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的基本特征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风险的基本特征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并购贷款；特殊风险控制；并购方；高管动机；连续并购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1－0061－05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年底，中国银监会印发的《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下文简称《指引》)标志着我国商业银行并购贷款业务正式开闸。2009年，我国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下的经济低迷期，市场呈现重新整合的态势，并购活动日趋活跃，高利润的并购贷款及其相关的并购顾问业务引起了商业银行极大的兴趣，并购贷款业务正逐步成为商业银行挖掘新利润增长点的契机。根据2010年6月《证券时报》提供的相关预测，我国银行业并购贷款业务正步入“井喷式”增长阶段，今年并购贷款业务余额将远超500亿元，年增长率将超100％。

然而，当下并购贷款规模的剧增趋势也使得其风险控制问题成为了商业银行在发展并购贷款业务时关注的焦点。对于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问题，《指引》已在第二章第八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应在全面分析战略风险、法律与合规风险、整合风险、经营风险以及财务风险等与并购有关的各项风险的基础上评估并购贷款的风险”。鉴于并购贷款仅产生于公司并购的特殊活动中，有别于其他一般贷款业务，《指引》给出的上述风险中，并购贷款风险评估首先须把握的是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它取决于企业并购整合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即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在风险控制不足时此特殊风险可能通过并购贷款传导至银行体系，因此，商业银行在并购贷款风险评估过程中如何识别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并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则成为其顺利推进并购贷款业务的关键。

那么，如何识别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并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呢?为了对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本文着眼于目前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连续并购现象，试图从并购方企业高管动机的角度挖掘公司并购活动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来源，从而识别并购贷款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最后对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提出建议。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并购贷款”虽是一个极具中国市场经济特色的新词汇，但它实质上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杠杆收购十分类似。国外学术界对杠杆收购展开的理论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然而我国并购贷款的相关研究出现于近两年，绝大多数是对并购贷款《指引》的解读或对目前并购贷款实践进行较为宽泛的讨论。相形之下，我国学者对并购贷款的思考在理论深度上与国外学术界存在较大差距，尚未对其风险来源及控制问题展开理论研究。

目前，我国并购贷款业务方兴未艾，其风险控制问题势必吸引学术界和实务界更为广泛的关注。如前所述，并购贷款仅产生于公司并购活动中，所以商业银行在进行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时首先需把握的是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由于商业银行并购贷款是以并购方企业并购后的未来现金流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的，因此，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看，并购方与目标方通过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形成了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并且牢牢把握目前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揭示这一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根源，对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进行前瞻性的思考。那么，在我国当下的并购市场具备何种基本特征呢?

虽然我国公司并购起步较晚，但我国多数并购方企业倾向于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进行多次并购交易，以2000－2007年我国资本市场上的并购事件为例，3至5年内进行两次以上并购的主并公司占70％左右，可见，这种连续并购的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并购市场的一个基本特征。实际上，近年来连续并购的价值创造问题已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但国内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概括而言，连续并购绩效存在一个逐次下降的趋势，并购方高管的过度自信心理是其主要原因(Billett和Qian，2007；Doukas和Petmezas，2007)。显然，并购方与目标方在连续并购中能否产生所谓的“协同效应”已经受到广泛的质疑。然而，本文认为，连续并购活动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也受到并购方企业高管动机的影响，由于问题，并购方高管存在机会主义利己动机，这同样可能导致绩效不佳的连续并购频发的局面，并且高管的利己动机越强，其发起的并购活动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就越小。

因此，探讨我国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是无法回避连续并购这一基本特征的，并且这样一系列的连续并购一旦未能产生“协同效应”，并购贷款业务就可能给商业银行带来潜在风险，这是并购贷款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显然，这一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公司金融学者对并购理论的研究成果可谓浩如烟海，时至今日形成较为一致的结论是公司并购不能为并购方企业创造短期股东财富或提升长期绩效，并且这种价值毁损正在恶化。毛雅娟和米运生(2010)指出，迄今为止“公司并购的价值创造理论”无法对现实中毁损股东价值的并购现象作出合理解释，而从并购方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角度来对这一现象进行阐释可以弥补以往大多数并购理论的缺陷。基于此角度，公司并购是冲突的表现，可概括为三类主要情形，即并购方高管可能为了寻求私有收益(Harford和Li，2007；李善民等，2009)、建立企业帝国(Jensen，1988；王培林等，2007)与进行堑壕保护而发动毁损股东价值的并购行为。

可见，实践中很大一部分的公司并购行为并不能产生“协同效应”，并且这一后果与并购方的高管动机密切相关。本文认为，由高管机会主义动机引发的并购活动并非以产生“协同效应”为导向，必将增大并购贷款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构成了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所以，本文基于我国连续并购的基本特征，从并购方高管动机视角分析我国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可为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提供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

二、经验研究的样本与指标

(一)经验研究的数据来源

《指引》的出台打破了《贷款通则》对股权性质投资的限制，我国商业银行可以开始向股权收购的并购方或其子公司发放其用于支付并购交易价款的贷款。因此，本文的经验研究主要关注并购市场上的股权类并购交易，经验研究样本包含了1999－2006年在沪深两市交易的全部A股公司，数据来源于国

泰安CSMAR数据库和色诺芬CCER数据库。

(二)经验研究的样本选取

为获得所需总样本，本文在初始样本中剔除了金融类样本、关键性数据缺失的样本和处于特殊处理的样本。另外，在上述筛选基础上，本文对选取的并购样本进行了如下进一步筛选：1.仅保留股权并购交易；2.剔除并购金额不足100万元的样本；3.合并同一主并公司在同一公告日上的多次并购交易；4.剔除并购首次公告前三年到当年中发生高管更迭的样本。最终获得总样本数8429个，其中并购样本数2014个，非并购样本数6415个。

(三)经验研究的指标选取

1.描述连续并购的指标

鉴于我国连续并购的基本特征，如何对它进行描述成为首要问题。本文采用离散型变量衡量连续并购现象，即并购频率变量(MA_FREQ3)和并购次序变量(MA_ORD3)，前者代表某并购事件公告当年至前三年内发生了几起并购事件，后者代表某并购事件公告是其当年至前三年内的第几起并购事件。除此以外，本文还将上述并购频率和并购次序的时间跨度延长到五年，生成并购频率变量(MA_FREQ5)和并购次序变量(MA_ORD5)。

