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私募基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金融衍生工具

一、私募基金的界定

所谓私募基金，又称为向特定对象召募的基金，是指通过非公然方式面向少数机构投资者和富有的个人投资者召募资金而设立的基金，它的销售和赎回都是基金治理人通过私下与投资者协商进行的。但笔者要夸大的是“非公然发行”并不意味着不能进行诸如做广告等宣传行为，而是更注重于向特定的公众发行。本文探讨的私募基金就是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目前私募基金司法解释尚处于论证阶段，自然无法从法律条文中找到答案，有关部分也并未就此做出说明，到底什么是规范私募基金或不规范私募基金呢？估计私募基金业内人士也较难把握。

据上海市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某位法官说：“实践中我们认定私募，最主要的特征是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发行。认定不规范的私募，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承诺保底收益；二是资金是否打进治理人账户。”

由于缺乏系统的法律规范约束，我国的契约型私募基金在运作中往往存在巨大的风险隐患，甚至成为一些不法分子牟取非法利益的工具。实践中，非法的私募基金常见于三种类型：非法集资、非法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蛊惑交易”操纵股市行为。

一般而言，私募基金的对象则是少数的特定投资者，且对这些投资者一般门槛较高，参与的资金量要有一定规模，其目的是共同投资、共享收益和风险，但假如私募基金的发起人向投资人许诺高比例的保底收益，则可视为非法集资。

根据我国法律，非经金融主管机关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业务，否则即构成违法行为。非法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与私募基金相区别的根本特征在于是否给付利息，私募基金的收益来源于风险收益，不应涉及任何形式的固定利息，否则既有违法之嫌。

另外，私募基金很可能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办法》有关“蛊惑交易”的规定。“蛊惑交易”可以理解为，操纵市场的行为人故意编造、传播、散布虚假重大信息，误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使市场出现预期中的变动而自己获利。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蛊惑交易”的危害性和严重性更应该引起高度关注。通过论坛、QQ、MSN、博客等网络传播手段，一个虚假消息可以在短短时间内迅速传播，网状扩散，贻害无穷。

二、私募基金应该正当化

通过对海外私募资金的考察不难发现，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市场经济结构的升级，“私募基金”难以阻止，将成为一国市场经济体制趋于成熟后必然出现的一个重要的金融服务领域。

2007年2月27日股市大跌，上证综指下跌8.8％，大跌的根本原因是机构结构过分单一，大量赎回使公募基金承受巨大的压力。私募基金一般有一年的封闭期，并且一年之后只能在特定的时间段赎回，而不能天天赎回，假如私募基金发展壮大起来，与公募基金互补，可以避免股市大起大落。此外，股指期货推出后，假如只有公募基金和券商，没有私募基金，那么将加大市场的金融风险，大力发展私募基金是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

另外，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相比，具有如下一些上风：

（一）基金规模越大，治理难度也越大

目前国内的正规私募基金一般有至少一年的封闭期；在封闭期后，每月只有固定的日期（一般为每月的15日和月末）作为开放日，投资者只能在每月开放日认购和赎回。这样就有效地隔离了风险承受能力差，投资不理性的中小投资者，因此私募基金的资金来源稳定，投资策略也得以坚持，投资风格可以更加激进，收益也就相对较高。

（二）灵活性、针对性和专业化特征

私募基金的出现，丰富了投资者的投资渠道，也活跃了市场交易气氛，更好地满足了不同投资者的投资喜好，吸引更多的社会闲置资金投资于证券市场，打破了公募基金一基独大的垄断地位，有利于促进私募和公募之间良性竞争和上风互补，从而促进证券市场的完善与发展，进步证券市场资本形成和利用的效率。

（三）独特的研究思路

根据《基金法》的规定，单只基金持有一只股票的比例，不能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10％，同一公司持有一只股票的比例，不能超过该公司总股本的10％，这一“双十”规定，决定了公募基金必须同时持有10只以上的股票，这使公募基金的研究必须涵盖多个行业，限制了基金公司研究团队对上市公司的研究深度。与之相比，私募的投资不受任何限制，持有的股票数目可以较少，也就可以集中气力，更加认真、细致、透彻地研究关注的上市公司，对上市公司价值的理解也能更加透彻。

（四）需履行的手续较少，运行本钱更低，更易于进行金融创新

私募基金的发展壮大会加剧整个基金业的竞争，冲击公募基金的垄断地位，进步基金市场的运作效率，形成较为完善的市场结构，推动我国成熟、理性的机构投资者群体的加速形成以及价值投资理念的建立，为我国履行加进WTO后向外资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做好预备。

（五）私募基金的产权基础，将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和产权结构改革的重要主题

作为民间主体自发推动形成的产物，私募基金的发展将改变资本市场的机构主体所有制结构单一的局面，推动我国金融制度改革进进一个新的层面。

三、私募基金制度完善的几点建议

纵观全球各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大部分都没有专门的私募基金法律，但仍有一系列法律足以对所有的私募基金构成有效的法律规范。而从目前我国立法来看，没有专门约束私募基金的法规，私募基金主要受《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信托法》、《合伙企业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刑法》等综合调整。由于我国相关监管部分在金融证券领域奉行的基本上是“法有明文规定方可为”。因此，为了避免法律上的风险，我国相关监管部分应尽快在立法当中确认私募基金的正当地位并出台有针对性的细化的配套监管措施，以便私募基金能够健康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私募基金制度规范化应以《投资基金法》为主要参考依据，综合考虑各方要求，我国应鉴戒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对私募基金采取全面而有效的监管办法，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私募基金的制度建设和完善：

