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要素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经济增长；要素体系；内在逻辑

[DOI]10.13939/ki.zgsc.2017.02.017

1 经济增长的相对性

“经济增长”是一个相对概念，对经济增长的测度即可说明这种相对性：对同一经济体经济增长情形的跨时期比较，同一时期的跨区域比较；对不同经济体的同时期比较。因此，孤立的谈论经济增长缺乏意义。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既包括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包括收入增长率的差距。收入增长率可以理解为改变初始收入水平的强度。这里的收入包括国家收入（总量GDP）和国家内部个体的收入两个层面，同样也存在两种类型的不平等：国家间收入的不平等和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近百年来，上述两种不平等性趋于强化。长期依赖基础资源出口的国家，深受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所累，与发达国家差距日益扩大，而从经济体制改革中获得新生的经济体，包括印度、中国等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则濒临警戒线，基尼系数已偏离国际公认的安全范畴。

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走向“负增长”。这里的“负”并不是经济数据的走低，而是经济增长路径对未来发展的负面约束，也包括其对发展初衷的违背。实际上，“国富民弱”的增长模式以伤害普通个体利益为代价，其所实现的国家繁荣不可持续。占据较大人口份额且消费倾向显著的低收入群w消费能力缺失，其对于依赖扩大内需来实现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而言将产生极大的负面激励。经济增长本质上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增长的归属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经济增长带来的两种差距，在现实中存在，在逻辑上成立，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必要历程，这种不平等性是对伪经济增长的讥讽。

2 经济增长的要素体系及其内在逻辑

2.1 实物资本

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在许多关于经济增长动因分析的实证研究中，资本都被赋予较为显著的份额，包括Solow模型、Ramesy 模型等。这些模型的构建为理解和认知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便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学家的主观认知中存在如下演变过程：大卫・李嘉图以及托马斯・马尔萨斯时代的古典经济学家在生产的要素中，比之于资本，其实更为青睐于土地这种要素。而伴随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兴起，资本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现实世界中资本作用的扩张在经济学家的主观印象中开始日益强大。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关键因素的认知开始深入人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曾经说过：“经济发展事实上就是资本的快速积累。”持相似观点的学者还包括著名经济学家罗斯特。

“资本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关键作用”这样的认知从发达地区开始扩散到发展中国家，许多期待实现繁荣的地区开始采用资本取向的政策。尽管现实世界中，通过盲目实现资本扩张达到经济增长的企图最终证明都是低效的，但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其实并无法否定，只是今天的经济学家，或者政策制定者都更为强调资本与其他要素的结合。

2.2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同属于要素积累，拥有资本属性，即实现资本增值的能力。对于经济增长动力分析模型中存在较多的未知因素时，将人力资本变量引入模型都使得原本模糊或者困惑的问题得到清晰的说明。人力资本不同于实物资本的一个显著方面是其具有外部性，而且是一种正的外部性。关于创新激励的文献中，将这种外部性称为溢出效应。通过进行更为高端的教育行为，个体素质的提高推动了自我能力的提升，人力资本在个体层面的积累开始增加。人力资本通过向邻近个体传递所掌握的基本能力，包括对技术、技巧以及认知世界途径的更好理解等。这种正的外部性，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也提升了整个经济的产出水平。因此，人力资本增长率的下降将在逻辑上引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2.3 人口

人口规模决定了消费需求以及生产能力的基数，人口增长率则决定了人口规模的未来特征。特定社会群体中的人口结构则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模式特征。实际上，人口规模一方面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使得经济增长成效在面对个体时被弱化，这种悖论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一个最优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人口的负面作用，诸如人口的资本稀释作用，将使得我们在面对人口问题时需持极为审慎的态度。如今许多西方国家特别是加拿大这样的寒冷国度，人口开始负增长。我国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规模在可以控制的速度范围内变动。在较为落后的印度，人口增长依旧可用“泛滥”二字形容。人口规模在为经济增长贡献基础要素的同时，创造了这个印度长期的贫穷。因此，人口数量及质量决定了有效劳动的供给水平，人口规模则是需求市场的决定因素。如同创新的扩散一样，人口在特定社会中的变迁，我们同样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扩散过程，人口的增长同样遵循一个S形的过程，人口增长的速率在达到峰值之前，将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在峰值之后，开始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并最终走向零增长的过程，以趋于稳定的状态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

2.4 技术进步与生产率

技术的本质来源于技术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既定的实物资本以及人力资本量可以实现更多的产出。通过研发活动，改变旧有的技术模式，即所谓的技术创造。有计划地投入必要的资源实现技术创造的成功。作为一种创新，新技术同样会遵循一个典型的扩散过程：自一种新的技术被研发出来开始，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经由特定的渠道，从某个企业、某种产业开始向更多的企业以及其他产业扩散、渗透，从技术研发地区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这个过程即是技术转移，然而技术转移的障碍没有弱化的趋势。技术进步之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要明确的是需要采用的是适用技术而不是技术残留物。技术进步更为有效的方法是培养完整的科研队伍，尊重科学和人才，并为各种研发活动提供便利，后发国家完全有可能实现所谓的“技术跨越”。

生产率是生产要素转化为产出的有效性，并由要素积累及其转化效率两个方面共同决定。要素积累决定了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的数量，而生产率则描述了要素转化为产出的情形。强化要素的积累过程，并提升生产率有利于实现更多的产出。这两种选择的侧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增长模式选择的差异。盲目依赖要素积累的发展方式并不符合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最优积累规模的解决或许对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可以给出一个说明。

2.5 开放与竞争机制

19世纪中国的贫穷和落后，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由当时清政府所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所致。在我国古代历史中，与友邦进行丝绸、瓷器等贸易的记载非常之多，这是发挥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实现国家繁荣的例子。实行开放政策，走出封闭经济的困惑，实现要素的国际流动，发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个市场的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更有效以及更稳定的环境。自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历经32年，我国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增长。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日益深入人心。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如何才能从低附加值产品的输出国转变为技术转让国，扩大国内需求，提升13亿人口尤其是7亿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或许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不应继续沿袭一条低端的开放道路。开放经济比之于封闭经济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好处，无论对于国家改善国际形象或者对于追求国家收入，都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发展模式。开放经济并不一定适合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除此之外，开放过程中会出现环境问题、国家问题。当然，开放将是相对的，而且开放经济对国家内部个体收入的改善可能较为微弱。

3 政府角色：适度干预

济学研究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对“看得见的手”以及“看不见的手”这两者作用的表达以及争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克服这些市场失灵的低效对经济的伤害。政府通过实施各种经济发展政策、贸易政策、教育政策、薪酬政策、产业政策等构筑了经济发展的基础环境，并灵活地对因市场失灵造成的外部性、公共品、垄断等低效形态进行干预，实现最优的市场绩效。与此同时，政府对因市场或其他因素造成的收入不平等进行干预，缩小国际内部区域以及不同个体间的收入差异，缓和社会矛盾，营造经济发展的稳定氛围。因而，政府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到经济之中，却通过提高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不断干预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因而，经济增长的不同轨迹是对政府作用的极好证明。