2.描述高管动机的指标

并购方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表现为冲突，形成了企业成本。因此，为了衡量并购方高管动机，与以往文献一致，采用成本的相关测度指标对其直接衡量，并且还采用成本的间接测度方式。包括如下两方面测度：

(1)营业费用率(EXP)、资产周转率(EFF)和管理者超额在职消费(AB_NPC)。关于成本的直接测度，本文不仅采用营业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Ang等，2000)，还试图以管理者的超额在职消费作为成本的另一直接测度。较高的营业费用率或较低的资产周转率表明企业的成本过高，它们分别从费用支出和经营效率两个维度对成本进行直接测度。而管理者超额在职消费所衡量的成本一定程度上是包含在费用支出维度的成本内，但又较其更加直接和准确。

(2)管理者持股比例(MGMT_SHR)与管理者持股虚拟变量(MGMrr_DUM)。由于管理者持股在理论中被视为缓和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冲突的工具，当管理者持股水平较低时，“利益趋同效应”占据主导(Morck等，1988)。关于我国股权激励的效果，研究表明管理者持股一定程度上可以充当冲突的缓解机制(韩亮亮等，2006；李维安和李汉军。2006)。另外，李善民等(2009)指出我国股权激励能够适当拟制高管以谋取私有收益为目的而发动的并购行为。鉴于此，本文采用管理者持股比例和管理者持股虚拟变量间接测度成本，描述高管机会主义动机大小，并且它们与高管动机呈负向关系。

3.描述高管特征的指标

本文的经验研究还包括了高管特征变量，即高管平均年龄(MGMT_AGE)、高管男性占比(MG-MT_GEN)和总经理任职年限(CEO_TEN)。

三、连续并购现象的特征分析

基于1999－2006年总样本与子样本的年度和行业分布情况，我国商业银行的并购贷款业务随着企业并购活动的日益频繁，其潜在市场是巨大的，各行业对这一新的并购融资渠道都存在一定的需求，并且商业银行在并购贷款上的业务机会可能会在房地产等几个并购参与度较高的行业内凸显。然而这也说明，商业银行在众多并购活动中如何甄别那些能够产生“协同效应”的业务机会则蕴含了较大的风险。为了挖掘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本文对2014个并购样本做了更为细致的统计，包括对并购频率变量和并购次序变量进行分析。

如图1所示，3年或5年内参与过两次或以上并购活动的连续并购样本数分别占了1368个和1480个，在并购样本中的占比分别高达67.9％和73.5％。并且，3年或5年内的非首次并购的样本数分别是1241个和1371个，即占比分别高达61.6％和68.1％。这说明，连续并购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公司并购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鉴于学术界已经对连续并购能否产生“协同效应”提出了质疑，因此，探讨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无法回避这一基本特征。

由于实践中很大一部分的公司并购行为并不能产生“协同效应”，下面有必要从并购方高管动机的视角对连续并购背后的并购方高管特征展开分析。因此，本文通过将2014个并购样本分为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进而对它们各项高管特征的中位数和均值差异进行Wilcoxon检验和t检验，其中，连续并购样本指某并购事件公告的当年至前三年内发生了两次及以上并购事件，单次并购样本指某并购事件公告的当年至前三年内仅发生了一次并购事件。表1的结果表明，MGMT_AGE和MGMT GEN的中位数或均值在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年纪较轻或男性占比较低的并购方高管更倾向于推动连续并购活动。由于篇幅原因文中未列示公司治理特征的结果，本文的主要发现是：并非所有公司治理机制都能抑制高管的连续并购行为，但强势的董事会、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国有的实际控制人可能相对更为有效。

四、并购方高管动机与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控制

本文认为，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取决于企业并购整合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即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而《指引》也的确在风险评估部分多次强调“协同效应”的核心地位，如：第二章第九条规定，战略风险评估应包括“并购双方的产业相关度和战略相关性，以及可能形成的协同效应；并购双方从战略、管理、技术和市场整合等方面取得额外回报的机会；协同效应未能实现时，并购方可能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或退出策略”；第二章第十一条规定“商业银行评估整合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分析并购双方是否有能力通过以下方面的整合实现协同效应；发展战略整合；组织整合；资产整合；业务整合；人力资源及文化整合”。因此，在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中，风险控制的关键应在于：通过风险评估如何更准确地预测并购活动是否能产生“协同效应”。

企业并购的“协同效应”存在多种潜在形式，可分为管理协同、经营协同及财务协同等，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务来看，协同效应的预测和评估都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本文认为，预测和评估协同效应可以换种视角，即从并购方高管动机来看待这一问题，如果并购方高管是出于利已动机而推动并购的，那么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因此，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应该将高管的并购动机作为重要方面考虑进来，即从并购方高管动机角度对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进行评估，这也许属于战略风险和整合风险评估的一部分，但较其更为具体。并且，由于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是可以进行测度的，为商业银行的评估提供了可操作性。对于并购方高管出于自身动机而发动的并购活动，如果对其提供并购融资，那么，在风险控制不足的情况下

由于“协同效应”难以实现而导致的特殊风险可能通过并购贷款传导至银行体系。

鉴于我国连续并购的基本特征，下面基于其背后的并购方高管动机与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控制问题展开经验分析。本文继续采用2014个并购样本中的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对其各项高管动机指标的中位数和均值差异进行Wilcoxon检验和t检验，包括高管动机的直接指标和间接指标，以求对连续并购的高管动机差异展开分析，如表2所示。在各项高管动机变量中，AB_NPC、MGMT_SHR与MGMT DUM的中位数及均值在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间均存在显著差异，EFF的均值在两个样本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其p值或t值方向说明连续并购样本的成本较单次并购样本更高，但EXP的中位数及均值差异并不明显。可见，总体上连续并购样本的高管机会主义动机显著高于单次并购样本，但是，成本所描述的高管动机在不同维度上呈现了在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间的差异化影响。

