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投资的方式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跨国投资的方式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 矿业企业 跨国投资项目 风险防范

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革。企业跨国投资已经很普遍，我国的矿业企业更是如此。跨国投资可以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也蕴含了巨大的风险，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和规避这些风险，有可能使企业蒙受巨大的损失。目前，我国矿业企业对跨国投资风险的监控和防范能力不强，却又投资频繁，面临着特殊的投资风险。对于我国具有跨国投资背景的矿业企业来说，进行良好的风险防范就显得至关重要。

一、中国矿业企业跨国项目投资风险特征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的逐步开展，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应运而生。基于中国矿业企业的行业特征，对在境外拥有投资项目的矿业企业，投资风险具有以下特点。

1、非系统风险的可控性。跨国投资风险是潜在的，不一定转化为现实的风险，而且如果其从潜在风险转化为现实风险也需要时间和条件。人们可以通过努力防范或化解这类风险。

2、行业固有的收益脆弱性。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受到行业特征影响，诸多因素会影响矿业企业的投资收益。例如矿产价格的波动性强，矿业投资规模大，成本高，投资期间长，投资的经济效果受市场价格变动和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大等等。

3、社会经济环境的震荡性。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属于资本外延式扩张，其直接后果是中国矿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人员的急剧膨胀。规模扩大造成管理层次增多、管理幅度加大、决策机制不灵活，并有可能形成垄断，从而导致中国矿业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下降，尤其是缺乏互补性的投机性并购，往往导致股价轮番上涨，形成价值泡沫，造成社会虚假繁荣，而没有一定的实际效益作支撑的泡沫经济迟早要随着大规模的经济调整而破灭。因此，中国矿业企业跨国并购后规模的扩大是以企业的运行效率乃至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作保证的，没有一定的运行效率和市场规模作保证的跨国并购规模不但造成规模不经济，而且还会造成巨大的经济资源浪费和社会震荡。

二、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源及传导机理

1、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源。对于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的风险源，可以从外部环境与内部系统两个方向进行解析。外部环境风险源又可划分为跨国投资风险源和矿业项目开发风险源。内部系统风险源对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而言主要包括财务风险源和管理风险源。

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与其他工业项目既有共性，更有其特性。根据这“二性”可以将其诸风险来源归纳为以下七大方面（如图1所示）。

（1）政治风险源P。主要来自政局稳定性的影响，政府对项目干预的影响，法规政策的影响，财税制度的影响等。

（2）经济风险源E。主要来自利率的影响、外汇汇率的影响，矿产品价格和有效需求量的影响，通货膨胀的影响等。

（3）社会风险源S。主要来自社会文化风俗的影响等。

（4）自然风险源N。主要来自地质资源量的影响，矿石品质的影响，不可抗力和环境保护的影响等。

（5）技术风险源T。主要来自矿产勘查技术的影响，开发技术影响和外部建设条件的影响等。

（6）财务风险源F。主要来自筹融资的影响，资金回收周期的影响等。

（7）管理风险源M。主要来自人力资源的影响，组织结构的影响等。

2、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传导机理。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的风险流从风险源释放后，会依附于风险载体，沿着特定的渠道和途径开始在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的各流程、功能节点流动和传导，我们把风险流流动、传导所经的路线和途径称为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的传导路径。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风险源存在于矿业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系统之中，为跨国投资项目风险提供了滋生的温床。随着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过程中外部环境和内部系统的不断变化，蕴含在风险源中处于静态的风险流开始发生变化，一旦为风险事件所触发，风险流的积累和变化速度将突破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的风险承受限度，即冲破风险爆发的临界值，形成对矿业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真正影响。爆发释放后的风险流会依附于物质、资金、信息等各种风险载体在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内部开始动态流动和传导，它会沿着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的各种业务流程链、利益链和价值链等传导路径流动、传导到各业务流程和功能节点并与节点相结合，发生风险性质的变化，形成不同属性的风险流。若把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传导视为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的话，风险流与不同功能节点相结合所形成的各种属性的风险集便是构成这一系统的各风险子系统。在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传导过程中，各风险子系统之间会因各自系统的存在状态、对应功能节点间的关联度以及风险性质间匹配度的不同而发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进而引起传导过程中风险“流量”和“性质”的变化，最终导致风险损失，给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带来重大的损失和影响。

三、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识别方法

对于矿业企业跨国投资的风险识别方法和工具主要有以下两种。

1、基于PEST的宏观风险因素分析。PEST分析是对影响企业与行业的主要外部因素进行分析。对外部不可控因素的对比分析是为了把握有利机会、规避风险，提升企业的快速应变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企业的创新变革。该分析方法主要包含四个方面，即政治和法律环境（主要通过政治、制度、法律三个层面分析）、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技术环境。

2、基于SWOT的风险分析法。SWOT分析法的基准点是对企业内部环境优劣的分析。在了解企业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判明企业外部的机会和威胁，然后对环境作出准确地判断，继而制定企业发展的战略和策略。

SWOT模型的分析矩阵及步骤：将外界的条件和约束同组织自身的优缺点结合起来，随环境变化作动态系统分析，识别项目或企业所处的位置及存在的风险，并把分析的结果填入模型分析矩阵。

四、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防范资料库的建立

虽然每一种风险对投资项目都有影响，但就风险而言，有些是企业可以采取措施控制的，而有些是企业难以预测的，有较大的风险防范难度。在确定风险防范方法之前，我们首先要对影响投资项目的各种风险都要有具体的分析与认识，科学评价各风险的可防范程度。就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而言，可以建立如表2所示的项目风险资料库。

五、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防范路径

1、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防范一般路径。矿业企业在进行跨国投资时建立跨国投资风险防范体系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在对国内政策、经济环境以及国外市场、法律和政治等环境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才能使工作逐步完善。

（1）寻求政府支持策略。跨国投资项目风险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要取得好的防范效果，需要母国政府的支持。母国政府应该积极参加各种国际、区域性组织的多边投资保护协定，将跨国投资保护工作纳入国际保护体系。目前，中国已与106个国家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多集中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投资风险尤其是政治风险的发生概率要远小于发展中国家。

同时，矿业企业还应充分利用国际上现行的有关跨国投资风险的投资保护保证体系，包括资本输出国跨国投资保证制度、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有关投资保证的双边协定以及国际多边投资保证制度。对于矿业企业投资项目，投资者要争取获得东道国政府的投资总额无条件担保，如果后续政府改变承诺的话，项目投资者就有权在外国法庭对东道政府与第三方的任何商业交易采取保障行动，从而保证企业跨国投资的权益，降低损失。

（2）企业自身采取风险防范策略。跨国投资项目风险大致可以归类为三种，一是政治风险，二是外汇风险，三是项目经营管理风险。如图3所示。

矿业企业政治风险防范主要包括：加强政治风险的评价与预测，签订投资谈判协议、保证企业的利益，风险分散策略，控制策略，投保策略，补救策略。

矿业企业外汇风险防范是指投资企业通过对汇率变动情况的预测，对外汇管理做出相应的决策，采取适当措施，以达到避免损失增加收益的目的。外汇风险防范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风险报告策略，经营多元化策略，净额结算策略，货币保险策略，妥善利用外汇风险策略。

矿业企业项目经营管理风险防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项目准备阶段。主要包括：做好东道国的社会环境评估，传播良好的企业形象，做好矿业市场的风险预测，分析我国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加强员工跨文化培训。

第二，项目建设阶段。主要包括：实行当地化经营策略，制定合理的融资策略，建立风险预警系统。

第三，项目投资风险爆发阶段。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风险最终发生时，企业要积极采取风险缓解策略，尽可能地降低和弥补损失。要充分了解我国和东道国对跨国投资的矿业企业保护的法律法规，争取和利用双边、多边投资保护协议、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等措施保护投资企业自身的利益，减少风险带来的损失。

2、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防范关键路径。本文认为针对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企业可以根据风险资料库来确定风险防范关键路径，分别为：法律风险P3、社会风险S1、融资风险F2、汇率风险E3、技术风险T1、管理风险（M1、M2、M3）。

