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公理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学的公理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假设；检验；预测；描述；人文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9―0005―06

弗里德曼(Friedman，1953)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的影响可谓长久不衰，几乎引导了战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潮流。在实践领域，弗里德曼的“F论点”说服了大多数经济学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派经济学家对于“F论点”的坚持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另一派经济学家对于“F扭曲”的批判构成了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方法论讨论的主干。关于弗里德曼方法论的研究文献虽然已经浩如烟海，但是既有的研究几乎存在一个共通的缺陷，就是就科学问题而论科学问题，而没有意识到经济学还存在人文这样一个重要维度。我们认为，单纯从科学角度看待这场争论的话，由于经济学不具备可控条件下的可实验性，是不存在解决出路的。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回归亚当・斯密的古典传统，重视人文的维度。

一、解读方法论之争的哲学基础

实际上，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都是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支持者。虽然“证伪主义”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波普尔却认为：“同分界问题做对比，指出意义问题是个假问题。但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却把我的贡献归纳为提出了这样一种建议：用可证伪性的意义标准取代可证实性的意义标准――这实际上使我的观点变得毫无意义。”但是，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凡是能够被经验确证或否证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进而认为波普尔只不过是强调了否证的重要性。所以，许多人似乎一直把波普尔当作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或者充其量也不过把他当作一个用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的持不同意见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甚至逻辑实证主义者也宁愿把他看作是一个盟友，而不是一个批判者。所以，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的方法论之争虽然有着深厚的科学哲学基础，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波普尔“证伪原则”以及“实证原则”的不同理解。结合经济思想史和科学哲学的新发展重新梳理这场方法论之争，有助于提升我们对于经济学性质的认识。

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的核心是所谓“F论点”：(1)科学的目的是发现预测良好的假说；(2)假设不是检验理论的所在，其现实性与理论的有效性无关。弗里德曼对预测的阐述类似于波普尔。他将经济学中的假说和其预测的可证伪的重要性放在了判断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核心标准的位置。有人统计，20世纪70和80年代出版的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著作，几乎都直接或间接与证伪主义有联系，因此，布劳格(1992)把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的特征概括为“证伪主义的故事”。在弗里德曼看来。作为实证科学的经济学到底与一般性理论有所不同。实证科学是研究“是什么”的系统知识，其终极目标是发展能够对观察到的现象提供有效的解释，并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提供既有效又有意义的预测的理论。作为一种实质性假说体系，理论不仅要具有“内在一致性”，还要保持‘外在一致性”。那么，为什么弗里德曼认为证伪原则只适用于假说，而不应该涉及假设呢?弗里德曼没有引用任何科学哲学家的论点，而是通过三个典型例证证明了其观点，一个模型的目的不是接近现实。归根到底，我们已经拥有一个完全现实的模型――这个世界本身。但这一“模型”的问题是它太复杂，复杂得难以理解。一个模型的目的在于为理解这个世界的特征提供见解。如果一个简化性假设使得一个模型对所探讨的问题给出了不正确的预测，那么缺乏现实性才是一个缺点。然而，如果这种简化并未使得该模型对所探讨的问题给出不正确的预测，缺乏摹写意义上的现实性就是一个优点，通过更为清楚地隔离所关注的效应，这种简化使得问题更易于理解。打个比方，如果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地球，那么这个星球本身就是个最具描述主义意义上完美性的模型；但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却大多是通过地球仪这样一个具有简化性的模拟来完成的。这种方法典型地存在故意的扭曲，而我们却不以为意。经济学中的假设起到的正是地球仪的作用，其同样不必是现实的完全摹写。正如Solow(1997)指出：好的经济模型通过“关注一两个因果或条件因素而排除了所有其他因素，并且希望理解实体的逸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作为这场论战的另一方，萨缪尔森和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等人则从根本上否定了前提假设不需要证伪的观点，认为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存在原则性错误。弗里德曼的“F论点”被萨缪尔森戏谑地称为“F扭曲”，用以指称“假设和推论的不对称性”。萨缪尔森(1964)经济学方法论的特点，就是理论的表述应当是毫不含糊的，以使他们有可能被“证伪”。关于假设和假说形成的一般原理，他认为一般应该有操作意义，这种操作意义是经验性的，经验性的东西应该具有可证伪性。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operativism)后来发展为描述主义(descriptivism)，强调加强经济学的科学描述力。他认为，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发现“可运用的有意义的定理”。由于人们对客观世界进行完全解释的愿望是科学所不能及的，因此经济学家只应力求扩大经济学的客观(科学)解释性的描述力。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原理实际上是以维也纳圈子里的语言表述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

可见，由于对证伪原则的不同理解，预测主义和描述主义在检验的范围和完善理论的方式上产生了本质性的差别。一是前者只关注对于假说和其预测的检验；而后者既要求检验假说，也重视简要假设，并且相对来说更关注于检验假设。二是在完善理论的过程中，预测主义者的方法是探寻假说成立的局限，并针对不同情况设定不同的约束条件；而描述主义者则在试图实现假设与现实经验的完全一致。

二、从科学哲学文化转向视角对方法论之争的再解读

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都属于哲学上的实证主义者，他们之间的方法论之争体现了对于证伪方法的不同理解和运用。回顾这场方法论之争，对当前经济学研究有价值的问题是：这场争论的语境本身是否就有需要批判和超越之处?对经济学哲学基础的反思可以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什么变化?

无论是预测主义还是描述主义，其坚持的都是证伪主义或实证主义的立场。实证主义的奠基人孔德(2001)认为，认识只能局限于经验的范围内，只有此范围内的才是科学，超出经验之外的只能归为“形而上学”，是非科学。所以，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这场方法论之争散发的是现性主义的科学至上的气息，即这场争论是在科学主义语境内发生的，争论双方操持的都是科学主义的语言。无论是预测主义还是描述主义都认为，只有“科学命题”――可以进行逻辑实证检验的命题――才具有学术研究的合

法性，该类命题构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当前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坚持唯科学主义，试图用资源配置效率标准判断一切经济行为，但是，这种企图在哲学上正在受到后波普尔科学哲学的批判。但是，科学主义的标准无法在经济学中贯彻始终而不自相矛盾。我们以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为工具来解读主流经济学的科学主义标准。拉卡托斯认为研究纲领含有两部分不同性质的假设：由不变的、专门的形而上学假设组成的“硬核”(hard core)；辅助假设的“保护带”(protective held)，它承受检验的压力，进行调整和再调整，或者完全替换，来保护硬核。根据拉卡托斯的标准，经济学界中预测主义者和描述主义者分享的是共同的理论“硬核”。