尽管如此，并不能盲目地相信政府。如同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M.布坎南在《经济学》中所揭示的那样，政府由于竞选、寻租或者其他原因会出现无效的状态，即所谓的政府失灵。因此，政府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能忽视，更不能盲目依赖。最好的发展模式应当是“大市场，小政府”。如果经济增长是由政府推动而不是由市场自发实现，这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或许是一种悲剧，至少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是这样。改革的阵痛其实是政府最不愿看到的，这是因为这种痛苦的过程如果持续的时间太久，可能会对经济发展的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原本向好的经济增长趋势可能会被逆转。这其实是政府在短期抑制和长期增长之间的决策问题，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政策都会起到应有的作用，以及时滞性等问题，我们在思考或许政府采取这些政策的初衷可能无法在其有效任期之内完成，因而这种存在负面作用的政策，尽管将会预示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但其被采用、被实施以及真正的发挥作用，可以料想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4 结论及反思

经济增长在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的同时，也有可能为改良经济增长中个体收入差异以及提高个体的福利水平或者称之为幸福感等问题的解决制造麻烦。换句话说，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准备阶段，而真正的目标应当是实现经济发展。盲目追求“数字”或者“增长率式”的增长诉求应当被拒绝。转型期的中国面临许多问题，其中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世界经济陷入低增长周期，各国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占领国际贸易市场。，这些不利因素均使得我国贸易条件恶化，出口需求显著缩水。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出口”面临悲观预期的情形之下，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构成为必然趋势。

我国的经济结构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问题：产业结构、地区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以“二三一”格局为主，产业高度化不够，致使我国经济的知识化和服务化特征不明显。地区结构以“东中西”收入差距扩大为典型特征，甚至有“东部崛起，西部发展，中部塌陷”之说，三个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无法发挥联动效应，增加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需求结构是指我国过于依赖出口，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这个问题更趋严峻。

因而扩大内需，实现需求结构的优化非常必要。

悲观地讲，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收入差异、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经济结构低效，甚至“幸福指数下降”都是由其所致。乐观地讲，经济增长本身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这些问题由经济增长而来，通过对其的解决即超越了经济增长自身，而实现“经济发展”这一更有效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王小鲁，樊纲，刘鹏.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J]. 经济研究，2009（1）：44-47.

[2] 林毅夫，刘明兴. 中国的经济增长收敛与收入分配[J].世界经济，2003（8）：3-14.

[3] 易纲，樊纲，李岩.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 经济研究，2003（8）：13-20.

[4] 刘伟，张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J]. 经济研究，2008（11）：4-15.

篇(2)

关键词:林业要素林业经济增长概况与对策

一、林业要素投入的基本概况

林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近年来过度开垦和放牧导致了北方一些地区草原沙漠化和林草稀疏。为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林业部门加强了相关政策的制定并且加大了对林业要素的投入。

1．劳动力数量的变化

在林业建设初期，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资源。至林业产业发展的中期，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林业的可控能力变强，所需的人工也随之产生了变化，由最初的主要依赖人力转变为“半人工半自动化”的现代林业工作模式，这种工作模式极度适用于现代林业的发展需求。同时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其节省的劳动力自由流向社会中更缺乏劳动资源的其他产业，为我国的经济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劳动力方面的优化条件。对于林业经济来说，劳动力数量的变化也代表着林业产业中科技水平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林业科技进步的一种体现。

2．产业管理方式的变化

经过不断的发展，林业的经济管理系统不断完善并趋于现代化，同时林业的产业总值也随之产生了变化。随着国家管理力度和扶持力度的不断增强，林业产业的总产值在持续增长，通过这种增长变化，传统的林业管理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于现代化林业生产的基本需求。经过现代新型林业管理模式的革新，当代的林业工程建设更加趋于科学化管理，林业的发展也能够按照科学的阶段规划逐渐推进，完成不同阶段的不同任务需求。这样的管理方式也带动了林业经济的发展，是现代化林业产业管理模式合理化的重要体现。

3．林业面积增加的变化

随着林业产业要素投入的增加，我国的林业产业面积也不断增加。其中一些大型企业的公益行为也为我国的造林面积增长贡献了力量，如阿里巴巴的蚂蚁森林等，市场上的经济型企业对于我国林业发展的无私帮助，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植被面积，对我国的环境绿化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近年来的合理规划造林工程等手段，使我国的经济性林业产业不断的发展，充分发挥了森林植被对于自然环境和生态经济的促进作用。西北地区的戈壁与沙漠，其植树造林的作用更加明显，近年来西北沙漠地带发展的红杉产业取得了一些成绩，西北沙漠中红杉能够有效的实现防风固沙，同时能够为西北沙漠重新固水起到基础性的强化作用，这也是林业为我国实现“绿色增土”的阶段性胜利。

二、促进林业经济发展的相关对策

1．加大基础资金的投入力度

相关部门应加大对林业产业基础资金的投入力度。林业产业的资金储备是其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其科技发展的基本需求。政府部门保持对林业经济扶持政策的同时，应对林业产业的融资渠道也合理的放宽，以吸引民间资金流入，这样能为民间资本进入林业产业提供基础性的助力。民间资本的流入能使社会更加重视林业产业的发展，为林业经济带来一定的收益。政府相关部门对于林业企业也要有实质上的帮扶，例如在税收上有一定的优惠政策等，这也是提升林业整体经济水平的重要举措，更为林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宏观调控的优化整合。

2．强化科研技术的创新力度

林业企事业单位应该加强对科研技术的创新力度，培养创新型林业人才，对一些落后且低效的技术予以淘汰。在林业经济发展中，科技是企业进步的象征，也是企业在市场中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基本核心，为了能够提高企业的科研技术创新力度，科研部门应对林业产业给予一定的帮助。林业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我国国土环境和生态保护，国家要对此产业有不同程度的科研项目扶持，对在林业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科研机构与人才国家应予以鼓励及资助，政府与企业应积极的将林业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并实现其科研技术的生产价值。

篇(3)

[关键词]经济增长 生产要素 劳动力质量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6-0051-05

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也面临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诸多制约因素和约束条件。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新预测，本世纪中叶之前的我国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稳定期，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二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三是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预测达14.39亿，随后绝对减少。[1] 这个预测和现实也表明，“人口红利”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劳动力比较成本优势已经开始出现转折点，有利的“人口红利”决定劳动力结构将会提前发生变化，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结束。因此，与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本、劳动与要素生产率的三大动因相关联的“劳动力与经济增长”等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一、 资本、劳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分析

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土地（或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土地（或自然资源）是进行任何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是进行生产的载体，是体现劳动者本身的资本；资本是用于投入生产或经营、用货币表示体现在物质方面上的财富。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中，经济学家认为，除了常规的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导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外，往往还有一部分增长不能由这种要素来解释。也就是说，除了增加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外，国民产值函数的“残差”(residual）因素也在起作用。实际上，这是一系列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综合表现，人们称其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简称TFP)。

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扩张，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实质性提高的国家，尽管在一定时期也可能实现高速增长，但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如，前苏联曾经一段时期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由于其经济增长是依靠生产要素增加投入而在外延上实现的，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微小并呈现日益降低的趋势，导致经济增长不能持续。在20世纪50-70年代，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9%。在这个增长率中，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份额为负数。资本和劳动力对增长率的贡献中，有大约13%被生产率水平低下而产生高投入低效率。改革开放后，我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到8-9%左右，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大大提高。在这一期间，我国逐渐步入世界市场资源配置轨道，扩大对外开放和提高贸易依存度。如，从1978年贸易依存度为9.8%，提高到1985年的23.1%，1995年的40.2%，以至2006年的70.8%。在1979-1984年期间，全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只有41.04亿美元，2006年则达到735.23亿美元，增加了18倍。由于大量物质资本投入和贸易扩大，逐渐提高技术层次，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所造成的人口红利，我国经济保持了长达1/4世纪的高速增长。

