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全中医基础知识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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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中医药 人才培养 “互联网+” 中医教育

本文为2013年度陕西省公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13BZ47）。

前 言

2016年，国务院下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以下简称《纲要》）[1]，明确未来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也加快了中医药人才教育培养体系建设的步伐，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掀开了新篇章。人才培养模式是教育活动的最终体现，是制订教育宗旨、课程目标、教学目标的决定性因素。陕西作为中医药资源大省，在中医药发展新形势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下，围绕培养合格中医药人才和做好基层健康服务两个方面，逐步建立起“各级师承教育贯穿，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联动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有鉴于此，课题组对陕西中医药人才培养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对陕西省中医药人才基本状态、培养路径进行了人力资源和组织管理诊断，了解基层中医药卫生从业人员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状态以及发展需求。根据调研情况，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提出了符合陕西省省情的中医药人才培养路径，以期推动相关工作开展。

陕西省中医药人才培养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中医药人才队伍发展呈现“四不”状态

笔者根据《陕西省2015年卫生计生事业统计公报》和《2014年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有关数据，结合课题组对全省19所县级以上中医医院的调研情况，陕西省中医药人才队伍发展现状主要存在四个方面问题：一是总量不足。截至2015年底，陕西省中医医院卫生技术人员27，467人，其中，中医执业（助理）医师7，764人，每万人口拥有中医执业（助理）人数不足2人。二是质量不高。全省中医院卫生技术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者仅占15%，在（区）县级中医医院里，大专及以下学历者依然是主力军，占到全部人数的55.10%，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省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的效果。三是人才分布不合理。总的趋势是城市多、农村少；关中多，陕南、陕北少，尤其是乡镇卫生院、县级中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人才匮乏，影响了中医药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四是年龄结构不合理，尤其是省市一级医院高端领军人才缺乏，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和（区）县级医院人才队伍较为年轻，学历程度不高；个人发展需求强烈，但流动性强，这给我省培养、发展和留住中医药人才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2.中医药继续教育发展不能满足中医药人才日益增长的自我发展需求

中医药继续教育是对完成中医药专业基础教育的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实施的以继承、增新、补充、拓展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主的教育，是继承发展中医药特色优势的重要举措和中医药专业技术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2]。

近年来，陕西省开展了一系列以“传承临床经验”为主，“巩固中医基础理论”为辅的中医药继续教育活动，取得了一定成绩，为提高我省中医药人才整体素质和中医药服务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本次调查仍然发现很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医药继续教育管理机制不健全，相应的制度和保障措施不完善。调查中我们发现，有接近69.3%的人对本单位中医药继续教育相关管理制度不了解；35.5%的人对中医药继续教育认识不足，积极性不高，这大大影响了继续教育的效果。二是现有的继续教育形式、内容和途径不够全面，没有考虑到各类中医药人才的不同发展需求，有些培训甚至流于形式。三是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整体增加，但机会分布不均，本次调查中发现，近三年，在（区）县级医院有20.7%的人没有机会参加任何形式的继续教育培训。这与基层中医药人才强烈的进修、深造的需求相距甚远。四是中医药继续教育与现代化教育技术结合程度不高，没有对继续教育的过程和资源进行整合、设计和应用。

中医药发展纲要对中医药人才的培养模式改革提出了新要求

1.深化医教协同，强化中医药师承教育，继续优化卓越中医人才培养路径

师承教育是中医药教育最传统、最重要、最具特色的环节。经过多年的实践摸索，我国大部分中医药院校都在“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的有机结合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14年《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颁布实施，对“5+3”培养模式进行新的定义，初步解决了我国医学教育既无统一规范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又没有与院校教育衔接的制度缺陷。2016年《纲要》又明确提出“将师承教育全面融入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实现师承教育常态化和制度化”。这就为下一步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指明了方向，要求我们在解决好院校教育与职业化教育衔接问题的同时，全方位地融合师承教育。

2.拓宽培养路径，提高中医医疗服务能力，继续探索基层中医人才培养模式

尽管我国医学教育改革已取得较大突破，但与社会发展和医疗卫生事业仍不相适应，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要提高中医医疗服务能力，就必须要改革基层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基层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才能实现中医医疗服务能力的全面提高。随着分诊制度的实施，基层医卫生需求逐渐增大，因此，探索基层中医人才培养路径刻不容缓。

