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座谈会由《基础教育参考》杂志主编陈海东主持，教育部教育管理中心主任展涛和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狄涛致欢迎辞，其后与会嘉宾踊跃发言，分享了他们各自在促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完善当前基础教育管理等方面的思考、做法与建议。现将发言要点集萃如下。

程方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要在教育法的建设和督导方面下大力气。

基础教育的改革，应当加强政府责任，而不仅仅是教育主管部门的责任，因为它已经从一种行业行为转变为民生大事，转变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是让人民满意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要想做好这件事，应该在教育法的建设，特别是学校法，和督导方面下更大的气力。

第一，基础教育的发展中面临的最为首要的问题，就在于目前的法制建设不全面。《学校法》一直没有出台，甚至在短期内还不能出台。我觉得，这正是教育法制建设方面一些僵化的体制导致的。缺乏为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法定的标准，必然影响深入发展，因此，应当努力推进这项工作。

第二，加强督导工作非常重要。在督导条例出台以前，地方上的督导比较薄弱，各种问题都没能通过督导这个渠道及时地反应上来。事实上，督导肩负着帮助政府和民众来促进学校规范发展的任务，只有健全相关法律，督导才能有充分的依据，从而发挥其真正的价值。这次督导条例出台后，教育督导机构应从教育主管部门转移到人大这个体系，这样能够帮助教育主管部门以及政府更超脱、更有效、更得力、更方便地解决教育体制中的实际问题。

尽管在基础教育或者义务教育这方面的治理确实比较复杂，牵涉面很广，但如果通过法制建设，规范各方面的责权利，一些长期解决不好的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孟繁华（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教育综合改革的落脚点应聚焦在转变教育发展范式上。

第一，教育治理是区别于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一种新型管理模式。教育治理主要包括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机制复合化、治理手段多样化和治理目的重视价值理性几个特征。现代社会对人的观念经历了以人为成本、以人为资源和以人为本三个阶段。以人为本阶段自然就要求以人与自然统一的生态和谐发展为核心的新的发展范式。

第二，从对教育效率的追求到对教育公平的追求，要求转变教育发展范式。应当摒弃那些以教育之名、行负教育之实的行为，基于教育公平的核心价值，面向全体学生，使每个学生都在他原有基础上得到发展，都在他天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发展。

第三，作为治理体系下的教育实践的学习共同体，强调师生之间通过积极的合作与平等的对话，强调多元参与、共同完成知识和意义的建构。我们的社会必将成为学习型社会，这一社会也必将由无数学习共同体构成，这些共同体将会在更广泛的视域下为知识的获得与创新开辟新的路径。

李永生（北京市门头沟区教委主任）： 八项改革综合推动门头沟区学校治理现代化建设。

一是破除干部终身制，实施“干部任期制”。 二是破除学校副校级干部教委任命制，实施“逐层岗位竞聘制”。 三是破除干部选拔论资排辈制度，鼓励年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四是破除学校传统的教师任用制度，实施教职工竞聘上岗制，变教师“单位人”为“系统人”。五是破除教职工传统的劳动分配制度，实施岗位绩效制，实现以岗定薪、岗变薪变。六是破除“九龙治水”的教研体制，实现教师进修学校“研训一体”，探索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七是破除单一行政督导体制，建立教育日常巡视制度。八是破除单一行政考核体制，引入第三方评估，探索管办评分离机制。

钟灵（北京市丰台区教委副主任）：学校治理结构改革要特别关注四个“摆脱”。

在教育综合改革的背景下，学校治理结构改革的核心就是要解放教育生产力，改善现在的教育生产关系，让我们的学校能够在更加适合于发展的外部环境中，产生其自身内部的变革，从而真正实现教育质的提升。对于学校个体的内部而言，如何通过治理结构把内外环境和内外各种关联性更好地、科学地建立起来，有四个方面特别需要引起关注。

一是摆脱对教育的功利性追求，回归教育的育人性和社会性。学校内部治理结构，需要从教育思想的正本清源来入手，引领学校建立更加科学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只有价值判断非常清晰的学校，才可能在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过程中，达到促进每一个学生发展的目的。

二是摆脱学校治理中的官本位，改变以管理为核心、与现在的教育目标和教育追求不相适应的学校治理结构，重新定位，实现教育者的价值而非管理者的价值。否则，学校的行政化必然使得办学思想和办学价值很难自主、科学地建立。

三是摆脱人治的不确定性，加强学校的民主治理。学校的均衡优质发展除了优秀的校长，更要从制度的层面进行设计。一方面，要放权给校长，让其行使应有的自主管理的权力；另一方面，要用制度约束校长，使之能够在民主的框架内合理地履行责任。

四是摆脱决策执行和监督的不清晰，做到责、权、利的进一步明晰。实行管、办、评分离，不能一味地强调学校的办学自，而忽略了教育行政或者督导以及其他一些监督权力，从而形成更加科学的管理机制。

管杰（北京市第十八中学校长）：方庄教育集群探索区域教育治理现代化。

区域教育问题是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对区域教育现代化治理模式的探索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随着丰台区在北京市率先进行教育集群发展模式改革试验，方庄教育集群成为北京市最早建立的教育集群。三年来，集群建设步步深入、不断升级，已经从最初的“抱团取暖”式的、以资源共享为主要功能的初级区域教育共同体，发展到以课程为中心的区域生态教育共同体。又开始了以打通各学段学生的出口、改变区域教育结构为主要任务的现代化区域教育共同体建设，走过了一条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不断地走向成熟的道路，探索出了一种推进区域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新模式。

李英（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教育局副局长）：着力城乡教育均衡，提升区域教育品质。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城乡人口结构、城乡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影响着城乡教育的发展。四川省蒲江县围绕“城乡均衡、学有良教”发展目标，深入推进教育改革，不断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区域教育品质。

一是以“托管、领办”为办学试点，创新现代学校治理机制。二是以“联盟、集团”为发展路径，创新县域教育治理机制。三是以“法制、民主”为核心理念，创新学校内部治理机制。四是以“家庭、社区”为重要依托，创新社会教育治理机制。

余胜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教授）：教育信息化是现代学校教育治理体系的核心特征之一。

技术已经成为我们的基本生存环境。随着信息技术的渗透性和普及性，技术也在改变我们教育实施的生态环境，它将给我们关注的一些重大教育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信息化分三个阶段，从物的信息化到结构的信息化最后到人的信息化，逐层递阶，教育的信息化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从制度方面去努力推动信息化的发展，很多难以解决的教育问题或许都能得到解决。

周仁祥（贵州省贵阳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副主任）：信息化使得招生考试工作越来越简单。

基础教育治理要现代化，招生工作治理也要现代化。招生入学工作最基本的特点是制度化、信息化、标准化和流程化，这其中信息化是最基本的。基于现代化技术，招生机构能够将信息化作为基础来实现招生考试现代化。网上阅卷、网上录取、网上招生体现了规则公平、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要实现教育公平这个目标，必然要求基础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治理现代化。