《世界银行报告》（1999）对1978-199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在此期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9.5%的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对此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为17%，劳动力转移贡献为16%，全要素生产率为30%。10年后，国内学者李善同等在《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增长前景分析》[2] 中的分析较为客观，认为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5年，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的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因。按照索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核算”分析方法，① 测算出我国1978年以来三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结果如下。

过去25年中，我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推动力是资本投入与资本积聚。1978-2003年资本平均增长速度为9.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3.2％，导致GDP年均增长9.3%中近6个百分点。相对于资本来说，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逐渐减弱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劳动力的增速明显放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下降到10％以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成为继资本之后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虽然部分时期较低，但整体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基本接近30％，始终保持了较高的水平。过去20多年，导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生产率产业之间和不同所有制之间的重新配置，促进了整体生产效率的改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经济增长的潜力，促进了效率的提高；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以及自身的技术创新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教育水平改善了劳动力要素的质量等等。

目前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在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程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边际效率逐步递减的趋势，提升空间有限；面临“人口红利劳动力结构即将结束”以及资源与环境等约束条件下，劳动与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劳动力质量提高具有发展潜力空间。由此，我国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中“从技术层面上加大自主创新、从劳动力层面上提高劳动力质量”成为现实的必要。

二、 GDP产值与劳动力结构的非均衡分析

据资料，2006年我国GDP增长10.7%，达到20.9407万亿元。从总量上看，这是我国GDP首次突破20万亿元；从经济增速上看，10.7%创下了自1995年以来的新高。但是，三次产业产值与劳动者结构存在着“非均衡”，以及呈现经济增长率高、劳动弹性低的反向变化是未来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现实。

（一）三产产值与劳动力构成比重的“非均衡”

GDP产值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在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均衡的，三次产业的GDP比重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基本趋于一致。从GDP分布结构来看，大多数发达国家第一产业比重均在3%-5%以内；第二产业比重一般为30%左右；第三产业比重多为65%以上。相应地，劳动力结构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与产值结构基本相似，GDP产值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呈现均衡的、先进的结构水平。目前，我国约有近一半的劳动力还在从事传统而低产值的农业生产。一方面，尽管50%劳动力所创造的产值仅占GDP的15%左右，却为中国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作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50%的劳动力仅创造了15%左右的GDP，低水平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可忽视的现实。与此同时，第二产业产值略超过50%，但它所吸纳的劳动力却仅占22%左右，即“22%劳动力创造50%GDP产值”。这既不是我国工业总产值虚高，也不是工业生产效率和运行质量提高的结果，是资本要素推动经济增长和GDP增加的原因所在。我国三产产值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非均衡”（见表2）。

有关专家称这种现象为“产值工业化”。[3]“产值工业化”最现实的注释为，工业经济增长中数量扩张大于质量提升，主要为资本要素的增加而带来的GDP增加；GDP产值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先进性没有凸现和劳动力质量需大大提高；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在“产值工业化”的背后劳动效率、节约能耗、环境保护等方面均存在有待大力改善的问题。产值工业化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前的准备阶段，直接关系到技术层次升级、劳动力质量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问题，劳动力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

（二）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弹性的反向变化

在技术与资本不足的前提下，增加劳动力数量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随着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增加，劳动力质量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弹性呈反向变化趋势，即经济增长率高，劳动弹性低，对劳动力质量的需求逐渐扩大。经济增长的劳动弹性系数是可以测量劳动力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衡量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关系最常用的指标。它是指劳动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比值，即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劳动增长的百分点。用公式表示为:E=L′/G′，其中E为劳动弹性，L′、G′分别为就业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人们可以用劳动弹性来衡量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果，间接反映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年鉴》（2005）数据计算：

据统计资料，我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41.7%上升到2004年的57.9%，“人口红利”直接的反映是大大增加了劳动力数量。1953-1957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劳动弹性系数达到0.397的数值，技术与资本的投入有限，劳动力增长贡献大。到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进一步增大到0.541的水平,其后逐渐减低；90年代后减低趋势明显，减低到0.108的水平。2001-2005年，经济增长速度年均为9.58%，但劳动弹性系数仍在减低，达到0.078的水平。上述数据说明，我国在技术装备陈旧落后和资本缺口大的情况下，劳动增长率增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随着改革开放后的技术装备的进步、资本集约度的提高，提高劳动力质量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尤其在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期。

三、 经济增长与劳动力质量的均衡关系

经济增长方式所决定的，劳动力质量的需求是不同的。粗放型或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劳动力质量以及技术应用存在差异。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存在反作用，存在着高劳动力质量与高经济增长质量均衡与递进关系，如出现GDP产值与劳动力就业结构、GDP增长率与劳动弹性的相对“均衡”，三大产业产值与劳动者就业结构一致；经济增长率高，劳动弹性和劳动力质量也相应提高，进而提高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一）资本投入与技术水平层次的变化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和资本投入导致技术水平层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结构内部呈现出明显的技术升级特征。这些技术升级和技术层次的变迁，由物资资本投入完成和可以直观看到发生的变化。从不同技术水平工业部门所占产出份额来看，高技术产业由1993年的不到10％增加到2005年的超过20％，增幅达到14.9个百分点。而以资源为基础的产业和低技术产业的份额则有大幅的下降，以资源为基础的产业从28.7％下降到23.1％，下降5.6个百分点；低技术产业从17.7％下降到9.2％，下降了8.5个百分点；中技术产业的份额则变化不大，略微下降1个百分点。① 见表5。

表5说明，资本投入不同，技术层次的变化趋势是高技术与低技术比重的变化，低技术资本投入持续降低，高技术资本投入持续提高，中技术资本投入基本维持不变。与此相关联的，以物质资本投入的变化带动技术层次的升级，带动对人力资本以及劳动力质量的市场需求。

（二）资本投入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

与上述同理，一般低技术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成本不高，投入不大；拥有中技术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需要继续维持投入，因为它涉及面广，这是提高劳动力质量的关键；同时需要不断加大对高端技术蓝领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投入，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一般而言，物质资本投入与产出是直接的关系；人力资本投入与产出是间接关系。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进程看物质资本的投入要先于人力资本的投入；从效果看物质资本投入的“政绩”要直观于人力资本的投入；但从社会效益看人力资本提高是转变经济增长的关键。舒尔茨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他认为，人力资本就是人口质量投资，是一种能力资本、人力素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经济增长的源泉。其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超过物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其二，人力资本在各个生产要素之间发挥着相互替代和补充作用；其三，“经济增长余数分析法”证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的素质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少，人力资本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重要得多。在经济社会中，劳动力质量具体表现为劳动者的素质、态度和技能应用等。无论是社会或个人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既体现劳动者本身的资本，也体现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发挥着比物质资本更为重要的作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如系统接受教育、岗位与技术培训、继续教育和企业文化的认同等等，其目的就是要通过人力资本去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提高经济质量。

在对深圳人口总量与经济增长均衡关系的问题上，实证分析的结果是深圳常住人口数量增速与经济总量、工业总产值的增速相比呈逐渐下降趋势，表现为对数曲线。1978-1989年深圳经济总量每增加1万元，就要增加1.41劳动力；1989-1994年为0.288劳动力；1995-2003年为0.175劳动力。1979-1993年深圳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万元，就要增加1.07劳动力；1994-1999年为0.233劳动力；2000-2003年为0.140劳动力。从总体上看，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是逐渐下降的，这是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中有机资本与技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发生变化的表现。否则，深圳GDP总量的增加与劳动力数量的同步增加，将是深圳各项资源条件难以承受的。[4] （P164-165） 上述说明，人口、劳动力数量与国民经济产值呈现对数曲线，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反映，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所要求的，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因中变劳动力数量为劳动力质量的转折点。

[参考文献]

[1]蔡P. 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持续[Z]. 中国经济报告，2006-11.