（1）法律风险防范。矿业企业要进行跨国投资项目，必须要了解相关的法律。企业在进行跨国投资项目的规划时，应该列出法律方面的支出预算。在投资的过程中，除了按我国的有关法规办事外，还应该考虑到跨国企业的建立应符合所在国的法律规定，以保证企业的权益能得到所在国法律的保护。

（2）社会风险防范。社会风险的防范主要是社会风俗习惯风险的防范，它主要反映在管理文化和风俗习惯差异上。矿业企业在进行跨国投资之前，要对东道国的文化和风俗习惯进行全面详细地了解，认清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究竟存在哪些差异以及这些差异的主要表现，同时分析这些差异对投资项目的影响。在项目开始之前，需要对所有项目参与人员进行跨文化培训。

（3）融资风险防范。融资风险的防范需要企业财务人员事先做好财务预测与计划。根据企业的长期发展规划以及短期经营活动，预测出对资金的需求。同时，要认真分析、评价融资的各种因素，制定合理的融资战略，选择综合资金成本最低的融资结构来进行融资。

企业融资风险防范途径主要有：加强员工培训，提高“防患于未然”的风险意识；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融资战略；做好必要的风险转移计划。

（4）汇率风险防范。汇率风险存在于任何一家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外币资金的企业，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也面临很大的汇率风险。其主要防范途径有：第一，实施灵活的经营战略，提高产品附加值，规避或消除汇率风险。第二，灵活运用外汇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第三，建立汇率风险预警和管理机制。主要包括：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认真制定汇率风险管理的战略目标；强化汇率预测工作，建立汇率风险动态监控机制；加强财务管理人才的培养，提高企业汇率风险防范的水平。

（5）开发风险防范。开发风险指开发过程中，由于开发技术条件的变化而产生的风险。不同的矿床开发技术条件，将直接影响矿山开发中对开采方式、开拓方法、采矿方法、防治水、选矿工艺、生产能力、装备水平等一系列重大的技术经济方案决策。矿业企业可在项目执行之前具体分析投资项目的预期开发难度，结合企业自身的技术条件，请专业人员对开采进行相关调查并提出建议，或者与国外企业合作，利用国外先进开发技术与装备水平，做好开发风险防范工作。

（6）管理风险防范。矿业跨国投资项目的管理风险主要体现在项目规划阶段外派人员的选派、项目运营阶段人力资源的管理与项目运营阶段的日常活动风险管理与控制上。矿业企业在选定外派人员时要全面考虑项目对人员的要求，进行矿业跨国项目时，项目内部要形成一个适应项目发展需要的组织结构，加强项目参与人员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能力。

六、结语

跨国投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跨国投资方式的不断发展，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也愈来愈多，风险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愈来愈大。因此，在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提高识别风险和管理风险的能力。要了解跨国投资项目风险源及其传导路径，然后对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做好良好的风险识别与监控，建立风险资料库，并最终针对风险的可防范等级，做好风险防范工作，降低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带来的损失。

（注：本文系湖北省会计学会2009年重点会计科研课题（鄂会学发[2009]2号）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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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企业 跨国投资 财务风险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0-127-02

1964年，美国学者汉斯和威廉把人的主观因素引入到风险分析之中，其在研究报告中表示，风险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且对同意环境下的所有人都是以相同的形式存在，但对风险的判断是主观的，对风险判断的不确定性造成个体对风险认识的不同。上世纪80年代初，日学者在吸收之前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理论后，提出了对风险的重新定义：“风险是在特定环境下和特定时期内自然存在的导致经济损失的变化。”

跨国投资又称国际投资或海外投资，是指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主体，将其拥有的货币资本或产业资本，通过跨国界流动和营运，以实现价值增值的经济行为。跨国投资面临的风险首先是外汇风险。外汇风险是指一个金融的公司、企业组织、经济实体、国家或个人在一定时期内对外经济、贸易、金融、外汇储备的管理与营运等活动中，以外币表示的资产（债权、权益）与负债（债务、义务）因未预料的外汇汇率的变动而引起的价值的增加或减少的可能性。另外，企业在经营中的经营风险也不可忽视。经营风险也会加重财务风险。经营风险是指公司的决策人员和管理人员在经营管理中出现失误而导致公司盈利水平变化从而产生投资者预期收益下降的风险或由于汇率的变动而导致未来收益下降和成本增加。

一、跨国投资风险研究的理论基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为了拓展市场以及优化资源的合理配置，许多企业都选择涉足海外市场。但是考虑到不同东道国所对应迥异的政治和法律环境等差异，跨国投资包含着比国内投资更大更难以预测的风险。吴洪臣在其《国际直接投资》中谈到：“海外投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在特定环境和特定时期内，会给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带来损失。”为了保证跨国投资活动的稳定进行，怎样高效地预测风险，控制风险甚至规避风险，是中国跨国企业在海外站稳脚跟的当务之急。

有学者在对跨国风险进行辨识时将其细分为政治风险、国家风险和外汇风险。

有一些学者重新定义了国家风险的定义，认为国家风险可定义为企业在东道国由于东道国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进而对企业投资行为造成损失的不确定风险，所以把国家风险直接定义为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的总和。周郁朋（2014）在研究报告中主要从企业内部控制这个角度进行分析，将跨国投资风险细分为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两大类；或者从企业控制能力的角度将风险分为系统性风险和财务风险。丁君风（2006）等学者认为：跨国公司需要一整套完善的企业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包括投资过程中出现风险的一系列具体处理措施。在当今的许多研究著作中，政治风险的影响力正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甄炳禧（2014）认为，中国应该研究借鉴西方成熟国家的跨国投资有关经验。从制度上完善中国的跨国投资行为，同时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和保险制度维护中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利益，深入健全领事保护和服务，改善境外投资信息不对称的被动局面，最终形成多位一体的政治风险防范体系。

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市场较为成熟，跨国投资起步较早，所以对跨国投资行为的风险研究也较为完善。Click（2013）通过对1982-1998年，美国在近60个不同国家进行的关于海外投资风险的实证研究中指出：总体风险=政治风险+金融风险，即投资企业面临的总体风险等于政治风险加上金融风险。Smith和Stulz（1981）研究海外投资时将对企业价值影响较大的汇率风险划分为交易风险、划算风险、经济风险三种风险。通过套期保值等方式一般可将换算风险和交易风险进行有效管理。Geert hofstede（1980）率先构建了国家文化模型。在当今，即使对跨国投资风险的研究愈发深入，国家文化模型依然是国际上众多学者在研究企业跨文化管理时的重要理论依据。Ramamurtia（2011）采用定性分析法研究了亚洲及欧洲部分发展中国家跨国投资的潜在风险。考虑到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具有的强垄断性，而且其产品是不易交易的，所以很显然会存在国家管制。可以预见到的是，在投资基建项目时投资方很容易受到东道国的政策风险，使得投资企业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二、海外市场选择

对海外市场的评估非常重要，某种程度上关系到跨国投资的成败，对海外市场的清醒认识和分析是在投资行为发生前将投资风险降低的很高效的手段。有企业将其分为三类。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产品可以选择不同的市场级别。

（一）一类市场

主要包括欧美的发达国家和中国邻近的日本、韩国，客户群包括SBC，Verizon，Orange等全球跨国运营商。这些国家的市场空间巨大，消费水平很高，在全球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其市场空间占全球总体市场空间的60%。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的投资能够取得巨大的回报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同时其市场基础建设较为成熟，新兴力量要抢夺市场份额难度较高，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存在着很高的技术门槛，所以一类市场的投资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同时由于北美和日本的政治壁垒，大大制约了我国企业进入主流，这也使得在最初几年的跨国投资中效率不高，始终止步于短名单阶段。

（二）二类市场

主要为东欧，拉美，北非及亚太地区等中等发达国家。其中以俄罗斯、巴西、南非等用户大国为重点。这类市场存在市场开放度不同的特点，拉美及东欧开放程度较高，亚太、非洲地区由于其经济水平有限，其国内的主流运营商多为国有企业，基本垄断了国内市场。这些地区的特点是其行业技术基本成熟，技术水平多达不到国际先进水平，国内人口多使得需求量大，这对于我国企业来说是早期最具备发展潜力的市场类型，可以依靠自主研发的移动运营技术和成熟的销售手段，可以以较小成本与当地运营商合作，或取而代之。