此外，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怡海分校校长史德志认为教育治理现代化就是用现代化的思想满足当代教育的发展需要。他结合自己近50年从事小学教育的丰富经历，介绍了北京怡海教育集团和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发展；围绕怎样办好学的问题，着重论述了按教育规律办学这一学校治理改革的基础。

北京市第十九中学校长余晓灵把义务教育九年一贯制作为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核心问题，提出应把高中示范校与初中彻底隔离分开。

江苏省口岸中学校长封留才赞成基础教育高中单设，并呼吁高中教育立法，并强调了学校管理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篇(2)

一、创新是现代化理论的内核

现代化反映由“旧”到“新”的社会转化过程，创新驱动是现代化的“加速器”。美国社会学家布莱克认为，现代化是“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转变过程”[1]。现代化是一个动态概念，创新推动人类由农业时代步入工业时代，再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化，因此，应从创新发展的视角深化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

1.创新领域的不断拓展为现代化多元化目标的实现提供前提

从中短期来看，在资源稀缺约束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社会公平等目标间矛盾不断加剧，发展往往面临“顾此失彼”的两难选择，但可持续性的创新，能使经济、社会、生态现代化成为可能。如纳米仿真技术的进步，为重大疾病的解决提供新思路；新型网络技术的应用，深刻改变着人际交流、信息共享的基本模式与途径，不断引领现代化进程。创新在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延展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产生新的科学和技术；新的科学和技术导致新的经济和社会，新的经济和社会导致新的现代化。制度创新和知识创新还会导致新的政治和文化；新的政治和文化促进新的现代化；新的现代化会促进新的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相互作用推动了现代化进程”[2]。

2.非技术创新体系的完善使现代化进程日益开放化、网络化、系统化

创新特征的演化，直接影响着区域现代化进程。技术创新与非技术创新在性质上的互补性目前日益受到重视，如企业对于数据化信息、品牌、个性培训及组织化投资日益增加，而新产品的商业化运作，需要新型市场手段的发展，新技术往往引致组织调整（OECD，2010）。OECD以21个发达国家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表明，整体来说存在三种创新模式：一是与技术自发性相关的市场新产品开发；二是与市场变化相伴随的产品创新；三是随设备更新而进行的过程改进；四是有关组织及市场创新战略；五是网络化创新。[3]第一种模式可以看作是传统技术创新思路，而后四种则是创新概念的拓展。

3.创新过程的开放性使区域在现代化进程中合作与竞争共存

一方面，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取向使得市场更加全球化，创造新市场机会的同时加剧了市场竞争，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化趋势加剧。在全球化竞争压力下，企业的创新需求强烈；另一方面，创新过程的复杂性和风险性日益提高，需要跨组织、跨学科领域、跨地区部门的协同创新，创新成果以集成化形式出现。在反映这一过程的区域现代化进程中，区域之间关系亦呈现竞争与合作局面共存的状态。这种新型区域关系，是以创新要素流动为联系纽带而形成的，与传统的以物质要素流动形成的区际竞争与合作，存在显著差异。创新要素共享，使区域实现共赢式发展，而非传统的“零和博弈”。

4.创新活动的区域不平衡性形成现代化进程的空间差异

创新影响区域发展的路径研究表明，一些区域比其他区域的创新要素集聚能力更强、使用效率更高，表明区位在创新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特定区域在创新过程、创新系统中实现某些领域的专业化分工，区域作用日益凸显，在此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区域现代化进程的变化，有些区域成为现代化的“先行区”，有些区域则沦为“追随区”，发展的路径依赖有可能被打破。

二、苏南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示范效应

总体上来看，苏南在诸多指标上相较江苏和全国，都具有明显优势，如人均GDP已超1万美元，产业结构、城市化进程领先，社会、生态指标上亦优势明显，尤其是在创新投入与产出上具有绝对优势。苏南基本实现现代化，将在发展模式、城乡协调、区域合作等方面发挥示范效应。

1.创新驱动产业转型的发展模式

以创新引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实现转型发展，已成为苏南发展主题，如无锡提出建设“创新型经济领军城市”，苏州提出全力打造国内一流的创新型经济发展高地等。无论从国内外宏观形势还是从苏南推进基本现代化进程的实际需要来看，“现代苏南模式”与苏南迈向现代化的新阶段相适应，是融入现展理念的创新驱动型区域发展模式。

苏南不断推动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断增强。

传统产业实现与高科技的互动，正在步出“夕阳”产业的困境。

2.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形成的城乡一体化效应

以乡镇企业发展创造的“苏南模式”，为县域经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创造了坚实基础，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使苏南成为全国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的代表性区域，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路径的选择，在城乡产业选择与布局、要素整合等方面积累了经验。2011年，苏南城市化水平达到70%以上，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全国领先，而且区域内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收入差距比进一步缩小到2.09︰1。创新驱动城乡一体化还体现在苏南城乡的生活方式、公共资源、生态环境等一体化。

3.协同创新形成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苏南作为长三角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尤其是在创新型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为其他区域现代化进程创造了示范效应。从区域的视角来看，技术创新按照技术来源可分为外源型和内生型两类：外源型技术创新主要依赖于外部技术的输入，如通过技术市场交易、区际贸易及跨区域投资实现的技术跨区域流动；内生型技术创新主要是依靠区内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创新主体间形成的相互作用及反馈机制，形成区域源源不断的技术来源。以南京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中心，与以苏州、无锡为中心的产业创新进程的有机结合，创造出协同发展效应，取得“1+1>2”的发展绩效。

4.政府与市场调控有机结合形成的乘数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苏南现代化进程之所以逐渐进入快速期，一是因为以乡镇企业发展为标志，凭借劳动力、市场、区位（临近上海获得“星期日工程师”的技术溢出效应）等要素优势，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二是借助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依赖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优势，实现了由“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在区域实现转型的各重要时期，政府调控的能动性与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的相结合，是推动苏南经济在不同时期成功实现转型的重要经验。苏南在应对市场竞争、积极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通过政策支持吸引大量创新人才集聚、产学研合作“牵线搭桥”、完善创新服务等方面，与市场机制良性互补，为苏南创新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苏南基本实现现代化面临的约束

从国际经验看，当人均GDP实现从3000美元向1万美元跨进时，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使现代化进程出现停滞。苏南在要素支撑、产业转型、区域分工体系、环境约束等方面面临发展瓶颈，将影响苏南的现代化进程。

1.传统能源供应体系成为实现基本现代化的一个瓶颈

传统能源供应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但也带来诸多问题：以煤炭、石油消耗等为基础的能源体系，因不可再生性的内在约束构成成本上升的重要来源。传统能源的消耗造成日益加剧的生态压力，制约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如燃烧煤炭的火力发电，是苏南能源构成的重要部分，但其粉尘、二氧化硫、噪声、粉煤灰等主要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传统能源供给与需求的季节性失衡，也成为苏南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传统能源的集中化生产与供给模式，影响产业空间的区位选择，一般倾向于集聚式布局以降低成本，但加剧了局部地区的人地矛盾。