[2]李善同，侯永志等.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增长前景分析[J]. 管理世界，2007，（2）.

篇(4)

0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究表明，在引致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中，一方面，资本投入的增加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从总体上看，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言，资本形成是引擎，资本的效率则是关键。改革开放初期，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资本稀缺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改革开放政策不仅动员了国内储蓄，激活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资本形成机制，提高了微观层面的资本效率；而且通过廉价的土地供给和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外国资本与国内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促进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提高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说，国内资本的加速形成和国外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加上资本效率一定程度的提高，是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经济增长与资本形成表现出非均衡性；另一方面，在短期内，就业增长与中国经济之间表现出非一致性，而这似乎背离了传统经济理论带给人们的一贯认识：“就业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那么究竟就业与经济增长是何种关系？本文通过计量实证分析发现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并不存在必然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相反在长期均衡时间内却保持了一致性，经常保持在1：2的要素贡献率，继而提出政府不能把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当作是使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最后提出目前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应该实现从就业带动增长到就业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转变，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因此，分析资本形成、就业人员人数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解释经济增长的资本因素和劳动力因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1文献回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有一些研究对于生产两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林毅夫（2001）以1981―2010年GDP增长率、资本效率等统计数据，通过国民收入恒等式考察了资本形成和就业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他通过深入探讨资本形成和就业人数两个变量的性质，使用多种联立方程估计方法，包括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似不相关估计（SUR）、有限信息普通最小二乘法（LIML）和完全信息普通最小二乘法（FIML），以根据不同估计方法估计结果所提供的信息来判断最佳的估计方法。根据林毅夫的估计结果，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对两要素的弹性数值大致在0.5左右。该弹性数值在上世纪80年代则相对较低，可能主要是因为两要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随着时间的变化有增长的趋势。两要素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增加必然增加两要素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程度。陈东平（2001）通过使用中国1980―1998年的国民收入、资本存量、劳动力总数、进出口总额等数据，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了进口、出口以及劳动和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了进口、出口以及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远大于就业人数。

本文根据1981―2013年中国的经济数据，通过使用协整模型对两生产要素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中国进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在存在协整关系的情况下，使用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对产出的长、短期弹性，从而判别哪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更强。

2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样本取自1981―2013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用从业人员（L/万人）、资本形成（K总额/亿元）来反映生产要素的投入；使用宏观经济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亿元）反映经济增长。我国GDP、从业人员、出口总额（EX）与资本形成如表1所示。

对因变量和自变量取对数，考察lnGDP，lnK，lnL即经济增长率、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率，从业人员增长率之间的协整关系，首先利用EViews软件输入样本数据GDP、L和K，生成新序列lnGDP、lnK和lnL，然后依次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表11981―2013年我国GDP、资本形成总额K

t-Statistic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1.423358 0.5576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GDPt-1系数的τ值为-1.4234，这个值在绝对值上甚至远低于显著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τ-26210，从而表明，即便考虑了误差项中可能出现的自相关，lnGDP序列仍是非平稳的。

其次，对lnGDP的二阶段差分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表3单位根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269919 0.0002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93225% level-2.96776710% level-2.622989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可见d（lnGDP）是平稳的，因此lnGDP是二阶段单整的。

（2）对lnK进行单位根检验，首先我们用lnK的两个滞后差分对lnK序列估计，使用上述数据估计结果如下：

ΔlnKt=0.1376-0.0043lnKt-1+0.4633ΔlnKt-1

Eviews运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Eviews运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0.442211 0.8895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616615% level-2.96041110% level-2.619160lnKt-1系数的τ值为-0.4422，这个值在绝对值上甚至远低于显著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τ-26192，从而表明，即便考虑了误差项中可能出现的自相关，lnK序列仍是非平稳的。

其次，对lnK的二阶段差分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5。

表5单位根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979837 0.0000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可见d（lnK）是平稳的，因此lnK是二阶段单整的。

（3）对lnL进行单位根检验，首先我们用lnL的两个滞后差分对lnL序列估计，使用上述数据估计结果如下：

ΔlnLt=0.8054-0.0710lnLt-1

Eviews运行结果见表6。

表6Eviews运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3.053459 0.0406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537305% level-2.95711010% level-2.617434lnLt-1系数的值为-3.0535，这个值在绝对值上甚至远低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τ-3.6537，从而表明，即便考虑了误差项中可能出现的自相关，lnL序列仍是非平稳的。

其次，对lnL的二阶段差分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7。

表7单位根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6.409917 0.0000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93225% level-2.96776710% level-2.622989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可见d（lnL）是平稳的，因此lnL是二阶段单整的。

（4）综上可见，lnGDP与lnK、lnL都是二阶单整的，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做lnGDP关于lnK、lnL的OLS回归，消除自相关性后得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表8消除自相关性后得回归结果

CoefficientStd.Errort-StatisticProb. LNK0.5977950.0758227.8841530.0000LNL0.5430350.1334764.0683970.0004AR（1）1.1272080.1938525.8147800.0000AR（2）-0.1566530.192565-0.8135060.4230根据输出结果，可得lnGDP与lnK、lnL的长期平均均衡表达式：

lnGDPt=0.5978lnKt+0.5430lnLt

（7.8842）（4.0684）

从表8回归结果看，回归系数全部通过t检验，不存在自相关。

（5）根据表8的回归结果计算残差序列e，对其进行ADF检验，得表9残差序列检验结果。

表9残差序列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451514 0.0001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从回归结果可知残差项是平稳的。因此，可得出lnGDP与lnK、lnL存在协整关系。基于上述协整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对两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因果关系，根据格兰杰表述定理：若两种变量（Xt和Yt）是协整的并且每个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那么，要么Xt一定是Yt格兰杰原因，要么Yt一定是Xt的格兰杰原因。在本文中，至少能说明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所在。表2-表8回归结果也表明，本期从业人员每增长1%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平均增长0.543%；资本形成总额每增长1%时，国内生产总值将平均增长0.598%。

（6）接下来分析短期两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EViews软件建立lnGDP关于lnK、lnL的误差修正模型ECM。以滞后一期残差项作为误差修正项，可建立如表10所示的误差修正模型。