（一）投资者资格和人数限制

1、投资者资格。对合格的投资者的判定有以下几种方法：根据其投资的最低限额为判定标准；根据其收进多少来判定；只要是金融机构投资者，均可投资；对财产拥有独立自主的处分权的企业、公司等经济组织为合格的机构投资者。

sp;2、投资者人数限制。应该考虑我国的国情再鉴戒欧美发达国家的做法。对于投资者的人数应该限制在100人以内，但应该答应特殊情况下超过100人。

（二）治理人条件

私募基金的治理人应具备要求的预备金、经营业绩、人才和营业硬件设施等市场准进条件，并且，治理人的资格应该是竞争性的，而不能是垄断性的，设立私募基金时应向证券监管部分备案。

要求私募基金的治理人投进的资金在筹集的基金总额中必须占到一定的份额，以避免利益主体的缺位。当私募基金发生亏损的时候，治理人的出资应该先行用于支付。

（三）托管人职能规定

作为基金一种特殊形式的私募基金具备基金的共同特点，即现金资产的所有权与治理权相分离，基金治理人具有资产的治理权，基金托管人为基金投资者行使部分监视权。但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历程表明，公募基金托管人在监视基金治理人运作方面不尽如人意，主要原因是基金托管人地位的独立性较差。私募基金的投资者人数相对较少，为了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基金托管人的监视权应进一步强化，如规定私募基金托管人不得自行担任，必须将资产交给指定机构托管；强化托管人的权力和责任，对基金治理人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基金契约做出的投资指令，托管人应当拒尽执行，或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并向治理当局报告。

（四）信息表露规定和风险揭示

私募基金必须与投资者签署完备的书面协议，尽量具体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明确投资品种及组合、相关风险提示及业绩报告周期。严格私募基金的信息表露和风险揭示是控制私募基金风险的重要手段。私募基金固然没有义务向社会表露有关信息，但向基金的投资者和监管部分表露信息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设立私募基金时，应向投资者充分揭示其存在的风险，基金设立之后，应该定期向投资者报告基金投资情况及资产状况，并定期将这些信息向监管部分表露，以便投资者与监管部分及时了解其运作情况及风险状况，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最大限度地控制风险。

（五）答应私募基金进行适当地公然宣传

在美国，证券法规定私募基金在吸引客户时不得利用任何传播媒体做广告，其参加者多为中产阶级，他们主要依据在上流社会获得的所谓“投资可靠消息”或者直接熟悉某个基金的治理者进行投资。但笔者以为我国不应鉴戒这种做法。首先，严格限制私募基金在公然媒体上做广告宣传的效果是不佳的。其次，通过私募基金内部约束机制以及像外部完善的基金评级体系以及基金行业自律组织足以避免私募基金过度的市场炒作对投资者造成误导，以及基金治理人之间的恶性竞争。最后，通过适当的公然宣传使私募基金名正言顺的成为“公然，正当”的基金，消除股民对它的神秘感以及纠君子们对它偏见。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发起人与投资者相互了解，为以后的合作创造条件，从而迅速壮大我国私募基金的规模。

（六）收益分配规定

国际上，基金治理者一般要持有基金3％-5％的股份，一旦发生亏损，这部分将首先被用来支付，以保证治理者与基金利益绑在一起，另外一些私墓基金只给治理者一部分固定治理费以维持开支，其收进从年终基金分红中按比例提取，这种基金的利益分配方式相对地能够使资本持有人与治理者利益一致。另一方面，应该禁止签订保底条款。由于保底条款轻易引发了市场的不正当竞争，而且也有悖于基金设立的原则，不利于市场的规范。此外，我国新《合伙企业法》中规定的有限合伙，即基金治理者承担无穷责任，投资者承担出资额范围内的有限责任，为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法律组织形式的选择。

（七）尽快完善基金评级体系，建立基金行业自律组织

国外诸多成熟市场的经验表明，公道完善的基金评级体系是基金业规范发展的重要配套措施。在私募基金存在的情况下，需要一个独立公正的评级机构对基金经理人的正确评价作为投资者选择基金经理人的参考，另外要留意完善当前国内不科学的基金评级方法。

（八）完善我国其他金融衍生工具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还处于发展的低级阶段，做空机制、对冲风险的避险工具的缺乏，私募基金在投资渠道上的受限，市场中金融产品单一，因此我国现有的私募基金实际上发挥的仍只是公募基金的部分功能。对此，笔者以为我国应尽快推出股指期货等金融期货产品，扩大私募基金的投资渠道。私募基金本身也应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以及国内其他的市场来对冲风险，以规避国内股市的风险。

参考文献：

1、巴曙松.中国私募基金生存报告.大众理财,2007(5).