（三）三类市场

三类市场针对的是欠发达地区，主要包括非洲南部，南亚和亚洲中部等国家。相比市场壁垒较高的发达国家，欠发达地区的投资风险甚至更高，因为这些地区的市场发展落后，经济基础很差。不同企业在这地方，结果不一样。

三、中国企业在跨国投资中的风险应对

在21世纪初期，中国参与跨国投资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矿业和服务业。一类是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等国营企业，另一类则是密集劳动性项目和低层次简单交易的经营方式如餐饮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即技术水平较高的产业，中国企业参与跨国投资较少。投资行业的分布严重失衡导致我国海外投资的效率低下，且跨国投资风险更大，这同样影响着国家对跨国投资的法律制定不完善，特别是对于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信，金融的跨国投资，由于法律指定的滞后性，普遍承受着较高的风险，无法摆脱后顾之忧。

企业在跨国投资时往往会带有其所处的国家环境或经济环境的通病，主要有三点会在整体上给投资行为带来额外的风险。

（一）应对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指我国与被投资国的经济，政治等关系发生变化时，或被投资国发生或社会动荡时引起对外的政策变化，导致对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所以怎样选择投资国以及投资顺序对于政治风险的防控就非常的重要。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企业不可避免地要承受巨大的政治风险。为了规避政治风险，可以选择了合作式的解决方案，即听从投资国建议，以减弱其对自己的敌意，博得投资国的好感。

（二）应对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是指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所带来的风险。“入乡随俗”对于跨国投资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无形资源主要集中在技术资源和商誉资源部分，技术资源是指公司拥有的专利和公司整体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拥有成熟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可以使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时占据主动。如果没有自己的核心科技，在开拓海外市场时甚至只能沦为国外企业的代工工厂，容易在“技术仗”中败下阵来。如今世界最廉价的劳动力已不在中国，以廉价劳动力换来的价格优势已不再明显。选择不断发展自己的研发能力，在科技层面压制住市场上的对手，这是把企业风险降到最低的有效途径。

（三）应对企业风险

即使两个企业在同一外部环境下发展，但是每个企业的发展状况还是不一样的，这就会牵扯到企业内部的风险。企业风险主要包括企业资源和企业能力两个方面。

1.企业资源（Enterprise Resource）。企业资源主要有两大块，分别是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有形资源里面我们主要分析实物资源和人力资源。实物资源指企业跨国投资所在地的地理环境和一些硬件设施。应对企业风险，应该重视培养员工，使他们提高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在培训手段上可以引进一系列国际先进的教学手段如CD-ROM、Video Training、Audio Training，使未来的员工能完美达到工作标准。使得企业在人力资源方面将企业风险降到最低。

2.企业能力。企业能力主要分为研发能力、制造能力、营销能力、决策能力等部分，而营销能力则是企业能成功在海外市场立足并迅速占据市场份额的关键因素，甚至其强大的营销能力更在其研发能力之上。以创造客户价值拉动营销的纵深发展的营销战略。围绕着“为客户创造价值”进行。正是客户的需求反过来指引企业的研发方向。这是一种几乎“自然选择”的决策方法，在保证企业在营销层面上尽力让客户满意，又在研发层面上实现与消费群体的对接，更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研发，也降低了研发新技术与客户之间脱节造成的商誉及资金上的风险。在海外拓展的过程中，主动招标，参加大小的博览会，世界论坛，争取每一个机会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也争取和很多国家进行官方合作的机会。与政府绑定在一起的营销策略带来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国家政策上容易获利，能够比其他没有依靠的企业花更小的代价取得某些地区的权或赞助权，某种程度上成为“官方运营商”；其次，一般来说政府的总体环境相对稳定，由政府决定的投资决策一般不会轻易更改，这对减小企业因为环境波动带来的投资收益亏损有利，而在海外投资中，稳定的投资环境是谋求发展的基础，而能够取得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总是利大于弊的。营销能力的提升在企业开拓海外市场进行跨国投资时，能有效提升投资的使用效率，减少在进入一个新的市场时所面临的企业风险。

（四）应对市场风险

投资国的不同，会带来消费观念的差异，如果企业不做好对市场的准确预测，一旦无法把握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产品的销量以及公司收益会受到影响，很容易造成投资行为的无用功。比如在东道国总体经济形势乐观时，或其市场容量大时，某商品的替代品数量相对较少，互补品数量变多这时企业只要平稳投资即可；当东道国经济不景气或市场接近饱和时，其替代品数量相对较多，这时则需要企业以刺激市场为目的寻求投资决策。针对市场风险所做出的防控措施首先是增强自身的市场敏感性。作为投资国需要持续地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估，对于东道国市场的需求做出迅速反应，投入研发团队和营销团队以应对当地的消费偏好的变化。

市场风险防范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要遵循分工协作原则。即将生产的各个环节放置在多地多国，将各环节的生产工厂安置在其最适合的地区。比如根据自然资源的分布等，以分散企业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同时多管齐下的生产模式也可大大削减企业的生产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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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经济国际化与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含义是指，居民（含自然人和法人）以一定生产要素投入到另一国并相应获取管理权的一种跨国投资活动。其核心内容体现在：（1）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生产要素，可以是有形要素，也可以是公司品牌、管理技能等无形资产。（2）投资方拥有足够的经营管理权。关于服务业对外投资的界定比较复杂。一些服务业的跨国投资行为可以使用传统的股权控制定义进行界定，如跨国银行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贸易服务公司在国外设立办事处等。但有许多服务业的跨国投资过程，难以实现或不宜使用股权控制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实践中区分服务业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的标准主要是：直接投资利润收入来源于外国股权所带来的收益（与服务贸易的不同在于，服务贸易仅与接受服务者支付的销售额、佣金、使用费有关）。（注：卢进勇等：《国际服务贸易与跨国公司》，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按这一标准，可以将许可证和管理合同等服务业广泛使用的投资方式包括在直接投资的范围内。因为这类方式虽然不涉及控股权，也没有实施交易内部化，但由于其收入是以国外被许可方或管理合同买主利润收入的百分比计算的，所以应算作服务业直接投资。

服务领域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20世纪70年代初，服务业只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4，这之前，国际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级产品，以及以资源为基础的制造业领域。80年代以后，服务业的跨国直接投资不断升温，跨国投资逐渐成为服务业国际竞争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国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日益增多。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1970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第二产业占首要地位，其份额达45.2％，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只占31.4％；1985年，在服务产业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达42.8％，超过第二产业的38.7％；到1990年，服务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

一、二产业的总和，达50.1％。发达国家服务产业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1970年仅为23.7％，1990年达到了48.4％。相比较来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在第二产业。服务产业领域的投资，从1970年到1990年只从23.5％增加到29.5％。说明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局限，服务产业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过程明显慢于发达国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服务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中一直呈占据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在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跨国并购的大发展，成为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尤其是20世纪如年代以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竞争加剧，也促进着全球服务市场的整合和服务业跨国公司之间的并购和重组，跨国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已由1998年的6000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5亿美元，一年增长三成，跨国并购额由1998年的4800亿美元上升到7200亿美元。表1是1987-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以收购方计的产业和部门结构情况。

表11987-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的产业和部门结构（收购方）单位：百万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英文版），第251页

表中数据显示，服务产业的跨国并购在全球跨国并购中的份额在不断上升，1987年所占比重为30.57％，1990年上升为45.44％，1999年高达55.76％。服务产业的跨国并购的主要部门是信息、金融等极具增长潜力的产业，而且正向跨行业并购演变。在1999年，金融业的并购占全球并购的份额为23.22％，占服务业内部的比重达到41.65％，运输、仓储及通讯部门在1999年的并购业绩也不俗，并购额占到全球总额的16.49％，占服务业内部的29.58％。

二、服务业跨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

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毫无疑问，制造业企业跨国投资的发展，需要更多地依赖贸易、金融、通讯、运输等生产的支持，对服务业跨国投资产生拉动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产业发展中技术与制度变革合力的推动。