表10误差修正模型

R2=0.6920d=1.7727F=17.2895

模拟拟合优度较高，方程通过F检验、DW检验，各回归系数符合经济意义，其中，d（lnK）、d（lnGDP（-1））在1%水平上显著，d（lnL）、RESID（-1）不显著，其中变量的符号与长期均衡关系的符号一致。结果表明，本期lnK、lnL和上一期lnGDP在短期内每增长1%，GDP将依次增长0.0493%、0.3716%和04986%。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它表明lnGDP与长期均衡值得偏差中的27.21%被修正。此ECM模型反映了lnGDP受lnK、lnL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根据估计结果可知，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对产出的长期弹性分别为0.598和0.543，短期弹性分别为0.372和0.050。

3结论

篇(5)

［关键词］经济增长 要素投入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一、理论框架

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问题一直被学者们认为是解开增长之谜的重要突破口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外众多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专家学者都在努力寻求中国三十几年来保持高位增长速度的合理解释。笔者试图根据简单明了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米德模型，将经济增长率大致看成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索洛余项）三者的函数。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学术界有不同的定义标准，笔者将全要素生产率理解为除资本和劳动两要素之外的其他诸多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集合体，包括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制度创新，技术演进，规模经济等等。

二、资本要素投入分析

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和测算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引擎是资本要素（这里指物质资本）投入。援引李京文等（1993）的测算结果，1978到1990年期间，经济平均增长率是8.35%。其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9%；陈琳（2008）在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测算分析结果中显示，1978到2004年间，资本存量年平均增长率为10.1%，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2%。可见，资本要素投入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超过一半。这样的结果如果用哈罗德-多马模型，“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等来解释的话，应该是基本符合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一种增长方式。

然而，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国外经济学家和大批的国内学者都对中国这样的增长方式感到忧虑，认为这样的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应该看到，高水平的资本投入，特别是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首先，是造成了经济结构，特别是供求结构的失衡。持续不断地资本刺激已经造成了某些行业相当程度上的产能过剩，而国内消费又不能完全吸收，这样就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和结构失衡。其次，产能过剩需要有一个释放的渠道，这样就可能引致对外出口路径依赖的强化，使金融危机以来日益激烈的贸易摩擦更加白热化。再次，大量以货币或者信贷形式投入到实体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很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因之一，加剧物价上涨的压力。最后，高水平，强力度的资本要素投入，也会使得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调控范围逐渐缩小，力度逐渐减弱，最后使政策失效的可能性加大。因为当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大型投资趋于饱和时，政府的投资渠道就会锐减，此时利用投资拉动的政策效应就受到限制。

三、劳动力要素投入分析

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要素投入要充分利用要素禀赋本身的比较优势。中国是一个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国家，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相对资本和其他要素来说是一大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可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而且也可以吸纳剩余劳动力，促进充分就业，维护社会稳定。

事实上，根据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增加产出方面的作用当然不可小视。综合多位学者的测算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8-20%左右，仅次于资本要素，是第二大贡献主体。 当然，若以劳动力要素的投入为主，这种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其一是劳动力成本在近年来有逐渐提高的趋势，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这主要源于中国老龄化加剧和人口出生率持续处在较低水平，使劳动力供给出现缺口。

其二，以劳动力要素投入为主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但是刘易斯关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定在当前的中国开始受到质疑。

四、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由索洛-米德模型可知，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产出增长率扣除资本和劳动要素增长率之后的余项，是要素投入所不能解释的部分。在中国，这一部分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相对要素投入贡献要小得多。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在30-34%之间，与发达国家40-50%的水平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1世纪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要素优化配置能力的竞争。而这些因素，正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力，才能是经济增长保持持续性和高增长。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坚持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由于技术和人力资本都具有外部性和溢出效应，引进先进技术有利于提高本国的总体科技水平，一个较高素质的群体会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第二，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无疑用事实证明了制度变革和制度优化的重要作用，也坚定了我们变革宏观、微观经济体制的决心。一个较优的制度会使推动经济增长各因素的潜能得到尽可能的释放，从而是各要素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

第三，由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首先要从政府职能和角色的重新定位开始。改变政府主导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由市场力量来配置各类资源，这样才能实现加快转型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张培刚、张建华，《发展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

[2]马春文、张东辉，《发展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8

篇(6)

[关键词]经济增长 路径选择 价值实现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F120.3；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059―07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在人类经济史上创造了“中国的奇迹”。1978―2009年中国GDP从3645.2亿元增至340506.9亿元，人均GDP从381元增至25575元，两者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0％和8.8％。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提升了居民的福利水平、扩大了中国对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在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深度调整的特定背景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和“经验”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主题。从国内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人们在肯定中国经济取得显著绩效的同时，更要高度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走向”和“效应”，为此就需要解答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从道路选择的角度看，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是如何实现的?增长的支持条件是否正在发生转变?未来如何通过路径的相应调整来实现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二是价值实现的角度看，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增长是否伴随着居民福祉水平的同步提升?未来如何通过目标的适宜调整来促使经济增长更充分地转化为社会福利和居民福祉?如果说前者是对经济增长的“道”探究．则后者就是对经济增长“义”的追问。只有综合考察经济增长的“道”与“义”，才能更为清晰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动因、趋向以及最优策略选择。

二、经济增长的“道”与“义”：一个分析框架

经济增长是一国宏观经济所要追求的核心目标之一，它标度了该国在特定时期内产品和服务的产出能力。由于经济增长依赖于土地、劳动、资本、能源、生态等要素投入，且增长应充分满足社会成员福祉水平提升的需要，因此，考察经济增长必须超越对产品和服务产出“本身”的关注，而应将获取增长这个产出的“代价”以及增长这个产出能否转化为“居民福祉”考虑在内。就此而言，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的工作对人们系统理解经济增长是有启发意义的。H．E．Daly以及H．E．Daly&J．Farley认为，经济增长的目标是通过人造资本来提供服务或精神流量的满意度，由于人造资本的生产通常需要牺牲自然资本，因此效率可被界定为人造资本存量提供的服务与牺牲的自然资本存量之比。诸大建将戴利等人的思想简化为：EP=WB/EF=WB/EG× EG/EF，其中EP(Eco performance)表示生态文明意义上的发展绩效，WB(Well being)表示人们获取的客观或主观福利，EG(Economic growth)表示经济增长，而EF(Ec0 footprint)表示生产人造资本所支付的生态代价。

显然，生态经济学者是从生态投入转向人造资本(EG/EF)以及人造资本转向居民福祉(WB/EG)两个维度来理解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长应利用尽可能小的生态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居民福祉，这种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是富有洞见的。然而，经济增长通常需要投入土地、劳动、资本、能源、生态等诸多要素，且居民福祉的不同来源之间也存在着某种替代关系，因此，恰当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应写为：EP--WB/EF=WB/EG×EG/EF，此公式在形式上与生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一致，但两个公式中的指标含义却具有明显差异。在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EP表示特定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WB表示居民获得的社会福祉，EG表示用GDP标度的经济增长，而EF表示增长的各类要素投入。特定经济体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实现最优发展绩效，就应使要素投入有效地转化为经济增长(EG/EF)，同时应使经济增长充分地转化为居民福祉(WB/EG)，在忽视这两重转化的情形下单纯地强调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显然无助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