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虽然在假设是否需要与经验事实相符的问题上观点截然相反，然而二者却共享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性假设――从个人“效用函数”出发的推理起点和作为最优化标准的“帕累托最优”原则。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给定完备性和传递性的理性定理，在附以连续性和凸性等公理，那么就能够得到一个定义良好的偏好序，这个偏好序表达了人们进行选择的依据；接着，通过设置一个连续的效用函数来度量这个偏好序，那么经济学家就可以把效用函数作为目标，给定约束条件，从而整个选择就变成了求解最优化的过程。从而，通过几个公理化假设，新古典经济学把人的行为视为发生在牛顿力学环境之中，从而演绎的过程可以数学化，在形式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学。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求最优解的过程典型地含有无法测量的概念或词项在内的陈述。这种状况――在经济学中最核心的选择问题上充斥着大量形而上学的假设――按照科学主义的标准原本是不可接受的，可预测主义者和描述主义者却都学会了对此视而不见。同时，大量的表面上有差异的经济理论实际上来源于在保护带内对非公理性假设的放松，如信息条件、交易成本、策略互动等等，一切放松的参照系是新古典经济学赖以产生的完全竞争市场。这种研究方法的问题，在于由于作为演绎出发点的硬核内公理性假设的一致，对选择的最优化处理要求结果和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所求得的最优解――即实际选择结果必然在一开始就是决策者最偏好的。结果序实际上就是偏好序的体现。

于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作为演绎前提的公理性假设与经济学的科学主义的哲学基础相冲突；而要挑战公理性假设，就必须考虑历史和认知的因素，从而违背了经济学家希望经济学能够接近于自然科学的愿望。改善经济学研究的出路在于改造经济学的哲学观。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当前坚持的仍然是20世纪30年代特别狭义的“实证主义哲学”鼎盛时期的哲学观点，当时对于科学的命题的理解是：这样的命题必须能够被证伪。于是，今日大多数的经济学家的方法论争论还在围绕着对于波普尔“证伪原则”的不同理解上打转。

科学哲学的讨论从“实证原则”到“证伪主义”，再到“约定主义”、“语言学转向”、“历史主义”、“科学元政府主义”等等，体现了科学哲学文化转向的潮流，倾向于反科学实在论。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强调科学研究中方法论的多元化，认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实证主义不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当哲学家们忙于讨论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所遵循的规则，还有基于历史和文化而形成的语言的惯例如何让表述更能得到清楚的理解时，经济学家们却在狭隘实证主义造成的无法理解的泥沼中继续挣扎了数十年的时间。当前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坚持的单维度的科学实证主义标准明显是一种过时的科学观。长此以往。只能使得经济学陷入科学主义的困境而无法自拔。其后果正如布坎南(1988)所说：“假如我们围绕所谓的‘具有自然科学性’的经济学……打转……我们就会促进人类进入衰败过程”。

三、经济学回归人文传统的方法论路径

科学哲学新近发展中提出的“什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和对于命题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的强调使得我们在经济研究中必须改造极端科学标准的研究方法，重归古典经济学的人文传统。事实上，古典经济学有着强烈的人文传统。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那里，对于人的心理和道德法则的分析是其理论的出发点。斯密(1988，的《国富论》的任务是寻找实现国家富足的一般经济规律，而《道德情操论》的任务就是为这种规律提供人性原理。斯密(1997)在《道德情操论》中把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称为“自爱”，这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在对利己主义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斯密竭力要证明的是：具有利己本性的个人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为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活动，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促进社会的利益。可见，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阐述的人性法则为基础的。对于这种从人性出发的研究方法，斯密的好友、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指出，学术研究必须“直捣这些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即人性本身”。

从对科学哲学文化转向的阐述和对经济思想史的回顾可以看出，包括预测主义者和描述主义者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各学派在其方法论最高原则上都始终坚持过时的极端实证主义，导致了经济学在哲学层面的贫困化和在意义维度上的缺失。因此，所谓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之间在预测标准和描述标准上的争论，以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观点看来，完全就是一个伪问题，是科学主义导致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深陷泥沼而不自知的体现。

一个摆脱当前经济学研究中“意义”贫困化的可能路径是回顾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与追求财富的行为相关的“有意义的命题”。在“有意义命题”中存在文化、心智与事实之间的三重纠结，我们无法回避文化的多样性和历史的复杂性对于人性法则的影响。按照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的观点，不同民族和国家独特的历史塑造了不同的文化，而文化中的外显习俗和内在价值观则通过“心智模型”(联结“事实―认知―行动”的决策系统)影响对事实的含义的判断，就是说，相同的事实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含义。可以说，由于对基本事实的判断存在系统性的差异，任何极端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都是不能实现的，不论是在预测还是在描述的意义上。正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所说；每个被研究的国家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些社会――经济结构组成不同的社会――经济机器，而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机器又产生不同的因果关系。因此，应该相应地构建不同的因果模型并对这些关系中出现的数量使用不同的概率测算方法。

科学命题，有意义命题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三者的关系如图1所示：

有意义的命题是一个最大的命题集合，包括了所有与人的活动相关的命题，而科学标准则认为只有可以进行逻辑实证检验的命题才具有学术研究的合法性。因此，科学命题是一个比有意义命题小得多的命题集合，众多伦理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因无法实证而被取消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必然是和

理性人的追求财富的行为相关的命题，它们中的一部分因为可以实证而属于科学命题――并因此属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另一部分因为无法实证而属于这个集合之外。古典经济学关注人文维度，其研究范围是所有与追求财富的行为相关的命题，而不是其是否可以实证。这种对研究范围的广泛的界定的理由正如森所说，由于伦理考虑影响了人类经济行为中对于目标的元排序，因此，将更多的人文思考引入经济学对于增强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和预测能力是大有裨益的，并能祛除主流经济学在哲学上的贫困。

当前，顺应科学哲学文化转向潮流并试图恢复古典经济学人文关怀传统的未来经济学研究路径已经初现端倪。在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牵头，以阿玛蒂亚・森的工作为理论基础，由巴基斯坦籍经济学家Mahbub ul.Haq领导和组织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中，人类发展被定义为不断扩大人类选择的过程。不同于传统发展理论将经济增长当作目的的理路，人类发展路径把经济增长视为促进人类发展的手段。作为HDI的理论基础的人类发展分析路径，其内容是不断修正和扩充的，甚至“人类发展”概念本身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UNDP(2001)指出，扩大选择的基础是提高人们的能力，扩大人们可以做和可以实现的事情的范围。人类发展的基本能力是健康长寿、受教育权、体面的生活，并且能够参与社区生活。这个升级版的定义的显著特点是强调了参与社区生活，即政治自由和集体行动的重要性，这样就把原有的三个维度的基本能力观点扩展到了四个维度。