在上述经验结果的基础上，本文下面将描述高管动机的各项指标进行分组，对每一对高管动机强组和弱组的均值差异进行t检验，其目的在于：通过此检验方法，探讨高管动机与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之间的联系，如表3所示。在高管动机的全部指标上，并购频率变量或并购次序变量的t检验基本上均显著，即高管机会主义动机较强的一组较高管动机较弱的一组呈现出更高的并购频率或并购次序。这说明，现实中的连续并购现象可能并非以产生并购协同效应为导向的，并购方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可能是引发一系列连续并购活动的根源。并且，MG-MT_SHR与MGMT DUM的分组结果显著为正，这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即当并购方高管持股较多或持有股权时他们发起连续并购的动机可能减少，说明存在股权激励的并购方企业所从事的并购活动受到其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影响较小，因而更有可能产生较高的“协同效应”。概括而言，高管动机与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之间的联系在于：由于连续并购可能是由高管机会主义动机引发的，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将降低，商业银行若对这些并购活动提供贷款则可能存在较大的特殊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在进行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时将并购方的高管动机纳入评估的重要内容，判断并购活动是否是以产生“协同效应”为导向的，并且高管动机的上述指标为风险评估过程提供了可定量化的指标。

五、结论与策略建议

并购贷款风险控制的关键应该在于：通过分析评估如何更准确地预测并购活动是否能产生“协同效应”。然而，由于“协同效应”存在多种形式，令其预测和评估存在较大困难。因此，本文试图从并购方高管动机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本文认为，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应该将并购方高管的并购动机作为一个重要方面考虑进来，即从并购方高管动机角度对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进行评估。鉴于此，本文着眼于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连续并购现象，从并购方企业高管动机的角度挖掘公司并购活动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来源，进而识别并购贷款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

本文基于连续并购现象获得了如下发现：第一，我国并购贷款业务市场是巨大的，但商业银行如何甄别能够产生“协同效应”的业务机会则蕴含了较大风险；第二，连续并购现象是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须正视这一特征；第三，并购市场中不断推动连续并购的高管具有一定特征，年纪较轻或男性占比较低的并购方高管更倾向于连续并购；第四，并购方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可能引发连续并购活动，即连续并购现象可能并非以并购协同效应为导向，商业银行若对这些并购活动提供贷款则存在较大风险。

上述经验研究识别了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呢?本文认为，未来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应把握如下策略：

第一，关注并购方以往的并购活动及其绩效。本文发现，同一家并购方在不长的时间内进行多次并购活动可能并非是以协同效应为导向的，当然，并不能说并购市场上发生了所有连续并购就一定不能起到改善业绩的作用，因此，商业银行在进行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时应审慎调查企业以往的并购活动及绩效，判断其是否产生了并购的“协同效应”，倘若并购方以往的并购活动并未对整合后的企业绩效产生提升的效果，商业银行则应合理评估及防范当前并购贷款业务的潜在风险。

篇(2)

    [关键词] 风险资本 高技术创业企业 融资机制 

    一、引言 

    风险资本又称“创业基金”,是指由专业投资人提供的快速成长并且具有很大升值潜力的新兴公司的一种资本。风险资本通过购买股权、提供贷款或既购买股权又提供贷款的方式进入这些企业。风险资本是准备用于进行风险投资的资金。风险资本的来源因时因国而异,如个人和家庭资金,国外资金,保险公司资金、年金和大产业公司资金等,主要是一种以私募方式募集资金,以公司等组织形式设立,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企业的一种承担高风险、谋求高回报的资本形态。在我国,通常所说的“产业投资基金”即属于创业基金。 

    与传统资本市场相比,高技术领域对投资者的素质要求更高,风险投资者的出现适应了这一要求。在企业发展初期,风险资本几乎成了除创业者自有资本之外惟一的资金来源。在这之后,虽然其他形式的资本(如债务资本)也逐渐介入高技术企业,但这些资本与传统资本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决定企业融资特性的主要还在于风险资本。可以说,在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中,风险资本家无论在控制权安排,还是融资结构选择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风险资本作为联系融资合约双方的纽带,无疑成为分析高技术企业融资机制的切入点。 

    二、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1.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 

    风险资本产生于资本、市场、企业等各自发展且彼此联系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在这样的一系列联系中发育成长的实质。虽然风险资本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存在起伏波动,风险资本的边界仍然处于变化的弹性之中,但它在发育成长和向世界的扩展中以及各国风险资本的融合和趋同化趋势中,依然显示出其基本内涵和相对突出的基本特征。 

    对于风险资本的定义,欧美经济学家们曾给出过多种认定的边界,从不同角度显示了风险资本内涵的发展延伸和国家差异性。联系风险资本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和不同国家与地区扩展中的同质性,可以将风险资本定义为:风险资本是在资本、市场、商品经济、企业及其成长的各自发展演化和彼此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资本类型及一种投融资工具。它形成于非传统的资金来源并主要投资于处于初创或处于成长初期的高成长性、高风险性企业,它以相对较长期的股权投资为主要投资形式并以股权的高幅增值和最终出售来获取投资回报。这里对风险资本的定义,是一种所谓的“比较传统”的风险资本定义。 

    2.风险资本的基本特征 

    (1)风险资本的买方融资特征。风险资本作为一种投融资工具,在现实运作中总是表现为一个融资与投资相结合的过程,其中风险资本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融资。整个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融资可分为买方金融和卖方金融两大基本类型,各类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属于卖方金融,而专门运营风险资本的风险投资公司和其他数量有限的金融机构则属于买方金融。买方金融的利润主要来自于资产买卖的差价,而风险资本的融资就属于买方金融。风险资本家购买的是资本,出售的则是自己的信誉、投资计划和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投资时,它们购买的是企业的股份,出售的是资本金;退出时,它们出售所持企业的股份,买入资金,外加丰厚的利润和良好的业绩,从而在资本撤出后进行下一轮的融资和投资。 