第一重转化(EG/EF)考察的是经济增长的“工具理性”。经济增长首先表现为投入一产出之问的转化关系，有效的增长应使尽可能小的要素投入转化为尽可能大的经济产出，显然，这种转化的实质是增长最优“路径”的选择问题，此问题可概括为经济增长的“道”。从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增长的路径选择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和动态性特征，由于不同国家通常具有差异化的要素禀赋，因此就具有差异化的要素相对价格、要素投入状况和要素组合方式，而经济增长的类型也就表现出鲜明的地区差别化特征．更重要的是，就特定经济体而言，其在经济起飞阶段往往具有充裕的土地、劳动等要素供给．但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市场拓展，其土地、劳动等要素的供求关系开始逆转，且产业结构优化和市场需求变动也要求要素供给方式发生改变，此时该经济体必须从要素密集投入的增长方式转向要素组合效率提高的增长方式，原因是：相对于要素密集投入的增长方式，技术进步、管理创新以及人力资本的提升等影响要素组合效率的因素更能对长期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支撑。

第二重转化(WB/EG)考察的是经济增长的“价值理性”。增长的最终目标是更充分地满足社会成员的多元化需要，持续改善大多数居民的福利状态或幸福体验，合意的增长应使尽可能小的经济增长转化为尽可能大的居民福祉。这种转化的核心是增长最终“价值”的实现问题，此问题可概括为经济增长的“义”。增长的推动主体和分享主体是“人”，因此增长应以改善居民的福利状态为最终依归．亚当．斯密指出“大部分成员陷入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他显然是从繁荣幸福的最终“目标”来看待经济增长这个“手段”的。相对于GDP或GNI，福利水平、幸福指数等指标或许更能体现发展的绩效。W．Hordhuas&J．TobinI~采用标准经济福利指标(MEW)、H．E．Daly&J．C0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SEW)、M．AnielsklEsj修正真实发展指数(GPI)以及阿玛蒂亚・森从自由角度看待发展，均体现了向社会成员福祉提高这一增长最终目标的“回归”。虽然社会福祉和幸福指数具有主观性和复杂性，但它们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客观现实条件的影响，罗素㈣指出，幸福取决于社会制度和个人心理，但个人心理在很大程度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据此，作为“社会制度”的经济增长必定会对居民福祉和幸福体验产生影响，而人们也需要在居民福祉提升的意义上审视增长的绩效。

三、要素供给、组合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的经济增长是由要素投入和要素组合效率两类因素驱动的，要素投入和要素组合效率的“配合”格局展示了不同的增长路径，同时也就标度着不同的增长潜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未来增长的变动态势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依然具有着基础性作用，较快但更具稳健型的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国际经验显示：增长的持续性取决于增长的路径选择是否恰当、增长的支持条件是否稳健。考虑到要素的供给约束以及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则长期的经济增长不能过度依靠要素密集投入，而应更多依靠那些能够导致报酬递增的因素――例如：劳动分工、专业化、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积累、经济制度和组织等，毕竟一国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在标度要素组合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升时才会发生。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之后的较长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过度依赖要素投入的显著特征，资本、劳动、能源、生态等要素密集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表1给出了1980-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及其变动状况。考虑到资本在整合其他要素中往往具有“粘合剂”的作用，因此区分不同增长路径的一个切入点就是考察资本变动和GDP变动的相互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的资本一产出比率大致呈现出下降的态势，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资本一产出比率却呈现出较明显的上升趋势，资本形成比率和固定资本形成比率展示这种转变态势，2008年中国资本形成比率和固定资本形成比率已分别增至44.05％和40.79％，这两个比率的持续走高暗示着增长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趋于增强，而对全要素生产率(或者说要素组合效率)的依赖度趋于减弱。除了资本要素之外，还应从劳动要素供给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对劳动力资源无疑具有较高的依赖度。就人口总量和结构而言，198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2.632，而15岁以下人口／15-64岁人口也达59.42％，这种人口格局为劳动力资源的充分供给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人口总量和结构特征正在发生转变，2008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和15岁以下人口占比已分别降至1.765和28.70％，这暗示着依靠“充裕且廉价”的劳动力支撑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会越来越难以为继。

经济增长不仅需要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而且需要与能源和生态系统发生关联关系。我国能源耗竭比率和矿物耗竭比率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有所下降，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又呈现出逐步上升的态势，2008年这两个比率分别增至6.74％和1.70％。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选择还必须以其他主要经济体为“参照系”。如表2所示，中国的能源耗竭比率和矿物耗竭比率在国别比较中是偏高的，而2007年中国每生产1000美元GDP所需能源为283.28公斤标准油，每生产1美元GDP所形成的COz排放量为0.95公斤。这两者不仅高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而且高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除能源利用率低于俄罗斯之外)。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较高的能源投入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从时序比较和国别比较两个维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基本特征要素密集投入而要素组合效率贡献度偏低，就资本一产出比率而言，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型”特征甚至有所增强，而这又与政府的投资战略以及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运作紧密相关。由于投资报酬递减、人口结构转化、能源过度投入和生态压力增加等因素的叠加，中国未来必须采取持续性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来提升要素组合效率．否则单纯依靠要素密集投入的增长路径必将面临支持条件日渐弱化的严峻挑战。

四、增长绩效、居民福祉与中国经济增长的价值追问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是提高社会福祉水平，满足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多元化需要。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也应将路径层面的“道”与价值层面的“义”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均有了较为显著的提高。然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仍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不对称，而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尚未充分地转化为居民福祉水平的持续提升，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依然存在着“经济增长极其显著、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失衡特征。表3比较了若干国家经济发展和居民福祉状况，2009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663，排在169个国家和地区的89位，生活满意度为6.4，排在144个国家和地区的55位。此外，盖洛普(Gallup WoAd Poll)对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国民幸福指数(Happiness Index)排在第125位。尽管人们对此排名的精确性仍有分歧，但它部分地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增进之间存在着“不同步”，中国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向居民福祉提升的转化依然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居民福祉改善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落差”，这种格局可能源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维度，且居民的个体感受和生活体验相关。但从社会制度影响居民福祉的角度出发，则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分配状态以及社会保障会显著地影响居民的生活状态。就需求结构而言，GDP可分解为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尤其是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与居民福祉之间联系最为紧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在需求结构层面具有显著的投资一出口主导特征，而最终消费支出(尤其是家庭消费支出)在增长中的份额并不十分突出。如表4所示．1980-2008年最终消费支出以及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虽有波动，但变动的基本趋势却是持续下降的，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占比从65.17％降至47.92％，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比则从50.29％降至34.88％。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占比和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比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对投资一出口的依赖程度在趋于增强，而经济增长与居民最终消费(进而与居民福祉改善)之间的落差也趋于扩大。

经济增长通常意味着财富增加或“蛋糕做大”，但居民福祉改善不仅取决于“做大蛋糕”，而且有赖于“分好蛋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的持续增长却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对拉大，这自然会对大多数居民的福祉改善产生负面影响。如表4所示，按照收入法，GDP可分解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本折旧和营业盈余，其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代表了大多数成员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占有状态。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整体上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2008年劳动者报酬占比甚至降至39.7％。劳动者报酬占比相对下降意味着企业和政府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在相对上升，例如：1995年以来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2009年此比重已升至 20.1％。从不同社会成员分配社会财富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存在着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等诸多维度的收入失衡，由于城乡收入差距在整体居民收入差距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考察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对理解居民财富分配格局就具有重大意义。表4显示：以1985年为拐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消费差距)均呈现出先减后增的“U”型变动趋势，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分别达到3.33倍和3.70倍，而从国别比较的角度看，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9，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均处在较高水平。