第一，发达国家国内服务管制制度变革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严重的“滞涨”，西方经济理论界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重新崛起，强调政府放松管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重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同时，微观理论层面，有关政府管制理论以及自然垄断产业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促进了西方国家在金融、电信、邮政、交通运输等服务领域大规模的管制变革。放松产业进入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是管制变革的中心内容。进入管制的放松，开始是对国内企业，然后是对国外企业，由此使服务业出现了放松管制与大规模企业兼并相互影响的两股潮流，促进了发达国家之间服务业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以电信业为例，1991年底，英国国内电讯开始有限竞争，1996年6月英国解除国际长途垄断，12月第一个对外彻底开放电讯市场。短短几年内，英国开出150多个电讯经营许可证，1996年底开出44个外国公司许可证。1996年所有欧盟成员国加瑞士和挪威决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开放电讯市场。现在许多国家，不但在长话和增值业务等部门已经引入竞争，在本地网层次上，数网竞争也被允许。

第二，服务贸易自由化国际性制度安排的推进。服务业所包含的产业门类非常广泛，其中许多涉及国家、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就业等问题，因此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之前，服务业一直没有纳入全球贸易自由化体系之内。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在1986年成为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新议题，其最终成果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达成与生效。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服务贸易的内容包含4个方面，即过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其中商业存在方式就涉及市场准入与跨国直接投资。《服务贸易总协定》扩大了全球贸易体制的涵盖领域，初步形成了制订规则、组织谈判、解决争端三位一体的全球服务贸易协调与管理体系，对降低或消除各成员方对外国资本的进入壁垒，推进服务业国际投资，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第三，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服务企业组织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规模经济边界的拓展，同时也促进了服务企业跨国投资方式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为许多服务活动的跨国交易创造了可能性。服务企业的信息化管理，从根本上改变了收集、处理、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对决策和响应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导致组织形式的巨大变革，原来的金字塔型的结构，向扁平化的“动态网络”结构发展。一方面，计算机系统取代中层监督控制部门的大量职能，加强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直接沟通，使中层管理的作用大为降低，从而减少了管理层次和信息失真，削减了机构规模，提高了管理效率，这是企业规模向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条件。

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网络拓展有很多方式，除了传统的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股权合作等方式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股权合作方式更为流行，如特许经营、管理合同等方式。这些方式可以让公司的“特殊资产”声誉、品牌形象、积累的经验等，实现更好的增值。如大多数连锁旅馆或连锁餐饮业都采取了以公司网络方式运行的特许连锁制。这种关系更灵活和成本更低的合同形式，使公司得以在世界范围充分发挥他们的特殊才能，同时集中全力实现“人格化”产品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并做到更好地监督与品牌形象紧密相关的服务质量。从技术手段看，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大企业和银行提供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围内监督其资产发展状况和加强在全球运作的可能。电子信息网络使大公司可以更好地通过一体化管理节省交易费用和减少与这些费用有关的办公费用。

第四，服务产业的特性决定了跨国直接投资对服务业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性。随着发达国家服务产业进入壁垒的取消或放松，一些大的服务性公司为了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致力于建立国际化生产网络，越来越多的服务企业成为全球性企业。这一方面是由于服务营销的特性所要求，在服务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很多情况下，需要与顾客有着密切关系和直接接触，因而对外投资在争夺和占领市场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相当多服务部门具有网络型产业的特征，如电信、交通运输以及金融等，规模报酬递增明显，即生产规模越大，单位产品的成本就越小。正如弗朗索瓦·沙奈在《资本全球化》一书中所指出：“一个公司必须削减或最大程度减少尚处于分割状态的、本质上不完善的世界市场上进行交换和面对面直接管理带来的交易成本，这一能力直接受制于对某一国际网络的控制。有了这种控制，公司就可以进一步把地方化优势同公司本身的优势结合起来。”（注：弗郎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三、服务业跨国投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服务产业跨国投资的发展对世界经济产生着多重效应。

1.对全球服务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主要从3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促进全球服务产业的资源优化配置与重组，从而扩大各国服务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各国服务企业可以在规模经营和国际化经营的基础上，增加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二是加剧各国服务业竞争，竞争直接带来产业效率的提高，促进服务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下降以及消费者福利的增进。同时也促进着服务方式创新、服务质量的提高。航空运输和某些电信服务的价格大幅度下降就是全球服务市场竞争加剧的直接成果。三是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的扩散。

以电信业为例，1990-1995年，短短6年时间，全世界国际长途通讯时间从333亿分钟增加到680亿分钟，翻了一番多。（注：资料来源：国际电信联盟（ITU），转引自刘吉等《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金融服务竞争产生的发展与效率提高效应也很明显。经合组织银行经营情况统计表明，大部分国家银行的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了，营业费用与总收入相比也下降了。如美国互助储蓄银行，在1979-1984年间，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为69％，1990-1992年间，这一比例已大幅度下降为28％；日本大型商业银行，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普遍从1979-1984年的40％，下降到1990-1992年的30％。英国商业银行这一项目的比例，也从1979-1984年的45％下降为1990-1992年的37％。这是竞争促进成本下降的效应。（注：BankProfitability，OECD，转引自张汉林《强国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同时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趋于下降。如表2所示。

表2伦敦股票交易市场平均佣金率变化

附图

资料来源：伦敦股票交易所。转引自张汉林《强国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2.加剧了全球服务业的市场整合与企业重组，在相当多的领域，大型服务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越来越强，呈现出寡头结盟垄断的局面。从行业分析看，金融与信息业的市场与企业整合尤为激烈。通过跨国投资与兼并，大型或超大型金融垄断企业不断在竞争中产生，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出现此消彼长的格局。1990年，按资产额排列的全球第

一、第二名的银行是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和富士银行；1999年，全球第

一、第二的位置已经为美国的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所取代。（注：[美]《机构投资》杂志，网址：http//，2000年1月17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银行并购事件数不胜数。1998年4月6日，美国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银行公司合并为花旗集团，合并后的花旗集团资产总额近7000亿美元，超过了当时占据第一位的东京三菱银行。在业务范围上，花旗集团涉足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投资业等金融业的所有领域，能够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金融超市服务。规模的巨型化已成为银行业经营的一种趋势。

电信、传媒业的并购，近年来最著名的是，2000年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成为美国历史上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宗兼并案。两家公司合并之后，成为一家集电视、电影、杂志和因特网为一体的超级媒体公司，它将时代华纳旗下的世界级大众传播、娱乐、新闻及先进的宽带传输系统与美国在线的互联网产业及基础设施（包括商标、网上社区、电子商务）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行业内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

服务领域跨国投资与并购的发展，使服务跨国公司得到快速发展。在美国《财富》杂志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强”评比中，服务业公司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上都有了较大的增长，其所占比重超过了工业、农业跨国公司份额的总和。1999年所占比重达到61.2％（见表3）。

表3服务业公司在“全球500强”中的比重（％）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财富》“全球500”强资料整理

3.服务产业国际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服务产业的国际化或全球化的发展晚于农业与工业的全球化发展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国际投资增长，意味国际资本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3个产业领域向国际市场全面渗透。服务业的跨国投资发展，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而且成了促进全球化的重要条件。

通过服务业的国际投资，在全球范围形成一个更大的服务交易网络，这有助于跨国公司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例如，全球化中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制造业需要更为廉价而又可靠的连结全球的通讯和运输网络以维持出口业绩；同时，由于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和“及时”生产的采用，国外厂商购买产品对时间的要求日益紧迫，只有高效率的通信与运输系统才能满足这种要求。

服务业的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更大范围、更多层面上的扩张，带给更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以电信、运输和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技术的进步，已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国际服务链的相对成本，跨国生产所需的最小规模变得越来越小，使得不同生产规模的厂商都可以利用国际服务链进行高效分散的生产，更多的企业参与跨国化的生产经营活动。全球跨国公司数量的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证。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1997年，世界跨国公司总数为53000家，1999年则达到63000家，是1970年7000多家的9倍。