追随森和UNDP的工作，未来人文经济学的发展在定量领域可以通过不断扩展和深化人类发展路径的研究来实现。我们可以通过心理学、伦理学、文化史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论路径，加深对人类发展的认识，并通过将治理环境等因素嵌入人类发展指数而增加经济学的涵盖性和人文性。对定量方法的重视表明人文经济学并没有完全否定实证科学原则，而是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改造，使之从价值层面回归到工具层面，可以为人文经济学的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结合服务。而在未来人文经济学发展的定性领域，我们可以追随诺斯等的思路，按照各国历史和现实的特点，强调对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和物质条件之间关系的理解，将人的选择行为植入更加有文化背景和人性因素的理论框架之中。这样可以使得个人不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简单的输入――输出间的效用转换器，而是可以成为更加有主动性的“有灵魂”的人。唯有这样，才能解释集体行动、非亲属利他行为、心智变迁等一系列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的问题。按照这种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框架，我们不仅是回归，而是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文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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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李嘉图恶习经济学方法论论战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

一、“李嘉图恶习”及其评价

李嘉图独创性地运用了一般分析体系,这种分析体系基于相对少的原理而获得广泛的结论,是演绎推理过程的一个纪念碑。熊彼特把李嘉图这种将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应用于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倾向称为“李嘉图恶习”。

李嘉图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具有独创性,它指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影响巨大。李嘉图抽象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问题,李嘉图出现问题的地方在于把这种抽象直接应用于现实。

二、回顾经济学方法论史上的“三次论战”

经济学方法论是有关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是开启经济学大门的钥匙。经济学方法论发展过程中有过多次哲学上的论战,其中最主要的有三次:归纳主义与演绎主义之争、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通过论战,经济学方法论不断发展和成熟。

1.归纳主义与演绎主义之争。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归纳主义可追溯至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的著作,它把归纳法作为发现规律、建立公理的最基本的方法,也是20世纪出现的实证经济学方法的思想来源。运用归纳主义分析最早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马尔萨斯也强调归纳法,他根据其掌握的某些史实,运用绝对稀缺等概念,归纳出了“人口论”。经济学中的演绎主义来源于17世纪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尔,它认为思维的理性至关重要。李嘉图最早抛弃历史描述法,强调抽象演绎法,他把抽象化的理论推理和演绎看做是分解和简化复杂的经济活动的有力工具,力求把复杂的经济活动简化为若干经济变量之间的模型。西尼尔认为经济学是一门演绎的科学,是一个从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演绎出的一个体系。

2.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经济学方法论史上关于实证经济分析和规范经济分析的论战由来已久。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主张将实证和规范经济学区别为“科学”和“艺术”形式。“科学”是一系列现实经济的真理命题,指实证经济学;“艺术”则是一组规范性的经济准则,指规范经济学。凯恩斯则提出经济学的“三分法”,即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艺术,他创造性的将“政治经济学艺术”作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一个缓冲器,应用政策经济学即归入此类。

3.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个体主义在经济学中表现为个量分析,而整体主义则对应经济学中的总量分析。个量分析主张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出发理解整体的市场行为,总量分析则认为社会经济生活是一个整体,整体的各部分是相互联系的,只能从历史的演化中来把握这种特定的联系。

三、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这里所说的现代经济学主要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是指当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学数学和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以均衡分析为主要内容和方法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逻辑实证主义已逐渐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的主导思维。在数学媒介即逻辑实证主义思维的支配下,经济学实现了数理逻辑与经验主义、演绎主义与归纳主义、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的结合。一般认为,逻辑实证主义强化了经济学理论的形式逻辑一致性,并导向了经济学的二元化发展(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

1.提出研究的问题。针对特定的经济环境,提出研究的问题及研究这一问题所要达到的目标。

2.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考系。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现代微观经济学,而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个人选择理论――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这就是研究现代经济学的平台。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在研究个人选择理论的基础模型中,经济人被假定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消费者的决策就是在给定的价格参数和收入的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

3.运用分析工具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数学模型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强有力的分析工具。运用数学模型这个分析工具把各主要变量及相互作用机制、方向和作用数量化的基础上,做出其明确的数学表达式。

4.进行数学推导证明并得出结论。进行数学推导也许是现代经济学家最擅长做的一项工作,在一系列假设的前提下(他们力求使这些假设与现实接近或相符),进行繁杂的数学工式方程推导证明并得出结论。

5.实证检验。计量检验是经济学中实证检验的一个主要方法。理论模型为了简化起见,通常把给定的条件尽量简化,在做计量检验时,应该将其他可能影响的因素尽可能地考虑进来,以便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分离出理论模型中所重点考察的因素的影响。

四、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极端化

然而,正是在逻辑实证主义思维的支配下,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实证检验和模型构建从而形成了两种主流研究路向。一方面,主流的数理经济学偏重于数理模型方面,形式逻辑似乎越来越严密和一致了,但却因缺乏经验材料的实证而使得理论模型离经验事实越来越远。另一方面,主流的计量经济学偏重于数据统计方面,理论与事实之间的一致性似乎得到维护,但却因缺乏理论的指导而往往停留在个案或局部材料的经验层面。

五、结语

李嘉图作为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基独创的抽象演绎法在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实证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上诸多方法的大融合,它具有任何单一的研究方法无可比拟的优点,但由于基内在逻辑上的矛盾性,现代经济学家在运用这种方法时将基极端化了,因而这种当前最流行的方法仍饱受诟病。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必定层出不穷,对经济学的探讨也永远不会停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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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普遍认识到主流经济学理论具有严重缺陷时，就会开始寻找新的经济理论模型。我珍藏着一本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E.F.Schumacher）的著述《小即是美》（Small?is?Beautiful），这本书发表于1973年，当上周我终于开始读这本书时，舒马赫经济思想的睿智和非传统的方法深深吸引了我。

这本书是舒马赫不同时期短文的合集，诞生于40年前第一次能源危机爆发之时，几乎成了当时的“异端”读物。

如同他的老师凯恩斯和加尔布雷斯，舒马赫的写作同样采用优美的散文体：“我们时代最重大的错误之一是相信生产问题已经解决。产生这种幻觉主要是由于我们没有认识到：现代工业体系尽管拥有全部体现高度智力的先进技术，但却在摧毁自己赖以建立起来的基础。用经济学家的语言来说，工业体系赖以生存的，是不可替代的资本，并称之为收益。”

他进而激烈抨击了现代经济学的整套理念，即将任何东西都简化成用GDP衡量的货币价值，并指出其无限增长说的谬误：“从经济学、物理学、化学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看不出经济增长有何止境；而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必然要撞进窄胡同。一味追求财富来求得满足――简单地说就是实利主义――的生活态度同这个世界是不相称的，因为这种态度不包含任何限制原则，而它所处的环境却受到严格限制。”