除了需求结构和收入分配之外，经济增长向居民福祉的转化还应考虑社会保障供给状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是社会风险的“缓冲器”和秩序维持的“安全阀”，社会保障供给程度对绝大多数居民的消费行为、心理状态、福祉获取等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时序演变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社会保障状况已有了较大改善，但与持续改善居民福祉的诉求相比，社会保障依然存在覆盖面小、保障度低、配置群体不均等的问题，2008年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低保人数占城镇居民的比重分别为36.1％、20.4％、32.9％和3.8％。更重要的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相对于城镇居民，规模庞大的农村居民在社会保障资源获取中依然处在劣势地位，而社会保障供给的相对滞后也是抑制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从国别比较的角度看，2009年中国教育、医疗两项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8％，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相比存在着巨大差距，与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相比也存在着明显落差。在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基本住房、基本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完善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必然因“社会保护”体系相对滞后而损害居民福祉的持续提升。

五、中国经济增长“道”与“义”的双重转型及其体制支持

物质和服务产品的增进对社会进步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特定国家有理由追求经济增长．但理解经济增长必须考虑“道”与“义”，在路径意义上生产要素能更有效地转化为经济产出，在价值意义上经济产出能更充分地转化为居民福祉，则这样的经济增长才具有持续性和合意性，脱离持续性和合意性单纯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是没有意义的。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双轮”驱动下，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但从“道”的角度看，这种增长具有过度倚重要素投人、相对忽略要素组合效率的“粗放型”特征；从“义”的角度看，这种增长因需求结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制约而尚未充分地转化为居民福祉提升，中国经济增长在路径选择和价值实现两个层面均存在着转化低效的问题。从经验上看，发展中国家出现增长的双重转化低效具有阶段性的合理性，其原因是：在经济起飞阶段，发展中国家选择要素密集投入的增长方式是由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内生决定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要素)供给充裕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同时，在经济起飞阶段，发展中国家强调投资扩展有助于改善经济环境，强调出口导向也有助于利用外部市场．强调适度拉开收入差距也有助于对微观经济主体形成有效激励。

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增长转化低效不能成为后续经济发展的既定模式，时空背景的深刻转变正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化低效构成重大挑战。在“道”的层面，土地、资本、劳动、能源和生态等要素的供求格局正在变化，特别是“刘易斯拐点”日益逼近，投资报酬递减和产能相对过剩开始显现，而能源和环境对粗放型经济增长的承载力不断弱化，在此背景下，此前要素密集投入的增长方式必须逐步转化为更多依靠要素组合效率提高的增长方式，技术进步、管理创新、人力资本提升以及制度完善对增长的支撑作用亟需凸显。在“义”的层面，最终消费占比的下降、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社会保障供给的滞后导致经济增长和居民福祉之间存在“失衡”，其结果是经济问题开始转向社会问题、并呈现出经济社会问题彼此交织、相互诱发的复杂态势。当前，在域外主要经济体艰难复苏的背景下．中国不能将经济发展的希望过度寄托于出口的大幅度增加，而产能过剩和产业同构也迫使我们在增加投资时更为审慎。2009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3744美元(按照当期汇率换算)，这表明我国正在步人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此阶段我们将经济增长与国内居民最终消费、居民福祉改善相联系才具有持续性，同时，将经济增长与国内最终消费、居民福利提升相联系，才更能充分地体现社会制度的比较优势。

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必将面临着“道”与“义”的双重转型。在“道”或路径选择的意义上，必须促使增长从过度倚重要素投入的粗放方式转化为更多依靠要素组合效率提高的集约方式；在“义”或价值实现的意义上，必须促使增长从与国内居民福祉改善“相对脱节”的状态转化为与国内居民福祉改善“更好耦合”的状态。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强调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近期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更是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这些均体现了对促进增长“道”与“义”双重转型的积极回应。然而，明确双重转型并不必然等同于可顺利达成双重转型。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此前的增长路径和目标往往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并与特定的体制机制形成了共生系统，如果不对体制机制进行适宜性改进或完善，则双重转型就会因“锁住”效应而陷入困境或被迫延后。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和目标已衍生出相应的利益格局，分化的利益格局能否达成转型共识并形成转型动力值得关注，而当双重转型损害既得利益群体时，则这些群体必然会通过多种方式对转型设置障碍。

中国经济增长的双重转型是在国内外经济格局转变背景下的理性选择，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持续改善国内居民福祉状态的必由之路。考虑到双重转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中国必须采取策略性安排审慎选择转型的次序和方案，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则可以为推进双重转型提供制度保障。在路径选择层面，中国必须依托产品、工艺、市场和组织等多维创新来提高要素组合效率。技术创新对增长方式转变具有核心作用，未来我国应在构建创新性国家的战略指引下，加快土地、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市场化进程，促使要素价格能够精确反映要素稀缺程度，同时应不断优化各类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强化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入，为企业产业优化功能和技术创新功能提供良好环境。在价值实现层面，中国必须将投资一出口主导的增长方式转化为消费(尤其是家庭最终消费)主导的增长方式。我国必须通过改善实体经济营商环境和抑制虚拟经济投机空间，推动更多资本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并提升增强社会的就业创造能力。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应努力扭转国民收入中劳动者占比持续下降、政府收入占比不断上升的趋势，通过发展劳动力市场、增强劳动者组织功能等方式提升劳动者的市 场谈判能力，同时应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基础上，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流转和市民化转化提供有利条件，为农村居民获取土地的增值收益等提供坚实基础。此外，中央政府还应着力推进基本公共品的相对均等化配置，增强对居民基本住房、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的保障力度．同时应尽快完善行政绩效考核机制和财政管理体制，使居民福祉改善在各级政府目标函数中居于更为突出的位置，并在财权一事权匹配的前提下增强地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能力。

六、简短的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这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居民生活状态的改善奠定了坚实基础。但随着国内外发展格局的转变，我国经济增长双重转化的低效特征不断显露：在“道”或增长路径层面，过度倚重要素投入的增长面临着能否持续的拷问；在“义”或增长目标层面，高度经济增长尚未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居民福祉改善。尽管在经济起飞阶段，增长的双重转化低效具有内生性质，但随着时空背景的变化，人们有理由去探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稳定性和合意性。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追求经济较快增长仍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应适时放弃对增长“速度”和“规模”的追求．而应更多关注增长的质量、稳健性和合意性。中国必须着力推进增长“道”与“义”的双重转化：促使增长从过度倚重要素投入的粗放方式转化为更多依靠要素组合效率提高的集约方式，促使增长从与居民福祉改善“相对脱节”的状态转化为与居民福祉改善“更好耦合”的状态，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加快要素市场化进程、构建政府一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推进双重转型的必然选择。只有深化市场化改革，才能在要素组合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只有依靠政府职能转变才能在“保护社会”的基础上实现居民福祉提升，而这两者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将具有不可取代的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H．E．Daly．Beyond Growth：The Econom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M]．Beacon Press，Boston，1996．