2、王凌燕.中国私募基金发展题目研究.经济与治理,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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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市场对国内经济减速已有一些预期，但当10月中旬出台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三季度的GDP增速出人意料地下降到9％以后，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发展前景更为忧虑，市场抛压进一步加大，上证指数跌破9月18日的低点，创出2007年10月调整以来的新低。沪深300指数从9月26日收盘时的2243.66点下跌到10月31日收盘时的1663.66点，狂跌25.9％。

不过，可能由于国内资本市场自去年调整以来已大幅下跌，而大部分中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已充分认识到了控制风险的重要性，因此近日公布的“晨星中国私募基金业绩评价”10月报告结果显示，在这个月的狂风暴雨中，私募基金这只小舟总体来说并未遭受太大损失。

晨星中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数据库，截至10月31日共收录143只基金，有141只公布了10月份的净值。其中只有27只基金获得了正收益，占比约19％。其平均收益率为-5.73％，中值（median）为-3.82％，总体表现强于大盘。但表现最好（11.5％）与表现最差（-26.1％）的基金之间相差达到37个百分点，某些基金不幸翻船落水。

短期表现评价(最近六个月)

具有最近六个月收益率的基金共127只，而最近六个月收益率为正值的基金只有4只，占比为3％左右。这表明在单边市场的熊市行情中想要获得正收益难度巨大。这4只基金分别为：深国投・博颐精选、重国投・金中和西鼎、云南信托・中国龙精选1期和中融・未尔弗一期。

由徐大成管理的上海博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深国投・博颐精选，最近一个月的收益率为6.57％(截至10月6日)，高于上个月-3.26％的收益率。其最近六个月收益率为7.1％，高出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41.69％）48.79个百分点，超过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32.3％）39.4个百分点。

邓继军管理的重国投・金中和西鼎，最近一个月的收益率为0.63％(截至10月31日)，低于上个月2.93％的收益率，但避免了基金净值随大盘大幅下跌的风险。其最近六个月的收益率为4.05％，高出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57.98％）60个百分点，超过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46.57％）50.62个百分点。

云南信托・中国龙精选1期，最近一个月的收益率为0.79％(截至10月31日)，低于上个月2.03％的收益率。其最近六个月的收益率为3.7％，高出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57.98％）61.68个百分点，超过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46.57％）50.26个百分点。

上海未尔弗翔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中融・未尔弗一期，最近一个月的收益率为0.63％(截至10月15日)，最近六个月的收益率为0.91％，高出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46.58％）47.48个百分点，超过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36.8％）37.71个百分点。

统计显示，共有121只基金战胜了同期沪深300指数，占比为95％左右；有96只基金跑赢了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占比为76％左右。其平均收益率为-25.78％，中值为-25.63％，而最高收益率（7.1％）与最低收益率（-62.49％）之间的差别为69.59个百分点。

中期表现评价（最近一年）

具有一年历史数据的共有63只基金，其中获得正回报的只有5只，占比约为7.9％。这5只基金为：

重国投・金中和西鼎。该基金最近一年的收益率为15.09％，高出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70.75％）85.84个百分点，超过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59.68％）74.77个百分点。

深国投・星石系列（1-3期）。该系列最近一年的收益率约为3％-4％，高出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70.75％）约74个百分点，超过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59.68％）约63个百分点。

云南信托・中国龙精选1期。该基金最近一年的收益率为6.35％，高出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70.75％）77.11个百分点，超过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59.68％）66.03个百分点。

在63只基金中，有11只收益率为-60％以上，其中北国投・云程泰1期，平安・晓扬中国机会一、二期，平安・价值投资一期和平安・东方港湾马拉松5只基金估计因为仓位较重，在10月份大盘大幅下跌时，基金净值遭受了高达22％-25％的重创，几乎与沪深300指数25.85％的暴跌同步。

从统计数据来看，63只基金全部跑赢同期沪深300指数。有48只基金战胜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占比为76％。这63只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为-37.37％，中值为-39.28％。而其中绝对回报率最高的基金（15.09％）比表现最差的基金（-60.98％）高出76.07个百分点。从各统计指标来看，各投资顾问公司风险控制能力的差异，导致各基金中期表现差距越来越大。

长期表现(最近两年、三年)

共有11只基金具有最近两年的历史纪录。有6只基金获得了正收益，有4只基金跑赢同期沪深300指数，有3只基金超过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

由赵凯管理的云南信托・中国龙1期，最近两年的年化收益率为79.55％(截至10月31日)，高出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6.58％）72.97个百分点，超过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12.81％）66.74个百分点。该基金两年的波动率为34.75％，夏普比率为0.51。

由刘红海管理的深国投・亿龙中国1期，最近两年的年化收益率为49.69％(截至10月6日)，高出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23.16％）26.52个百分点，超过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24.89％）24.8个百分点。该基金两年的波动率为19.15％，夏普比率为0.59。

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深国投・景林稳健，最近两年的年化收益率为40.05％（截至10月10日），高出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15.19％）24.86个百分点，超过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19.24％）20.81个百分点。该基金两年的波动率为27.41％，夏普比率为0.36。

另3只最近两年的年化收益率为正的基金，包括由康晓阳管理的平安・Lighthorse 稳健增长，康晓阳管理的深国投・天马以及由杨骏管理的平安・晓扬中国机会一期均低于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后2只基金更跑输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

4只最近两年的年化收益率为负的基金，为惠理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平安・价值投资一期、由王曙光管理的云南信托・中国龙进取、由刘明达管理的深国投・明达1期以及由刘明达管理的深国投・明达2期。

2只具有最近三年的历史纪录的基金中，云南信托・中国龙1期最近三年的年化收益率为57.07％，高出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23.82％）33.25个百分点，超过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31％）26.08个百分点。该基金三年的波动率为31.06％，夏普比率为0.44；而云南信托・中国龙进取最近三年的年化收益率为-0.07％，低于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23.82％）23.89个百分点，落后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31％）31.07个百分点。该基金三年的波动率为46.06％，夏普比率为0.06。