作为一个全局思想家，他强烈谴责经济学的狭隘：“经济学家和大多数专家一样，一般都患有形而上学的盲目症，以为自己的学科是绝对不移的真理，不存在任何先决条件。”

他可能是最早意识到GDP指标忽略了消耗自然资源的成本及污染带来的巨大社会危害的人：“忽视人对自然界的依存性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固有的缺陷。”

舒马赫不单是一位社会哲学家，更是一位对大规模社会组织，尤其是对官僚体制有着深入观察的实践家。他现实主义的一面从这句引言中可见一斑：“一盎司实践往往比一吨理论还值钱。”

他洞悉大型机构中“小”的重要性。因为随着机构变得越来越大，也愈发不人性化。他发现大型机构存在“集权”和“分权”交替发展的内在矛盾。对此，他注意到，解决的办法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两者兼顾。这是因为所有机构都要努力达到“有规则的秩序和有自由度的无秩序”。每个机构都在有秩序的管理者和创造性（无秩序）的企业家或改革者间极力权衡。

从这一基本矛盾出发，舒马赫提出了大型机构理论的五大原则，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第一条原则为职能下属化，即上级领导应将权责委派给下级，使得下级可以比中央集权更为有效地运作。

第二条原则为维护，即例外治理。中枢部门进行委托，且只在明确规定的例外情况下进行干预。

第三条原则为鉴别，即附属单位必须有清晰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第四条原则为动力。舒马赫认识到，如果大型机构中所有事情都直接由上级指挥，下级就没什么工作动力。这时，在物质回报之外，机构的整体价值观变得极为重要。

第五条原则是中间公理。他注意到“中枢部门要管好秩序很容易，但却不那么容易管好自由度和创造性”。“公理”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中间公理原则即“从上面下达的一种不完全是命令的命令”。

令人惊讶的是舒马赫引用了的话来阐释理论与实践间互动关系的最佳组合：“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方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组织起来》，《选集》第三卷，第9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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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资产定价;均衡原理;不对称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0-0237-02

经济学是否需要数学的公理化方法一直以来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早先的一些文者愿意通过对各种现象、事例、故事的描述、罗列、区分,使人们从中悟出许多有哲理的“文学文化”的方法去认识经济学、金融学的一些方面。1847年1月法国经济学家L.Warlas发表了他的论文《交换的数学理论原理》,首次公开他的一般经济均衡理论的主要观点,这一原理是唯一的对经济整体提出的理论,他把一般的经济均衡的思想表达成数学形式(线性方程组),但由于他数学修养的有限,他提出的“数学论证”在数学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个问题经过数学家和经济学家们80年的努力,才得以解决。其中包括大数学家J.von Neumann,他投身到一般经济均衡的研究中去,并因此提出了他的经济增长模型。在20世纪70年代有许多经济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用数学的方法定量研究经济体中的量与量之间的平衡关系、稳定关系,形成了经典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均衡原理,从而奠定了经济学的数理基础。正如法国Bourbaki学派的数学家G.Dbreu所说的:“坚持数学严格性,使公理化已经不止一次地引导经济学家对新研究的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并使适应这些问题的数学技巧用得更好。这就为向新方向开拓建立了一个可靠的基地。它使研究者从必须推敲前人工作的每一细节的桎梏中脱身出来。严格性无疑满足了许多当代经济学家的智力需要,因此,他们为了自身的原因而追求它,但是作为有效的思想工具,它也是理论的标志。”

金融学是指金融市场的经济学,现代意义下的金融市场至少已有300年以上的历史,他从一开始就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但现代金融学通常认为只有不到50年的历史。这50年也就是使金融学成为可用数学公理化方法架构的历史。主要体现在被认为的两次“华尔街革命”。第一次革命是指1952年H.M.Markowitz的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问世;第是指1973年F.Black与M.S.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的问世。这两次革命的特点就是避开了一般经济均衡理论的框架,一直在很长的时间里被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异端邪说”,但是他们也确实在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市场上引起了革命,从而最终也使金融学发生了根本改观。

以上应是经典的金融学理论的发展及思想,那么,近些年来经济学的发展又怎样呢?其实我们通过近些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可以知道当今经济学研究的方向与思路。

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美国经济学家,以奖励他们对具有不对称信息的市场的分析。所谓的完善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市场具备信息的对称,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价格会发生畸变,当前令中国人深恶痛绝的假冒伪劣商品市场就是有不对称的信息市场:卖方做了手脚,买方则蒙在鼓里。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价格会发生畸形:或劣等品卖个好价钱,或者优等品被贱卖。而金融市场中的信息尽管比其他市场中的信息更透明,但仍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市场都处于需要迅速完善的过程。在我国这种历史发展较短的证券市场中常出现:公司管理层透漏公司的重大消息,基金与公司有一定的暧昧关系,而大多数散户却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买卖股票,最终散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盲目跟进或盲目抛盘,造成经济损失。其实,在美国那样相对成熟的市场中,近年来作假账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如2007年轰动全球的“安然事件”。在这种情况下,用均衡和无套利来为金融资产定价显然是不合理的,于是市场有效性就成了大问题。早在1980年就曾提出了关于市场有效性的悖论:如果市场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有关的市场信息,那么,经济活动就没有必要收集市场信息;但是,如果所有经济活动者都不去搜集市场信息,那么,市场价格怎么能反映所有有关的市场信息?这样,经典的市场有效性理论就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关于这一悖论的研究对金融经济学影响极大。其主要解决方案是在市场的一般经济均衡模型中须要引入有成本的信息,引进掌握不同的交易者。这样一来,就走出了经典金融学的无套利框架。

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心理学家D.Kahneman和美国经济学家V.L.Smith,以奖励他们在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对D.Kahneman,奖励他把心理研究融入到经济学科中,特别是有关在不确定环境下人们的判断和决策。对V.L.Smith,奖励他在经验经济分析中,特别是在被选市场机理研究中,建立了实验室试验D.Kahneman与A.Tversky,被认为是行为经济学的倡导人。他们在对不确定环境下决策的研究上,与传统的利用期望效用函数理论处理完全不同,他们要考虑感知、信念、情绪、心态等许多方面,以至决策变为一个复杂的交替过程。这两位心理学家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提出他们的所谓“小数定律”、“展望理论”等等。不过,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理论与期望效用函数理论完全对立,而是前者代表在不确定的环境下的完全理性的决策行为,后者则代表人们在复杂的现实条件下可能有的“非理性”行为。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前者是后者的理想状态,或者说是不断的接近状态。

