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古代文学研究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大数据；小李杜；全数据模式；相关关系

大数据的应用为社会带来了根本性改变，它可以在多个领域上进行更快更大规模的数据处理，以此来得到我们想要的信息和结果。我国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发展脉络久远，积淀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资料等多种文学信息。由于时间跨度长，历史深厚，在研究上也有着一些阻碍，很多问题难以获得解决突破。大数据作为一种新观念和新方法，我们应该积极将其利用到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寻找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向。

1大数据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内在关联性

大数据作为新的概念应用于社会，我们应该对其有基本的认知。“2008年9月《自然》杂志刊发《BigData:ScienceinthePetahyteEra》一文，将大数据作为一种全新的理念正式推出，使其超越于数据在“量”上的单方面描述，指向了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对待数据的全新的态度、理念与处理方法。”[1]也就是说，大数据从表面上理解，即指大量的数据，但它并不只是指庞大的数量，还包括对数据的利用，以及对其分析的方法和技术等等。大数据所带来的改变会涉及到每个大领域上，更重要的是还会体现在每一个独立的个体信息上，这些独立的个体信息会让我们获得与之前大为不同的认知和体验。可以说，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带来了社会的大变革，也为我们带来了认识世界的新的观念和探索方法。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累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学宝库。古代文学发展的时间跨度大，资料多样，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还包括很多相关的艺术审美，历史背景，社会现实等等多个方面。“古代文学研究中需要综合考察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作家、作品、文学创作、接受、批评等多方面因素，这些因素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都可以称之为变量。”[2]大数据就是这些所有量的集合，并且这些数据也会随着古代文学的研究发展而进行实时更新，为我们提供最新和最客观的数据资料。我们不必再费时费力地对各种繁杂的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大数据会为我们做好这项工作。这样不仅会提升我们文学研究工作的效率，还便于我们对古代文学基本的文学信息和研究情况有一个全方面的了解。古代文学的文学艺术价值就好比是等待人们开发的巨型宝藏，大数据就是挖掘的工具，大数据会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视角。就目前来说，很多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都是从宏观角度去进行研究论述，而从细微方面的论述研究又过于分散独立，没有一个很好而又完整的体系。很多研究都是基于固有的研究理论或成果来进行“为什么”式的追问论述，无法摆脱固有思想的阻碍进行角度创新。笔者认为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可以从作家的个人角度切入，进行深度的研究和解析，形成一个完整的脉络体系。高中甫说:“一部作家的接受史，它一方面能更全面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家，同时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审美情趣，鉴赏能力，期待视野，社会思潮以及某些意识形态上的发展和变化。”[3]从作家本体出发，对其作品和所处时代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可以对当时文学的审美倾向和文人们的艺术水平，以及社会的价值取向等多个问题有一个进一步的整体感知。我们在立足作家个体的基础上进行详细的个体剖析，用多数据型的立体思维来思考问题，解析当时的大环境。数据的客观庞大会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带来充足的论据和可信度。

2全数据分析模式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

大数据时代是一个一切都可以量化的时代，关于古代文学方面的文献材料等多方面资源都可以被数据化，成为庞大数据库中的部分存在。全数据分析模式是基于所有样本数据而言，与传统的随机分析法相对。全数据分析模式抛弃了随机性的样本研究，而是贯彻样本即是总体的整体观念，强调充分利用每一个数据，并将每个数据集结成一个整体，重在对整体的分析研究。全数据分析模式不仅重视对事情的整体感知，有一个宏观的掌控，更强调基于全数据实现信息的细节化，提高认知的精确度。可以说，“全数据模式是一种理想的研究方法，它既可以保证资料占有的全面性，又可以避免资料的片面性带来的误区。”[4]全数据分析模式的优势在于它能在所有数据的基础上，为研究者提供研究依据和考量，并且能够毫无遗漏地反映该研究问题的方方面面。傅漩琼先生在《唐诗有了排行榜之后……》一文中说到:“依据数据为基础的研究，其研究结果是否科学可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采样的全面与否和具体分析过程的科学与否。”[5]全数据分析模式重在一个“全”字。比如关于“小李杜”的信息，数据化的相关信息资源都会被大数据搜集成一个数据总集供我们分析研究。这就解决了数据采样全面的问题。而具体分析过程的科学与否则在于我们能否对信息进行有效利用。利用全数据分析模式，我们可以对小李杜进行全面性的对比研究。二人并称为“小李杜”必有其中的原因。李商隐和杜牧作为晚唐的杰出诗人，都有着很高的文学成就和文坛地位，在文学创作上也是不分伯仲，但两人的文学理念却存在个体认知上的差异性。这些问题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通过数据整合，我们可以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李商隐和杜牧两个人的文学创作有一个整体的认知，比较二者的异同优劣。在所有资料的基础上实现研究的精确性，并将之前笼统的大概念加之细节化。对于小李杜的争论颇多，对于二人的并称说法有着很多不同的见解和认识。基于这种理论的差异性，我们可以利用全数据分析模式对这些研究进行统计分析。数据会反映每个观点的比例，从比例中看出各个观点达到什么样的认知程度。我们也会在数据分析中发现各个观点之间具体的不同点和矛盾所在。大数据讲究的是事实，而不是个人的主观意愿。因此，我们在全数据分析模式下可以看出当下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普遍性认知，在这种认知下，我们可以实现怎样的观点创新。我们可以基于全部资料的基础上，对“小李杜”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无论是诗歌领域还是骈文领域都要给予关注，还可以从宏观视角上对两个人进行深度的个体剖析。将两个人分开研究分析后，我们会得到完整而又立体的李商隐和杜牧的形象，再对得到的信息进行整合，抛开传统意义上的研究成果，以全新的立体视角来进行两人的对比分析。这种全视角的立体思维会让我们看到平时无法注意到，甚至是没办法去想到的信息。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全新的思维模式找到古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切入点，在全数据的基础上实现认知上的全面提升。李商隐和杜牧两个人的文学创作的发展动因复杂，我们应该综合多种因素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利用全数据分析模式在我们的研究中构建一个立体的“小李杜”时代。我们可以将两个人的成长环境、个人经历、个性品行及其艺术追求等等多方面的信息进行整合，模拟构建出一个他们生活的时代。李商隐和杜牧虽然都处于晚唐时期，处在差不多相同的社会大环境下，但是由于自身的个体经历不同，导致他们的文学创作存在着差异性。在存在差异性的同时，二人又同受杜甫的影响，但两个人对杜甫的吸收和继承却不尽相同。我们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立体式的整体分析可以清楚地掌握他们的发展脉络，并能够清晰地了解每个方面对他们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以基于大数据对两个人的发展变化和创作走向有一个整体把握，然后将对“小李杜”的研究朝向更细节化的方面发展。