2.创新要素空间配置失衡、区际协同创新网络有待完善

创新网络中创新要素的空间流动，与企业价值链空间配置耦合的发展过程，是推动区际协同创新网络形成的重要力量。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与扩散，促成区际创新分工及空间依赖，推动区际经济联系由传统要素推动向创新要素推动转化，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而创新要素空间集聚呈现的区域不均衡性，创新集聚中心与企业创新需求空间的非对称性、创新成果供需的空间非对称性等特征，使得科研设施和科研信息难以被企业共享，共性技术需求分散、重复投资研究，使创新要素投入产出效率偏低。同时，区际技术转移机制有待完善，这些都是苏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约束条件。

3.城市之间在创新分工上有待进一步优化

苏南各市在发展战略尤其是新型产业发展上，仍存在低水平竞争现象，如在产业选择、人才引进等方面，由于行政区经济利益的约束，追求本行政区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导致无法形成区域发展的“合力”。因此，如何在创新要素集聚与扩散基础上实现城市间的创新分工，从而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共赢，亟需深入探讨。

4.在解决共同面临的社会和生态问题上合作不足

目前太湖跨界水污染防治合作，还停留在浅层次上。当涉及各自关键利益时，区域合作仍存在较大难度。企业税收由所在地收取，而污染在一个更大区域内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也就是说，大区域承担了部分企业的生产成本，这种收益与成本承担的空间不对称，造成跨行政区流域治理难题。

四、创新驱动：苏南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提升路径

1.集成新能源发展与基础设施创新

创新驱动战略的全面实施，新能源网技术、现代通讯技术、综合高速交通网络与产业技术创新相耦合，催生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形成。新型、绿色能源技术的研发突破与产业化，以互联网为核心的通信技术创新与以高铁为代表的现代化交通体系，为破解苏南面临的要素约束、创新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现代化进程创造前提条件。新兴的通信媒介和能源体制的集成，将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属性，促进制造业组织结构的演化，由集中、层级式结构，向扁平化结构转变。[4]互联网将产业链中的每一个组织通过分散化网络连接，消除传统供应链中每个阶段的交易成本，并在企业间形成以合作制为主导的新型组织关系，在区域间形成由产业供应链向供应网络转化的新型空间经济联系。毗邻区域创新资源禀赋、与创新中心的空间距离等对创新扩散的影响，即空间区位对区域创新水平及相关区域产业关联方式的约束作用，将发生演化，区际联系由传统的投入-产出联系向以创新分工为基础的企业价值链空间分工转化。苏南应充分利用这一发展契机，集成现代化交通通讯与新能源体系建设，迎接新变革。

2.构建创新共享平台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

区域创新能力越来越依赖于创新主体形成的开放式、网络化系统，关键是充分发挥和利用区内外创新要素，优化创新要素集成和组合机制，由封闭式系统转向开放式创新系统。在苏南着重推进“物质资本积累”向“知识资本积累”提升过程中，在注重自主技术创新的同时，应重视通过创新要素流动提高技术扩散的效率，以良好创新共享平台的有力支撑，降低搜寻成本，提高创新要素利用效率。同时，随着创新过程的日益开放与合作，区域创新系统日益成为全球化创新网络中的节点。如何实现创新收益的区域化，是政策面临的挑战，而切入并利用全球创新网络以获取新知识并使价值增殖地方化，是突破点所在。可能的政策起点是完善区域创新服务体系，如构建知识共享平台等，是构成创新系统诸多要素中日益重要和关键的因素，成为区际、国际创新要素空间集聚的重要因素，也推动区域现代化进程差异的形成。但由于这类服务创新的非技术创新的本质使其收益具有隐蔽性特征，因而在实践中缺少应有的有力支持。从苏南角度来说，应充分发挥高校、科研机构等公共研究部门的作用，在人力资本培养与引进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创新参与者之间发挥必要的桥梁性组织作用，这是苏南参与全球创新网络、收益地方化根植的重要渠道，助推区域面对更加开放、广阔的全球创新网络。从政策角度来说，必须鼓励形成独立性、竞争性、流动性为特征的区域创新人才管理服务体系。

3.创新扩散与产业优化相耦合促进区域创新分工

苏南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突破行政区经济约束，在遵循区际产业关联规律基础上，伴随技术创新与扩散过程，促进新型产业升级与传统产业向其他区域扩散的统一。同时，苏南五市发展具有互补性，如以南京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中心，与以苏州为代表的产业创新中心，应当实现创新扩散与产业升级的互动发展，从而形成新型区域分工模式。国际大都市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企业总部与制造基地空间上实现分离，是一种发展趋势，以实现空间组织生产的最优化。企业内价值链配置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的过程，从而实现产业合作模式的创新。促使总部经济向南京集中，有助于提高城市集群的创新能力。一方面，大量国内外研发机构特别是公司研发中心的聚集发展，能够充分释放南京的科技研发资源的创新潜力，进一步促进人力资本的培育和聚集，不断扩大南京的研发规模和创新能力，实现循环累积因果的正反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中心的集聚，会强化企业间的学习效应和知识溢出，并在企业间产生竞争效应与示范效应，从而促进企业的自主创新。由此，总部经济在不断增强南京创新辐射力的同时，能够将丰富的知识、信息、技术等通过技术交易、信息传递、人力资本流动等方式辐射制造业基地，有助于提升其创新能力。

4.以合作创新加速苏南社会和生态现代化进程

经济发展与生活质量提高、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和互利耦合，寻求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新模式，是苏南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应对日益紧迫的健康、气候、食品、饮水安全及贫困等社会、生态问题，依赖于更有力的创新及新形式的区际、国际合作。创新对于低成本、高效率解决这些社会、生态问题十分关键，如在太湖综合治理问题上，若无相应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高昂的成本对任一城市来说都无治理激励。在污染源控制、污水处理等方面，都需要组织管理的体制创新。生态环境是区域性公共产品，水污染的治理涉及全流域，治污投入应该是大区域范畴合作框架下的环保合作。为从根源上控制污染，流域产业发展规划应事先协调，也需要跨区域合作模式的创新；在提高社会现代化方面，不仅要强调经济发展，还要考虑影响创新绩效的诸多因素和主体，兼顾医疗、教育等的完善，需要由目前关注特定技术的供给方政策，转向更系统化的政策支撑体系。政策设计目标不仅要创新，还要关注创新的应用是否能使大部分人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过城市间的合作，在苏南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的共享化及医疗、养老等体系的融合基础上，完善区域创新服务功能一体化，从而形成区域联动发展优势。

参考文献：

[1]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7.