200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美国经济学家R.F.Engle和英国经济学家C.W.J.Granger,以奖励他们对于分析经济时间序列的方法上的贡献。他们的研究主要是方法论上的,而不是思想上的,他们分别提出了所谓的“自回归条件异方差”及所谓的“协整”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是针对经济数据随时间的变化不那么稳定的情形给出的,而经典的Markowitz理论与Black-Scholes期权定价理论都是假定所涉及的股票的平均收益率和方差为常数。我们知道,当股市变化较大时,这样的假定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这样作实证分析不能反映股市现实。而ARCH模型就是一个能够反映方差随时间变化的自回归模型;“协整”是考虑经济数据随时间变化很不平稳时,要先找出有类似的不平稳变化的经济数据之间的关系,即所谓的协整关系,它使得有同类不平稳变化的经济数据组合变为有平稳变化的经济数据,从而可以用通常的方法来处理。

从这三年的诺贝尔经济学的颁奖来看,人们努力走出过于理想的一般均衡框架假设环境,去解决与实际环境较接近的“不对称信息”、“非理”、“非均衡时变”。但是,这些并不能取代经典理论所解决的范畴,事实上,到现在为止,要给出某个金融商品的定价,稳定的均衡状态假设仍然是须要的。

参考文献:

[1] 得布鲁.价值理论[M].刘勇,梁日杰,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 张世英. 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述[J].管理科学学报,2003,(6).

[3] 卢祖帝.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获奖工作介绍及对中国经济与金融学研究的启示[R].CFEF研究报告,2003,(10):1-10.

The apocalypse from the maths and physics financial economics theory development to us

ZHANG Ying-qin 1,ZHU Zhi-wei 2,CHENG Hui-qin1

(1.Maths and physics and biology college,Inner Mongoli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Baotou 014010,China;

2.Qianjiang college,Hnagzhou normal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2,China)

篇(5)

关键词：金融危机 经济人 有效市场 集体非理性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金融市场是现实生活中最为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例证，有效市场理论假设证券市场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信息，任何公开或非公开的市场信息能够立刻通过价格传导到市场参与者，参与者能够根据市场信息做出理性的反映以实现收益最大化，因此市场能够实现动态的一般均衡。但是金融史上的历次金融危机的普遍特征却是市场远离均衡的剧烈波动，而且每一次波动中市场参与者都表现出了如同希勒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指出的种种非理性的表现，这使得人们开始反思有效市场理论和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希望通过经济学基础假设的改进使得经济学更为准确地描述人们的行为和接近现实世界，从而减少金融危机的爆发频率及其破坏性。

一、有效市场理论――从微观到宏观

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核心就是市场参与者追求个体效率，围绕这一逻辑核心的分析范式是：首先阐明理论假设；在理论假设基础上用数学的方法描述研究对象的行为；用经验事实检验理论模型。贝克尔对经济分析的核心做了精彩的概括并得到经济学家的广泛认可，他指出，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的运用便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经济理论考察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人及其在市场经济中的互动过程及结果，因此理性假设既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分析起点也是经济分析的核心。经济人行为有两个最根本特征：其一是动机的“自利”性即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二是经济人行为方式的“理性”性。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所有人都是经济人，都按照边际均等原则实现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这就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可以通过求解市场参与者在约束条件下的效用函数的最优解实现市场参与者的效率最大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则主要描述了通过市场参与者的最优行为实现市场的动态一般均衡。至此，新古典经济学实现了从微观个体均衡到宏观一般均衡的刻画。

金融市场的有效市场理论则是新古典经济学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金融市场的刻画，通过假设市场参与者是完全理性的：证券市场价格能够迅速反映市场上公开或未公开的信息，参与者充分了解购买证券后果的概率分布而且能够选择使自己目标函数最大化的方案。在这样的假定之下，证券市场的常态应该是动态均衡的，任何的短期波动或冲击都能够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迅速恢复。因此，理性假定奠定了有效市场理论的微观基础，是金融市场长期均衡的基石。

二、金融危机的主观机理――有限理性

根据建立在理性人基础上的有效市场假设，只要市场参与者满足完全理性的假定条件，市场均衡是常态，任何的非均衡是短期的而且市场能够迅速修复。但是人类金融史上金融危机并不新鲜，而且大规模破坏性的金融危机使得市场远离均衡而且恢复缓慢。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破坏力惊人，各国纷纷启动救市计划。金融危机的现实促使人们反思有效市场理论的核心假设――完全理性。

总体而言，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假设遭到了两方面的批评。西蒙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太强，能够在任何时候准确计算自己收益和成本的完全理性的超级经济人是不存在的并提出市场参与者实际上只具备有限理性。西蒙指出：市场参与者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的，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市场，参与者无法知道各备选方案结果的概率分布；参与者认知现实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人类的理性是在有限的认识能力约束下所能达到的最大化。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卡尼曼认为：完全理性是不可能的，人类有很多认知偏差如人类的自负即往往趋于高估自己的能力等，因而容易走向个人非理。

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中指出，人们获得最终的结果并非出于对于各种可能结果精心计算概率分布而最终实现最大化。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从静态到动态，由于所处世界的复杂性超过了人们的认知理解能力，面对现实的极端复杂性，人们不得不假设人的理性是完美的，并以此作为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理论基础。一般均衡模型实际上为研究真实的市场提供了参照标准，从而测度、估计现实的市场状态是否达到最优，用与理想的市场（资源配置达最优）的差距来评价现实市场。但实际上，完全理性是不可能达到的，现实市场中参与者往往是有限理性的。因此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观方面的原因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现实参与者的有限理性与有效市场假设下完全理性的冲突。

三、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

理性可以分为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新古典经济学把个体理性建立在理性公理的基础上，即：反身性，完备性，传递性等，但是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排除了集体理性，排除集体理性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市场失灵。通常所说的市场失灵来自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等，这就在于个人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不一定会带来社会最大化的结果，经济学中即称为“社会困境”，因此大部分市场失灵现象具有个人理性导致社会困境的一般特征使得完美市场是不可能实现的境界。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往往不断恶化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这就在于金融市场的主导理论有效市场假设只关注市场参与者单个的最优化，而不考虑市场整体最优化的实现，而市场整体最优化的实现有赖于参与者单个的最优化外和市场整体最优化之间利益冲突的有效调节。