3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

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是基于对相关联的数据的应用，对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数据的相关关系追求现象结果的认知，重在预测事情的发展。数据的相关关系强调事情“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与我们现在追求因果关系的观念正好相反，可谓是反其道而行之。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有这样的思维转变，才会为我们的古代文学的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角度，开拓新的视野。这种逆向思维可以让我们不再局限于原有的文献资料和已成形的研究结果之中，而是会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开拓新的天地，征服更广阔的领域。大数据不追求因果而是让数据发声，这种客观认知会让我们避免在研究上产生偏差。笔者可以通过搜集与研究相关联的各种数据，在联系中分析问题，预测结果。我们对大数据相关性利用重在预测，同样，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预测也是大数据的核心。从相关关系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到文化继承与接受的发展情况，并对此有更深刻的认知。李商隐和杜牧都对杜甫的文学创作理念都有所继承和发展，但对于杜甫的继承两个人又有不同的选择。两个人在同受杜甫的影响下，李商隐又融合了李贺的创作艺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风，想象丰富，注重艺术审美；而杜牧则又受到韩愈等人的影响形成自己雄壮沉郁的诗风，关注现实，注重文学的思想性。两个人在这种继承和自我吸收融合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发展了诗文创作，并且也影响了后代诗人的文学创作和发展。由于信息的独立分散，在对于“小李杜”的研究上很难全面兼顾到这些纷繁复杂的关联，而且也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时可以利用“大数据对于数据化的研究成果的搜集、整理具有的绝对优势，深入文本将所有与之相关的资料抽调出来。”[4]193我们可以先对这些抽调出来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然后在理解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将数据进行串联，整合成一个合理完整的体系。古代文学研究的一大阻碍就是由于历史过于久远，很多事情无法找到原始记录，只能靠我们的猜测和推敲。因为诸多问题长时间无法解决就导致很多相关的文学研究无法进行下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代文学的研究进程。这种因为时间的跨度太大和历史信息记载的残缺造成很多文学信息难以追溯的问题，我们可以利用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来解决，在合理的分析研究中进行有效的推理和估测。我们可以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搜集整合，形成一个庞大的数据网络。在这种关系的延伸中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可利用信息，而且在这种信息辐射中，我们常常会发掘到平时无法寻找到的关联信息。这样的数据网络会将数据间所有的联系客观具体地显现出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信息去研究探索它们的内在关联，找出事情的关键要点。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对事情的整体构建有一个深刻的认知，还有利于我们的思维延伸。数据是我们研究的依据，数据的相关关系不仅会告诉我们古代文学之前的发展轨迹，还会告诉我们古代文学未来的研究走向。

4结语

大数据时代就是一个变革时代。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加里•金说:“大数据这是一场革命，庞大的数据资源使得各个领域开始了量化进程，无论学术界、商界还是政府，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6]在文学量化的进程上，古代文学研究的形式与方法有必要与时俱进，不仅要更新我们的文学研究理念，还要积极引进和发展新技术来推动古代文学的研究进程。古代文学因为其独特深厚的文学艺术价值成为文学界里璀璨的瑰宝，我们应该重视对它的研究，挖掘古代文学的潜在价值，开拓广阔前景。

参考文献：

[1]宋学清，刘雨．大数据:信息技术与信息管理的一次变革[J]．情报科学，2014（9）：15．

[2]张三夕，张世敏．古代文学研究中计量分析的应用与限度——由唐诗宋词排行榜引起的思考[J]．社会科学，2013（2）：176．

[3]高中甫．《歌德接受史》“引言”，转引自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前言[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7．

[4]丁莉，宋学清．大数据对新世纪文学批评的影响[J]．作家，2015（2）：192．

[5]傅漩琼．唐诗有了排行榜之后……[N]．光明日报，2012-02-05（5）．

篇(2)

论文摘 要: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的培养重心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该专业的研究生人才应该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以及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与此相适应,古代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也应做出相应调整。 

 

从本质上而言,古代文学是一门特殊的历史科学。它通过研究具有相对独立审美价值的各种现象和符号,探索以审美心理为主的古代人类心灵运动轨迹,又通过古人的心灵感悟了解各时代社会的全貌。它与探索古代人类认识发展的哲学史一起,构成了一部有层次的人类精神史,进而与主要研究古代人类物质活动的一般历史科学一起,构成了整个古代社会的立体透明复原图象。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带有深厚历史积淀而又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学科,其发展的空间经受了种种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唯有不断更新和改进古代文学学科教学和科研的内容和方法,挑战和考验才会转变成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和现实。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后备力量的培养,准确而言,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塑造。这里所说的“研究生人才”,具体是指学历在本科层次以上的硕士、博士乃至于博士后。当前学界对古代文学专业的本科层次教育―通识教育探讨甚多,而对该专业研究生层次教育-精英教育甚少涉及。《中国大学教育》2006年第12期刊登了南开大学文学院宁稼雨教授的《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一文,该文从学习重点的差异、科研能力的培养以及学术研究过程的艰难三方面对怎样培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精英素质这一重要议题进行了探讨。宁教授所论皆为凿凿之见,然笔者读后颇有意犹未尽之感,故作此文以论述之,聊作宁教授文章的一点补充。 