波动率

波动率（Standard Deviation）是衡量风险的主要指标之一。在所有统计样本中，可计算最近一年波动率的共62只基金，其中波动率最小的5只基金见表1。

波动率最大的5只基金见表2。

风险调整后收益―夏普比率

在62只可计算最近一年风险调整后收益（Sharpe Ratio，夏普比率）的基金中，只有3只基金的风险调整后收益为正，但均未超过1（见表3）。而余下的59只基金风险调整后收益均为负数，表明这些基金最近一年来所承受的风险并未能给其带来相应的回报。

综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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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私募 证券 投资 基金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诸多新鲜事物都属舶来品，资本市场的若干专业术语也都起源于英美等金融业发达国家，而对于完整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国外官方和大辞典中并没有出现过。我们从美国关于私募型投资公司的最终文件和一些建议性文件中可以找到“Private Fund”或“Privately Offered Fund”等字眼，除此之外没有找到更贴近的说法。然而“Private”只是为了强调募集方式，跟“Public Offering of Fund”即公募基金有所区别。虽然没有相互匹配的术语，但是国外证券市场中有很多类型的基金具有国人所说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影子。例如，对冲基金（Hedge Fund）、股票基金、期货基金和期权基金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当属对冲基金，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兴风作浪的“量子基金”就是其典型代表之一。

现阶段国内外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定义缺乏统一口径，并且对私募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等名词及英文表述混淆不清。对此，笔者将其归纳整理如下图。

设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首先，法律对投资者资格有明确的限定，只针对少数特定投资者，圈子小，门槛高，所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一般都是拥有资产较多的机构或富裕的个人。其次，募集方式非公开，譬如，在美国禁止通过任何传播媒介（报纸、杂志、电视、网络、广播等）向社会公众进行宣传，但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与特定少数投资者直接协商设立，也可委托第三方进行销售。非公开的募集方式可以有效地控制投资者人数，而投资者人数越少越能防止搭便车等不良行为的发生。

国外的法律法规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注册、登记要求一般较低，且各国证监会对其监管较松，基金信息披露要求较少。因此，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更具隐蔽性，运作也更灵活，深受一些投资者的欢迎，是证券投资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一种重要投资参与方式。总而言之，成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需要遵循的原则是：将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普通社会公众排除在外，而给留在圈子里的理性人更多的自由空间。

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起步较晚，至今只有短短20年的历程，加上相关法律法规和市场的不健全，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相比差距较大。虽然目前我国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没有一个法律上明确的定义，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地下私募基金已经具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性质，无论从规模还是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力来看，都越发值得关注，其发展轨迹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萌芽阶段（1993年～1995年）：这一阶段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规模普遍较小，平均规模约为5000万元。[1]此时，证券公司的主营方向由传统的经纪业务转向了承销业务，各大证券公司纷纷开始拉拢大客户组建属于自己的特定客户群体，为了满足业务需求，多数证券公司与部分大客户之间形成了不正规的信托关系。由于国内证券市场刚刚起步，存在许多漏洞，如同一只股票从一级市场进入二级市场价格会大幅提升，这使得资金投资于一级市场不仅收益高而且风险小，故证券公司将大部分资金投入了一级市场，这些隐蔽的“一级市场基金”便是萌芽期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形成阶段（1996年～1998年）：此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平均规模大约为1亿元，最大规模不超过10亿元。[1]这一时期的初级市场十分活跃，公司一经上市往往能得到一大笔的初始资本，多数上市公司存在资本富裕，于是全国各地涌现出各种各样的理财工作室、咨询公司和投资顾问公司等，他们以委托理财的方式设立、运作由上市公司从股市募集来的富裕款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此阶段逐步形成。

盲目发展阶段（1999年～2000年）：中等规模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有5亿元，基金总规模约3000～4000亿元。[1]这期间证券市场出现两方面关键因素的改变，使得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出现了急速膨胀与繁荣。一方面，证券市场出现了历时较久的牛市行情，高收益率诱使企业和富裕个人把更多的钱（包括违规资金）投到股市中去，促成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初始投资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法律规定综合类的大券商可以经营资产管理的业务，但公募基金在具体的运作上受到很多限制，基金管理人的薪酬也比较低，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恰恰克服了上述缺陷，导致券商中很多业界精英纷纷转投私募。由此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所需要的资金渠道和专业人才都得到了拓宽和补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出现了爆棚式的混乱发展。

深度调整阶段（2001年～2013年）：根据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司司长夏斌所做的调查研究，我国已经存在7000亿元左右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2004年中央财大私募基金课题小组做的调查问卷显示，私募基金在证券市场全部投资者交易资金中占的比例约为30%～35%，资金总规模在6000亿～7000亿元之间，超过了公募基金；据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的一项调查，投资中国证券市场的私募基金总额在7000亿～9000亿元人民币之间；私募排排网（中国私募基金第一门户网站）做出的2009年度报告中显示，目前我国私募基金的规模在1.1万亿元左右。以上数据反映出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规模在逐年扩大，并且目前的规模已经到了我们不可忽略的程度。从2001年6月到2005年底，中国股市的持续萧条，让大多数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承诺的收益难以兑现，同时很多上市公司的委托理财业务提前结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堪重负纷纷关门大吉，能够坚持运作下去的已是寥寥无几，市场的优胜劣汰使得现存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更加规范。随着我国股市各项规制措施的出台，各种违法资金运作和违规操作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遏制，国家开始加大力度查处违规挪用资金、老鼠仓、恶意坐庄等违法行为，使得股市盈利更加趋于理性，通过找漏洞钻空子获取巨额投资回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同时，国家逐步允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有限度地开展私募基金业务。地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经历了一番深度调整后开始逐渐浮出水面，阳光私募便是比较典型的代表，这为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未来的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发展阶段（2013年6月至今）：今年1月17日，基金业协会《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私募行业才结束了长达半年的监管真空期，逐步得到市场的认可，获得自身的市场地位。2014年2月，基金业协会开始开展私募机构的登记和私募产品的备案工作，目前主要包括私募股权、创投、私募证券，以及证券公司和基金子公司的私募资管产品。证监会7月11日《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私募基金正式有法可依。截至7月31日，已完成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3970家，管理私募基金5696只，管理规模为（下转第页）（上接第页）21477.2亿元。此外，截至6月底，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专户业务管理资产规模3.54万亿元，证券公司资管业务资产规模达到6.82万亿元，上述私募产品合计规模约12.5万亿元。

