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古代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建筑发展趋势机遇

中图分类号：F4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我国房屋建筑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多年，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阶段已经进入到高速城市化的快车道，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房屋建筑仍然是一个“混沌”交集的时空，是一个原生态与现代化不断交替提升的过程。

一是我国建筑发展处在数量经济阶段

城市化率要稳步提升，就需要有更多的农民到城市居住，同样，也需要建设更多的、与之相适应的房屋与配套设施。放眼现在的大都市，高楼林立，人多吵杂，住房被比喻成“火柴盒”、“鸽子笼”， 目前的住房状况只能满足人们最基本的居住要求，谈不上居住的享受，也没有多样化的功能与服务，一方面房价猛涨、另一方面许多国民无钱买房，这就是房屋处于数量经济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

城市化进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数量经济也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最终达到杜甫说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目的，当然，杜甫的理想还是偏高了一些，这与他所处的农业社会有关。农村的人均住房面积普遍很大，原因是土地性质属于集体土地，资源多且成本低，建大房子成为可能。而如今在寸土寸金的城市追求“广厦”（宽敞的屋子）很不现实，还是应先保障有小房住（首次购房的刚需），再通过家庭财富积累去追求较大的房屋和更高品质（改善型需求）的住房，当大多数城市居民住房需求向这个层次迈进时，可以说我国建筑迈入了质量经济发展阶段。

二是我国建筑发展即将转入质量经济阶段

房屋建筑进入质量经济发展阶段要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房价收入比要达到合理的水平，假如房价能够得到有效控制或降低，我国房屋建筑可能提前在“十三五”期间由数量经济向质量经济初步转变。

在这个阶段，精装修交付的房屋变得更多，装修工艺与材料实现标准化，家具逐步标准化且不失品位，标准化的推行有利于工厂化加工的实现，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品质。另外，土建任务将由现场向车间转移，先在工厂车间预制形成标准化的建筑模块，然后在现场进行拼装，这是所谓的“建筑产业化”概念的主要思想，也是我国在部分地区由数量经济阶段向质量经济阶段转变的重要体现之一。质量经济发展阶段还是处于房屋建筑发展的低级阶段。房屋外形与周边建筑不协调；房屋内部装修装饰注重实用忽视细节；房屋建筑缺乏地域特征，千城一面。如此看来，房屋建筑仍然需要向更高阶段升华。

我国房屋建筑未来发展趋势探索

我们暂且把数量经济阶段和质量经济阶段作为房屋建筑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那么，未来的房屋建筑发展或许应该经历第三、第四、第五阶段。

世界顶级设计师普遍比较关注城市整体功能，而不是单一建筑，如新加坡，这些城市的房屋建筑不仅外观漂亮，建筑与周边建筑也很协调，且功能齐全，工作、生活、休闲、娱乐完善便捷，我国目前的大多数城市建筑都是各自为政，五花八门。而那些具备古代建筑风格留下来的小城市反倒显得非常之协调，如乌镇、嘉兴。还有一些古代建筑群，如故宫、南京明城墙等，也非常协调，观感丰富。中国建筑设计师似乎看到了这一点，也不适时宜的从古代建筑中吸收一些协调之美，如北京雍和宫附近的建筑，以及各地新建的仿古街区，都是吸收了中式建筑的协调之美，但这些建筑群仍存有一些不足，这些仿古建筑只是在外观上初步达到了相互协调的标准，内部装修装饰风格还远远未能达到，所以未来仍要在装修装饰的细节上下一番功夫。

一是建筑房屋趋向中式建筑艺术复兴发展阶段

我们在芜湖徽商博物馆发现，中国古代建筑精华，比如“雕梁画栋”，梁本来是承重的，但还要在梁上雕刻很多图案，砖本身是砌墙的，也要在上面进行精心雕刻，瓦上也有很多神兽搭配摆放，这就是注重细节与品位的体现。

原因分析：中国元素、中国（古）风在公共环境，家居环境的设计运用，这不仅是对中国文化继承的需要，也是满足中国人审美观以及日益品位提升的必然趋势。在西方设计界流传着一种观点：“没有中国元素，就没有贵气。” 中国元素、中国风在装修装饰上的运用将成为未来一大趋势，现在遗留下来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群，不是穷苦百姓（低产阶级）能建起来的，也不是达官贵人（高产阶级）才可以拥有的，只要有几代人的积累、有余钱（中产阶级）就会讲究这些，也就是说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有足够闲钱才会去做的。现在保留下来的一些有浓厚艺术感的古建筑一部分是古代那些为官人的宅院，如苏州园林、故宫、颐和园。而另外一部分则是商人的宅子，如乔家大院、胡庆余堂，也有一些属于商人资助乡民建的宅子。

除了单一建筑要和周边建筑相协调，内部装修装饰要更加讲究之外，建筑的外观和用材也要体现一定的地域特征。在外观上，中国不能盲目照抄国外的建筑设计，中国人的审美与外国人不同，如改造后的汉口火车站外形采用欧式风格，中国人怎么看都觉得是败笔，汉口火车站地处荆楚大地，古时楚国建筑风格讲究楼阁开敞，屋檐层层、雕栏环绕等，被誉为有“天人合一”的特点，笔者认为若能结合这种地域文化去改造汉口火车站，可能会收到更好的画龙点睛的效果。在用材上，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经久耐用，二是便于拆卸处理。现在上海外滩上的建筑，原来是十里洋场，是一个世界窗口，多以大理石、石头为主材料，注重实用，便于保存，能够给后人留下很多历史遗迹，欧洲的建筑用材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但是这种建筑用材使建筑丧失了与时俱进的功能。而在我国古代建筑强调用木头、土砖，因为中国人比较注重“寓意”，树木有着“欣欣向荣”、“繁荣昌盛”之意，而土则寓意着“回归”、“天理循环之意”，中国人常常讲“入土为安”、“化作春泥更护花”就是这个意思。用土木作为建筑材料有一个好处，就是容易拆卸，便于重建。

二是建筑发展趋向传统文化与建筑全面结合发展阶段

我们分析第三阶段的房屋建筑，不难看出他的致命弱点，即建筑与生活是区分开的，建筑也很少蕴含文化内涵。我们设想，如果以建筑为主，衣食住行为搭配，能够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建筑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就进入了建筑第四个发展阶段：传统文化与建筑全面结合发展阶段。

原因分析：钱学森老前辈在《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建山水城市》里写道：“我想既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城市，就应该：第一，有中国的文化风格；第二，美；第三，科学地组织市民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所谓中国的文化风格就是吸取传统中的优秀建筑经验。”他提出的第一条和第三条和我们提出的第四阶段特征是不谋而合的。我们反观一下中国古代那些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建筑相结合的例子，如故宫、乔家大院、陶家大院、苏州园林、扬州何园等，这些建筑与山水结合，与亭台楼榭相结合，与戏台（表演艺术）相结合，内设琴棋书画，花鸟虫鱼。这种艺术形式、日常生活与建筑相结合的设计理念在古代建筑群体现非常广泛，是一种集大成之美。我们设想一下处于第四阶段的样子：不管在高楼还是低楼，开窗望去，眼前不再是灰蒙蒙一片，而是绿树红花、假山流水（即使是高层，中间也有台阶布置景观）；楼群之间错落有致，相互掩映；楼下有复古园林，怡情养性，让普通百姓也能够享受到古代帝王所享受的建筑与园林；小区内有学习、商店、娱乐场所和配套设施，甚至有办公区，因为信息通道已非常便捷，企业不需要大量聚集在一起办公，而是分散在居住小区里，这不仅实现工作和生活的融合，也使得拥堵的交通得到缓解。

三是建筑发展趋向人文价值与建筑艺术集成阶段

第四个阶段可以说是一个很高的阶段了，但还不是最理性的阶段，最高阶段将传统艺术形式与建筑相融合，即房屋建筑发展的第五阶段：人文价值与建筑艺术集成阶段。

原因分析：第四阶段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房屋建筑全面结合发展阶段，我们回看平遥古城、乔家大院、苏州园林等，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些建筑上的体现更多的只是人对“福禄寿喜”的祈求。

中国讲的“福”有很广泛的含义，包含了世俗生活中一切美好的愿望与目标，我们在古代建筑中经常可以看到门上雕刻“蝙蝠”的图案，寓意“福”，这种自求多福是世俗心态的表现。

“禄”指的是一种来源的钱财，是钱道与官道的结合。一般商人赚的钱叫财，为官的人赚的钱才叫禄，商人赚钱往往被称之为不义之财，因此商人在中国古代社会地位很低，人们认为最理想的方式是先当了官再赚到钱，有了这种观念中国人就渴望做官。古代建筑上常会挂一些梅花鹿（通“禄”）匾画或摆件，很多吉祥物也是“马的上面放着一只猴”（寓意“马上封侯”），普遍反应了大众想做官的心态。