[2]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11：现代化科学概论[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 OECD .The OECD Innovation Strategy：Getting A Head Start On Tomorrow[M/OL]. http：/// publishing/corrigenda. 2010

篇(3)

    [论文摘要]实践的需要和理论的推动,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逐渐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这种嬗变,开启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着名行政学者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说:研究公共行政必须研究它的生态问题。按照韦伯斯特词典的解释,生态学是各种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J·W·别斯指出生态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房子或家,经济和经济学也有相同的词根,经济学和生态学有许多共同点,但生态学的含义更广泛。它涉及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全部相互关系。”〔1〕美国着名学者利格斯(Fred W·Riggs)1961年就提出了“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行政模式,开创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途径。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环境是制约和影响行政管理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行政管理的改造对象,并为行政管理的实施提供条件。故此,我们应努力使行政管理和行政环境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传统行政学历经了向现代公共管理学范式的重大转变。迈入21世纪,区域行政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行政生态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公共管理这种崭新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这种转变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公共管理的挑战,处理好和解决好了系列区域公共性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2〕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陈瑞莲认为,在我国有关区域公共管理(行政)研究的着述尚较为零散,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社群尚未成形。但是,在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无疑,加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学者说,“研究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对于了解一种新的学术理论,弄清楚它所使用的新名词的正确含义,就尤为重要了”。〔3〕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其中“区域”和“公共管理”是其两个核心概念。

    一、“区域”概念众说纷纭及其公共管理视角的界分

    区域(region)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分析和理解各种不同的区域。研究视角和内容不同,对于区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会科学丛林中,最早研究区域的学科是地理学,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牛津地理学词典》中,“区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单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别于周围的地区”。〔4〕经济学将区域视为由人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埃德加·M.胡佛说,“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把区域作为一个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对于管理、计划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须的。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5〕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对区域的解读,往往侧重从一种更为宏观视角来讨论区域的内涵和外延。米特尔曼提出三个不同层面“新区域主义”分类法:宏观区域主义、次区域主义和微观区域主义。在“区域”的多种释义中,可以看出:区域有多种分类,系统性或整体性是区域的共同特征;区域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依据不同视角有多种划分;区域是变化的,应以动态的眼光来观察它。实际上区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是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来进行研究,基于此视角,区域应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区域是“一个基于行政区划又超越于国家和行政区划的综合性概念”。〔6〕另外,从四个纬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区域”做类型学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经济区域、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区域和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区域”和“边缘区域”。〔7〕笔者以为,不论对“区域”进行怎样的界分,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看,区域实际上是按照公共物品为标准划分的有限空间范围,是拥有相同一领域或多领域公共物品的域场。在这里区域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公共利益)为标准形成的同质性域场,并不绝对与行政区划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

    要讨论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的转变,首先要了解区域行政的发展背景、内涵等基础知识。区域行政问题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学者刘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等论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行政区经济”概念,并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我国的行政学界,宋月红在国内首次使用“区域行政”的概念,作者从行政区划、行政区域与区域行政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但这是一种狭义的或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范畴。〔8〕陈瑞莲、张紧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广义的“区域行政”概念。〔9〕随着实践的推动和理论的发展,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在学界,最早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的刘锋和中山大学的陈瑞莲,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论述。刘锋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10〕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领域的论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区域公共管理的内涵、理论支撑

    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前文已经界分了公共管理视阈中的“区域”。对于公共管理的概念,无论是对其内涵把握还是基本体系的构成,都还在探讨中。王乐夫教授认为,“所谓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地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的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11〕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公共管理主体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同时,它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无庸讳言,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综上所述,区域公共管理是区域行政随着实践的需要,在治理范式上不断成熟的产物。笔者认为,所谓区域公共管理,即是指以区域政府组织和区域非政府组织为主的多元主体(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了解决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其它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区域公共管理之所以“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说,区域公共管理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或者说,除了实践的需要外,理论的发展和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外,还有公民社会理论、现代治理、网络治理理论和善治等理论。公民社会,也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关于公民社会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公民社会定义。这些定义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和国家、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元结构。关于公民社会的结构要素,不同学者对其强调的重点不同。就中外学者取得的共识来看,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一是私人领域;二是志愿性社团;三是公共领域。除了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外,公民社会还具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原则,大体说来,这些基本的价值原则包括: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原则。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以来,“治理”概念被广泛使用。在治理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有失败的可能,为完善该理论,随后善治进入学者的视野。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有如下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区域善治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一个战略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1〕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6.

    〔2〕刘亚平.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序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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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城市管理专业2011年酝酿设立伊始，就确定了高起点、国际化的办学理念。2012年6月即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签订城市管理专业“3+1”合作办学备忘录。2013年获得教育部城市管理新专业审核后，两校签署了城市管理专业“3+1+1”合作办学协议。由此，南开大学每年30名左右的城市管理本科生雅思考试达标后，第3学年整建制到英国城市学官方排名第一的格拉斯哥大学学习，第4年回国完成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可获得南开大学管理学学士和格拉斯哥大学颁发的留学一年课程学习证明。在自愿的前提下，学生第5年可返回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城市与区域规划硕士。迄今已顺利招生4届，项目运行良好。

与城市管理本科国际项目相配套，2014年经教育部批准，以南开大学与格拉斯哥大学联合研究生院为平台创办了城市学方向的“1+1”硕士项目，即考生通过全国研究生统考和南开的复试，符合格拉斯哥大学录取条件的通过其教师来南开组织的面试进入南开大学“区域经济学”硕士和格拉斯哥大学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硕士1+1”联合培养项目，研究生课程学习全部在南开大学完成，英方派教师来校授课，实行2-4年弹性学制。

经过几年的城市管理专业建设，我们在目标定位、人才培养、师资队伍、教材及实验室建设等方面有几点体会。

一、目标定位

按照教育部2012年界定，城市管理专业旨在“培养能在城市建设和管理部门、城市管理政策及法规研究部门、城镇基层社会管理部门、城市社会团队综合部门、市政市容管理企事业单位等从事科研、教学以及具体管理工作的复合型人才”。南开大学在探索国际化办学过程中，获知由于发达国家现代化、后现代化的进程总体上快于中国，已完成“现代化进程”的欧美国家的大学基本上不开设“城市管理（urban management）”专业，而是开设与“后现代化”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城市学（urban studies）”专业。

例如，美国大学理事会（US College Board）对城市学的界定是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来研究城市生活、管理和服务，主要学习如何使城市文化具有独特性，城市地区如何回应复杂问题和事件。简言之，城市学是让你懂得城市居民生活、行为方式及如何应对问题的专业。2014年，城市学科在英国官方排名并列第一的格拉斯哥大学官网是这样描述城市学：它让你从学界认可的相关领域的领导者那里学会和获取至关重要的形塑地区、强化社区和改进政策制定的实践知识。城市学涵盖都市发生的社会的、经济的和物理的所有方面的变化，包括城市的社区、治理、卫生、住房、不平等、规划、交通和房地产等领域（注：住房housing，在西方通常意味着通过政策或财税补贴的政府主导色彩更强，而房地产real estate一般指商业化、市场化的力量居于主导地位）。

鉴于此，我国高校城市管理专业建设应当综合考虑经济社会转型期特点，即“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两个历史进程高度叠加给我国大中城市治理带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挑战。

二、人才培养

城市管理专业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理论和专业学识。目前，城市管理本科毕业生可授予“管理学”或“工学”学士，各校的培养方向也各有千秋。为此，国内各高校在城市管理专业建设中，应当依托自身学科优势来打造其专业特色和品牌，通过服务于城市转型和城市发展提升专业的综合影响力。至于所培养的人才在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当中更侧重哪一个或哪几个方面，可以集思广益，精心论证。我们在论证城市管理专业建设时，考虑到南开在应用经济、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的传统优势，结合格拉斯哥大学城市学系在城市与区域规划、城市政策、都市再生、社区治理、城市经济等方向的雄厚师资力量和世界一流的研究水准，将南开城市管理专业定位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扎实的多学科知识功底，掌握全球城市发展趋势和城市规划管理动态，擅长城市和区域规划管理、都市更新和社区发展、城市公共事务应对、城市政策分析的专业化复合型人才。同时利用国际合作办学优势，瞄准部分国际机构和在华国际组织，为其推荐我们的毕业生。