（作者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后勤服务中心总经理。周宁（1974―），女，福建福州人，经济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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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现状

1．证券投资基金制度建设。自证券投资基金进入我国以来，先后颁布了多项相关法律法规以保障证券投资基金：1997年11月颁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保护基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该条例于2012年被废止，由《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2012修订）》代替。随着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不断发展，将近二十年间，国家不断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修正，以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目前证券投资基金有国家法律、部门规章为保障。国家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部门规章如针对基金公司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针对基金从业人员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针对基金销售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其他针对基金运作、基金托管、基金评价、基金信息披露等方面也颁布了相关规章文件。2．证券投资基金规模扩大。自1998年证券投资基金正式进入我国以来，基金规模逐年呈增长趋势，不断扩大。截止到2017年4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109家，其中内资公司65家，中外合资公司44家；取得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或证券公司资管子公司共12家，保险资管公司2家。以上机构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合计9．53万亿元。截至2017年5月底，按正在运行的私募基金产品实缴规模划分，管理规模在20亿元～50亿元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有505家，管理规模在50亿元～100亿元的有183家，管理规模大于100亿元的有166家。3．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增长。证券投资基金产品包括货币基金、债券基金、股票基金、混合基金、指数基金（ETF基金）等，自证券化业务实施备案制以来，根据数据显示，每月发行规模与数量呈持续稳定增长趋势。

二、证券投资基金发展存在的问题

证券投资基金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与关注，在其稳步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1．证券市场金融产品单一，导致投资范围与选择有限。目前我国证券投资产品较少，而基金管理人由于资本利益等原因往往倾向于股票，未能良好的贯彻“多元投资，分散风险”的原则。2．证券投资基金的理性投资被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制约。目前我国证券投资公司规模相对来说较小，盈利能力较差，不具投资价值，且往往在投资方面“扎堆”选择股票，导致证券投资基金的资产组合雷同。3．证券投资基金监管体系不够健全。虽然自1997年以来，我国颁布了诸多法律条文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市场，但现有的法律法规仍不能满足发展迅速的基金规范需要，尚未建立较为完善的基金监管法律体系。4．证券投资基金内部组织管理结构存在诸多问题。如基金持有人大会虚置问题、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基金激励机制缺乏问题、基金托管人地位独立性等问题，而以上问题会影响基金投资及选择，不利于基金良好发展。

三、证券投资基金发展优化策略

1．创新金融产品，丰富证券投资基金市场。针对目前证券市场金融产品单一的问题，要加大金融产品的创新力度，探索研究基金投资人民币远期交易及利率期货、汇率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的方式，同时拓宽投资渠道，扩大投资范围，丰富投资方式，坚持“多元化投资”原则，为投资提供更多选择。2．转变投资观念，引导基金投资者理性投资。要转变基金投资观念，投资者应认识到基金投资的意义，淡化时机选择，强调长期持有，不应抱着追逐暴利的心态投资基金，充分基金类型，理性投资。3．完善监管体系，提供有效制度保障。根据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新形式新情况，尽快建立健全法律体系，予以适时保障。同时要加强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切实履行监管责任，提高监管水平与效率。基金托管人也应履行其监督职责，充分发挥其基金持有人的作用，监管基金管理人。4．加强内部管理，做好组织及人员监管。证券投资基金公司内部的管理，应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一方面，加强基金管理人的职业道德建设，解决基金的委托问题；另一方面，从制度上着手，可通过完善独立董事制度、设立持有人大会常设机构等手段，切实加强基金持有人的实际权力，并形成“基金董事”的制衡力量，以加强对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约束。

四、结语

证券基金投资的蓬勃发展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但在市场经济中，如何把握好方向，促进其更好更快的发展———不但要从思想上转变，也要创新基金投资产品，丰富投资市场，更要从制度上予以保障与规范，加强管理，方能更好的服务于大众。

作者:刘有锦 单位: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

参考文献：

［1］张津，王卫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风格实证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01）．

篇(5)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capital market at home,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s have become prosperous nowadays. Due to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re are typical principal-agent problem existing in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s.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a general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status of principal-agent problem in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s at home and abroad, thus providing a basis for its further research.