    (2)风险资本所投资企业的幼稚性和成长阶段的初始性。风险资本所投向的风险企业是其自身增值运动的始点,从这里开始风险资本的运作主体(风险投资公司等)和受资企业一起进入共同成长的历程口不过,风险资本不同于一般的资本,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对象的特殊限定上:风险资本主要以创业企业为投资对象,它所投资的可能是一种新技术或新产品,也可能是一个刚创立的企业,总之,风险资本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创业企业,且是那些从企业成长角度看尚处于成长初始阶段的企业。在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中,虽然包含着对于其所投资企业的分期投资或者连续投资,也包含着风险资本在某些企业成长到一定时期时运用杠杆收购或管理收购的手段进行介入,但这并没有改变它在投资对象方面的基本特征。

    (3)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是风险资本一个十分突出的基本特征。从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经验来看,风险资本在创造了许多成长神话的同时也导致了许多的败绩。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根源在于风险资本所涉及的风险因素复杂多变,来自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多方面的其他非可控因素等,风险集中于风险资本运作的整个过程。 

    三、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融合 

    虽然,至今风险资本还未成为企业融资领域的主流,而且它并不必然地以高技术企业作为惟一的投资范围,甚至目前主导世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高技术企业群体中,有很多大企业也并未形成以风险资本背景的企业为主流的格局。但是,从以上对风险资本的认识可知,它从一开始就与高技术及高技术企业存在着密切联系,对高技术的青睐和高技术的商业化预期是导致风险资本诞生的重要动因之一,谈到风险资本就很自然地将它与高技术企业联系在一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之间的融合,表现为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联姻和结合,进而表现为高技术企业通过融入风险资本实现成长和风险资本通过高技术企业的成长实现增值。 

    但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结合,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的,即风险资本并不是能够与所有的高技术企业融合的。正像ARD公司与DEC公司的成功结合一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突出体现在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相互结合上,可以说,风险资本和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结合乃是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融合的直接的具体体现。 

    从要素资源这一价值创造的基础层次来看,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总是存在这样的事实:所有具体的价值创造过程,都共同地包含着不同要素资源的结合过程,也都共同地表现为价值创造需要将不同的要素资源结合在一起方可进行的条件性特征。由这一事实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于:为什么不同的要素资源需要结合在一起才能共同地进行价值创造?为什么不同的要素资源能够结合在一起而共同地进行价值创造?以上问题的答案在于以下缺口理论的假说中。 

篇(3)

一、明确分类目的和原则。实施非信贷资产风险分类，真实、全面、动态地反映非信贷资产质量，充分揭示非信贷资产的实际价值和风险程度，发现和分析非信贷资产使用、管理、监控、催收、处置等各环节存在的问题，加强对非信贷资产的风险管理，提高非信贷资产质量，为下步建立科学合理的非信贷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制度打下基础。工作中，应善握四个原则，即：风险原则、真实原则、审慎原则、动态原则。所谓风险原则，就是以非信贷资产的内在风险为主要依据，以预计损失程度为主要分类标准。所谓真实原则，就是广泛搜集非信贷资产的各类信息，严格按照分类标准、方法和程序进行分类，充分估计现实与潜在的风险状况，全面、真实反映非信贷资产的风险程度。所谓审慎原则，就是对非信贷资产的风险分类进行定性定量相结合地分析、评估，科学合理地划分风险类别，对减值迹象判断困难或计量精确性受到影响的，应运用审慎的专业判断和稳妥的分类方法。所谓动态原则，就是当出现有可能影响非信贷资产风险的因素时，应适时、动态地对相关资产进行重新认定与分类。

二、掌握分类的核心定义。非信贷资产是指农村信用社资产负债表中除信贷资产以外的各类资产。根据风险和损失程度的不同，划分为安全性和风险性两类。安全性非信贷资产是指无风险或风险很低的非信贷资产，主要包括现金及周转金、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存放联行款项等非信贷资产项目。风险性非信贷资产是指有风险或风险程度较高的非信贷资产，主要包括专项央行票据、同业债权、待处理抵债资产、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投资类资产、委托及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待处理财产损溢、固定资产清理、历年亏损挂账等非信贷资产项目。风险性非信贷资产按照风险和预计损失程度,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个类别，其中后三类合称为不良非信贷资产。分类标准的核心定义是：正常类：资产未出现减值迹象，资金能够正常回收，没有足够理由怀疑资产及收益会发生损失。其基本特征为“一切正常”。关注类：资产未发生减值，但存在一些可能造成资产及收益损失的不利因素。其基本特征为“潜在缺陷”。次级类：资产已出现显著减值迹象，即使采取各种可能措施，资产仍可能形成一定损失，但损失较小。其基本特征为“缺陷明显，损失较小”。可疑类：资产已显著减值，即使采取措施，也肯定要形成较大损失。其基本特征为“肯定损失，损失较大”。损失类：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资产仍然全部损失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其基本特征为“基本损失”。

三、把握分类的方式方法。在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非信贷资产的形态、对象、权属、账龄等因素，对不同的非信贷资产相应使用风险分类法、账面价值法、可变现净值法、成本与市价孰低法和专家判定法等分类方法进行质量分类。所谓风险分类法，就是根据资产账龄、交易对手履行合同和债务偿还能力等进行质量分类的方法。主要适用于专项央行票据、同业债权、投资类资产、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项等。所谓账面价值法，就是根据资产的特性、合同及账面的价值,能直接确认有无损失或损失程度，将资产直接按照账面价值和损失程度进行质量分类的方法。主要适用于安全性非信贷资产和风险性非信贷资产中的待处理财产损溢、历年亏损挂账等。所谓可变现净值法，就是以风险性非信贷资产账面余额，扣除其可变现净值或可收回金额后的差额部分，作为预计损失的质量分类方法。可变现净值是指以资产预计售价减去预计相关处置税费后的金额。预计损失计算：预计损失额=资产账面价值–可(已)变现净值；预计损失率=(预计损失额/资产账面价值)×100%。主要适用于待处理抵债资产、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清理、无形资产等。所谓成本与市价孰低法，就是根据投资成本与市价孰低的原则，估算投资损失的质量分类方法。预计损失计算：预计损失额=资产账面价值–公允价值；预计损失率=(预计损失额/资产账面价值)×100%。主要适用于投资类资产等。所谓专家判定法，就是以风险性非信贷资产实际情况为基础，经专家组综合判研确定预计损失的质量分类方法。主要适用于资产情况复杂、资料不全、信息有限，不能使用上述分类方法确认损失的资产。专家组由各级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委员会成员组成，也可聘请社会中介机构和有关专家组成。具体工作中，应根据实际，决定采用的分类方法，省联社制定的《山东省农村信用社非信贷资产风险分类工作方案》及《山东省农村信用社非信贷资产风险分类实施细则》已经进行了明确。