三、师资队伍

打造一流的城市管理专业需要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近4年来，我们根据课程体系需要有步骤施行优化师资的学缘结构、联合申报科研项目等方式，在已有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社会学和社会工作、政治学和经济学师资基础上，陆续招聘国内外高水平大学从事人居环境治理、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地理信息系统、社会政策等专业方向的优秀博士毕业生，引进了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经验的高端人才。同时，进一步加强与格拉斯哥大学城市学系在科研、教学上的全方位合作，包括联合申请到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国家自科重点项目和中英联合资助超千万元的“城市转型”国际合作项目，通过科研合作加快提升年轻教师的研究能力。同时，利用国家留学基金委新设的学术团队项目和南开大学一流专业建设专项资助等渠道，计划利用3-4年时间把大部分教师派到格拉斯哥大学等城市学排名居前的英、美大学研修，采用与对方教师共同备课、授课和联合指导硕士生的模式让南开城市管理师资队伍与国际高水平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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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水土流失及水源污染已经成为城镇一体化、农村环境改善、乡村经济振兴的关键阻滞因素。据人民网2020年8月16日消息，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271.0万km2，占国土总面积的28.73%。虽然相对于上一年度而言我国重点生态保护及修复区水土流失状况持续好转，但我国水土流失分布呈现由西向东逐步降低特征，水土流失治理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我国部分农村地区水土流失问题依然严峻，制约了新农村建设进程。为此，需要以小流域为基本单元，以水土保持为核心目标，遵循人工修复与自然恢复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提升农村水环境承载力，从而为新农村建设、乡村经济发展奠定坚实有力的生态环境基础。

1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基本概念

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是指以小流域为基本单元，以水源保护为中心，以解决水土流失问题、提升水环境承载力、恢复自然水环境为核心，同时兼顾人工修复及自然恢复的现代化、综合性水问题治理理念与技术方法。我国水资源总量占全球水资源的6%，但我国人口基数较大，截至2020年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为2944m3/人，略高于中度缺水线（2000m3/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排在世界第82位，是联合国认定的缺水国家[1]。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问题严重会导致农业生产力不足，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愈发严峻的水污染问题也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威胁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为构建“生态防线”，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理念应运而生，对解决水土流失问题、恢复水环境作出了巨大贡献。

2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实施要点

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以小流域为基本单元，以水源保护为中心，以控制水土流失、改善水环境为核心目标，按照农村地区小流域水土流失现状、新农村建设需求、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农业现展基本内容等对小流域农、林、水、草、田等水土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进行统筹规划，紧抓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保护三道防线，多措并举，因地制宜地构建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其实施要点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2.1建立小流域水土保持的生态修复防线

生态修复防线建立在农村地区坡度超过25°，或土层厚度低于25cm的区域。通过在林草破坏严重、植被覆盖率较低区域周边设置禁止出入警示牌、防护栏等，对该区域目的树种进行补种等方式避免该区域受到人为干扰，以生态环境自然恢复为核心保持水土、减少污染。

2.2建立小流域水土保持的生态治理防线

生态治理防线建立在农业种植区等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区域。人类活动对周边生态及水环境造成干扰，导致此类区域生活垃圾堆放多，加之农业生产中过量使用农药化肥，导致水环境十分脆弱。此类区域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措施包括建立水土保持林及经果林，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地形地貌及土质特征种植栽培适应性强、附加价值高的果树，既可以作为生态屏障防线，又能扩大经济效益；修建水利工程，以综合治理理念为导向，保证水利工程与自然环境、水资源调配及利用、农业生产与生活等相协调，发挥水利工程防洪减灾、水源调度、农田灌溉等综合功能，解决用水问题；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建设，采用农业高效生产技术，以科学灌溉、田间管理强化农作物长势及病虫害防御能力，减少农药化肥用量，修复被破坏的水环境与土壤环境[2]。

2.3建立小流域水土保持的生态保护防线

在水库周边、河道两岸、主要沟道等区域进行护岸护坡、河道清理并建设绿色景观，形成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生态保护防线，可以解决湿地萎缩问题、减少水体污染。

3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3.1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打造农村宜居空间

打造宜居空间是新农村建设的生态环保目标之一。我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水土流失和水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坚持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基本价值导向，从生态环保角度审视农村水资源、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致力于解决农村环境污染、水资源匮乏、饮水质量偏低、生活垃圾难处理等问题，可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3.2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夯实农村经济基础

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发展是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的重要作用之一。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以水资源保护为核心，采取多元化及有效性措施恢复遭到破坏的水环境与土壤环境，在推行相关政策方针时注重调动农业生产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使其认识到农业与水环境和谐发展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并通过完善农田灌溉基础设施、水资源调蓄工程、建设水土保持林等保护农业现代化发展所依存的水土资源、水土环境，避免水土流失、水环境污染对农业现代化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对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振兴乡村经济、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大有裨益[3]。

3.3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是对农村水土资源保护性开发与合理利用的统筹规划与细致安排，其治理范围包括农村的林、田、湖、草及相关产业，坚持以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为主，因地制宜采取造地适树、植树种草、因害设防等治理措施，实行“山顶戴帽，果树缠山腰，山下养殖，护坡种草”等政策方针，在保护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遵循治用并举的基本原则，对水资源及土地资源进行合理开发，优化其利用结构，将宝贵的水土资源应用于高附加值、低成本高回报的有机、绿色农产品生产之中，通过科学配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及工程措施为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保驾护航，同时显著提升农民收入，践行新农村建设的“农民增收”基本要求，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路径

4.1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在新农村建设中若想发挥积极作用需率先做好前期准备工作，通过整理资料、实地调研等方式了解新农村规划建设宏观战略、小流域综合治理需求、水土流失治理情况，在此基础上协调好生态保护与水土治理之间的关系、小流域治理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关系、政府部门治理效益与村民切身利益之间的关系，多层次利用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资源，实现统一治理、综合规划、全面发展的目标。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依据小流域水土保持实况科学确定新农村生产发展方向，以小流域综合治理为出发点合理安排牧用、林用、农用土地的比例与位置，积极建设高标准农田，实现农田优产高产目标，加大陡坡退耕力度，为林草种植提供有力条件。为了使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能助推新农村经济建设需将水土保持与新农村商品生产、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关联在一起，同治沟措施、治坡措施、农耕等措施相结合。在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开展前需考虑人畜饮水、粮食高产等实际问题，以提高新农村建设实效性为导向合理规设治理方案，保障小流域综合治理能事半功倍。