关键词： 证券投资基金；委托问题；研究现状

Key words: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s；principal-agent problem；research status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15-0141-02

0引言

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信托关系，它作为一种金融工具，是投资社会化和专业化的产物。它是指基金公司通过第三方发售基金份额，将众多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形成独立财产，以投资组合的方法进行证券投资的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方式。其中，投资者通过购买基金份额成为基金持有人，而持有人既是基金的委托人，又是基金的受益人。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且投资者也较为分散，所以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督极其有限。然而作为基金托管人的各家商业银行，又惟恐“得罪”基金管理公司而失去大笔业务，所以弱化了对基金管理人的约束力、缺乏对管理人的监督和制约，因此也很难真正发挥出基金治理结构所赋予托管人监督基金资产管理运作的作用。这样，投资者的利益就很难得到保障了。这些事实表明我国基金业中蕴含了非常大的委托——问题。

1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这方面的研究起源于Alchian & Demsetz (1972)的“团队生产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司实质代表一种“团队生产”方式，每个成员为了更好地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必须采用合作生产。但由于最终产出是团队努力的结果，而每个成员的贡献又无法精确测量，这就导致了“偷懒”现象。因此，需要有人监督，并对监督者实施相应的激励。这种激励模式，强调了剩余索取权在激励监督中的重要性。“团队生产理论”开创了从产权角度解释企业内部激励问题的先河，概述了古典企业的本质特征，他们提出的成员“偷懒”现象，成为研究现代企业委托问题中“道德风险”部分的核心内容。但是该理论的缺陷是把所有团队成员看成是同质的，没有界定谁能充当监督者。

在研究方法上，委托理论目前已是研究经济管理问题中被广泛采用的方法之一。Holmstrom 和 Milgrom 在1987年提出的参数化模型描述了契约签订后委托的最优合同与人的工作努力程度之间的关系。这一模型适用性很广可以运用于大多数委托情况的分析。

Akerlof（1970）提出的旧车市场模型(lemons model)，描述了在信息不对称时的逆向选择问题。

Spence(1987)提出的劳动力市场信号传递模型，分析了在什么情况下信号传递可以解决逆向选择问题。

Jeson M.、Meckling W.（1973）提出解决监督技术的低效率和高成本的途径是委托人可以决定人的选择，从某一方面来说，人的选择可以成为低效监督的有效补充。

Holmstrom（1979）证明了在什么情况下这个可观测的因素才能进入合同中。其他基金公司的利润包含着该基金经理有价值的信息，如果其他处于类似环境中的企业的利润也很低，该基金公司的低利润更可能是由于不利的外部环境引起的;反之则该公司的低利润可能是基金经理不努力的结果。

委托理论经过不断的完善，克服了诸多缺陷，发展出许多最新模型，如Bernheim D.和Michael W.（1986）多委托人的模型，Begnt H.和Michael W.（1991）人多任务的模型，以及Aghion P.、Bolton P.（1992）和Hart O.、Moore J.（1999）考虑到产权因素的一些模型。

美国学者Thomas P. Lemke、Gerald T. Lins（2002），和英国学者Marcia L. MacHarg、Barton B. Clark（1999）系统地分析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基金监管部门的监管手段、模式和经验。

英国学者Demetra Arsalidou（2001）研究了职业经理人的市场行为标准、法律责任和任职资格制度。

2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国内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是最近几年才开展起来的，较著名的有王苏生（2001）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责任》，此书从法理上对基金管理人的受托义务问题做了较为详尽的阐述，认为可以通过对基金管理人行为模式的研究解决如何有效地制约赋予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自由裁量权的问题。

陈灵（2003）等的《我国开放式基金问题研究》一书中研究了开放式基金的风险管理问题，并通过总结基金监管的国际经验，提出选择集中型监管模式或集中立法型模式是与我国现时状况相适应的观点。

刘媛华、严广乐（2003）通过讨论证券投资基金中投资人和基金管理人在委托关系中的风险问题，给出了投资总收益作为单一可观测变量的委托模型，并进行了风险分析，提出了证券投资基金中风险防范的一些措施。

冯军（2006）分析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基金份额持有人与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股东和基金管理公司经理人员之间双重的委托关系。由于基金资产与基金管理公司自有资产规模上的巨大差异,基金管理公司应该以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最大化为治理目标。为了保障这一目标的实现,基金管理公司必须从内部治理结构、激励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方面来进行内外综合治理，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持有人利益缺乏保护的问题。

常晓鸣（2006）阐明了由于委托关系的缺失和错位，使证券投资基金无法建立合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表现为人的违法或违轨市场行为。利用西方经济学委托关系相关理论，并结合发达国家基金业经验，分析了中国基金业存在的委托问题和根源，给出了有关的建议。

冷雪霜（2005）通过对证券投资基金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关系的研究，指出在不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条件下，基金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性，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报酬应取决于他们努力的成果。还讨论了在信息极端不对称的条件下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成为利益共同体的可能性及应采取的措施。

刘聪、刘岩、刘伟丽（2003）在对基本的委托理论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具体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两个方面分析了证券投资基金的委托问题，进而分别针对隐藏信息的逆向选择问题和隐藏行为的道德风险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为解决证券投资基金委托问题提出了具体措施和实施办法。

崔明、王春明、张宏远（2007）在研究证券投资基金当事人之间委托——关系的基础上,指出了当前我国基金业中存在的委托——问题。通过两个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分析了独立懂事与基金管理公司之间和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之间的博弈,指出通过改变支付矩阵可改变博弈的纳什均衡解的位置,并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完善投资基金的具体措施。

郑尊信、郑水珠、黄琨（2002）运用信息经济学的原理和观点，对我国投资基金制度中存在的委托问题进行分析，从信息、监管、制度风险、收益分配等方面探讨制度缺陷的根源和表现，旨在探索我国投资基金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途径。

李雪冬（2006）阐述了在我国契约型开放式基金的委托关系中,人的聘选机制安排无效，激励约束机制异化，托管人与管理者的共谋,导致人“激励相容”与开放式基金治理的暂时制衡。为保证开放式基金健康发展,可采用改变委托人缺位现状、强化监督机制、培育基金管理人竞争市场、重构委托关系等解决方案。