例如金融危机的爆发首先要有泡沫的膨胀期，这就如同凯恩斯的“选美”理论，每个市场参与者都想实现个人的最优化，但由于市场整体理性考量的缺失，在个体理性的驱动下，市场参与者考虑的不是市场将来可能出现无法控制的泡沫，而是积极的猜测大多数投资者的选股倾向和购买行为。而且在金融泡沫不断堆积衍生的过程当中往往有很多投机致富的示范效应从而使得个体投资者视投资行为为非理性而投机从众行为为理性。从市场参与机构来看，参与机构在金融泡沫的堆积过程中往往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点在金融衍生品创新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金融衍生品一方面可以控制金融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因而是风险管理的很好工具；可是另一方面若金融衍生产品使用不当，或者被滥用，反而会放大风险，造成灾难性后果。在金融泡沫不断堆积的过程中，参与机构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往往会视金融创新本身为点金术，如此次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就是失控的金融创新的后果。新古典经济学排除了集体理性的研究，从而使得市场如何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的过程研究成为缺失的一环。因此，金融危机的破坏性通过个体理性向集体非理性的传导机制而不断堆积和恶化。

四、经济学需要更接近现实世界――几点建议

从郁金香狂热、南海泡沫、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到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史上历次金融危机的破坏力使得人们又一次反思和追问经济学的解释力。笔者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经济学的启示是经济学的完全理想假设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改进，此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要进一步的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使得经济学更加接近现实世界。

（一）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有效协调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使用很多假设以实现逻辑自洽，如一般均衡模型假设不存在货币、政府，法律制度，产权体系，银行等等，所有信息通过价格进行传递和调节，而自由市场机制还需要非市场制度才能使市场得以有效运行。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悖论说明仅依靠价格机制难以协调市场参与者与市场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通过激励相容的制度在无秩序的、多元的个人理性与有秩序的集体理性之间搭建均衡应该是此次金融危机对于经济学的启示之一。

（二）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自从马歇尔把边际分析引入经济学以来，经济学出现了数理化的倾向，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中把数学最优化和经济学均衡原理相结合，使用数学形式表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体内容。此后，西方经济学逐渐从语言表达和图解式的分析方法转变为用现代数理经济分析方法等高深数学为主的工程化研究方法。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方面有一定的共通之处， 但正如波普尔和哈耶克在《经济学》杂志中表示，社会科学不可能得出像物理学那样的结果，哈耶克猛烈的抨击了机械的、不加鉴别的适用自然科学的定量方法，他称之为“科学主义”。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体系建立在个体理性假设基础上，严格假设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数理化求解目标函数的最优解。但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根本不同，只有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结论相结合才能更准确的解释市场参与者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现象，比如借鉴神经心理学，行为科学的结论。但是，由于很多社会科学的结论是很难或没法定量化的，比如集体理性该如何衡量，有限理性该如何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即使能够量化，纳入后经济模型能否求解，这些都需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突破。

经济学家哈恩曾指出：为证明“无形之手”，新古典经济学家走上了一条非常狭小的羊肠小道才走到了峰顶，而走上峰顶的重要垫脚石就是理性公理假设。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新古典经济学最大的启示就是：为认识复杂的经济世界而不得不做出的理性假设使得经济理论不足以对现实予以充分准确的刻画和解释；理性假设本身需要改进，作为新古典理论大厦的基石，理性假设的改进需要付出精心的探索和长期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富论》著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3月

［2］［美］乔治・索罗斯《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4月

［3］张平，刘霞辉《中国经济增长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5月

［4］左大培，杨春学《经济增长理论的内生化历程》［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年8月

篇(6)

关键词：经济人；物本经济；人本经济；广义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2013）01・0012・07

我们知道，经济活动不仅仅取决于“经济人”的理性最大化行为，“人们的意愿和选择、经济上的期望、社会规范和文化的调节及道德上善良表象的总和一直在起作用。”人类社会所具有的利益也不仅仅只包含经济利益，还有其他方面的利益，当然，毫无疑问在人类各种利益中最具普遍意义的利益是经济利益。人类各种利益是互相联系和互相支撑的。在现实生活中只讲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利益，是绝对行不通的这可不行，之所以行不通就是因为单独的经济利益并没有反映出市场运行秩序的内在道德原则。

一、为什么在现实社会“经济人”假设存在瑕疵？

经济学是离不开伦理道德的，如经济学鼻祖斯密在1751至1763年分别在格拉斯哥大学任逻辑学和伦理学教授，他还先于《国富论》，而在175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虽然《道德情操论》没有《国富论》名气大，但很多人都把这本书并称为斯密思想的代表作。其实看过这两本书的人都知道，这两本书在逻辑上也是互相关联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是从同一系统的整体上分割出来的部分。法学家塞缪尔・罗米利（samuelRomilly）认为《道德情操论》是一部远比《国富论》杰出的著作。所以，可以认为古典经济学鼻祖斯密的经济学是和伦理学密不可分的。可以认为，一直到18世纪，经济学与伦理学仍然是纠集在一起的，它们都是道德哲学的组成部分。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经济学本来就具有两种根源，即两种人类行为的目的：一种是对财富的关注，一种是更深层次上的目标追求。由此产生两种方法，一种是工程学的方法，也就是数学的、逻辑的方法，一种是伦理的方法。这两种根源或方法，本来应是平衡的，但不同学者重视的方面有所不同。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比较注重伦理问题，而威廉・配第、大卫・李嘉图等更注重工程学方面。现代经济学则大大发展了工程学方面，而忽略了伦理方面。马歇尔在为现代经济学分析奠基时说道，经济学的发展有两个思路，一是“工具理性”，即通过理性人的假设，演绎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原因；二是进化论的思路，通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不通过“理性人”假设，也可以解释现存的社会现象。他最后认为，经济认识不能停留在单纯的描述阶段，否则就不可能是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科学。施蒂格勒对经济学中的要求重视伦理价值的观点不以为然，他说：“当自利与伦理价值的口头忠诚发生冲突时，如果让我来预测关于行为的系统与广泛的试验结果，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事实上，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自利理论（我沿着亚当・斯密的思路解释）将会获胜。”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上，有理性，并掌握充分信息的人们，在机智地追求着他们的自利（施蒂格勒，1981）。

对建立在完全理性“经济人”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学打击最大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西蒙对“理性经济人”学说提出了系统的批评，在其一系列文章中他批评指出，这种无所不能和全智全能的理性经济人抽象无异于“奥林比牙山神模式”，它对于个人完全理性的假定，与现实中人类的实际理性和可能的行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剩下的不过是“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西蒙，1947）。他强调，经济学家应该认识到人类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对人类完全理性的崇尚应该让位于更符合实际的人类“有限理性”。经济人之所以是理性有限的，是因为人们在现实的市场交易中很难对每一个措施将要成产生的结果具有完全的了解和正确的预测，并且人们在决策时所拥有的信息也是非常不完全的，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依靠主观的判断和个人习惯进行决策。西蒙用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如在草垛上零星的分布着一些针，人们要在草垛上找出一把最锋利的针必须把所有的针都找出来，并进行比较才可以得到。但如果找到一个适合的针就可以的情况下，人们一定会放弃找出那把最锋利的那把针的努力。此时，人们所依据的就是有限理性。他明确指出，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度、信息的不完全和对结果预测的不确定性都决定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另外，人类的目标往往并不是单一的，人们在做决策时，会受到个人的价值观、效率标准和社会联系等多方面的限制，因而只能以“满意的原则”作为界定人类理性的标准。