“寿”是古往今来人们最大的心愿，被中国人称为五福之首，中国人认为长寿是一切“福禄喜”的基础，建筑上多会雕刻、摆放乌龟、石象或是蟠桃，祈求延年益寿。

“喜”也反映的是中国古人趋吉纳福的世俗心理，凡是男婚女嫁、弄璋弄瓦，都要敬祀喜神，在建筑中多会雕刻喜鹊、蜘蛛等图案，作为喜事的征兆。

这些文化多讲究外在而缺乏内在，未来人们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如被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以及还会产生对地域风俗、返璞归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追踪。如建筑上的布局、装饰设计讲究等要充分体现业主的远大理想与价值理念，以及如何实现布局的协调让居住者心情舒畅、事业兴旺。由于借鉴中国人喜好木材在建筑中的运用，而大量砍伐木材会导致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为了既满足人们返璞归真的喜好，又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我们可以用钢筋、水泥模拟成木材，现在有些景区的建筑就有这方面的运用，“木栏杆”实际是混泥土材料，亭台楼阁的“木梁”实际上是在钢材表面刷了一层仿木油漆。这些都是人文价值与建筑艺术相结合的体现。

房屋建筑在阶段论中的启示和相关行业蕴含的机遇

房屋建筑沿着五个阶段不断升华不仅仅是单一设计理念变化的结果，而是一个包含了经济、社会、人文系统发展的结果，如由第二阶段上升到第三阶段，社会分配机制产生巨大变化，收入差距缩小，中产阶级群体开始壮大，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可靠，人们受教育程度显著提升，愿意减少储蓄增加支出去享受生活，另外，城市规划的主导者开始关注一定区域内的建筑协调性，而并非一个小区、一条街道，同时结合地域文化对一定区域的建筑主色调或是建筑风格加以规范，如今天的古徽州地区，可以规定建筑以黑、白、灰为主色调，辅以马头墙、小青瓦，再如地区可以规定建筑以红、白、黄为建筑主色调，这样一来，我们国家大多数城市都能形成自己特有的城市名片。不同地域文化催生地域建筑的差异性，不仅能够传承中国文化，对当地旅游业、服务业也会产生较大的正面效益。总之，经济、社会、人文的和谐发展会促进建筑的升华，建筑的升华也会对经济、社会、人文的良性发展提供更大的推动力。

房屋建筑发展的阶段论是针对总体而言，并非中国房屋建筑都要循序渐进的发展，个别条件具备的可以跨越式发展。如设计总部办公区，按照房屋建筑发展的第三阶段理念设计成古典园林总部办公区；别墅、养老度假等房屋建筑可以提前进入第五阶段，以满足高品位客户群体的需要。

从本文论述的建筑发展五个阶段来看，短期内将对建筑产业链相关企业产生积极影响并带来如下机会：

第一，节能环保材料的应用需求将加大，绿色建筑、建筑节能概念将广泛受到关注；

第二，集中交付的保障房以及商品房多以毛坯为主，家装公司将面临广阔的市场前景；

第三，卓越的物业管理服务将是购房者看重的因素。除此之外，个性化家政公司、高标准净化水供应公司都将在短期内获得一定的成长机会。

从中期来看，将会给建筑业相关企业带来如下机会：

第一，住宅产业化时代将来临，建筑模块化生产（工厂化）就逐渐被推广，其它家装物品也将进入标准化生产时代；

第二，受古典建筑复兴的影响，园林建筑设计公司、中式家装（含家具、装饰品）公司都将获得市场的青睐，那些掌握雕刻技术的工人将成为稀缺劳动力；

第三，由于古典建筑对木材及园艺的大量需求，森林产业、花卉种植产业将迎来快速成长期。

从长期来看，机会最大的将是服务产业与文化产业，如含有民俗与地方艺术特色的茶馆，琴棋书画产业等等。

以上房屋建筑发展的阶段论点是笔者通过研究和摸索对未来我国房屋建筑发展趋势的一个预测与引导，希望我国建筑能够沿着上述发展阶段走出一条传承中国文化的发展之路，也期望建筑业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企业能够准确抓住未来的市场机会，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对建设我国美丽家园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吴宇江.“山水城市”概念探析

[2]黄柯.地域性与时代性的共生—从建筑设计的材料表现看中国当代地域性建筑

篇(2)

一、五个“什么”专题复习示例

以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复习为例，首先解决“什么内容”，可由学生自主整理完成，参考答案如下：①西周：诸侯向周王交纳贡赋。②春秋：相地而衰征、初税亩。③秦朝：田赋、户赋、徭役、兵役、苛捐杂税。④两汉：编户、田租、人口税、徭役或更赋、兵役、杂税杂役。⑤北魏孝文帝后：租调制。⑥隋唐初：租庸调制。⑦唐后期：两税法。⑧北宋王安石变法：募役法和方田均税法。⑨明朝：一条鞭法。⑩清朝前期：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

其次，引导学生分析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发展演变的趋势（即解决“什么趋势”的问题），可由学生分组讨论后选代表回答，老师最后总结，参考答案如下：①征税标准：由人丁为主转向土地资产为主，唐的两税法是其转折点。②税物形态：由实物转向银两，明朝的一条鞭法是其转折点。③税种和手续：由繁杂到简便，以一条鞭法为标志。④由必须服役到可以代役，更赋、庸、募役法、一条鞭法中纳银代役。⑤征税时间由不固定到基本守时，以两税法为标志。⑥商业税比重逐渐加大。

第三，引导学生分析导致上述演变的原因（进入“什么原因”阶段），引导学生依据所学知识通过思考讨论等，获取如下答案：①土地制度的变化。②商品经济的发展。③农民的反抗斗争。④统治阶级为应对危机或增加收入及时调整。

第四，解决“什么影响”方面，引导学生分析合理调整赋役制度的作用，参考答案如下：①适应且促进了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②有利于农民减轻负担和对国家的人身依附。③推动了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商品经济的成长。④增加了财政收入,缓和了社会危机，巩固了统治。

最后，完成“什么启示”阶段。让学生结合所学知识，联系现实情况，畅所欲言，从多个角度和方面思考回答“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调整和改革对今天的启示”，鼓励发表自己见解尤其创新观点。参考答案如下：①经济政策的制定应从现实国情出发，适应并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②经济政策要随着国情的变化及时相应地调整。③国家税收制度的制定要依据公平原则，发挥其保护弱势群体，合理调节收入差距的社会公用，坚决打击一些官员、富人通过权力或其他手段偷税漏税的行为等。

再以中国古代的商业发展为例，首先“什么内容”，也由学生结合教材归纳，此处略。

其次，引导学生分析“什么趋势”，参考答案如下：①商品种类日益丰富，向大众化方向发展。②市场逐渐扩大。③城市的经济功能增强等。

第三，“什么原因”，即引导学生分析古代影响商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参考答案如下：①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尤其专业化、商品化程度）。②国家统一安定状态。③统治者对商业的政策。④货币发行情况。⑤内外交通。⑥外贸政策等。

第四，“什么影响”，可由学生结合教材所学知识讨论，或教师呈现典型材料引导学生。参考答案如下：①带动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整体经济的繁荣。②密切地区间经济联系，从而促进民族融合，巩固国家统一。③促进城市的发展和职能转化。④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瓦解封建自然经济。⑤促进市民阶层队伍的壮大、早期民主思想产生和市民文艺的涌现等。

第五、“什么启示”，由学生结合上面所学知识，可以答对中国古代商业发展规律性的总体认识、对其历史地位的认识、其经验教训对今天的借鉴意义等。参考答案如下：①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始终占主体，古代商业只是自然经济的补充。②商业的正常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强盛和民众生活的提高，当今政府应该采取正当措施鼓励支持商业等。

二、五个“什么”复习环节之间的关系

以上五个“什么”，由浅入深环环相扣地依次培养学生归纳、总结、分析、论证等能力。其中“什么内容”是后面学习“什么趋势（或特点）、什么原因、什么影响、什么启示”的基础，解决的是本专题的知识再现和识记能力，以教材为依托的获取提炼综合有效信息的能力。“什么趋势（或特点）、什么原因、什么影响、什么启示”符合考试大纲中规定的“调动运用知识”、“描述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的考核目标和要求。其中对“什么启示”的学习解答，是前面复习的最终归宿，又凸现了《历史课程标准》规定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教学目标。

三、五问的灵活运用

并非每一个复习专题都必须依次套用此五个“什么”，可以根据每个专题自身的特点、学生教师自身情况等，有选择的使用其中一部分“什么”，灵活或分散地运用。如果除依据教材知识外，引用典型材料解决其中的某些“什么”环节更好。如下面我设计的“中国古代人口”专题的复习思路，用图表和文字材料分别为依据引导学生回答人口增长的“趋势”和“影响”两个环节，回答人口增长的“原因”时，只引导学生分析春秋战国、两汉、明清三个时期人口变化的原因：“中国古代人口”专题复习提纲：

第一、“有什么”，归纳教材中有关人口增长的知识：①春秋战国时期人口的增长②两汉时期人口总量③隋唐时期人口的变化④明清人口的增加，详见人教版中国古代史教材14、32、71、118等页。