[2]H．E．Daly，J．Farley．Ecological Economics：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M]．Island Press，2004．

[3]诸大建．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与管理的生态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区别和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意义[J]．经济学动态，2009，(11)．

[4]诸大建．中国发展3.0：生态文明下的绿色发展[N]．解放日报(理论版)，2010-12―19．

[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王亚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6]W．Hordhaus，J．T0bin．“Is Growth Obsolere?”In Economic Growth，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M]．New．Y0rk：G0lumbia Universl’t Press，1972．

[7]H．E．Daly，J．Cobb．For the Common Good：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y'the EnVironment，and a Sustainabk Future 2”“ed[M]．Boston：Beacon PreSS， 1994．

[8]M．Anielskl．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Building Genuine wealth[M]．New S0ciety Publishers，2007．

[9]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0]罗素．幸福之路[M]．吴默朗，金剑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11]T．W．Schuhz．Origins of Increasing Returns[M]．Blackwe Publishers，1993．

[12]P．Krugman．The Mym of Asia’s Miracle[J]．Foreign Mfairs，73(6)，1994．

[13]郑京海，胡鞍铜，Arne Bigsten．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一个生产率的视角[J]．经济学(季刊)，2008，(4)．

篇(7)

【关键词】沿海区域；索罗模型；全要素生产率

一、前言

经济增长可分为以劳动和资本投入量增加所引起的外延增长部分（粗放型增长）和由技术进步所引致的内涵增长部分（集约型增长）。在发达国家和区域，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技术进步在江苏沿海区域经济增长中究竟有多大贡献？支撑江苏沿海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中何种动力占主要地位？本文拟运用索罗的生产函数模型主要从实证的角度测算各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对十二五期间江苏沿海区域经济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二、江苏沿海区域经济发展态势

江苏沿海经济带分布有连云港、盐城和南通3个地级市及赣榆县、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响水县、滨海县、射阳县、大丰市、东台市、海安县、如东市、通州市、海门市、启东市等14个县（市）。随着沿海大开发的逐步推进，经济呈现高速增长；从2000年以来江苏沿海区域的发展变动轨迹来看，变化比较明显，2002年为转折点。2002年以前，经济增长较为缓慢，经济总量不足2000亿元。2003年超过2000亿元后，之后的8年时间，经济总量便增长了2倍多，2010年达到6834.59亿元。从增长速度看，而2002年以后，各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10%以上（未考虑价格因素，见图1），进入了以快速增长为特征的成长期，2007年实施沿海开发战略后，经济增长在经历金融危机后出现了强烈的反弹。

三、沿海区域经济发展动力因素测算

（一）模型选定

本文使用符合道格拉斯函数形式的索罗模型。索罗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令，为基期的科技水平，r为技术进步系数，或称技术进步率。于是有：

对（2）式两边取对数后求导：

令，则（3）式为：

由于Y、L、K的实际数据是离散的，故将（4）式进行离散化，令

于是有：

为资金弹性，为劳动力弹性。在索罗模型中，设规模报酬不变，也即，索罗模型生产函数的Cobb-Douglas形式：

对（6）式取对数后求导，有：

即：（7）式的基本涵义是，产出的增长率＝广义技术进步增长率＋资本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

（二）测算过程

以产出Y、资金K和劳动力L的时间序列数Y=[，，……，]，K=[，，……，]，L=[，，……，]为基础，运用多元最小二乘回归方法估计参数lnA，r，和。

表示经济增长速度中技术进步因素所占的比重，它是反映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大小的一项综合指标。计算公式为：

＝×100%

同时，亦可分别计算资金和劳动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资金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为：

劳动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为：

=×100% 因此只要估算出值就可以计算出，，等值。

（三）指标的选定

在测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必须对产出量、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等经济指标做统一规定，否则会测算出不同的结果，缺乏可比性。

1.产出量

本次测算按以下口径进行测算，就产出量Y为扣除价格因素影响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2.资本投入

资本投入K为全社会固定资产形成总额，资本存量（K）采用1951年Goldsmith开创的永续盘存法计算，基本公式为，其中、和分别为第年的资本存量、投资和资本折旧率。以1978年为基年，采用张军扩的资本产出比来计算资本存量。这里根据邹至庄等人的研究取5%。

3.劳动投入

关于劳动投入（L），过去的研究大多使用劳动力数量。我们觉得，人力资本不仅仅包含劳动者数量还应包含劳动质量。假设劳动投入量以函数表示，表示不同教育水平的劳动投入。仿照舒尔茨的做法，假定各部门人力资本存量等于各种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人数与获得该教育程度所需教育投资之乘积，将教育者投资分为不识字、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5类。以为基本劳动单位，，，，，则整个人力资本投入为。在实际计算时，对于部分

数据缺乏的年份，本文以线性内插法予以填补。

（四）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述测算方法，本文运用eview5.0版软件对江苏沿海区域对1990至2009年间经济增长的各要素对经济增长进行测算，得出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江苏沿海区域1990-2009年TFP贡献率

基于上述得到的检验结果，可以进一步将江苏沿海区域GDP增长当中各种要素贡献的百分比测算出来。具体来说，可以把中国的GDP增长分解为3个部分，即劳动投入（L）的贡献、资本投入（K）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分解结果（见表2）。

表2 江苏沿海区域1990-2009年分年段TFP贡献率

（1）规模扩大仍为江苏沿海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年平均约为77.7%，可以说，江苏沿海区域的经济增长仍为克鲁格曼（1994）所描述的“汗水经济”，江苏沿海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是由于每投入产出的增加，而是基于投入量上的扩大，如就业劳动力的增加，尤其是物质资本的大规模投入，这些都不可避免的将遵循收益递减规律，如果江苏沿海区域不及时调整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发展将不可避免的会发生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

（2）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为正。观察生产率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它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波动变化，但在1990―2009年的整个时期平均值仍为正（1.6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约为13%。因此说，江苏沿海区域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里，既有效率变化，又有技术进步，江苏沿海区域的经济产生了“水平效应”，又产生了“增长效应”。总体上，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为正，因此说，江苏沿海区域在一定时期内可保持持续增长。

总体来看，江苏沿海区域经济增长表现为资本投入式规模扩大化增长，资本积累（K）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77%；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虽然不大，平均约为9.5%，且作用比较稳定。

四、总结

从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尽管30年来江苏沿海区域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综合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强，但由于诸多原因使得江苏沿海区域经济的增长依然是以粗放型为主，其自主创新能力弱，科技发展水平较低的弊端显露无遗，经济整体质量和宏观经济效益仍然不甚理想。从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作用的长期趋势来看，制约江苏沿海区域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因素将是“技术进步”，因此，如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核心关键技术，提升科技发展水平从而实现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最终转变，将是江苏沿海区域“十二五”期间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施国庆,谢毅,曹林峰.江苏沿海经济带发展动力实证分析[J].科技与经济,2009(5).

[2]谢毅,汪独友,曹林峰.苏北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贡献分析[J].城市问题,2009(5).

[3]李明宇.江苏沿海经济带现状及发展战略思考[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4]曲建君.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综述[J].经济师,2007(1).

[5]王云秀,秦伟广.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现状综述[J].时代经贸,2008(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