当今学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年轻学者已露头角,学术刊物不断增多,人文社会科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就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老一辈学者渐次凋零殆尽,而以新时期培养的博士为主体的学者全面占据了学术舞台。整体而言,学术的传承完成了顺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担心的:“我们对古典文学的命运却有一丝隐忧,担心在当今学术体制的制约下古典文学的内在精神逐渐消亡,担心未来古典文学界的话语霸权被毫无古典情结的学科带头人所占据,担心未来的新进博士最终以现代学科建设的名义‘革’掉古典文学的‘命’”[1],这种忧虑绝非空穴来风,当前学界的古代文学研究确有沦为其他现代学科附庸的倾向。笔者认为:要想在当今多元化的语境下保持古代文学内在精神的纯一性,要想让古代文学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学科的侵袭之中,根本环节还在于对从事该门学科研究事业的研究生人才培养,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性和紧迫性的课题,也是古代文学学科能否发扬光大的命门所在。 

 

一、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内在品格 

 

外在行动发生于内在品格,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内在品格。 

首先必须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摒弃将古代文学作为历史附庸、技巧渊擞的狭隘理念,树立将古代文学视为一部与当代相通、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心灵史的文学观,具有宏观的大文学意识。古代文学学界倡导宏观研究已有数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似乎存在一种误解,以为题目大才是宏观,于是有了许多大而无当的东西。其实,倡导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学者陈伯海说:“于是我联系唐诗的发展,晚唐诗坛的分派,乃至由唐诗向宋诗、宋词转变的轨迹,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历史地位,写出《宏观世界话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进入唐诗总体研究,由唐诗进人中国文学史总体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陈先生阐释了他本人治学的轨迹,即由宏观步入微观,再由微观回归宏观。由此可见,没有宏观意识的宏观研究实为微观研究的大杂烩,却失了微观研究的严谨扎实,正是一种空疏无用的学风。形成大文学意识观的客观依据是: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以审美心理为主的整个心灵世界感受客观现实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质形态;作家的心灵也就是民族心灵的浓缩和积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灵也就是民族的心灵,体现了民族心灵发展的历史。因此,就本质而言,文学是人类心灵的科学,古代文学本质上也就是人类心灵史的科学。此外,不能满足于从丰富的文学作品中寻绎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脉络,还要探明那些消极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导现实,人为消除某些心理环境,从而避免消极民族心理的不良影响。这里的大文学意识并不意味着取消学科界限和专业分工,而是强调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从事人文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尽可能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尽可能渊博的知识储备。就古代文学专业而言具体体现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二是打通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三是打通古代文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联系;四是打通研究与创作的关联。 

其次,应该具备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从实践和理论上把握客观世界,为解决具体课题而采取的途径和手段的总和,也是联系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古往今来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总是与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紧密相关。任何科学的方法都具有实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方法有其适用的对象,但它没有事先设定用它进行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层次,出神入化地运用某种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体、研究客体都有自身规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规定性外,还要寻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泽厚认为:“人们的性格、气质、背景、基础、兴趣、潜力才能因人而异。。。例如有人适合于搞精确考证;有人更长于提出理论问题;有的长于分析;有的喜欢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静的客观描述;有的则不免主观情感倾向的注入。”[3]他主张在多样的方法中,寻求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体的规定性只有靠苦读积累才能把握,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似可采取“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为手段,舍筏登岸,决不可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机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观的限制,又需主观的努力和识力。也许正因如此,当前古代文学学界我们看到的运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还不多。

再次,应该具有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能够拥有今日之辉煌,靠的就是历代具有创新精神的有识之士所组成的这支中间力量的开创性探索,假使没有魏晋以来大胆主张文学脱离史、哲而另立门户的有识之士,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文学研究或许长期只是游离于文、史、哲研究之间的“四不像”,假使没有进行纵横贯穿、探索规律的开放式研究的有识之士,古代文学研究也只会停留在诗话、词话式的小本经营;假使没有建国以来大胆主张古代文学研究应不拘于单一社会学模式的有识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学研究又岂能呈现出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古代文学并非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前沿学科,在当今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已难以像具有实用价值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时髦学科一样,有着施展创新才能的广阔天地。这种偏见促使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在业务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遑论去进行创新和开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创新与开拓的余地将永远是难有穷期的,正如人的认识能力不断前进而难有穷期一样。从问题的多端性,可以产生大量新的假设;从问题的伸缩性,可以改变思维;从问题的新颖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传统方式的解决方法。因此,创新意识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生人才而言至关重要。 

上述三种品格,即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备的人文素养。与该素养相适应,研究生人才还应该具备扎实的美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对伦理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也应有基本了解。总之,应最大程度地掌握关于人的学说,尤其是有关汉民族学说的知识。 

二、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措施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经的各种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于学术的推进,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与学术界其它领域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是一场序幕。本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掀起的“新方法”热及“宏观研究”热,其意并不是某种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单纯倡导,实质上是借助当时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的新的话语方式,旨在清理长期盘踞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旧的政治一元论霸权,扬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学研究由单一的政治批评转变为多元的文化、美学、文学批评,同时又不致于影响古代文学的学科地位.,要想实现这一目的的话,新型研究人才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系统的更新转变具有战略性的价值意义。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们认为:老年学者和大部分中年学者的知识结构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经定型,能够使文学观和研究方法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学研究者,其范围主要包括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教研任务的人员,在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从事古代文学科研的人员,在校学习深造的研究生,大学生以及部分青年业余文学研究者。他们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过广泛接触各门人文学科及其前沿动态,并广泛接触新科学方法论知识而转变成新型人才。而在这些人员中,研究生群体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才能实现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转变?首要条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当前学术界发展状况而对古代文学现状产生的不满情绪和改革需求,这是转变的内在动因。此外,必要条件是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有关制度和观念的相应改革,具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改革传统的单纯传授知识的教育模式,建构以传授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造力为主导的新型教育模式。这种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将古代文学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识而盲于现实,无益新知的“掉书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开动智力去鉴别,评价所学知识,积极运用所学知识,并由此出发去发掘创造新知识。导师可以要求研究生独立查阅文献,要求他们针对相关问题写综论或述评,并争取在有关的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是对研究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归纳与分析能力、汉语的写作能力的综合训练。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导师还应从多个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况,从入学直至论文撰写阶段,要不断发现学生在科研基本功训练上、知识面上的薄弱环节,并及时指出,使之加以充实改进。也要了解学生的为人,并与其及时交流。同时,导师也要主动让学生了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捕捉研究生思维活动的闪光点,才能有利于开发研究生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塑造其创新人格。 