4.进一步调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服务业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首先是强化了它们的垂直分工，即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制造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工；同时，正在强化它们之间一种新的分工形式——加工工序与生产服务的分工。这使发展中国家在整个国际分工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将导致世界财富向服务业竞争力强的发达国家进一步积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产服务与加工工序的分工中，发展中国家充当的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加工基地，影响产品价值链的诸多重要的生产服务环节，如产品设计、新产品、新工艺开发和海外市场的拓展、原材料的采购供应、资金的筹集调度和财务控制等高附加价值的业务，都由发达国家掌握。这种分工，虽然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就业、产出增加等效应，但在总体利益分配上，发展中国家只能分配到极少的一部分产品加工所得。而且作为发达国家制成品的生产加工基地，发展中国家还要付出环境恶化的代价。

在国内服务市场开放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外国先进技术促进服务业发展，但由于国内服务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力相差悬殊，本国服务企业的成长空间会受到严重挤压。同时，由于金融、通信、信息、数据处理等服务部门涉及国家、机密和安全，国家经济安全也会受到威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充分表明了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的关联性。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全球置身于一个全球性的统一网络中，也在不断加大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所面临的外来风险。需要正视的是，由市场开放所引发的外来风险的袭击，是目前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管理与调控能力所难控制的。

四、若干启示

1.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以及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导致国际竞争的热点向服务经济领域转移，使服务产业成为许多国家直接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重要战略性产业。国际服务市场需求的高增长性、新型服务产品的高附加价值性以及服务产业对资本、信息、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控制的重要性，使它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篇(4)

近年来，随着“走出去”战略不断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赴海外寻找投资和业务拓展机会。但是，中国企业长期以国内经营为主，缺乏海外投资经验，往往对风险估计不足，投资行为盲目莽撞，部分企业甚至目的都不明确，前景、风险都不了解，就轻率投资海外，影响了对外投资效果。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作为跨国投资的先行者和既得利益者，担忧自身利益受损，对后来者不择手段打压，加大了我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对“走出去”战略实施造成障碍。面对这样的现实，无论政府推动“走出去”战略实施，还是企业开展海外投资，都需要讲究策略。

用整体观念指导跨国投资决策

中国既不属“资金饱和型”国家，也不是技术创新领先国家，当前推出“走出去”战略旨在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弥补国内资源、市场和技术不足，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竞争，借以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后劲以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

折衷理论认为企业跨国投资主要有三种收益回报，即获取资源、占领市场与获得非市场化的资产。以获取资源为目标，投资者旨在通过投资东道国，以更便利地利用东道国及其周边廉价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寻求降低生产成本。以占领市场为目标，投资者旨在通过投资东道国实现当地生产，以规避可能的贸易壁垒，降低运输成本，以更好开拓东道国及其周边市场。以获得非市场化资产为目标的，投资者旨在通过投资东道国，获得无法通过市场进行转让，只存在于东道国本地文化制度环境下的资产。这些非市场化资产对于企业发展、提升核心能力极具战略性，如技术、工艺、创意、管理等知识型资产。

企业决定是否需要“走出去”，首先需要根据自身情况明确跨国投资目的。如果资源是企业发展瓶颈，而跨国投资获取资源的成本低于其他途径，就可考虑以资源获取为目的。如果拓展市场是企业发展关键，而通过跨国投资开拓市场的效率高于其他途径，就可考虑以市场开拓为目的。如某种境外非市场化资源关系企业发展前景，就可考虑以获取该项资源为目的跨国投资。

“走出去”跨国投资是否经济可行，关键在于企业是否具备以下优势。一是竞争优势。若企业想要在另一国家进行生产，与当地企业竞争，必须拥有自身竞争优势，而且这些优势足以补偿国外生产经营的附加成本。二是内部化优势。企业对其优势进行跨国转移时，必须考虑到内部组织和外部市场两种转移途径，只有当前者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较后者大时，对外直接投资才可能发生。三是区位优势，即企业把在母国生产的中间产品从空间上转移到别国，并同该国的生产要素或其他中间产品结合以后，能够获得最佳利益时，才会在国外进行投资和生产。优势分析需整体考察与三种优势相联系的各种因素，考察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有所具优势相互作用带来的综合收益增加，足以弥补境外投资劣势造成的成本增加，企业才可考虑进行跨国投资。

根据投资目的选择

跨国投资对象

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发展水平不同，资源禀赋各异。国家层面上，“走出去”战略面向全球，需针对不同区域确立不同目标，制定对外区域投资战略，做好对外区域投资规划。对企业而言，一旦确定“走出去”，就需根据投资目的，结合自身优劣势，按照政府对外区域投资战略与规划，合理选择投资对象。

对于中国企业，投资美、欧、日最好以技术等非市场化资产获得为目的，不宜以市场占有和资源获取为目的。中国与美欧日之间虽存在一些壁垒，但货物贸易总体上是通畅有效的。而美日欧环境保护和工资福利标准高，在这些国家投资建厂生产商品或者开采资源形成的成本增加远远高于因此绕过壁垒所带来的收益，故此以市场开拓、资源获取为目的对美欧日投资经济上不可行，以贸易方式开拓市场更为便利和经济。

需要提及的是，随着欧债危机应对改革深入，欧盟劳动力成本开始大幅下降，以市场开拓为目的对欧（特别是东南欧）投资经济可行性上升。另一方面，美日欧技术创新能力领先全球，是中国企业最重要的外部技术来源。但与货物贸易总体通畅的现状不同，美欧日为保持自身技术创新领先地位，对华设置了种种技术转让壁垒，而技术本身又具有很强的非市场化资产属性，中国企业很难通过贸易获得这类资产，只能通过在当地投资的方式来获取。

东南亚、非洲、拉美都属于不发达区域，都属于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富集区，潜在市场空间广阔。比较而言，东南亚劳动力更为富集，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劳动生产率更高，以获取廉价劳动力为目的对该地区投资，不仅可降低生产成本，还有助于绕过欧美日对华贸易壁垒，具备较高经济可行性。

拉美、非洲自然资源更为富集，开采成本更低，对其进行投资，可以缓解国际资源能源贸易市场波动的冲击，有助于提升资源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可作为企业“走出去”重点促进领域。其中，拉美较之非洲更为稳定，制度更为健全，更值得中国企业投资。此外，拉美经济整体水平较高，市场空间较大，而拉美与中国距离遥远，运输成本高昂。在拉美投资设厂，可以节省大量的运输成本，不仅有助于更好地开拓当地市场，还可以就近开拓北美市场。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相对拉美上升，使得在拉美投资设厂更加可行。

前苏联、中东地区是中国企业另两个潜在的“走出去”投资目标，二者都是全球主要能源供应者，其中前者还是矿产资源出口大国。单纯从经济来讲，对俄罗斯、中东地区进行资源投资无疑是可行的。但是，中东地区面临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而俄罗斯对华经济政策多变，对中东、俄罗斯投资将面临巨大的非市场风险，需要认真进行风险收益权衡。中亚国家安全风险相对较小，对华经济政策基本稳定，同样是能源资源富集区，以资源获取为主要目的对其投资风险较小，经济上也具备可行性，可作为“走出去”战略的重点促进区域。

建立根据地助力企业“走出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发展初期，企业对国外经营环境不熟悉，缺乏必要境外投资经验积累，跨国投资成本和风险管控能力不足，“走出去”面临很多困难。与此同时，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新玩家，中国推行“走出去”战略将冲击既有利益格局，导致世界经济格局重新洗牌，难以避免既得利益者的猜忌、遏制和打压。面对诸多内外部不利因素，可考虑根据对外区域投资战略与规划，选择一些国家作为“走出去”突破目标，建立一批企业“走出去”根据地，为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支持和服务，帮助企业更好地管控投资风险和成本，并借此逐步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圈。采取建根据地的方式推进“走出去”战略实施，动作较小、涉及面窄，较之大张旗鼓地全面铺开、整体推进的方式风险低，受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也较小，相对容易取得突破。

对于企业而言，根据地作用明显：根据地是航空客运中心，将实现中国与根据地之间、根据地与其周边地区之间的直航，实现人员往来便利化；根据地是物流储运中心，将成为中国销往该地区及周边商品的储运分销中心以及该地区及周边准备运往国内的物资储运中心，各种物资储运障碍因此得以消除；根据地是金融服务中心，将实现中国与根据地间直接汇兑与结算及通过根据地与周边地区间汇兑与结算，保障资金安全、迅速流动；根据地是信息中心，将实现中国与根据地及其周边信息及时传播与交换。