第二、“什么趋势”，阅读下图，概括中国古代人口增长的主要趋势：

参考答案：呈波状起伏，增长总趋势比较缓慢，但清朝前期增长迅速等。

第三、“什么原因”环节，根据教材内容和高考大纲，重点解答如下三问：

（1）春秋战国时期人口增长原因？

参考答案：①铁器牛耕水利工程的推广推动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②井田制分封制的瓦解。③中央集权制的确立致使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数迅速增加。

（2）东汉人口数不如西汉原因？

参考答案：豪强地主势力膨胀控制大量人口，国家控制的自耕农数量相对减少。

（3）清朝前期人口统计迅速增加的原因？

①摊丁入亩废除人头税，使隐瞒人口的现象减少，客观上刺激了人口增长。②高产粮食作物玉米甘薯的引进和推广。③疆域的扩展,国家长期统一，社会长期较安定。④工商业的发展转移了部分劳动力人口。⑤人口统计方式的变化（人丁为主到全家人数）等。

第四、“什么影响”，阅读下面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清朝前期人口过度增长带来哪些危害？

“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汪士铎《乙丙日记》

“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生计篇》

“五十年以前，……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现在“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

──钱泳《履园丛话》卷1《旧闻・米价》

“户口即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此数十倍之游手好闲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也明矣，是又甚可虑者也。”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治平篇》

参考答案：①土地过渡开垦，生态环境破坏；②就业困难，影响社会稳定；③物价上涨，人均生活水平下降；④封建剥削方式愈发牢固，制约科技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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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空间扩展；建成区；机制；泉州

Abstract：Quanzhou has a history of city construction for more than 1100 years. It is a famous NO.1 port city of Song and Yuan dynasty. But urban expansion has stagnated ever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ingly growth in the acreage under land utilization for city construction. The centre of the city has transferred to the Southeast. The city development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circle-layer structure in the 1980’s， the combination of structure of scattered group and stalk shape （along the river and along the road） after 1995 and belt expansion（city extension belt along Quanzhou Gulf）.Compared with some other historical cultural city， the city development of Quanzhou has been slow. Natural environ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growth and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regulation and city planning are the main factors of the c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space expansion；built-up area；mechanism；Quanzhou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3-59（6）

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发展阶段，历史文化名城均面临着古城保护与城市空间拓展的矛盾。近年来关于城市空间扩展的研究著述颇多，既有关于城市空间扩展的理论探讨[1-3]，也有对具体城市的实证研究[4-5]，其中不乏对历史文化名城空间扩展的个案研究[6-7]，但对历史文化名城泉州城市空间扩展的研究还是个空白。笔者分析文献后发现，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城市空间扩展的速度、模式各异（表1）。有的呈现为古城内部填充式并“垂直加厚”，或以古城为中心外延圈层扩展，或沿交通轴线带状扩展，或保护古城另建新区；更多的历史文化名城在不同发展阶段选择不同的扩展方式，或者几种扩展方式并存，并因此对城市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泉州是中国首批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建城史有一千一百余年，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元时期曾以东方第一大港闻名于世。与中国的其他历史文化古城一样，城市也经历了一个形成、演变、发展的漫长历程，对泉州这一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名城城市空间演变规律的探讨，有助于预测其他历史文化名城发展方向，并指导同类城市的城市空间结构布局。

1 泉州城市空间演变历程

1.1 古代泉州城市空间的发展

1.1.1 唐――“子城”：城市初步成型

泉州最初的城垣为唐天佑三年（906年）所筑，称“子城”（图1），面积0.75km2。城作四方形，周围三里许，城内南北大街十字相交，街坊整齐，城外有壕环绕子城四周。此时泉州已与扬州、广州、交州并列为我国四大通商口岸。

1.1.2 五代――“刺桐城”：古城扩展时期

到了十世纪，福建在闽王王审知小朝庭的统治下，政局相对稳定，泉州城市有了发展，打破了唐城的限制向四周扩展，因环城种植刺桐树而誉称“刺桐城”，泉州从此时开始兴盛。到936年闽国为南唐所灭时，泉州已扩展成5km2的“大城市”了，此时称为“罗城”（图2）。共开了七个城门，这七个城门的名称一直使用至今。城市布局有两条十字街，以通向东门、涂门的两条路最为繁华。

1.1.3 宋元――“鲤鱼城”：古城快速扩展时期

宋元时代的泉州城，由于海外交通贸易的持续兴盛，成为当时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东方第一大港，城市发展迅速。此时泉州的居民已达50万人，面积7.5km2，因形似鲤鱼而得名“鲤城”。泉州在宋、元时为了拓展运输空间，紧紧依傍晋江，北部受清源山地形限制而向南发展成为一个不等边的三角形状，因而不同于一般封建州府城那样方正规整（图3）。泉州城里还有外国商贾聚居的“蕃坊”，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城市中是很特殊的[10]。“蕃坊”的存在印证了古代泉州城海外贸易的繁荣。

1.1.4 明、清、民国：城市生命力与竞争力衰竭

泉州城市对外贸易方面的重要地位在明以后逐渐衰落，一方面由于明代海盗侵扰，清初又实行海禁；另一方面由于港口逐渐淤塞，帝国主义东侵后开辟了厦门及福州港取代了泉州港的作用，由于外贸减少，城市也就衰败了。五百年间城市发展基本停滞，1949年时，泉州城区的面积也仅相当于宋元时期的规模（表1、图4），城市面貌破败不堪。

1.2 1950-1970年代：泉州城市空间发展停滞不前

建国后，泉州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因泉州地处福建对台前线，国家的投资有限，加上各次政治运动的影响，以致到了1978年，泉州城区面积仅7.74km2，与宋、元鼎盛时期相差无几，城市空间发展异常缓慢。

1.3 改革开放后泉州城市空间发展较为迅速

改革开放后泉州终于迎来了城市建设的新时期，先后多次制定了泉州城市总体规划。在处理城市中心、古城与边缘带土地利用的关系上，经历了多次反复。1980年代，提出城市布局紧凑发展、先工业后城区的规划理念，城区沿交通路线条带填充式扩展，并有向海边发展的趋势，同时郊区工业区、开发区发展迅速，空间上表现为从城市中心向边缘扩散。但规划导致了作为中心城市的泉州市经济发展总量和发展速度赶不上石狮市和晋江市，造成泉州市区对周围各市、县、镇缺乏吸引力和辐射力，难以协调带动全市经济向现代化、高效化方向发展。1990年代，提出以市区为中心、带动市域城镇梯度发展的规划布局，意在提高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作用，城市向东发展的规划设想对泉州的城市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有效缓解了古城保护的压力。这时期空间扩展的趋势是以老城区为中心向外蔓延和沿道路（河流）轴向扩展相结合，城市布局结构仍呈三角形态。1990年代的后半期，提出一个中心、组团的城市结构形态，实现跨洛阳江、晋江发展，拓展城市发展的空间，城市空间形态也由延续多年的三角形演进为长方形（图5）。2000年以来，泉州进入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扩张期，除北部受清源山限制外，形成了向东、南、西全方位扩展的城市发展新格局，目标是最终形成泉州湾滨海大城市。

2 泉州城市空间扩展的时空特征

下面以泉州中心城区及其建成区为研究空间，以49年以来为时间段分析泉州城市建成区扩展的特征。

2.1 城市空间扩展规模与速度

泉州中心市区的用地规模从1949年的7.5km2扩展到2009年的98km2，增长了13倍，年均扩展1.81km2（表2）。但不同时期扩展速度与强度不一样（表3）。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城市几乎停止增长，三十年间仅增加0.24km2。1980年代的十年间也仅增加了约4km2，扩展缓慢。1990年代扩展面积14km2，年均增长1.56km2，扩展强度指数13，扩展相对稳定。进入21世纪，泉州城市扩展迅速，2000-2009年扩展面积58km2，年均增长6.44km2，扩展强度16.1。根据泉州城市总体规划可以预测未来一段时期内泉州城市的扩展速度还将更快，如，据“泉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称，2011年末泉州环湾区域建成区面积为161.5km2（因环湾区域含晋江市与石狮市、惠安县的部分区域，故不在本文研究范围）。

2.2 城市重心由古城向泉州湾移动

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泉州的城市发展十分缓慢，因此古城一直是城市的核心。本文以CBD来衡量中心市区建成区的重心，当时的城市重心位于“南北一条街”的中段，大约在今中山中路一带，这里也是泉州城市几何（三角形）中心。整个1980年代，由于城市的扩展是由中心向边缘缓慢蔓延，郊区工业小区的兴建未能撼动古城作为核心区的功能，城市重心依然在古城，空间上仅表现为街区的位移，位置大约在今温陵路与九一街的交汇处。1990年代，随着城市东扩的实现，田安路、刺桐路、坪山路相继建成，城市重心终于突破古城范围向东移到丰泽街与田安路交汇处一带。城市重心总体向东南方向迁移。未来随泉州市级行政中心迁移到东海组团后，城市重心将逐渐向东南方向移动，这里也是泉州规划区的几何中心。