其次,与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适应,要调整古代文学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并改变教学方式。除了教育部规定的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外,要适当根据学科的相关性以及研究的兴趣和要求,广泛开设人文科学各学科的选修课,对于一些相关性密切且研究生兴趣浓厚而本院校却不能开设的课程,应允许并积极支持研究生跨校选修。所有选修课程都应该采用多提示、低课时的(包括提示学科重点、主要书籍文献和解疑)的教学方式,而不必进行规定性考试,研究生在学习中确有所得者,可作自选题论文呈教师批阅。只有做到广泛开设选修课与讲授方法的改变相统一,才能使古代文学研究生既不致因课程繁多、考试频仍而被动听讲、死记硬背,从而泯灭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又能够多、快、好、省地获得形成创造力所必须的广厚知识基础,这一知识基础也是形成全新文学观和宏观研究气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变古代文学研究生信息相对闭塞的现状,充分保障其信息来源。不仅保障其一般信息来源,如各类古籍文献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学科的各种刊物杂志,而且要重点保障那些传达相关学科前沿动态以及新技术革命和新科学方法论最新成果的信息来源。不仅要保障其静态信息来源,积极主动地提供各类书刊和网络资源,而且也不能忽视动态信息来源的摄取,允许、支持并积极组织古代文学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指导教师不要以自己习惯的传统治学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学习和思维,不要将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学观念及其所运用的新方法视为旁门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误和偏差来否定其研究,而应该在责任中加入对其勇于创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关方面都能对古代文学研究生采取宽容谅解乃至支持的态度,那就必然会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转变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释: 

[1]周裕锴:《原文阅读与经典模拟》,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12期。 

[2]陈伯海:《中途小识—谈谈我对文学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 

[3]李泽厚 :《在多样的方法中找到最适和自己的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22页。 

[4]董乃斌:《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新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4页。 

参考文献: 

[1]周远清.深化文科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j].北京:中国高等教育,1996,(9). 

[2]王前新.创新教育全书[m].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 

[3]王小盾.在文学研究的边缘[j].文史知识,2003,(5). 

[4]宁稼雨. 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j].中国大学教学,2006,(12). 

[5]李素娟.大学文科教学改革之我见[j].江苏高教,2004,(6). 

篇(3)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篇(4)

20世纪初,梁启超曾预言:“今世纪之中国,其波澜诡谲,五光十色,必更壮奇于前世纪之欧洲者。哲者请试目以观壮剧,勇者请挺身以登舞台。”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被裹挟在世界历史文化的大潮中,既经历过失落与耻辱,也感受到辉煌与梦想。其间,承载着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特色的中国古代文学没有停止国外传播的步伐。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以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文化多元共存理念被各国人民所认同,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注与需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文学也因此显露出独特的光彩。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外汉学界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一批以研究中国文学为学术专长的汉学家脱颖而出,如美国的克里罗、海陶洱、柳无忌、刘若愚、弗兰柯尔、韩南、蒲安迪、倪豪士、宇文所安、孙康宜,英国的亚瑟·韦利,法国的侯思孟、桀溺、保尔·雅各布,德国的顾彬、卜松山、莫宜佳,前苏联及俄罗斯的艾德林、李福清,日本的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玲木虎雄、小川环树、布目潮氵风、中村乔、铃木修次、前野直彬、川合康一、松浦友久、花房英树、小野郊一、左藤一郎、宇野直人、田仲一成,韩国的李锡浩、李章佑、洪寅杓、柳晟俊等。

作为异域语境中的“他者”,其多维度的研究、开阔的视域和通达的识见,既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增添和丰富,也是对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的认定。中国古代文学的国外传播、影响与研究,在过去百年中经历了由注重“四书五经”的译介到文学的影响比较、由文学观念的比较到立足于中国语境对文学文本和文学史开展多向度、多层次研究的过程。在欧美,上世纪70年代前汉学家大多继承传教士汉学研究传统,主要是影响比较。70年代后,在英美新批评派文论和比较文学美国学派掌舵人雷纳·韦勒克的文学研究思想的影响下,国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方法和理论已如百花齐放,精彩纷呈。欧美学者注重以国际视域探讨中国文学所呈现的与西方同中有异的文化精神,积极阐释中国文学文本,识别中国文化身份,在比较中总结中国文学特点以及在世界文学谱系中的地位,推进了中国古代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例如,“诺顿文学书系”是西方世界权威的经典文学文集,列入该书系的由哈佛大学宇文所安编译的《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初始至1911年》、由耶鲁大学梅纳德·迈克主编的《诺顿世界文学杰作选集》,精选和英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附有导言和相关研究文章,是西方世界研习中国文学的必读书目。

这样中国文学就从民族的,变成世界的。从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看,1970年前后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学术界由以往的汉学传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哈佛大学教书的宇文所安(StephenOwen)等人可以说是在转变方向时产生出来的重要人物,他们立足中国文学的特定语境并融入自己的学术背景,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②近10多年来,国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一批代表国外研究前沿的论著相继在国内翻译出版,仅以美国学者宇文所安为例,其重要论著《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韩愈和孟郊的诗歌》、《追忆》、《迷楼》、《中国文论:英译与批评》等均有中译本问世。由于网络的发达及大量国外论著的在国内的译介和发表,今天,较完整地梳理、评述和总结中国古代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已具备了基础和条件。积极开展该领域的研究,不仅能及时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影响与研究成果,认识中国文学在世界格局中的方位,而且将推进学科研究的深入。