篇(5)

摘要：我国要成功实施资源能源类企业“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就必须建立一套具有企业和政府协同效应的风险防范策略。应对和化解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中的东道国风险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既需要企业积极主动的采取“自救”措施，更需要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只有二者共同努力才能成功规避境外投资风险。

一、企业化解境外投资风险的对策

面对在东道国所遇到各种经营过程中的投资风险，我国的资源能源类企业在经营境外投资项目过程中，应当“未雨绸缪”或“及时补救”，在风险发生的事前、事中、事后进行充分评估，及时制定应对各种风险的风险管理策略和处置措施（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多年积累形成的应对跨国投资风险的诸多做法，非常值得我国企业认真学习借鉴）。具体来说，企业应对化解境外投资风险，必须采取以下对策：

1、必须依法经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作为“外资”和“外商”，我国的资源能源类企业在东道国长期立足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必要前提就是要依法经营，认真遵守当地有关税法、反商业贿赂法、环保法、劳工保障法、工会法、公司法、物权法、合同法等等法律，应当说这是我国企业避免投资风险的根本因素。另外，我国企业到东道国进行投资经营，能够获得我国所需的重要矿产资源能源等重大利益，在获得利益的同时我们应当对东道国当地社会有所回报，因此，我国企业还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力争成为受东道国欢迎的“友好型”外来投资者。

2、必须预先进行投资前的风险评估。

要有效化解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的各种经营风险，我国企业就必须坚持积极主动、冷静审慎的重视态度，树立并牢记风险规避意识，设计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和风险控制环节，稳妥落实风险防范工作，合理安排风险化解措施，实施“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的投资战略，这就要求我国企业认真对拟投资的地区和项目进行预先风险评估。如，我国企业应深入了解东道国对资源能源类外资企业的政策、东道国国内各个政党的政治势力情势及其对外资的态度，东道国政府与我国政府的关系等。针对程度不同，将风险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我国企业应努力做到“放弃高风险投资、管理中档风险、转化低层次风险”。

3、尽力实施本地化和国际化战略，最大限度地规避投资风险。

本地化包括员工的本地化、融资的本地化等等。实施本地化战略，可以使我国的资源能源类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避免大量风险。如，善用东道国当地的员工并提升该国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地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1]而当企业遭遇到政策法律等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东道国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慎重考虑自己的外资政策。

这里所说的国际化，是指我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时应避免将中国的理念照搬过去，不仅要从思维方式上做到符合国际惯例和规则，同时还应尽可能与世界有关国家的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加强合作，以减少投资风险。如，我国企业可以通过与知名跨国公司、国际性银行等机构合作开发资源能源，则不仅能够利用其技术能力、跨国经营经验，同时可以借用其强大的公司背景和国家背景，使东道国不敢轻易对涉及多国利益的企业“制造”风险（因为极少有东道国政府敢于轻易冒犯数国利益）。

4、积极选择适当的补救策略。

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采取了投资前的预防性策略和投资中的分散风险等策略，也不可能完全杜绝风险。以东道国征用或国有化风险为例，在我国的资源能源类企业境外投资过程中，一旦发生投资风险，我国企业应当及时采取以下补救措施来减少损失。首先，做好谈判工作。在征用或国有化政策公布以后，如果发现所公布的政策有松动的余地，那么，我国企业就应该积极与东道国政府进行沟通，在协商中阐明由此可能对双方造成的危害。在谈判过程中，企业应尽可能地作出各种友好的姿态，要向东道国政府表明企业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带来的好处，并适当做出一些让步，当然，通报给我国的有关部门，政府与企业联手与东道国政府进行外交途径的交流必不可少，效果也会更好。其次，争取有关方面支持。如果风险发生后的谈判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我国企业就应该想办法争取外界的支持。

二、我国政府化解境外投资风险的措施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应当认真采取措施预防化解上述政治风险、政策法律风险等投资经营风险。

1、积极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国际投资环境。

我国政府应充分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种方式为企业的对外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企业“走出去”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做好保驾护航工作。虽然我国走的是和平发展之路，不会象历史上西方国家通过侵占殖民地或不平等贸易的方式掠夺矿产资源。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仍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包括警惕和防范心理）。因此，在上述背景下，我国政府极有必要为企业开展境外投资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我国清醒地认识到了上述问题并积极采取了系列措施。如，2006年1月3日-5日在北京成功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3届部长级会议、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定期举办亚洲博鳌论坛，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强与相关贸易国家和地区的官方接触等等。

2、重视国际条约的重要性。

国家间条约是防范跨国投资风险的有效方法之一。如果跨国投资方的母国政府和资源能源丰富的东道国政府之间共同签定或参加了某种国家间条约，那么东道国企业跨国投资的风险将大大降低。如，近年来我国和委内瑞拉政府签定了涉及投资、税收、贸易、运输、资源能源合作的多个保护性协定，有利地推动了我国和委内瑞拉在资源能源领域的合作项目，避免了一系列投资风险。当前，有关保护跨国投资的国际条约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对跨国投资的专项保护。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lateralInvestmentTreaty，简称BIT）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为鼓励、促进和保护本国公民在对方境内投资而签署的双边条约。通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可以使世界各国实现相互鼓励、促进和保护投资，有助于激励投资者经营的积极性、促进缔约国两国相互投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合作，为缔约各方投资者在缔约对方领土内的投资创造有利条件。

世界贸易组织（WTO）中有关跨国投资保护的协议。我国已经于2001年加入了WTO，其关于跨国投资的保护性规定能够对我国的境外投资起到保护作用。WTO中有关国际投资的协议主要有四个：《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简称TRIMs）、《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简称TRIPs）、《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简称SCM）。其中，《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适用于与货物有关的特定投资措施，专门处理对贸易具有不利影响的限制性措施。《服务贸易总协定》涉及到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等方面服务贸易等方面的规定。其中与国际投资联系较为密切的是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两个方面的规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明确规定了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基本原则，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与国际投资具有密切联系，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可以用于投资，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可能构成投资障碍。

自由贸易协定（FTA）对跨国投资的保护。世界上大部分的FTA中包含有投资方面的条款规则，且许多实行零关税，便利了经济要素的流动，因此，自由贸易区建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切入点之一。我国政府一直积极致力于与其他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谈判，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实施含有投资条款的FTA或优惠贸易安排有6个，正在谈判和计划启动的谈判有8个，涉及五大洲的31个国家和地区。

另外，在跨国投资保护领域，我国还先后签署了《汉城公约》（我国在1988年4月成为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创始成员之一）、《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从而，我国的投资者可以在跨国投资前向国际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ultilateralInvestmentGuaranteeAgency，简称MIGA）投保政治风险，可以在投资之后通过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解决与东道国政府的争端。

篇(6)

关键词：零售业跨国投资投资扩张

大型零售企业跨国投资扩张现象及文献回顾

零售业一般是指以向最终消费者提供所需商品和服务为主的行业，具有行业内向性特点，因此，零售业的跨国运作必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即在当地市场设立商业存在的方式进行。国际零售巨头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在多个国家的成功投资，使得零售业的国际扩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家乐福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之一。据家乐福的历年年度报告，其在国外的投资自2001年以来高达总投资额的65%以上，海外销售额自1996年以来则一直稳定在总销售额的40%-55%，呈逐年上升趋势。家乐福跨国投资扩张为何能取得如此骄人成绩？决定他们跨国投资的最主要因素何在？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提出我国零售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零售业国际投资的兴起，各国学者对零售业跨国投资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SalmonandTordjman''''s（1989）较早对零售公司全球投资市场的识别、不同阶段的投资策略、不同企业的投资风险战略等进行了研究。随后不少学者对影响零售企业对外投资的因素或跨国投资的动机进行了研究。如，McGoldrick（1995）把零售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归结为即将饱和的国内零售市场、公司风险的扩散等国内零售行业的“推力”因素，零售公司的战略眼光、新市场的进入壁垒的移除等“促进”因素及投资东道国的“引力”因素。ChainStoreAge（1997）则从投资东道国的宏观经济、政治稳定性，市场结构、市场竞争状况、消费者的偏好、技术可行性、零售业规模和成长趋势、投资政策及税收等因素对零售业的国际投资扩张进行了理论分析。Sternquist（1997，1998）则用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即包括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OLI理论）并建立了零售业投资扩张的战略模型（StrategicInternationalRetailExpansion简称SIRE模型）对零售业跨国投资进行了解释。