除了西蒙之外，对完全理性的“理性经济人”还有一个影响较为广泛的批评者，即莱本斯坦因，他提出了著名的x效率理论，以修改传统的最大化假设。他认为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会严格追求极大化行动，而做出的决策往往依附于习俗、惯例和道德规范方面。因此，他认为，合乎现实的微观经济学必须“超越经济人”，以“非最大化”作为标准的行为假设（Leibenstein，1976）。

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大举渗入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最有威力的武器就是“理性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此时，新古典经济学为了保证个人选择的理，提出完备性、传递性和决定性等公理。然而，一些心理学家的实验却表明：现实中人的选择行为并不符合这些公理，而且是经常地违背这些公理，即存在“偏好颠倒”。发现这一现象最早的是保罗・斯诺维克和萨拉・利切坦斯泰因。1979年以来所进行的许多实验证明实际选择行为甚至违背所有的理性公理。在此期间，实验心理学家的理性实验给主流经济学家的心里造成极大冲击，绝大多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都对这种实验保持沉默。但仅凭实验心理学家的实验还不能驳倒“理性经济人”抽象的假设。另外，新制度经济学在70年代以后也开始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理性人完全理性的不切合实际的假设予以了纠正和更深入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可以证明合作、守约等道德行为能够降低交易成本，遵从道德与功利主义原则可以并行不悖。

进入80年代以后，以伦理学和社会学思想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对主流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纯经济学分析展开攻击。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尖锐的说道：“自利理性观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观的断然拒绝。……把任何偏离自利最大化的行为都看成是非理，就意味着拒绝伦理考虑在实际决策中的作用。……把自利最大化行为等同于理性，进而再把实际行为等同于理，这一复杂的过程似乎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试图用理性要求来维护经济理论中的标准行为假设（即实际的自利最大化）就如同领着一对骑兵去攻击一只跛脚的驴。”他还强调，主流经济学把理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internalconsistency of choice），并进而把它等同于自利最大化。但是，正如实际行为的最好近似，也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是对人类实际行为的最好近似，也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必然导致最优的经济条件（阿马蒂亚・森，1986）。阿马蒂亚・森严肃的指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贫困化现象（阿马蒂亚・森，1986）。

二、“经济人”应具备人类伦理行为规范

现代经济学是一种逻辑演绎的科学，即通过逻辑假设、逻辑推理和逻辑推论建立的纯粹经济学。以逻辑演绎为基础的经济学与以伦理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已发生了质的变化，阿马蒂亚・森称现代经济学具有为“工程学”的渊源。之所以称之为工程学的渊源，是因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借鉴了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现代经济学的内在机理与现代物理学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

阿马蒂亚・森认为，现代经济学虽然来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但它是对《国富论》的背叛。因为它丢掉了原来的伦理基础，丢掉了斯密的道德规范，更深入的来看，它丢掉了古典经济学中寓含的道德哲学。现代经济学虽然在形式上更工程，更有科学的外衣，但实际上它已变成了一个无根的学科，它仿佛是完美的木偶，是从事某种游戏和算计的把戏。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学除了“利己”，不可能一点也不关心“利他”；另外，一个社会除了富裕，又怎能缺少正义。

“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在高举‘自由’的大旗之时，也用适当的伦理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那么我们的社会将会减少多少荒和奢侈，生意场上将会减少多少尔虞我诈。……从现代经济学的手段来说，它只知道用科学的算计向自然索取，却不知道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试想，如果我们以天人合一的方式与自然为友，那么我们今天就不会面临危及人类生存的环境污染。”。

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但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偏离了伦理的轨道。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伦理的偏离必然决定了它的研究忽视真实的人而只研究抽象的“经济人”，这样它描述的对象和世界都被狭隘化和歪曲化了。其实，经济学的研究就不仅仅局限在对财富的关注，还要关注财富以外的东西。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内在关联必定决定了两者是不能分开的。

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学除了考查资源效率的配置外，起码至少还应该关注自由与公正。在一个财富高度丰裕的社会中，如果缺少自由和公正，你能说这个社会是和谐进步的么？然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只关注“经济人”的自利最大化，并在此基础上追求某种均衡。但现实中的“人”都具有二元性，都既有自利的一面，又有奉献的一面，理想的社会追求是社会福利水平的最大化，而不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追求自利最大化的狭隘预设对人性以及人的需要作了不真实的理解，排斥了对一些有真正意义的经济关系的关注，拒绝了评价和增进人类更基本目标的任务。经济学自身在极大地完善了实证的科学手段或者实现了数学化的同时，却因排斥对某些有意义的经济关系的关注而导致了自身的贫困；而它拒绝了对人类在财富以外的那些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则使它以一种“不健全的精明和现实”表现出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阿马蒂亚・森，1986，萧雪慧，2000）。至于伦理学，阿马蒂亚・森指出：由于经济学问题本身可能是极重要的伦理问题，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对于伦理学也是非常不幸的（阿马蒂亚・森，1986）。现代经济学忽视“伦理”特征与它从论理学的母体上发展出来的事实非常不相称，这本身也说明了经济学寓含着某种内在的矛盾。现代经济学逐渐地抛弃了它的伦理学渊源，逐渐加重其“工程学特征”而不断走向所谓的“实证经济学”的路子，其实质是它在不断摆脱长期以来统治经济学的规范分析，而这正是经济学合本逐末的表现。

所以，经济学应该回到重视伦理学的传统中去。其实在康德的哲学观念中，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就是相互连通和相互影响的，实际上这是由人们的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本身的相互关联决定的。市场经济不仅不能内生道德，恰恰相反，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必须依赖于社会的道德规范。一个缺乏伦理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普遍的信息不对称，各种道德背离和逆向选择问题都是普遍存在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体制中各种坑蒙拐骗行为就无法杜绝，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本身更需要伦理和社会道德规范的支撑和辅助。