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民族的文学经典是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反映,是识别民族身份的形象符号。中国学者对本民族文学有着真切而深入的认识,因为他们是从自己的母体文化内部来认识和解读文学,有着自我认证的机制。国外学者接受、认识和研究中国文学,则是一种“他者”的视域。梳理“他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和阐释,是为了拓展跨文化的辨证视域,这种视域有助于达成互识和互补,以丰富我们对本民族文学价值的认识。正如爱德华·赛义德所指出的:“一切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

就文学而言,赛义德所说的文化的“杂交”和“混成”,可以理解为不同民族的文学可以在跨国传播中互为关照和互为阐释;所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理解为不同民族的文学既体现了本民族的艺术特色,又呈现了人类的共同价值。下面两个事例就很耐人寻味。其一,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载:有个叫叶限的姑娘乖巧能干,深受父亲疼爱。父死后,却遭后母百般虐待。一日,叶限意外得到一条神奇的鱼,她细心喂养,却被后母偷吃,并把鱼骨埋在粪堆下。有一男子从天上下来,告诉叶限埋鱼骨处,嘱其捡来鱼骨藏于屋中,如此可获所需之物。叶限遵嘱藏鱼骨于屋中,后偷偷前去参加洞节盛会,不料被后母发现,慌乱中丢失一鞋,被洞人拾到献给陀汗国国王。国王命举国试穿此鞋,却无人合适。后终于找到叶限,国王遂娶其为皇后。詹姆斯在《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一书中认为,从故事类型上分析,一个女孩受虐待、她被迫从事卑贱艰苦的劳动、她遇到一位王子或王子得知她的美丽、由于她的鞋子而被王子识别、她和王子终成眷属,这些都是灰姑娘故事的基本情节。詹姆斯认为,灰姑娘故事的基本情节叶限故事都具备了。詹姆斯于是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何世界各地都有灰姑娘故事的异文,是阿拉伯故事影响了中国故事?亦或安南人故事影响了印度故事④?俄罗斯中国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名家李福清曾谈及自己的研究体会:“将中国的史料放在国际比较民间文学中,可以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和民族范围内揭示这些因素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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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文学文化审美意境追求

审美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席勒的《美育书简》。在西方经过近两个世纪的不断研究和发展，这个概念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关注。一路而来，发展势头不减，研究热度不降。到了90年代，更是出现了审美文化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首次。与西方的研究状况相类似，中国学者们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的阐述，至今依然成果不断。

随着中国审美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是一块“广博”的热土。作为一门介于美学和文化学之间的边缘性学科，它自然具有一套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一方面，在我们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已经被无意识的运用到实践中了；另一方面，更多的学者开始有意识的借鉴、运用这一新的理论资源及其成果，从而进一步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思路和空间。

笔者认为，审美文化理论资源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唐诗研究中的体现主要有以下两大方面。

1、体现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美学和大文化学阐释

李西建指出，审美文化要受到大文化系统的影响制约和决定。它必然和处在整个文化大系统中的其它因素相关联。同样的，文学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是文化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必然地会和同属于文化领域的政治、经济、宗教、哲学等因素产生浑然不可分的联系。所以，我们在从审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文学特征、分析文学文本的时候，如果能够把它们放在更为开放的大的文化环境中去考察，必然会标新立异，收获更丰，必然能够从更高的层面上去发现一个时代文学的总体美学风貌。

蒋孔阳先生在《唐诗的审美特征》中，总结了唐诗的五种审美特征，分别是精神美、音乐美、建筑美、个性美和意境美。作为当代中国著名的美学家，蒋先生在自己的认识中就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文化的视角来考察文学。他把对唐诗审美的把握放在了时代的大背景下，而不是仅仅就文学的本体来谈文学自身。所以才首先得出了“精神美”这一特点。

唐朝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气度恢宏”的大国。经济上开放而不施压，国内商业得到充分发展，出现了像长安、扬州这样的繁华大都市。另外，与海外各国之间的频繁商贸往来也使得唐代经济实力得到进一步积聚。政治上，科举制度为更多的知识分子打开了入仕的大门，魏晋以来的士族门阀制度势力越来越弱。加之文化上的“中外交流，三教并存”。有唐一代的整体文化氛围都是自由而开放的。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下生活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在精神上也必然要受到时代整体环境的熏染。积极、进取，希望有所作为，充满了建功立业的抱负和自命不凡的气质。于是，诗人们把他们的这种精神、理想通过诗歌表现出来，就必然让我们从中感到一股巨大的“撼人的美学力量”。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说的那样，是“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盛唐文艺之中”，我们怎能不为之震撼？

在这里，唐诗的美来自诗人们精神的美，而这精神之美来自整个时代的文化熏染。需要指出的是，就像李西建老师所说，审美文化和大文化系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前者从属于后者，它们之间是一种“双向联系”。这里也是这种情况，诗歌，即文学，与他所处的大的文化系统之间也是互相影响的关系。“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杨炯《出塞》）。“大风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上李邕》）。何等直白，何其开放！也只有唐代的诗人敢于将自己的抱负说出，一任自身的“全部力量”投射在诗句里，才有了盛唐诗歌独一不二的大气之美。所以，蒋先生也就是在这个整体的大文化中去关照文学，才得出了唐诗审美上“精神美”这一特点的。

当然，我们所说的从审美文化的视角去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并不是简单的把文学本体外的某些意识形态内容加入其中就够了。关键是要以审美的方式来考察文学。只有这样，才能从文学中发现时代文化的丰富性。