零售业国际投资的影响因素

（一）公司规模

一般说来，规模较大的公司会利用自己的规模优势，在大范围市场中与其他企业进行不完全竞争，更具竞争力。规模较大的零售企业比小规模企业有更强的市场交易力量，较易获得东道国政府的政策优惠，使其能够优先占领市场份额以及获取其他稀有资源，阻止较迟进入的新零售公司在该市场的发展。此外，较大的零售公司有更多的财政的资源，有更大的抵抗财政风险的能力(Brewer,ThomasL.1993)。

（二）国际化经验

国际化经验影响零售业跨国投资的进行。母公司的国际化经验积累的越多，越能加强对不同文化圈经营环境的了解，进而能够有效取得投资成功。当跨国零售公司在评估外国文化，主流的商业惯例，以及消费者的偏爱方面获得一定的经验，跨国公司对其零售业国际扩张带来的预知的不确定性将会被减少，从而产生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Hollensen，1998）。

（三）投资东道国的需求市场特征

东道国的需求市场特征主要包括：市场规模特征、主要消费群体特征和消费者购买力特征。由于零售业具有的行业内向性特征，投资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其对零售业的需求。由于零售业跨国公司在国外不熟悉的环境里经营，必须要在掌握投资东道国的投资政策、建房开店、品牌宣传、发展后勤系统等方面有较大不可撤回的初期投入，为了补偿这种市场风险，跨国公司通常会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投资（Dunning1973）。

对于东道国主要消费群体特征。现在零售业的国际投资主要集中在大卖场、超市等现代零售业业态方面，这种现代零售业需要集中的消费群体，因此零售业的投资更倾向于选择投资东道国的主要城市和中心商业区。由此，投资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主要消费者群体特征。

（四）投资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

零售业的跨国投资涉及到多方面的国际协议以及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国际关系。如在宏观层次上，它涉及到政府间的双边关系、经济方面的贷款等。在微观水平上，涉及到和不同的合作伙伴建立关系。随着东道国对外开放经验的积累和对外政策的完善，能减少投资环境的不稳定性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投资者商业运行的效率，增加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信心。

（五）竞争对手

竞争者对零售业的跨国投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由于零售业有着聚集经济的特性，竞争者集中生产的地方，会产生新的零售机会。通过观察竞争对手的投资行为，会减少自己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其二，随着竞争对手的进入，市场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这对后进入者会形成一个进入障碍，对于零售业来说更是如此，竞争者的抢先进入会引起后进入者进入成本的增加（CotterillandHaller，1992）。

（六）其他因素

除上述因素外，零售公司本部所在地与投资对象国家市场距离、投资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稳定性、汇率等因素也会影响零售业国际投资的进行。

以家乐福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与模型设计

1.变量选择。因变量：投资东道国家乐福零售店的数目（outlets）。我们用Njt*来代表家乐福在t时间里对于国外j市场的最佳零售店数目，这个数目可以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那么，对于某一给定时间t，给定市场j，如果所有的零售店同时营业，其所得的利润是：

Пjt=Njt*[Лj-F（Njt*）]

其中Лj代表在j市场每个零售店在经营期间的所得利润，F（Njt*）则代表每个零售店在同时营业时的沉淀成本。经济理论指出国际零售公司必然会对还没有进入的市场进行评估，选择进入预期的利润大于其沉淀成本的国外市场。如果要进入的市场条件还不成熟，只有选择等待直到其预期利润大于沉淀成本方才选择进入。为此本文选取家乐福对国外市场j投资的零售店的数目为零售业跨国投资扩张的因变量。其中因变量（outlets）为2006年6月底，家乐福在投资国j的零售店数目。数据来源于家乐福公司网站。

自变量。选取自变量的原则有：参照对制造业的FDI影响因素选择的相关文献；能够全面综合的反映零售业投资影响因素；考虑到数据和资料的可获得性。由于本文是研究家乐福的对外投资，关于投资公司情况标变量已得到控制（如：公司规模等因素），故关于所有权优势只选取家乐福国际经验变量。其他自变量有：

涉及所有权优势的变量。变量1、零售公司国际化经验（yr_in_mkt）：本研究中，家乐福的国际化经验用其到2005年底实际进入某国外市场的年份表示，如家乐福95年进入我国，则记为10。数据来源于家乐福年度报告；

涉及区位优势的变量。变量2、投资东道国的总人口数（Population）：人口可以用来反映一国的零售市场规模，用一国的人口总数来表示，单位为百万。数据来源于WTO网站；变量3、投资东道国的城镇化率（Urban_rate）：城镇化率可反映投资对象国的主要消费群体特征，用投资东道国的城市人口与该国总人口的比率来表示。数据来源于WTO网站；变量4、投资东道国人均GDP（Gdpcap）：投资对象国的消费能力用投资东道国的实际GDP除以该国总人口数表示。数据来源同前；变量5、投资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Open）。本文用trade/GDP来表示投资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数据来源同上。

涉及投资东道国零售活动的变量。变量6、竞争对手（Competitor）：由于沃尔玛与麦德隆是目前零售业市场上与家乐福实力相当的主要竞争对手，因此本研究以沃尔玛与麦德隆之一是否进入该国为标准，因此是虚拟变量，以0和1表示，如果有任何一个进入记为1，否则记为0。

2.模型设计。本文在Sternquist建立的SIRE模型基础上，构建一个可以有效检验变量相互关系的相伴概率多元回归模型，其假设之一是参数为线性。通过对各个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综合比对和多种函数形式的拟合效果筛选，笔者选定实际拟合效果最优的计量模型如下：

outletsj=abPopulationjb1Urban_ratejb2Gdpcapjb3Openjb4yr_in_mktjb5Competitorsjξj

其中outlets代表投资东道国家乐福零售店的数目，Population代表投资东道国的总人口数，Urban_rate代表投资东道国的城镇化率，Gdpcap代表投资东道国人均GDP，Open代表投资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yr_in_mkt代表跨国零售公司国际化经验，Competitors代表竞争对手，ξ为随机扰动项。

（二）实证结果及其解释

从表1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

1.零售公司的国际化经验在1%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验证了假说。说明零售业跨国投资具有渐进性，投资初期通常只是试探性的在某国外市场经营一个或少数几个零售店，然后随着该国对零售店需求的增加而在不同的区域扩展其店面数。

2.投资东道国的人均GDP也在1%的置信度水平上通过检验，验证了东道国消费能力的区位优势。由此看出投资东道国的消费市场的大小、市场潜力、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对于零售业投资是否成功至关重要。城镇化率在10%的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检验，验证了投资东道国的主要消费群体特征对零售业的跨国进入有负面影响，这证实了关于家乐福的投资偏向于向城镇化水平一般或较低的国家投资。

3.人口变量（POPULATION）和对外开放程度（OPEN）在该模型中没有通过检验。可能是由于零售业的国际投资扩张现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对于某个国家的消费市场人口规模的吸引力尚不能从其投资现状中体现。当前服务贸易在总的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较小，贸易的内容在很大比例上仍是货物贸易，这就造成零售业服务贸易的统计在总量上所占的比例偏小，因此影响了对外开放程度的回归结果。

篇(7)

一、FDI对东道国低碳经济影响的研究

国外学者就FDI对东道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了进行了一些研究，他们发现，1975年至2000年，跨国公司母国每单位GDP的碳排放量的降低是以东道国每单位GDP碳排放量的提高为基础的，表明跨国公司在转移生产过程时对东道国低碳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破坏；FDI对东道国的碳排放总量具有显著地提高作用，对FDI的依赖(尤其是制造业部门)会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容易成为跨国公司的“污染避难所”。