2.3 泉州城市空间发展规律

武进在对中国数百个城市的空间形态及结构特征概括的基础上，得出了城市发展具有从同心圆圈层式扩散形态向分散组团形态、轴向发展形态及至最后形成带状增长形态的发展规律[2]。综观泉州城市空间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泉州城市空间的扩展也走出了一条类似的线路：从1980年代的圈层式扩散形态到1995年后的分散组团与轴向（沿河与沿道路）发展形态，目前正处在带状（环泉州湾城市绵延带）增长发展，泉州城市空间的发展也因此从沿晋江走向环泉州湾。

2.4 非“精明增长”式的空间扩展模式

泉州存在两种城镇空间增长模式：城市聚集型和产业聚集型。主城区空间拓展是“自上而下”的，由政府充当城镇化的主要推动者，表现为各县市城市规划区用地规模的增加。如中心城区2003年提出年增7Km2用地城市发展规划，造成城市用地内11.12Km2（已划红线）土地批而未建，城市用地表现为粗放的、外延式为主导的土地利用模式。而城镇的则是连绵成片的乡镇企业所在的不断外延扩张的工业区。工业用地的国家标准为15-25m2/人，而泉州市在2006年这一指标已达到31.7m2/人。按照这样粗放型的发展方式，规划区内有限的土地资源在未来7-8年的时间内将消耗殆尽，与此相伴的是工业区土地大量闲置和地均产出下降，而中心城区缺乏发展空间已成事实。数量多、分布散、规模小必然造成土地的低效使用，也制约了城市的空间拓展。优化整合工业区、集约节约土地利用，可为城市发展预留战略空间。

3 泉州城市扩展机制分析

3.1 自然地理环境

泉州市依山、面海、临江，三山（清源山、桃花山、紫帽山）、两江（晋江、洛阳江）、一湾（泉州湾）是构成泉州山水城市特色的自然环境基础，也是泉州城市空间发展的限制因素，深刻影响着城市总体布局。在泉州人的集体认知里，晋江一直是城市的边界，城市发展空间受到限制的同时，晋江以南的发展也较为落后。直到2003年鲤城区把行政中心搬到江南后，在带动江南新区发展的同时还引导城市向南扩展。北部的清源山体阻隔了城市向北发展，而东部的桃花山体更是切割了城市空间的完整性。但自然山体、水体的存在丰富了泉州城市的空间结构。

3.2 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

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是空间结构演化力；另一方面，空间结构的优化也促进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泉州GDP增长速度 17.7 %/a，至2012年经济总量连续14年居福建省首位，成为福建省乃至全国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经济发展成为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推动力。城市化的发展客观上有城市空间扩展的要求，因此城市人口的增加是城市空间扩展的重要因素。图6中人口、GDP的增长与建成区面积均呈正相关，人口与建成区面积、GDP与建成区面积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46、0.963，说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与城市空间扩展的关系十分密切。

3.3 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规划

为做大泉州，1997年，泉州市把唯一的区――鲤城区一分为三：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以后各区又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陆续进行了“镇改街道、村改居”工作。近十年来，把城市的近郊区纳入城市、农村向城市转变、农民变市民的行政区划调整，加快了城市化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城区发展空间，加强了中心城市的聚集与辐射能力。与中国几个同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相比，泉州市在市域土地面积、人口、GDP等方面与苏州、温州、宁波相近，但在中心市区土地面积、建成区土地面积、市区人口和地方一般性预算收入等方面差距较大（表4），以致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有限。这与泉州历次的城市规划缺乏大手笔有关，也与泉州湾沿岸各市县城市建设各自为政、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有关。浙、苏、粤等省城市发展的实践证明，当一个城市已无法有效地进行城市规划和空间拓展时，解决的唯一办法是对城市的行政区划进行改革和调整，扩大城市新的空间。

城市规划对城市空间的拓展方向对一个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1995年泉州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使泉州城市成功实现跨晋江、洛阳江的发展目标。2004年泉州市行政中心拟撤出古城时曾进行了一番关于新行政中心区位选择的论证，最终定址东海组团并进行相应的城市规划，这一规划决策确定了泉州中心区的扩展方向，同时增加5.3km2的城市建设用地（东海围垦区）。2010年3月《泉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获批后泉州城市建成区不再是简单的中心城区，而是环泉州湾的区域，面积跨跃式地达到了2011年的161.5km2。

3.4 道路网络扩张推进城区的扩展

在交通工具不断改进的时代，传统的从核心向外的圈层扩展必然使城市空间产生拥挤与环境恶化。1990年代以前的人口向城市核心区的集中使泉州古城不堪重负，1990年代以后随城市用地结构调整、古城与新区的城市基础设施日渐完善，成功地引导人口、工业向城市边缘扩散，尤其是道路网络的完善，缩短了城市各组团的时空距离。城区组团之间交通的便捷化已使过去分散的城市建设地块迅速连为一体，建成区因此跳跃式扩展。目前，泉州正在谋划“月牙形”环城交通网，推进“环泉州湾城市群”地带建设，做大做强中心城市。

4 结论

利用历史地图与数据分析得出：泉州城市空间扩展时间上具有不均衡性，宋元时期作为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城市空间发展领先于中国的许多城市，但从明清以后城市发展几乎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后虽发展迅速，但现状落后于许多历史文化名城；泉州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经历了从1980年代的圈层式扩散到1995年后的分散组团与轴向（沿河与沿道路）相结合的发展形态，目前正处在带状（环泉州湾城市绵延带）增长发展；城市重心从古城几何中心逐渐向东移向泉州湾方向；泉州古城发展的兴衰与中国历史上的海上对外交通贸易政策息息相关，而现代城市发展除自然环境因素外则与政府决策下的经济发展战略、城市规划、人口发展战略关系密切；目前环泉州湾城市群建设与做大做强中心城市的城市空间布局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它将引导城市化进程中新增的人口向泉州湾环湾地带迁移，可以有效减轻古城的人口压力，较为妥善地解决古城保护与新城建设的矛盾，可为同类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城市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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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城市统计年鉴[Z].北京：统计出版社，1985-2012.

篇(4)

关键词：独霸性；省域旅游经济格局；类型划分；ABC分类法；基尼系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章编号：1008-4355（2016）05-0111-0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5.13

经过三十多年高速稳定的发展，我国旅游业总体规模持续扩张，对经济的贡献越发显著，其产业地位由早期的先导产业、20世纪90年代末的支点产业提升到如今的支柱产业，并被多数省份作为主导产业加以扶持，这与旅游业的产业关联带动性不无关系，与其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不无关系。2012年，我国全年旅游总收入突破2.57万亿元，同比增长14%，中国已然成为旅游大国。但是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极其不均衡，2012年，旅游收入排名第一的广东和排名倒数第一的宁夏相差高达27倍之多，前者全年实现旅游收入多达数千亿人民币，后者仅有200多亿人民币，旅游发展的地区差异可见一斑。

一、文献回顾和相关概念界定

（一）文献回顾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差异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早在1998年，张凌云就对旅游非均衡性增长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大尺度的国家层面和省域范围[2]。研究的内容从早期的入境旅游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到近来更多关注国内旅游经济发展地区差异或旅游业总体发展差异。研究主题多集中于旅游经济发展时空差异的特征、演变及其影响因素，较少关注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对集中性问题和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的分类归属问题。

研究的技术从定性研究逐渐转变为定量研究，研究的方法包括三大类：统计类――早期借助excel对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进行极差、标准差等简单的数理统计，随着spss统计软件的普及，近期研究更多是通过该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通过计算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区位熵和首位度来衡量旅游经济地区发展的差异和非均衡性；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借助ArcGIS软件对旅游经济地区发展差异进行空间分析和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3]。

研究的结论包括：旅游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普遍存在。总体上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表现为非极化不均衡状态[4]，东部沿海为发达地区、东北沿海和中南部地区为较发达地区、北部地区为欠发达地区、西南地区为不发达地区，具有典型的梯度分布特征。东部地区省间差异明显，对总体差异影响显著，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较高[5]；中西部各省份间旅游业发展相对均衡，但因中西部省份的旅游经济占全国的比重较低，因此中西部省内差异对全国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不高。入境旅游经济的地区差异大于国内旅游经济的地区差异[6]。随时间推移，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缩小，均衡性增加。省域内，地区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在波动中缩小。旅游资源的等级、质量和规模，旅游资源的开发阶段与趋势，旅游产品的开发水平，地区的对外开发程度、城市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商业服务业的发育程度[7]等均会影响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

综上，前人研究对象的选择自上而下，较少涉及小尺度的范围，较少关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类型划分，因此，笔者拟从较小的市域的尺度并基于旅游经济的独霸性来研究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类型的划分。拟采用基尼系数分析法和ABC分类管理法进行分析。希望通过对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的再研究再解释，提供一种新的旅游经济区域格局认识的视角，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分类管理奠定基础。