4.2从实际出发推行技术措施，落实小流域综合治理目标

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技术措施主要有3个：一是农业耕作措施；二是林草措施；三是工程措施。其中，工程措施指的是通过修建梯田、涝池、水窖、山坡截沟、拦沙坝、泥石流排导等工程达到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目的。实践证明，山丘区水土保持需以小流域为基本单元。为了使技术措施可以在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中发挥作用，需专职部门立足农村当地深入调查分析，了解小流域组成要素及经济系统，将动植物、土壤、水体等要素视为时空分布探究的着力点，同时调查分析农村当地的生产资料、人口、技术水平、生活方式等方面，明确小流域的人口承载力。以土地资源科学利用为主合理规划治理方案，从宏观上讲，科学规划农村生产用地，使小流域生态能在农村经济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从微观上讲，根据农村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灵活实施技术措施，规设详尽的实施计划，使小流域治理能高效展开。不同地区所采取的规划治理手段存在差异，以黄土高原为例，在治理初期采用了多目标规划法、线性规划法、经验规划法、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使小流域综合治理目标得以贯彻落实。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基础为土地利用规划科学合理，基本单元为小流域，从实际出发合理使用工程措施、林草措施、农业技术措施，建成具有综合性的防治体系。需要注意的是，在实施上述技术措施的同时需明确治理目标，以农业措施为例，需加强土壤抗蚀力、追加植被覆盖率，达到改良土壤、保肥、保土、保水的目的，继而充分发挥多种技术措施的小流域综合治理优势。

4.3注重监督反馈，持续提升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平

相关部门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治理问题，注重监督反馈，定期归纳总结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经验，立足实际，不断调整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措施。新时代数字技术成为提升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平的条件之一，利用数字技术亦可提高治理效果监督反馈质量。例如，在推行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时可引用BIM技术，立足坡面蓄水、泥石流排导等工程的全生命周期规设5D模型，增强相关工程监督反馈的可视性，同时各部门要基于BIM系统进行高效协调联动，在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的过程中形成合力，有效落实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措施。再如，利用大数据及时更新基础数据，大数据具有持续膨胀的特点，可在小流域综合治理中发挥数据搜集等作用，为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开发、管理提供参考。

5结束语

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加大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力度，能够改善农村生活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是推进农村经济振兴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1]邢梦雅，刘娅莉，杨小妹，等.基于生态红线划定的小流域生态保护开发研究[J].人民黄河，2021，43（7）：120-123+140.

[2]焦爱玲.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措施及效益分析[J].农业科技与信息，2021（6）：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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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饮食小摊贩问题已成为城市管理的重大问题，而其又尤受高校学生群体欢迎。因此，文章以北京市北航、央财、清华、北林、首师、农大等高校101家饮食小摊贩为研究对象，运用访谈法、观察法进行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饮食小摊贩数量与时间关系进行定量分析，进而以城市管理角度自上而下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饮食小摊贩；高校；城市管理；访谈法；观察法

［DOI］10．13939/j．cnki．zgsc．2017．30．151

［作者简介］赵仕杰（1992—），男，汉族，河北秦皇岛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近年来，饮食小摊贩问题成为城市治理的重大问题。良性解决高校附近区域小摊贩问题，是保持校园环境整洁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规范公共秩序，推进城市管理的必然选择； 汤慧．高校周边“流动摊贩”现状调查及管理对策研究——以湖南大学周边流动摊贩为例［J］.中外建筑，2012(10):36-38．而在保障弱势小摊贩群体利益的条件下实现规划良好的公共秩序是保障社会公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本研究问题，国内学者从政策研究、治理原因分析、对策研究等方面出发进行了一定的深入研究。然而，研究中尚有一些不足：首先，对于历史借鉴程度有待提高。其次，定量分析有待加强。再次，关于摊贩管理特定区域的专门性研究有待深入。最后，对于摊贩管理背后复杂的社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本文以城市管理的视角出发，对北京市高校附近区域的饮食小摊贩进行研究，以求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进一步探索与创新。

1 变量收集与研究方法

（1）观察法：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对北航、北林、央财、首师、农大、清华、北语等高校附近区域饮食小摊贩进行观察。主要观察以下问题并进行研究：第一，随着时间变化，摊贩数量的变化情况，这是本研究的首要问题，据此问题进行简单定量分析；第二，在特定时间段内，购买饮食小摊贩人数的数量及购买额；第三，特定事件（如城管、公安执法等）的影响。

（2）访谈法：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以开放式访谈的方法，对北航、北林、央财、首师、农大、清华等高校附近区域饮食小摊贩进行访谈，主要对饮食小摊贩访谈以下问题并进行研究：第一，从哪里来北京，来京几年；第二，每月收入多少；第三，家庭情况与子女教育情况；第四，受特定因素（城管、公安）影响状况；第五，固定出摊时间；第六，是否有其他工作。

（3）定量分析法：在观察法和访谈法基础上，对北京市高校附近区域的饮食小摊贩出摊数量与时间关系进行简单定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城市管理提出政策建议。

（4）文献法：本研究对摊贩管理相关文献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其中有益成分进行吸收借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2 研究分析

2．1数据收集情况

本研究收集了北京市北航、央财、首师、清华、北林、农大等高校101家饮食小摊贩的出摊时间与数量变动情况，并对收入及家庭情况进行了调查，符合样本标准要求。

2．2研究变量

本研究设置自变量为时间；因变量为饮食小摊贩（下文中均以摊贩指代）人数；中间变量为区域流动人口数量；控制变量为地域（北京市高校周边200米内以高校学生群体为主要目标人群的固定区域）、样本规模（脚踏车）和时间长度。

2．3研究分析

在访谈法和观察法基础上，对数据收集情况在spss中进行分析，制作出时间与摊贩数量关系的序列图，并对变量间关系进行探究。

从图1、图2可看出，摊贩数量随时间总的变化规律为在17:30-22:00间，摊贩数量与时间呈正相关，在21:00-22:00时达到峰值，在22:00以后，摊贩数量随着时间发展呈现负相关。

从图2可看出，北航、央财、清华附近区域饮食小摊贩数量较多，而北林、农大、首师附近区域饮食小摊贩数量相对较少，摊贩数量出现明显的地域分野情况。

因此，可得出在17:30-22:00，摊贩数量与时间发展呈正相关，在21:00-22:00时达到峰值，在22:00以后，摊贩数量随着时间发展呈现负相关关系的结论。在研究结论基础上在SPSS中进行相关性检验，显著性远高于相关标准，因此时间与摊贩数量之间相关性得到证明。

2．4现象、原因及社会问题探究

2．4．1原因分析

（1）摊贩数量随时间变化趋势与区域流动人口数量变化基本一致。在17:30之后，区域流动人口增加，市场潜力扩大，因此摊贩开始出摊。在21:00-22:00期间，随着学生下课、自习结束，区域流动人口剧增，摊贩出摊数量达到峰值。在22:00之后，随着学生回宿舍休息，区域流动人口数量逐渐减少，摊贩数量也随之减少。

