注入：央企集团实力雄厚，资产注入预期明确。重点关注：长江电力、国电电力、国投电力。

电信：

电信重组序幕已经拉开，中国联通G网与网通合并，中国电信并购联通CDMA网络，中国移动吸收合并铁通，中国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六合三”方案将提升电信行业长期投资价值；电信设备生产商的整合预期强烈，但时间不确定性较大；下游电信信息服务、IT服务和软件等机会更大。

6月份行业配置和个股组合：短期博弈政策、中期着眼防御

在动荡的预期中，我们的应对策略是：首先，仓位控制致胜，继续保持防御型仓位。其次，行业配置上，把握结构性博弈的机会。

第一、“好”行业，顺势而为。包括，受弱周期性行业、免疫或者防御通胀的行业，如，商业贸易、新能源、医药、食品饮料、信息服务、煤炭、信息设备、铁路、军工、农业等。

第二、“风险”行业，把握跌深反弹和政策性的机会。可以根据基金投资的“输家”策略，配置流动性好的行业龙头公司，比如，金融、公用事业、钢铁、交通运输等。

第三、轻仓、波段操作主题投资。包括，央企资产注入、创业板、两岸“三通”、奥运等。

行业配置建议：

超配：煤炭、公用事业、商业贸易、医药生物、建筑建材、信息服务、信息设备、电气设备、军工；

标配：食品饮料、农林牧渔、餐饮旅游、银行、交通运输、黑色金属、化工、

篇(5)

央行目前已经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意在回笼市场上过多的货币。不过，正如光指出的，由于宽松的信贷政策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货币总量依旧宽松。

同时由于信贷宽松，造成了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一是从信贷发放者方面看，中小银行受货币政策影响大，而大型国有银行受冲击小；二是从信贷接收方角度看，民营中小企业在与国有大型企业竞争贷款过程中，也完全落于下风，造成中小银行和民营中小企业被挤出，形成不健康的经济结构。

那么，何以央行不紧缩信贷规模呢？有不少指责是针对央行官员的专业性。实际上，央行官员的水平相较于其他部门而言，在专业性上并无明显问题。央行显然清楚货币政策可能会影响经济结构平衡，尤其是通胀对富人和穷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效应不同。

央行也明白货币政策有时滞效应，政策出台到真正发挥作用会有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内的不确定因素，会影响政策发挥作用的效力。央行也显然知道通胀目标制和相机抉择的不同，多数条件下，两种方法会被权衡加以使用。

但这其实与央行官员的专业知识并不太相关，而是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紧密关联。从宏观经济趋势看，中国的资本投入因其价格低廉，所以被广泛接受，形成了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与稳定之间的复杂关系，阻碍了决策层打破旧有结构的努力。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考虑中，维持增长、保持就业，才是和谐社会之根本。这也是何以单一的货币政策目标并不存在，总是夹杂了众多其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力。

如果货币政策是独立的，央行的调控政策的效力可能会大幅度提高，而不是成为替罪羊。尤其是发改委对大型食品类企业的“约谈”议价，干扰了真实的市场价格信息。更重要的是，发改委这种分类价格管制着眼于局部均衡，不利于货币政策着眼于整体经济的考虑。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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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于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传统智慧只能说是部分正确。是的，经济问题将在结果决定中起到很大作用。但下一个阶段——在日趋丑陋的竞赛中获胜的那一方是否拥有采取与其对手截然不同的政策的奢侈——不确定性要大得多。

新总统的任期将从2013年1月开始，与目前奥巴马和罗姆尼竞争口号中所描述的情形相反，上台者将会发现没有多少空间可以用于调整经济政策。事实上，美国的潜在分歧随处可见，选民们对此并没有充分的认识。

经济的财政面也值得担忧。财政赤字将继续在10%GDP的水平上徘徊，令人对美国中期债务动态愈加担心了。银行部门仍在“去风险”，因此限制了流向中小企业、提振招聘和产房设备投资所必须的信贷流。而家庭部门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也只进行了一半。

政策面也同样令人不安。在犹豫和扯皮了太久之后，美国国会将发现，不能再拖延应对这些挑战的措施了。

美国经济运行的全球环境也越来越困难。在未来几个月中，欧洲债务危机极有可能会继续恶化。由于新兴市场（包括中国）的减速，同时有意义的多边政策协调始终不够充分，主要贸易大国将竞争一块不再变大的饼，因此保护主义压力将会大增。

因此，不管现任总统奥巴马还是罗姆尼在11月胜出，新总统都将受到双重压力的约束——一边是急需稳定经济，一边是长期改革。而在欧洲危机和世界各国同时放缓的压力下，两位候选人别无选择，只能采取相似的经济政策重建就业创造活力和金融稳定，至少在任期开始时是如此。

在寻求短期经济刺激和中期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的过程中，最要紧的步骤是合理处置因暂时性减税政策到期结束以及深度跨部门削减支出自动开始所导致的财政悬崖。而深度中期预算改革是应对国会一再不作为所造成的问题之所必须。此外，如能了解到真实的数字，下任总统很快就会认识到，正确的税收和支出改革之路已经非常狭窄，远非今天竞争性政治口号所描绘得那样宽阔。

财政改革在充满活力的经济中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在这方面，奥巴马和罗姆尼必须排除万难，实现增长和就业创造。与房地产、劳动力市场、信用中介和基础设施等领域一样，在这一领域，办法并不像政客们希望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多。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点改变都无法做出。改变的空间是有的，这反映出一个事实：总体经济趋势将伴随多重水平不同速度的动态。根据技能和教育程度的不同，失业率存在持久差异；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性正在创出历史记录——从分配效应看，任何经济决策都将伴随着社会调整的需要，这种需要可能是直接的，但更多情况下将是隐含的。

在经历了过度杠杆化、债务创造和信贷泛滥、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达到顶峰的“时代”后，美国仍然面临着一项艰巨的挑战——如何分配持久抑制投资、就业和竞争力的累积损失。到目前为止，国会的过度政治极端化已经产生了让承受能力较弱者经受更多调整负担的效果。

在理想世界中，美国新总统应快速实施两步走计划以重塑就业活力、重振金融稳定性。

首先，他应该设计可行而令人满意的全面经济政策计划组合——在这方面，做出重大不同的空间是有限的。其次，对于这些经济政策，应辅之以明确的社会政策组合——在这方面，潜在改变空间极大——以满足公平负担共担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