（二）相关概念界定

独霸释义为“独自霸占；单独垄断”，强调排他性和垄断性。国际政治博弈中，独霸一词经常被提及，用以衡量某种政治力量的超然地位，诸如“美国独霸世界”、“美国一超独霸”等。区域经济学中，常以集中度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该指标虽能够反映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区一定的垄断特征，但不足以衡量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排他性和垄断性。

为了衡量省域旅游经济发展中某个或某些城市的超然地位，拟引入独霸性分析研究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的类型。文中旅游经济的独霸性是指若干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在更大尺度区域里所体现出来的具有极强排他性和垄断性的超然的经济地位。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拟采用修正的基尼系数分析法与ABC分类管理法对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均衡状况和城市独霸性进行分类研究。

1.基尼系数分析法及修正

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科拉多・基尼在洛伦兹曲线的基础上定义了基尼系数。它是一个介于0和1之间的数值，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公平或均匀程度的指标。当基尼系数等于1时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反之，当此值为0时，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基尼系数越接近于0，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接近于1，收入分配越不平均，见表1。

本文拟引入基尼系数用以衡量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均衡度，具体见上表修正后的基尼系数的涵义。拟采用的公式（高技，2008）如下：

2. ABC分类管理法及修正

ABC分类管理法是经济工作中的一种基本方法，是根据事物在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主要特征，进行分类排队，分清重点和一般，从而有区别地确定和处理。该方法常用于库存管理，实际上它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管理工具，各项事务都可能用到它。实际应用中，学者一般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设定不同的分类标准。

修正后的ABC分类管理法应用到本研究中，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省域中各地级市旅游总收入。

第二步，按旅游总收入由大到小排序并列成表格。

第三步，计算每一地级市旅游总收入占该省旅游总收入的比率。

第四步，计算省域内地级市占比的累计比率。

第五步，分类。库存管理中，常见的分类情况如下：累计比率在0%～60%之间的，为最重要的A类材料；累计比率在60%～85%之间的，为次重要的B类材料；累计比率在85%～100%之间的，为不重要的C类材料。基于旅游经济的独霸性并结合ABC分类管理法，将我国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划分为6种类型：

（1）一枝独秀型：某一城市年度旅游收入占全省年度旅游总收入的30%以上，且其他城市的旅游经济实力不能与之抗衡。

（2）准一枝独秀型：某一城市年度旅游收入占全省年度旅游总收入的30%以上，但排名第二城市的旅游收入与之相比超过1/3。

（3）双雄争霸型：排名第一第二的城市旅游经济实力接近，排名第三城市不能与之抗衡；且排名前两名城市的旅游收入之和与该省旅游总收入之比接近40%或超过40%。

（4）三足鼎立型：排名前三城市的旅游经济实力接近，排名第四城市不能与之抗衡；且排名前三的城市旅游收入之和与该省旅游总收入之比接近50%或超过50%。

（5）准三足鼎立型：排名前三的城市旅游收入之和与该省旅游总收入之比接近50%或超过50%，排名第四城市不能与之抗衡；但排名前三城市的旅游经济实力差异显著。

（6）群英荟萃型：占比排名靠前的城市中，不少于四个城市的旅游经济实力接近。

（二）数据来源

主要旅游城市的数据来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其他城市的数据来自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经整理而得。研究对象的确定，首先排除没有辖县的四大直辖市，且直辖市的许多区连成一片计量难度大；其次港澳台情况特殊，旅游经济统计独立于大陆地区计算，予以排除；再次，行政区划过少的省份，如海南（2个）予以排除；最后，地区缺乏旅游发展的统计数据，无奈放弃。本文最终选取全国25个省域作为研究对象。

三、省域旅游经济格局类型划分研究

（一）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均衡度分析

依据上文的公式用excel软件计算25个省域的基尼系数，从小到大排序，并依据表1划分的类型将25个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均衡情况分成5类：非常均衡、很均衡、一般均衡、不均衡和很不均衡。计算、排序和分类的结果见表2。

25个省域中，无一省域基尼系数小于0.2，现阶段我国省域旅游经济发展市际分布非常均衡的省份还未出现，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差异较大。若以0.4作为警戒线，旅游经济发展相对均衡的省域仅有8个，相对不均衡的省域高达17个； 17个旅游经济发展相对不均衡的省域中，基尼系数大于0.5即旅游经济发展很不均衡的地区有7个之多，部分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独霸性强。

东部地区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6省份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389105，低于警戒值0.4，这与东部地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关系；然而东部旅游经济发展的翘楚――广东省的基尼系数值大于0.5，旅游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市际差异显著。

中部地区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6省份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416055，略高于警戒值0.4。其中河南和湖北两省超过0.5，山西的基尼系数为0.214101。

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53016，区域内差异显著，其中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对地区差异的贡献率高。

西部地区四川、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内蒙古、宁夏、新疆和青海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477145，接近0.5，区域内大多省域基尼系数超过0.4，这与西部地区经济落后、旅游开发水平低下有一定关系。

综上，我国多数省域的旅游经济发展呈非均衡状态，旅游经济发展市际分布差异显著，其发展集中于省内部分地区的现象普遍。

（二）省域旅游经济格局类型研究

基于对旅游经济独霸性的认知，采用修正后的ABC分类法，将我国省旅游经济发展格局划分为六种类型，结果见表3。

一枝独秀型的省份有湖北、四川、陕西、湖南、青海、黑龙江和新疆，省会武汉、成都、西安、长沙、西宁、哈尔滨和乌鲁木齐占比分别为53.1%、32.1%、40.4%、31.4%、62.7%、56.1%和53.1%。其中，湖北、青海、黑龙江和新疆4省省会旅游总收入占到全省旅游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可见一斑，省会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独霸性强。

准一枝独秀型的省份有贵州、甘肃和广东。省会贵阳、兰州和广州占比分别为33.4%、31.6%和32.5%，旅游收入与首位城市相比超过1/3的城市分别是遵义（17.3%）、酒泉（14.6%）和深圳（14.3%）。相较一枝独秀型的省份，准一枝独秀型省份中单一城市的占比有所下降。

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呈双雄争霸型的省域有广西、河南、辽宁、宁夏和浙江。双城南宁和桂林、郑州和洛阳、沈阳和大连、吴忠和银川、杭州和宁波旅游收入占比分别为41.3%、43.2%、37.9%、84%和40.7%，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集中于两大城市，形成双雄争霸的态势。

三足鼎立型的省份有江苏和江西。苏州、南京和无锡占全省旅游收入的56.2%，上饶、九江和南昌占全省旅游收入的48.8%，三大城市“三分天下”的省域旅游经济格局已然形成。

准三足鼎立型的省份有吉林、云南和福建。昆明、丽江和大理占云南省旅游总收入的48.9%，长春、吉林和延边占吉林省旅游总收入的81.5%，厦门、泉州和福州占福建省旅游总收入的62.6%。

群英荟萃型的省域有内蒙古、山东、河北、山西和安徽。5省中分别有6个、6个、7个、8个和5个城市的旅游收入占比超过8%，且城市间年度旅游收入比较接近，区域独霸性不明显。

四、基于旅游经济独霸性的省域旅游经济格局的类型划分综合上述基尼系数的均衡度分析和ABC分类管理法的聚类分析，得到表4的结果。

省域旅游经济发展非均衡且集中于省会城市的省份有湖北、青海、新疆、四川、陕西、贵州、甘肃、黑龙江、广东，西部地区密度较大，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资源向省会城市倾斜有关。湖北、黑龙江和广东3省省会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极强的独霸性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湖南旅游业发展相对均衡，但因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省会长沙因其固有的区位优势在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中独领。

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非均衡且集中于两个城市的有河南和宁夏。郑州和旅游城市洛阳独霸性强，回族之乡吴忠和省会银川独霸性强。省会城市因其得天独厚的区位和经济优势在旅游经济的发展中固然能抢得先机，但其他城市旅游资源禀赋的后发优势也不容小觑。

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相对均衡且集中于两大城市的省域有广西、辽宁和浙江。其中，广西旅游经济发展集中于省会南宁和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省会沈阳和浪漫之都大连在辽宁省旅游经济的发展中具有独霸性，省会杭州和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宁波在浙江省旅游经济的发展中交相辉映。

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非均衡且集中于三个城市的有吉林、江苏和云南。吉林省三核是省会长春、优秀旅游城市吉林和朝鲜族聚集地延边；江苏省旅游经济的发展集中于人间天堂苏州、省会南京和太湖明珠无锡，其中苏州以其旅游资源禀赋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在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方面超越了省会南京；云南省的“昆大丽”即昆明、大理、丽江是我国经典旅游线路之一。

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相对均衡并以三核驱动的有江西和福建。江西省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城市上饶、昌九一体化双核之一的九江和省会南昌独霸性强，福建旅游经济的发展集中于鹭岛厦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和省会福州。