篇(4)

[关键词]衍生金融工具确认难点解决方案

衍生金融工具作为防范风险的一种契约，起初并未在表内确认。我国原有会计准则体系中没有金融工具方面的准则。随着我国金融业提速发展、全球金融创新浪潮冲击以及中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化，相关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制定便应运而生。我国近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新准则中将衍生金融工具纳入表内，在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方面，不但规定了确认标准，还将确认细化为初始确认与终止确认，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仅在表外披露的做法。但有关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问题学术界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探究与思考。本文以会计的基础理论为切入点,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确认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并从经济学、哲学和国际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外延的解决方案。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财务会计理论是以权责发生制和实现原则为基础，以交易价格和历史成本为主线，强调稳健性原则，仅对已发生的交易或事项进行确认、计量，提供的是面向过去的财务信息；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签订的合约所体现的签约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不符合资产或负债的定义中的三个基本特征，然而衍生金融工具有着极高的风险性，一旦市场发生了不利的变动，就可能造成巨大的“浮动盈亏”，会计有“反映性”的要求，如果不在报表中反映就会增加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潜在风险，而要在表内确认衍生金融工具，则会碰到两个难点：是否满足“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是否满足“该项目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能够可靠地计量”的问题，对传统会计要素的确认观念和确认标准产生冲击，所以在国际上无论是FASB还是IASB都采取了慎重的态度。

二、衍生金融工具确认问题的三种解决思路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所有关于衍生金融工具会计问题的争论，最终都将落脚到一些会计基本理论上，需要对会计的基本概念进行深入研究。所以，解决衍生金融工具确认问题，本文强调从理论基础方面进行归结,主要有以下三种基本解决思路：

（一）第一种解决思路是“增设衍生金融工具资产和衍生金融工具负债会计要素”，即把衍生金融工具作为一个新的、单独的会计要素纳入会计报表体系。用会计恒等式表示：“资产+衍生金融工具资产=负债+衍生金融工具负债+所有者权益”，认为衍生金融工具不能满足现有会计要素的定义，那么就把衍生金融工具分为衍生金融资产和衍生金融负债作为一个新的、单独的会计要素纳入会计报表体系中。（二）第二种解决思路是“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内涵”，使之能够包容衍生金融工具。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经济事项实质上已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与之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那么确认资产和收益中包括的不确定性就相对较小，高估收益的可能性也随之减少，因而，现在的问题是衍生金融工具具有未来性，在合约签订时交易并未发生，而传统会计要素则强调“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就不再是确认会计要素的必要条件，即会计要素定义中解除了“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这一基本要素。（三）第三种解决思路是“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外延”，即增加要素定义的条件，使之能容纳衍生金融工具。将资产的条件扩充为“两个固定的基本特征+一个可选择的基本特征”的方式。就是将“由于过去交易或事项”这一基本特征扩充成平行的四个“相当的”可选择的基本特征，使经济业务在满足“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和“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两个基本特征下，在满足扩充后可以选择的四个基本特征中的任意一个即可确认，即：“资产是可能的未来利益，它是通过下列条件之一由特定主体取得或加以控制的：1．由于过去交易或事项（包括产权交易）；2．由于签订了不可更改的合约，其风险和报酬实质上已经转移；3．由于其市场价值(有公开标价或独立公正的中介机构评估)长期高于账面价值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有基本上的改变，在己取得或控制的未来经济利益上的增值部分；4．由于环境和自然原因，在可靠计量并极可能实现的前提下，未来经济利益的增值”。即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外延后，资产不仅包括过去交易或事项引起的资产，还包括合约产生的资产。衍生金融工具因满足基本特征的第2条，从而能够确认衍生金融工具。

三、解决思路的多视角分析

对于上述的三种基本解决思路方案，我们从经济学、哲学、会计基础理论和国际发展趋势等方面，从不同视角进行阐述和对比，具体内容如下：

（一）经济学角度：会计学从本质上看带有经济学的属性，属于统计学，这种属性决定了会计学的改进和发展目标实质上是一个减少不确定性的过程。心理学家盖尔特分析：人们追求确定性较大的事物，并要维持确实可靠的防范措施。任何一门学科，它都经历从描述性到形式化再到精确化这么三个基本层次。会计随着法律、市场等环境条件的完善及计量手段和信息传递技术的发展，将衍生金融工具等不确定性经济业务有表外披露纳入到会计报表中也是“会计的发展是反映性的”要求，那么第三种解决思路以不确定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或者视为确定性为理论基础，将不确定性有效地纳入到会计要素确认中来，有利于前瞻性的财务会计概念体系的建立。

（二）哲学角度：哲学原理中理论具有层次性：表层理论、中层理论和深层理论。结合会计理论的层次关系表现归结如下表：

最高理论层次深层理论：世界观方法论理论

指导反作用

会计准则应用层次理论：基本理论、基本结构、基本原则，深层理论的具体化

指导反作用

会计准则指南表层理论：应用层次的理论，中层理论的进一步具体化

指导反作用

会计实务实践

因此，一种理论不仅应能指导当前的实践，而且还应该具有前瞻性，否则理论的指导作用就会被削弱。会计要素的定义作为会计基本理论的一部分，也应该能够适用于未来的业务。第一种解决思路仅靠增加新要素的方法，是一种随着经济的发展，新事物的不断出现而不断变动会计核算体系，是一种权宜之计，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不能适应未来的变化，具有"时滞性"，对实务缺乏指导性。因此，不是理想之举。第二种解决思路中扩充后的资产和负债定义将资产与负债的边界模糊化，可能将一些不符合会计要素定义的项目纳入到会计报表中；对现有会计体系变动太大,不易为人们所接受,具有随意性,没有一个理论体系支撑。