随着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进展，人们不久就发觉建立在完全理性基础上的决策理论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这种理论不能用它来解释实际决策中的许多人类行为方式。西蒙在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后，认为建立在新古典完全理性基础上的决策理论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在决策之前，各个独立的决策者的目标不是单一的、明确的和清晰的。就企业决策来看，因为企业是由许多人组成的，它包括股东、经营者、职工等等，这些人参加企业都抱有不同的目的，他们在确立组织目标的基础上并没有放弃自己独立的目标，他们对于目标的达到方式也是动态和演进的。在决策之处，并没有一个清晰、连续的最优化决策目标，而且这样一个最优化的目标从始至终都不存在。一般而言，决策目标大多在客观上是模糊的并变化着的。西蒙在他的《管理决策的新科学》一书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这个例子说的是一个公司请西蒙为协助它们为购置电子计算机作决策，西蒙当时建议这些公司先对它们是否需要这种设备以及购买是为了解决什么具体问题有个明确了解之后再解决购置什么类型的计算机，后来西蒙很快发现他自己的这个建议是个馊主意，因为这些公司在尚未使用过任何电子计算机之前，它们是根本无法具体明确地了解计算机的性能与用途，从而根本无法提出购买计算机的明确目标。只有让它们先买台简单的计算机，让它们使用一段时间有了经验之后，他们才知道下一步应当买什么样更先进的计算机以弥补现有计算机的不足，也就是说，到此时它们购买计算机的目标才比买第一台之前明确了一步。目标也不是绝对的，从目标层级系统来看，目标和手段之间是相互转换的，而且组织目标也是随着参加者利益的改变而改变的。这就说明，从决策目标这三方面的性质来看，实际决策中很难找到作为绝对最优解的目标。每个孤立的决策者不可能是“无所不知”和“先知先觉”的理性人，也不可能掌握各个方面都详尽的信息量。每个决策者在决策中不可能获取所有备选方案，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也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想找到全部备选方案是根本不可能的。决策者所有的知识储备和决策能力，通常是在实践和学习中不断获取而逐步提高的，不同的决策个体在决策方面是有明显差异的，不可能每个决策者都能达到自己理性化的决策选择。事实上，人们所做的决策，无非是从已知的经验和相关的信息载体作为决策依据的，每个人对自己的行动条件的了解和把握，只能是零碎和片面的，要想达到最优化的决策从现实来推断未来是不可想象的。另外，由于人们感观、兴趣和偏好的变化，人们的注意力常常也会发生变化，经常会从一种价值要素转移到另一种价值要素上去，从而使人们的头脑无法连续地抓住某一个具体问题。每个单独的决策者的偏好和价值体系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是不可能保持一致的。在实际决策中，由于价值观和偏好的变化，决策者在决策中肯定会出现前后矛盾和前后不一致的决策问题，而这也是建立完全理性基础上的新古典决策理论所不能解释和包容的，这也被心理学家的心理实验所证实。在人的生活中，固然偏好会决定行为的取向与选择，但偏好并不都是先验的，它本身的变化又来自于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水平。

一般来说，可以认为行为经济学是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他的合作者阿莫斯・图斯基共同创立的。丹尼尔・卡尼曼还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卡尼曼由于是一个心理学家，行为经济学源于心理学试验的逻辑思路也就很正常了。行为经济学就是在人类心里活动的试验基础上逐步发展何建立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人”理性的假设提出了置疑。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如人们有时会在微不足道的风险面前止步，而同时又会为一些虚无飘渺的目的而进行疯狂的赌博。从一个人在对一生计划的安排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如尽管人们都会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个长远的预期，并会按照预期来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和金钱，但实际上能做到理性人安排的几乎没有。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并不会什么事都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理来行事，然而事实上，人们并不知道如何这样做？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们甚至对如何获得幸福都是一无所知。另外，微观经济学对人都是自利的假设，也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利的一面和利人的一面，如父母为孩子的奉献、人们为希望工程、慈善基金、生活困难人以及街头乞丐的捐款等等，这些付出都无需回报。而主流经济学却对此视而不见。

三、“经济人”人格不仅要注重物本经济，还要重视人本经济

正如广义虚拟经济所言，“人心”是“辽阔”的，人的心理满足关注的不仅是物质方面，满足人们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效用也是巨大的。林左鸣教授在《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中告诉我们：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经济学仅关注物质产品的生产是远远不够的，也是非常片面的。

“经济人”不仅要关注物本经济，还应关注人本经济。物本经济注重财富的积累，物本经济强调金钱价值，重视物质利益胜过其他，忽视人类的自由和福祉，这是人类的全面发展是不相容的。人本经济是在注重物质基础的基础上，更多的关注人们的幸福、自由、快乐和情感。西方经济学主张追求财富增值、提倡效率，运用物权、发挥物力，客观上是在追求人类富裕，这是没有错的，但必须认识到人们所追求不仅仅是物质财富，要有个人的幸福和快乐，特别是随着人们物质省会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后者则会更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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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为世人展现了一个成功的央行行长形象。在格林斯潘就任美联储主席的18年里，美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经济繁荣，出现了创纪录的长达十年的持续增长期，期间只发生过两次温和的衰退。2005年，由谁来接替执掌美联储18年的格林斯潘，一度成为美国国内和国际经济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和考量，本伯南克最后戴上了美联储主席这顶桂冠。

伯南克的胜出显示了各国政府在经济官员的选择方面，非常重视经济学专业知识与经验在政府公务职责行使中的作用。作为美国货币政策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伯南克对金融系统失灵、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问题具有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在就任美联储理事之前，伯南克长期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过17年，出版过包括本书在内的多部经济学专著，在经济学界享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如果以在名校的教职经验、发表权威性学术论文以及编写专业教科书等作为定义经济学家的严格标准，则近20年来，国际上由经济学家出任央行行长的情况并不多见，除了以色列央行行长斯坦利费希尔、英格兰央行行长墨文金，就属美联储新任主席伯南克。

伯南克自2006年2月担任美联储主席以来，在货币政策方面比较侧重于通货膨胀率的目标控制，其民主、温和的工作作风已经得到了经济界的普遍欢迎。相信伯南克凭借其深厚的经济学造诣，再辅以温和的作风、灵活的外交手腕，一定能为高度全球化的美国经济把好关。

近年来，国内已出版过多部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经典书籍，包括斯蒂格利茨、曼昆、巴罗等著名经济学家的作品。梁晶工作室主持翻译的伯南克与安德鲁亚伯合著的这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在写作框架和理论体系上与前述作品大体一致，对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做出了清晰准确的讲解。

本书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对真实经济世界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如美国与欧洲失业行为的对比、经济周期、社会保障体系与联邦预算盈余之间的联系、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货币与财政政策的选择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行为，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和分析。作为一本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本书引入了许多高级宏观经济学话题，如长期经济增长、贸易平衡与资本流动、劳动力市场、政策制定的制度框架等，有助于拓宽读者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