2、审美文化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在古代文学中的体现。

审美文化是一种审美意识的洞察，它用一种具有审美的表意或象征体系的文化符号或样态来实现对理想境界的追求。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意境问题，可以说就是对这种审美文化研究特点的契合。在诗词中营造意境，从而表现对某种理想境界的追求。而这里的意境正是审美文化关照下的有表意或象征意味的符号系统（构成意境必不可少的意象只能说是有“意味的形式”或符号，而不能构成符号系统）。

以唐代山水诗人王维为例。

傅绍良先生把王维山水诗歌中的意境追求总结为“借助宇宙重造，生成一个体道合真的意境”，这是“一个由精神宇宙道艺术宇宙的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过程”。精神宇宙指的是王维“虚融淡泊”的自我精神本体；艺术宇宙指的是王维“心融外物，道契玄微”的诗歌意境。

品味辋川名句：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有哲理、有禅意、却无半点神伤，优美而健康。说它是这只是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不要任何掺杂的俗世情感。所以，它不像屈骚、阮籍的“深情”，更没有杜甫诗怀之现实，而毋宁只是一种纯粹的人对自然的领悟、对自身境界的自觉完善罢了。再看王维诗歌中的意境构造。苏轼对王维山水诗的评价是“诗中有画”，诗情画意融于一体，更能创造出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这是一幅迷人的雨后秋山图，有全景、有局部、有远景、有近观、有动境，也有静物……皎皎月光，郁郁青松，幽幽清泉，森森翠竹，还有婀娜的浣纱女，归行的渔舟。这样一种清淡、悠远的诗歌境界反照出诗人对相应的理想心境的追求。

当代审美文化对现实生活的关照，使得美学的边缘被无限泛化了，它在更广阔的空间内发挥作用，但是最终的目的还是“为改善人类的生存质量作出贡献”。李西建先生认为审美文化从哲学内涵上看，是以主体的精神体验为主导的社会感性文化。古代诗歌中诗人心灵和外在对象世界的高度融合在意境构造中得到了完美的表现。从而使诗的审美超越了物理的时空，进入到更高层次的精神的时空中去了。这和审美文化中力主消除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主客体之间的片面对立的要求具有协调一致性。

综上所述，通过审美文化的视角来关照唐代诗歌及其研究，其理摄人心魄，其情至真至纯，其境韵味无穷。审美文化学无疑会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国传统审美文化 陈志椿 侯富儒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2]文化的审美视野 张奎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3]李泽厚集――思想・哲学・美学・人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88年9月第1版

[4]美的历程／插图本李泽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2版

[5]华夏美学／修订彩图版 李泽厚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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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的探讨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古代文学与传统思想是相互渗透切不可分割的，它承载了我国数千年的优秀思想和智慧在里面，因而要更好的传承传统思想就要对古代文学有深刻的了解，也要更为清晰的认识到它与传统思想之间的紧密关系。

1.1古代文学是传统思想的载体与重要传承工具

人的思想不同于物质，是无形的。所以在流传上就要依赖于各种各样的承载工具，比如创造物、传说、图腾等等。但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流传方法还是古代文学的记载和描述。我国的古代文学清楚直观的将遥远的传统思想进行了归类和区分，并且以最为直观的文字形式进行了记载，包括古代的生活环境、当时主流的思想动态、文化形式、药学化学等科技发展甚至包括当时人们的审美观与价值观等等都能在个中文献中得到体现。而其中的许多著作我们如今也还在普遍的运用与学习其中《论语》、《史记》、《本草纲目》仍然被我们当做学习的范本。前人的思想和智慧已经与古代文学融合成了一个整体，是无法分开的。

1.2古代文学能够帮助了解先人优秀思想

古代文学除了记录下优秀的科学理论与思想理论同时也有着许多优美的诗篇和兴味悠长的唯美之作。几千年的历史中每个阶段都有文人墨客们对于爱国情操的抒发、对大好山河的咏唱以及对爱情的追求等等。每个年代的文体和表达形式是不同的，但是其中心的含义和优美的词句是不变的。这些都促使着今天的我们对古代文学的热切研究，同样这也深化了我们对古代优秀思想的理解。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对古代文学的探究的确让今天的我们抓住了古人的思想精髓，也在同时让自己的言行更为端正与合乎传统的优秀理念。

2.我国传统思想如何与古代文学相互融合与发展

要做到弘扬民族文化继承优秀的传统思想就要与古代文学的充分的融合，充分利用古代文学并研究和探索其中深奥的理论，这才能促进我们思想上的进步。

2.1加大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力度与深度

我们手中掌握的历史资料与古典文献是十分丰富的，而且保存上也是相当完整的。但是在现阶段对于这些古代文学著作的研究却是有偏向性甚至可以说是片面的。当今比较受人们重视的古代文学作品绝大多数是词、曲、诗作、小说等等文学类著作，相比之下对于哲学性、科学性和史学性等比较高的应用型作品就研究过少。这就意味着对于这一类著作当中蕴藏的深刻思想哲理我们并没有深透的挖掘和继承，所以直到现阶段我们对传统思想的学习仍然不到位。要想使传统思想与古代文学充分融合并为我们现今的生产生活做出指导，全面的学习古代著作是十分必要的。

2.2现实中加强对古代文学及传统思想的教育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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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文学教育，历代有不同的特点。先秦诸子的学术传授中蕴涵着文学教育的成分。两汉时期，太学的教学中文学教育作为经学教育的附属物而存在。魏晋六朝，文学教育存在于贵族文学团体内部以及家族成员的创作、品赏、评论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受到重视。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促进了文学的兴盛，文学教育得以发展。元明清时期，不管是各级官学、书院，还是民间的义学、私塾，文学教育大都服从科举考试的需要。虽然中央与地方、都邑与乡村、庙堂与民间各有不同，地域的发展也具有不均衡性。但是，从总体上看，政治伦理色彩与大的文化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上的经学中心与广义的文学观念相关联，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主要特色。