综上，中国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显著，部分城市旅游经济的独霸性强。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相对均衡且不显著集中于某个或某几个城市的只有河北和山西两省；旅游经济发展不均衡且不显著集中于某个或某几个城市的有内蒙古、山东和安徽。除上述5省外，其他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格局无论是均衡型还是非均衡型，其旅游经济发展均集中于某一个或某几个主要城市，表现为单核模式、双核模式或三核模式，旅游经济发展的城市独霸性强。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旅游经济发展地区差异明显， 25个省份或自治区中，发展相对均衡的仅有8个，多达7个省域旅游经济发展呈极度不均衡状态。

第二，我国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市际分布中，某个或某几个城市的独霸性强，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集中于省会城市（一枝独秀型的旅游经济发展格局），二是集中于省会城市和历史悠久且资源禀赋的旅游城市（双雄争霸型的旅游经济发展格局），三是集中于省会城市、旅游资源禀赋的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三足鼎立型的旅游经济发展格局）。

第三，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省会城市因其得天独厚的经济、区位和政策优势在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中独领。非省会城市凭借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和较好的区位经济优势在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中能与省会城市一较高下甚至超越省会城市。

因部分数据获取的难度，本文仅选择了25个省域的静态数据进行分析，不能说明省域旅游经济格局随时间变化而演变的特征与规律。此外，后续研究应就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做量化分析，而非简单的定性解释，以判定影响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重要因素和一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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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传统文化；辩证关系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其更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焦点，是各国都在争相热讨的话题。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形式。各历史时期的统治者也因深受文化思想的影响，在建立某些制度时打下了传统文化的烙印。其中，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开始略见雏形。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从西方传入到中国，我国古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是思想意义上的。在本文中，笔者也考虑了古代的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种考虑，可以从文化的视角完整分析社会保障思想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内学者对社会保障与传统文化在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或者实用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因传统文化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某方面不完善的问题，如郑秉文（2009）等学者在《中国与拉美社会保障比较：传统文化与制度安排———提高覆盖率的角度》中除了作比较，更是在比较的基础上从文化角度分析覆盖率问题；另一方面是在从理论角度分析二者关系，并没有明确表示传统文化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如车程（2013）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运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社会保障在传统文化蕴涵中的发展以及存在问题；王文茹（2015）在《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更多的分析各类传统文化（儒家、佛家、道教等）对社会保障产生与运行的影响。由于近几年弘扬传统文化的兴起，传统文化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思考与探讨，尤其是一部分学生也开始关注，并以此为方向完成学术论文，他们从分类角度单独分析某种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或是从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中某种社会保险的作用，这一类主要以学生论文居多，如刘丽（2009）在《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探究》一文中梳理了社会保障伦理的思想史。以上学者主要是多种传统文化去分析，本文则是从儒家文化角度，历史纵向发展分析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并分析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为了更好地了解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让读者清楚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概念。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先生所讲的“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的统称，包括法定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系统和非法定的各种补充保障措施。它遵循公平、正义、共享原则，通过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国家干预，实现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的发展目标”，也包括具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特征的社会保障思想———社会救助思想、军人优待思想等类似思想；传统儒家文化则是指早期的一些儒家文化，主要以孔孟为代表人，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文化系统。

一、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思想形成与发展渊源

社会保障思想的形成在我国最初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奴隶社会，在这个阶段影响最大的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当时的儒家文化主要提倡“孝道”、“民本”、“仁政”等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最初的社会保障思想雏形。“孝道”提倡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尊老、爱老，让每个老年人安享晚年，强调的是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仁政”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统治者应该对其统治的社会成员施予仁政，用“仁爱”思想处以政事；“民本”则是在一个宏观指导思想的基础下进行“孝道”、“仁政”，强调的是一切以百姓利益为重的社会文化思想。除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外，道家、佛教等也起到了辅助作用。如道家的“无为而治”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中国化的佛教思想构成我国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信奉佛教的人要有同情之心、怜悯之情、慈悲情怀，使得信教之人具有利他思想。佛家文化讲究“普度众生”“、慈悲文化”，这可延生扩展为政府应平等对待社会成员，讲究的是平等性，在精神上树立一种为他人着想的思想，对古代的慈善事业非常有帮助。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思想也出现了独特性，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最初毫无规章制度及毫无尊严的“施粥形式”，到后来初具国家意识的“开仓济民”，这些全部属于现代意义上社会救助思想和慈善思想，是社会保障思想的最初形式。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抹灭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思想也逐渐成熟发展起来。从古展到建国以来，我们的社会保障思想并没有太大变化，这和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有关。20世纪8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引入到中国，中国开始结合国际经验重新整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时期综合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借鉴了国际经验，但更多的是与中国国情相融合。也可以讲，此时的社会保障制度吸收更多的是与时俱进的思想，但占主流的仍然是我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最初萌芽阶段，还是建立以及完善阶段，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对社会保障制度思想都具有一种推动作用，促使其建立并不断完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体系中都有社会保障形成的影子。

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影响下的传统儒家文化

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二者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除了传统儒家文化在社会保障思想建立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对传统儒家文化有所影响。古代的儒家文化占据社会文化思想的主流，任何形式的制度都无法撼动其主导地位，而且更是由于传统儒家文化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所以早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传统儒家文化的作用不明显，更多的只是一种巩固和加强作用，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早期的社会保障思想只是传统儒家文化发展过程的副产品，对传统儒家文化并没有什么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在现阶段的发展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是最强烈的，这种影响可以分为两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消极的抑制作用，这两种作用也主要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内容中体现，具体表现如下：1、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削弱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孝道”思想。我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养老模式是以家庭养老模式占主导，体现的是“大家族”似的宗法保障模式。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以及国际潮流的引入，发展形成了居家养老、社会养老、机构养老等多种形式的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模式的功能不断弱化，这种弱化的后果则是削弱了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孝道主义”。在现阶段，网络上以及报道中不乏看到许多家庭子女虐待老人、苛待老人的现象，甚至出现因赡养父母问题进而引发的“打官司”现象，这种现象并非只在城镇中发生，就连受外来文化影响力较弱的农村也有所发生。这些现象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形式发生变化，但从文化角度则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化的弱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社会成员思想中的作用远不如从前，“传统家族”、“宗法文化”的弱化，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引起的一系列后果，这种后果进一步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进一步推动及催发政府及社会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应该发挥作用。2、社会福利思想强化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最初形成的社会保障思想中并不包含社会福利思想，社会福利思想是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传入中国后不断发展起来的。社会福利是国家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保障制度，这种制度从无到有的出现表明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加以民为本，以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基础出发点。从简单的教育福利到复杂的医疗福利，从儿童福利到老年人福利，这些方方面面的完善更能证明政府清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也在努力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些做法向着“仁政”方向进一步靠拢，并不断完善“民本”思想。3、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改变着传统文化中的“德治先行”思想。我国在古代就讲究“德治”，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法律先行的思想。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我国制定政策更多时候并没有做到法律先行。在吸收西方经验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国家开始注意到法律先行的重要性。尤其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把法律的建立提到了重要日程上。在我国这个充斥着多元文化的社会中，现阶段法律应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推动法律先行的思想也是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

三、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

郑功成指出：“通过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50多年发展历程的简要考察，可以发现，前30多年是典型的国家－单位保障制，近20年则是逐渐在向国家－社会保障制演变，目前正处于国家－社会保障制的建设与完善阶段。”这种完善阶段也是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发展。目前乃至将来，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社会保障形势：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凸显；城乡之间差别性取消，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问题亟待解决；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需更加普遍完善。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重要难题。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当前乃至将来面临着空前的养老压力。这种养老压力对当前的养老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增多，使得养老更为困难，单纯的靠“4-2-1”式的家庭养老似乎难以解决这个重任。所以，国家也在不断发展其他形式的养老模式，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养老与居家养老并不同，但是从目前发展趋势看，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思想影响下的家庭养老方式并不会完全消失，只是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削弱。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在今后的发展中更注重公平性。权利意识的增强是一种主观形态上的发展，这种主观意识的增强相对应的是客观存在的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责任的存在。社会成员权利意识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公平性，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认识自身责任，并不断完善，这种责任是在国家成立初期就存在的，是一种无法磨灭的自然责任。权利意识和国家责任的相互作用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会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进一步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传统文化中“众生平等”原则。城镇化的加快，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实现省内流动，今后要做的是全部实现省内流动和省际之间的流动。现在，社会发展迅速，人口流动性加强，社会保障制度自然也要跟上时代步伐，满足社会大众需求。其实，这与文化之间的融合相通。每个地方社会保障的具体实施措施有所不同，在相互整合的过程中需要参考多方面因素，即调整过后的社会保障方式也可以具有某种适合当地需求的特征，并不全部是相同的。在大趋势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与时俱进。

四、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及改进措施

当然，在目前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地方：总体经济水平低、制度不完善、法律依据不够等，这些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再加上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社会保障的经济发展自然受到限制；“德治先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法律发展。而且，我国在处理社会保障产生问题的解决办法多是从政策法规入手，很少关注文化层面。规章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要根除问题，还是要从思想源头抓起，这样才能治标治本。首先，我国需要做的就是“法先行”。任何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这样才能使制度实行长久，执行顺利，减少或规避漏洞，更加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如此，我国社会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比较晚，更是受到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在完善过程中结合了我国国情。但是，其在完善过程中应该做到法律先行，做到法律保障。其次，注重文化思想的影响。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某些形式开始弱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加关注平等思想，既看到社会保障过程中个人的责任，也意识到国家不可推卸的职责。我国需要摆正态度，正视自身职责，并利用有效的文化思想影响社会成员，使得社会成员在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减少社会上出现的“不文明”养老现象，同时也为其他的社会保障经济效果奠定思想基础，从思想上达到统一。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不仅影响着历代统治者的统治和管理，也指引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无论是“孝道”、“仁爱”，还是“民本”思想，都在社会保障中得以彰显。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着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传统儒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二者在一种相关的关系下得以发展。我们在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时，应该吸收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坚持以人为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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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演进的历史逻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1.