李丽（2002）认为对基金管理人的激励不到位，约束机制和内部制衡机制的不健全，使得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中存在着严重的委托问题。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激励机制，强化证券投资基金的约束机制，是促进证券投资基金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

冯旭、干胜道、杨帆（2005）叙述了目前开放式基金实际运作中出现了一些不合规现象,认为有必要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认清开放式基金中基金经理人与基金投资者的委托——风险,尽可能规避其委托风险的出现。

谢科范、周黎、潘纪刚（2002）指出由于私募基金仅仅向少数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募基金中存在的利益主体缺位、激励机制不明确的局限性，同时私募基金管理者（人）也具有投资者（委托人）的某些效用函数特征，部分化解了委托——双方的利益冲突，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委托——关系。针对我国私募基金的现状，公开、合法、规范地发展私募基金应该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下一步发展的目标。

杨永杰（2003）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证券投资基金存在着典型的委托关系问题。文章对证券投资基金中的委托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安排。

证券投资基金实际上是委托关系的一种体现、是典型的委托关系。随着证券投资基金的迅速发展，其功能的有效发挥取决于一系列完善的管理制度，然而我国现在的证券市场还不成熟，证券投资基金仍处于起步阶段，所以之前的研究成果不但可以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还为监管机构提供了监管依据，使其可以有针对性的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法规，更有助于帮助投资者对证券投资基金深入了解，从而做出理性的投资选择。

参考文献：

[1]陈灵.我国开放式基金问题研究[M].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

篇(6)

毋庸讳言，基金业健康发展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基金管理者如何取信于投资者、让投资者将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交给其管理运作？一方面，基金的管理者必须具有确实可靠的真实的专业投资能力和高度的忠诚，以取信于投资者；另一方面，这种信任必须是建基于法律制度之上的，对背信者有及时和严厉的惩罚，对受害投资者有充分的赔偿。

我国的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即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信托法》设立运作，应该说已经存在了良好的制度基础。但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在我国为什么仍会陷入信任危机？可以用信息不对称原理来解释。法律的存在，使投资者建立了初步的信心，将自己的钱交出去。一旦将钱交出去，单个投资者就很难控制或影响资金的运用，他们不了解资金的实际运用情况，不了解管理者是否在尽心尽力管理，难以监督，这就是信息不对称问题。管理者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就可能营私舞弊，为个人图利而不是为全体投资者谋利。强制性信息披露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法律手段之一，但同样面临如何监督虚假信息披露的问题。因此，如何鼓励、利用投资者积极性参与监督是我们目前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私募投资基金同样会面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私募投资基金的壮大反过来说明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首先，民间私募投资基金往往是亲戚、朋友之间基于相互信任和了解的基础上募集的，或者是有实力的私人资本，其有能力对管理者的水平进行考察；其次，民间声誉机制会对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者起到很大的约束作用，这是因为如果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者、发起者没有真正的高水平，那么他将很难得到认同，也不可能顺利募集到资金。这一点和公募基金不同，公募基金的经理只是拥有了从业资格，但是否有“真才实学”则难以考证。私募投资基金管理者如果管理失败，将会身败名裂。这种约束可能比法律约束更严厉。当正规的法律机制不能起到有效的约束力时，民间声誉成为更有效的约束机制，所谓“礼失求诸于野”。

私募投资基金在我国市场上可以说是规模庞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其规模可能已达到数万亿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等正规金融机构运作的非公开募集基金。但令人遗憾的是，如此规模庞大的私募投资基金，在我国目前却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机构，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或者接受特定对象财产委托从事证券投资活动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根据本法的原则另行规定。”这是到目前为止关于私募投资基金的唯一的法律规定，而国务院一直没有制定关于私募投资基金的具体的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2003年制定了《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实际上是关于证券公司管理的私募投资基金运作的规章。但是对于其他非正规金融机构的私募投资基金运作却没有规定，造成我国基金法律的重大空白。

但存在即合理。私募投资基金生于市场，是在投资者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自发产生的。而市场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它能够形成一种有效的机制，使得私募投资基金能够非法律化存在：

一是通过专家理财，实现节约交易费用和规模效应。目前许多人手中有一定的富余资金但资金量又不是很大，有投资增值的需要，但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者不具备专业的投资知识、渠道和经验。如果他们每个人自己进行投资，就需要抽出时间，学习研究投资知识。但任何事情都是有机会成本的，也就是，这样做可能减少了他们本来可以从事本行的时间和精力，可能降低了在本行本专业的收益。而且资金拥有者分别从事投资，其收集、分析信息、进行交易的成本都会很高。如果这些资金拥有者把他们的资金集中在一起，资金总量很大，然后交给专业投资者管理运作，就会最大程度地节省交易成本（比如降低佣金比例，减少重复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工作），实现规模效益。而资金拥有者则可腾出时间，继续从事自己的本业。

二是基金管理者的个人性非制度化的民间信誉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正如前面所述，公募投资基金在运行中会产生种种道德风险，这恰恰对私募投资基金的存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关于私募投资基金的法律首先应当对基于市场产生的私募投资基金的合法性予以充分认可，应当容许大多数的私募投资基金从灰色地带转到阳光地带，放宽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的资格限制，让市场竞争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对于投资者也是最大的保护。由于基金投资人与私募投资基金之间的权利义务绝大部分是通过双方之间的投资理财协议加以约束的，基金投资人在签订正式合同时，必须尽可能详细地约定自己的权利、限制私募投资基金的权利范围，限定私募投资基金的义务。