（2）城管与公安监管导致出摊时间与部分高校摊贩数量限制。诸多摊贩告知笔者曾有被罚款或拘留经历。如北林小南门外某摊贩最多一年被公安拘留6次，罚款从500元到1000元不等；北航大运村外某摊贩告知笔者，公安在大运村每个月有4个拘留名额，当名额不够时就会抓摊贩凑数。北语原有10余家小摊贩，在严格监管下只剩下两家，因此未将北语列入调查高校。并且，城管与公安的监管使得摊贩在规定时间外出摊要冒巨大的经济风险。北航大运村外摊贩在白天因为管制问题在其他地方售卖；北林小南门外摊贩因管制问题许多白天迁移到他处；在晚上21:00-22:00后，管制放松，摊贩在高校附近集聚。

（3）有些摊贩在白天有其他工作，因此晚上收摊时间较早或出摊时间较晚。北航某摊贩告知笔者，除卖小吃摊之外，其在上午10:00~中午2:00还有送外卖的工作。另有北航某摊贩告知笔者，其上午11:00-中午1:00在其他地域售卖炒饭，因此晚上收摊较早。

（4）摊贩收入较低导致摆摊时间长。笔者调查得知，因生计所迫，即使在寒冷的冬日。绝大部分摊贩也坚持摆摊售卖。记得一日下大雪后笔者24:00下自习回北航大运村宿舍，寒冷冬夜仍有5家小摊贩在售卖。据调查了解，大部分摊贩月收入在6千元左右，除去租房、生活开支，还要补贴家用，利润十分有限。有的摊贩收入在7000~8000元，但需要辛苦劳动，且收入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

（5）出摊时间较长的原因还有子女因素。据笔者调查得知，北航大运村外近30家小摊贩有19家摊贩子女在老家上初中及以上教育，其余摊贩子女要么在读小学及以下，要么已经毕业。摊贩需要将大量劳动所得补贴家用，以供子女教育所需。北航大运村外某摊贩告知笔者，她的女儿今年本应初三，跑步成绩已经准入北京队，只因为户籍问题，不得已只能回老家郑州。北林某摊贩告知笔者，夫妻二人均在京，两个孩子在老家上小学，由爷爷奶奶看护，每月寄去生活费。

2．4．2社会问题探究

（1）夫妻分居问题。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101家小摊贩中，有37家小摊贩男方在京打拼，女方在家带孩子陪老人。共同生活是家庭得以维系的感情基础，夫妻长期分居不利于家庭和睦，影响子女教育，甚至会产生诸如、行婚等深层次的社会伦理问题。

（2）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问题。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101家小摊贩中，有52家小摊贩为男女俱在京，爷爷奶奶在老家带着孩子，每个月寄生活费。另有毕业的孩子及在京读小学的孩子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老人独自在家生活，这造成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问题。留守儿童问题使得成长中的孩子缺乏足够的家庭教育，容易形成各种坏习惯，甚至导致青少年犯罪；空巢老人问题是社会伦理道德缺失的重要体现，无人陪伴老人衰老使得老人自杀等不良社会现象出现。

（3）异地中考门槛。流动人口子女所属地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社会治理的热点问题。可以说异地中考门槛是形成留守儿童问题与夫妻分居问题的重要原因，推进子女所属地教育，破除异地中考门槛，是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应有之义。

（4）城管与摊贩矛盾。愈演愈烈的城管与摊贩矛盾已经成为摊贩管理研究的热门话题。参与调查的摊贩告知笔者，政府对摊贩实行严格管控，而缺乏软性治理。作为自收自支的城管部门，城管团队的财政开支完全依赖于罚款所得，形成越罚摊贩违约越少，越少摊贩可罚罚钱越多的怪圈。北林某摊贩告知笔者，曾经在城管追逐中，从机动车道路穿行过去，横亘在两辆机动车中间，这在严重影响交通秩序的同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同时更加激化城管与摊贩的群体矛盾。

3 城市管理视角下摊贩管理政策建议

（1）政策设计更多地体现包容色彩，逐渐改善现存重治理轻包容造成的摊贩管理社会基础薄弱现状。将公众参与、人性化执法、透明执法等包容性因素引入摊贩管理过程中，以摊贩为本位，推进摊贩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

（2）吸收借鉴历史中摊贩治理的成功经验。首先，以协商对话形式而不是管制形式以求摊贩管理良好开端，与摊贩开展合作；其次，逐渐努力形成摊贩纳税，政府给予其合理经营空间的理性管理情况，重视摊贩生存发展权利。

（3）加强对城管队伍的监管。先有暴力执法，后有暴力抗法，城管队伍素质的缺失导致暴力执法与暴力抗法的怪圈不断循环，一方面激化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影响摊贩管理现代化的进程。应重视培育富有人文主义精神与公民本位精神的城管人员，以推进摊贩良性治理。

（4）在有条件的区域集中建设夜市等适宜摊贩入驻的场所，实现渐进式摊贩合法化。目前，摊贩管理的政策执行成本远远大于政策收益，最理想的状态是通过渐进式摊贩合法化，逐渐降低管理成本，实现摊贩管理效益最大化。

（5）从根本上说，摊贩管理的根本问题在于政府公共管理有所缺失。应重视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在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进行协同提高，在城镇化进程中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以北京为例，2011年调查数据显示，流动摊贩近三十万人，推进这三十万人的良性治理，关键在于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在城镇化进程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流动摊贩实现“住有所居，贩有其地，儿有学上，亲有人养”的理想状态。

4 问题与讨论

在对北京市高校附近区域饮食小摊贩调查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对此进行讨论，以求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1）缺乏对饮食小摊贩群体支持的政策规划。现如今政府对摊贩实行“强政策、强措施”的政策规划，政策执行以暴力执法为主，很少顾及摊贩的合法权益，为了城市卫生及财政开支忽视摊贩诉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推进政府管理包容性建设，关注摊贩诉求，以摊贩回应作为政策执行的价值取向是摊贩管理的应有之义。

（2）北京市不同高校之间饮食小商贩存在小范围流动现象。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政府管控的加强，诸如北航大运村、清华东门。央财东区等区域聚集现象强，而北林小南门摊贩有减少倾向，在调查中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在结果中加以修正。进一步研究中应注意到各高校间的聚集现象并进行详细分析。

（3）饮食小摊贩社会问题的背后是流动人口治理的困境。在进一步研究中，可从流动人口治理的大框架下着手分析摊贩管理群体的特征，将共性和个性相结合，以促进摊贩管理的针对性开展。

5 研究结论

至此，本文以北京市高校附近区域饮食小摊贩为调查对象，对饮食小摊贩数量与出摊时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验证了摊贩数量随时间总的变化规律为在17:30-22:00间，摊贩数量随着时间顺时发展呈正相关，在21:00-22:00时达到峰值，在22:00以后，摊贩数量随着时间发展呈现负相关的研究假设，同时构建了简易研究框架并进行证明。在此基础上，本文对饮食小摊贩存在现象的原因及背后深刻的社会问题进行论述，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有利于摊贩管理的发展。但是，本文研究尚显稚嫩，诸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形势下，如何推进摊贩治理的包容性、科学化论述尚有不足，后续研究可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以求对摊贩管理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汤慧．高校周边“流动摊贩”现状调查及管理对策研究——以湖南大学周边流动摊贩为例［J］.中外建筑，2012(10):36-38．