篇(6)

由于各地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不同，学术文化总是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各地区的文化发展不平衡，存在着显著的发达与落后之别。宋代江西的书院空间分布由于社会经济及自然因素的差异而存在地域差异性。传统江西宋代书院的研究主要采用传统的文献方法，主要在抽象层面上提供证明或推测，缺乏统计上对应的可靠的数理统计及相关分析，导致结论可能正确，但论证过程缺乏说服力。利用GIS的空间插值方法进行人口和书院的插值分析，对比二者的空间分布的异同性，以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对书院建设的牵引力作用。通过GIS栅格运算获取江西宋代新建书院所在地的高程作为自然因素的表征，分析其受自然因素的影响程度。

新建书院分布的人口牵引力分析

宋时期江西书院建设已经开始兴盛于各州县，依据魏嵩山对江西古代书院的统计数据总体数量达到133所，较唐代的6所书院有明显增加。在空间上有较为明显的分异性，主要分布在洪州、饶州、吉州、抚州和信州地区（见图1）。唐代的6所书院中有3所位于赣北的江州地区，宋代新建书院的集中区位于古鄱阳湖的周边平原地带，中心区较唐代有明显的南移倾向，从江州转向洪州、吉州和饶州地区（见图2）。这与唐安史之乱之后人口迁移导致的文化中心的南移相呼应。

宋代的人口格局显示吉州及洪州是人口分布的中心区，尤其吉州地区的人口发展到44人/平方公里。与吉州和洪州相邻的抚州人口密度也较高，达到40人/平方公里。宋代江州的人口密度相对其他各州较小,只有东部小部分地区超过10人/平方公里，其书院建设也不如其在唐代的表现突出，整个宋时期只有周敦颐所建的濂溪书院。李才栋认为未见江州有始建南宋之书院并不说明江州无书院或书院不发达，江州德化县景星、濂溪二书院始终弦歌不绝，而且更多的学徒则赴近处白鹿洞书院肄业。吉州和洪州、抚州等区域同时存在人口和书院的集中区以及江州人口和书院的稀疏分布说明宋代书院与人口的密切联系。人口增加对文教的需求增加是一方面的原因之外，人口增加带来的经济发展为书院的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

东部的饶州和信州两州的人口密度达25～7人/平方公里，相对于吉州和洪州其在人口密度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书院建设较为突出。主要归结为该区是宋学传播的主要阵地，朱熹、陆九渊、李侗、吕祖谦等理学家在饶州、信州及闽北等地频繁活动以传播各自的理学思想推动了这些地区书院的发展。因为理学教育所倡之“为己之学”在官学系统之外的书院中找到了共鸣，这些名师或创建书院以聚徒讲学，或讲学于各地书院，成为饶州和信州成为宋代书院发展重地的重要原因之一。（见图1、图2）

位于赣鄱地区南部的虔州则未有饶、信二州的机遇，由于赣南主要为山地和丘陵地带，由于生产力的限制对山地地区的开发程度不高，从人口密度看其经济发展程度相对基本齐平饶州和信州，但是书院建设则远逊色于饶、信两州，广阔的虔州地区只有北部边界处零星分布有兴建的书院，如濂溪、梅仁、安湖等书院。

人口的多少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唐安史之乱和宋代靖康之变导致的两次人口的南迁使得宋代江西各地的人口大大增加是江西各区域发展的保障。书院整体的分布的南移可看作是古代汉民族人口、经济、文化中心等南移的一个反应。从江西宋代人口和书院建设的空间格局看，人口聚集的区域书院建设较多，人口稀疏则书院发展落后，宋代赣鄱地区的书院分布的集中区域与人口密度的大小存在的一致性说明书院文化的发展受人口和特殊人口如理学家活动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大。

新建书院选址的自然牵引力分析

利用GIS的栅格运算获取的唐代至清代新建书院选址的高程表，导出后统计各朝代在各段高程值中的书院数量、比例及总平均高程（见表1）。宋代新建书院的总平均高程为129米，明显高于唐代和元、明两代，以200米作为平原和山地丘陵的分界线，唐代至清代新建书院选址于山地的比列依次是：0，16.5%，8.2%，8.1%，31.1%，宋代是唐至明代书院建于山林比例最高的一个朝代，唐代的书院均选在地势较低的地区建造，宋代有22所书院建置于200米以上的丘陵和山地地区。一方面宋代新设军县多置于河谷，要津等，土地开发由盆地、平原向山区渐次扩展,由于北宋时期人口密集的江西、福建的平原、河谷和丘陵开垦已尽，人口压力的加剧促使对山区的开发,如人口齐平饶州和信州的赣南虔州，位于其北部边界靠近吉州、建昌军的地带所新建的书院大部分位于山林地区；另一方面书院选址颇受到佛、道寺观选址的启示和影响。佛家重视禅定，往往选择山林名胜之地建精舍以作修禅讲佛的处所。道教重视清虚幻静，也多择山林幽静之处建宫观以求仙境。书院提倡“潜思进学”、“存心养性”，山林幽静之地，名胜风雅之区是最佳选择，所以在宋代著名书院多建于名山胜地。书院建于山林的比例由宋代到元代有一个较大减小，书院不再倚靠山林，出山林坐于市是元代书院官学化不断深入的一个重要体现。

由此可以看出，由于平原地区人口增加的压力，人口由平原向山地地区的迁移使山地地区经济的发展得到改善，从而推进“乡党之学”的书院建设在山地的展开。而且由于宋学家发展书院教育过程中受到佛道教育的影响而选择在山林幽静之地，名胜风雅之区建设书院以营造供士子专心求学的环境和氛围，而不似元明时期书院多选在喧嚣的人口聚集的平原地带，是宋学反对科举抵抗了官学化深入的结果。

结论与讨论

人口作为古代农业经济重要的劳动力来源，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人是文化的载体，人口迁移的过程，也是区域人文现象扩散的过程。所以书院文化的区域差异与人口的地域分异性存在必然联系。北宋书院与经济的关系趋于紧密，至南宋尤甚。宋代江西的书院建设与人口的分布存在较高的一致性。南宋书院的发展与理学及理学家的关系极大，如饶州、信州地区的书院建设受到朱熹、陆九渊等著名理学大师的影响。经济较为落后的南部山地地区有零散的建于山林地带的书院。山区的开发对文化事业发展的需求以及南宋理学振兴过程中融合吸收佛道教育是书院有建设于山林胜地的选址倾向。即宋代书院的建设在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下，还受到来自自然环境的牵引力作用。

宋代江西书院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传播受到人口、理学家等地域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深重，但是古代生产力的相对落后制约了对自然的改造程度，“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存模式中自然要素的存在成为分析文化发展中不可忽略的因素。宋代江西山川的分布对文化的形成与传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篇(7)

论文摘要：人类的各种闲暇需求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多而日益显现，并且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闲暇时间是闲暇需求实现的基础条件，可以被看作为一种经济资源来开发利用。文章就如何有效实现人类的闲暇需求，充分利用闲暇时间的经济价值这一问题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一、当前人类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充分

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人类逐渐摆脱了被生活所奴役的状态，开始享受越来越多的闲暇与自由。新的技术和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可以允许现代的人类把生命中50%的时间用于休闲。

我国居民的闲暇时间也正在日益增多。我国居民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多，有3次十分鲜明的转折。第一次转折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职工每日8小时以外的时间，每周的休息日和节假日开始不再为政治活动所占用；第二次转折是自1995年5月起，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周40小时工作制接轨，开始在全国职工中实行周5日工作制；第三次转折是1999年9月，国家出台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除“元旦”依旧放假1天外，“五一”、“十一”都和“春节”一样放假3天。而且若应该放假的年节及纪念日恰逢周末周日，则须用其他相邻工作日补假。允许根据以上办法而合成的3个各包含5天的集中假期和另一个周末周日的两天休息日相连，从而形成3个各有一周时间的集中假日。

目前，我国工薪阶层年闲暇时间为125天，教师和学生为168天。一个更加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带薪休假政策的出台，带薪休假将使职工的闲暇时间增加近25%。