同时，一定要规避法律不予保护的条款。当然，必要时也可加入利益捆绑条款，即可以要求私募基金的管理人投入资金在基金总额中必须占到一定份额，做到防止利益主体的缺位。尤其是熟人之间，更应签署书面、完备、有效的协议，否则很有可能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及资金的损失。此外，基金投资者必须充分意识到投资基金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投资，无论如何规避，也无法避免其自身存在的内在性投资风险。因此在投资前应尽可能多的获得有关该私募投资基金及基金经理的信息，并选择组织机构健全、内部管理规范、内部控制严密、专业诚信、业绩优秀的私募投资基金。

目前我国正值“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时期，再加之我国的信用制度尚在建立过程中，民间信用也并非完全可靠，所以私募投资基金出现问题几乎不可避免，而对其进行法律制度规范正是促进其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篇(7)

    1. 业务类型不同。与开放式基金只发行份额相等的金融产品不同，证券公司不但可以为单一客户办理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经中国证监会同意作为试点单位的，还可以为多个客户办理集合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为客户办理特定目的的专项资产管理业务。这些个性化的投资产品，操作方式各不相同，代表着不同的风险偏好。

    2. 市场定位和客户群体不同。证券投资基金主要面向机构客户和广大的公众投资者，即处于首尾两端，其优势在于规模相对较大，管理规范。而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由于投资额度的限制（《试行办法》第37条规定，证券公司将其所管理的客户资产投资于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按证券面值计算，不得超过该证券发行总量的 10%），其目标客户则介于这两者之间，面向具有一定投资经验和风险承担能力的特定投资者。

    3.行为规范不同。证券公司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开展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应当基于集合资产管理合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试行办法》的规定进行。证券投资基金的设立和运作则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进行。

    4. 推广和发行的渠道不同。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不得公开销售或推广。根据《试行办法》的规定，证券公司及推广机构不得通过广播、电视、报刊及其他公共媒体推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同时，参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客户，应当已经是有关证券公司或推广机构的客户。证券公司可以自行推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也可以委托其他证券公司或者商业银行代为推广。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则可以通过一切公众媒体推广其基金产品。

    两者在业务开展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可以满足不同投资者的投资偏好。

    5.信息披露要求不同。由于资金的私募性质，券商资产管理业务必须遵循的信息披露要求，比之基金大为降低。

    总体而言，投资基金透明度高，要定期公布投资组合、基金净值，面向公众披露几乎所有的相关信息。因而，基金的操作方式容易为市场所熟悉，只能靠稳定的进出获取相对稳定的收益。而券商资产管理的信息披露，只限于对委托人作资产管理报告，相对基金而言，其透明度大为降低，运作方式也可以更隐蔽、更灵活，从而可以满足不同的投资偏好。

    6.资产管理的份额赎回与转让机制不同。证券投资基金在运作上受《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基金契约的严格约束，投资者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时要求赎回或卖出基金变现。而券商集合理财产品则主要依据管理机构和客户一对一、或一对多的资产管理合同，而且，由于资金的私募性质和未对外公开信息披露，为防止份额转让中信息失真而引发法律纷争，《试行办法》第32条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参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客户不得转让其所拥有的份额。

    由于没有份额赎回压力，券商资产管理将获得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而且，根据《试行办法》第56条规定，券商还可以和委托人提前商定在什么情况下终止资产管理计划。相对于开放式基金而言，券商对受托资产的掌控权更为牢固。

    7. 受托人和托管人职责不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3条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依照本法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受托职责。《证券投资基金法》第30条明确规定，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或者违反基金合同约定的，应当拒绝执行，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并及时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证券投资基金法》在总则第9条中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管理、运用基金财产，应当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义务。此句寥寥数字，却堪称我国资本市场立法的革命性突破。遍查我国《公司法》、《证券法》、1997年《暂行办法》，诚信和勤勉字样无踪可寻，公司法只有类似于忠实义务的规范，而对勤勉义务却没有规定。才能和品德要求，两者不可偏废，投资者利益才有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立法有此规定后，从英美国家的情况看，投资者完全可能以基金经理未善尽勤勉诚实义务为由提起诉讼。此时，有关交易记录、会议记录等证据的保全和提供，将构成法院判案的主要依据。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必须注意相关文件的保存。

    相形之下，《试行办法》对券商和托管人的义务和责任规定，明显低于基金公司和基金托管人：其一，《试行办法》从未规定券商和托管人负有诚信和勤勉这一概括性义务，而将委托人、券商和托管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全赖于合同规定。其二，虽然《试行办法》第53条、第54条也对资产托管机构的责任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并未将其明确为受托人，此点与《证券投资基金法》将基金托管人明确为受托人有本质区别。前者的职责无疑大大减轻。

    8.资产委托人话语权不同。《证券投资基金法》除了赋予基金份额持有人分享基金收益、参与基金剩余财产的分配、赎回或者转让持有的基金份额等权利外，还在第72条中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一定条件下可自行启动持有人大会。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自行启动基金持有人大会、决定基金事宜，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还可以罢免基金经理，这在原来1997年《暂行办法》的框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除了构成业绩压力之外，基金管理人还必须更加注意与基金份额持有人、特别是机构等大额持有人保持经常的沟通，防止他们受恶意唆使而倒戈 .

    相反，券商受托进行资产管理，除市场和业绩压力外，无须承担来自委托人的倒戈压力。因为《试行办法》并没有类似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委托人大会这一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