［2］黄文芳．试论摊贩管理中的治理与包容［J］.环境卫生工程，2008(10):47-57．

篇(7)

推进经济管理创新，提升区域发展的质量和竞争力

注重产业创新，打造特色产业集群。一是大力引导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把现代服务业作为中心城区的特色主导产业，形成了区域创新能力较强的特色产业集群。目前，区内集聚了全市47％的货运企业、70％以上的金融保险企业，服务业税收占全区税收总额的80％以上，服务业投资占全区投资总额的98％；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85％，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37％。二是以楼宇建设带动区域产业功能布局优化。依托核心商贸商务区较强的集聚辐射功能，以城市主要道路和三江口扇形骨架为发展轴，加快楼宇建设，开发建设了以中信大厦、万豪酒店为标志的一批高档次、有特色的商务楼宇，盘活整合了以恒隆中心、丽园尚都为代表的一批高质量、多功能的楼宇资源，在空间上形成了“一核三带”、“五区六街”的产业发展功能布局，区域商务楼宇集群效应初步形成。

注重品牌创新，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一是汇集名企名牌。增加财政对创新型企业的科技投入，鼓励企业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品牌，打响了太平鸟、狮丹努等一批优势品牌，形成了轻纺产业代表太平鸟时尚服饰公司、新能源产业代表中银电池有限公司、电子信息产业代表福特继电器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二是挖掘历史名人。结合功能性板块的建设，开发了十大名人、四大文化和七大历史街区等历史文化资源价值，培育创新创业文化，充实提升“海曙精神”，打造商贸文化艺术节、购物节、插花节等商贸文化品牌，实现了文脉与商脉的融合对接，推进文化旅游、休闲、创意等产业的繁荣发展。三是提升名品名区。拓宽81890服务领域和功能，形成了城市管理的“海曙模式”、“多元参与、分块包干、利益分享”的“和谐拆迁模式”、“区域性、社会化、开放式、服务型”大党建格局、帮助零就业家庭重新就业的就业项目经理人制度等创造性做法，先后获得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区、国家级首批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等一大批荣誉。

注重平台创新，强化经济发展支撑体系。一是注重科技创业平台建设。滚动开发了一批市场竞争力强、附加值高的科技型创新产业。目前，中心内有高新技术企业6家，其中国家级3家；引进和开发各类新技术项目17项，签订科技合作项目13项，重大科技合作项目3项，国家中小型企业创新基金项目2项。宁波网络产业创业园已发展成为集信息技术研发、大学生创业、信息产业聚集于一体的产学研资创新平台。二是注重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形成了以宁波化学电源工程技术中心为代表的行业性科技创新平台、以浙江中欧环保技术中心为代表的公共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以北京工业大学新能源宁波研发中心为代表的科技合作服务平台、从事“四技”(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服务的科技中介服务平台、科技创新信息资源服务平台和科技人才平台等。三是注重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借助甬港经济合作论坛、浙江投资贸易洽谈会、宁波国际服装节等活动载体，与香港、上海等全国重点城市、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重点院校和国内外知名公司、机构进行提升区域发展理念、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研发关键技术、转化推广科技成果、教育培养人才等方面的合作交流，

推进城市管理创新，提升区域功能的品位和支撑力

创新工作理念，拓展“海曙模式”内涵。一是着力倡导“三个理念”。树立和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城市管理依靠人民、城市管理为了人民、城市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树立和倡导“改革创新”的理念，构建充满活力、科学有效的城市管理工作体制，实现城市管理工作的模式转型、机制创新、难点突破；树立和倡导“和谐互动”的理念，深化“依托宁波、服务宁波”的互动内容和方式，整合区域资源，增强特色功能，提升综合服务能力，营造现代化、开放式、生态型的城市环境。二是努力实现“三个结合”。把城市建设管理与宁波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实施“中提升”城市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把城市拆迁改造与优化经济结构、打造“两大功能区”结合起来；把城市品位提升、功能完善与难点治理、保障民生结合起来，实现城市建设管理工作与区域中心工作的统筹推进、联动发展。三是大力推进“三大转变”。城市管理工作模式由适应型、粗放化向网格型、精细化转变；由封闭型、传统化向开放型、数字化转变；由注重方式方法改革、突击性整治向开展系统配套改革、建立长效化机制转变。

创新工作机制，提升城市管理水准。一是探索数字化的新型城市管理机制。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服务水平，实行城管、建设、公安等部门联动执法，创建“城管、警察、法庭”有机结合的城管综合执法及保障机制；推进市政园林养管作业社会化、市场化、精细化，实施市容秩序网格式目标管理和路段分级管理，实现了市、区、街道、专业处置部门和网格管理责任人五级联动，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网格式的城市管理体系；按照市、区联动要求，高起点、高标准启动实施“数字城管”项目，探索现代化、信息化的新型城市管理机制。二是构建科学化的常态管理机制。加快培育中心城区的功能优势，突出服务、管理、执法、监督等环节，着力破解城市管理中普遍性、疑难性、多发性问题。同时，加强城市管理工作队伍建设，完善办事公开制、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办事时限制等制度，健全目标考核和岗位职责、行为规范等制度。三是创建开放型的公众参与机制。在全区推广义务植树登记卡，义务植树尽责率达到80％；推出16块公共认管绿地，认管面积达39.6万平方米；实行城市“牛皮癣”综合治理，完善群众举报与执法查处联动机制；聘请行风督导员、城管义务宣传员和监督员，开展“城管理事会”、“共建文明一条街”等活动，引导更多的市民参与城市管理。

创新人居环境，完善区域的特色功能。一是打造和谐和美的特色城区。突出自治与服务，不断完善社区功能，优化社区工作环境，形成以居家养老为特色的社区服务体系；培育和谐促进员、楼宇和谐促进服务中心、社区和谐促进联谊会等社区民间组织，推进社区基层民主自治；加强社会工作者人才队伍建设，发挥社工队伍和志愿者队伍作用；开展品牌社区建设，深化和谐社区、“和谐家庭”等创建活动，打造法治型、服务型、学习型、平安型、生态型社区。二是打造宜

居宜业的生态城区。在资源节约上，倡导绿色消费理念，推广科学的生产生活方式，实行可再生资源和餐厨垃圾规范化收运管理，探索节约型、生态型城市化模式；在市民生活上，抓住小区管理和难点治理两大问题，对老小区、菜市场等重点区域实施整治改造，住宅的物业管理覆盖率达80％，大大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条件；在环境保洁上，扩大城区道路清洗范围，延长动态保洁时间，使中心城区更加干净整洁。三是打造便民安民的功能城区。加快支路卡口工程建设、背街小巷、公共绿地、非成套房改造及旧村改造，布设“放心早点”、咪表车位、停车位等配套设施，形成了功能型、全覆盖的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开展食品、药品、生产安全的普及教育和专项整治，加强街道综治工作中心和社区综治警务室规范化建设，强化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实施制、陪访制和重大矛盾纠纷领导包案制，配备职业化的人民调解员，依法有序地应对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建立“上下左右联动、打防控疏并举、点线面块确保”的治安防控体系，不断增强群众的安全感。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提升区域服务的层次和保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