到了清代，科举制度的弊端越来越凸显。王士祯曾记载进士不读《史记》的怪事:某一前辈老甲科见一孩童读《史记》，问知作者是司马迁，竟问“渠是某科进士”。事或夸大，但是也能说明问题。科举考试讲求以八股文体作文章，文章题目从四书中来，因此文学教育的功利色彩极强，一些读书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识。清末，从开始，经历运动、第二次、、、、八国联军侵华，可谓内忧外患。面临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进行了、等寻找出路的努力，促成了教育方面的变革。为培养操办实际事务所需要的人才，洋务派开办了新式学堂，特别注重外语、军事和专业技能教育。1862年创办的，主要开设外语、天文、科技等课程。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1898年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这一章程初步建立了分科教学的体系。1901年，清政府颁布诏书，鼓励各地设立学堂。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颁布，对学堂的目标、年限、课程设置等制定了规范。1903年，张之洞、上书，提出废除科举制。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等人，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形成《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这一学制得到光绪皇帝批准并在全国推行。随着各地学堂的开办，1905年清政府最终废除了科举制。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转型

(一)古代文学教育地位的变化

癸卯学制对学堂的招生、课程设置、考试等都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将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类，又按程度高低将整个教育过程分为三段七级:一是初等教育(含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二是中等教育(中学堂)，三是高等教育(高等学堂、分科大学及大学选科、通儒院)。蒙养院教学内容中的“歌谣”一条，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学”，均与文学教育有关。高等学堂按照学生日后预备入学的方向，将学科分为三类，中国文学属于三类共有的必修内容。大学堂中，文学科大学分为9门，其中“中国文学门”的主课有理论性质的“文学研究法”，还有“说文学”“音韵学”等专门学问，另有“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相当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课程，还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四库集部提要”，以及中国及西方的历史、外国科学史、外语等相关内容。“研究文学之要义”共41则，对授课内容作出了细致规定。由于中国古代传统中没有纯文学的观念，文学教育往往附属于经学、史学等，明清时期更成为科举考试的工具。癸卯学制第一次从制度上将“中国文学”与“读经讲经”并列，作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学文学科还设立了“中国文学门”，这是我国中小学开设“国语”“国文”“语文”课、大学开设“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开端。然而，古代文学教育获得地位并非顺理成章，而是来之不易的。癸卯学制的主要起草者张之洞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本就以提倡实学著称。加上清末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迫切的富国强民愿望弥漫朝野，在这种救亡压倒一切的语境下，出于经世致用的需求，科学被赋予崇高的地位，文学则无容身之处。但是癸卯学制参照日本学制，而日本又是学习西方的，不管西方还是日本，学制中都存在文学这一学科。

也许正是基于此，中国文学终于挤进了新教育体系中。在这种功利主义的倾向下，传统文学教育必须证明自己“有用”，才能被社会接纳。癸卯学制的纲领性文件《学务纲要》中专门有一条指导意见:“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煞费苦心地为中国文辞找出了存在的合理性。首先，中国的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如果不读经书，那么就失去立国之本，“安有富强之望乎?”这样的解释巧妙地将儒家经典与外国的宗教比较，又将读经与民众追求国家富强的诉求联系在一起，赋予了读经令人信服的意义。这样一来，学习中国文辞自然也就有了价值与意义。按照“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的精神，“读经讲经”一科在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的课时设置中，分别占周课时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四分之三。其次，中国文辞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作用，那就是写奏议、书札等实用文章。与之相应，在各级学堂具体的授课内容中，也一再强调学习中国文辞“以备应世达意之用”“适于实用”。这里并没有提到对科举的作用，应该是废除科举制酝酿已久，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就正式下诏实施了。这样古代文学教育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处境中。文学被正式立为一科，第二年科举制又被废除了，摆脱了桎梏的文学教育本该获得自由。但其赖以论证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由，恰恰是对经学的助益。也就是说，古代文学教育以丧失独立性为代价，得到了独立的地位。而废除科举制，固然打碎了文学教育的桎梏，却也部分消除了文学教育存在的依据。实用的文体，虽然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往往缺乏文学性。一味追求实用，文学教育将走向偏狭。等到十余年后文化精英大力推行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连“奏议、公牍、书札、记事”也开始使用现代汉语，慢慢和古代文学脱离了关系。这时候连实用性的理由也变得不能服人了。再后来“人格教育”“美育”等教育思想兴起，由于古代文学被视为旧思想的载体，这些任务自然又落在了白话新文学上了。概言之，中国文学自癸卯学制以来，固然得以被专门列为一门学科，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由于长期受制于实用主义的功利化思想，教育的审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的根本变革

培养写作者是传统文学教育训练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说训练的内容除了阅读，还有实践性创作。授受的双方一般都参与文学的创作，所以文学是动态的，作品是不断累积的，既包括过去的文学，也包括现在的文学。癸卯学制中虽然有写作一项，但是已经不再那么强调了。大学堂的课上也不进行传统的诗赋训练，中小学堂更是有“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的规定。1905年为保证学堂的发展而废除科举制后，以文言文或古白话为创作语言的传统写作方式失去地位，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逐渐被现代白话文写作取代。这意味着，古代文学教育不再是从古至今的文学教育，而是“古代的文学”的教育。“现代文学教育”“当代文学教育”等也先后从文学教育中分离出来，成为与古代文学教育并立的门类。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培养写作者已不再是主要目的，培养学术研究者以及提升普通接受者的文学素养成为最重要的任务。这样一来，授受双方往往缺乏相关的写作经验，并且随着古今语言文字的演变，普通民众与古代文学作品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因此，古代文学研究和教育也面临脱离现实需求、成为少数研究者群体内部的话语游戏的危险。