（三）会计基础理论角度：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确认，起源于应否确认履行中合约的国际理论争论，结果有三种观点：1．全面确认履行中合约的主张；2．反对确认履行中合约的主张；3．只应该确认符合一定条件下的履行中合约。争论的结果本质是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探讨“不确定性”是否符合在现实条件下满足会计确认的“确定性”。分析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确认满足FASB和IASB所强调的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性”，可以在签约时可以进行初始确认：衍生金融工具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与交易是否得到履行并完成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在实践中人们为了避免这种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设计了有助于保证衍生金融工具合同得到正常履行的市场制度，如：市场上的间接结算制度和定期的保证金制度，以使合同履行受高信用担保的保障，使权利和义务具有会计确认条件的“确定性”，所以第三种解决思路将衍生金融工具确认的“不确定性”纳入会计要素的定义中是有理论和实践依据的。

（四）国际借鉴角度：FASB在SFAS133中主张衍生金融工具符合要素定义是在资产的三个基本特征中，突出预期“获取或牺牲未来经济”和“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这两个基本特征，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这一基本特征；IASC也有相类似的见解。事实上，IASC从诠释负债的定义入手，把“合约”列为导致法定义务的事项，以相当于“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的”这一特征。IASC明确地提出，合同是形成确定性义务（负债）的法定事项。IASC在IAS37中提出“负债，是指企业因过去事项而承担的现时义务，这项义务的履行预期会导致含有经济利益的资源流出企业。义务事项，指形成法定义务或推定义务的事项，这些法定义务或推定义务使企业别无现实的选择，只能履行该义务。法定义务，指因以下任何一项而产生的义务：1．合约；2．法规；3．法律的其他司法解释。推定义务，指因企业的行为而产生的义务，其中：1．由于以往实务中的习惯做法、公开的政策或相当明确的当前申明，企业已向其他各方表明它将承担特定的义务；2．结果，企业使其他各方形成了对企业将履行该义务的合理预期。”IASC这样定义，较“周到”的将衍生金融工具代表的义务（和权利）代表的“确定性”纳入到会计要素的定义中，第三种解决思路的指导思想与国际做法如出一辙。

四、结束语

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外延的解决思路是一种可取的方法，它能有效解决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确认问题，具有理论基础和哲学指引，能够“反映”经济的变化发展，也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会计的国际协调。

[参考文献]：

1．陈小悦著,《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问题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世界银行)格鲁宁，科恩，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组织翻译，《国际会计准则实用指南[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P116-P122。

3．葛家澍、陈箭深，《略论金融工具创新及其对财务会计的影响》，《会计研究》，1995年，第8期.

4．LilE.Crawford，UsingandAccountingforDerivatives:AnInternationalConcern,JournalofInternationalAccounting,Auditing&Taxation;

5．FranciscoGabrielHernandez,DerivativesandtheFASB：VisibilityandTransparency,CriticalPerspectivesonAccounting.

AccountingRecognitionfortheDerivativeFinancialInstruments

LiyanChengTaolin

篇(5)

关键词：财务风险财务人员不确定性

财务风险是指医院在各项财务活动过程中，由于内外环境各种难以预料或无法控制的因素作用，使财务系统运行偏离预期目标而形成经济损失的可能性，财务风险不但影响医院正常资金运转，也损害医院经济效益的增长，严重时可使医院陷入危机。本文将从财务风险的基本特征出发，分析医院财务风险的成因，并给出医院财务风险预防与控制的几点建议。

一、财务风险的基本特征

医院作为独立的经营单位，与企业一样也可能存在财务风险。医院实施财务管理的前提是对自己所能承担的风险有清醒的认识。在财务工作中，只有充分了解财务风险的基本特征和产生原因，才能采取针对性措施，防范和化解财务风险。归纳起来，财务风险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不确定性，财务风险虽然可以事前加以估计和控制，但是未来的财务活动毕竟存在两种可能，即实现预期目标和未实现预期目标，因此，成功与失败两种结果并存。

（2）相关性，财务风险贯穿于整个财务核算过程的始终，任何与资金运动相关的业务都会引起财务风险的发生。

（3）激励性，财务风险的存在会促使单位采取措施防范财务风险，加强财务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总而言之，财务风险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积累的过程，它破坏性强，风险成因复杂，其总体水平是由各个环节的财务风险水平构成的。因此我们下面来具体分析医院财务风险的成因。

二、医院财务风险的成因分析

产生财务风险的原因很多，既有医院外部的原因，也有医院自身的原因，而且不同的财务风险形成的具体原因也不尽相同。总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医院财务的宏观环境复杂多变

宏观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法律环境、市场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资源环境等因素。这些因素存在于医院之外，但对医院的财务管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宏观环境的变化对于医院来说是难以准确预见和无法改变的。宏观环境的不利变化必然给医院带来财务风险。如几年前突袭而来的那一场SARS对医院的效益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在这期间，患者就诊和住院的人数直线下降。如果财务管理人员素质不高、管理基础工作不够完善，会导致医院财务管理系统缺乏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

（二）微观环境的不确定性

医院财务工作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会计核算工作就其内容而言，很多业务都需要财务人员依据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客观、公正地做出自己的职业判断。如果财务人员的业务能力不高，则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会导致会计信息失真，误导决策者做出错误的决策。引发财务风险。在内部控制方面，目前公立医院财务风险最主要来源于存货资产运营不当。固定资产利用率和配置效率较低，其增值能力和盈利能力较差；国有资产管理通道不畅，出资人不到位，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严重，账实不符等造成存量资产运营风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更重要的是医院的管理理念滞后，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三）收支不平衡导致财务风险

大多数医院属于国有事业单位，一直以来是“政策依赖型”单位，但是如今国有事业单位正要面临体制改革，因此医院未来也会经历一场类似国有企业般的改制，从以往的“政策依赖型”转变成“市场导向型”。这对各个医院来说，是不得不深刻思考的一个问题，如何提高医院竞争力，使自己的医院在改制后仍能占有定的医疗市场份额是极为重要的。除了关注医院的收人外，开源节流、严把支出关是必要的。