FDI的载体跨国公司能够将先进的技术转移给位于东道国的子公司，FDI是低碳技术传播的重要渠道；FDI在节能技术的传播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降低东道国的碳排放量，对其环境、气候产生正面影响；那些推行国际碳排放标准的国家能够通过引进FDI降低其碳排放量，尤其是在初级产品部门。

二、FDI对东道国低碳经济的积极影响

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外商直接投资既是温室气体的排放者，同时又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投资者。据贸发会议(UNCTAD)统计，2009年可再生能源、循环及低碳技术开发制造三大领域的低碳型FDI达到900亿美元，对东道国发展低碳经济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FDI促进东道国向低碳经济转型主要是通过低碳技术、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的转移来实现的。FDI的流入填补了东道国发展低碳产业的资金空白。投资低碳产业的风险较大，东道国本土企业可能缺乏相应的能力承担投资风险，而拥有先进技术和丰富管理经验且资金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却能够进入相应低碳产业，从而促进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调整。

低碳经济不仅与生产活动有关，同时与人们的消费模式也有很大关系。FDI能够向东道同提供在消费过程中更加低碳的产品(如能源利用率高或使用清洁能源的交通工具、电器等)和服务(FDI直接帮助东道国的本土企业改善生产过程和更新设备，以降低碳排放量)，引导东道国的市场偏好，促进东道国向低碳经济转型。

通过引进低碳的生产工岂或者更新现有的生产设备(如提高能源利用率、采用新能源等)，跨国公司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其他相关企业生产过程的碳排放量会大大降低。

FDI是传播低碳技术的重要渠道之一。跨国公司拥有先进的低碳技术和生产工艺，在东道国投资生产的同时，也能通过竞争、示范模仿和产业链的前后关联，对东道国本土企业产生外溢，传播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低碳的生产工艺、技术，提高东道国企业的能源利用率，实现集约型的经济增长。例如，FDI与东道国本土企业建立合资企业，能够促进双方的技术交流；通过劳动力在跨国企业与东道国本土企业的流动，实现低碳技术的传播；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建立研发中心，开发低碳技术并直接投入生产。

FDI的流入能够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根据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生活水平的提高能够增强人们保护环境、气候的意识，同时提高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改善人们的消费模式，降低东道国的碳排放量。

三、FDI对东道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负面影响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转移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以降低生产成本，但其生产活动也可能对东道国的环境、气候带来巨大压力。例如，FDI的进入意味着东道国经济活动的增加，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而更多的资源消耗和产出会带来更多的废弃物和经济活动的副产品――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从而使东道国的环境、气候更加恶劣，这就是FDI的“规模效应”，它会阻碍东道国向低碳经济模式转型。

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投资，意味着分工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同时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也会增加，而交通运输活动的增加会显著提高东道国的碳排放量。

为了逃避母国严格的碳排放规定，跨国公司通常会将碳排放量大的生产活动重新部署在碳排放标准更低的国家，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将二氧化碳“出口”至东道国，这便是“碳泄漏”。例如，外商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制造业、相关交通运输业及能源部门，而这些部门的经济会对东道国的环境、气候造成严重破坏。

跨国公司为了保持其竞争优势，往往严格控制高新技术向东道国本土企业的扩散，因此低碳技术的外溢效应并不明显；而且一些跨国企业转让的技术多是处于成熟期甚至衰退期的技术，尤其是尖端低碳技术的传播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发展中国家很难获得先进的低碳技术，因此从这个角度看，FDI对降低东道国碳排放量的作用不明显。

另外，即使FDI给东道国带来了更加先进、低碳的技术和生产设备，其减排效果也可能被FDI在东道国国内的经济活动，如交通运输和能源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量抵消，甚至最终提高东道国的碳排放总量。

一般来说，尖端的低碳技术和设备比传统高碳排放的技术、设备更加昂贵，采用低碳技术设备进行生产的成本更高。因此，即使东道国本土企业进行低碳技术的开发和运用，如果FDI进入并采用传统的高碳排放技术和生产工艺，其产品就相对便宜、更具价格优势，从而打压本土企业的低碳技术开发活动，产生“挤出效应”。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FDI对本国发展低碳经济可能带来的破坏更大。例如，外商投资多集中于能源密集型产业，其经济活动对能源的需求提高，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发电技术较落后，且生产过程的能源利用率低。因此，FDI的流入可能大幅提高国内的碳排放量。另外。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由于缺乏高素质劳动力和完善的环境基础设施，且处在工业化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引资心理迫切，发展中国家通常都竞相制定较宽松的碳排放标准，以吸引外商投资。而且政府管理能力较低，碳排放管制的实施和监督成本较高，发展中国家无力负担，这极有可能打击FDI对低碳技术和生产的投资积极性，无形中鼓励了FDI将碳排放量大的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碳泄漏”问题更加严重。相反，发达国

家能够承担碳排放管制的实施、监督费用。因此，通常都对企业制定更加严格的碳排放标准。

四、促进FDI发展东道国低碳经济的对策措施

FDI对东道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双重作用，如果东道国政府、本土企业、跨国公司及母国多方配合，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措施，就能够引导FDI更好地服务于东道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一)东道国政府

1.根据本国经济发展要求有选择地引进低碳技术。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提供一个适合所有类型低碳投资的环境。因此，必须根据本国的经济特点引进具有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的低碳跨国投资。

2，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实践证明，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能够保护拥有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不受其他竞争对手的模仿，从而吸引低碳跨国投资，促进技术向东道国传播。

3.东道国政府应制定低碳投资的激励、优惠政策。

将财政政策和调控手段相结合：如采取措施使低碳经济活动所需原材料的进口更加便利；或直接向消费肯提供补贴，为低碳产品和服务创造稳定的需求和市场，以吸引低碳跨国投资，可再生能源产业就产生于国家宏观政策的干预。

4.市场太小是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如果东道国低碳产业市场狭小，对外资的吸引力就很有限。因此，东道国可以选择实行区域一体化，以突破市场限制，吸引低碳跨国投资。

5.降低低碳经济产业的外资准入门槛，有选择地引进低碳跨国投资，优化产业结构。

例如，能源产业的碳排放量很大，但是这一产业被大多数国家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外资的进入受到较多限制，这便阻碍了各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步伐。因此，各国政府应适当降低能源部门的外资进入门槛，引进先进的低碳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并大力开发清洁、可再生能源。

6.建立有利于技术传播的平台，

包括良好的基础设施、高素质劳动力、配套的技术等。同时，促进跨国企业与本土企业的联系和交流，鼓励成立合资企业以促进低碳技术和生产工艺的传播。另外，建立低碳技术的孵化器――技术和产业集群也是很好的选择。

7.完善法律法规。

根据本国实际经济发展情况制定严格的碳排放标准，与国际相关法规接轨，并及时监督其执行情况，杜绝高碳排放产业向本国转移，避免成为跨国公司的“污染避难所”。

(二)东道国本土企业

首先要加快技术和设备革新，加强与低碳跨国投资企业的技术交流和合作，积极引进先进的低碳技术和生产设备，并提高自身消化吸收和应用低碳技术的能力。只有将引进的低碳技术应用到本国的经济发展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完善，才算真正掌握了这项技术。

其次要与低碳跨国公司成立合资企业时，要明确低碳技术和设备的转让，防范跨国公司的技术封锁，以真正获得尖端的低碳技术。

(三)跨国公司

第一，跨国公司应对东道国的工作人员进行低碳技术和管理能力培训，通过人员流动促进低碳技术的传播。

第二，在资金、技术上帮助其合资经营伙伴和产业链上前后关联的企业，加快向东道国企业传播低碳技术和生产工艺，与东道国本土企业共同发展，帮助东道围向低碳经济转型。

第三，提高环保、发展低碳经济的意识，有选择地进入东道国低碳产业，采用低碳技术和流程进行清洁生产，严格遵守东道国及国际碳排放准则，降低东道国的碳排放量。

第四，加大低碳技术的研发，在东道国建立研发中心机构，能够更加直接地向东道国传播低碳技术。

(四)母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