从内容看，古代文学教育也有重大变化。癸卯学制中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中国文学研究法”称“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意考求”，对“历代文章流别”指出以仿照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讲义授课。1904年，时任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的林传甲，将为授课需要而编写的讲义以“中国文学史”为题刊行，这是“第一本中国文学史”。林传甲在卷首题记中表示“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又说“查《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所列研究文学众义，大端毕备，即取以为讲义目次”。可见，此书一则受国外文学史编写的启发，二则忠实贯彻了癸卯学制的要求。林著文学史分16篇，目次与癸卯学制的“研究文学之要义”的前16条完全一致。此后出现的一系列文学史教材，大抵也都是基于高等学府中的教学需要而编写。这意味着从传统的文学选本到系统的文学史著作，教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以前强调实践的教学方法不同，新的教学方法似乎更侧重知识的系统传授，这也适合现代学校的课堂教学。虽然初等和高等教育不以系统的文学史为授课内容，而是选择“雅正铿锵”“有益风化”的诗歌等。但是，癸卯学制规定中小学堂教学方法“以讲解为最要”，特别提出对记性太差无法背诵的学生，“若强责背诵，必伤脑力，不可不慎”，又规定中小学堂读古诗歌“遇闲暇放学时，即令其吟诵，以养其性情，且舒其肺气”。这实际上也就规定了课堂教学以讲解为主的方式，明显不同于传统官学和书院“执经叩问”的发问答疑式、私塾的诵读玩味式、家庭教育的互相启发式这些非系统性的教学方式。

三、癸卯学制对古代文学教育的影响

(一)古代文学教育的西化与现代性问题

癸卯学制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中体西用色彩，是中国儒家思想和外国教育制度的结合体。这一学制是学习日本的结果。日本学习西学大有成就，其文化又与中国接近，加上路途不远，往来相对容易，所以考察日本成为当时的潮流。张百熙拟定壬寅学制前曾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前往日本考察，张之洞也在1901年12月派罗振玉等人去日本考察。这些人的调查访问及对日本学制相关资料的编译，为后来癸卯学制的拟定打下了基础。日本学习西方思想的同时能保存自己的思想传统，这一点正符合中体西用的观念，是理想的学习对象。学习的结果是癸卯学制以儒家思想为不可变的根本，其中又特别重视宋儒理学。另外，只设外国文学，不设外国哲学。王国维1906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对此提出批评:“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从哲学意义上而非仅从道德伦理方面研究理学，指出哲学、美学与文学的关联，并且主张开设印度哲学和西洋哲学课程。癸卯学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作何处理的问题。无疑，制定者对于西方思想带有某种疑虑，竭力维护传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从学习西方的技术，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再到利用西方的思想否定自我的传统，近现代文化史上的这一出戏已经拉开序幕。对于中西文化的争辩及文化认同的问题，余英时在《越过文化认同的危机》中指出，现代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现代性”的象征，于是现代化往往也就意味着西化。在古代文学教育中，采用的教材、使用的研究理论，乃至教学方法都曾有过西化的倾向。

时至今日，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如何做到既吸纳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又不失落本民族文化传统，仍旧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与中西学术思想冲突问题同时浮现的还有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思想冲突的问题，只不过在癸卯学制颁布之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尖锐对立的程度。所以这一学制规定仅限于“习通行之官话”，练习写作时“愿习散体、骈体，可听其自便”，不过“不宜太数”，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当然，这里的写作指的是文言文写作。后来，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中国文学科目中，文言文和现代文的冲突日益激烈。以1906年筹建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即后来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例，一开始的中国文学课是按照癸卯学制的要求。1915年，校长经亨颐实行改革，推行白话文教育，编写国文课本，收入大量时文，以白话文承载现代社会伦理与经世致用之说，以贯彻他的“人格教育”理论。这种现象是普遍的。文学教育的内部，现在我们称之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两部分力量的消长，以及古代文学教育内部，传统思维和现代思维之间的冲突，也一直都存在。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

传统的文学教育中，资源的配置相对均衡。特别是科举制度完善以后，从蒙学到太学，讲授的内容是相通的。乡村的社学、义学、私塾起着辅助各级官学的作用。在士大夫家庭内部互相切磋的文学活动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得以进行。像《红楼梦》中所写的结诗社的情形，以及香菱学诗的经历，是有现实基础的。这样，各个层次的文学教育形成稳定的结构，缔造了一个延续不断的文学教育传统。癸卯学制的颁布以及继而废科举的举措，打破了这种相对均衡的状态。首先，新式学堂虽然大量涌现，但是这些新式学堂往往在都市，加上学费昂贵，乡村的大批寒门弟子实际上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文学教育在乡村自然也面临着这样的断层，诗书传家的家庭教育传统，以及苦读诗书博取功名的文学教育模式，都在新的历史时期难以为继。其次，癸卯学制对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中的“中国文学”一科的教学，有较明确的分工规定。这开启了后世语言、文学分科的论争，也开启了“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有8种，第三种为“中国文字”。“中国文字”一科的“教育要义”是识字以利于读书，能够用“俗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能够写“日用简短书信”，其最终指向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而高等小学堂的“中国文学”一科内容是“读古文，使以俗话翻文话”“习楷书”“习官话”。对照可知，这其实是“中国文字”科的延续。中学堂虽也有讲授“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的要求，但仅仅是出于作文的需要，重点还在于识字、写字等语言文字的训练。从癸卯学制对中小学堂“中国文学”的学科描述来看，显然是侧重语言知识。

这样一来，语文就变成了实用的工具，其人文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对大学的古代文学教育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大学可以通过语言和文学的分学科教学，使两者各司其责。实际上中学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尝试。20世纪50年代，关于语言与文学关系的讨论成为语文教育的热点问题。讨论的结果是模仿苏联教育，实行汉语和文学分科。1956年4月2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将中学、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分汉语、文学两科教学，于1957年秋季统一实施。然而仅仅半年后，1958年3月，中央宣传部宣布取消分科教学，将汉语、文学合并，成为语文科。这样一来，语文就必须要面临语言与文学两方面的问题。语言教学侧重于工具性，文学教学侧重于人文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学语文教学界进行了激烈的人文性与工具性之争，其开端其实在于癸卯学制最初的分工，是50年代分科讨论的进一步深化。这一论争的结果是，教育部于2001年出版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延续了这一说法。对比1986年版《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的说法，“人文性”显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