（四）财务管理人员对财务风险的客观性认识不足

财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有财务活动，就必然存在着财务风险。在现实工作中，许多的财务管理人员缺乏风险意识，认为只要管好用好资金，就不会产生财务风险，风险意识的淡薄是财务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在实际工作中，有不少财务人员对人员间互相控制和制约的流程不了解、不重视，思想仍然停留在以前的旧观念，一旦出现利用管理上的漏洞舞弊的现象，则会给单位造成很大的损失。

三、医院财务风险预防与控制的几点建议

结合上述医院财务风险的主要成因，下文提出医院财务风险预防和控制的几点建议：

（一）适应外部环境变化，防范财务风险

外部环境对医院财务活动产生影响作用是医院财务难以改变的约束条件。外部环境涉及的范围很广，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环境、经济环境以及国家政策。外部环境的变化给医院的经营管理造成风险，因此应关注这些变化，防范可能造成的财务风险。医院应了解市场需求和变化，明确医院的市场定位，积极了解国家政策法规，对不断变化的财务管理外部环境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把握其变化趋势及规律，并制定多种应变措施，适时调整财务管理的政策和改变管理发法，积极主动提高医院对理财环境变化的适应力和应变能力，以此降低因环境变化给医院带来的财务风险。

（二）规范医院财务预算管理

医院要更新预算管理观念，通过制度安排使财务预算的编制与执行成为一种规范和机制。预算的编制要细化到部门和项目，使预算执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可控性，并有时间表，以便监督；另外要加强预算执行的分析评价，及时、定期向院领导汇报，做到适时监督和及时控制。

（三）加强审计监督

审计是一个控制和防范财务风险的有力工具。医院可以采用内外部审计并用的办法。外部审计可以监督医院财务运行情况，减少财务人员营私舞弊的可能性，提高财务报表的透明度，降低财务风险。内部审计可以对医院各项财务指标关联对比，找出财务工作中的弊病，通过对成本、利润、资产、负债等方面的审计，医院可以加强财务控制，最终防范并降低财务风险。

（四）加强风险管理部门的领导与管理

风险管理部门是医院对财务风险防范的主要部门，负责分析医院风险的来源、产生原因，制定风险防范的措施，实施风险防范的方案。因此，必须加强对风险部门的领导与管理：（1）要建立日常报告制度，有关部门必须对平时发生的事故予以记录，分析原因，制定防止漏洞的措施。（2）例外管理。重大的风险事件予以特别解决，一般采用集体讨论，或者专家咨询。对特定项目的风险评价应由风险管理部门主持，有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同时还应适当地咨询相关专家，才能做出风险方案供管理层决策。（3）其它部门的配合医院的其它部门必须配合风险管理部门的工作，在制定相关管理决策时考虑风险对医院财务目标的影响。（4）提高技术性操作的水平为了有效地对财务风险进行防范，管理部门必须熟知各种风险控制技术，通过比较各种技术的成本和效益采取最佳对策，来实现医院对财务风险的防范。一般防范财务风险的技术方法是：回避风险法、分散风险法、降低风险法、转移风险法、固化风险法、自我承担风险法等。

（五）优化医院会计人员素质

会计人员是处理会计信息及进行会计核算的当事者，他们对于财务风险既能及时发现，又能起到为领导提供建议的参谋作用。为此，首先要通过培训和学习增强会计人员的法制观念，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提高责任心和自觉性。其次，要经常组织会计人员学习新制度，研究新问题来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再次，要对会计人员经常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以提高其政治思想素质，使其成为一个严格按制度办事，不的会计人员。

参考文献：

[1]沈相根.制定正确发展战略规避医院财务风险.中华当代医学[J],2004(02).

[2]袁琳,赵芳.捕捉财务危机的信号[J].新理财,2003,(7).

篇(6)

关键词和谐规范监管理性

去年以来，中国股市出现强势反弹，沪深股指大幅攀升，不断创出历史新高，期间虽有短时震荡调整，但一直保持持续走高的牛市局面。巨大的财富效应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入市，股民人数激增，股票市场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股票市场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乎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在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加快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构建和谐股市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一、和谐股市的基本特征

和谐社会需要和谐股市，一个和谐股市的基本特征包括：第一，市场参与主体要诚实守信。即股票市场的参与主体要坦诚相见、相互信任，杜绝欺诈和恶意炒作。一个缺乏诚信的股票市场人为增加股市风险，助长投机行为，也会对自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造成巨大冲击。第二，市场参与主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交易。即在交易程要按规则、政策和法律办事，交易行为和过程要透明、合理、合法，杜绝暗箱操作。第三，市场的涨落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即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资本市场作为市场的一种，其运行必须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尽量避免人为干预。

股票作为一个涉及成千上万户家庭的资本市场，其和谐与否关系到广大股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中国的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而且也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有鉴于此，构建和谐股市势在必行。

二、上市公司要切实规范企业管理

上市公司作为股票市场的重要主体，其发行股票的根本目的在于筹集资金、扩大规模，加快企业发展，而投资者购买股票是在支持企业发展的同时，从企业获利，以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因此，上市公司应当以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切实规范资金运作。（一）加强企业管理，努力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要把投资者的每一份钱用在刀刃上，在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竞争力、增强发展后劲上下功夫，而不是仅把发行股票作为融资的一种手段，坚决克服股票“工具主义”思想。（二）确保公告内容真实。要依法真实的公布企业的相关信息，使投资者了解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实现权利义务的对等。如果企业公告内容失真，无疑将对引发信任危机，后果堪忧。（三）杜绝违规信息披露。投资者对企业的信息享有平等的知情权，如果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不仅损害公司形象，更严重的是打击了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如果合法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投资者成为惊弓之鸟，只好选择远离市场。