我国农村居民也拥有较多的闲暇时间，且其闲暇时间有日益增多的趋势。农业耕作有农忙和农闲时间，在农闲时，有一部分人外出打工，也有一部分人在家中享受闲暇。现代化建设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从而也造就了越来越多的“闲人”；眼下实行的退耕还林，也使得一部分居民变得越来越悠闲；农业现代化建设也把许多农业人口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其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

二、充裕的闲暇时间产生了人类旺盛的休闲需求

当一个人的休闲时间超过他的工作时间时，物质需求不再是主导需要，取而代之的是精神（情感）需要，而精神（情感）需求是闲暇需求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当人类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取而代之的是精神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在古代，人类艰难地觅食或生产食物，与大自然进行艰苦的斗争，人类的主要需求停留在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层面，享有闲暇和更高层次需求的只是少数人。现在，人类基本上不用担心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了，同时人类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这就使得潜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各种闲暇需求得以释放。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现实的欲望和需求，只占总体欲望和需求的5%，就如同海洋中的冰山只露出了一角。就像冰山的3/4沉浸在海水之中而不被人们所见一样，人类95%的欲望和需求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沉淀在需求意识的底层，甚至潜意识当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闲暇时间的增多，人类越来越具备把自己的各种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的能力，在这些潜在需求中，闲暇需求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如上所述，一旦人们有了充分的闲暇时间，就有了各种各样的闲暇需求，这些闲暇需求有高层次的，也有低层次的；有需要支付费用的，也有不需要付出费用的；有健康的，也有非健康的。这些休闲需求有可能是陶冶情操，也有可能是获取新知；有可能是激励性情，也有可能是探奇寻秘。赏风花雪月、览人工胜迹、观沧海变幻、游名山大川、发思古幽情，属于人类的闲暇需求；康体健身、娱乐戏耍、体育探险、感受亲情、朝觐揽胜、回归自然、体验新奇等，也属于人类的闲暇需求。

闲暇需求跟衣食住行等需求的一个显著差异就是其个性化比较突出。不同的个体，由于其性别、民族、职业、经济水平、受教育程度、价值取向、兴趣爱好、、年龄大小、风俗习惯、性格特点等方面的不同，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闲暇需求。因此，人类的闲暇需求跟传统的衣食住行需求相比，种类更加繁多、个性更加突出，这将使得人类旺盛的闲暇需求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

三、闲暇时间是一种可供开发的经济资源

当人的需求得到供给方满足的时候便产生了一对经济关系，即供需关系。在古代，大多数经济关系反映的是人类对实物的需求和供给。社会发展到今天，对服务等各种非实物需求已成为人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使得人类的这些需求可以得到满足，而且经济越发达，以服务为核心的各种非实物需求和供给关系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比例会越来越大。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就证实了这一点。

在古代，休闲享受只是少部分人的特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人民群众普遍为生活所累而缺乏闲暇时间和闲暇需求。在今天的人类文明背景下，休闲已成为广大普通老百姓的权利，一个大众化的休闲时代正在到来。充裕的闲暇时间和宽裕的经济条件使人类的闲暇需求越来越旺盛。当休闲还只是少数人的权利的时候，微乎其微的人类闲暇需求还不足以引致出一个庞大的休闲产业。然而，在当今条件下，旺盛的大众休闲需求正在诱发一个规模庞大的休闲产业，从而使休闲经济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学家托夫勒1970年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写道：“服务业最终还是会超过制造业的，体验生产又会超过服务业。”《体验经济》的作者约瑟夫·派恩二世和詹姆斯·吉尔摩1998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指出了“体验式经济时代的来临。” 托夫勒、约瑟夫·派恩、詹姆斯·吉尔摩所指的体验式经济其实就是指休闲经济。

人类的各种潜在的休闲需求是巨大的。随着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提高，人类的这种休闲需求会在人的整个需求中占越来越大的比重，而且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已经或正在为人类的这些需求的满足创造条件，人类已具备把自身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的能力，而人类的需求一旦由潜在转化为现实，就会形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人类巨大而且丰富多样的闲暇需求以及对这种需求的供给将会形成规模庞大且丰富多样的经济供求关系，成为人类社会经济总量继续增长的源泉，而不断出现的人类的各种新的闲暇需求和供给也将会成为人类社会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在人类的闲暇需求和闲暇供给这对经济关系的实现过程中，闲暇时间至关重要。闲暇时间是人类产生闲暇需求的基础，如果没有闲暇时间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人类的闲暇需求。闲暇时间诱发了人类的闲暇需求，闲暇需求又导致了闲暇经济的形成，因此，可以把闲暇时间看成是一种经济资源。巴黎是一个比较休闲的城市，居民的闲暇时间比较多。有人做过统计，巴黎街头人的步行速度只有每分钟40步，而像我国上海这样繁忙的城市，人的步行速度为每分钟100步左右。充裕的闲暇时间使巴黎的咖啡馆等闲暇产业异常活跃，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尽管人们可以利用多出的闲暇时间去从事别的事情，从而创造经济价值，但休闲本身也是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的。哪一种取舍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待于进一步探究，但这至少说明闲暇时间其本身是一种可供开发的经济资源。

像其他社会经济资源一样，作为一种可供开发的经济资源，闲暇时间所蕴涵的经济价值需要人们去开发。在开发过程中要对人类当前拥有多少闲暇时间，在这些闲暇时间中人们可以产生多少闲暇需求，这些闲暇需求有多少具有经济开发价值……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行认真探讨。另外，如何有效地引导人们合理地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诱导

人们积极健康的闲暇需求，促进闲暇时间经济价值的实现，这也是需要深入探究的。

四、有效发展闲暇经济的一些对策建议

1、政府应该在宏观层面上用货币媒介来嫁接人类的闲暇需求和供给

闲暇消费不同于传统的实物消费，实物消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实物做媒介将二者联系了起来，也就是说实物消费的生产者和需求者之间的媒介是现实的、确定的，后来为了流通的方便便产生了货币这种万能的媒介形式。而闲暇消费的生产者和需求者之间缺少现实的、确定的媒介体。社会发展到今天，万能的货币可以作为一切供需关系之间的媒介，尽管闲暇消费的供需双方之间实体媒介模糊，但万能的货币将会把闲暇消费的供需双方嫁接到一起。闲暇需求属于一种新型的需求，闲暇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未来产业，更多的闲暇供求关系需要用额外的货币来沟通和连接，从而使以货币衡量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总额中包括闲暇供求所创造的价值。

社会的其他诸多供求关系都已为货币所体现，如我国工薪阶层的工资结构中就有所谓的米袋子、菜篮子、医疗费、住房补贴费、教育费、煤气费、交通费、午餐费等等。随着人类闲暇需求的膨胀、闲暇经济规模的增长，闲暇消费的供需关系必将以货币来体现。因此，有必要在工资结构中再增加一项专门的货币费用——休闲支出费用。这样政府可以从宏观层面上以货币为媒介有效地把人类的闲暇需求与闲暇供给嫁接起来，可以促进人类的闲暇需求向现实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化，可以促进闲暇时间向经济资源的转化，可以促进闲暇时间的经济价值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可以实现社会总福利的增加。

2、彻底有效地推行带薪休假制度

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潜力已越来越小的情况下，政府有必要开拓新的经济增长途径，闲暇经济就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形式，这其实已经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所认可，近些年各国对旅游经济的重视就证实了这一点。当前我国也把开发闲暇经济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如有些省市把旅游业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或先导产业。我国近些年多次改革居民的休假制度，延长居民的闲暇时间，反映出我国在制定政策方面的与时俱进，这些政策客观上对我国闲暇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特别是上世纪末实行的黄金周制度，促进了我国旅游业的井喷式发展。

然而，我国居民的闲暇时间跟国外居民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我国的带薪休假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行。由于闲暇需求对于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带薪假期将会成为必要。带薪假期将增加居民的闲暇时间，而正如上文所述，闲暇时间在闲暇经济时代是一种可供开发利用的经济资源，增加居民的闲暇时间其实也就等于增加了新的经济发展机遇。鉴于此，国家有必要出台硬性的措施，确保带薪休假制度的实行。

3、出台专门针对乡村居民的休闲发展计划

我国的国情有别于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我国的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在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更广泛的社会需求将来自于农村人口，因此，在利用闲暇时间、发展闲暇经济的过程中，绝不能忽视广大农村人口需求这一巨大的经济发展推动力。然而，我国的农村人口具有特殊性，大部分农村人口没有城市居民那样充足的闲暇时间和金钱，不能像城市居民那样潇洒地进行闲暇消费。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居民就没有可供开发利用的闲暇时间，事实上农村居民在无聊中度过的闲暇时间比城市居民可能还要多，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针对农村居民的特殊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乡村居民休闲发展计划，如举办集庙会、集贸、文艺演出于一体的乡村集会，举办乡村文艺活动等。也可以由国家筹集乡村休闲业发展专项基金，采用公私集资的形式，由政府出面组织乡村居民出游、外出观摩学习、保健养生等。只要能促进乡村休闲业的发展，各种形式都可以尝试采用。

参考文献：