陕西省中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策略

1.建立和完善师承教育相关制度，实现师承教育三阶段联动

科学健全的规章制度是师承教育取得良好效果的基本保障。在对现有制度进行修订的基础上，出台新的政策。总结中医药师承教育，吸收先进教育理念，制订师承教育标准，对导师资格进行重新界定，对跟师年限、方式、过程和结果进行规定，探索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师承教育模式。

（1）实行名、老中医“一带三、徒徒相传”的师承教育新机制。结合陕西省省情和中医药大省的优势，在现在师承教育模式的基础上，启动省、市、县（乡、村）三级中医药师承教育项目，采取一位老中医带三个来自不同层次机构的徒弟，徒弟出师后五年内再带一名学徒的方法，丰富师承教育的培养方式，扩大师承教育的影响范围，创新中医“薪传”机制，推动我省中医卫生事业整体水平的提升。

（2）制订师承教育培养方案，明确每个阶段的目的和任务。根据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三个不同阶段的特点，结合各学科的实际情况，按照“在校重基础、毕业后重临床、继续教育重综合能力”的基本原则，联合中医药管理部门、陕西中医药大学和各级中医医院，制订师承教育培养方案，对每一个阶段的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和考核方式进行规定，实现中医理论知识、中医临床实践能力、中医综合思维能力的提升。

（3）妥善解决师承人员学位授予、职称评定和岗位聘用等问题。对全省师承教育情况进行调研，摸清师承人员在学习和实际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制订相关政策，为各级师承人员学位的取得、职称的评定和岗位聘用提供制度保障，一定程度上向基层师承人员倾斜。

2.推进“互联网+”中医教育，改革课程设置和授课方式，实现中医人才培养过程三阶段的有机衔接

陕西是我国重要的高等教育基地，学科门类齐全，但学科间发展很不平衡。培养高级中医药人才的高等院校仅有陕西中医药大学一所。因此，我们应该顺应时展，充分利用“互联网+”中医教育的模式，让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冲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做到对中医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关注。

（1）充分利用陕西中医药大学师资力量，培养中医药教师人才梯队。陕西中医药大学是我省医药学科专业设置最全的高等中医药院校，拥有两位国医大师和一批中青年骨干教师，是我省培养高级中医药人才的主力军。中医药管理部门应大力扶持学校组织多种形式的教学能力提升培训活动。采用集体讨论和个人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多学科交叉学习研讨班，共同探索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改革方法。注重对青年教师师德、师风和教学基本功的培养，逐步建立起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的教师团队。

（2）充分发挥高水平医院在医学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培养中医药临床人员。医院是培养医生的重要场所。应该对部分医院的医生进行教学能力的集中培训，提高高水平医院开展临床教学工作的能力。除了加强对现有3个中医临床住院医师规范化基地的建设外，应该根据我省中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实际，分批次挑选不同规模的中医临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并重点支持其发展。

（3）充分挖掘“互联网+”中医药教育开展方式，实现中医药教育资源全覆盖。由中医药管理部门牵头，西中医药大学负责，在全省各级中医医院成立中医药教学点，建立中医药教育基础教学和临床教学资源库，实现教学点与中医药大学学生“异地同堂”上课，共享优质资源，既能满足基层中医药技术人员提升专业能力的需求，又能实现在校学生基础知识和临床技能同步学习的愿望。

3.继续做好农村订单定向中医生培养工作，搭建学校和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联合培养的桥梁

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是国家贯彻《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规划》的具体举措，是立国、惠民、关注民生，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也是面向基层医疗人才培养，深化我国高等医学教育改革的一次契机。[3]

陕西省农村订单定向学生培养即将进入第5年，在培养过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中医免费生综合素质和服务基层意识还应进一步加强，应该“提高人文服务意识及人文服务技能”[4]；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应该更加贴近农村基层需求，在现有五年制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基础上，精简中医经典课程，优化和整合临床课程，增设全科医学概论、社区常见病症处理、社区中医适宜技术、社区基本诊查技能、预防医学、推拿学、中医康复学、中医养生保健学、精神病学、急救医学、中医急救学及护理学概论等课程，保证毕业生能在农村基层医疗机构从事预防、医疗、保健、康复等工作，提升我省基层医疗服务水平。除了推行自主加集中见习模式，在实践教学环节应该更注重急救、急诊和健康咨询服务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的通知》2016年2月22日。

[2]洪净、张欣霞、曾兴水：《中医药继续教育发展现状及思考》，《中医药继续教育新论》，2013。

[3]陆超、田家远、彭正员：《毕业年级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培养工作研究――以贵州省为例》，《学理论》2015年第12期，第165-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