三、政府应加大对股票市场的管理和引导

目前的证券市场中，政府既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执法者，同时又是市场最大参与者。政府的行为是否规范、合理，政府是否作为或不作为或作为过当，都直接关系到股市的稳定与否。政府如何调控股市需要认真研究，慎重行事。调控力度不到，没有效果，调控力度过大，则可能出现大的波动，影响股市稳定健康发展。成熟股市亟需成熟的政府及其成熟的管理手段和方以便与市场进行更为理性的对话。（一）给投资者明确的政策预期。就当前的市场状况而言，对投资者来说，宏观因素的不确定性是最大的风险。因此，市场表现出的疑虑情绪，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加以疏导。应该说，在目前情况下，最有效的疏导工作，恐怕还在于解除投资者因不确定性而带来的担忧，解除因担忧而带来的投资行为上的恐慌和失控。要坚决澄清似是而非的、带有“政策影子”的言论，解除投资者利剑高悬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不利于市场健康发展的。（二）进一步做好新股发行的核准工作。目前中国股市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优质的、可供投资的上市公司不足，因此应当提高效率，加快速度，不断增加市场中优质股票的供应。做好新股发行工作，增加股票供给，不仅有利于维持股市的供求平衡，减缓股指上涨的速度，保证股市稳定发展，而且也给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三）严厉打击违规行为。加强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针对市场中暴露的这些问题，监管部门应及时做出反应，果断采取措施，坚决打击违规、严厉惩处犯罪行为的积极措施，以此净化股市环境，增强监管的有效性，夯实市场基础，为市场下一步的健康前行提供动力（四）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梳理，有针对性、有节奏地采取多样化的组合手段。应尽量避免采用行政手段来调控股市，虽然行政手段见效快，但其容易产生较大的副作用。管理层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应当依法监管。因此，对股市中的违法现象必须坚决地管，彻底地管。但是，对股指高低则不应该直接去管，更多地应当采用市场化的方法加以引导.四、股民应保持理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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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策性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性质;基本特征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7-000-01

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2亿人，占总人口16.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4386万人，占总人口10.5%。老年人收入低，因年龄、身体状况、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老年人遭受意外伤害、身患疾病的概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群体。老年人的权利现状值得关注。

而近些年见诸报端的一系列被救老人“讹人”事件，引发的社会各界争议“该不该扶摔倒老人”，更使公众进一步聚焦老年人。身陷困境本应被救助的老年人“讹人”事件，看似是道德问题，但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归结起来是经济问题。据报道事后一些讹人老人称没钱看病。

怎样改进老年人的权利现状，尤其是怎样有效帮扶意外伤害后的老年人，各地政府近些年试点开展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今年5月，全国老龄办等四部门联合公布《关于开展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将通过多项措施使意外伤害保险最大限度惠及广大老年人。

一、政策性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的含义、性质

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是由投保人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在被保险人因遭受外来、突发、非本意、非疾病的事件直接导致老年人身体伤害或死亡时，依照合同约定，给付受益人保险金的一种商业保险。“意外伤害”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导致身体受到的伤害。在传统的商业保险中，因猝死或疾病引起的身故、伤残等，均属除外责任，例如身体发病引起摔倒受伤不算“意外伤害”，承保公司不赔偿。并且，传统商业保险的条款，都不承保65周岁以上的老人，老年人的风险保障机制不到位，老年人得不到保障权利。

政策性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指政府出资为老年人购买意外保险。这项由政府出手推动的公益险，具体作法是民政局、财政局、老龄办等政府机构依托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商业保险公司开展老年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保障工程。该项惠民工程通过商业保险、政府机构联办协作机制化解老人的个体财务风险，提高老年人抵御意外风险能力，推进老年福利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发展。

这种政府支持的老年人意外伤害险由政府采购，即由政府统一投保，具有很大的公益性，保险公司一般都会做出弹性处理。如老人摔倒受伤，会得到保险公司给付的保险金。政策性老年人意外伤害险被解读为“摔倒险”。

二、政策性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的基本特征和开展情况

政策性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简称银龄安康行动），呈现以下基本特征：

1.“老人险”由政府出资、集体资金、社会捐赠资金或从福利公益金出资。如在2012年9月有些城市由政府买单，为持有免费公交乘车卡的老人购买公共交通意外险。2015年北京市财政统一出资120万元，对本市籍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共计近7万人投保，每人一份。至2015年12月，由广州市福利彩票公益金补贴，为五类困境老人购买的意外伤害险参保率达到100%。2015年10月嘉兴市正式实施政策性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投保保险费由市、区两级财政按照6：4的比例分担，为共计81万余户籍老年人购买保费为20元的意外伤害保险。

2.保费最低。如2015年，北京年度保险费用是15元、17元，杭州年度保险费为20元，广东设有年保险费10元、20元不等。

3.保险范围最广。如多地覆盖65岁以上本地全体老人、“五保户”老人免费参保、非本地户籍的老年人每年只需要花费十几元或几十元就可以换取意外伤害身故、意外伤残、意外医疗、意外住院津贴等四重保障。

4.理赔标准最高。赔付内容分为死亡或伤残保险金、医护费用赔付、骨折补贴三类。如北京被保险人在特定公共区域活动，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发生意外伤害引发身亡、残疾或烧烫伤，可获得50000元的赔偿，因意外伤害住院将获得每天30元的定额;老人险的年保险费只有17元，费用远低于普通的商业意外险，赔偿额却最高达20万元。安徽安庆，最低保费每份50元，意外医疗保额每人6000元，意外伤害保额每人15000元，对生活困难的低保户、五保户老年人实行优惠政策，最低保费每份40元。2015年7月，厦门市首个由政府主导的老年人保险项目即老年人幸福安康险正式实施，在保险期限内，参保老人如发生意外造成伤残，最高可获赔10万元。

5.政策支持。近些年，政府机构陆续发文，强调重视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称其是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是落实党和政府民生政策的具体体现。《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意见》，提出“引导和规范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发适合老年人的理财、信贷、保险等产品。”、“鼓励老年人投保健康保险、长期护理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人身保险产品”、“要把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作为保障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 “倡导老年人投保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公司对参保老年人应给予保险费、保险金额等方面的优惠”。2014年8月，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提到“要丰富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开发面向老年人、残疾人等的保险产品。”

三、政策性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的作用

开展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体现公益、投保自愿的原则。政府为老人购买摔伤保险，保险金承担摔倒老人的部分伤害和给付医疗费用。政策性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会提高老年人的福利权利;从社会层面，对老年人的经济制度性保障，会消除人们扶助摔倒老人的经济风险和顾虑，增强全社会抵御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